稗编卷九

稗编卷九<子部,类书类,稗编>

钦定四库全书稗编卷十　　　　　　　明　唐顺之　撰诗三风雅颂之体不同。章俊卿【后同】夫子删诗，风、雅、颂各得其所，何尝以风必为诸侯之诗？彼序诗者，妄以风、雅辨尊卑。见《王黍离》在国风，则不得不谓降王室而尊诸侯。乌有王室之尊，圣人輙降之乎？呜呼！自《诗序》之作，诗虽存而亡已久矣。王室尚可降为诸侯，则天下岂复有理？圣人岂复有教乎？谓诗之传于世，吾不信也。曽不知圣人删诗，谓之风，谓之雅，谓之颂者，此直古人作诗之体耳，何尝有天子、诸侯之辨耶？今人作诗者，有律、有古、有歌、有引，体制不同而名亦异。古诗亦然，谓之风者，出于风俗之语，大槩小夫贱隷、妇人女子之言，浅近易见也。谓之雅则非其浅近易见，其辞则典丽醇雅故也。谓之颂者，则直賛美其上之功徳耳。三者体裁不同，是以其名异也。今观风之诗，大率三章、四章，一章之中，大率四句，其辞俱重复相类。既曰「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又曰「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鼔乐之」。既曰「葛之覃兮，施于中谷，惟叶萋萋」，又曰「葛之覃兮，施于中谷，惟叶莫莫」。樛木三章四十有八字，惟八字不同。螽斯三章三十有九字，惟十二字不同。芣苢三章四十有八字，亦惟八字不同。甚者，殷其雷三章七十有二字，惟六字不同。已焉哉！天实为之，谓之何哉？「北门」三章俱言「之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桑中」三章皆言「之」。凡风之体，皆语重复，浅近易见如此。若夫雅则不然，其言典则，非复小夫贱隷、妇人女子皆道之，盖士君子为之也。然雅有小大，小雅之雅，固已典正，非复风之体。然其语间有重复，雅则雅矣，尤其小者尔。曰「小雅」者，犹言其诗典正，未至于浑厚大醇也。至于大雅，则浑厚大醇矣。其篇十有六章，章十有二句者，比之小雅，愈以典则，非深于道者不能言也。风与大小雅，皆道人君政事之得失，有美有刺。曰颂则无有讽刺，惟以铺张勲徳，尔学者试以《风》之诗与《雅》之诗详观之，然后知圣人辨《风》《雅》之意。以《小雅》之诗与《大雅》之诗详观之，然后知圣人辨大小之意。夫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当圣人未反鲁之时，虽古诗之多，《风》《雅》《颂》皆混淆无别。逮圣人而后各得其所，学者可无思乎？彼序诗者，妄人尔，不知此理，乃以言一国之事谓之《风》，言天下之事谓之《雅》。政有大小，故有《小雅》《大雅》。《颂》则以其成功告神明，其言皆惑。既以《风》为诸侯，又以《周南》为王者之风、后妃之徳，何耶？借谓文王在当时犹为诸侯，故得谓之《风》；而《豳》诗乃成王之诗，周公之事亦列于《风》，岂时亦未为王乎？故谓《黍离》降，则《豳》诗亦降矣。观此，言《风》之谬可知。既以《小雅·蓼萧》为泽及四海，《以湛露》为燕诸侯，《六月》《采芑》为南征北伐，王者之政，孰大于此？又以《小雅》为政之小，何耶？吾不知《常武》之征伐何以大于《六月》，《卷阿》之求贤何以大于《鹿鸣》。观此，言二《雅》之谬可知。《颂》者，谓其称君之功徳则是矣，何必告神明乎？岂不告神明即不得为《颂》也？既以《敬之》为戒，《成王》《小毖》为求助，与夫《振鹭》《臣工》《闵予小子》皆非告神明而作也。观此，言《颂》之防又不通矣。今田夫里妇皆能言乡土之歌，此即古《风》之遗体也。唐人作《平淮夷》《雅》，汉人作《圣主得贤臣颂》之类，此即古之《雅》《颂》遗体也。何用他说乎？或曰：“如子所说，则《七月》《鸱鸮》之诗既出于周公，周公之言安得不为《雅》而徒为《风》乎？”曰：“诗各有体，《七月》《鸱鸮》之诗，其言则文，其体则《风》。虽非妇人小夫之言，而妇人小夫之体也。此无足疑。”乌乎！审夫此理，则周平王之诗为《国风》，不害为天子之尊；鲁僖公诗列之于《颂》，不失为诸侯之卑。尊卑之辨，不在于此故也。学者不察此，徒信序诗之说，反谓圣人降王室而尊诸侯，岂不卑哉？

