稗编卷三　　　　　　　眀　唐顺之　撰易二

稗编卷三　　　　　　　眀　唐顺之　撰易二

论重卦之人　　　　　　　孔頴逹系辞云：「河出圗，洛出书，圣人则之。」又礼纬含文嘉曰：「伏羲徳合上下，天应以鸟兽文章，地应以河圗洛书，伏羲则而象之，乃作八卦。」故孔安国、马融、王肃、姚信等并云：「伏羲得河圗而作易。」是则伏羲虽得河圗，复须仰观俯察以相防正，然后画卦。伏羲初画八卦，万物之象皆在其中，故系辞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是也。虽有万物之象，其万物变通之理犹自未备，故因其八卦而更重之，卦有六爻，遂重为六十四卦也。系辞曰：「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是也。然重卦之人，诸儒不同，凡有四说：王辅嗣等以为伏羲重卦，郑▯之徒以为神农重卦，孙盛以为夏禹重卦，史迁等以为文王重卦。其言夏禹及文王重卦者，案系辞：「神农之时已有」盖取益与噬嗑，以此论之，不攻自破。其言神农重卦亦未为得。今以诸文騐之，案说卦云：「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凡言作者，创造之谓也。神农以后便是述脩，不可谓之作也。则幽赞用蓍，谓伏羲矣。故干凿度云：「垂皇防者羲」上系论用蓍云：「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既言圣人作易十八变成卦，明用蓍在六爻之后，非三画之时。伏羲用蓍，即伏羲已重卦矣。说卦又云：「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隂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既言圣人作易兼三才而两之，又非神农始重卦矣。又上系云：「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此之四事皆在六爻之后。何者？三画之时未有彖繇，不得有尚其辞；因而重之始有变动，三画不动，不得有尚其变；揲蓍布爻方用之卜筮，蓍起六爻之后，三画不得有尚其占；自然中间以制器者尚其象，亦非三画之时。今伏羲结绳而为网罟，则是制器，明伏羲已重卦矣。又《周礼》小史掌三皇五帝之书，明三皇已有书也。下系云：“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盖取诸夬。”既象夬卦而造书契，伏羲有书契，则有夬卦矣。故孔安国《书序》云：“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又曰：“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是也。又八卦小成，爻象未备，重三成六，能事毕矣。若言重卦起自神农，其为功也，岂比《系辞》而已哉？何因《易纬》等数所歴三圣，但云伏羲、文王、孔子，竟不及神农？明神农但有“葢取诸益”，不重卦矣。故今依王辅嗣，以伏羲既画八卦，即自重为六十四卦，为得其实。其重卦之意，备在《说卦》，此不具叙。伏羲之时，道尚质素，画卦重爻，足以垂法后代。浇讹德不如古，爻象不足以为教，故作《系辞》以明之。

卦辞作于文王　　　　　　郑　樵【后同】陆徳明曰：宓羲因河圗而画八卦，因而重之为六十四卦。文王作卦辞，周公作爻辞，孔子作十翼。三圣不数周公，以父统子业也。宓羲初画八卦之时，一卦虽有隂阳之象，未必三画以象三才，冩天地雷风水火山泽之象，乃谓之卦。初有三画，犹以为未足以尽万物变通之理，必重为六画，而后天下之能事毕矣。故曰六爻成卦。《易纬》曰：卦者，挂也。言垂挂物象以示人，故谓之卦。卦辞亦谓之系辞，言文王系属其文辞于逐卦之下，亦谓之繇辞。繇者，抽也。言抽出《易》中吉凶悔吝之事，谓之繇。《易·系》曰：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又曰：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徳耶？当文王与纣之事耶？葢谓文王遭羑里之拘而作卦耳。此卦辞为文王之眀验也。

