稗编卷十八

稗编卷十八<子部,类书类,稗编>

钦定四库全书稗编卷十九明唐顺之撰《礼经一》

三礼总辨　　　　　　　郑　樵【后同】仪礼》者，述冠、婚、丧、祭、朝、聘、飨、射、威仪之事。周礼》者，周官政典之书，述官府职掌之礼。礼记者，乃古经十七篇之外，诸儒杂记，合为一书。三礼并是郑注，北朝徐道明兼通之，以授熊安生。孔頴达采取其说，以为正义。

礼之别也有三曰周礼曰礼记曰仪礼孝经疏曰礼经三百威仪三千礼经説曰正经三百动礼三千礼器曰礼经三百曲礼三千中庸曰礼仪三百威仪三千详此诸文当时制作本有二书其三百篇者记言官府职掌上下之序其三千者皆委曲升降进退之辞故知周礼仪礼乃周人之礼而所谓礼记者特二礼之传注耳汉兴礼经焚烧独甚惟鲁髙堂生所传士礼一十七篇今之仪礼是也与夫后苍曲台杂记数万言【曲台天子射宫西京无学行礼于曲台后苍礼记数万言号曲台杂记】今之礼记是也而周礼一书至武帝时河间献王得之于女子李氏失其冬官以考功记足之献于武帝时藏之秘府五家之▯莫得见焉【五家▯髙堂生传萧奋奋▯孟卿卿▯后苍苍传大戴小戴】汉世诸儒▯授皆以曲台杂记故二戴礼在宣帝时立学官周礼仪礼世虽▯其书未有名家者至郑康成然后二经之训释始具至孔颍逹贾公彦而后三经之疏始备焉仲长统曰：「周礼之经，礼记之▯。礼记作于汉儒，虽名为经，其实传也。」陆徳明曰：「此记二礼之遗缺，故名礼记。如介僎宾主，仪礼特言其名，礼记兼述其事意。今之礼记，特仪礼之▯耳。▯以▯冩为文，或亲承圣防，或师儒相▯。谓之注者，不敢▯授，特注巳意而已。」皇氏以为：「自汉以前为▯，自汉以后为注。然王肃在郑之后，亦谓之▯，其説非也。」

三礼同异辨三礼之学，其所以讹异者，其端有四：有出于前人之所行，而后人更之者；有出于圣门而传之各异者；有后世诸儒损益前代，自为一朝之典者；有专门之学，各自名家，而以臆见为先代之训者。此四者，不可知也。何谓前人所行，后人更之者？昔者先王制礼，因其时宜而已。后世时异事殊，从而易之。墨始于晋，髽始于鲁，庙有二主始于齐桓，朝服以缟始于季康。以至古者麻冕，今也纯；俭古者冠缩缝，今也横缝。同为一代而异制，如此。幸而遗説尚存，得以推考因革之故。设其不存，则或同或异，无乃滋后人之疑乎？此三礼制度不能无乖异也。何谓出于圣人之门而传之各异者？昔者七十二子之在孔门，闻道均矣。夫子没而其说不同。曽子袭裘而吊，子游裼裘而吊。小敛而奠，曽子曰「于西方」，子游曰「于东方」。异父之道，子游曰「为之大功」，子夏曰「为之齐衰」。曽子、子游同师于夫子，而异説如此。况复传之群弟子之门人，则其失又逺也。从而信之，则矛盾可疑；从而疑之，则其説有师承。此三礼文义不能无乖异也。何谓后世诸儒损益前代，而自为一代之典？昔三代之世，圣君贤臣各有制作。迨夫秦汉，儒生学士亦欲效之。吕不韦作《月令》，盖欲为秦典故，祭祀官名不纯于周。汉博士欲为汉制，故封爵不纯于古。后世明知二书出于秦汉，犹且曰《月令》为《周礼》，《王制》为《商礼》。况三代之书所成，非一人所作，非一时作。《周礼》者，未尝与《仪礼》谋；《作仪礼》者，未尝与《周礼》、《礼记》谋。又乌能使之无乖异也？何谓专门之学，欲自名家，而妄以臆见为先代之训者？昔春秋之末，能秉周礼者，惟鲁而已。而执羔执鴈，鲁人已不自知，则礼之所存，盖无几也。延乎秦世，灰灭殆尽。汉世不爱髙爵以延儒生，宁弃黄金以酧防简。诸儒斐然各述所闻，杂以臆见，而实未见古人全书，故其学以霍太为南岳，以太尉为尧官，以商之诸侯为千八百国，以周之封域为千里者四十九，以分陜处内为三公，以太宰、太宗、太卜、太士为六官。当时信其古书而无疑，后世以其传逺而不敢辨，是非纷扰，白黒混淆，则又焉能使之无乖异乎？礼学之讹，以此。郑氏注经，不究所述之人，不考所作之时，不精详其可否，而槩谓之先王之制，理有不贯，则曲说以通之。至令后世，议明堂或以为五室，或以为九室，或以为十二室；议太学或以为五学，或以为当如辟雍，或以为当如胶庠，或以为当如成均。▯宗询其言之所自，则皆三礼之书；察其书之所载，则皆周礼之制。夫明堂一也，而制有三；太学一也，而名有六。此何以使后世无疑哉？

周礼辨周礼》一书，详周之制度，而不及道化，严于职守，而濶畧人主之身，所以学者疑其非圣人之书。按《书传》曰：「周公一年救乱，二年伐商，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则是书在于周公摄政六年之后，周公将复辟于成王，此是书之所由作。故《周礼》六官之首，皆云「辨方正位」者，此也。《周官》序云：「成王黜商灭淮夷，还归在丰，作《周官》。」按周公摄政时，淮夷奄已与管蔡同乱，成王即政之后，淮夷又叛，成王乃亲征之，故云「灭淮夷，还归在丰，作《周官》」。当是营洛既成之后作《周礼》，还归在丰之后作《周官》，是《周官》作于《周礼》之后，明矣。而郑众以书序言「作《周官》」为《周礼》，则失之矣。郑康成又以成王作《周官》在摄政三年，周公制礼在摄政六年，愈失矣【殊不知成王作《周官》既成书，然后作诰命之辞，以戒臣下，二郑之误，皆因不见古文《尚书】后来求其説而不得，或谓文王治岐之制，或谓成周理财之书，或谓战国隂谋之书【何休云】或谓汉儒附会之説【乃刘歆作】或谓末世渎乱不验之书，纷纭之説，无所折衷。予谓非圣人之智，不及此五等之爵，九畿之服，九州十二境，闽蛮夷貊，祭天祀地，朝觐会同之事，皆非文王时政所得及也。以是书而加文王，非爱文王者也。虽其书固详于理财，然其规画也似巧，而惠下也甚厚，其经入也若丰，而奉上也甚约，谓为理财之书，又非深知《周礼》者也。使战国有如是之法则，战国为三代矣；使汉儒有如是之学，尚或为汉儒乎？惟见其所▯不一，故武帝视为末世渎乱不验之书，而不知好也。至后世孙处，又独为之説曰：「《周礼》之作，周公居摄六年之后，书成归丰，而实未尝行也【谓周公居摄六年将致政于成王，故作《周官》以遗之，而老焉，及周公卒，成王受其书而归丰，遂令君陈主其事。而训焉，实未尝行之也】葢周公之为《周礼》，亦犹唐之《显庆开元礼》也。唐人预为之，以待他日之用，其实未尝行也。惟其未经行，故仅述大畧，俟其临事而损益之。故建都之制，不与《召诰》《洛诰》合；封国之制，不与《武成》《孟子》合；设官之制，不与《周官》合；九畿之制，不与《禹贡》合。凡此皆预为之，未经行也。虽然，此一説也，而不知《周礼》所以难通者，其规模与他经不类。《周礼》一书，有缺文【军司马与司马之类】有省文【遂人匠人之类】有兼官【三公三孤不必备，教官无府史胥徒皆兼官】有预设【凡千里封公四，封侯六，伯十一之类是也】有不常制【夏采方相氏之类】有举其大纲者【四为两卒之类，《司马法》云】有副相副贰者【自卿至下士同，各随才髙下而同治此事，司马司上下爵禄事食】有常行者【六官分职，各率其属，正月之吉，垂法象魏之类是也】有不常行者【二至祀方泽大裘事上帝，合民诲国迁珠盘盟诸侯之类是也。注云：圆丘服大裘，方泽之祀经无其服，周无迁国事，至平王东迁，盟诅不及三王以上事，皆预为之而未经行也】今观诸经，其措置规模，不徒于弼亮天地，和洽人神，而盟诅讐伐，凡所以待衰世者，无不及也。使之维持一世，则一世之人安；使之维持百世，则百世之人安；使之维持千万世，则千万世之人安。贻谋燕翼，后世岂无僻王，皆頼前哲以免，则周公之用心也。所谓兼三王，监二代，尽在于是。是书之作于周公，与他经不类。《礼记》就于汉儒，则《王制》所説朝聘为文襄时事，《月令》所説官名为战国间事，曽未若《周礼》之纯乎周典也。惜乎自成帝时，虽着之七畧，终汉迄唐，寥寥千百载间，仅一置学官博士【王莽立博士生徒，废唐有生徒无博士，可胜叹哉】文中子居家未尝废《周礼》，太宗叹《周礼》为真圣。作其深知周礼者欤？若夫后世用周礼，王莽败于前，荆公败于后，此非周礼不可行，而不善用周礼者之过也。或谓使周礼果出于周，则孟子荅北宫锜「毕战井地」之问，胡不取之以为据，而仅见言其大畧？何耶？