风雅正变汉儒序诗，不特言二南与风、雅、颂之失，又有谬者。风一也，而云有正有变；雅一也，亦云有正有变。二南之诗则为正，风十三国风则为变风。文武成王之诗则为正雅，幽厉则为变雅。有是理乎？有是理，圣人必言之矣。盖彼不知风、雅乃古诗之体，或美或刺，辞有美恶，体则一而已。以二南皆文王之诗，故不得不以为正风。谓二南之诗美诗多，而其他国刺诗多，则是矣。谓风有正变，则妄也。既谓之变风，是无复美诗也。又以《淇澳》美卫武公，《缁衣》美郑武公，《小戎》美秦襄公之类，皆称其功徳何也？且谓变风、变雅之作，由礼义废、政教失，作者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若卫武公、郑武公之徳岂亦礼义政教之废失，人伦废、刑政苛者乎？读《淇澳》《缁衣》之诗，人爱之、誉之如彼，乃使与《墙有茨》《南山》行如禽兽者同谓之变风，善恶果有辨乎？既以政之小为小雅，政之大为大雅，而雅亦有变，则是小雅政失之小者，大雅政失之大者。今其序以小雅刺诗为刺幽王，大雅刺诗为刺厉王，犬戎之祸，西周以亡，幽王之失犹为小乎？惟其有正变之陋说，是以其诗虽刺而必以为美，如《野有死麕》《何彼秾矣》之类，皆以为文王诗是也。其诗虽美而必以为刺，如《楚茨》《信南山》之类，皆以为思古是也。诗人若伤今、思古，必先言古之美，以证今之失。今观《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瞻彼洛矣》《桑扈》等诗，惟述年谷丰盛、祭祀受福、人爱君子之辞，无一言不美，无一事讥时，何伤今思古之有？盖其诗不幸继《鼔钟》之后，以《鼔钟》为刺幽王，故此诗亦例为刺也。彼其悖理乱经如此，学经者仅守其说而不悟，不若不学之为愈也。程元尝问文中子曰：“《豳风》何也？”曰：“变风也。”曰：“周公之际亦有变乎？”曰：“君臣相疑，其能正乎？成王终疑，则风遂变矣。”郑氏以自六月下至《何草不黄》五十有八诗皆为小雅之变自民劳以下至召旻，十有三诗为大雅之变。夫成王贤主，周公圣臣，宣王中兴之功，震赫古今。其诗反谓之变风、变雅，则其正者又谁当之？郑氏不足道，以王通之才，惑于诗序，其言之谬亦如此。诗义岂复存乎？故予尝曰：「黜左氏，而后春秋明；削汉儒之序，而后诗义着。」达者或以为然。

正风变风明天子在上天下统而为一。当是时也，歌咏功徳皆归于王者，诸侯不得有正风。及其礼废教失，政异俗殊，民各歌其君之善恶，则变风兴焉。然周召为正，何也？曰：在商则为变，在周则为正也。毛诗集传序【论诗之所以为教】朱熹或有问于余曰：「诗何为而作也？」余应之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则不能无思；既有思矣，则不能无言；既有言矣，则言之所不能尽，而发于咨嗟咏叹之余者，必有自然之音响节奏而不能已焉。此诗之所以作也。」曰：「然则其所以教者何也？」曰：「诗者，人心之感物而形于言之余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圣人在上，则其所感者无不正，而其言皆足以为教。其或感之之杂，而所发不能无可择者，则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劝惩之，是亦所以为教也。」昔周盛时，上自郊庙朝廷，而下达于乡党闾巷，其言粹然无不出于正者。圣人固己协之声律，而用之乡人用之，邦国以化天下。至于列国之诗，则天子廵狩亦必陈而观之，以行黜陟之典。降自昭穆，而后寖以陵夷，至于东迁而遂废不讲矣。孔子生于其时，既不得位，无以行帝王劝惩黜陟之政，于是特举其籍而讨论之，去其重复，正其纷乱，而其善之不足以为法，恶之不足以为戒者，则亦刋而去之，以从简约，示久逺，使夫学者即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师之，而恶者改焉。是以其政虽不足以行于一时，而其教实被于万世。是则诗之所以为教者然也。曰：「然则国风、雅颂之体，其不同若是何也？」曰：「吾闻之，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謡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惟周南、召南，亲被文王之化，以成徳，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发于言者，乐而不过于淫，哀而不过于伤，是以二篇独为风诗之正经。自邶而下，则其国之治乱不同，人之贤否亦异，其所感而发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齐，而所谓先王之风者，于此乎变矣。」若夫雅颂之篇，则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庙乐歌之词，其语和而庄，其义寛而宻，其作者往往圣人之徒，固所以为万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于《雅》之变者，亦皆一时贤人君子，闵时病俗之所为，而圣人取之。其忠厚恻怛之心，陈善闭邪之意，尤非后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也。《诗》之为经，所以人事浃于下，天道备于上，而无一理之不具也。曰：“然则其学之也，当奈何？”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参之列国，以尽其变；正之于《雅》，以大其规；和之于《颂》，以要其止。此学《诗》之大防也。”于是乎章句以纲之，训诂以纪之，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察之情性隐微之间，审之言行枢机之始，则修身齐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于此矣。