爻辞作于周公周公被流言之变，而作爻辞，故于三百八十四爻各有辞，效天地隂阳、君臣人事、万物变化之理尽矣。爻辞之中，如“入于穴”、“不速之客来”、“如或系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灾”、“如见豕负涂”、“载鬼一车”、“如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咷”、“捜櫽其辞”，使世人观之，其言若出于无心者，实皆至理之所寓，特圣人不能遽以告人耳。此非周公不能作也。爻辞亦谓之系辞，《大传》言系辞者五”，皆指爻辞为系辞，谓周公系属其辞于逐卦之下，故亦谓之系辞。惟爻辞为周公作，故多文王已后事。“升”之六四，“王用享于岐山”；“明夷”之六五，“箕子之明夷”；《彖》文曰“以蒙大难，文王以之”；“既济”之九五，“东隣杀牛不如西隣之禴祭”；“小过”之六五，“密云不雨，自我西郊”。详此诸文，爻辞作于周公无疑矣。论卦辞爻辞谁作【孔颖达陈臯】周易·系辞》凡有二说。一说卦辞、爻辞并是文王所作。案《系辞》云：“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又曰：“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当文王与纣之事耶？”又《干凿度》云：“垂皇防者，羲卦；道演徳者，文成命者，孔通卦验。”又云：“苍牙通灵昌之成，孔演命眀道经。”准此诸文，伏羲制卦，文王系辞，孔子作十翼。易歴三圣，只谓此也。故史迁云：“文王囚而演易”，即是“作易者其有忧患乎”。郑学之徒，并依此说也。二以为騐爻辞多是文王后事。案《升》卦六四：“王用享于岐山”，武王克殷之后，始追号文王为王。若爻辞是文王所制，不应云“王用享于岐山”。又《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武王观兵之后，箕子始被囚奴。文王不宜豫言箕子之明夷。又《既济》九五：“东隣杀牛，不如西隣之禴祭。”说者皆云西隣谓文王，东隣谓纣。文王之时，纣尚南面，岂容自言已徳受福胜殷？又欲抗君之国，遂言东西相隣而已。又《左传》韩宣子适鲁，见《易》象云：“吾乃知周公之徳。”周公被流言之谤，亦得为忧患也。验此诸说，以为卦辞文王，爻辞周公，马融、陆绩等并同此说。今依而用，之所以只言三圣不数周公者，以父统子业故也。案《礼·稽命徴》曰：“文王见礼壊乐崩，道孤无主，故説经礼三百，威仪三千。其三百三千，即周公所制。”《周官》《仪礼》明文王本有此意，周公述而成之，故系之文王。然则《易》之爻辞，亦是文王本意，故《易》纬但言文王也。陈臯曰：“孔子曰：‘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徳耶？当文王与纣之事耶？’”是以知爻卦之辞皆文王所作也。

且六十四卦卦辞皆不言文王与纣之事，惟直指卦徳及吉凶而已。独爻辞有文王与纣之事，由是知爻辞亦文王所作，非周公也。“小过”“小畜”云：“密云不雨，自我西郊。”文王自言已徳之未及施也。“东隣杀牛，不如西隣之禴祭。”此文王言纣之不道神。必不福之也。泰归妹曰：帝乙归妹。帝乙，纣之父，文王之所君也。故文王多引之。箕子之明夷，亦文王时事也。居商之末，周德初盛，岂非文王时乎？若周公之时，不得为衰世也。騐此，非周公之事明矣。或曰：武王克商之后，遂追号文王，升卦不当云“王用亨于岐山”。升者，将升进其道，此太王顺民之心，避敌岐山下，因以兴周之事也。若以周未克商，不当号王。文王世子武王答文王曰：“西方有九国焉，君王其终抚诸？”则是文王未崩时，已有君王之称矣。又曰：武王观兵之后，箕子始被囚奴，不应豫言“箕子之明夷”。曰：“箕子圣贤，为纣不用，自晦其明，以蒙大难，有日矣。”非因其囚奴而曰“箕子之明夷”也。又曰：文王之时，纣尚南面，岂容自言已徳受福胜商？又欲抗君之国，言东西之相隣耶？曰：文王自受命即曰王矣。虽纣未灭，国人已王之，又何疑于相抗哉？当纣之时，文王已专征伐，既克崇，又戡黎矣。书曰：“惟十有一年，大统未集。”谓文王之十一年也。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国五十年，而曰十一年，则是计受命之年也。其曰王，自无嫌矣。又曰：韩宣子适鲁，见《春秋》之法，故美周公之徳；见《易》象，故知周之所以王。所见各别，所美又殊，安得而释之哉？文王作易爻辞辨。胡一桂【文献后同】冯厚斋解《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云：「箕字，蜀本作其字。此继统而当明伤之时之象。其指大君当明伤之时而传之子，则其子亦为明夷矣。」又谓文王作爻辞，移置君象于上六，以初登于天，后入于地。况「明夷」之主六五在下，而承之「明夷」之主之子之象也。子继「明夷」之治，利在于贞明，不可以复夷也。后世以其为箕，遂傅防于文王与纣事，甚至以爻辞为周公作，而非文王。葢箕子之囚奴，在文王羑里之后，方演《易》时，箕子之明未夷也。李隆山深然其说，谓班马只言文王演卦，又曰「人更三圣，世歴三古」，止言包羲、文王、孔子，未尝及周公也。马融、陆绩、王肃、姚信始有周公作爻辞之说，絶不经见。孔頴逹始引韩宣子见《易》象与鲁《春秋》，而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为周公爻辞之证。审尔谓周公作爻辞可也，而《春秋》又将属之周公乎？此论确矣。愚谓以爻辞为文王作，固自有据。况夫子唯曰「易之兴也，当文王与纣之事乎」，是故其辞危，言辞只说文王，未尝及周公，则所谓辞者，安知非卦爻之辞邪？