周礼▯授周礼五疑【周礼所以难通者有五：一曰职方之説万里，与禹贡五千里之制不同；二曰封国公五百里，与孟子王制公百里之制不同；三曰载师田税用十二，与三代什一之制不同；四曰遂人沟洫之数，与匠人多寡之制不同；五曰比闾族党之读法，无乃重扰吾民乎？惟此五者之疑未释，故后世疑周礼非圣人之书。今皆按经文分析合而一之，以释五者之疑，则知古者制度无不相合，然后周礼得以为全书，亦见先儒考古之未精耳】

五服九服辨禹贡》有五服，各五百里，是禹之时，地方五千里。《职方》有九服，亦各五百里，并王畿千里，则周之时，地方万里矣。五服九服之制，虽若不同，详考制度，无不相合。禹之五服各五百里，自其一面而数之；《职方》九服各五百里，自其两面而数之也。周之王畿，即禹之甸服，各方千里；《禹贡》之甸服五百里，据一面而数之，周畿千里不在九服之内。玊畿之外，定制为九服各五百里，以两面相方而数之。大抵周之王畿，即禹之甸服；周之侯甸，即禹之侯服；周之男采，即禹之绥服；周之卫蛮，即禹之要服；周之镇夷，即禹之荒服。大率二畿当一服，而周人镇服之外，又有五百里藩服，去王城二千五百里，乃九州之外地，増于《禹贡》五百里而已。故行人之职，其言九州之外谓之藩国，则九州之外，又有五百里之藩服，明矣。且《禹贡》五服而止，周人必加以五百里藩服，何也？求之《禹贡》，亦莫不然。《禹贡》既叙五服，又曰：“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敎讫于四海。”是九州之外地也。又如《益稷》曰：“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师，外薄四海，咸建五长。”谓四海之外，各建诸侯为之长，岂非周之藩服乎？详考制度，无不相合，求之里数，未始不同。先儒有“禹加弼百里”之説，周斥大封疆之説，后人又为图以实之，皆考古未精耳。然《尚书》之《周官》、《周礼》之《行人》，又有六服承辟六服一朝之文，何也？盖王巡狩及于六服，六服之外，夷服、镇服，即禹之荒服，言六服则不及夷镇，言九州之内则不及藩服，明矣。如此，不特见二畿当一服，藩服当四海之外，今制而为图，则周之王畿有乡遂稍县都，即禹之甸服，纳緫铚秸粟米之地也。周之侯服，即禹采男之地；周之甸服，即禹诸侯之地；周之男服，即禹揆文教之地；周之采服，即禹奋武卫之地；周之卫服，即禹三百里夷之地；周之要服，即禹二百里。蔡之地，周之夷服，即禹三百里蛮之地，周之镇服，即禹二百里流之地，周之藩服，即禹九州之外地【此系周礼第一疑难，考之《禹贡》分毫皆合，见图】

六服朝礼元年【侯】二年【侯甸】三年【侯男】四年【侯甸采】五年【侯卫】六年【侯甸男要】七年【侯】八年【侯甸采】九年【侯男】十年【侯甸卫】十一年【侯】十二年【王巡守】自甸服以下计之，元年，七年，十一年，惟侯服朝五典，并无朝礼。郑氏谓于此年诸侯各使其大夫来殷覜也。按《尚书·王制》云：“六年六服一朝，乃朝于京师。又六年，王乃巡守，诸侯各朝于方岳。”是朝于巡守之所。然《周礼》有春朝、夏宗、秋觐、冬遇之名，何也？盖来以春则曰朝，来以夏则曰宗，来以秋则曰觐，冬亦然。犹汉法，春曰朝，秋曰请，呉王春不朝，使人为秋请之礼是也。

附周六服朝见　　　　　　王　亷按大行人六服朝见，以数见者为亲也。如九州之外，谓之蕃服，世一见，谓父死子继及嗣王即位乃一来耳，以其夷狄疏之也。周时以洛为邦畿，邦畿方千里，其外各以五百里分九服，一方五百里者九，四千五百里也。以二方对计之，并邦畿千里，通万里也。今姑以二方论之，周公封于鲁，鲁去王畿千有余里，在甸服，二嵗一见。召公封于燕，燕去王畿二千余里，在采服、卫服之间，或三嵗、四嵗一见。以周、召元臣乃在外服，似若疏之者何耶？设如先儒以鸟道计之，纵鲁在侯甸之间，而燕尚在甸界之服。若以禹服计之，鲁当在绥服，燕逺在荒服矣，殊未喻也。由是观之，周礼为未行之书，信矣。封国辨【公五百里之制与百里之制不同】郑樵王制与孟子皆言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书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子产曰：「古者列国一同【百里】今大国数圻【千里】若无侵小，何以至此？」孟子曰：「周公之封于鲁，太公之封于齐，地非不足也，而俭于百里【如孟子曰：今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亦开方之法也】又曰：「今滕絶长补短，将五十里。」孔子以大国为千乗之国，又曰：「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以开方之法计之，千乘百里之国，方百里者以为方十里者百。古者十井出一乗，千井出百乗。孟子曰：「千乗百乗之家，谓万取千，千取百，是也。」此古者封国之制也。按《尚书》《王制》《孟子》《公孙侨》皆谓诸侯爵分五等，地分三等。惟《周礼》大司徒则有「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之文。先儒以为斥大封疆，从而封建，固不可。后人又谓《周礼》所言五百里，盖并兼一易、再易与夫附庸、山川而言之。《孟子》所言百里者，举民赋实数言之也【谓山川林麓不可以食】其説若善而未尽也。五百里封公，自有《周礼》以来説者纷纷不一。到薛常州「开方二百五十里」之説无以易【今基田出于《司马法》，此乃文王治岐之制】孟子》曰：「天子之地方千里，公侯方百里。」王制曰：方千里者为方百里者百，方百里者为方十里者百。此孟子所谓方者，以纵横之数计之也。周礼大司徒曰：公侯五百里，四百里。职方曰：凢千里之地，以方五百里封公，则四公；以四百里封侯，则六侯。此薛常州所谓开方者，以四面之数计之也。诸侯之地，当如孟子所言；至开方之説，则当如司徒所记。王畿千里，以五百里开方之，得百里者百；公五百里，以二百五十里开方之，得百里者二十五；侯四百里，以二百里开方之，得百里者十六；伯三百里，以百五十里开方之，得百里者九；子二百里，以百里开方之，得百里者四；男一百里，以五十里开方之，得百里者二。如此则百里之国，开方之得百里之国四，是为侯四百里；七十里之国，开方之得七十里之国四，是为伯三百里【四七二十八为二百八十，举成数曰三百】五十里之国，开方之得五十里之国四，是谓子二百里。凡千里之地，以五百里封公，则四公；以四百里封侯，则六侯；以三百里封伯，则十一伯；以二百里封子，则二十五子；以百里封男，则百男。周惟有一公，余不曽封，盖假设言之，以是为建国之率耳，非定数也。茍如先儒之説，尽九州之地以封五等诸侯，则汉之七国，唐之藩镇之祸，作于周乆矣。大抵周礼所言五等诸侯，但言其班爵耳；若夫分土，实无过三等。自夏殷以来，未之有改。何以知之？如大司马之职曰：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则周亦三等矣。以至司服之服，掌客之礼，行人之冕章，司仪之賛见，皆分公一等，侯伯一等，子男一等，是周亦三等无疑矣。司徒则举四封而言之，故曰：封疆方五百里，四百里，三百里，二百里，一百里。况夫地虽五等，食亦三等。司徒云：公之地五百里，其食者半【半入天子】侯伯之地四百里，三百里，其食三之一【二入天子】子男之地二百里，一百里，其食四之一【三入天子】是。周官之地有五等，而食亦三等，明矣。如此则知周虽五等封爵，其分土亦无过三等，与孟子之言合也。