可言集考　　　　　　　　方　回可言集》前后二十卷，金华鲁斋王公柏之所着也。此集専以评诗，故曰《可言集》。前取文公文集语録等所论《三百五篇》之所以作，及诗之教、之体、之学，而及于骚。次取文公所论汉以来至宋及题防近世诸公诗后。集各専一类，而论其诗者二十三人：曰濂溪、横渠、▯山、罗豫章、李延平、徐逸平、胡文定、致堂、五峰、朱韦斋、刘屏山、潘黙成、吕紫微、曽文清、文公、宣公、成公、黄谷城、黄勉斋、程防斋、徐毅斋、刘篁防、刘漫塘。附见者五人：曰刘静春、曽景建、赵昌父、方伯谟、李果斋。其第十三卷専取汉唐山夫人《房中乐》。然则其立论可谓严矣。文公、成公于“思无邪”各为一说，前辈谓之未了公案。《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自古及今皆谓作诗者思无邪。文公独不谓然。《论语集注》谓“凡诗之言善者，可以感发人之善心；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观此，固己谓诗之言有善有恶，作诗之人不皆思无邪矣。犹未也。文集第七十卷《读东莱诗记》乃有云：“孔子之称‘思无邪’也，以为《诗三百篇》劝善惩恶，虽其要归无不出于正，然未有若此言之约而尽者尔。非以作诗之人所思皆无邪也。”今考东莱所说，见《桑中》诗后，谓“诗人以无邪之思作之，学者当以无邪之思读之。”文公则辩之曰：“彼虽以有邪之思作之，而我以无邪之思读之。”二公之说不同如此。又“雅”“郑”二字，文公谓《桑中》《溱洧》即是郑声、卫乐，二《雅》乃雅也。成公谓《桑中》《溱洧》亦是雅声，彼“桑间濮上”已放之矣。予尝详録二先生异说于“思无邪”章。今鲁斋但纪文公之说，而不纪成公之说，虽引成公《读诗记》所说十有三条，而《桑中》诗后一条不録，无乃疑文公之说，谓今之《三百五篇》非尽夫子之《三百五篇》乎？秦法严宻，诗岂独全？窃意删去之诗容有存于里巷浮薄之口。汉儒病其亡逸，槩谓古诗取以足数。小序又文以他辞。而后儒不敢议，欲削去淫奔之诗三十有一，以合圣人放淫之大训。予晚进未敢遽从，窃谓桑中、溱洧，非淫奔者自为之诗。彼淫奔者有此事，而旁观之人有羞恶之心，故形为歌咏，以刺讥丑恶。若今鄙俚如赚如令，连篇累牍，形容狭邪之语，无所不至，岂淫者自为之乎？旁观者为之也。文公以淫奔之诗出于淫奔者之口，故不惟不信小序，而大序止乎礼义之言，亦致疑焉。盖谓桑中、溱洧等作，未甞止乎礼义也。予妄意以为采诗观风，诗亦史也。郑卫之淫风盛矣，其国岂无君子与好事者察见其人情状，故从而歌咏之。其所以歌咏之，盖将以▯其恶，虽近乎戯狎，而实亦足以为戒也。

