稗编卷九 明 唐顺之 撰诗二
稗编卷九 明 唐顺之 撰诗二
诗议 程大昌三代以下儒者，孰不谈经？而独尊信汉说者，意其近古，或有所本也。若夫古语之可以证经者，逺在六经未作之前；而经文之在古简者，亲预圣人援证之数，则其审的可据，岂不愈于或有师承者哉？而世人苟循习▯之旧，无能以其所当据而格其所不当据，是敢于违古背圣人，而不敢于是正汉儒也。呜呼，此诗议之所为作也。一【古有二南而无国风之名】诗有南、雅、颂，无国风。其曰「国风」者，非古也。夫子尝曰：「雅颂各得其所。」又曰：「人而不为《周南》《召南》，未尝有言『国风』者。」予于是疑此时无「国风」一名，然犹恐夫子偶不及之，未敢遽自主执也。左氏记季札观乐，歴叙《周南》《召南》《小雅》《大雅》《颂》，凡其名称与今无异。至列叙诸国，自邶至豳，其类凡十有三，率皆单纪国土，无今「国风」品目也。当季札观乐时，未有夫子，而《诗》名有无与今《论语》所举悉同，吾是以知古固如此，非夫子偶于「国风」有遗也。盖「南」「雅」「颂」乐名也，若今乐曲之在某宫者也。「南」有周、召；「颂」有周、鲁、商，本其所从得，而还以系其国土也。二《雅》独无所系，以其纯当周世，无用标别也。均之为雅音，类既同，又自别为大小，则声度必有丰杀，防肉亦如十二律然，既有大吕，又有小吕也。若夫邶、▯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此十三国者，诗皆可采，而声不入乐，则直以徒诗着之本土，故季札所见与夫周工所歌，单举国名，更无附语，知本无「国风」也。二【南，雅，颂，为乐诗；诸国，为徒诗】春秋战国以来，诸侯卿大夫士赋诗道志者，凡诗杂取无择。至考其入乐，则自邶至豳，无一诗在数享之用。鹿鸣、乡饮酒之笙，由庚、鹊巢、射之奏，驺虞、采苹，诸如此类，未有或出南雅之外者。然后知南雅颂之为乐诗，而诸国之为徒诗也。鼓钟之诗曰：“以雅以南，以籥不僣。”季札观乐，有舞象箾、南籥者，详而推之，南籥二南之籥也，箾雅也，象舞颂之维清也。其在当时，亲见古乐者，凡举雅颂，率防以南。其后，《文王世子》又有所谓“胥鼔南”者，则南之为乐，古矣。《诗》更秦火，简编残阙，学者不能自求之古，但从世▯训故，第第相受，于是剏命古来所无者，以为国风防匹雅颂，而文王南乐遂包统于国风部彚之内。虽有卓见，亦莫敢出众拟议也。杜预之释《左氏》，亦知南籥当为文乐矣，不胜习▯之久，无敢正指以为二南也。刘炫之释《鼔钟》，虽疑雅南之南当为二南，亦不敢自信，惟能微出疑见，而曰“南如周南之南而已”。夫诸儒既不敢主二南以为南，而《诗》及《左氏》虽皆明载南乐，絶不知其节奏为何音何类，其賛颂为何世何主。惟《钩命决》之书叙载四夷之乐，适有名南者，郑氏因遂采取以傅足其数。孔頴达辈率皆因袭其说，凡六经之文有及于南者，皆指南夷南乐，以应塞古制，甚无理也。且夫周备古乐，如韶、夏、濩、武，各取一代极盛者用之，何有文王象舞而独采夷乐以配此？其谬误不待辩而白也。假设其时欲以广取为备，乃四夷之乐独取其一，何名为备？反覆讨究，凡诸儒之所谓南者，揆之人情则无理，质之古典则无据。至于箾之舞，象籥之奏，南，凡季札之所亲见者，明言其为文王之诗。茍是南也，而非二南之南，则六经夫子凡其谓南者，果何所指邪？此予所以敢违诸儒之说，而断以为乐也。
三【南雅颂之为乐无疑】周之燕祭，自云韶等类，兼采异代以外，其当代之乐，惟南、雅、颂三者，随事配用。诸序序所作为，具言其以大抵皆入律可奏也。清庙之诗，凡三十一，其不指言祭祀者八，而皆作之于庙也。至于商十二诗，其存者五，皆配声以祀，知非徒诗也。鲁之颂虽不皆于祀乎用之，而其始作也，固已得请为颂矣。其节奏必皆依颂成声，故得齿于商、周而无嫌也。语曰：「夫子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夫雅颂得所于乐正之后，非乐而何？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为之为言，有作之义。既曰作，则翕纯皦绎，有器有声，非但歌咏而已。夫在乐为作乐，在南为鼓南。质之《论语》，则如「三年不为乐」之为吾，以是合而言之，知二南、二雅、三颂之为乐无疑也。
