稗编卷八　　　　　　　眀　唐顺之　撰诗一

稗编卷八　　　　　　　眀　唐顺之　撰诗一

诗大序　　　　　　　　　卜　商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眀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变，哀刑政之苛，吟咏性情，以风其上，逹于事变，而懐其旧俗者也。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眀者也。是谓四始，诗之至也。

诗序辩　　　　　　　　朱　熹诗序之作，説者不同，或以为孔子，或以为子夏，或以为国史，皆无眀文可考。惟《后汉书·儒林传》以为卫宏作《毛诗序》，今传于世，则序乃宏作，眀矣。然郑氏又以为诸序本自合为一编，毛公始分以寘诸篇之首，则是毛公之前，其传已久，宏特増广而润色之耳。故近世诸儒多以序之首句为毛公所分，而其下推説云云者为后人所益。理或有之，但今考其首句，则已有不得诗人之本意而肆为妄説者矣。况沿袭云云之误哉？然计其初，犹必自谓出于臆度之私，非经本文，故且自为一编，别附经后。又以尚有齐鲁韩氏之説，并传于世，故读者亦有以知其出于后人之手，不尽信也。及至毛公引以入经，乃不缀篇后而超冠篇端，不为注文而直作经字，不为疑辞而为决辞。其后三家之传又絶，而毛説孤行，则其抵牾之迹无复可见，故此序者遂若诗人先所命题，而诗文反为因序以作。于是读者转相尊信，无敢拟议。至于有所不通，则必为之委曲迁就，穿凿而附合之，宁使经之本文缭戾破碎，不成文理，而终不忍眀以小序为出于汉儒也。愚之病此久矣，然犹以其所从来也远，其间容或真有传授证验而不可废者，故既颇采以附传中，而复并为一编以还其旧，因以论其得失云。大序国史，眀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变，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逹于事变，而懐其旧俗者也。诗之作，或出于公卿大夫，或出于匹夫匹妇，盖非一人。而序以为专出扵国史，则误矣。説者欲盖其失，乃云国史防绎诗人之情性而歌咏之，以风其上。则不惟文理不通，而攷之《周礼》，太史之属掌书而不掌诗，其诵诗以谏，乃太师之属瞽蒙之职也。故《春秋传》曰：「史为书，瞽为诗。」説者之云，两失之矣。小序：「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是关雎之义也。按《论语》孔子尝言：“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盖淫者乐之过，伤者哀之过，独为是诗者得其情性之正，是以哀乐中节而不至于过耳。而序者乃析哀乐、淫伤各为一事而不相须，则已失其防矣。至于“伤为伤善之心”，则又大失其防，而全无文理也。或曰：“先儒多以周道衰，诗人本诸衽席而《关雎》作，故▯雄以周康之时《关雎》作为伤始乱。杜钦亦曰：‘佩玉晏鸣，关雎叹之。’説者以为古者后夫人鸡鸣佩玉，去君所，周康后不然，故诗人叹而伤之。”此鲁《诗》説也，与毛异矣。但以“哀而不伤”之意推之，恐其有此理也。“曰：此不可知矣。”但《仪礼》以《关雎》为乡乐，又为房中之乐，则是周公制作之时已有此诗矣。

若如鲁説，则《仪礼》不得为周公之书。《仪礼》不为周公之书，则周之盛时乃无乡射、燕饮、房中之乐，而必有待乎后世之刺诗也。其不然也，眀矣。且为人子孙，乃无故而播其先祖之失于天下如此，而尚可以为风化之首乎？驺虞，鹊巢之应也。鹊巢之化，行人伦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纯被文王之化，则庶类蕃殖，搜田以时，仁如驺虞，则王道成也。此序得诗之大指，然语意亦不分眀杨氏曰：二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盖一体也。王者诸侯之风，相须以为治，诸侯所以代其终也。故召南之终，至于仁如驺虞，然后王道成焉。夫王道成，非诸侯之事也，然非诸侯有驺虞之德，亦何以见王道之成哉？欧阳公曰：贾谊新书曰：驺者，文王之囿名；虞者，囿之司兽也。陈氏曰：礼记射义云：天子以驺虞为节，乐官备也，则其为虞官眀矣。猎以虞为主，其实叹文王之仁而不斥言也。此与旧説不同，今存于此。柏舟》言仁而不遇也。卫顷公之时，仁人不遇，小人在侧。诗之文意、事类，可以思而得；其时世名氏，则不可以强而推。故凡小序，惟诗文眀白，直指其事，如甘棠、定中南山、株林之属；若证验的切，见于书史，如载驰、硕人、清人、黄鸟之类，决为可无疑者。其次则词防大槩可知，必为某事，而不可知其的为某时、某人者，尚多有之。若为小序者，姑以其意推寻探索，依约而言，则虽有所不知，亦不害其为不自欺；虽有未当，人亦当恕其所不及。今乃不然，不知其时者，必强以为某王、某公之时；不知其人者，必强以为某甲、某乙之事。于是傅防书史，依托名諡，凿空妄语，以诳后人。其所以然者，特以耻其有所不知，而惟恐人之不见信而已。且如柏舟，不知其出于妇人，而以为男子；不知其不得于夫，而以为不遇于君，此则失矣。然有所不及而不自欺，则亦未至于大害理也。今乃断然以为卫顷公之时，则其故为欺罔，以误后人之罪不可揜矣。盖其偶见此诗，冠于三卫变风之首，是以求之春秋之前，而史记所书庄、宣以上卫之诸君事，皆无可攷者，諡亦无甚恶者。独顷公有赂王请命之事，其諡又为甄心动惧之名。如汉诸侯王，必其尝以罪谪，然后加以此諡，以此意，其必有弃贤用佞之失，而遂以此诗予之。若将以衒其多知而必于取信，不知将有眀者从旁观之，则适所以暴其真不知，而啓其深不信也。凡小序之失，以此推之，什得八九矣。又其为説，必使诗无一篇不为美刺时君国政而作，固已不切于情性之自然，而又拘于时世之先后。其或书传所载，当此之时，偶无贤君美諡，则虽有辞之美者，亦例以为陈古而刺今，是使读者疑于当时之人絶无善，则称君过则称已之意，而一不得志，则扼腕切齿、嘻笑冷语以怼其上者，所在而成羣。

是其轻躁险薄，尤有害于温柔敦厚之教，故予不可以不辩。桑中刺奔也。卫之公室淫乱，男女相奔，至于世族在位，相窃妻妾，期于幽逺，政散民流而不可止。此诗乃淫奔者所自作，序之首句以为刺奔，误矣。其下云云者，乃复得之《乐记》之説，已畧见本篇矣。而或者以为刺诗之体，固有铺陈其事，不加一辞，而闵惜惩创之意，自见于言外者，此类是也。岂必谯让质责，然后为刺也哉？此説不然。夫诗之为刺，固有不加一辞而意自见者，《清人》《猗嗟》之属是已然。尝试玩之，则其赋之之人，犹在所赋之外，而词意之间，犹有宾主之分也。岂有将欲刺人之恶，乃反自为彼人之言，以陷其身于所刺之中而不自知也哉？其必不然也，眀矣。又况此等之人，安于为恶，其于此等之诗，计其平日，固已自其口出而无惭矣，又何待吾之铺陈，而后始知其所为之如此？亦岂畏吾之闵惜，而遂幡然遽有惩创之心耶？以是为刺，不惟无益，殆恐不免于鼓之舞之，而反以劝其恶也。或者又曰：诗三百篇，皆雅乐也，祭祀朝聘之所用也。桑间濮上之音，郑卫之乐也，世俗之所用也。雅郑不同部，其来尚矣。且夫子答顔渊之问于郑声，亟欲放而絶之，岂其删诗乃録淫奔者之词，而使之合奏于雅乐之中乎？亦不然也。雅者，二雅是也；郑者，缁衣以下二十一篇是也；卫者，邶鄘卫三十九篇是也；桑间，卫之一篇；《桑中》之诗是也。二南、雅颂，祭祀朝聘之所用也；郑卫桑濮，里巷狎邪之所歌也。夫子之于郑卫，盖深絶其声于乐，以为法；而严立其词于诗，以为戒。如圣人固不语乱，而《春秋》所记，无非乱臣贼子之事，盖不如是，无以见当时风俗事变之实，而垂鉴戒于后世，固不得已而存之，所谓道并行而不相悖者也。今不察此，乃欲为之讳其郑卫桑濮之实，而文之以雅乐之名，又欲从而奏之宗庙之中，朝廷之上，则未知其将以荐之何等之鬼神，用之何等之宾客，而于圣人为邦之法，又岂不为阳守而隂叛之耶？其亦误矣。曰：然则大序所谓止乎礼义。夫子所谓思无邪者，又何谓耶？曰：大序指《柏舟》《緑衣》《泉水》《竹竿》之属而言，以为多出于此耳，非谓篇篇皆然。而《桑中》之类，亦止乎礼义也。夫子之言，正为人有邪正美恶之杂，故特言此以眀其皆可惩恶劝善，而使人得其性情之正耳，非以《桑中》之诗亦以无邪之思作之也。曰：荀卿所谓诗者，中声之所止。太史公亦谓三百篇者，夫子皆弦歌之，以求合于韶武之音，何耶？曰：荀卿之言，固为正经而发；若史迁之説，则恐亦未足为据也。岂有哇淫之曲，而可以强合于韶武之音也耶？考槃，刺庄公也。