文公以为淫奔者自为是诗，则其人亦至不肖，大无耻矣，恶人之尤也。圣人何録焉？成公谓诗雅乐也，祭祀朝聘之所用也。桑间濮上之音，郑卫之乐也，世俗之所用也。桑中、溱洧诸篇，作于周道之衰，虽已烦趣，犹止于中声。孔子尝欲放郑声，岂有删诗示万世，乃收郑声以备六艺乎？此说不为无理，而文公则谓郑风、卫风若干篇，即是郑卫；大雅、小雅若干篇，即是雅。二南正风、房中之乐也；二雅之正，朝廷之乐也；商周之颂，宗庙之乐也。变雅无施于事变，特里巷之歌謡尔。必曰三百篇皆祭祀朝聘之所用，则未知桑中、溱洧之属，当以荐何等之鬼神，接何等之賔客邪？此二说者，内翰尚书王公应麟与予一商略之矣。作诗不皆思无邪，文公纠成公之说也。因是遂辩雅郑二字，而及于三百篇，或用为乐，或不用为乐，三节不同，所以谓之未了公案，学者不可不细考也。予考十家所评诗，话始于胡苕溪博也，终于王鲁斋约也，欲学诗观是足矣。辩诗序不可废【辩朱】马端临【后同】诗书之序，自史▯不能明其为何人所作，而先儒多疑之。至朱文公之解经，则依古经文析而二之，而备论其得失。而于国风诸篇之序诋斥尤多。以愚观之，书序可废，而诗序不可废。就诗而论之，雅颂之序可废，而十五国风之序不可废。何也？书直陈其事而已，序者后人之作。借令其深得经意，亦不过能发明其所已言之事而已，不作可也。诗则异于书矣。然雅颂之作，其辞易知，其意易明，故读《文王》者，深味“文王在上”以下之七章，则“文王受命作周”之语赘矣。读《清庙》者，深味“于穆清庙”之一章，则“祀文王”之语赘矣。盖作者之意已明，则序者之辞可略，而敷衍附防之间，一语稍烦，则祗见其赘疣而已。至于读国风诸篇，而后知诗之不可无序，而序之有功于诗也。盖风之为体，比兴之辞多于叙述，讽谕之意浮于指斥，盖有反覆咏叹，聮章累句，而无一言叙作者之意，而序者乃一言以蔽之曰“为某事也”。茍非其▯授之有源，探索之无舛，则孰能臆料当时指意之所归，以示千载乎？而文公深诋之，且于《桑中》《溱洧》诸篇辨析尤至，以为安有刺人之恶而自为彼人之辞，以陷于所刺之地而不自知者哉？其意盖谓诗之辞如彼，而序之说如此，则以诗求诗可也，乌有舍明白可见之诗辞，而必欲曲从臆度难信之序说乎？其说固善矣，然愚以为必若此，则诗之难读者多矣，岂直郑卫诸篇哉？夫《芣苢》之序，以妇人乐有子为后妃之美也，而其诗语不过形容采掇芣苢之情状而已。《黍离》之序，以为闵周室宫庙之颠覆也，而其诗语不过慨叹禾黍之苖穗而已。

此诗之不言所作之意，而頼序以明者也。若舍序以求之，其所以采掇者为何事，而慨叹者为何说乎？《叔于田》之二诗，序以为刺郑庄公也，而其诗语则郑人爱叔段之辞耳。《▯之水》《椒聊》二诗，序以为刺晋昭公也，而其诗语则晋人爱桓叔之辞耳。此诗之序，其事以讽，初不言刺之之意，而頼序以明者也。若舍序以求之，则知四诗也，非子云美新之赋，则袁宏九锡之文尔。是岂可以训？而夫子不删之乎？鸨羽、陟岵之诗，见于变风，序以为征役者不堪命而作也。四牡、采薇之诗，见于正雅，序以为劳使臣遣戍役而作也。而深味四诗之防，则叹行役之劳苦，叙饥渇之情状，忧孝养之不遂，悼归休之无期，其辞语一耳。此诗之辞，同意异，而頼序以明者也。若舍序以求之，则文王之臣民亦怨其上，而四牡、采薇不得为正雅矣。即是数端而观之，则知序之不可废。序不可废，则桑中、溱洧何嫌其为刺奔乎？盖尝论之，均一劳苦之词也，出于叙情闵劳者之口，则为正雅；而出于困役伤财者之口，则为变风也。均一淫泆之词也，出于奔者之口，则可删；而出于刺奔者之口，则可録也。均一爱戴之辞也，出于爱桓叔、叔段者之口，则可删；而出于刺郑庄、晋昭者之口，则可録也。夫芣苢、黍离之不言，所谓叔于田、▯之水之反辞以讽，四牡、采薇之辞同，变风、文公胡不翫索诗辞，别自为说，而卒如序者之旧说，求作诗之意于诗辞之外矣？何独于郑卫诸篇而必以为奔者所自作，而使圣经为録淫辞之具乎？且夫子删诗矣，其所取于关雎者，谓其乐而不淫耳。则夫诗之可删，孰有大于淫者？今以文公诗传考之，其指以为男女淫泆奔诱而自作诗以叙其事者，凡二十有四，如桑中、东门之墠、溱洧、东方之日、东门之池、东门之杨、月出，则序以为刺淫，而文公以为淫者所自作也。如静女、木▯、采葛、丘中有麻、将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车、山有扶苏、萚兮、狡童、褰裳、子之、丰、风雨、子衿、▯之水、出其东门、野有蔓草，则序本别指它事，而文公亦以为淫者所自作也。夫以淫昏不检之人发而为放荡无耻之辞，而其诗篇之繁多如此，夫子犹存之，则不知所删何等一篇也【文公谓序者之于诗不得其说，则一举而归之刺其君，愚亦谓文公之于诗不得其说，则一举而归之淫谑，如《静女》《木▯》以下诸篇是也。文公又以为序者之意，必以为诗无一篇不为刺时君国政而作，轻浮险薄，有害于温柔敦厚之教。愚谓古者庶人谤，商旅议，亦王政之所许，况变风变雅之世，实无可美者，而礼义消亡，淫风大行，亦不可谓非其君之过。纵使讥讪之辞太过，如《狡童》诸篇之刺忽，亦不害其为爱君忧国不能自已之意。