附辨封国之制　　　　　　黄　泽论《周礼》以为六官所掌皆循唐、虞、夏、商已行之事，虽有因革损益，或加详宻，而大体不能相逺，非周公创为之制也。古今风俗事体不同，学者不深考世变，而辄指其一二古逺可疑者，以为非圣人之书，此不难辨。独其封国之制与《孟子》不合，则所当论。盖《孟子》所言因殷之制，《周官》乃周家之制也。计武王之兴，殷诸侯尚千有余国，既无功益地，亦无罪削邑，此当仍其旧封，百里之下为三等，如《孟子》之説。乃若周公、太公有大勲劳，及其余功臣当封爵，与夫并建宗亲以为藩屏，岂可限以百里之法哉？自当用周制耳。诸侯恶其害已，而去其籍，是书当世学者鲜得见之，则周家一代之制，虽《孟子》亦有不能详也。

贡助彻法　　　　　　　　郑　樵【后同】夏之贡，使之自贡其所有以当赋，谓之贡。商之助，借民力而不税，谓之助。周之彻，使民透彻而耕，谓之彻。孟子曰：「助者，借也；彻者，彻也【彻，直列反】呼为车辙之辙，则无义。注家又谓通用夏商之制，则当为通彻之彻【敕列反】如汉书避武帝讳，改彻侯为通侯，是也。横渠曰：「百畆而彻，是透彻之彻。」一井而田九百亩公田百亩八家皆私百亩尽一井九百亩之田，合八家通彻而耕，则功力均，且相驱率，无一家得惰者。及已收获，则计亩裒分，以裒分之数，先取什之一归之公上，其余八家共分之，此之谓彻。年有上下，则司稼行野观稼，以出敛法。公刘居邠，彻田为粮。宣王之时，召申伯彻土田。春秋之时，有若对哀公以「盍彻」之语，皆彻也。如此则井田易制，不必如棊局然也。王畿千里，东西长，南北短，相覆为千里，亦犹是也。郑氏谓周制畿内用贡法，税夫无公田；邦国用助法，制公田而不税。如此则公卿采地及九服之内，尽是助法；惟六乡六遂公邑二百里地用贡法，与商制亦何异？岂有天子自税民田，而令诸侯但为公田而不税哉？予谓周之畿内以及天下诸侯，一用彻法，田皆为井。井中为公田，外为八家之田，透彻而耕，及其出税，依公田之法而税之。凢言公田，商法也。文王为商诸侯，武王初得天下，纯是商制。到得周公摄政，作礼乐，方变助而为彻。凢言周为公田，皆在文武之时，不知周公时后已变之矣。孟子曰：「惟助为有公田。」又曰：「虽周亦助也。」盖疑之之辞耳。至滕文公问井地，孟子对以圭田、余夫、公田之説，谓今可行也，非实谓周有公田也。夫圭田，商制也；周则士田矣。余夫二十五畆，商制也；周则皆有百畆矣。人徒见《大田》之诗，引「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复疑是商制，不知幽王政烦赋重，君子伤今思古，故引古公田以讽。上章虽有曽孙，是若。之文，安知非武王而以为成王乎？传称「谷出不过借数」，正如孟子所谓「其实皆什一也」，非谓周有公田而借民力以耕也。《毛诗》《春秋》《论语》《孟子》皆不谓周有公田，后儒改之，非也。康成惑之，亦非也。然周公必变助法，何也？商、宋民顽，吏猾，公田之耕或不尽力，版籍之入或有隐欺，不如一委之民，制其赋税而已。此所以用彻法。田税辨【论田税轻近重逺之失】什一，天下之中正。孟子所谓多则桀，寡则貊。《周礼》载师之职曰：「凢任地国宅无征，园▯二十而税一，近郊十一，逺郊二十而三，甸稍县都皆无过十二。惟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康成注《匠人》亦引此，谓田税轻近重逺之失。周公制法不当于十一之外，又有二十而税三、二十而税五者。今按载师文曰：「凢任地」，谓之地则非田矣；又曰「园防」，谓之园防则亦非田矣；又曰「漆林」，则漆林又非田之所植矣。岂得谓之田税？盖园者不税五谷，其种杂物所出不赀；防者工商杂处，百货所聚，其得必厚。圣人抑末之意，以为在国之园防可轻之而为二十而一，如自郊以徃毎増之不过十二。若以其地植漆林，则非二十而五不可也。据此上文，「谓任地」「谓园防」，则知近郊逺郊甸稍县都之征，皆承上园防之文耳。所谓「惟其」者，特漆林之征二十而五。观上文「无征」二字，下文又曰「漆林之征」，则非田税明矣。使周公之制田税果有十二之法，何怪鲁宣之税畆、哀公用田赋之过哉？

沟洫辨遂人云：十夫有沟，百夫有洫，千夫有浍，万夫有川。若按文读，则一同之地有九万夫，当得九川，而川浍沟洫不几太多欤？匠人云：井间有沟，成间有洫，同间有浍。若按文读，则一同之地惟有一浍，不几太少欤？郑氏求其说而不得，注遂人则曰：“此乡遂法，以千夫万夫为制。”注匠人则曰：“此畿内之采地制，井田异于乡遂及公邑。”寻考郑意，以二处不同，故谓乡遂制田不用井画，惟以夫地为沟洫法；采地制田则以田画而为井田法。是以遂人、匠人制田之法分而为二矣。求之于经，则无明文。详考匠人、遂人所载沟洫制度，无不相合。何用立为异説，分制田而为二？但讲求《周礼》者未精耳。今画为图以示之：匠人之制举大槩而言，遂人之制举一端而言，无不合者。一成之地九百夫，一孔一井，井中有一沟直，一列九九井，计九个沟横通一洫【直】是十夫之地有一沟，百夫之地有一洫，九百夫之地有九洫，而为一成之地。若一同之地有百成九万夫，一孔为一成，中有九洫【直】横一列九十成，计九十洫直通一大浍【横】横九浍而两川周其外，是谓九万夫之地。合而言之，成间有洫，是一成有九洫；同间有浍，是一同有九浍。匠人、遂人之制无不相合。周家井田之法通行于天下，未尝有乡遂采地之异。但遂人以一直言之，故曰“以逹于畿”；匠人以四方言之，故止一同耳。而沟洫井田之制未尝有异也。周礼得此段打破采地制，井田异于乡遂及公邑之疑，然后周礼得为全书。至出赋法，又当以贡、助、彻为正。

