稗编卷十四

稗编卷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稗编卷十五明唐顺之撰春秋五周正辩【不改时与月】周洪谟或问南臯子曰：「唐虞夏后皆以建寅为岁首，今之厯是也。周人以建子为岁首，是以子月为正月乎？」曰：「岁首云者，言改元始于此月，是以此月为正朔，非以此月为正月也。」曰：「正朔、正月有以异乎？」曰：「正之为言端也，端之为言始也。正朔者，十二朔之首，史官纪年之所始也。正月者，十二月之首，厯官纪年之所始也。」或曰：「正者，长也。正朔之为第一朔，正月之为第一月，犹长子之为第一子也，故皆可谓之岁首。」前乎商之建丑也，《书》曰：「惟元祀十有二月。」是商之正朔，以十二月为岁首，而非以十二月为正月也。后乎秦之建亥也，史谓秦既并天下，始改年朝贺，皆自十月朔，故曰「元年冬十月」。是秦之正朔，以十月为岁首，而非以十月为正月也。由是推之，则周人之建子者，以十一月为岁首，而不以十一月为正月也。后世儒者不得其义，故有纷纷不决之论。汉孔安国、郑康成则谓周人改时与月，宋伊川胡安国则谓周人改月而不改时。独九峰蔡氏谓不改时亦不改月。至于元儒吴仲迂、陈定宇、张敷言、史伯璿、吴渊颖、汪克寛辈，则又逺宗汉儒之谬，而力诋蔡氏之説，谓以言《书》则为可从，以言《春秋》则不可从。于乎四时之序，千万古不可易，而乃纷更错乱，以冬为春，以春为夏，以夏为秋，以秋为冬，位随序迁，名与实悖，虽庸夫騃子且知其不可，而谓圣人平秩四时，奉天道以为政者，乃如是乎？予惧学者惑其言，未有不诬圣经以乱先王之法者，故以《易》《书》《诗》《周礼》《春秋》《论语》《孟子》及《汲▯》《周书》《史记》《汉书》可以证诸儒论辩之失者，参考而详列于左云。易易》临卦辞至于八月有凶。”程子谓：“八月者，阳生之八月，阳始生于复，自复至遯凡八月，自建子至建未也。”朱子《本义》亦从其説，又云：“恐文王作卦辞时只用周正纪之。”按《汉书》：“武王克商之后，始改周正。”况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则文王固未尝改正朔也。善乎隆山李氏曰：“一阳复，十一月至巳为干，则阳极隂生；一隂姤，五月；二隂遯，六月；三隂否，七月；四隂观，八月，方建丑月卦为临，二阳浸长，逼四隂。当此之时，阳势方盛，至于八月建酉，卦为观，四隂浸长，逼二阳，则临二阳至观危矣，故曰‘至于八月有凶’。”所谓“至于八月有凶”者，言之于临，则当自临数而不当自复数；以临则当数至观，而不当数至遯。临、观乃隂阳反对消长之常理。文王于临以“八月有凶”为戒，其义甚着，岂可外引遯卦谓周八月哉？

然则文王奉商正者也，而此所谓八月乃夏正八月，则商、周之不改时与月者，观于此亦可见矣。书三正之説，始于《夏书》“怠弃三正”之文。传谓观此，则子丑之建，唐虞以前当已有之。愚则以为唐虞以前固不可考。伊尹谓商革夏正，汲▯《周书》亦谓汤改正朔，以建丑之月为正，则改正自商始也。董仲舒谓舜承尧改正朔，此则谬妄。观尧老而舜摄也，《书》曰“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舜老而禹摄也，又曰“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则舜始终用尧之正朔也，明矣。至于禹承舜，亦以建寅为正，未闻其迭建子丑三正并用也。则子丑之正，固非当时之制，有扈氏何为而怠弃之乎？盖三正必有所指，意如三极三纲之类，非后世之所谓三正也。《泰誓》曰：“惟十有三年春，大防于孟津。”《武成》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魄，戊午，师逾孟津。”