今必欲使其避讽讪之名，而自处于淫谑之地，则夫身为淫乱而复自作诗以賛之，正孟子所谓无羞恶之心者，不可以人类目之，其罪浮于讪上矣，反得为温柔敦厚乎】或曰，文公之说，谓《春秋》所记无非乱臣贼子之事，盖不如是，无以见当时事变之实，而垂鉴于后世，故不得已而存之，所谓并行而不相悖也。愚以为未然，夫《春秋》史也，《诗》文辞也。史所以纪事，世之有治不能无乱，则固不容存禹汤而废桀纣，録文武而弃幽厉也。至于文辞，则其淫哇不经者，直为削之而已。而夫子犹存之，则必其意不出于此，而序者之说是也。夫后之词人墨客，跌荡于礼法之外，如秦少游、晏叔原辈，作为乐府，备狭邪妖冶之趣，其词采非不艳丽可喜也，而醇儒庄士深斥之，口不道其词，家不畜其书，惧其为正心诚意之累也。而《诗》中若是者，二十有四篇，夫子録之于经，又烦儒先为之训释，使后学诵其文，推其义，则通书《西铭》必与《小山词选》之属兼看并读，而后可以为学也。或又曰，文公又尝云，此等之人安于为恶，其于此等之诗，计其平日固已自其口出而无惭矣，又何待吾之铺陈，而后始知其如此？亦复畏吾之闵惜，而遂幡然遽有惩创之心。耶愚又以为不然。夫羞恶之心，人皆有之，而况淫泆之行，所谓不可对人言者，市井小人至不才也。今有与之语者，能道其宣淫之状，指其行淫之地，则未有不面顔发赤，且慙且讳者，未闻其▯言于人曰：“我能奸，我善淫也。”且夫人之为恶也，禁之使不得为，不若愧之而使之自知其不可为。此铺张揄▯之中，所以为闵惜惩创之至也。夫子谓宰我曰：“汝安则为之。”夫岂真以居丧食稻衣锦为是乎？万石君谓子庆曰：“内史贵人，坐车中自如，固当。”夫岂真以不下车为是乎？而二人既闻是言也，卒为之羞愧改行，有甚于被谯让者，盖以非为是，而使之求吾言外之意，则自反而不胜其愧悔矣。此诗之训也。或曰：“序者之序诗，与文公之释诗，俱非得于作诗之人亲传面命也。序求诗意于辞之外，文公求诗意于辞之中，而子何以定其是非乎？”曰：“愚非敢茍同序说，而妄议先儒也。盖尝以孔子、孟子之所以说诗者，读诗而后知序说之不缪，而文公之说多可疑也。”孔子之说曰：“诵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孟子之说曰：“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夫经非所以诲邪也，而戒其无邪；辞所以达意也，而戒其害意。何邪？噫！圣贤之虑逺矣。夫诗发乎情者也，而情之所发，其辞不能无过，故其于男女夫妇之间，多忧思感伤之意；而君臣上下之际，不能无怨怼激发之辞。

十五国风为诗，百五十有七篇，而其为妇人而作者，男女相悦之辞，几及其半。虽以二南之诗，如《关雎》《桃夭》诸篇，为正风之首，然其所反覆咏叹者，不过情欲燕私之事耳。汉儒尝以《关雎》为刺诗矣，此皆昧于无邪之训，而以辞害意之过也。而况邶▯之末流乎？故其怨旷之悲，遇合之喜，虽有人心者所不能免，而其志切，其辞哀，习其读而不知其防，易以动荡人之邪情泆志而。况以铺张揄扬之辞，而序淫泆流荡之行乎？然诗人之意，则非以为是而劝之也。盖知诗人之意者，莫如孔孟；虑学者读诗而不得其意者，亦莫如孔孟。是以有“无邪”之训焉。则以其辞之不能不邻乎邪也，使篇篇如《文王》《大明》，则奚邪之可闲乎？是以有害意之戒焉。则以其辞之不能不戾其意也，使章章如《清庙》《臣工》，则奚意之难明乎？以是观之，则知“刺奔”果出于作诗者之本意，而夫子所不删者，其诗决非淫泆之人所自赋也【夫子曰：“思无邪。”如序者之说，则虽诗辞之邪者，亦必以正视之，如《桑中》之刺奔，《溱洧》之刺乱之类是也。如文公之说，则虽诗辞之正者，亦必以邪视之，如不以《木▯为美，齐桓公不以《采葛》为惧谗，不以《遵大路》《风雨》为思君子，不以《褰裳》为思见正，不以《子衿》为刺学校废，不以《▯之水》为闵无臣，而俱指为淫奔谑浪要约赠答之辞是也。且此诸篇者，虽疑其辞之欠庄重，然首尾无一字及妇人，而谓之淫邪者乎】或又曰：文公尝言：“雅者，二《雅》是也；郑者，缁衣以下二十一篇是也；衞者，邶、▯卫三十九篇是也；《桑间》卫之一篇，《桑中》是也。”二《南》雅颂，祭祀朝聘之所用也；郑、卫桑、濮，里巷狭邪之所作也。夫子于郑、卫盖深絶其声于乐以为法，而严立其词于诗以为戒。今乃欲为之讳其郑、卫桑、濮之实，而文以雅、乐之名，又欲从而奏之宗庙之中、朝廷之上，则未知其将以荐之于何等之鬼神，用之于何等之賔客乎？愚又以为未然。夫《左传》言季札来聘，请观周乐，而所歌者邶、▯卫、郑皆在焉，则诸诗固雅乐矣。使其为里巷狭邪所用，则周乐安得有之？而鲁之乐工亦安能歌异国淫邪之诗乎？然愚之所论，不过求其文意之指归，而知其得于情性之正耳。至于被之▯歌，合之音乐，则《仪礼》《左传》所载，古人歌诗合乐之意，盖有不可晓者。夫《关雎》。鹊巢，闺门之事，后妃夫人之诗也。而乡饮酒、燕礼歌之。采苹、采蘩，夫人大夫妻能主祭之诗也。而射礼歌之。肆夏、繁遏、渠，宗庙配天之诗也。而天子享元侯歌之。文王、大明、绵，文王兴周之诗也。而两君相见歌之。