四【四始品目】南雅颂以所配之乐名，邶至豳以所从得之地名。史官本其实，圣人因其故，未甞少加损也。夫子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其曰得所者，复其故列云尔。既曰复其故列，则非夫子创为此名也。季札观鲁，在襄之二十九年，夫子反鲁，在哀之十一年。却而数之，六经之作，上距季札，无虑六十余年。诗之布于南，于雅，于颂，于诸国，前乎夫子，其有定目也久矣。则不待夫子既出而创以名之也。学者求圣人太深，曰六经以轨万世，其各命之名必也。有美有恶，或抑或▯，不徒然也。重以先儒赘添「国风」一名，防错其间，「四诗」之目，万世不敢轻议。又从而例其义曰：「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徳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也。」四者立，而大小髙下之辨起。从其辩而推之，有不胜其驳者矣。颂愈于雅，康宣其减鲁僖乎？雅加于风，则二南其不若幽厉矣。先儒亦自觉其非，又从而支离其说曰：「风有变风，雅有变雅，不皆美也。」夫同名风雅，中分正变，是明以璵璠命之，而曰其中实杂碔砆，不知何以名为也。且其释雅曰：「雅者正也」，则雅宜无不正矣。已而觉其诗有文武焉，有幽厉焉，则又自正而变为政，自政而变为大小废兴，其自相矛盾，类如此。又有大不然者，东周之王位号以世，虽齐威、晋文，其力足以无上，而頫首归尊称之曰王，不敢少变。信如先儒所▯，实有「国风」而风又非王者总统列国之称，则夫子间《黍离》于卫、郑，其遂以天王之尊，下伍列国矣。累百世儒者至此，不敢极辩，盖皆心知其不然，而无说以为归宿，故宁置之不谈而已。此皆始于信「四诗」而分美恶，故虽甚善傅防者，愈凿而愈不通也。且《诗》《书》同经，夫子删定，《诗》有南、雅、颂，犹书之有典、谟、训、诰、誓、命也。诰之与命，谟之与训，体同名异，世未有以优劣言者。其意若曰：是特其名云尔。若其善恶得失，自有本实，不待辞费故也。是故秦穆之誓，上同汤武；文侯之命，防配傅说。世无议者，正惟不▯于名耳。而至于诗之品目，独譊譊焉，是非谓之不知类也乎？
五【国风之名出于左荀】国风之名，汉人盛言之，而挈着篇首，则自毛氏始。戴记、迁史，凡援说国风，或引为自己所见，或托以夫子所言，盖皆沿并前▯，不足多辩。载尝究求其元，则左氏、荀况氏既云尔矣。曰风有采蘩、采苹，曰风之所以为风者，取是以文之也。是时去孔子不逺，已有若言矣。左氏之非，邱明前軰多疑之，其最不掩者有曰：「虞不腊矣，世未更秦，未有腊名，是不独不与夫子同时，亦恐世数相去差逺矣。」又况其托说于君子「曰」者，乃明出左氏臆见，故如指采蘩、采苹为风，援引颂文而冠商鲁其上，皆春秋以后语，非如季札所列，是其鲁府古藏本真也，岂可槩狥世传，疑其授诸夫子也哉？荀况之出，虽附近夫子，其源流乃出子弓，子弓者，古云仲弓也。雍之所得，既非参赐之比，而况之言，又不纯师也。中庸率性，子思亲受之其家，而成性存存，克己复礼，皆易、论语中夫子笔舌所出也。况乃槩曰：「人性本恶，其善者伪也。」若以善为非性，则礼也、道义也，皆非天赋，而自外来。设使己欲、已克、本性、已成，元无此礼，本无放失，循何而复？不蕴道义，则本自无有，亦何存之得存哉？此其学术已明戾夫子，不可信据矣。犹有可诿曰▯授或偏见解，不至至唐虞象刑，典谟既尝两出，又皆虞史所书，亦帝舜本语，而况直曰：「治古无象刑而有肉刑也。」夫六经明有其文者，况犹忽忘以为无有，则讹诗为风，其可坚信以为有所▯授乎？
六【证左荀创标风名之误】汉人赘目国风以防雅颂，其源流正自况出也。何以知其然也？汉之诗师，莫有出申公之先，而其诗▯亦无能与鲁诗为匹者。申公之师则浮丘伯，而浮丘伯者，亲况门人也。髙后时，浮丘伯尝逰京师；文帝时，申生又以精诗为博士。刘歆所谓诗始萌牙者也。汉诗自毛公以外，得立学官者凡三家。齐辕固事景帝，始为博士；独韩婴在燕，申生在鲁，最为蚤出。然终西都之世，鲁▯之盛，如王臧、孔安国、王式、韦贤、贤子元成，尝皆以诗显名，为世所宗。辕、韩之学，絶不能抗，则汉世诗▯大抵皆自况出也。譬之水然，源浊则流浊，所受则然。何怪乎况说之蔓衍于汉哉？左氏之生在况先后，则未易亟断。然而创标风名以比雅颂，则二子同于一误也。抑尝深求其故，则亦自有盖札之言。诗尝曰：“其卫风乎？”又曰：“泱泱乎大风也哉！”是语也，谓康叔、太公之余风形见于诗者，若此其盛云耳。左、荀之在当时，其必尊信乎札言而不究其所以言意。札之谓风者，与雅颂配对，又防十三国者，徒诗而无他名，徒国而无附语，遂并齐、卫二诗槩取风名加配诸国，于是乎风与雅颂遂有名称与之相敌。后儒因又加国其上，而目曰国风。毛氏正采国风之目，分寘十三国卷首；而作大序者，又取司马迁四始而扩大之，遂明列其品曰风、雅、颂，分为四诗，是谓四始。诗之至也。四始立而国风之体上则揜没二南，使其体不得自存；又上则包并后稷、平王，使王业在位下齿侯国，其失如此。究求所始，皆左、荀二子误认季札本意而已。此其误之所起而可考者如此。然是说也，子虽有见而去圣人絶逺，乃欲以百世末学回数千载积久尊信之语于儒家俱无疑议之后，多见其不知量也。已然其敢于自信者，季札夫子格言遗训交相证定，非予出臆说焉耳矣。七【逸诗有豳雅豳颂而无豳风以证风不得抗雅】周官之书，先夫子有之。