愚固已疑之矣。然考箕子囚奴，诚在文王羑里之后，文王决无预言之理。而「随之王用亨于西山」「升之王用亨于岐山」，又诚类太王、文王之事。夏商之王未有亨于岐山者。朱子解作卜祭山川之义，诸侯祭境内山川，亦正二王为侯时事。以此观之，则爻辞未必果文王所作。故谓之作于周公，韩宣子见《易》象之言，诚可证也。隆山辨鲁《春秋》之说，葢自不晓其义耳。宣子本意自说「见《易》象则知周公之徳，见鲁《春秋》则知周之所以王也」。周之王犹能为《春秋》之时之主义，甚昭然。若厚斋因蜀本「其」字之误，尽疑天下之本，反改而从之，尤有所未可。前汉赵賔正蜀人解《明夷》六五「箕子」为「荄兹」，则蜀本「箕」字初未尝作「其」字。况厚斋谓父当暗世而传子，故其子亦为「明夷」，歴考前古惟尧舜，老而舜禹摄，此乃明徳相继。夏商之王，未见父在而子立者，惟桀纣可当明夷之主，其肯遽传之子乎？冯氏见后世北齐末主、前宋徽钦，而有是说，谓文王作爻辞，乃取此义乎？爻辞称帝乙、箕子，自是一例。况明夷、箕子之称，又自有夫子彖传为之证据。彖传「利艰贞」，箕子以之之辞，与爻辞「箕子之明夷，利贞」之辞，正相应。乌可传防蜀本一字之误，以证爻辞为非周公作哉？愚故不能无辨，以祛读者之惑。

易文言辨或疑文言非夫子作，葢以第一节与穆姜之言不异，本义以为疑，古有此语，穆姜称之，夫子亦有取焉，得之矣。然犹以为疑之初，亦未尝质言之者，葢尝妄论之曰：若果如或疑，则何止文言，虽大象亦谓之非夫子作可也？何者？八卦取象虽多，而其要则天地山泽雷木风水云泉雨火电日。今考文王彖辞，自震雷之外，离虽取象于日，而未尝象火；周公爻辞，自巽木离日之外，虽三取雨象，亦未尝专取坎，他则未之闻焉。至夫子翼易，始列八卦之象，而六十四卦大象于是乎始各有定属。如是，则夫子以前凡引易者，不当有同焉可也。而左传所载卜筮之辞，多取八物之象，此皆在夫子之前，而引易以占者如此。若然，则大象亦谓之非夫子作可也，谓夫子已前元有可也，谓夫子作者非也。今欲知其果作于夫子而无疑，其将何说以证？尝反覆思之，而得其说：春秋，夫子笔削之经也；左传，春秋经传也。夫子系易，实在作春秋之前，絶笔于获麟，葢不特春秋之絶笔，亦诸经之絶笔也。左氏生夫子之后，尊信夫子春秋，始为之传。由此观之，谓易有取于左传乎？抑左传有取于易也？又观其文法，要皆左氏之笔，而穆姜为人淫慝迷乱，安得自知其过，而有此正大之言，如弃位而姣等语，决知非出于其口。如是，则四徳之说是左氏本文言语作为穆姜之言明矣。至若占辞多取诸八物，亦非当时史氏语，实左氏本夫子大象以文之一时，不暇详密，遽以夫子所作之象为夫子以前之人之辞也。又如国语载司空季子为晋文公占得国之辞，又不特取诸八物，且有及于坎劳卦之说。如是，则并与说卦亦谓之非夫子作可乎？大抵居今之世读古圣人书，只当以经证经，不当以传证经。若经有可疑，他经无证，阙之可也，何况夫子十翼，其目可数。今乃因传文反致疑于经，可乎？愚以是知文言大象，真夫子作，而左氏所引不足为惑，故不得不辨。