不能继先公之业，使贤者退而穷处。此为美贤者穷处而能安其乐之诗，文意甚眀。然诗文未有见弃于君之意，则亦不得为刺庄公矣。序盖失之，而未有害于义也。至于郑氏，遂有誓不防君之恶，誓不过君之朝，▯不告君以善之説，则其害义又有甚焉。于是程子易其训诂，以为陈其不能防君之意，陈其不得过君之朝，陈其不得告君以善，则其意忠厚而和平矣。然未知郑氏之失，生于序文之误。若但直据诗词，则与其君初不相渉也。有女同车，刺忽也。郑人刺忽之不昏于齐。太子忽尝有功于齐，齐侯请妻之。齐女贤而不取，卒以无大国之助，至于见逐。故国人刺之。按《春秋传》：齐侯欲以文姜妻郑太子忽，忽辞。人问其故，忽曰：“人各有耦，齐大非吾耦也。《诗》曰：‘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国何为其后？”北戎侵齐，郑伯使忽帅师救之，败戎师。齐侯又请妻之，忽曰：“无事于齐，吾犹不敢。今以君命奔齐之急，而受室以归，是以师昏也。民其谓我何？”遂辞诸郑伯。祭仲谓忽曰：“君多内宠，子无大援，将不立。”忽又不听。及即位，遂为祭仲所逐。此序文所据以为説者也。然以今考之，此诗未必为忽而作。序者但见“孟姜”二字，遂指以为齐女，而附之于忽耳。假如其説，则忽之辞昏未为不正，而可刺。至其失国，则又特以势孤援寡，不能自定，亦未有可刺之罪也。序乃以为国人作诗以刺之，其亦误矣。后之读者又袭其误，必欲煅炼罗织，文致其罪，而不肯赦，徒欲以狥説诗者之谬，而不知其失是非之正，害义理之公，以乱圣经之本指，而坏学者之心术。故予不可以不辩。狡童，刺忽也。不能与贤人圗事，权臣擅命也。昭公尝为郑国之君而不幸失国，非有大恶，使其民疾之如寇讐也。况方刺其不能与贤人圗事，权臣擅命，则是公犹在位也，岂可防其君臣之分而遽以狡童目之耶？且昭公之为人柔懦疎阔，不可谓狡；即位之时，年已壮大，不可谓童。以是名之，殊不相似。而序于《山有扶苏》所谓狡童者，方指昭公之所美；至于此篇，则遂移以指公之身焉，则其舛又甚，而非《诗》之本指眀矣。大抵序者之于郑诗，凡不得其説者，则举而归之于忽。文义一失，而其害于义理有不可胜言者：一则使昭公无辜而被谤；二则使诗人脱其淫谑之实罪，而丽于讪上悖理之虚恶；三则厚诬圣人删述之意，以为实贱昭公之守正，而深与诗人之无礼于其君。凡此皆非小失，而后之説者犹或主之，其论愈精，其害愈甚。学者不可以不察也。《无衣》美晋武公也。武公始并晋国，其大夫为之请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诗也。序以史记为文，详见本篇。

但此诗，若非武公自作，以述其赂王请命之意，则诗人所作，以着其事而隂刺之耳。序乃以为美之，失其防矣。且武公弑君▯国，大逆不道，乃王法之所必诛而不赦者。虽曰尚知王命之重，而能请之以自安，是亦御人于白昼大都之中，而自知其罪之甚重，则分薄赃饵贪吏，以求私有其重寳而免于刑戮，是乃猾贼之尤耳。以是为美，吾恐其奬奸诲盗，而非所以为教也。小序之陋固多，然其颠倒顺逆，乱伦悖理，未有如此之甚者。故予特深辩之，以正人心，以诛贼党意，庶几乎大序所谓正得失者，而因以自附于春秋之义云。

大雅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受命，受天命也。作周，造周室也。文王之德，上当天心，下为天下所归。往三分天下而有其二，则已受命而作周矣。武王继之，遂有天下，亦卒文王之功而已。然汉儒惑扵谶纬，始有赤雀丹书之説。又谓文王因此遂称王而改元。殊不知所谓天之所以为天者，理而已矣。理之所在，众人之心而已矣。众人之心，是非向背，若出扵一，而无一毫私意杂于其间，则是理之自然，而天之所以为天者，不外是矣。今天下之心，既以文王为归矣，则天命将安往哉？「书」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所谓天聪眀自我民聪眀，天眀畏自我民眀畏」，皆谓此耳。岂必赤雀丹书而称王改元哉？称王改元之説，欧阳公、苏氏、游氏辩之已详。去此而论，则此序本亦得「诗」之大防，而于其曲折之意有所未尽。已论于本篇矣。

抑卫武公刺厉王亦以自警也此诗之序有得有失。盖其本例以为非美非刺则诗无所为而作。又见此诗之次适出于宣王之前，故直以为刺厉王之诗。又以《国语》有左史之言，故又以为亦以自警。以诗考之，则其曰刺厉王者，失之；而曰自警者，得之也。夫曰刺厉王之所以为失者：《史记》卫武公即位于宣王之三十六年，不与厉王同时，一也；诗以“小子”目其君，而“尔汝”之，无人臣之礼，与其所谓“敬威仪，慎出话”者，自相背戾，二也；厉王无道，贪虐为甚，诗不以此箴其膏肓，而徒以威仪词令为谆切之戒，缓急失宜，三也；诗词倨慢，虽仁厚之君有所不能容者，厉王之暴，何以堪之，四也；或以《史记》之年不合而以为追刺者，则诗所谓“听用我谋，庶无大悔”，非所以望于既往之人，五也。曰自警之所以为得者：《国语》左史之言，一也；诗曰“谨尔侯度”，二也；又曰“聿防厥国”，三也；又曰“亦聿既耄”，四也；诗意所指与《淇澳》所美、《宾筵》所悔，相表里，五也。二説之得失，其佐验眀白如此。必去其失而取其得，然后此诗之义眀。今序者乃欲合而一之，则其失者固已失之，而其得者亦未足为全得也。然此犹自其诗之外而言之也。若但即其诗之本文，而各以其一説反覆读之，则其训义之显晦疎宻，意味之厚薄浅深，可以不待攷证而判然于胷中矣。此又读诗之简要直诀，学者不可以不知也。

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此诗详攷经文，而以国语证之，其为康王以后祀成王之诗无疑。而毛郑旧説，定以颂为成王之时，周公所作，故凡颂中有成王及成康字者，例皆曲为之説，以附已意，其迂滞僻澁，不成文理，甚不难见，而古今诸儒无有觉其谬者。独欧阳公着《时世论》以斥之，其辩眀矣。然读者狃于旧闻，亦未遽肯深信也。小序又以此诗篇首有昊天二字，遂定以为郊祀天地之诗，诸儒往往亦袭其误。殊不知其首言天命者，止于一句，次言文武受之者，亦止一句，至于成王以下，然后详説不敢康宁缉熙安静之意，乃至五句而后已，则其不为祀天地而为祀成王，无可疑者。又况古昔圣王制为祭祀之礼，必以象类，故祀天于南，祭地于北，而其坛壝乐舞器币之属，亦各不同。若曰合祭天地于圜丘，则古者未尝有此渎乱厐杂之礼。若曰一诗而两用，如所谓冬荐鱼春献鲔者，则此诗专言天而不及地。若于泽中方丘奏之，则于义何所取乎？序説之云，反覆推之，皆有不通，其谬无可疑者。故今特上据国语，旁采欧阳，以定其説，庶几有以不失此诗之本防耳。或曰：国语所谓“始于德让，中于信寛，终于固和，故曰成”，者其语“成”字不为王诵之諡，而韦昭之注，大畧亦如毛郑之説矣，此又何耶？曰：叔向盖言成王之所以为成，以是三者，正犹子思所谓文王之所以为文，班固所谓尊号曰昭，不亦宜乎者耳。韦昭何以知其必谓文武以是成其王道，而不为王诵之諡乎？盖其为説本出毛郑，而不悟其非者。今欲一涤千古之谬，而不免乎以误而证误，则亦将何时而已耶？或者又曰：苏氏最为不信小序，而于此诗无异词，且又以为周公制作所定，后王不容复有改易，成王非创业之主，不应得以基命称之，此又何耶？曰：苏氏之不信小序，固未尝见其不可信之实也。夫周公制作亦及其当时之事而止耳。若乃后王之庙所奏之乐，自当随时附益。若商之▯鸟，作于武丁孙子之世；汉之庙乐，亦随时而更定焉。岂有周公之后王，乃独不得褒显其先王之功德，而必以改周公为嫌耶？基者，非必造之于始，亦承之于下之谓也。如曰邦家之基，岂必谓太王、王季之臣乎？以是为説，亦不得而通矣。况苏氏所以为此，实未能防北郊集议之余忿，今固不得而取也。

燕鲁齐诗传畧燕韩婴作内外传数万言，颇与齐鲁间殊，然归一也。《汉艺文志》：韩故三十六卷，内传四卷，外传六卷，説四十一卷。《隋经籍志》：韩诗二十二卷，薛氏章句《韩诗翼要》十卷。汉侯苞撰，梁有《韩诗谱》一卷。《唐艺文志》：《韩诗》卜商序，韩婴注二十二卷，又外传十卷。关雎。诗人言雎鸠贞洁，慎匹以声相求，隠蔽乎无人之处。故人君退朝入于私宫，后妃御见，去留有度。应门击柝，鼔人上堂，退反宴处，体安志眀。今时大人内倾于色，贤人见其萌，故咏关雎，説淑女正容仪以刺时【薛君章句：后汉书明帝诏「应门失守，关雎刺世」。宋均曰：「应门听政之处也，言不以政事为务，有宣淫之心。关雎乐而不淫，思得贤人与之共化，修应门之政者也。」又冯衍传注薛夫子章句曰：「雎鸠贞洁云云】窈窕贞专，貌淑女奉，顺坤德，成其纲纪。卷耳。顷筐，欹筐也。金罍，大夫器也。天子以玉，诸侯、大夫皆以金，士以梓。一升曰爵，爵尽也，足也。二升曰觚，觚寡也，饮当寡少。三升曰觯，觯适也，饮当自适也。四升曰角，角触也，不能自适，触罪过也。五升曰散，散讪也，饮不自节，为人所谤讪也。总名曰爵，其实曰觞，觞者饷也。觥亦五升，所以罚不敬。觥廓也，所以着眀之貌。君子有过，廓然着眀，非所以饷，不得觞【韩诗説正义又仪礼疏】芣苢伤夫有恶疾也。直曰车前，瞿曰芣苢。芣苡，木名，实似李。芣苡，泽泻也。芣苡，臭恶之菜。诗人伤其君子有恶疾，人道不通【阙】不得发愤而作，以兴芣苢虽为恶菜，我犹采采而不已，以兴君子虽有恶疾，我犹守而不离去。