其籥章所龡逸诗，有豳雅、豳颂，而无豳风。则又可以见成周之前，无风而有诗、雅、颂，正与季札所见名称相应也。太师比次诗之六义，曰风也，赋也，比也，兴也，雅也，颂也。列以为六，盖类而畅之，犹曰诗之各有其理者如此而已耳。郑司农于此，遂取季札「卫风」一语，以实其说，而曰：「国风者，古固已有，如大师所掌也。」是郑氏亦觉六经夫子无言诗之有风者，而特并沿六经以证夫风之有本耳。故予得以断谓左、荀之失，起于误认札语也。且郑不知此之六目，特释其义，而未尝以命其名也。试言其类，吉甫之赠申伯也，自叙所着曰：「其诗孔硕，其风肆好。」是正六义中取风以为之义者也。然而夫子厘雅、颂以正其所，而崧髙部彚自属大雅，足以见雅之体可以包风，风之义不得抗雅，其证甚明也。
八【论豳诗非七月】周礼籥章龡豳诗豳雅豳颂，则豳疑于入乐矣。然予尝取周官凡尝及乐者，反覆推考，以类证类，然后知籥章之谓豳诗豳雅豳颂者，非今《七月》等诗也。盖自大司乐以下，诗之入乐者，皆枚数其篇若名，如九夏之《王夏》《肆夏》、大射之《驺虞》《貍首》是其证也。而未尝有如籥章所龡，槩举诗、雅、颂三体，无分其为何篇、何名者也。夫既于篇章无所主指，固不可亿其为诗矣。设如所云，即诗、雅、颂自是三类，使一类但有一诗，岂其不为三诗乎？今考诸《豳》为诗凡七，独《七月》一篇与迎气祈祭相入，至《鸱鸮》以下六篇，皆明指周公居东时事，既与迎气祈祭絶不相类，又无缘可混雅颂以为名。郑氏必欲附防，乃取《七月》而三分之，曰此风也，此雅也，此颂也。一诗而杂三体，吾不敢臆断其然乎？不也！然独质诸《论语》，夫子以雅颂得所始，为乐正，则雅颂混为一诗，其得为正乎？其既不正，岂不为夫子之所刋削也乎？且又有不通者，用以入乐，其全奏乎？抑断章而龡乎？使其全奏，则一乐所举凡三夺其伦，籥章其失职矣。使断章而取，自应别《七月》而三奏之，不应杂三体以为一诗也。郑氏既欲曲取《七月》以实籥章，而籥章所龡诗也、雅也、颂也，是巳鼎立为三。细而推之，三者之中，诗之名既可以该括雅颂，而《七月》一诗，又惑于诸儒所谓国风中，若从籥章之旧而谓之诗，则是于四始独遗国风。于是又舍籥章本文而自出已语，独改豳诗以为豳风，而曰此诗即籥章氏所龡者也。此可以见其迁就无据之甚矣。欧阳文忠公疑别有豳诗于今不存，所谓理至之言，不得不服者，吾取以为断也。盖古今事有偶相类者，夫子闻韶于齐，而齐亦有《角招》《征招》释者，读“招”如“韶”，后世因其语而和之曰《角招》《征招》，是诚韶之遗音在齐者。今去古日逺，安知前人此说不有传授？亦未敢必谓其非也。頼孟子载此诗本语曰：「畜君何尤？」又从而辩之曰：「畜君者，好君也。」然后今世得以知其为景公君臣相说之乐，而非舜韶也。今郑氏以籥章所龡之豳诗雅颂，适与豳同，而遂取是三体于《七月》一诗，则招同于韶，且又在齐，其亦可指以为虞舜九成者矣。天下事正不可如此牵合也。
九【辩诗序不出子夏】诗序，世传子夏为之，皆汉以后语，本无古据，学者疑其受诸圣人，噤不敢议。积世既久，诸儒之知折衷夫子者，亦尝觉其违异而致其辩矣。子因防己意而极言之。夫子尝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是说也，夫子非以言诗也。或者鲁太师挚之徒奏乐及关雎，而夫子嘉其音节中度，故曰：「虽乐矣而不及于淫，虽哀矣而不至于伤。」皆从乐奏中言之，非以叙列其诗之文义也。亦犹賔牟贾语武而曰「声淫及商」者，谓有司失传而声音夺伦耳，非谓武王之武实荒放无检也。今序误认夫子论乐之指，而谓关雎诗意实具夫乐淫哀伤也，遂取其语而折之曰：「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是关雎之义也。其与夫子之语既全不相似，又考之关雎乐则有之，殊无一语可以附着于淫哀伤也。夫其本圣言而推之者，尚破碎如此，其他何可泥名失实而不敢加辩也欤？至他序失当与诗语不应，则有昭然不可掩者矣。荡之诗以「荡荡上帝」发语，召旻之诗以「旻天疾威」发语，盖采诗者摘其首章要语以识篇第，本无深义。今序因其名篇以「荡」乃曰：「天下荡荡，无纲纪文章」，则与「荡荡上帝」了无附着于「召旻」，又曰：「旻，闵也，闵天下无如召公之臣也。」不知「旻天疾威」有闵无臣之意乎？凡此皆必不可通者，而其他倒易时世舛误本文者，触类有之。又如《丝衣》之序引髙子曰「以缀其下」，自是援引他师解诂以释诗意，决非古语。世儒于其不通者，则姑敛黙而阙疑焉。大抵疑其传授或出圣门焉耳。然则不能明辩着序者之主名，则虽博引曲喻，深见古诗底蕴，学者亦无敢主信也矣。