蔡氏以为孟春建寅之月是矣。汉孔氏以一月为建子之月，而《泰誓》又系之以春，故遂以子月为春，是谓周人改时与月，可谓谬矣。班固作《前汉志》，亦因其説，以武王伐纣为建子之月，而又引伶州鸠言武王伐纣之日，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辰在斗柄，星在天鼋。近世汪氏谓以唐厯遡而上之，日月星宿无一不合，是皆惑于子为岁首之义耳。要之，武王伐纣不在子月，又何必揆以子月之星象，而实其所无之事哉？曰：“何以知武王伐纣之不在子月耶？”曰：“周未改时与月也。”曰：“何以明之？”曰：“于《周诗》《周礼》而见之也。”周人作诗，其论隂阳皆合乎四时之序；周公作礼，其陈法制禁令皆顺乎四时之宜。此皆昭如日月，而不可掩者。后儒不信圣人之经，而信传记之説，亦独何哉？又如《金縢》曰：“秋大熟，未获，必酉戌之月然后可谓大熟。”如仲夏季，夏为秋，何以谓之大熟乎？穆王命君牙曰：“若蹈虎尾，渉于春氷，必孟春东风解冻，然后氷不可渉。”如仲冬季，冬为春，则何氷之不可渉乎？是周之不改时与月者，观于《书》为可见矣。《诗》《豳风》之诗，説者皆谓豳乃夏之列国，故周公述先公豳俗之事，必以夏正为言，殊不知厯数之纪，三代一辙，何必谓周公以夏时述夏事也？借使豳风为然，则何故他诗之言时月者，亦皆从夏正乎？且尧时仲夏，日在鹑火，大火昏中，至周公时岁差既多，则六月日在鹑火，大火昏中，七月日在鹑首，而昏中大火已西流至未矣。故周公据目前所见而曰「七月流火」，使以夏时追述夏事，则又何不验以夏时之星象，而据当时之星象以言哉？至于下章云「十月改岁」，言时至冬岁，时事将改，亦犹《尧典》称冬为朔，《易》之义。

或曰：以正朔之始于子终于亥者为改岁，非谓改十一月为正月也。「曰流火」「曰改岁」，是周公即当时之星象正朔，以告成王，使之易晓，岂以夏时而述夏事哉？东莱吕氏不察其説，而谓「三正通于民俗，尚矣，周特举而迭用之耳」。朱子亦谓「周厯夏商，其未有天下之时，固用夏商正朔，然其国僻逺，无纯臣之义，又自有私记其时月者，故三正皆尝迭用」。是谓周之先公私有纪候之法，故云「十月改岁」。然既以十月为改岁，则又何以云「二之日为卒嵗」乎？是其一篇之中，自相矛盾而不可通矣。元张敷言因其説，又谓「周之月数皆改，必其朝觐聘问颁厯授时，凡笔之史册者，则用时王正朔，其民俗岁时相与话言，则皆以寅月起数」。史伯璿又因其説，谓「诗咏歌之词所言以寅月起数者，即所谓民俗岁时相与话言者也」。是不知《周礼》朝觐之类皆从夏正，而诗人之咏歌者未必皆民俗之言，如《出车》之劳还师，《臣工》之戒农官，是果民俗之言乎？且三代三正之建，各新一代之制，在上者不可纷更迭用而惑生民之耳目，在下者不可狥时立法而违时王之制度。子思子生于周末，犹谓「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以见制度之归于一也，岂有三代盛时而使民家异政，人异法者哉？或又谓一之日，二之日者，是以子月起数，殊不知一之日者，一阳之日；二之日者，二阳之日；三之日者，三阳之日；四之日者，四阳之日。是以六阳先后之序，数日而非数月也。变月言日者，以文之顺尔，是岂以子月起数而私立纪候之法哉？然而诗之与夏正合者，不止于豳风而已。《而出车》之诗云：「春日迟迟，卉木萋萋」，则夏正之春也。如仲冬季冬为春，何以见草木之荣乎？《四月》之诗云：「秋日凄凄，百卉具腓」，则夏正之秋也。如仲夏季夏为秋，何以见草木之瘁乎？曰：「四月维夏」，如子月起数，则当云「六月维夏」也；「曰六月徂暑」，如子月起数，则当云「八月徂暑」也。《小明》之诗云：「二月初吉，载离寒暑」，乃大夫西征之日也。其后作诗则曰：「昔我徃矣，日月方燠」，如以十二月为二月，何以谓日月之燠乎？此周之不改时与月者，观于诗为可见矣。周礼新安汪氏谓《周礼》凡言正月，指子月；岁终，指丑月；正岁，指寅月。州长正月属民读法，正岁读法如初。言“初”，则正月居先，可知矣。若以寅月为正月，不当又有“正岁”也。陋哉言乎！如周既以子月为正月，则明年之亥月方为岁终也。何遽以次月之建丑者为岁终哉？既以寅月为正岁，则子月方读法，而寅月又何遽读法如初哉？盖“正月”指寅月，“言岁终”指亥月，“言正岁”指新岁。