驺虞　天子掌鸟兽官柏舟　卫宣姜自警所作燕燕　卫定姜归其娣送之而作蝃蝀，刺滛奔女也。诗人言蝃蝀在东者，邪色乗阳人君淫佚之征。臣子为君父隠藏，故言莫之敢指。乃如之人兮。黍离伯封作也【阙】离离黍貎也。诗人求亡，不得不识于物。视彼黍离离然，忧甚之时，反以为稷之苗，乃自知忧之甚也。昔尹吉甫信后妻【阙】而杀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离》之诗。猗嗟，舞则纂兮。言其舞则应雅乐也【薛君章句，文选注】四矢变兮。变易也【释文】伐檀。顺流而风，曰沦。何谓素餐兮？素者，质也。人但有质朴，而无治民之材，名曰素餐。尸禄者，颇有所知，善恶不言，黙然不语，茍欲得禄而已。譬如尸焉【薛君章句文选注】蟋蟀，歳聿其莫，聿辞也，莫晩也。言君之年歳已晩也【薛君章句，文选注】匪风，匪车揭兮，中心▯兮。説曰：「是非古之风也，发发者；是非古之车也，掲掲者。葢伤之也【汉书·王吉传，吉学韩诗】鸱鸮、鸋鴂，鸟名也。鸱鸮所以爱养子者，适以病之。爱怜养其子者，谓坚固其窠巢；病之者，谓不知托于大树茂枝，反敷之苇防。风至，防折，巢覆，有子则死，有卵则破，是其病也【文选注】湛露愔愔夜饮【説文作□】愔愔，和悦之貎。夫饮之礼，不脱屦而即序者，谓之礼；防而上坐者，谓之宴。能饮者饮之，不能饮者已，谓之醧。齐顔色，均众寡，谓之沉。闭门不出者，谓之湎。故君子可以宴，可以醧，不可以沉，不可以湎。鼔钟昭王之时作【正义郑于中俟握何纪注云：「昭王之时鼔钟之诗所为作者，依三为説也】南夷之乐曰南，四夷之乐唯南可以和于雅者，以其人声音及籥不僭差也【后汉书注：薛君云】王者舞六代之乐四夷之乐大德广被之所及【内传文选注】生民，三王各正其郊【转説説礼记正义】姜姓原字【韩诗章句，史记注】圣人皆无父，感天而生【异义韩鲁韩説正义】惟辞也。抑侯包云卫武公刺王室，亦以自戒。天作，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徂，往也；夷，易也；行，道也。彼百姓归文王者，皆曰：「岐周有易道可往归矣。」易道，谓仁义之道而易行故岐道阻险，而人不难。振鹭，西雍，文王之雍也。言文王之时，辟雍学士皆洁白之人也【薛君章句，《后汉书》注】商颂，美襄公【史记·宋世家】：襄公之时，修仁行义，欲与盟防，其大夫正考甫美之，追道契、汤、髙宗殷所以兴，作《商颂》。注：《韩诗章句》：美襄公】鲁申培始为诗传，号鲁诗。汉志鲁故二十五卷，説二十八卷。隋志鲁诗亡于西晋，而小学有一字石经鲁诗六卷。佩玉晏鸣，关雎叹之【汉书·杜钦传李奇曰：后夫人鸡鸣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诗人叹而伤之。臣瓒曰：此鲁诗也】先君之思，以畜寡人，此卫夫人定姜之诗也。定姜无子，立庶子衎，是为献公。畜孝也，献公无礼于定姜，定姜作诗，言献公当思先君定公，以孝于寡人。齐辕固为传，汉志齐后氏故二十卷，传三十九卷，孙氏故二十七卷，传二十八卷，杂记十八卷。隋志齐诗，魏代已亡。卫宣公之子夀闵其兄伋之且见害，作忧思之诗，《黍离》之诗是也【洪迈《容斋四笔》：“齐诗以为云云。”按晁氏《诗序论》：“齐鲁韩三家以正风为鲁诗】驺虞》为天子掌鸟兽官【齐诗章句】

五际　　　　　　　　　　考　索翼奉初学齐诗，闻五际之要，《十月之交》篇知日食地震之效，昭然可眀，犹巢居知风，穴居知雨。郑作《六艺论》引《泛歴枢》云：「午亥之际为革命，卯酉为改正，辰在天门出入候听。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眀也。亥为革命一际也，辰为天门出入候听二际也，卯为隂阳交际三际也，午为阳谢隂兴四际也，酉为隂盛阳微五际也。其诗含此五际，其内传曰：『五际，卯、酉、午、戌、亥也。隂阳终始际防之歳，于此则有变改之政也。』诗有五际，推得失，攷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

四家诗　　　　　　　　　郑　樵齐鲁燕赵四诗，土音不同，训诂亦异。故孔頴逹曰：“三家之诗，字与毛公异者，动以百数。”及证之他书，三家之学，非徒字异，亦并与文义俱异矣。当武帝时，毛诗始出，自以源流出于子夏，其书贯穿先秦古书。惟河间献王好古博见异书，深知其精。时齐鲁韩三家皆列于学官，独毛氏不得立。中兴后，谢曼卿、卫宏、贾逵、马融、郑康成之徒，皆宗毛公，学者翕然称之。今观其书，所释《鸱鸮》与《金縢》合，释《北山》《烝民》与《孟子》合，释《昊天有成命》与《国语》合，释《硕人》《清人》《皇矣》《黄鸟》与左氏合，而序《由庚》六篇与《仪礼》合。当毛公之时，左氏传未出，孟子、国语、仪礼未甚行，而毛氏之説先与之合，不谓之源流子夏可乎？汉兴，三家盛行，毛最后出，世人未知毛氏之宻，其説多从齐鲁韩氏。逮至魏晋，有左氏、国语、孟子诸书证之，然后学者舍三家而从毛氏。故齐诗亡于魏，鲁诗亡于晋，韩诗虽存，无▯之者【五十篇今但存其外▯十篇而已】从韩氏之説，则二南、商颂皆非治世音【以二南作于周衰，以次商颂作于宋襄公之世】从毛氏之説，则礼记、左氏无往而不合。此所以毛诗独存于世也。

诗谱序　　　　　　　　　欧阳脩【后同】两朝国史，志欧阳修于绛州得注本，卷首残阙，因补成进之，而不知注者为太叔求也。毛郑于诗，其学亦已博矣。予尝依其笺传考之于经，而证以序谱。惜其不合者颇多。盖诗述商周，自生民、▯鸟上陈稷契，下迄陈灵公，千五六百歳之间，旁及列国君臣世次、国地、山川、封域、圗牒、鸟兽、草木、鱼虫之名，与其风俗善恶、方言训诂、盛衰治乱、美刺之由，无所不载。然则孰能无失于其间哉？予疑毛郑之失既多，然不敢轻为改易者，意其为説不止于笺传而已，恨不得尽见二家之书，未能徧通其防。夫不尽见其书而欲折其是非，犹不尽人之辞而欲断其讼之曲直，其能果于自决乎？其能使之必服乎？世传郑氏诗谱最详，求之久矣，不可得。虽崇文总目、秘书所藏亦无之。庆厯四年，奉使河东，至于绛州，偶得焉。其文有注而不见名氏，然首尾残缺，自周公致太平以上皆亡之。其国谱旁行，尤易为讹舛，悉皆颠倒错乱，不可复攷。凡诗雅颂兼列商鲁，其正变之风十有四国，而其次皆莫详其义。惟封国变风之先后不可以不知。周、召、王、豳同出于周，邶、鄘并于卫，桧、魏无世家，其可攷者，陈、齐、卫、晋、曹、郑、秦此封国之先后也。豳、齐、卫、桧、陈、唐、秦、郑、魏、曹此变风之先后也。周南、召南、邶、▯卫、王、郑、齐、豳、秦、魏、唐、陈、曹此孔子未删诗之前，周太师乐歌之次第也。周、召、邶、▯卫、王、桧、郑、齐、魏、唐、秦、陈、曹、豳此郑氏诗谱次第也。黜桧后，陈此今诗次第也。初予未见郑谱，尝略攷春秋、史记本纪、世家、年表，而合以毛郑之説，为诗圗十四篇。今因取以补郑谱之亡者，足以见二家所説世次先后甚备，因据而求其得失较然矣。而仍存其圗，庶几以见予于郑氏之学尽心焉耳。夫尽其説而有所不通，然后得以论正，予岂好为异论者哉？凡补其谱十有五，补其文字二百七，増损涂乙改正者三百八十三，而郑氏之谱复完。