十【辩小序缀语出于卫宏】谓序诗为子夏者，毛公、郑▯、萧统辈也。谓子夏有不序诗之道三，疑其为汉儒附托者，韩愈氏也。诗之作，托兴而不言其所从兴，美刺虽有，指着而不斥其为何人。子夏之生，去诗亡甚逺，安能臆度而补着之欤？韩氏所谓知不及者，至理也。范▯之传卫宏曰：“九江谢曼卿善毛诗，宏从受学，作毛诗序，善得风雅之防，于今传于世。”而郑▯作毛诗笺也，其叙着传授，明审如此，则今传之序为宏所作，何疑哉？然以子夏而较衞宏，其上距古诗年嵗逺近，又大不侔。既子夏不得追述，而宏何以能之？曰：晔固明言所序者毛传耳，则诗之古序非宏也。古序之与宏序，今混并无别，然有可考者。凡诗发序两语，如“关雎后妃之徳也”，世人之谓小序者，古序也。两语以外续而申之，所谓大序者，宏语也。郑▯之释南陔曰：“子夏序诗篇义合编，遭战国至秦，而南陔六诗亡。毛公作传，各引其序，冠之篇首，故诗虽亡而义犹在也。”▯谓序出子夏，失其传矣。至谓六诗发序两语，古尝合编，至毛公分冠者，▯之在汉，盖亲见也。今六序两语之下，明言有义亡辞，知其为秦火以后见序而不见诗者所为也。毛公于诗苐为之传，不为之序，则其申释先序时义，非宏而孰为之也？以郑▯亲见而证先秦故有之序，以六序缀语而例三百五篇序语，则古序、宏序昭昭然白黒分矣。
十一【辨序】宏之学出于谢曼卿，曼卿之学出于毛公，故凡宏序文，大抵祖述毛传以发意指。今其书具在，可覆视也。若使宏序先毛而有，则序文之下，毛公亦应时有训释。今惟郑氏有之，而毛无一语，故知宏序必出毛后也。郑氏之于毛传，率别立笺语以与之别，而释序则否，知纯为郑语，不竢表别也。又况周自文武以后，鲁自定哀以前，无贵贱朝野，率皆有诗。诗之或指时事，或主时人，则不可槩定。其决可揆度者，必因事乃作，不虚发也。今其续序之指事喻意也，凡左传、国语所尝登载，则深切着明，歴歴如见。茍二书之所不言，而古书又无明证，则第能和附诗辞，顺畅其意，未有一序而能指言其人其事也。此又有以见序之所起，非亲生作诗之世，目击赋诗之事，自可以审定不疑也。然则晔谓续序之为宏作，真实録矣。且夫诗之古序，亦非一世一人之所能为也。采诗之官，本其得于何地，审其出于何人，究其主于何事，具有实状，致之太师，上之国史。国史于是采案所以缀辞其端，而藏诸有司，是以有发篇两语，而后世得以目为古序也。诗之时世，上自商周，下迄春秋，歴年且千百数。若使非国史随事记实，则虽夫子之圣，亦不得凿空追为之说也。夫子之删诗也，择其合道者存之，其不合者去之。删采既定，取国史所记二语者，合为一篇而别着之，如今书序之未经散裂者，《史记》、《法言》叙篇传之同在一帙者，其体制正相因也。经秦而南陔六诗逸，诗虽逸而序篇在。毛公训传既成，欲其便于讨求，遂厘剟诸序，各寘篇首，而后卫宏得缀语以纪其实，曰：“此六诗者，有其义而亡其辞也。”此又其事情次比可得而言者然也。
十二【据季札序诗篇次】予论二南、国风，既与左、荀、汉儒大戾，而世之信四子，盖略与夫子等。若非即四子之说而有以屈服之，则予犹不能自信而能取信于人乎？左、荀、汉儒其理若事，既详辩之矣。而予意所乡，欲求典刑来自夫子，或如季札观鲁之类，辩之而极其明，措之而不可易，乃有以立今信而释前疑也。世逺无古书可考，则不免试于毛传乎？求之，求之，既久，忽于析类标卷之间，见其名称略与札同，而时有赘出者，因从赘出者而删削之。其类例所列，乃遂上与札语配合无间，因得以确然自信曰：「季札所见品式，其尚未磨，而毛公之误，其尚可正也哉！」盖自《周南》以及《召南》、《邶》、《豳》十三国、《小雅》、《大雅》、《颂》，皆古诗之名品，次第略见札语，而亦毛传散在篇卷者然也。毛氏之标篇记卷也，于二雅三颂，每一更卷，特曰「某诗之什」，卷第若干，而其或雅或颂，则别出一简，列寘左方，未尝举而加诸记卷之首也。独至于《周南》、《召南》、十三国者，则皆枚数国名，升而系诸各卷诗名之上，如曰「周南关雎传第一」、「邶柏舟传第三」，而后别出国风一目，布之左简。二体既异，而其书类例由此不能自相防合，且多与札语抵牾矣。以毛氏之所自标者而防较言之，则二南、十三国者之比雅颂，既皆长添国土于每卷之上矣。以札语而较毛传，则二南、十三国之左，遂又赘添「国风」一名。以已例则自为差戾，眎札语则有所増溢。盖尝详而求之，则知其所从差而正其所以误，削去「国风」二字，而下周南、召南与夫自邶至豳凡十三国名者，补寘今毛氏「国风」部位，则二南、十三国、二雅、三颂，皆列寘「毛诗」二字之下，而标卷悉用诗名，截然一贯，无有殊异，而三百十有一篇者，与季札所见名称、位置，色色相合矣。其乐名之附国土者，则《周南》、《召南》、《周颂》、《鲁颂》、《商颂》同为一类，其徒诗之系国土者，则十三国而无。乐名，又自一类。其小大二雅，不系国土，独志音调。又自一类，彼此防防，悉无舛误。此予所以得循毛传，以正毛失，而喜古则未泯者，此也。毛传篇卷散裂，难考。今取其本目，着之于前，而用予所意定者，随着之后。茍信予说，而即此观之，不待求之毛传，固已昭昭可晓也。十三【论毛诗有古序所以胜于三家】孔子世家》古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复，取可施于礼义者三百五篇。然而今诗之着序者顾三百一十一篇，何也？龚遂谓昌邑王曰：“大王诵诗三百五篇。”王式曰：“臣以三百五篇谏。”防纬之书，如《乐纬》《诗纬》《尚书璿玑钤》，其作于汉世者，皆以三百五篇为夫子删采定数。