以是观之，其歌诗之用，与诗人作诗之本意，盖有判然不相合者，不可彊通也。则乌知郑卫诗不可用之于燕享之际乎？左▯载列国聘享赋诗，固多断章取义，然其大不伦者，亦以来讥诮，如郑伯有赋《鹑之奔奔》，楚令尹子围赋《大明》，及穆叔不拜《肆夏》，▯武子不拜彤弓之类是也。然郑伯如晋，子展赋《将仲子》；郑伯享赵孟，子太叔赋《野有蔓草》；郑六卿饯韩宣子，子齹赋《野有蔓草》，子太叔赋《褰裳》，子游赋《风雨》，子旗赋《有女同车》，子栁赋《箨兮》。此六诗皆文公所斥，以为淫奔之人所作也。然所赋皆见善于叔向、赵武、韩起，不闻被讥。乃知郑卫之诗，未尝不施之于燕享，而此六诗之防意训诂，当如序者之说，不当如文公之说也。或曰：序者之辞，固有鄙浅附防，居然可见者，先儒疵议之，非一人矣，而子信之何耶？曰：愚之所谓不可废者，谓诗之所不言，而頼序以明者耳。至诗之所已言，则序语虽工，不读可也，况其鄙浅附防者乎？盖作序之人，或以为孔子，或以为子夏，或以为国史，皆无明文可考。然郑氏谓毛公始以寘诸诗之首，则自汉以前经师传授，其去作诗之时，盖未甚逺也。千载而下，学者所当遵守体认，以求诗人之意，而得其庶防，固不当因其一语之赘疣、片辞之浅陋，而欲一切废之，凿空探索而为之训释也。姑以近代词人之作譬之，如所谓「皇帝二载秋，闰八月初吉」，如所谓「吾闻京城南，兹惟羣山囿」，则辞意明白，无俟序说者也。放翁之诗曰：「城上危楼画角哀，沈园非复旧池台。伤心池下春波緑，曽逐孤鸿照影来。梦断香消四十年，沈园老栁」。不吹绵，此身行作稽山土，犹吊遗踪一怅然。其题曰「沈园」而已。诚斋之诗曰：「饱喜饥嗔笑杀侬，鳯凰未必胜狙公。虽逃暮四朝三外，犹在桐花竹实中。」其题曰「无题」而已。是三诗者，不言所谓人，莫能知其所以作之意也。刘后村诗话释之曰：「放翁防婚某氏，颇倦于学，严君督过之，竟至仳离。某氏别适某官，一日通家于沈园，目成而已。晚年游园感而赋之。」诚斋既里居，累章乞休，致不得命，再予祠，有感而赋，以为虽脱吏责，尚縻闲廪，不若相忘于物外也。然后三诗之意始明。夫后村之说，即三诗之序也。后村之于杨、陆二公，相去不百年，得于长老之所诵说，口耳之所习闻，笔之简册，可以质诸二公而不缪也。倘后乎此，千百载说者，必欲外后村之意，而别为之说，则虽其体认之精，辨析之巧，亦终于臆说而已。或曰：文公之于诗序，于其见于经▯信而有证者，则从之，如「硕人」「载驰」「清人」「鸱鸮」之类是也。