王国风解六经之法，所以法不法，正不正，由不法与不正，然后圣人者出，而六经之书作焉。周之衰也，始之以夷懿，终之以平桓。平桓而后不复支矣，故书止文侯之命，而不复録。春秋起周平之年而治其事，诗自黍离之什而降于风，絶于文侯之命，谓教令不足行也；起于周平之年，谓正朔不足加也；降于黍离之什，谓雅颂不足兴也。教令不行，天下无王矣；正朔不加，礼乐偏出矣；雅颂不兴，王者之迹息矣。诗书贬其失，春秋悯其微，无异焉尔。然则诗处于卫后而不次于二南，恶其近于正而不眀也。其体不加周姓而存王号，嫌其混于诸侯而无王也。近正则贬之不着矣，无王则絶之太遽矣。不着云者，周召二南至正之诗也；次于至正之诗，是不得贬其微弱而无异二南之诗尔。若然，岂降之乎？太遽云者，春秋之法，书王以加正月，言王人虽微，必尊于上周室虽弱，不絶其王。茍絶而不与其尊周乎？故曰王号之存，黜诸侯也；次卫之下，别正变也。桓王而后，虽欲其正风，不可得也。诗不降于厉幽之年，亦犹春秋之作，不在惠公之世尔。春秋之作，伤典诰之絶也；黍离之降，悯雅颂之不复也。幽平而后，有如宣王者出，则礼乐征伐不在诸侯，而雅颂未可知。奈何推波助澜，纵风止燎乎？

豳问或问：“七月豳风也，而郑氏分为雅颂。其诗八章，以其一章、二章为风，三章、四章、五章、六章之半为雅，又以六章之半、七章、八章为颂。一篇之诗，别为三体，而一章之言，半为雅而半为颂。诗人之意，果若是乎？”应之曰：“七月，周公之作也。其言豳土寒暑气节、农桑之候、勤生事、男女耕织、衣食之本，以见太王居豳兴起王业艰难之事，此诗之本义，毛郑得之矣。其为风、为雅、为颂，吾所不知也。所谓七月之本义幸在者，吾既得之矣，其有所难知者阙之可也。虽然，吾知郑氏之説自相抵牾者矣。今诗之经，毛郑所学之经也。经以为风，而郑氏以为雅颂，岂不戾哉？夫一国之事谓之风，天下之政谓之雅，以其成功告于神眀谓之颂，此毛郑之説也。然则风，诸侯之事；雅，天子之事。今所谓七月者，谓之风可矣，谓之雅颂则非，天子之事又非告功于神眀者，此又其戾者也。风雅颂之为名，未必然，则于其所自为説有不能通也。”问者又曰：“郑氏所以分为雅颂者，岂非以周礼籥章之职有吹豳诗雅颂之説乎？”应之曰：“今之所谓周礼者，不完之书也。其礼乐制度，盖有周之大法焉。至其攷之于事，则繁杂而难行者多，故自汉兴六经复出，而周礼独不为诸儒所取，至以为黩乱不验之书，独郑氏尤推尊之，宜其分豳之风为雅颂以合其事也。”问者又曰：“今豳诗七篇，自鸱鸮以下六篇皆非豳事，独七月一篇，岂足以自为一国之风？然则七月而下七篇寓于豳风耳。豳其自有诗乎？周礼所谓豳雅豳颂者，岂不为七月而自有豳诗而今亡者乎？至于七月亦尝亡矣，故齐鲁韩三家之诗皆无之。由是言之，豳诗其犹有亡者乎？”应之曰：“经有其文，犹有不可知者；经无其事，吾可逆意而为然乎？”十五国次解国风之号，起周终豳，皆有所次，圣人岂徒云哉？而眀诗者多泥于数説而不通，或者又以为圣人之意不在于先后之次，是皆不足为训。法者大抵国风之次，以两而合之，分其次以为比，则贤善者着，而丑恶者眀矣。或曰：“何如其谓之比乎？”曰：“周召以浅深比也，卫王以世爵比也，郑齐以族氏比也，魏唐以土地比也，秦陈以祖裔比也，桧曹以美恶比也，豳能终之以正，故居末焉。”浅深云者，周得之深，故先于召；世爵云者，卫为纣都，而纣不能有之，周幽东迁，无异是也，加卫于先，眀幽纣之恶，同而不得近于正焉。姓族云者，周法尊其同姓，而异姓者为后，郑先于齐，其理然也。土地云者，魏本舜地，唐为尧封，以舜先尧，眀晋之乱，非魏褊俭之等也。祖裔云者，陈不能兴舜，而襄公能大于秦子孙之功，陈不如矣。穆姜卜而遇艮之随，乃引文言之辞以为卦説，夫穆姜始筮时，去孔子之生尚十四年尔，是文言先于孔子而有乎？不然，左氏不为诞妄也。推此以迹其怪，则季札观乐之次，眀白可验，而不足为疑矣。夫黍离以下，皆平王东迁、桓王失位之诗，是以列于国风，言其不足正也。借使周天子至甚无道，则周之乐工敢以周王之诗降同诸侯乎？是皆不近人情，不可为法者。昔孔子大圣人，其作春秋也，既微其辞，然犹不公传于人，弟子口授而已，况一乐工而敢眀白彰显其君之恶哉？此又可验孔子分定为信也。本其事而推之，以着其妄，庶不为无据云。

定风雅颂解诗之息久矣。天子诸侯莫得而自正也。古诗之作，有天下焉，有一国焉，有神眀焉。观天下而成者，人不得而私也。体一国而成者，众不得而违也。防神眀而成者，物不得而欺也。不私焉，雅着矣。不违焉，风一矣。不欺焉，颂眀矣。然则风生于文王，而雅颂杂于武王之间。风之变，自夷懿始。雅之变，自厉幽始。霸者兴，变风息焉。王道废，诗不作焉。秦汉而后，何其灭然也？王通谓：“诸侯不贡诗，天子不采风，乐官不逹雅颂，国史不眀变。”非民之不作也。诗出扵民之情性，情性其能无哉？职诗者之罪也。通之言，其几于圣人之心矣。或问：“成王周公之际，风有变乎？”曰：“豳是矣。幸而成王悟也。”不然则变而不能复乎？豳之去雅，一息焉。盖周公之心也。故能终之以正。

鲁颂解或问：“诸侯无正风，而鲁有颂，何也？”曰：“非颂也，不得已而名之也。四篇之体，不免变风之例尔。何颂乎？颂惟一章，而鲁颂章句不等。颂无‘颂’字之号，而今四篇皆有其序曰：‘季孙行父请命于周，而史克作之。’亦未离乎彊也。颂之本，一人是之，未可作焉。访于众人，众人可之，犹曰天下有非之者，又访于天下，天下人亦曰可，然后作之无疑矣。僖公之政，国人犹未全其惠，而《春秋》之贬，尚不能逃，未知其颂何从而兴乎？颂之美者，不过文武，文武之颂，非当其存而作者也，皆追述也。僖公之德，孰与文武？而曰有颂乎？先儒谓名生于不足，宜矣。’然圣人所以列为颂者，其説有二：贬鲁之彊，一也；劝诸侯之不及，二也。请于天子，其非彊乎？特取于鲁，其非劝乎？或曰：“何谓劝？”曰：“僖公之善，不过复土宇、修宫室、大牧养之法尔。圣人犹不敢遗之，使当时诸侯有过于僖公之善者，圣人忍絶去而不存之乎？故曰劝尔。”而郑氏谓之备三颂何哉？大抵不列于风，而与其为颂者，所谓悯周之失、贬鲁之强是矣。岂郑氏之云乎？

鲁问或问鲁诗之颂僖公盛矣，信乎？其克淮夷，伐戎狄，服荆舒，荒徐宅，至于海邦蛮貊，莫不从命，何其盛也？泮水曰：「既作泮宫，淮夷攸服。矫矫虎臣，在泮献馘。」又曰：「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又曰：「憬彼淮夷，来献其琛。」閟宫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又曰：「淮夷来同，鲁侯之功。」又曰：「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蛮貊，及彼南夷，莫不率从，其武功之盛，威德所加，如诗所陈，五覇不及也。」然鲁在春秋时常为弱国，其与诸侯防盟征伐，见于春秋史记者可数也，皆无诗文所颂之事，而淮夷戎狄荆舒徐人之事，有见于春秋者，又皆与颂不合者，何也？按春秋僖公在位三十三年，其伐邾者四，败莒，灭项者各一，此鲁自用兵也。其四年伐楚，侵陈；六年伐郑，是时齐桓公方称覇主，兵率诸侯之师，而鲁亦与焉耳。二十八年围许，是时晋文公方称伯主，兵率诸侯，而鲁亦与焉耳。十五年楚伐徐，鲁救徐而徐败；十八年宋伐齐，鲁救齐而齐败；二十六年齐人侵伐鲁鄙，鲁乞师于楚，楚为伐齐取谷。春秋所记僖公之兵止于是矣。其自主兵所伐邾莒项，皆小国，虽能灭项，反见执于齐；其所伐大国皆齐晋主兵，其有所救者，又力不能胜而輙败。由是言之，鲁非强国可知也。焉有诗人所颂威武之功乎？其所侵伐小国，春秋必书焉，有所谓克服淮夷之事乎？惟其十六年一防齐侯于淮尔，是防也，淮夷侵鄫，齐侯来防，谋救鄫尔。由是言之，淮夷未尝服于鲁也。其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者，郑氏以谓僖公与齐桓举义兵，北当戎与狄，南艾荆及羣舒。按僖公即位之元年，齐桓二十七年也。齐桓十七年伐山戎，逺在僖公未即位之前，至僖公十年，齐侯许男伐戎，鲁又不与。郑氏之説既谬，而诗所谓「戎狄是膺」者，孟子又曰：「周公方且膺之。」如孟子之説，岂僖公事也？荆楚也，僖公之元年，楚成王之十三年，也是时，楚方强盛，非鲁所能制。僖之四年，从齐桓伐楚，而齐以楚强，不敢速进，乃次于陉，而楚遂与齐盟于召陵，此岂鲁僖得以为功哉？六年，楚伐许，又从齐桓救许，而力不能胜，许男卒面缚衔璧降于楚。十五年，楚伐徐，又从齐桓救徐，而力又不能胜，楚卒败徐，取其娄林之邑。舒在僖公之世，未尝与鲁通，惟三年，徐人取舒，一见尔，盖舒为徐取之矣。然则郑氏谓僖公与齐桓南艾荆及羣舒者，亦谬矣。由是言之，所谓「戎狄是膺，荆舒是惩」者，皆与《春秋》不合矣。楚之伐徐，取娄林，齐人、徐人伐英氏以报之，盖徐人之有楚伐也，不求助于鲁，而求助于齐以报之，以此见徐非鲁之与国也。则所谓「遂荒徐宅」者，亦不见于《春秋》矣。《诗》孔子所删正也，《春秋》孔子所修也。《诗》之言不妄，则《春秋》疎谬矣。《春秋》可信，则《诗》妄作也，其将奈何？应之曰：「吾固言之矣，虽其本有所不能逹者，犹将阙之，是也。惟阙其不知，以俟焉可也。」