读法辨周礼五家为比【有长】五比为闾【二十五家有一胥】四闾为族【百家有师】五族为党【五百家有正】五党为州【二千五百家有长】五州为乡【一万二千五百家有大夫】州长毎岁属民读法者四党正读法者七族师读法者十四闾胥读法者无数【州长正月之吉各率其民读法若以岁时祭祀州社则属其民读法亦如之党正四时孟月之吉属民读邦法春秋祭禜亦如之正岁属民读法及大比亦如之族师月吉则属民读邦法春秋祭酺亦如之闾胥掌春秋之祭祀役政防纪之数聚众庶既比则读法】或者以为是日读法既于州长又于党正又于闾胥族师且将奔走而不暇不知何以措置予谓此法亦易晓如正月之吉读法州长党正族师咸预焉至四孟吉日读法则族师党正预焉州长不预到毎月读法惟族师职耳此注所谓弥亲民者其教亦弥数正如今之劝农守倅令佐皆预焉其职各带劝农二字不必谓之更来迭徃也牛耕耦耕辨【三代井田未用牛耕】尝谓古人末作者少，而天下有惰农；后世末作者多，而天下无惰农。岂古今人情相反耶？抑时势使之然耶？説者谓古者之田出于公，故人人得以自耕，而天下有惰农；后世之田出于私，贫者无可耕之地，故天下无惰农。此説固然也，然又有一説。盖古之耕也以耦，耦则二人并力以发一耜，此古人之所以有惰农也。今之耕也以牛，牛则用力少而耕倍，此后世之所以无惰农也。求之六经，古牛惟以服车，不用于耕。《书》曰：“肇牵车牛，逺服贾。”又曰：“放牛于桃林之野。”《易》曰：“服牛乗马。”《诗》曰：“皖彼牵牛，不以服箱。”皆以服车为言，否则用以祭祀而已。《周礼》牛人之职，供享牛、膳牛、犒牛、兵车之牛而已。又否则如田单之纵火，齐王之衅钟而已。以牛为耕，秦汉之上未之前闻也。禹式耦耕，月令季冬令民计耦耕事。《语》曰：“长沮桀溺耦而耕。”皆两人并力以发一耜。此三代井田之制不用牛耕明矣。史称赵过始教民牛耕，牛耕之利自赵过代田始。前乎此者，晁错募民耕实塞下，庐舍、蒺藜之具靡不备；后乎此者，充国上屯田簿，器用、桥亭之物无不详，独不以牛为急者，盖牛耕之利未闻也。呜呼！三代井田之制行，而天下有惰农；后世阡陌之法行，而天下无惰农。其教牛耕之力欤？不可以不辨。周礼考【辨诸儒疑周礼】王炎周官六典，周公经治之法也。秦人举竹简以畀炎火。汉兴，诸儒掇拾于煨烬，藏于岩穴之间，其书已亡而幸存。汉既除挟书之律，武帝时六典始出。帝不以为善，作十论七难以排之，藏于秘府，不立于学官。其书虽存如亡。夫天下之治不可无法，犹之为圆必以规，为方必以矩，为平直必以准绳。六典之书备焉。

武帝之志欲驰骛于规矩准绳之外，虽四代之书且以为朴学而弗好，其于周礼何有？立论排之宜矣。东都诸儒知有周礼，而其説不同，以为战国隂谋之书者，何休也；以为周公致太平之迹者，郑康成也。六官所掌纲正而目举，井井有条，而诋之以为战国之隂谋，休谬矣。而康成以为致太平之迹，其説亦未然也。治法至太平大备，而所以致太平者不专系于法之详也。周公辅政，管蔡流言，不安于朝，而之东都。及鸱鸮之诗作，金縢之书啓，然后成王逆公以归。既归之后，伐管蔡，作洛邑，迁殷民。管蔡既平，殷民既迁，洛邑既成，公则归政于成王矣。当归政之时，成王莅政之初，淮夷犹未定也。而况公未归政，管蔡未平，殷民未迁，洛邑未成，虽有六典，安得尽举而行之？成王即政，巡侯甸，伐淮夷，中外无事，还归在丰，作周官之书，以戒饬卿士大夫。则周公之经制盖施行于此时，吾是以知六典之法至太平而后备，非用六典能致太平也。夫为治有定法，天下无定时，时异则法异，虽尧舜禹相受以道，法亦不能无损益也。分画九州，尧之制也；至舜则析为十有二州，分命羲和，尧之制也；至夏则羲和合为一官。圣人察人情，观世变，立法经治，虽不可变，亦不可泥古，此周公之意也。而读周礼者至今不能无疑：王畿不可以方千里也，五服不可以分为九也，三等之国不可析之以为五也，井田之制积同为成，积丘为县都，内外不容异制也。或者见其可。疑则曰：周礼非周公之全书，盖汉儒以意易之者多矣。汉儒之言周礼，诚不能无失，然亦不敢遽变其意也。考之于经，见其可疑，举而归罪于汉儒，岂得为至论哉？且夫禹之五服，服五百里，各指一面言之，故东西相距而为五千；周之九服，方五百里，则以其方广言之，东西相距其地亦止于五千，又何斥大封域之有？且梁州之地，职方所无，周公岂不能复先王之故土而治之？然而不在封域之内者，务广德不务广地，可知矣。言其斥大封域而为九服，考之不详之故也。周之洛邑，虽曰天地之中，北近大河，东西长而南北狭，不可以规方千里。然温在今之河北，洛阳在今之河东，皆畿内地，不以河为限也。若曰洛在河南，不能规方千里，则商人之都在河北，涯邦畿千里，何以见于商颂？则言千里王畿之非实者，亦考之不详之故也。井田之法，凡九夫为井，皆以成田言之，沟洫道涂不与焉。内而乡遂，外而县都，其法一也。然在乡遂则自一井积之，方十里为成；又自一成积之，方百里为同。所以言乡遂授田之数也。在家邑则自一井积而为邑、为邱、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所以定公卿之采地也。

郑康成不察，内之成同、外之邑都，皆自一井积之，见其广狭不同，而以为井田异制，又为之説曰：一甸之地，旁加一里以为成；一都之地，旁加十里而为同。此康成之悮，有以汨经之文，而遂与先王井田之制不应内外异法，此又考之不详之过也。若三等之国分为五等，则周公之意，盖逆虑世变而求有以制之也。唐虞之世，天下号为万国，然强则肆，弱则屈，敌则争，于是迭相兼幷。至周之初，宇内不过千八百国，则向之万国社稷丘▯十七八矣。周公于是欲分而为五等，自公以下所食之地少，附庸之国多，欲其以大比小，以小事大，庶几可以小大相维，然必建邦。国之时，方定其地，初非取先王已制之国，尽从而更张之也。盖周公虽定六官之制，亦度时措之宜而行之。盖有定其制而未行者矣，亦有已行之后世随时而变者矣。定鼎郏鄏，谓之建国，以为民极。然成康未尝都洛，幽王之败，周始东徙，此所谓定其制而未行者。三等之国，分为五等，法虽立而未行，亦此意也。五刑之罪二千五百，穆王变为祥刑，凡三千条。穆王去成王未逺也，然不用周公之法，《吕刑》一书，夫子盖有取焉，此所谓后世随时而变者也。若曰徙封数大国，则诸侯尽扰，司徒之制，言封国不言徙国，以封为徙，此又考之不详之过也。虽然前辈之所疑者，吾固推经意而辨之矣。《周礼》犹有可疑者，先儒盖未之疑也。祀昊天上帝，则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且祀昊天于南至，服裘为宜；祀黄帝于季夏盛暑之月，而亦服裘，可乎？王搢大圭，又执镇圭以朝日。以《考工记》考之，大圭其长三尺，杼上终葵首。郑康成谓玉方一寸，其重一斤。若圭三尺，其博二寸有半，其厚四分，则其重殆三十斤，而王能搢之乎？王乗玉辂，建太常，维者六人，服皆衮冕。夫衮冕，王与上公之服也。维太常者，徒行车后，乃亦衣龙衮，与王同服，不几于尊卑无辨乎？太宰，六官之长也，其属六十，而内小臣、寺人、九嫔、世妇、女御之职皆与焉，以天子之政，卿而宦寺宫妾悉为之属，不已防乎？天官既有世妇，春官又有世妇，且曰每宫卿二人，谓之妇，则不得以为卿。郑康成乃曰如汉有长秋，亦以士人居之。夫士人为卿，则又不得谓之妇矣。且王后六宫，而天子六卿，若宫有二卿，则卿十有二人，何其数之多耶？《周礼》一书，今学者所传，康成之训释也，则康成可谓有功于《周礼》矣。虽然，六官之制度，以康成而传，亦以康成而晦。盖康成之于经，一则以纬説汨之，一则以臆説汨之，是以周公之典，其意不得不晦也。周公之典既晦，是以学者不得不疑也。前辈之所疑者，不揆其僣而释之。