《言周礼》每以“正月”“岁终”“正岁”为序，盖正月既举其事，岁终则防其成，而来岁复举之如初。故州长于正月属民读法，岁终防其政令；正岁读法如初，言来岁之正月又读法如今岁之正月。不曰“正月”而曰“正岁”，以上文“正月”为嫌，故别而言之，犹俗云“新正”之岁也。又《▯宰》以正月悬治象之法于象魏，而小宰岁终则令羣吏致事，正嵗则帅治官之属观治象。是《▯宰》之悬治象者，言于今岁之正月；而小宰之帅属观者，言于来岁之正月。彼此互文，以见每年冡宰悬治象，小宰帅属而观者，皆在正月也。况冡宰悬治象者，挟日敛之，则不过旬日而即敛之矣。如汪氏之説，则子月冡宰悬治象，又何待至寅月而后小宰帅属徃观哉？不特是耳。如周改时与月，则凡《周礼》所载，如山虞之仲冬斩阳木者，乃在九月；仲夏斩隂木者，乃在三月，而失隂阳之义矣。冯相氏之冬夏致日者，非冬至、夏至；春秋致月者，非春分、秋分，而失日月之次矣。大司马之春搜、夏苗、秋狝、冬狩者，取非其时，不亦暴殄天物乎？雍氏之春令为阱擭沟渎，秋令塞阱杜擭者，动非其宜，不亦反失民利乎？至于凌人十有二月斩氷，与《诗》言“二之日伐氷”者，如合符节，是皆周公所作，灿然昭白，不待辩而明者也。若以十二月为十月，则又何氷之可斩乎？是周之不改时与月者，观于礼为可见矣。春秋。春秋。春王正月之书，程子谓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时以立义。胡氏谓建子非春也，以夏时冠周月。朱子亦谓周人改月而天时不可改。春秋月数乃鲁史之旧文，而四时之序则孔子之微意。是三子者皆谓周人改月而不改时，意如十一月为正月，而时则仍为仲冬；十二月为二月，而时则仍为季冬；正月为三月，而时则仍为孟春。然以今年之十一月为正月而系之仲冬，继以明年之十月为十二月而系之孟冬，以月论时则时之孟仲失其伦，以时论月则月之始终紊其序，岂圣人平秩四时之义哉？若然，则周诗所称寒暑之节皆失其度，周礼所载法制之事皆违其时矣。鲁用周正朔者也，周之诗礼，鲁之春秋，皆周正朔之所在，又皆孔子之删定笔削者，其制何得而异哉？可堂吴氏谓周人不特改月而又改时，以齐其年。春秋所书之春，即夏之仲冬；正月即夏之十一月。此则袭汉儒之谬，而不足辩者也。新安汪氏亦谓鲁史名以春秋，则似元书曰「春王正月」，是周厯巳改子丑月为春，又谓周以子月为岁首，而春秋以寅月为正月，每年截子丑月事，移在前一年。若然，则春秋之所谓正月者，乃鲁史之三月，而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皆非当时之月日矣。圣人岂为之哉？盖周之正朔以子月为首，而厯数仍以寅月为首，商不改夏之厯数，周不改商之厯数，鲁不改周之厯数，春秋不改鲁之厯数。