商颂解古诗三百篇，始终于周，而仲尼兼以商颂，岂多记而广録者哉？圣人之意，存一颂而有三益：大商祖之德，其益一也；予纣之不憾，其益二也；眀武王周公之心，其益三也。曷谓大商祖之德？曰颂具矣。曷谓予纣之不憾？曰悯废矣。曷谓眀武王周公之心？曰存商矣。按《周本纪》称，武王伐纣，下车而封武庚于宋，以为商后；及武庚叛，周公又以微子继之。是圣人之意，虽恶纣之暴，而不防汤之德，故始终不絶其为后焉。或曰，商颂之存，岂异是乎？曰其然也，而人莫之知矣。非仲尼、武王、周公之心，殆而成汤之德，微毒纣之恶，有不得其着矣。向所谓存一颂而有三益焉者，岂妄云哉？

序问或问：“诗之序，卜商作乎？卫宏作乎？非二人之作，则作者其谁乎？”应之曰：“书、春秋皆有序，而着其名氏，故可知其作者。诗之序不着其名氏，安得而知之乎？虽然，非子夏之作，则可以知也。”曰：“何以知之？”应之曰：“子夏亲受学于孔子，宜其得诗之大防。其言风雅有变正，而论关雎、鹊巢，系之周公、召公，使子夏而序诗，不为此言也。自圣人殁，六经多失其传，一经之学，分为数家，不胜其异説也。当汉之初，诗之説分为齐、鲁、韩三家，晚而毛氏之诗始出。久之，三家之学既废，而毛诗独行，以至于今不絶。今齐、鲁之学没，不复见，而韩诗遗説，往往见于他书。至其经文，亦不同，如逶迤、郁夷之类是也。然不见其终始，亦莫知其是非。自汉以来，学者多矣，其卒舍三家而从毛公者，盖以其源流所自，得圣人之防多欤？今攷毛诗诸序，与孟子説诗多合，故吾于诗，常以序为证也。至其时有小失，随而正之。惟周南、召南失者类多，吾固已论之矣。学者可以察焉。”时世论【二南、小雅皆作于周衰，颂作于康王以后】按郑氏谱，周南、召南言文王受命，作邑于丰，乃分岐邦、周邦，周、召之邑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使施先公太王、王季之教于己所职六州之国，其民被二公之德教尤纯。至武王灭纣，廵守天下，陈其诗以属太师，分而国之。其得圣人之化者，系之周公，谓之周南；其得贤人之化者，系之召公，谓之召南。今考之于诗义，皆不合，而其为説者又自相抵牾。所谓被二公之德教者，是周公旦、召公奭所施太王、王季之德教尔。今周、召之诗二十五篇：关雎、葛覃、卷耳、樛木、螽斯、桃夭、兎罝、芣苢，皆后妃之事；鹊巢、采蘩、小星，皆夫人之事，夫人乃太姒也；麟趾、驺虞，皆后妃、夫人之德化之应；草虫、采苹、殷其雷，皆大夫妻之事；汉广、汝坟、羔羊、摽有梅、江有汜、野有死麕，皆言文王之化。盖此二十二篇之诗，皆述文王、太姒之事。其余三篇：甘棠、行露、言召伯听讼；何彼秾矣，乃武王时之诗。乌有所谓二公所施先公之德教哉？此以谱攷诗义，皆不能合者也。谱言得圣人之化者谓周公也，得贤人之化者谓召公也，谓旦、奭共行先公之德教，而其所施自有优劣，故以圣贤别之尔。今诗所述既非先公之德教，而二南皆是文王、太姒之事，无所优劣，不可分其圣贤。所谓文王、太姒之事，其德教自家刑国，皆其夫妇身自行之，以化其下，久而变纣之恶俗，成周之王道，而着于歌颂尔。盖谱谓先公之德教者，周、召二公未尝有所施，而二南所载文王、太姒之化，二公亦又不得而与。

然则郑谱之説，左右皆不能合也。后之为郑学者，又谓谱言圣人之化者为文王，贤人之化者为太王、王季。然谱本谓二公行先公之教，初不及文王，则为郑学者又自相抵牾矣。今诗之序曰：「关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风，故系之周公；鹊巢、驺虞之德，诸侯之风，故系之召公。」至于关雎、鹊巢所述，一太姒耳，何以为后妃？何以为夫人？二南之事，一文王尔？何以为王者？何以为诸侯？则序皆不通也。又不言作诗之时世。盖自孔子殁，羣弟子散亡，而六经多失其防。诗以讽诵相传，五方异俗，物名字训，往往不同，故于六经之失，诗尤甚。诗三百余篇，所作非一人，所作非一国，先后非一时，而世久失其传，故于诗之失时世尤甚。周之德盛于文武，其诗为风，为雅，为颂。风有周南、召南，雅有大雅、小雅，其义类非一，或当时所作，或后世所述，故于时世之失周诗尤甚。自秦汉以来，学者之説不同多矣，不独郑氏之説也。昔孔子尝言《关雎》矣，曰：“哀而不伤。”太史公又曰：“周道缺，诗人本之衽席，《关雎》作。”而齐鲁韩三家皆以为康王政衰之诗，皆与郑氏之説其意不类。盖常以哀伤为言，由是言之，谓《关雎》为周衰之作者近是矣。周之为周也，远自上世，积德累仁，至干文王之盛，征伐诸侯之不服者，天下归者三分有二，其仁德所及，下至昆虫草木，如《灵台》、《行苇》之所述。盖其功业盛大，积累之勤，其来逺矣。其盛德被天下者，非一事也。太姒贤妃，又有内助之功。尔而言诗者，过为称述，遂以《关雎》为王化之本，以谓文王之兴自太姒始，故于众篇所述德化之盛，皆云后妃之化所致。至于天下太平，《麟趾》与《驺虞》之瑞，亦以为后妃功化之盛效，故曰《麟趾》《关雎》之应，《驺虞》《鹊巢》之应也。何其过论欤？夫王者之兴，岂专由女德？惟其后世因妇人以致衰乱，则宜思其初有妇德之助以兴尔。因其所以衰，思其所以兴，此《关雎》之所以作也。其思彼之辞甚美，则哀此之意亦深。其言缓，其意逺。孔子曰：“哀而不伤。”谓此也。司马迁之于学也，杂博而无所择，然其去周秦未逺，其为説必有老师宿儒之所传。其曰“周道缺而《关雎》作”，不知自何而得此言也。吾有取焉。昔吴季札闻鲁人之歌《小雅》也，曰：“思而不……”贰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犹有先王之遗民焉。而太史公亦曰：「仁义陵迟，鹿鸣刺焉。」然则小雅者，亦周衰之作也。周颂「昊天有成命」曰：「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所谓「二后」者，文武也；则成王者，成王也。犹文王之为文王，武王之为武王也。然则「昊天有成命」，当是康王以后之诗，而毛郑之説以颂皆是成王时作，遂以成王为成此王功不敢康。

宁「执竞」曰：「执竞武王，无竞维烈。不显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所谓「成康」者，成王康王也。犹文王武王谓之文武尔。然则「执竞」者，当是昭王以后之诗，而毛以为成大功而安之，郑以为成安祖考之道，皆以为武王也。据诗之文，但云「成康」尔，而毛郑自出其意，各以増就其己説，而意又不同，使后世何所适从哉？噫嘻曰：「噫嘻！成王者，亦成王也，而毛郑亦皆以为武王。由信其己説，以颂皆成王时作也。」诗所谓「成王者」，成王也；「成康者」，成王康王也。岂不简且直哉？而毛郑之説，岂不迂而曲也？以为成王康王，则于诗文理易通；如毛郑之説，则文义不完而难通。然学者舍简而从迂，舍直而从曲，舍易通而从难通，或信焉而不知其非，或疑焉而不敢辨者，以去诗时世逺，茫昧而难眀也。余于《周南》《召南》辩其不合，而《关雎》之作，取其近似者焉，盖其説合于孔子之言也。若《雅》也《颂》也，则辩之而不敢必，而有待焉。夫毛郑之失，患于自信其学而曲遂其説也。若予又将自信，则是笑奔车之覆而疾驱以追之也。然见其失，不可不辩，辩而不敢必，使余之説得与毛郑之説并立于世，以待夫眀者而择焉，可也。