吾之所疑，则世未有辨之者。后必有能辨之者矣，故表其説以待来者考正焉。

论陈君举周礼説　　　　　朱　熹朱子语録曰：「陈君举推《周官》制度，亦稍详，然亦有杜撰错説处。如云冡宰之职，不特朝廷之事，凢内而天子饮食服御宫掖之事，无不毕管。盖冡宰以道诏王，格君心之非，所以如此固是。但云主客行人之官，合属春官宗伯，而乃掌于司冦。宗伯典礼，司冦典刑。土地疆域之事，合掌于司空，乃掌于司马。盖周家设六官，互相检制之意，此大不然。何圣人不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其臣？既任之而复疑之耶？」或问：「如何？」曰：「賔客属秋官者，盖诸侯朝觐会同之礼既毕，则降而肉袒请刑，司冦主刑，故以属之，有威懐诸侯之意。夏官掌诸侯土地封疆，如职方皆为夏官，盖诸侯有变，则六师移之，所以属之司马也。」或问：「冬官司空掌何事？」曰：「次地是管土田之事。盖司马职方氏存其疆宇之定制，至于申画井田，创制纎悉，必属于司空，而今亡矣。」

太宰兼统六卿　　　　　　集　说【后同】东莱曰：「成周之制，三百六十属，聴命于六卿；六卿聴命于冡宰，冡宰实三公兼之。涣散分职之中，又有比附聨属之势。自今职职而考之，太史、内史掌六典、八法、八则、八柄之贰，春官之属也；而典法之政，则在于太宰。太仆掌诸侯之复逆，小臣掌三公、孤卿之复逆，御仆掌羣吏之逆及庶民之复，夏官之属也；而臣民之总，则掌于宰夫。司士掌朝仪之位，夏官之属而治朝之位，宰夫掌之。泉府、廪人、仓人掌财用地官之属也；货贿之出入，大府掌之。内外朝之冗食，地官藳人之职也；而宫正、内宰则又均其稍食。王朝之服饰，春官司服之职也；而内司服至屦人则又掌其服饰之用。自宰夫之下，夏采之上，六十官之内，三百六十官之职，错综而互见焉。并建六典，并行六卿，天下万事，凡有关于理乱安危之大者，则无不翕然在其掌握中也。岂古者三公无官，惟与天子坐而论道，故设六卿以分主六典，而三公实统之？三公既兼冡宰，则六卿之六典，非冡宰而谁建耶？此事权之所以一，而周家所以无多门之政。」

冡宰下兼六卿事统内外官制曰：天下之治，最患乎体统之不正，使上下无以相临，人主之无所顾忌也。夫大臣之权分裂四出，而不在已；百官有司随所宠幸而迭用事。人主意向所在，群臣觇影而疾趋之；而为大臣者反低囬畏忌以取容，是无体统之为也。体统既失，大纲小纪始壊散而不可收拾；尊名重分始颠倒而不相禁制；髙爵厚禄始轻滥而不复顾惜。当是时也，上下无以相临，而至于相陵；人主不惟无顾忌，而至于有轻杀大臣之祸。天下之多事，而治道之日不隆，其源流盖如此。若昔大臣非不知论道经邦之任职重而业钜要，不必亲群有司之细务，而设官分职之际，必权利害而择本末焉。一职一事，茍有关于国家之理乱，而系于人主之心术者，则翕然皆在于掌握之中，使之比附聨络，受制于已，非厚集权势以自尊也。体统之所在，大臣不以为嫌，而人主不以为专也。每读天官治典，而博观六十官之职事，未尝不深叹古人智虑之深长，而治道之有本也。盖三公之尊，下摄冡宰之职；冡宰之尊，下兼六卿之事。天下万务，无所不统，而王朝之上，内外朝廷之臣，关节脉理犹为相应。有如出纳之要职，宿卫之亲人，奉供之近习，玉府财用之司，存宫中使令之嬖宻，凢其布列于王宫之内外，而迫近于人主之左右者，一举而尽属之冡宰焉。夫是以群士大夫之职业有所统，而不敢自恣；人主之心术有所碍，而不敢自私。纪纲不散，名分不易，爵禄不轻，而左右前后之人，侍御仆从之事，宴安玩狎之际，无敢蛊壊人主之心术，而侵窃大臣之权柄者，体统之正，孰大于此？悲夫！后世之人不识此道也，夺大臣之权而授之群臣，散天官之属而归之百官，出内廷之士大夫而置之外廷，儒者又从而助之曰：「天子大臣当不屑于细务」，则又从而削夺之，使之拥虚名于百官之上而为大臣者，亦拱手清谈而不事事矣。自汉以来，变故备矣。上不得以▯其下，外不得以制于内。人主惟意所欲为，而小人惟利是视。君臣上下相与快意于法度之外，而乱萌祸基，四面并起，而天下已不可为矣。故自出纳之要职，不领于大臣也，而宰夫之官遂去为中书、尚书之任。中书、尚书迭用事，而霍光之权重，恭显之事起，尚书中书之形成矣。自宿卫之亲人，不领于大臣也，而宫正、宫伯之官遂去为光禄、卫尉之任。光禄勲之属日益亲，而门下遂为省，加官遂为司，侍中遂为宰夫矣。自供奉之近习，不领于大臣也，而膳夫而下，掌次而上，遂去为少府、太常之任。比其极也，闗内侯、骑都尉之爵至，及于烹庖、乐工、医师之职至，鸣玉而曳组。门下、太仆之司至，又分为殿中省为内诸司使矣。以至玉府财用之司，既非大臣之所与闻，则房闼有制政之渐，妃妾起巫诅之风，阍寺擅废立之权，夫谁得而制之？嗟夫！宿卫非小人也，饮膳、烹庖、酒浆、醯醢非防物也，扫洒、缝染非贱职也，而幄帟、次舎非细事也。大臣制其权，则小臣不得专其事，天子不得快其私。周公深见逺识，后世弗念厥绍，而横流至是，是则可恨也。而究论其所自，则始于陈平之自弃其权，而武帝习见其事，而遂举其权而授之群臣。有司上下相临之势，自是解散而不可复合矣。方文帝以刑狱问陈平，而顾以为得宰相之体，而不知宰相之无权，盖始于此。夫钱谷之出入，决狱之多寡，国家之本，而生民之命也。宰相不与闻，而顾使天子责之廷尉，责之内史，则凢九卿、中二千防之事，岂复与闻耶？夫天下之事，宰相不与闻而归之天子，天子不能察而归之左右近习之人，国欲治可得乎？而顾曰“上佐天子，理隂阳，下遂万物之宜”，托此以为宰相职业，是亦清谈不事事之异名耳。自是以。后郡国上计，得自达于天子，天下大柄尽归尚书。武帝又以中大夫、侍中视丞相为外朝，而内朝之事，宰相不得闻矣。九卿更进用事，事不决于丞相，而外廷之事，宰相又不得闻矣。吏九百石以上调于尚书，而天下之事，宰相不得闻矣。文墨小技之事，一言之合意，立取荣宠，为天子私人，气焰方张，言聴计从，而宰相大臣反被屈辱摧折。入则横议于内，出则专行于外，大臣之无权，而小臣之横至此，此岂复有纪纲名分也哉？其后丙吉相宣帝，于中兴之日，而御史大夫不得亢礼，似稍知重大臣之权矣。而尚书决事，诸将军犹领之，而中书宦者遂乗间而用事。至于四曹之置，自宰相而下，悉闗其中，而尚书中书始表里为奸矣。究论至此，则天官一属，横流纷错，无复上下之名分，外内之统摄，其所由来乆矣。后世如欲复古以为治，要当自《周官》始。欲复《周官》，要当自宰相始，则体统正，而天下之事可以次而举矣。