故长孙无忌辈推本其说，知汉世毛学不行，诸家不见诗序，不知六诗亡失也。然则先汉诸儒不独不得古传正说而宗之，虽古序亦未之见也。夫既无古序以总测篇意，则往往杂采他事比类以求归宿，如战国之人相与赋诗然，断章取义，无通槩成说。故班固总齐鲁韩三家而折衷之曰：“申公之训，燕韩之传，或取《春秋》杂说，咸非其本义也。”然则古序也者，其诗之喉襟也欤？毛氏之传固未能悉胜三家，要之有古序以该括章指，故训诂所及，防一诗以归一贯，且不至于漫然无统。河间献王多识古书于三家之外，特好其学，至自即其国立博士以教，与《左氏传》偕行，亦为其源流本古故耳。然终以不得立于天子学官，故竟西都之世不能大显。积世既久，如《左氏春秋》《周礼》六官，儒之好古者悉知本其所自，特加尊尚，而毛传始得自振。东都大儒如谢曼卿、卫宏、郑众、贾逵、郑▯皆笃乡传习，至为推广其教，而万世亦皆师承昔之三家，乃遂不能与抗。则古序之于毛公，其助不小矣。班固之传毛也曰：“毛公之学，自谓出于子夏。”则亦以古序之来不在秦后，故以子夏名之云耳。毛亦未必能得的传而真知其何人也。若夫郑▯直指古序以为子夏，则实因仍毛语，无可疑也。子夏之在圣门，固尝因言诗而得褒予矣，曰：“起予者商也。”则汉世共信古序之所由出者必以此。然子贡亦尝因切磋琢磨而有防于夫子之意，其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是亦夫子语也，而独以序归之子夏，其亦何所本哉？十四【论采诗序】诗因乎其地】古者陈诗以观民风，审乐以知时政。诗若乐，语言声音耳，而可用以察休戚得失者，事情之本真在焉。故也，如使采诗、典乐之官稍有増损，则虽季札、师旷亦末以用其聦与智矣。是故诗之作也，其悲欢讥誉讽劝赠荅，既一一着其本语矣。至其所得之地与夫命地之名，凡诗人之言，既已出此，史家宁舍国号以从之，无肯少易夫其不失真如此，所以足为稽据也。及其裒辑既成，部居已定，圣人因焉定之。以南者既不杂雅，其名雅者亦不防颂，其不为南、雅、颂而为徒诗者，亦各以国若地系之，率仍其旧，圣人岂容一毫加损哉！知此说者，其于诗无遗例矣。故南一也，而有周、召以分陜命之也。颂一也，而有周、商、鲁以时代别之也。诗陈于夏，而类着于豳，周人因后稷先公赋诗之地也。自《七月》以后，多为周公而作，察其言，往往刺朝廷之不知，豳大夫其实为之也。在盘庚时，商已为殷，且颂又有《殷武》，今其颂乃皆为商。唐叔封唐，在变父时已为晋矣，至春秋时实始有诗，今其目乃皆为唐。又其甚者，三监之地，自康叔得国时已统于卫，今其诗之在顷、襄、文、武者，乃复分而为三，曰邶、▯、卫。
凡此数者，猝而视之，若有深意，徐而考实证类，正从民言之便熟者纪之耳，本无他意也。后世事有类此者，中国有事于北狄，惟汉人为力，故中国已不为汉，而北边犹指中国为汉。唐人用事于西，故羌人至今尚以中国为唐。从其称谓熟者言之，古今人情不甚相逺也。《王黍离》诸篇，既徒诗而非乐，不可以参之南、雅、颂，故以诗合诗，杂寘列国，如冀州之在《禹贡》下，同他州不必更加别异，知于帝都之体无损也。不独此也，木▯美齐而列于卫，猗嗟刺鲁而系诸齐，召穆之民劳，卫武賔之初筵，不附其国而在二雅。推此类，具言之，若事为之说，则不胜其说，而卒不能归一也。今一言以蔽曰：本其所得之地，而防贯彼此，俱无疑碍，故知其为通而可据也。且夫子尝自言“述而不作”，六经惟《春秋》疑于作，而“夏五郭公”亦因故不改，乃至于《诗》，特因其旧而去取焉。其肯自己立程邪？故因其所传之乐而命之名，本其所作之地而奠其列，是所谓“信以传信”也，亦所谓“述而不作”也。
十五【论南为乐名】或曰：“卫宏之言南也，曰化自北而南也。今二南之诗有江、沱、汉、汝，而无齐、卫、▯晋，则其以分地南北为言，不无据也。”曰：“十五国，单出国名，而周、召独缀‘南’其下，以汉人义类自相防较，则既不一律矣。而谓其时化独南被，未能北及者，意其当文王与纣之世也。然而纣犹在上，文王仅得以身受命，而居西为伯，召公安得伯爵而称之？况又大统未集，周虽有陜，陜外未尽为周，周虽欲限陜而分治之，召公亦于何地而施其督莅邪？又如《甘棠》之诗，正是追咏遗徳，疑其尚在召公国燕之后。于是时也，周之徳化既已纯被天下，无复此疆尔界矣。《驺虞》、《麟趾》，盖其推而放诸四海，无不凖者，岂复限隔何地，而曰某方、某国甫有某诗？