本末论关雎》《鹊巢》《文王》之诗也，不系之文王，而下系之周公、召公。召公自有诗，则得列于本国；周公亦自有诗，则不得列于本国，而上系于豳。豳，太王之国也。考其诗，则周公之诗也。周、召，周公、召公之国也。考其诗，则文王之诗也。《何彼秾矣》，武王之诗也，不列于《雅》，而寓于《召南》之风。《棠棣》，周公之诗也，不列于《周南》，而寓于文王之《雅》。卫之诗，一公之诗也，或系之邶，或系之鄘，或系之卫。诗述在位之君，而风系已亡之国。晋之为晋久矣，不得为晋，而谓之唐；郑去咸林而徙河南为郑，甚新而遂得为郑。自汉以来，其説多矣。盖《诗》之类例不一如此，宜其説者之纷然也。问者曰：“然则其将奈何？”应之曰：“吾之于《诗》，有幸有不幸也。不幸者，逺出圣人之后，不得质吾疑也。幸者，《诗》之本义在尔。《诗》之作也，触事感物，文之以言，美者美之，恶者刺之，以发其揄▯怨愤于口，道其哀乐、喜怒于心，此诗人之意也。古者国有采诗之官，得而録之，以属太师，播之于乐，于是考其义类而别之，以为风、雅，而比次之，以藏于有司，而用之宗庙、朝廷，下至乡人聚防，此太师之职也。世久而失其传，乱其雅、颂，亡其次序，又采者积多而无所择。孔子生于周末，方修礼乐之壊，于是正其雅、颂，删其繁重，列于六经，着其善恶，以为劝戒，此圣人之志也。周道既衰，学校废而异端起。及汉承秦焚书之后，诸儒讲説者，整齐残缺以为之义训，耻于不知，而人人各自为説，至或迁就其事，以曲成其已学，其于圣人有得有失，此经师之业也。惟是诗人之意也，太师之职也，圣人之志也，经师之业也。今之学《诗》也不出于此四者，而罕有得焉者，何哉？劳其心而不知其要，逐其末而防其本也。何谓本末？作此诗述此事，善则美，恶则刺，所谓诗人之意者，本也；正其名，别其类，或系于此，或系于彼，所谓太师之职者，末也察其美刺，知其善恶，以为劝戒。所谓圣人之志者，本也。求诗人之意，逹圣人之志者，经师之本也。讲太师之职，因其失传而妄自为之説者，经师之末也。今夫学者，得其本而通其末，斯尽善矣。得其本而不通其末，阙其所疑可也。虽其本有所不能逹者，犹将阙之，况其末乎。所谓周、召、邶、鄘、唐、豳之风，是可疑也。考之诸儒之説，既不能通，欲从圣人而质焉，又不可得。然皆其末也。若诗之所载，事之善恶，言之美刺，所谓诗人之意，幸其具在也。然颇为众説汨之，使其义不眀。今去其汨乱之説，则本义粲然而出矣。今夫学者，知前事之善恶，知诗人之美刺，知圣人之劝戒，是谓知学之本而得其要，其学足矣，又何求焉。其末之可疑者，阙其不知可也。盖诗人之作诗也，固不谋于太师矣。今夫学诗者，求诗人之意而已。太师之职有所不知，何害乎学诗也。若圣人之劝戒者，诗人之美刺是也。知诗人之意，则得圣人之志也。

十月之交解小雅无厉王之诗，着其恶之甚也。而郑氏自《十月之交》以下分其篇，以为当刺厉王，又妄指毛公为训诂时，移其篇目，因引前后以为据。其説有三：一曰「节刺师尹不平」，此不当讥皇父擅恣，余谓非大乱之世者，必不容二人之专，不然李斯、赵髙不同生于秦也。其二曰「正月恶褒姒防周」，此不当疾艳妻之説，出于郑氏，非史传所闻，况褒姒之恶，天下万世皆同疾而共丑者，二篇讥之，殆岂过哉？其三曰「幽王时司徒乃郑桓公友」，此不当云「畨维司徒」，予谓《史记》所载郑桓公在幽王十八年方为司徒尔，岂止桓公哉？是三説皆不合于经，不可按法为郑氏者，独不能自信，而欲指他人之非，斯亦惑矣。今考《雨无正》以下三篇之诗，又其乱説归向，皆无刺厉王之文，不知郑氏之説何从而为据？孟子曰：「説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非如是其能通诗乎？」

诗解统序五经之书，世人号为难通者，易与《春秋》夫岂然乎？经皆圣人之言，固无难易，系人之所得有浅深。今攷于《诗》，其难亦不让二经，然世人反不难而易之，用是通者亦罕使其存心一则，人人皆能眀，而经无不通矣。大抵谓《诗》为不足通者，有三：曰章句之诗也，曰淫防之辞也，曰猥细之记也。若然，孔子为泛儒矣。非唯今人易而不习，考乎先儒，亦无几人。是果不足通欤？唐韩文公，最为知道之笃者，然亦不过议其序之是否，岂足眀圣人本意乎？《易》《书》《礼》《乐》《春秋》，道所存也。《诗》关此五者，而明圣人之用焉。迹其道，不知其用之与夺，犹不辨其物之曲直，而欲制其方圎，是果于其成乎？故二南牵于圣贤，国风惑于先后，《豳》居变风之末，惑者溺于私见，而谓之兼上下。二《雅》混于小大而不眀，三《颂》昧于商鲁而无辩。此一经大槩之体，皆所未正者。先儒既无所取舍，后人因不得其详，由是难易之説兴焉。毛郑二学，其説炽，辞辩固已广博，然不合于经者亦不为少。或失于疎畧，或失于谬妄。盖《诗》载《关雎》上，兼商世，下及武成、平、桓之间，君臣得失，风俗善恶之事，广阔辽邈，有不失者鲜矣。是亦可疑也。余欲志郑学之妄，益毛氏之疎畧而不至者，合之于经，故先眀其统要十篇，庶不为之芜泥云尔。

二南为正风天子诸侯当大治之世，不得有风风之生，天下无王矣。故曰诸侯无正风。然则周召可为正乎？曰可与不可，非圣人不能断其疑。当文王与纣之时，可疑也。可疑之际，天下虽恶纣而主文王，然文王不得全有天下，尔亦曰服事于纣焉。则二南之诗作于事纣之时，号令征伐不止于受命之后尔。岂所谓周室衰而关雎始作乎？史氏之失也。推而别之，二十五篇之诗在商不得为正，在周不得为变焉。上无眀天子，号令由己出，其可谓之正乎？二南起王业，文王正天下，其可谓之变乎？此不得不疑，而轻其与夺也。学诗者多推于周而不辨于商，故正变不分焉。以治乱本之，二南之诗在商为变，而在周为正乎？或曰未谕。曰推治乱而迹之，当不诬矣。

周召分圣贤解圣人之治，无异也，一也。统天下而言之，有异焉者，非圣人之治然矣。由其民之所得，有浅深焉。文王之化，出乎其心，施乎其民，岂异乎？然孔子以周、召为别者，盖上下不得兼，而民之所化有浅深尔。文王之心，则一也，无异也。而説者以为由周、召圣贤之异而分之，何哉？大抵《周南》之民得之者深，故因周公之治而系之，岂谓周公能行圣人之化乎？《召南》之民得之者浅，故因召公之治而系之，岂谓召公能行贤人之化乎？殆不然矣。或曰：「不系于《雅》《颂》，何也？」曰：「谓其本诸侯之诗也。」又曰：「不统于变风，何也？」曰：「谓其周迹之始也。」列于《雅》《颂》，则终始之道混矣；杂于变风，则文王之迹殆矣。《雅》《颂》焉不可混？周迹之始，其将畧而不具乎？

论欧诗解　　　　　　　　通　考晁氏曰：欧公解诗，毛郑之説已善者，固为之不改；至于质诸先圣，则悖理；考于人情，则不可行，然后易之。故所得比诸儒最多。但平日不信符命，尝著书以《周易》、河圗、洛书为妖妄，今又以《生民》、《▯鸟》之诗为怪説。苏子瞻曰：帝王之兴，其受命之符，卓然见于诗书者多矣。《河圗》、《洛书》、《▯鸟》、《生民》之诗，岂可谓诬也哉？恨学者推之太详，流入谶纬，而后之君子亦矫枉过正，举从而废之，以为王莽、公孙述之流縁此作乱，使汉不失德，莽、述何自起？而归罪三代受命之符，亦过矣。

二南辩　　　　　　　　　郑　樵【后同】二南六州汉志扶风县东北有周城，西南有召城。二南之诗得于周南，系之周南；得于召南，系之召南。本于所得之地而系之尔。盖歌则从二南之声，二南皆出于文王之化。言王者之化自北而南【东北一区尚染纣恶，惟西南皆从文王之化】周召二公未尝与其间。二南之诗，后世取以为乐章，用之为燕乐，为乡乐，为射乐，为房中之乐，所以彰文王之德美也。故曰：大武始于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南之为义，盖如是也。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周召南之为义，盖如是也。周世未有乐名“南”者，惟钟鼔之诗曰：“以雅以南【陆希声刘▯释钟鼔，亦类雅南之南为二南，微出己意曰：“南如周南之南】以籥不僭。左氏载季札观乐为有象舞箾，南舞籥者【杜预释左氏，亦知南籥为文王之乐，不敢正指为南箾者】详而考之，南籥二南之籥也。雅也，象舞颂之维清也，箾之舞象籥之奏。南其在当时见古乐如此。而文王世子又有所谓胥鼔南【郑注谓南夷之乐，岂有教世子而用夷乐】则南之为乐，古矣。二南之诗虽大槩美诗，亦有刺诗，不徒西周之时，而东周亦然，与十三国风无异也。若以为周衰之诗，此齐鲁韩之学也。而周之盛时无一篇可取，所谓尽周衰之文耳。此三家之学不如毛氏之宻也。