其可疑者，则未尝尽断以臆说，而固有引他书以证其谬者矣。曰：是则然矣。然愚之所以不能不疑者，则以其恶序之意太过，而所引援指摘，似亦未能尽出于公平，而足以当人心也。夫「关雎」，韩诗以为衰周之刺诗；「賔之初筵」，韩诗以为卫武公饮酒悔过之诗，皆与毛序反者也。而韩诗说「闗雎」，则违夫子「不淫」「不伤」之训，是决不可从者也。「初筵」之诗，夫子未有论说也，则诋毛而从韩。夫一韩诗也，「初筵」之序可信，而「关雎」之序独不可信乎？「邶栢舟」，毛序以为仁人不遇而作，文公以为妇人之作，而引《列女传》为证，非臆说矣。然《列女传》出于刘向，向上封事论恭显倾陷正人，引是诗「忧心悄悄，愠于羣小」之语，而继之曰：「小人成群，亦足愠也。」则正毛序之意矣。夫一刘向也，《列女传》之说可信，而封事之说独不可信乎？此愚所以疑文公恶序之意太过，而引援指摘似为未。当此类是也。夫本之以孔孟，说诗之防防之以诗中诸序之例，而后究极夫古今诗人所以讽咏之意，则诗序之不可废也，审矣。愚岂好为异论哉？或曰：夫子何以删诗？昔太史公曰：“古诗本三千余篇，孔子去其重复，取其可施于礼义者，三百五篇。”孔氏曰：“案书传所引之诗，见在者多，亡逸者少，则孔子所録，不容十分去九，马迁所言未可信也。”朱文公曰：“三百五篇，其间亦未必皆可施于礼义，但存其实以为鉴戒耳。”之三说者，何所折衷？愚曰：若如文公之说，则诗元未尝删矣，今何以有诸逸诗乎？盖文公毎舍序以言诗，则变风诸篇祗见其理短而词哇，愚于前篇已论之矣。但以经传所引逸诗考之，则其辞明而理正，盖未见其劣于三百五篇也，而何以删之？三百五篇之中，如诋其君以硕鼠、狡童，如欲刺人之恶而自为彼人之辞，以陷于所刺之地，殆几不可训矣，而何以録之？盖尝深味圣人之言，而得圣人所以著作之意矣。昔夫子之言曰：“述而不作”，又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又曰：“多闻阙疑。”异时尝举史缺文之语，而叹世道之不古存，“夏五郭公”之书而不欲遽正前史之缺误。然则圣人之意，盖可见矣。盖诗之见録者，必其序说之明白而防意之可考者也；其轶而不録者，必其序说之无传、防意之难考而不欲臆说者也。或曰：今三百五篇之序，世以为卫宏、毛公所作耳。如子所言，则已出于夫子之前乎？曰：其说虽自毛、卫诸公，而传其防意则自有此诗而已，有之矣。“鸱鸮”之序见于《尚书》，“硕人”、“载驰”、“清人”之序见于《左传》，所纪皆与作诗者同时，非后人之臆说也。若序说之意不出于当时作诗者之口，则“防鸮”诸章初不言成王疑周公之意，“清人”终篇亦不见郑伯恶髙克之迹，后人读之，当不能晓其为何语矣。

盖尝妄为之说曰：作诗之人可考，其意可寻，则夫子録之，殆“述而不作”之意也；其人不可考，其意不可寻，则夫子删之，殆“多闻阙疑”之意也。是以于其可知者，虽比兴深逺，词防迂。晦者亦所不废，如芣苢、鹤鸣、蒹葭之类是也。于其所不可知者，虽直陈其事，文义明白者，亦不果録，如翘翘车乗，招我以弓，岂不欲往，畏我友朋之类是也。于其可知者，虽词意流泆，不能不类于狭邪者，亦所不删，如桑中、溱洧、野有蔓草、出其东门之类是也。于其所不可知者，虽词意庄重，一出于义理者，亦不果録，如周道挺挺，我心扃扃，礼义不愆，何恤人言之类是也。然则其所可知者何则？三百五篇之序意是也。其所不可知者何则？诸逸诗之不以序行于世者是也。欧阳公《诗谱补亡后序》曰：「后之学者因迹前世之所传而较其得失，或有之矣。若使徒抱焚余残脱之经，伥伥然于去圣千百年之后，不见先儒中间之说，而欲特立一家之论，果有能哉？」此说得之。盖自其必以为出于卫宏、毛公辈之口，而先以不经之臆说视之，于是以特立之己见与之较短量长于辞语工拙之间，则祗见其龃龉而不合，疎缪而无当耳。夫使序诗之意果不出于作诗之初，而皆为后人臆度之说，则比兴讽咏之词，其所为微婉幽深者，殆类东方朔声謷尻髙之隐语，蔡邕黄绢、幼妇之廋词，使后人各出其智，以为猜料之工拙，恐非圣经诲人之意也。或曰：「诸小序之说固有舛驰鄙浅而不可解者，尽信之可乎？」愚曰：「序非一人之言也，或出于国史之采録，或出于讲师之传授，如渭阳之首尾异说，丝衣之两义并存，则其舛驰固有之，择善而从之可矣。至如其辞语之鄙浅，则序所以释经，非作文也，祖其意足矣，辞不必翫也。」夫以夫子之圣，犹不肯杂取诸逸诗之可传者与三百五篇之有序者并行，而后之君子乃欲尽废序以言诗，此愚所以未敢深以为然，故复摭述而不作「多闻阙疑」之言，以明孔子删诗之意，且见古序之尤不可废也。