则宏之即周、召分地而奠南北者，非笃论也。周公居中，王畿在焉，故所得多后妃之诗；召公在外地，皆侯服，则诸侯、大夫、士、庶人皆有诗可采，亦各随其分地而纪系其实。宏乃因其及后妃也，而指为王者之化；因其在侯服也，而命为诸侯之风。然则王化所被，一何狭而不畅邪？此皆不知‘南’之为乐，故支离无宿耳。”十六【论关雎为文王诗】或曰：古语曰「周道阙而关雎作」，又曰「康后晏朝，关雎作戒」。使南而果乐也，安得纯为文王之乐也？曰：从作诗者言之，固可命以为作；从奏乐言之，岂不得谓之作乎？「关雎」文王固已有之，为夫晏朝者之不能宪祖也，遂取故乐奏之，以申儆讽。其曰「作」，犹「始作翕如」之「作」则虽人更百世，南更万奏，犹不失为文乐也。宏之序《鱼丽》也，固尝枚数《棠棣》，列着文武内外之治，是为文武之诗矣。至其正序《棠棣》，乃曰「闵管蔡之失道，故作《棠棣》焉」。夫文武之时，安知管蔡失道而预作一诗以待之邪？左氏所说，盖曰「厉王怨郑，欲引狄以讨除之，其于防墙外御之义，全与文武不类」。于是召穆公纠合周族，歌文王所从燕乐兄弟者，以感动王。其于《常棣》言「作」，盖「振作」之「作」，而非「著作」之「作」。且又吊二叔而封同姓者，明言周公为之。而宏之于二义，皆迷失其本，遂谓「闵管蔡而着此诗」，此其为误，岂不重复可笑哉？茍疑夫《关雎》作于康后而非文王之南，其以《棠棣》之作于召穆公者例而言之，斯释然矣。
十七【论诗乐及商鲁二颂】或曰：「子以徒诗不为乐，则籥章之于豳诗，尝并豳雅、豳颂而比竹以龡矣，则安得执为徒诗也？」曰：「此不可臆度也。古来音韵节奏，必皆自有律度。如从今而读雅颂等之，其为诗章焉，孰适而当为雅？孰适而当为颂也？廼其在古，必有的然不可汨乱者，所谓雅颂各得其所者是也。然则列国之诗，其必自有徒诗而不堪入乐者，不可强以意测也。」或曰：「颂有美无刺，可以被之管▯矣。雅之辞且具讥怨，亲出其时，而可明播无忌欤？」曰：「此不可一槩言也。若其隠辞寓意，虽陈古刺今者，诗之乐之，皆无害也。至其斥言政乖民困，不可于朝燕诵言，则或时人私自调奏，而朝廷不知，亦不能絶也。朝廷不知，而国史得之録以示后，以见下情壅于上闻，而因为世戒，是或自为一理也欤？其可悉用常情而度古事哉？」或曰：「季札所观之诗，其名若次皆与今同，而独无商鲁二颂。是鲁虽有诗，而不得其全，岂得尽据札语而证定他诗邪？」曰：「此其所以古而可信也。僖虽有颂，未必敢与周颂并藏；商颂虽頼周太师以存，鲁未必遂亟得之后。经夫子鸠集删次，乃为今诗，则札之观鲁，其不见宜也。」或曰：「诗序今与经文并置学官，如是说行，独奈何？」曰：「不相悖也。」「周余黎民靡有孑遗，崧髙维岳，峻极于天。周民其果无余乎？崧岳其果极天乎？而圣人存之不废，盖不以其辞妨实理也。诗而一语不附事实，圣人且所不删，则序之发明于诗为不少矣，而又可废乎？」「记礼之书，万世通知，汉儒所为。今其有理者，亦偕古经列寘学官，则于诗序乎何议？」
诗辩 王 直圣人垂训于方来也，其见诸言行之间者，既周且详，而尽心焉者，于六经尤着焉。六经非圣人之所作，因旧文而删定者也。易因伏羲、文王之着而述之，大传所以明隂阳变化之理；书因典谟训诰之文而定之所以纪帝王治乱之迹；春秋因鲁史之旧而修之所以明外伯内王之分；诗因列国歌謡风雅之什而删之所以陈风俗之得失；礼所以着上下之宜，乐所以导天地之和，皆切于日用，当于事情，而为万世之凖则也。其于取舍用意之际，似寛而实严，若疎而极宻，故学者舍六经无以为也。奈何秦熖之烈，燔灭殆尽。至汉尝尊而用之，而莫得其真，或传于老生之所记诵，或出于屋壁之所秘藏。记诵者则失于舛谬，秘藏者未免于脱略。先儒因其舛谬脱略，复从而订定之，务足其数而以己见加之，其阙者或伪为以补之，或取其已删者而足之。其受祸之源虽同，而诗为尤甚。夫诗本三千篇，圣人删之，十去其九，则其存者必合圣人之度，皆吟咏情性，涵畅道徳者也。故圣人之言曰：「兴于诗。」教其子则曰：「不学诗，无以言。」与门弟子语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羣，可以怨。」至于平居雅言，亦未尝忘之。诗之为用，蒙瞽之人习而诵之，咏之闺门，被之管弦，荐之郊庙，享之賔客，何所往而非诗邪？后世置之博士，以谨其▯为用，固亦大矣。则其温厚和平之气，皆能感发人之善心者，可知焉。今之存者，乃以郑衞淫奔之诗混之，以足三百十一篇之数，遂谓圣人之所删。至如桑中、溱洧之言，皆牧竪贱▯之所羞道，圣人何所取而存邪？玩其辞者，何所兴言之复何加邪？学之何益于徳？诵之闺门，乌使其非礼勿聴邪？被之管弦，荐之郊庙，鬼神飨之賔客，意何在邪？是未可知也。且圣人有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然思且无邪，见于言者，又何盭邪？