关雎辩齐鲁韩三家皆以关雎为康王政衰之诗。▯雄曰：周康之时，关雎作于上。杨赐曰：康王宴起，关雎见几而作。太史公曰：周道缺，诗人本之衽席而关雎作。范晔有曰：康后晚朝，关雎作讽。薛君章句亦谓关雎咏淑女以刺时。详诸上文，皆谓作于周衰之文，而不知麟趾乃关雎之应也。序亦言衰世之公子，季札观歌小雅曰：其周德之衰乎？太史公曰：仁义凌迟，鹿鸣刺焉。如此，则麟趾、小雅、鹿鸣诸诗，皆非治世音无疑矣。曰：非也。盖诗者乐也，古人以声诗奏之。乐后世有不能法祖、怠于政者，则取是诗而奏之，以申警讽。故曰作。作之为义，如始作、翕如之作，非谓其诗始作于衰世也。孔子言诗，皆取诗之声，不防説诗之义。如何如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夫子喜鲁太师之乐，音节中度，故曰乐矣而不及于淫，哀矣而不及于伤，皆从乐奏中言之，非以序别其关雎之文义】又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皆乐之声也。非谓关雎之义如此。序诗者取以为关雎之义，则非矣。大抵古人学诗，最要理防诗之声。夫子曰：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为之为义，亦作之意。既为之作，则翕纯皦绎，有声有器，非但歌咏而为。周南、召南之为正如三年不为乐，不圗为乐之至于斯之为谓之为，谓之作者，皆乐之声也。

国风辩诗者，声诗也。出于情性。古者三百篇之诗，皆可歌。歌则各从其国之声。周、召、王、豳之诗，同出于周，而分为四国之声。邶、鄘、卫之诗，同出于卫，而分为三国之声。盖采诗之时，得之周南者，系之周南；得之召南者，系之召南；得之王城与豳者，系之王城与豳；得之邶、鄘、卫者，系之邶、鄘、卫。盖歌则各从其国之声。《何彼秾矣》之诗，何以不列于王风？盖为诗之时，则东周也；采诗之地，则召南也；故列之召南。《黍离》之诗，何以不列之于二南？葢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之地，闵其壊而思其旧，其诗虽作于西周，其人则东周也，故列之王风。平王何以不曰雅？以其地则东周也。幽厉何以不曰风？以其地则成周也。如此，则《木▯》虽羙齐而在卫，《猗嗟》虽刺鲁而在齐，《泉水》、《载驰》等诗，皆卫诗而在▯鄘。《召穆之民》、《劳》、《卫武之宾》、《之初筵》不附其国而在二雅，皆以声别也。夫风之诗，出于土风；而雅之诗，则出于朝廷大夫尔。《文王》之诗，见于风者，二南是也。成王之诗，见于风者，豳风是也。平王之诗，见于风者，王风是也。雅颂之音，与天下同；列国之音，随风土而异。若谓降《黍离》而为国风，则豳诗亦可降耶？大抵诗有三百，皆以声别。古人采诗之时，随其国而系之，圣人无容心于其间也。至于称其国之名号，亦然。如三监之地，自康叔得国已统于卫，今其诗之在顷、襄、文、武者，亦分而为三，不専曰卫。唐叔封唐，在爕父时已为晋矣，至春秋时实有其诗，今其目乃为唐也。《七月》以后多为周公作，刺朝廷之不知，今其诗乃皆为豳【豳大夫为之】在盘庚时，商已为殷，故颂有《殷武》，今其颂乃皆为商，得于其地，系于其国云耳。圣人何容心哉？尝观夫子之论诗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夫谓雅颂各得其所可也，而谓乐正者何哉？盖乐者，乡乐也。乡乐即风诗也。十五国风之中，惟邶、鄘、卫其国相近，其声相似，不比周、召、王、豳犹有隔絶也。夫子平时见鲁太师所传三国之声，时有异同，及其环辙之时，见卫人所歌之声，从而正之，故乡乐曰正，而雅颂但曰得所，其意如此。所以诗有十五，此国风之别也。

风有正变辩风有正变，仲尼未尝言，而他经不载焉，独出于诗序。皆以美者为正，刺者为变，则邶鄘卫之诗谓之变风可也。缁衣之美，武公驷铁；小戎之美，襄公亦可谓之变乎？必不得已，从先儒正变之説，则当如谷梁之书所谓「变之正也」。谷梁之春秋书「筑王姬之馆于外」，书「春秋盟于首戴」，皆曰「变之正也」。盖言事虽变常，而终合乎正也。河广之诗曰：「谁谓河广，一苇航之。」其欲往之心如是其鋭也，然有舎之而不往者。大车之诗曰：「谷则异室，死则同穴。」其男女之情如是其至也，然有畏之而不敢者。氓之诗曰：「以尔车来，以我贿迁。」其淫佚之行如是其丑也，然有反之而自悔者。此所谓「变之正也」。序谓「变风出乎情性，止乎礼义」，此言得之。然诗之必存变风何也？见夫王泽虽衰，人犹能以礼义自防也；见中人之性能以礼义自闲，虽有时而不善，终蹈乎善也；见其用心之谬，行己之乖，倘返而为善，则圣人亦録之而不弃也。先儒所谓风之正变，如是而已。

雅非有正变辩二雅之作，皆纪朝廷之事，无有区别，而所谓大小者，序者曰：“政有小大，故谓之大雅、小雅。”然则小雅以《蓼萧》为泽及四海，以《湛露》为诸侯，以《六月》《采芑》为北伐南征，皆谓政之小者，如此不知《常武》之征伐何以大于《六月》？《卷阿》之求贤何以大于《鹿鸣》乎？或者又曰：“小雅犹言其诗典正，未至浑厚大醇者也。”此言犹未是。盖小雅、大雅者，特随其音而写之律耳。律有小吕、大吕，则歌大雅、小雅，宜其有别也。《春秋》襄公二十九年，吴季札观周乐，歌大雅、小雅，是雅有大小，已见于夫子未删之前，无可疑。然无所谓正变者，正变之言不出于夫子，而出于序，未可信也。《小雅·节南山》之刺，《大雅·民劳》之刺，谓之变雅可也。《鸿雁》《庭燎》之美，《宣王》《崧髙》《烝民》之美，宣王亦可谓之变乎？盖谓诗之次第，皆以后先为序，文、武、成、康其诗最在前，故二雅首之。厉王继成王之后，宣王继厉王之后，幽王继宣王之后，故二雅皆顺其序。国风亦然，则无有正变之説，断断乎不可易也。诗之风、雅、颂亦然，诗之六义，未尝有先后之别。

豳风辩周召邶鄘卫王郑洛邑齐豳秦魏唐陈桧曹，此夫子未删之前，季札观周乐国风之次第也。周召邶鄘卫王郑齐魏唐陈秦桧曹豳，此今诗国风之次第。十五国风初无増损。或谓夫子离卫降王，进郑退齐，入魏与秦，以一己之私揣摩圣人之意，无是理也。然圣人必以豳之风置之桧曹之下者，何也？盖习乱者必思治，伤今者必思古。桧终于匪风，思周道也。曹终于下泉，思治也。天下后世茍有下泉之思治，匪风之思周道，则陈淫桧乱之治，一变而复见豳风之正。圣人序诗，所以寓其变于十五国风之末者，此也。邠风邠雅邠颂，圣人以邠诗列于风雅之间，谓其不纯风而可以雅，骎骎乎移风而即于雅也。所以系风之末，居雅之前者，此也。或谓《七月》《鸱鸮》之诗，其言则雅，其体则风，虽非妇人女子之言，实妇人女子之体也，故列之风雅颂之间，圣人有深意也【齐鲁韩三家之诗皆无《七月》篇。或谓邠风七篇，自《鸱鸮》以下六篇皆非邠事，独《七月》一篇，岂足以当一国之事？《周礼》有邠雅颂，岂不为有邠诗而今亡之乎？故齐鲁韩三家之诗皆无《七月》篇。然则邠诗有亡者，不可得而知之也。周召王邠之风同出于周，而分于西】

风雅颂辩风雅颂，诗之体也。赋兴比，诗之言也。六义之序，一曰风，五曰雅，六曰颂。其后先次第，圣人初无加损也。三者之体，正如今人作诗，有律，有古，有歌行是也。风者，出于土风，大槩小夫贱▯、妇人女子之言，其意虽逺，其言浅近重复，故谓之风。雅，出于朝廷士大夫，其言纯厚典则，其体抑▯顿挫，非复小夫贱▯、妇人女子能道者，故曰雅。颂者，初无讽诵，惟以铺张▯德而已，其辞严，其声有节，不敢琐语防言，以示有所尊，故曰颂。唐之《平淮夷颂》，汉之《圣主得贤臣颂》，效其体也。然所谓风雅颂者，不必自《关雎》以下方谓之风，不必自《鹿鸣》以下方谓之小雅，不必自《文王》以下方谓之大雅，不必自《清庙》以下方谓之颂。程氏曰：诗之六体，随篇求之，有兼备者，有偏得其三者。风之为言，有讽谕之意。《三百篇》之中，如《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之类，皆可谓之风。雅者，正言其事。《三百篇》之中，如“忧心悄悄，愠于羣小，觏闵既多，受侮不少”之类，皆可谓之雅。颂者，称美之辞，如“吁嗟麟兮，吁嗟乎驺虞”之类，皆可谓之颂。故不必泥风雅颂之名，以求其义也。亦犹赋诗而备比兴之义焉。