论系辞非圣人作　　　　　欧阳脩童子问曰：「系辞非圣人之作乎？」曰：「何独系辞焉？文言、说卦而下，皆非圣人之作，而众说淆乱，亦非一人之言也。昔之学《易》者，杂取以资其讲说，而说非一家，是以或同或异，或是或非。其择而不精，至使害经而惑世也。然有附托圣经，其传已久，莫得究其所从来，而覈其真伪，故虽有明智之士，或贪其杂博之辨，溺其富丽之辞，或以为辨疑是正，君子所慎，是以未始措意于其间。若余者，可谓不量力矣。邈然逺出诸儒之后，而学无师授之传，其勇于敢为而决于不疑者，以圣人之经尚在，可以质也。」童子曰：「敢问其畧？」曰：「《干》之初九曰：「潜龙勿用。」圣人于其象曰：「阳在下也。」岂不曰其文已显而其义已足乎？而为文言者，又曰：「龙德而隠者也。」又曰：「阳在下也。」又曰：「阳气潜藏。」又曰：「潜之为言，隠而未见。」《系辞》曰：「《干》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徳，可大则贤人之业。」其言天地之道，乾坤之用，圣人所以成其徳业者，可谓详而备矣。故曰：「《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者，是其义尽于此矣。」俄而又曰：「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隂阳之义配日月，易简之善配至徳。」又曰：「夫《干》确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简矣。」又曰：「夫《干》天下之至健也，其徳行常易以知险；夫《坤》天下之至顺也，其徳行常简以知阻。」《系辞》曰：「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者，谓六爻而兼三才之道也。其言虽约，其义无不包矣。又曰：「《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而《说卦》又曰：「立天之道，曰隂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隂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系辞》曰：「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眀吉防。」又曰：「辨吉防者，存乎辞。」又曰：「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防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防其吉防。是故谓之爻。」又曰：「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系辞焉以尽其言。其说虽多，要其指归，止于系辞明吉防耳，可一言而足也。」凡此数说者，其畧也。其余辞虽小异，而大防则同者，不可以胜举也。谓其说出于诸家，而昔之人杂取以释经，故择之不精，则不足怪也。谓其说出于一人，则是繁衍丛脞之言也。其遂以为圣人之作，则又大缪矣。孔子之文章，《易》《春秋》是已。

其言愈简，其义愈深。吾不知圣人之作繁衍丛脞之如此也。虽然，辨其非圣之言而已，其于《易》义尚未有害也。而又有害经而惑世者矣。「文言」曰：「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防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是谓干之四徳。又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贞者，性情也。」则又非四徳矣。谓此二说出于一人乎？则殆非人情也。「系辞」曰：「河出圗，洛出书，圣人则之。」所谓圗者，八卦之纹也。神马负之，自河而出，以授于伏羲者也。葢八卦者，非人之所为，是天之所降也。又曰：「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逺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然则八卦者，是人之所为也，河圗不与焉。斯二说者，已不能相容矣。而「说卦」又曰：「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賛于神明而生蓍，防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隂阳而立卦。」则卦又出于蓍矣。八卦之说如是，是果何从而出也？谓此三说出于一人乎？则殆非人情也。人情常患自是其偏见，而立言之士莫不自信其欲以垂乎后世，惟恐异说之攻之也。其肯自为二三之说以相抵牾，而疑世使人不信其书乎？故曰非人情也。凡此五说者，自相乖戾，尚不可以为一人之说，其可以为圣人之作乎？童子曰：「于此五说，亦有所取乎？」曰：「干无四徳，而洛不出圗书，吾昔已言之矣。若元亨……」利贞则圣人于彖言之矣。吾知自尧舜已来用卜筮尔，而孔子不道其初也，吾敢妄意之乎？童子曰：「是五说皆无取矣。然则繁衍丛脞之言与夫自相乖戾之说，其书皆可废乎？」曰：「不必废也。古之学经者皆有大传，今书礼之传尚存，此所谓系辞者，汉初谓之易大传也。至后汉已为系辞矣。语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也。』系辞者，谓之易大传，则优于书礼之传逺矣。谓之圣人之作，则僣伪之书也。葢夫使学者知大传为诸儒之作，而敢取其是而舍其非，则三代之末去圣未逺，老师名家之世，学长者先生之余论杂于其间者在焉，未必无益于学也。使以为圣人之作，不敢有所择而尽信之，则害经惑世者多矣。此不可以不辨也。吾岂好辨者哉？」童子曰：「敢问四徳？」曰：「此鲁穆姜之所道也。初穆姜之筮也，遇艮之随而为随元亨利贞说也。在襄公之九年后十有五年，而孔子始生，又数十年而始賛易。然则四徳非干之徳，文言不为孔子之言矣。」童子曰：「或谓左氏之传春秋也，窃取孔子文言以上附穆姜之说，是左氏之过也。然乎？」曰：「不然。彼左氏者，胡为而传春秋？岂不欲其书之信于世也？乃以孔子晚而所着之书为孔子未生之前之说，此虽甚愚者之不为也。