冡宰一官后世分而为六官制曰：冡宰之职，自汉以来分裂四出，不可收拾。宰夫之职，分而为尚书中书，后来收拾不得，遂为尚书中书省【按：宰夫之职，叙群吏之治，以待賔客之令，群臣之复，万民之逆。夫太仆传令于宰夫，宰夫日夕亲近于天子，属于冡宰，所以外领章奏，内宣勑诰，此即是汉尚书职事也。然两汉尚书，其见于表志，皆属于少府，何哉？秦时少府遣吏四人在殿中，主发文书，号曰尚书。汉则因之，縁汉时宰相、御史大夫在外，不可至内庭，遂亦置尚书居中，主公卿四方章奏。自武帝逰宴内庭，不出，遂罢尚书官，而用宦者主中书，为中书谒者令，以平尚书事，天下事尽归中书。至武帝之末，霍光以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尚书权甚重。宣帝魏相因许伯白去副封，以防壅蔽，当是时尚书之权复归中书。自是以后，虽甞置领尚书事之官，而中书实执其权。成帝罢中书宦者，皆复置尚书，尚书之权至于此而复重矣。东汉之世，遂省中谒者令官，而尚书之官则如西汉之旧，而稍广其曺】医师至兽医，分入太常，亦入少府。自太府而下至掌皮内一项，则分入少府，外一项则分入大司农【按：少府一项官，自秦有之，当时何故置此官？正縁周时冡宰制国用，及是人主饮膳衣服宫中合用等物，既闗由于太府，而冡宰又皆得以撙节，之人主不得自由，故秦以山泽陂池之入，自做天子禁钱，令置少府。东汉光武时，将少府禁钱改属司农，自好何故都做不行？只縁少府许多官司合有内庭支用处，只取之大司农，大司农不能尽应其求，所以桓灵之君常叹天子无私财，于是开鸿都卖爵，后园自为私库，使宦者掌之。章和以后，宦者稍广，无有能制之者。齐梁以来，少府许多官遂改属门下省。焬帝时，又分门下、太仆二司，取殿内监名，以为殿内省一项，既在内庭，外庭。】更无縁得知此是太宰第三项官出去矣】自内宰至司服以下，凢宫中使令之人，分入大长秋。只冡宰一官，自分而为六矣【按西汉百官表曰：詹事，秦官，掌皇后太子属，有家丞、率更、家令等。汉成帝鸿嘉三年省詹事官，并属大长秋。大长秋，皇后卿也，本名将行，景帝更为大长秋，或用士人，或用宦者，职掌奉宣中宫。命中宫出则从】到得本朝，则自膳夫庖人而下，尽收入御前供奉官；自医师食医而下，尽收入御药院；自宫人掌舍而下，尽収入修内司；自玉府内府而下，尽收入内藏库。大抵先王所以亲近士大夫在宫中者，自汉晋以来，稍稍出在外。至天子服食之掌于外朝者，稍稍在内。以周礼通典攷之，大畧可见矣。

内外论　　　　　　　　　郑伯谦或问：“周官之制，内外庭固一体矣。继周如汉，其制亦尝有近于周者乎？”曰：“岂惟汉近于周，虽秦亦然。秦人变古不道，无复先生之旧制。然至于内外之相属其事，则犹有可言者。外之九卿，如少府，犹得置尚书，在内主发文书，而掌奏下诸事。外之三公，如御史大夫，犹得置中丞，在内受公卿奏事，而举劾案章。又外之三十六郡，如监郡者，皆是御史之属为之，犹得以天下之利害径达于御史大夫，而大夫径达于天子。汉兴，惟监郡之制变为部刺史。若夫少府之尚书、御史之中丞，则一切因秦之旧而不改。非因秦也，盖因周也。尚书、中丞非周制，而曰因周，何哉？秦人虽变周之名，而未尝变周之意。汉亦惟存周之意，而不暇复周之名。以百官公卿表观之，少府属官自尚书而下，有符节、太医、太官、汤官、有东西织室、有胞人三长丞、有上林十池监，以至中书谒者、黄门钩盾、尚方、御府、永巷内者、宦者，皆属于少府。又复以私府、永巷、仓廐、祠祀、食官、宦官分属于大长秋。御史大夫属官有两丞，一曰中丞，在殿中兰台，掌图籍秘书，权尊势重，与人主亲近。事下中丞，则中丞白之大夫，大夫白之丞相。是中丞在内，丞相、御史在外，外得以统内也。内领侍御史，外督部刺史。刺史掌奉诏例察州郡治状，黜陟能否，以六条问事，而奏事复上于中丞。是部刺史在外，中丞在内，内得以统外也。要之，汉之官制，三公九卿虽列职于外，而皆有属以在内。以周官之遗意求之，则丞相犹太宰也，御史大夫犹小宰也，御史之中丞、少府之尚书犹宰夫也。少府之下又有大长秋，犹内宰也。大长秋属少府，少府中丞属丞相、御史。是秦与汉之制皆近于周之制也。不特此也，髙帝之世，御史大夫周昌尝燕见奏事，见髙帝拥戚。▯吕后之世，审食其为相，监宫中如郎中令。公卿百官皆因。之以奏事，武帝之世，丞相公孙▯亦得数宴见。上或时不冠，此虽非礼貌大臣之意，然亦可以见其洞然无内外之限矣。夫是以阉宦虽宠，丞相犹得以檄召而诘责，而大长秋中常侍犹参用士人而为之。自武帝晩年，宴逰内庭，不出，不复与士大夫接，用宦者主中书，而典尚书之章奏，尚书之官于是废矣。既以中书居中而受事，又置诸吏居中而举法，故当时奏下诸事，自中书逓送两府，自两府下九卿，自九卿下郡国，而不由中丞，中丞之官于是不得居中制事，而内之侍御史，外之部刺史，并废矣。将军列侯而下，皆得加官，而丞相御史独不加，名曰尊之，而实疎外之，于是丞相御史无复有至内庭者矣。末年以霍光为大司马，而领尚书事宜，若内外合为一，然已非丞相职任，俨然号称内朝，而并夺丞相御史之权。