但鲁史纪年必始于冬十一月，所以遵周正朔也。春秋纪年则始于春王正月，所以垂法后世也。是春秋之于鲁史，未尝改其时月，但其编年所始之月为不同耳。曰：鲁既奉周正朔，则鲁公即位皆当以正朔行之，而在十一月，何乃书于正月乎？曰：按周礼，朝觐、防同、廵狩、祭享，凡国之大事皆从夏正，初不始于正朔之月。书载四月成王崩，而旬日之后康王即位亦不用。夫正朔之月，则鲁公即位，岂必以正朔行之乎？故《春秋》公即位，书于正月者七，书于六月者一，各据其事以书也。曰：若从夏正，则灾异之纪多所不合。如隐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电，庚辰大雨雪。若以三月为建辰之月，则大雨震电何足以为异乎？曰不然。《左传》大雨霖以震，又云雨三日以徃为霖。盖建辰之月雷电固所宜有，而雷雨交作已皆三日，故经以震雷系于大雨之下，以见其非常过度，固可为异，而雨雪之大尤可为异，故《春秋》书之以记异也。安在其不为异乎？亦若后世晋泰始六年六月大雨，河洛并溢，流四千余家，安知《春秋》之书大雨者亦必不类乎此也？曰：三月之大雨雪者固为异矣，而桓八年冬十月雨雪，僖十年冬大雨雪者何足以为异乎？僖二十九年秋大雨雹者固为异矣，而昭三年冬大雨雹，四年正月大雨雹者何足以为异乎？曰：桓八年冬十月雨雪，此或有缺文，恐雨雪上当有大字，如僖十年冬大雨雪也。盖雨雪虽当其期，而太多过度则亦为异，故书曰「大」，犹《洪范》所谓极备凶也，安得不为异乎？亦若后世汉元狩元年冬十二月大雨雪，民多冻死，安知《春秋》之书大雨雪者亦必不类乎此也？至于雹者，隂阳和则为霜雪雨露，不和则为雹，雹且大焉，则虽冬亦为异，况秋与春安得不为异乎？亦若后世汉元封三年十二月雹大如马头，安知《春秋》之书大雨雹者亦必不类乎此也？曰：桓十四年春正月无氷，成元年二月无氷，又十六年正月雨木氷，襄二十八年春无氷。若以夏正言之，则何以皆书于春而不书于冬乎？故汪氏谓：茍以发氷而知无冰，则当常以二月而不在正月矣。若曰或藏冰无冰而书无，或发冰无冰而书无，抑何纪事之错乱哉？曰不然。周人以十二月凿冰，正月纳冰，二月发冰。今正月无冰，若以为十一月则十一月无之，而十二月有焉，亦又何害？是十一月之无冰者，固不足书也。要之，正月无冰者，言藏冰之月无冰可藏，则冬之无冰者可知矣。二月无冰者，仲春献羔，开冰先荐寝庙。今当荐寝庙而无氷焉，则凡以后之祭无冰者可知矣。不言凌隂庙寝之无冰，而但曰无冰者，圣人讳之。此正《春秋》因事而书，以垂鉴戒之法也。何乃谓纪事之错乱哉？

襄二十八年春无冰者，亦犹正月、二月之无冰也。至于正月雨木冰，孔氏谓仲冬时犹有雨，雨着树为冰，记寒甚之过，其节度殊不知鲁地仲冬极寒有雪无雨，使雨而成氷，亦不为过，何足为异？必孟春之月，三阳开泰而犹雨木冰，故书之以记异，亦犹后世魏黄初六年正月雨木冰而郡贼起，安知《春秋》之书雨木氷者，亦必不类乎此也？若以正月为十一月，则正月无冰既谓仲冬当冰而无冰矣，正月雨木冰者又谓仲冬不当冰而冰，无乃若汪氏之所谓纪事错乱乎？曰：庄七年秋大水无麦苗，説者谓五月麦熟苗秀，大水漂尽。若以为七月则何有麦苗耶？曰：四月麦秋至则已刈麦，至五月则刈已尽。经言秋无麦苗，言七月大水，苗既为水所漂，固无可望，而麦之利未久，又皆已尽，故曰无麦苗。亦犹二十八年冬书曰「大无麦禾也」。曰：定元年十月陨霜杀菽，何以书乎？曰：诸灾异皆可通，惟此为不可通，恐有缺文误字，如君氏、郭公之类，秦火之余，汉▯之后，安保其传録之无误也？曰：陈定宇谓「春搜、夏苗、秋狝、冬狩」四时田猎定名也。桓四年春狩于郎，哀十四年春西狩获麟，此所谓春非冬而何？定十三年夏大搜于比蒲，昭十一年五月大搜于比蒲，此所谓夏非春而何？曰：否。陈氏但引其所可通者，而不敢引其所不可通者。《春秋》书狩者四，书搜者五。桓四年春狩于郎，哀十四年春西狩，既以为冬矣，则僖二十八年冬天王狩于河阳。庄四年冬狩于禚者，又当皆为秋也。是冬狩之果有定名乎？昭十一年五月搜于比蒲，定十三年夏搜于比蒲。既以为春矣，则昭八年秋搜于红，二十二年春搜于昌间，定十四年秋搜于比蒲者，又当为夏与冬也。是春搜之果有定名乎？其不足为证也，明矣。曰：汪氏谓《左传》僖五年正月日南至，《礼记》正月日至。