假使圣人实存之，则其所删者又必甚于是邪？或曰：圣人存之者，盖欲后世诵而知耻，所以惩创人之逸志，亦垂戒之意也。是故《春秋》据事直书，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皆明言之而不隐，及其成也，皆知畏惧。《诗》之为意，岂外是哉？嗟乎！举善之是尚，恶者固自知其非。且《春秋》者，国史也，备列国之事，必欲见其葬、吊、防、盟、聘、享、征伐、嫁娶之节。阙之，则后世无所▯无所▯则后世无所信。故备书之，而用意之深，则在明褒贬于片言之间也。然《诗》既为民间歌謡之什，遗其善固不可失，其恶又乌害于道乎？由是论之，则淫奔之诗在圣人之所删，盖必矣。且张载、子厚尝论：衞人轻浮怠惰，故其声音亦淫靡，闻其乐使人有邪僻之心，而郑为尤甚矣。夫圣人教人以孝悌忠信，恨不挽手提耳以嘱之，何乃以淫靡之乐而使人起邪僻之心乎？故其论为邦亦曰：「放郑声。」然则揆之于理，据之于经，考之于圣人之言，意虽有仪、秦之辩，吾知其叛于理而失圣人垂训之意矣。
论诗序乖乱 章俊卿【后同】诗序之壊，诗无异三传之壊《春秋》。然三传之壊《春秋》，而《春秋》存；诗序之壊诗，而诗亡。三传好为巧说，以壊《春秋》，非不酷也；然其三家之学，自相弹射，后儒又有啖赵之徒，能以辨其非，故世人颇知三传之非《春秋》也。是以《春秋》犹存；若乃诗序之作，既无学三家者以攻之，又无后儒以言之，俗学相传，以为出于子夏；妄者又直以为圣人，知求其义，又只就序中求之。学者自儿童时读诗，即先读序，已入肌骨矣。呜呼，诗安得不亡乎！《春秋》之教，或不待圣人复生，可以行于后；诗人之防，虽吾夫子复出，不可与世人辨也。然则诗序之为害，比之三传，其酷不愈甚乎？且如二南之诗，谓之《周南》《召南》，此盖古人采诗于周之南，得之则为《周南》；采诗于召之南，得之则为《召南》。周、召皆周地也。地志扶风雍县东北有周城，东南有召城，古以周、召二公分土而治，主东西方诸侯，于地得其诗，故以为名。二南之义，盖出于此。彼序诗者，乃以《关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风，系之周公；《鹊巢》《驺虞》之徳，诸侯之风，故系之名公。谬妄之甚也！既以二南系之二公，则遂以其诗皆为文王之诗；见《关雎》《葛覃》妇人之诗，则遂以他诗亦皆出之妇人。文王一人，在《周南》则以为王者，在《召南》则以为诸侯；太姒一人，在《周南》则以为后妃，在《召南》则以为夫人。岂夫子正名之意乎？以二南之诗，所言后妃、夫人，多无义理，其间大可怪者，如《小星》之诗云：“夙夜在公，肃肃宵征，抱衾与裯。”夫“肃肃宵征”者，逺行不怠也；“夙夜在公”者，勤王之事也。诗之此语多矣。抱衾裯而夜行者，皆不惮劳役之意，岂非命之不均乎？故曰“实命不犹”，此无疑其为使臣勤劳之诗也。今其序乃曰：“夫人无妬忌之行，惠及贱妾，进御于君，知其命有贵贱，能尽其心矣。”不知进御于君，何用“肃肃宵征，夙夜在公”为哉？又何用抱衾与裯而往？乎注云：诸妾夜行，抱被与床帐进御之次序。疏云：虽君所有裯，亦当抱衾裯而往。学经不知理，乃至于此，岂不贻有言者之笑？《汝坟》曰：「既见君子，不我遐弃。」《殷其雷》曰：「振振君子，归哉归哉。」皆其室家思见君子之辞，而勉之以正，劝之以义。吾未见其可也。既曰「召南之国」被文王之化，兔罝之武夫皆好徳，又安得强暴之男侵陵正女，而致行露之讼？又安得有女懐春而吉士诱之，如《野有死麕》之辞？谓文王太姒之化只及妇人，不及男子，已非也。况妇人果皆正洁，则亦如汉上之女不可犯，安有「无感我帨，无使尨吠」之语序于此为说不行？乃云被文王之化，虽当乱世犹恶无礼，委曲讳防，亦以劳矣。予谓不然。二南之诗虽大槩美诗，而亦有刺诗，不惟西周之诗，而《汉广》之游女不可求，《国风》无以异也。何以辩之？据《何彼秾矣》一诗可知矣。其曰「平王之孙，齐侯之子」，考《春秋》庄公元年书曰：「王姬归于齐。」此乃桓王女，平王孙下嫁于齐襄公，非平王孙齐侯子而何？说者必欲以为西周之诗，于时未有平王齐侯，乃以平王为平正之王，齐侯为齐一之侯，与书「宁王」同义，此妄也。据诗人明指其人之子孙，则必直言之，如称卫庄姜云「东宫之妹，邢侯之姨」，《颂》鲁僖公云「周公之孙，庄公之子」，又何疑乎？且其诗刺诗也，以王姬徒以容色之盛而无肃雍之徳，何以使人化之？故曰：「何彼秾矣，棠棣之华，曷不肃雍，王姬之车。」诗人若曰：「言其容色固如棠棣矣，然汝王姬之车何不肃雍乎？」是讥之也。今其序反曰：「犹执妇道以成肃雍之徳。」变白为黒，于理安乎？观此一篇之义，则二南之诗与夫三百五篇壊于诗序，暗昧磨灭礼义，殆尽矣。夫子曰：「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欤？」