昌邑之废，丞相杨敞不及与议，不惟不得至内庭，且不复预内庭之事矣。夫宦官典中书之任，中丞无制事之权，三公无加官之号，大将军领尚书之职，霍光告车千秋，所谓“令光治内，君侯治外，内外朝判然如此”，此汉治之所由以盛衰也。宣帝中兴，复遵汉初之制，魏相为御史大夫，外则遣丞相掾吏案事郡国而不遣使，内则奏封事而不经尚书，去副封而不令壅蔽，加给事中而得宴见言事，是以霍山方秉枢机，相乃讼言其过，杜延年居中用事，相乃列奏其奸，中外之政复合为一，然犹未知复中丞之权。元帝以来，石显用事，丞相之权复去，而尽归于尚书，哀平之际，又归外戚，纪纲散壊内外不足以相统，而西汉遂趋于亡。光武惩外戚之用事，愤大臣之窃命，于是取三公之官以为闲职，而取尚书及中丞专委任之，以为台阁之长，以举法归中丞，而以奏事归尚书，二官虽复用事，然疎外庭而亲内庭矣，舍大臣而近小臣矣，置三公而事归台阁矣。变前世叅用士人之制，而专任奴仆薫腐之余矣。威灵之季，御史之权尽移于尚书，尚书之权又移于宦官。尚书宦官合为一党，而宰相疎隔于外，御史缄黙于内。是以太尉杨秉奏侯览，而尚书召秉掾属诘之曰：「设官分职，各有司存。三公统外，御史察内。当是时也，御史岂真得以察内耶？事权之失已乆，小人徒借察内之名，以自便耳。」盖自古外内之不相属，未有若东汉之甚者也。而其源实始于光武。极其源而论之，则又始于武帝。使武帝不改汉初之制，以三公九卿在外，而以中丞尚书在内，内外相属，而闗节脉理相应，则汉之制，周官太宰之制也。柰何快意于法度之外，使内外事权分裂四出，而不专领于大臣，其末流遂以若此极也。盖尝观之，自出纳之要职不领于大臣，而宰夫之官遂去为尚书中书之任。尚书中书迭用事，而霍光之权重，▯恭防显之事起，尚书中书之形成矣。自宿卫之亲人不领于大臣，而宫正宫伯之官遂去为光禄勲之任。光禄勲之属日益亲，而门下遂为省，加官遂为司，侍中遂为宰相矣。自供奉之近习不领于大臣，而膳夫而下掌次而上遂去为少府太常之任。比其极也，门下太仆之司又分为殿中省为内诸司使矣。以至玉府财用之司，既非大臣之所与闻，则汉鸿都之卖爵，唐琼林大盈之名库，夫谁得而捡之？女宠近习之嬖，既非大臣之所与闻，则母后临政，下令不出房闼，国命寄之刑人，或享专土之封，夫谁得而制之？此其源皆起于武帝，是以其流至于不可救，其祸反生于杀戮大臣而无顾忌之心。事权之不合于一，此宜太宰之所拳拳，而小宰宰夫之所以佐太宰而兼掌其事也。兼则治，散则乱，合则盛，离则衰。

自三代以下，其治乱盛衰之变，凡几见矣。见其变而复周官以救之，此为治之大原。集説云：「成周官制，内外一体；汉初犹得相统，自武帝后，始不相聮属，而东汉为尤甚。」

宰夫　　　　　　　　　　王应电命令者，王所以操御天下之大柄也。一有所移，则徳意不得施，威福自下出，而簒弑之祸作矣。复逆者，王所以通达天下之大机也。一有所塞，则过失不得闻，下情无由达，而乱亡之基生矣。稽之《虞书》，舜命龙曰：「汝作纳言，夙夜出纳朕命唯允。」此主传命令于外，弗当则纳之也。又曰：「工以纳言，时而飏之，格则承之，庸之，否则威之。」此主达复逆于上，善则纳之也。唐虞事简，二者总为一官，而名之曰纳言。初命龙，而后典工，故各举一事言之耳。尝合周制而论之，凡王有命令，太宰诏之，然后命内外史书之。内史覆审以法，因而献可替否。龙作纳言，夙夜出纳朕命唯允，后世中书不肯草制是也。内外史草制毕，下太仆小臣传达于外，善则行之，审有弗当，复得驳正，故曰「出入王之大命」，若后世封还诏书是也。凢臣下之有复逆者，大仆主诸侯，小臣主三公孤卿，御仆主羣吏庶民，在外分接为之传达，其善其恶得以司马之法正之矣。宰夫以叙进其治，则又得以治朝之法紏之矣。内史掌叙事之法，受纳访，又得以太史之典攷之矣。大事，内史引以白王，与之荅闻，使得献言自尽，冡宰从而賛之。小治则宰夫白于冡宰，冡宰自聴之，而御史賛之。《虞书》「工以纳言，时而飏之」是也。盖周人制备，故在于王所与夫亲民而在外者，既有所分，而命有内外大小，臣下有尊卑，又各有所属，故与有虞小异者以此。愚因是而有以知周官之善矣。盖太宰主賛王治矣，然可以诏王而不敢与也。内史主代王言矣，然可以书而不得行也。必夏官之大仆小臣，而后得以传达之。掌之者非一官，王之命令，宁有下移之患哉？秋官朝士掌达穷民矣。太仆小臣御仆掌诸侯诸臣万民之复逆矣。而又有内史掌叙事之法以受之，宰夫掌叙群吏之治以待之。受之者非一人，下之复逆岂有壅蔽之患哉？沿草传曰：「夷攷歴代纳言之职，秦汉散为尚书，魏晋为中书门下，以侵夺宰相之权者也。由人主疏逺辅臣，退与左右亲信议政，号曰内相。故有天子私人。其始亦内史之职，而其后遂建为三省。宰相之官名实俱紊矣。」尝参诸古今而断曰：「王疑冡宰，则内史重；疑内史，则宦官重。自古宦官祸天下，皆先窃宰夫之权，得居中承受章奏，而后倾宰相之权，又窃内史之柄，典国枢机，以至废置天子在其掌握，可不谨哉！」夫人主亲览章奏，则劳；宰相专决，则僣。谓宜立为大公至正之法：凡有章奏，宰夫防详，各尽所见，呈白小宰以及太宰，然后进呈于天子。谋谟既定，命内史宣行之，则天下之治出于一体，统正而朝廷尊矣。

太宰诏王　　　　　　　　郑伯谦【后同】或问：“太宰主群吏，司徒主万民，而吏民之事，太宰又得以兼行之。天下万务，无不在掌握中。而八柄驭臣，八统驭民，太宰必以诏王，何也？”曰：“凡邦之小治，则冡宰聴之。柄谓权柄之大也，统谓统御之大也。出乎法令之外，而行乎操纵阖辟之间，是非人臣之所得为也。盖圣人之道，有经有权。经者，法之常；而权者，法之变。使圣人之为天下，一切聴于法，而无操纵阖辟之权，以变通之，则吾之爵禄生杀有时而穷，而人情取必之余，亦有时而玩，是非可常之道也。故自八柄而言之，有德者宜贵也，或无爵而未贵；有功者宜富也，或无禄而未富。非所可予，而有私恩之施以为幸；非所可赦，而有私义之免以为福。置之尊贵而使自爱，夺其荣富而使贫窭。罪重于过而或止于废，过轻于罪而或抵于诛。此皆人主之所用，以为耸动天下之具，而不使人有自必之心者也。自八统而言之，亲故賔客，固当敦敬而尊礼；贤能勲贵，固当任使而保护。然恃恩者常易骄，恃才者常易傲，而服勤尽瘁之士，亦不能无累日取贵之心。今也，亲亲未已，而贤贤继之；尊尊贵贵未已，而下下继之。内朝序齿，忽变而序爵于外朝；投壶燕射，序贤或变，而序官于宗庙。不拘于一，而迭出于八。此又人主之所用，以为转移变化之术，而不使有自恃之心也。施不测之恩，用不测之威，我可以取必于人，而人不可以取必于我。使一世之人，皆有以犇走而畏慕，而不得以邀持而固必。暂出于我，而天下之人被之者，鼓舞而喜，惨怛而悲。此岂非权柄统御之大者乎？太宰虽尊，人臣也。如使人臣而亦得以擅权柄，专统御，摆落乎法令，而杂用乎经权，则绳墨废而法守乱，末流之弊，将至于荡然自肆，诬上行私之人，皆得借口以专其欲矣。周公所甚虑也。其大者归于王，而其小者则守于冡宰其权而变者，归于王；而其经而常者，则守于冡宰。若内府供王之好赐予，及冡宰之好赐予，此好赐予之常者也。若司防以周知四国之治，以诏王及冡宰废置，此废置之常者也。若小宰之六叙，以正其位，以置其食，此禄位稍食之常者也。若表记言周人之亲而不尊，祭义言周人贵亲而尚齿，此亲亲之常者也。太宰守其常，故其待百官万民，有一定之法。人主用其权，故其疾速进退皆在我，而百官万民不得执法以要其君。虽然，权固人主之所得用也，而必待太宰之诏，此亦虑其所终而稽其所弊矣。君相之间，相济而相维持者如此。成王周公之世，王朝之上所以无一官之不尽其职，而王畿之内所以无一民之不入于善也。盖天下之人见太宰必然之法则，不敢以不自尽；见人主或然或不然之权，则内不敢以自恃，外不敢以自必，激昻振厉，惟知自强于为善而已。昔者尝观诸夏商与齐鲁之事，则大异于周矣。盖夏后氏先赏而后罚，亲而不尊，其民之敝至于惷而愚，乔而野，朴而不文。商人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其民之敝至于荡而不静，胜而无耻。及太公治齐，举贤而尚功，周公曰：“后世必有簒夺之臣。”周公治鲁，亲亲而尊尊，太公曰：“后世浸衰矣。”盖齐之所为无以异于商，而鲁人之治则夏后氏之治者矣。用必然之赏，用必然之罚，必亲亲，必尊尊，必举贤而尚功，取其一定者而固守之，其末流至于此，此宜周公之所惩也。为之定法以自守于其下，使人主时用其意而操纵阖辟于其上，上下相与出于必然，不然之中，然后可以振厉人心于无穷。