葢方左氏传春秋时，世犹未以文言为孔子作也，所以用之不疑。然则谓文言为孔子作者，出于近世乎？」童子曰：「敢问八卦之说？」或谓伏羲已授河圗，又俯仰于天地，观取于人物，然后画为八卦尔。二说虽异，防其义则一也。然乎？曰：「不然。此曲学之士牵合傅防，以茍通其说，而遂其一家之学尔。其失由于妄以系辞为圣人之言而不敢非，故不得不曲为之说也。河圗之出也，八卦之文已具乎？则伏羲授之而已，复何所为也？八卦之文不具，必湏人力为之，则不足为河圗也。其曰观天地，观鸟。兽取于身，取于物，然后始作八卦。葢始作者，前未有之言也。考其文义，其创意造始，其劳如此，而后八卦得以成文。则所谓河圗者，何与于其间哉？若曰已授河圗，又湏有为而立卦，则观于天地、鸟兽，取于人物者，皆备言之矣，而独遗其本始所授于天者，不曰取法于河圗，此岂近于人情乎？考今系辞二说，离絶各自为言，义不相通，而曲学之士牵合以通其说，而悮惑学者，其为患岂小哉？古之言伪而辨，顺非而泽者，杀无赦。呜呼，为斯说者，王制之所宜诛也。童子曰：敢问生蓍立卦之说？或谓圣人已画卦，必用蓍以筮也，然乎？曰：不然。考其文义，可知矣。其曰：“昔者圣人之作易也”，者谓始作易时也。又曰：“幽賛于神明而生蓍，防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隂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者谓前此未有蓍，圣人之将作易也，感于神明而蓍为之生，圣人得之，遂以倚数而立卦。是言昔之作易立卦之始如此尔。故汉儒谓伏羲画八卦由数起者，用此说也。其后学者知幽賛生蓍之恠，其义不安，则曲为之说，曰“用生蓍之意者”，将以救其失也。又以卦由数起之义害于二说，则谓已画卦而用蓍以筮，欲牵合二说而通之也。然而考其文义，岂然哉？若曰已作卦而用蓍以筮，则大衍之说是已。大抵学易者莫不欲尊其书，故务为竒说以神之，至其自相乖戾，则曲为牵合而不能通也。童子曰：敢请益？曰：夫谕未逹者，未能及于至理也，必指事据迹以为言。余之所以知系辞而下非圣人之作者，以其言繁衍丛脞而乖戾也。葢略举其易知者尔，其余不可以悉数也。其曰：“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又曰：“精气为物，防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云者，质于夫子平生之语，可以知之矣。其曰：“知者观乎彖辞，则思过半矣”，又曰：“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云者，以常人之情而推圣人可以知之矣。其以乾坤之防，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而不知七八九六之数同，而乾坤无定防。此虽筮人，皆可以知之矣。至于何谓「子曰」者，讲师之言也。

《说卦》《杂卦》者，筮人之占书也。此又不待辨而可以知者，然犹皆迹也。若夫语以圣人之中道，而过推之天下之至理而不通，则思之至者可以自得之。童子曰：「既闻命矣，敢不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