陈定宇引晋卜偃及汉陈宠传之説，张敷言引绛县老人之语，其言皆彰彰然也，岂不征乎？曰：《易》《书》《诗》《周礼》皆可信矣，诸儒乃舍之，而反信《左氏》汉儒之説。《左氏》汉儒不得圣人作经之义，未有不妄意増改而附会穿凿者矣，果何足征之有哉？是周之不改时与月者，观《春秋》为可见矣。论语》《孟子》《论语》曽晢曰：“暮春者，春服既成，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此其为建辰之月，和煦之时者审矣。如以为建寅之月，则何以浴沂而风舞雩之下乎？”孟子言七八月之间旱，朱子以为夏五六月，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又以为九月十月，意谓申酉之月，禾稻将熟，不须雨泽，而子丑之月，寒气已过，始成杠梁，则太迟也。愚窃以为“七八月之间”云者，是谓孟秋仲秋交代之际也。

禾稻之熟，南方早而北土迟，然而南方孟秋仲秋之际，旱暵为灾，则雨泽亦不可缺，况北土乎？是“七八月之间”者，不必指为五六月之间也。至于“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者，盖主溱洧言，溱洧皆在大河之南，其寒不如北土之甚，九月未可成徒杠，十月未可成舆梁，况当九月筑塲，十月获稻之候，不可妨农，必田功毕然后为之，至十一月而徒杠已成，十二月而舆梁已成，非谓至是月而始为之也。曰：“然则合是数説，则周厯之纪皆夏时矣，而夫子又何必告颜子以行夏之时哉？”曰：“商周厯数虽与夏同，而正朔则与夏异。夫子告颜子者，不以厯数言，以正朔言也。意谓为邦者，必改正朔以易制度，商周之正朔厯数分而为二，揆之于理，固有未顺。惟夏之正朔厯数合而为一，以三统言之，则为人，以四时言之，则为春，以十二月言之，则为正月，揆之于理则无不顺，故举之以为万世为邦者法也。”汲冡周书》《汲冢书》云：「夏数得天，百王所同。其在商，汤顺天革命，改正朔，亦越我周王致伐于商，改正异械，以垂三统。至于敬授民时，廵狩祭享，犹自夏焉。」又曰：「维四年孟夏，王初祈祷于宗庙，乃尝麦于太祖。」按晋狼瞫所引《周志》之言，见于此书，则此书乃《春秋》以前之人所作。其言虽不合于经，而其谓周人改正朔不改月数，及孟夏尝麦，则与五经所载周之时月，亦无不合也。史记》《汉书》或曰：《史记》秦汉以亥为正，其纪年必先书冬十月，而后书余月，则寅月起数，秦汉未之改也。而西汉《书》注文頴乃谓秦以十月为正月，顔师古亦谓汉纪年先书冬十月，继书春正月者，此皆太初正厯之后记事者追改之，非当时本称也。以十月为岁首，即谓十月为正月，今之正月乃当时之四月耳。而近世吴渊颖亦取其説，且谓蔡氏以嬴秦视三代，然则秦汉之正果改月乎？果不改月乎？曰：《史记》言秦并天下，始改年，朝贺皆自十月朔，曷尝以十月为正月哉？如以十月为正月，则十一月为二月，十二月为三月矣。而始皇二十九年登之罘刻石，其词曰：“时在仲春，阳和方起”，与《诗》所谓“二月初吉，日月方燠”同意。夫十一月寒沍之极，微阳初生，和气未动，吕氏《月令》所谓“隂阳争”者也，果可以为阳和之起乎？必孟春东风解冻，仲春日月方燠，然后可云。是秦之二月不为十一月明矣。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腊曰嘉平，是秦之三月不为十二月明矣。汉仍秦正，未之有改。至武帝太初，始改从夏正。若以为汉人作汉纪而追改之，则何故亦兼秦纪而改之乎？是秦汉之不改月者审矣。文颖、师古之言，皆谬妄者也。

吴渊颖反取其説，而诋蔡氏以嬴秦视三代，误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