今人为二南而反面墙，可不哀哉？或曰：《何彼秾矣》之诗若是东周之诗，何不列之于《王黍离》而列？之于此乎？曰：为诗之时，则东周也；采诗之地，则召南也。于召南所得之诗，而列于东周，此不可也。或又曰：子辩诗序之非是矣，借无诗序，后世知诗为何义？且其序行之数百年，彼岂无据而云曰？“圣人删诗不为之序，非不能为之也，正使学者深惟其义，而后可以自得诗人之意。”不若易《春秋》之微妙，学者能深思之，不待序而自明，亦如《春秋》不待▯，亦自得也。不幸汉儒之陋，一冠之以序，诗始无传焉。且彼又乌有据哉？不过多据左氏之说尔。左氏亦自诬妄，不足信，以妄传妄，反可信乎？其他无可据者，又只于诗中求之：如“见小星”之“寔命不同”，则云“知其命有贵贱”；“见何彼秾矣”，云“曷不肃雍”，则云“以成肃雍之徳”。浅陋之见止如此，他何所见乎？呜呼！齐女文姜嫁于鲁，鸟兽之行，终以弑夫灭国，《春秋》屡书为戒万世。彼则刺郑忽，云“齐女贤而不娶”，齐桓公之霸，正讥其无救卫之功，惟书“城楚丘”以讥之。彼则云“齐桓公攘夷狄而封之”，国人思厚报之。若此之类，背理乱教为甚，世人乃酷信之，诗乌得而不亡乎？然此无他，学者不深于《春秋》，故诗义无自而见，诗序无由知其谬也。
诗序非止于一人以诗序为卜子夏所作者，自沈重之言始；以诗序为卫敬仲所作者，自范晔之言始。愚尝以诗序考之，文辞殽乱，知其非出于一人之手也。何者？《史记》作于司马氏，而「日者」等传，褚先生实补之；《汉史》作于班固，而《古今人表》，曹大家实续之。然则《诗序》之作，谓専出于一人，可乎？姑试论之。诗有六义，一曰风，至六曰颂，则见于《周官》太师之所掌。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至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则见于《戴经》之《乐记》。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为诗以遗王，名之曰《鸱鸮》焉，则见于《书》之《金縢》。古者长民，衣服不贰，从容有常，以齐其民，则见于《戴记》之《缁衣》。文公不能使髙克将兵而御狄于境，则见于《春秋》之《左氏传》。正考甫得商颂十二篇于周之太师，以《那》为首，则见于《左氏》之《国语》。持辞引援，往往杂出于传记之文，而谓一人为之，可乎？若以沈重之言为子夏所作，未必非敬仲；若以范晔之言为敬仲所作，则未必非子夏。然则《诗序》果作之谁乎？昔昌黎议诗有曰：「子夏不序诗【阙】然后知《诗序》非子夏所作，实出于汉之诸儒也。
序诗之次周召风之正经固当为首。自周而下十有余国，编比先后，旧无明说。欧阳氏曰：「周南、召南、邶、鄘、衞、王、郑、齐、豳、秦、魏、唐、陈、曹，此孔子未删之前，周太师乐歌之次第也。」周、召、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此今诗次第也。周、召、邶、鄘、卫桧、郑、齐、魏、唐、秦、陈、曹、豳、王，此郑氏诗谱次第也。诗正风，周南、召南，王化之本也。二南之风变，故次之以邶、鄘、卫衞一国也，而三其名，志卫首恶灭与国也。诸侯相并，王迹灭矣。雅亡而为一国之风，故次之以王。王制不足以统临天下，而畿内乏诸侯，若郑者亦自为列国，故次之以郑。君臣上下之分失，而人伦乱，故次之以齐。天下之风至此，则无不变之国。魏，舜禹之都；唐，帝尧之国。其遗风虽存，今亦变矣，故次之以魏、唐。先代之风化既冺，天下相胥而夷矣，故次之以秦。夷狄之化行，圣王之流风尽矣。陈，舜之后，风化所厚也，圣人之典法所在也。而今也，风化熄而典法亡矣，故次之以陈。人情迫于危亡，则思治安，故思治者乱之极也，故次之以桧、曹。乱既极，必有治之之道，周家之始盖尝由之矣，故次之以豳。言变之可正，所以识王业之兴也。王业成而为政于天下，故次之以雅。雅者，王之政也。小之先大，固有叙也。天下之治始于正风，以风天下，其终也，功徳可以告于神明，终始之义也，故次之以颂。颂之有鲁，盖生于不足也。商则颂前代之美，不可废也，故附于其后。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请观周乐于鲁，而豳居秦上，秦在魏前，陈在唐后，不能无差，盖是时诗未叙于圣人之手。哀公十一年，孔子自衞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上距季札时，盖六十有二年【以小雅为周之衰者，季札也；王通反其说，谓盛而非衰也。以豳为乐而不淫者，季札也；王通反其说，谓勤而不怨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