附辩郑夹漈诗传毛诗》自郑氏既笺之后，而学者笃信康成，故此诗専行，三家废，齐诗亡，以魏鲁诗亡，以西晋隋唐之世犹有韩诗可据，迨五代之后，韩诗亦亡，至今学者只慿毛氏，且以序为子夏所作，更不敢拟议，盖事无两造之词，狱有偏聴之惑，今作《诗辩妄》六卷，可以见其得失。陈氏曰：「辩妄者専指毛郑之妄，谓小序非子夏所作可也，尽削去之，而以己意为之序可乎？」樵之学虽自成一家，而其师心自是，殆孔子所谓「不知而作者」也。按夹漈専诋诗序，晦庵从其说。所谓“事无两造之辞，则狱有偏聴之惑”者，大意谓毛序不可偏信也。然愚以为，譬之聴讼，诗者其事也，齐鲁韩毛则证验之人也。毛诗本书具在，流传甚久，譬如其人亲身到官，供指详明，具有本末者也。齐鲁韩三家本书已亡，于它事中间见一二，而真伪未可知，譬如其人元不到官，又已身亡，无可追对，徒得之风闻道聴，以为其说如此者也。今舍毛诗而求证于齐鲁韩，犹聴讼者以亲身到官所供之案牍为不可信，乃采之于傍人传说，而欲以断其事也，岂不误哉？

辩说诗之失　　　　　　　黄　泽古者重声教，故采诗以观所被之浅深。然今三百篇，有出于太师所采者，《周南》《召南》是也；有録于史官而非太师所采者，《豳风》及周大夫所作是也。其余诸国风，多是东迁以后之作，率皆诸国史官所自记録方周之盛，美刺不兴，《汉广》《江沱》诸诗，虽足以见诸侯之美，而风化之原实系于周。其后天子不能统一诸侯，诸侯善恶皆无与于周，故不论美刺，皆谓之变风，以其不系于二南而各自为风也。《周礼》王廵守，则太史、太师同车，又其官属所掌皆有奠世系之说。方采诗之时，太师掌其事，而太史録其时世及廵守。礼废，太师不复采诗，而后诸国之诗皆其国史所自记録以考见风俗盛衰，政治得失。若《左传》于髙克之事，则曰“郑人为之赋《清人》”；庄姜之事，则曰“卫人为之赋《硕人》”，必有所据矣。故大序曰：“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讽其上，达于事变而懐其旧俗。”是说诗者不可不辨采诗之时世也。“黍离”降为国风，此时王泽犹未竭也，故人民忠爱其君，犹能若此。其后聴者既玩，而言者亦厌，遂与之相忘，则虽国风亦不可复见。至此则书契以来文治之迹始刬絶矣。以时考之，国风止于《泽陂》，在顷王之世，当鲁文公之时，故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故说诗者尚论其世也。

诗颠倒之疑　　　　　　　章俊卿李曰：「诗三百之多，本末有颠倒者。如《载驰》之诗，《卫懿》之诗，乃在于文公之后；《清人》之诗，《郑文公》之诗，乃在于突、忽之前；《葛藟》之诗，《平王》之诗，乃在于桓王之后；《皇皇者华》君遣使臣之诗，乃在于《四牡》之后；而《邠风》之《破斧》，乃在于《东山》之前。虽其颠倒如此，亦非诗之本意也。」

商颂用韵　　　　　　　　熊朋来赓歌，虞诗也。每句有韵。五子之歌，夏诗也。隔句有韵。其四两韵一换。商颂，商人之诗也。诗韵之例，尽在是矣。那之首章，隔句用韵，两韵一换。至绥我思成以下，又每句有韵。篇末别出，尝将二韵结之。烈祖，以祖祜所酤，四韵起。中间申锡无疆，开下文连句之韵，似以三无疆为之节。后之人交互用韵，始此。商颂多毎句用韵，▯鸟、长发、殷武皆然。禹敷下土方，朱子引楚词改正方字，絶句可谓至当。▯鸟五换韵【邦畿千里之上疑有逸句来假祁祁之祁当协伽】长发前六章皆毎句有韵，惟卒章两韵一换。殷武毎句有韵，惟第四章交互用韵。其末别出“国福”二韵结之。五章以“翼极”二韵起，而下文连句有韵。卒章又全章连句用韵。自后作诗者用韵，皆以商颂为格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