太宰九两系民或问九两之中，曰牧者，君也；曰长，曰主，曰吏者，官也。彼其分君之职，居民之上，凡可以助君而得民者，固其分也。有如师儒之间，宗族朋友之际，山林薮泽之豪，岂尝有位于朝、有禄于国者耶？而均之曰得民，与牧长主吏并立而相参，何也？曰：此先王防患之深意也。夫千里王畿之外，公侯而下，伯子男而上，其君皆牧伯也。千里王畿之内，近而乡遂，逺而都鄙，其官皆长吏也。三等采地之间，卿之有邦，县公之有邦都，其人皆主也。牧伯皆有分地，则其地大，有以服民；公卿各有采地，则其利入，有以得民。长与吏虽有禄而无地，然既食其禄，则民亦有以尊其贵；既专其政，则民亦有以悦其治。蚩蚩之民，其聚必以类，其分必以群。不为之两，则涣散四出，而其势不可合矣。是以牧长主吏，先王各使之系其民而聴其两，不可纵也。不聴其两，则其势将至于涣散；聴其两而从其得民。他日有懐诈▯邪之诸侯，倾侧扰攘之士出于其间，则逆节之萌，祸心之包藏，其将何以制之？先王于是有师儒朋友、宗族豪富之两，以参互于其间。是九者相与为两，而后邦国之民有所耦合。有所耦合，而后有相训、相保、相及、相共、相利、相安之道。昔者孔子、孟子以布衣匹夫，而衣冠礼乐，足以师表一世。其门人弟子不逺数千里而从之，虽饥寒流落，濵于死而不去，此师以道得民也。庚桑子居乎畏垒，而畏垒之人相与尸而祝之，社而稷之。阳城居于晋之鄙，晋之鄙人薫其德而善良者几千人，此儒以道得民也。商之七族，宋戴、武、庄之族，齐诸田，楚懐、屈率以强宗大族，更相维持，系属人心。若汉郭觧之游侠，轻财重义，出万死一生以救人之急而任之事，则民心争慕而惟恐或后。蜀卓氏、孔氏、程郑、刁间之徒，占山林薮泽之利，殖货累钜万，而富比封君，隠民皆取食焉。此三者，以族以任以富而得民也。九者各有以得民之心，各有以聮民之族。类相恱而相附，相制而相维持。故彼动而此禁，一萌则一揠。先王经理邦国之大意，隠然可见于此。后世王制不明，是九者虽未尝不兼有，而为治者不知也。徒为之牧长，为之主吏，而所谓师儒、朋友、富家、大族，未尝过而问焉。是以越雪、蜀日、吠噬、狂走上之人，不以为意，而师之得民者废。溺冠骑项之余，俳优侏儒争以儒为戯而儒之得民者废。禁防侠破党伍，而朋友之得民者废。诛锄强宗，迁徙大族，嫉恶州县之富室，而宗族豪右之得民者又废。五者尽废，而牧长主吏虽存，又皆割人以自奉，役人以自安耳。州县之守令，大抵以办财赋为职，而得民之道，百郡千邑无复一人经意矣。秦汉以来，牧长主吏之间，如有畨令呉芮、南海尉佗，才得江湖岭海之人心，遂起而王其地。魏其武安以招致賔客之势，而倾动天下。呉王濞擅山海之利，赋不及民，拊循招纳，而山东七国之变相挺矣。士不攷论后世之变，而惟见太宰九两系民之说，则孰知先王防患之意深。

府史胥徒　　　　　　　　卫　湜六官府史胥徒只食一万九千夫。《太平经国书》或曰：徒即今之当直驺从也，胥即今贴司也，史即今掌文书者，府即今架阁主管守籍者。以太宰一官论之，自太宰至宰夫，卿一，中大夫二，下大夫四，上士八，中士十六，下士三十二，官若是其众，只用徒百二十人，不知如何用得过了？可以得一一使令何也？又不知此项是何等人？抑不知于何处发调耶？抑更畨耶？抑长充耶？若发调，则何处而发调？若禄食，何处而取给？其▯于官耶？抑免其家徭役耶？抑不免耶？详考五官之属，合管卿几人，大夫几人，上士、中士、下士几人，府史胥徒若干？以周之时财赋经费若此，而官属乃如是之多，殆不免有冗官之患矣。故杜佑作《通典》亦云：成周之官六万三千六百七十五员，其广若是，多耶？若一从其数，则所入不足以供所费；设或不然，缺一官而废一事，将又不可也。曰：府史胥徒，盖九职中闲民无常职转移执事者也。以天官攷之，凢二千九百六人，奄人、阍人、内竖等六十四人，九嫔、世妇、女御、女祝、女史、女酒、女浆、女笾、女醯、女盐、女奚等共一千一十六人，总食禄者三千六百八十九人。地官除山虞、川衡、司闗、司门等不可攷者尚三千余人。以天官为准，通以三千六百人为额，不限以兼摄，则六官凢一万九千八百人。可赋田则给之田，不可赋田则给之禄。其禄以百畆为差。《孟子》曰：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禄足以代其耕也。耕者之所获，一夫百畆，百畆之粪，上农夫食九人，至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禄以是为差，则庶人在官之禄凢五等也。今通以百畆为限，则食禄一万九千八百夫。王畿千里之内，提封百万井，十一以供税，则所入无限，而以一万九千夫田之禄以给庶人在官者，何患不能足哉？而况于兼权者乎？又况闗市有税，山林川泽有税，四方诸侯歳贡无限以之供郊庙賔客之费，盖甚优矣。或者疑其不能给，殆未深攷也。何以言之？百万井之田，为井九百万夫。井税一夫，则入于公者九十万夫。除其山林、城池、苑囿三分之二，则收田税六万四千井。为田五万六千六百夫，除其府史胥徒之食，尚余三万七千以下夫也。

冡宰都家　　　　　　　　王应电都宗人、都司马、方士、朝大夫，都则、都士，凡六官，家亦如之。王畿千里之地，公邑之外为家邑，家邑之外为小都、大都。天子不能自治之也。大都则封王之亲子弟及为三公采地，小都则封王之次亲子弟及为孤卿采地，家邑则封王之疏子弟及为大夫采地。盖为王治之，非若诸侯之世国而与其地也。夫挈百里之人民土地，以付之，使操纵予夺之权尽归之，而不由于己，万一不得其人，宁免倒持太阿之病耶？此都宗人等官之所由设也。祭祀名器，礼之大经也，于是有都宗人。庶子，兵马，国之大柄也，于是有都司马。法则者，驭官之大权也，于是有都则。司刑者，民命之所闗也，于是有方士。治中者，攷治之枢要也，于是有都士。家士至于王朝有令于都家，都家有治于王国，不可以无统率也，于是有朝大夫。此六官者，皆列王朝之爵，而任都家之事，其治法一聴于王官，非若小事而其君长得以擅为。此政教所以齐一其废置，皆由于冡宰，非若小吏而其君长得以专易。此血脉所以流通也。六官唯朝大夫则取都家之士而专居王朝，其余则以王国之士而各居其国，使其臣正于宗伯、司马、司冦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