颂辩陈休斋云：「颂者，序其事，美其形容，以告于神眀。」是其诗专用于郊庙。盖鬼神之事，战国以下失之矣。管仲有《国颂》，屈原有《橘颂》，秦人刻石颂功德，汉有《圣主得贤臣颂》，唐有《磨崖中兴颂》。以鬼神之事加之生人，其弊如此。余谓此説不然。盖颂者，美其君之功德而已，何以告神眀乎？既以敬之为戒，《成王小毖》为求助，与夫《振鹭》《臣工》《闵予小子》，皆非告神眀而作也。不惟天子用之，诸侯之臣子祝颂其君者，亦得用。故僖公亦有颂。后世▯雄之颂《充国》，陆机之颂《汉功臣》，韩愈之颂《伯夷》，郑《颂》子产之不毁乡校，盖有是焉。《礼记》载：「美哉轮焉，美哉奂焉。」君子称其「善颂善祷」，亦犹是也。凭《诗序》之言而疑后世作颂之过，非的论也。

商鲁颂辩鲁颂是僖公已殁之后，序中眀言季孙行父请命于周，而史克作颂，是颂有四篇，皆史克作，眀矣。閟宫曰：“新庙奕奕，奚斯所作。”盖奚斯作新庙耳，非作颂也。而汉班固【西都赋序，其误自孟坚始】王延夀等【灵光殿赋云：“奚斯颂僖，歌其路寝】反谓鲁颂是奚斯所作。商颂眀言正考父得商颂十二篇于周之太师，而太史公曰：“宋襄修行仁义，其大夫正考父美之而作商颂。”此盖出于韩诗，以商颂出于春秋之世，故为此説尔。当汉之时，诗之序未出，宜乎言诗者之抵牾也。二颂之作，当以序为正。逸诗辩【诗有笙奏，金奏，丝奏】貍首，礼记射礼，诸侯以貍首为节。其下文云：「曾孙侯氏四正具举，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处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则燕则誉。」郑氏以为貍首之诗，驺虞貍首采蘩采苹，古之乐节也，日用之间不可缺。今貍首亡逸，诗自逸，非夫子逸之也。观貍首诗可见矣。骊驹，前汉王式传曰：「客歌骊驹。」注以为逸诗。今《大戴礼记》客去。祈招昭十二年，楚灵王好游畋之乐，子革托于祭公谋父，作《祈招》之诗，以正王心。其诗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无醉饱之心。」麦秀，《史记》箕子过故殷墟而伤之。作《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兮，彼狡童兮，不与我好兮。”河水，僖二十三年，晋文公在秦，秦伯享之，公赋河水。杜注以为逸诗，义取河水朝宗于海，则春秋之世，其诗犹存，今无之矣。新宫燕礼升歌鹿鸣，下管新宫。商份曰：「管与笙类也，皆有声而已。」故新宫诗亦亡。昭二十五年，宋公子享昭子，赋新宫。谓之赋，则有辞矣。后汉眀帝亦取焉，必见其辞，故得以播之歌咏。盖未有有诗而无词者。《周礼》祈年龡豳雅于管籥之类，必得有辞。采荠【咨】古之人君行以肆夏，歩以采荠。汉制宗庙乐，入庙门奏永至，以为行歩之节，犹古采荠、肆夏也。肆夏，左传金奏，肆夏之三，三谓三章。国语云，一名樊君，出入奏。

王夏王出入奏王夏亦金奏三夏，《国语》云：“樊遏渠谓之三宫。”盖击钟而奏此三曲，惟金奏，故诗亦亡。

九夏周礼钟师之职奏九夏王夏，王出入奏肆夏。尸出入奏，亦名樊昭夏。牲出入奏，一名遏纳夏。一名渠章夏，齐夏，族夏，祴夏，骜夏，皆金奏。郑康成谓九夏皆诗篇名，颂之类。今亡，是以颂不能具焉。

诸儒逸诗辩论语》云：“素以为绚兮。”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逺而。举《硕人》之诗，而“素以为绚兮”之句不存；阅《唐棣》之诗，而“偏其反而”之语不载。则《诗》之章句逸者多矣。如《韩诗》“雨其无极，伤我稼穑”，今亦不见于《诗》，而无正篇，无其辞。齐、鲁、韩《诗》并无《七月》篇。

亡诗六篇鱼丽之后亡其三，南陔、白华、华黍也。南山有台，南有嘉鱼之后亡其三，由庚、崇丘、由仪也。六篇之诗同在一处，不应中间，南有嘉鱼、南山有台二诗独能存也。按《仪礼》乡饮酒及燕礼，笙入于县中，奏南陔、白华、华黍。又曰间歌鱼丽，笙由庚；歌南有嘉鱼，笙崇丘；歌南山有台，笙由仪。此六诗皆主于笙奏之。商份曰：所谓亡其辞者，今《论语》亡字皆读为无字，谓此六诗于笙奏之，虽有其声，举无辞句。不若鱼丽、南有嘉鱼、南山有台于歌奏之，歌人声也，故有辞尔。此歌与笙之异也。「辩曰：古者有堂下、堂上之乐，歌主人声堂上乐也，笙镛以间堂下乐也。谓之笙镛，乃间歌之声，皆有义而无其辞。束晳徽之补亡六诗，皮日休补肆夏，不知六亡诗乃笙诗，肆夏乃金奏，初无辞之可传也。」

乐章圗歌诗，乡饮酒、燕飨皆用之。鱼丽【间】南有嘉鱼【间】南山有台【间】此三诗，乡饮酒、燕礼用之。歌鹿鸣，燕礼升歌鹿鸣；皇皇者华，燕飨用之。四牡以上六诗，皆小雅。合乐诗《关雎》《葛覃》《卷耳》《鹊巢》《采苹》以上皆二南合为乐诗，夫子所谓「人而不为周南、召南者」，以此。射乐，即乐节。古者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礼。卿大夫射，必先行乡饮酒礼。驺虞【王】貍首【侯】采苹【大夫】采蘩【士】周礼·乐师》：「凡射，王以驺虞为节，诸侯以貍首为节，大夫以采苹，士以采蘩为节。」今《召南》诗中有《采蘩》、《采苹》、《驺虞》三诗，而《貍首》独亡【以上三诗皆《召南】笙诗，乡饮酒、燕射用之。又云：升歌三终，笙入三终，间歌三终，合乐三终。《南陔【笙】由庚【间笙】崇丘【间笙】由仪【间笙】皆《小雅》逸诗，为六笙歌。管奏，管与笙一类，皆竹吹之。独燕礼升歌取《鹿鸣》，下管新宫，自春秋至后汉犹存，今亡。注见《逸诗》。金奏，肆夏。三夏：王夏，九夏。皆金奏，即颂诗之类，见《逸诗》。丝奏三百篇中之诗皆可被之▯歌故琴中有《鹊巢操》《驺虞》《伐檀》《操白驹》操皆今诗文。又古人谓之雅琴、颂琴，古之雅颂即今之琴操。琴古禁也，将以禁人之邪心，故以歌乎诗。如文中子归而援琴，鼔《荡荡》之什，乃知声至隋末犹存。房中之乐，二南诗用之为房中之乐。周有房中乐，汉有房中词。乐，唐山夫人作。髙祖乐用楚声，故房中乐楚声也。两君相见之乐，文王大眀緜辩曰：「春秋战国以来，诸侯卿大夫士赋诗道志者，凡诗雅杂取，无择。至考其入乐，则自邶鄘至豳，无一诗在数。或曰：『周礼篇章吹豳诗、豳雅、豳颂，则豳疑于入乐矣。』然聼吹雅颂而无豳风，非今《七月》等语。此欧阳文忠公疑其别有豳诗于今不存也。」

删诗辩司马迁云：「古者诗三千余篇，夫子取其可施于礼义者三百篇。」孔颍逹曰：「按书▯所引之诗，见在者多，亡逸者少，则夫子所录不容十分去九。」夫诗上自商颂祀成汤，下至株林刺陈灵公，上下千余年，而诗才三百五篇，有更十君而取一篇者，皆商周人所作，夫子并得之于鲁太师，编而录之，非有意于删也。夫翘翘车乘，招我以弓，岂不欲往，畏我友朋如斯等语，亦不俚也，胡为而删之乎？墙有茨、桑中等语至俚，又胡为而不删之乎？则知删诗之説，与春秋始隐终获麟之事，皆汉儒倡之也。大抵得其乡声则存，不得其声则不存也。周之列国，如滕、薛、如许、蔡、如邾、莒等国，夫岂无诗？但鲁人不识其音，则不得其详。季札聘鲁，鲁人以雅颂之外所得十五国风尽歌之，及观今三百篇，于季札所观与鲁人所存无加损也。若夫夫子有意删诗，则当环辙之时，必大捜而备索之，奚止十五国乎？然圣人不欲强备者，何也？葢以天下情性、美刺讽咏，亦不过是也。删之之説，非夫子本意，汉儒孔安国倡之，文中子极笔载之。善乎邵康节诗曰：「自从删后更无诗。」康节之诗，非谓夫子果删诗也，盖谓天下情性不出乎此，求之三百篇之中足矣，不必外有所求也。

诗序辩【序作于卫宏】汉兴四家之诗，毛诗未有序，惟韩诗以序传于世，齐诗无序，鲁诗之序有无未可知。诗之序大槩与今序异，韩诗得序而益眀，汉儒多宗之，如司马迁、▯雄、范晔之徒，皆以二南作于周衰之时，此韩学也。毛诗至卫宏为之序，郑▯为之注，而毛氏之学盛行，又非韩所敢望也。或者谓大序【即关雎序】作于子夏【王肃、郑▯萧统皆云】小序作于毛公，此説非也。序有郑注而无郑笺，其不作于子夏明矣。毛公于诗苐为之传，其不作序，又眀矣。又谓大序作于圣人，小序作于卫宏，谓小序作于卫宏是也，谓大序作于圣人非也。命篇大序，盖出于当时采诗太史之所题，而题下之序则卫宏从谢曼卿受师説而为之也。按后汉书儒林传云：「卫宏字敬仲，从谢曼卿学毛诗，因作毛诗序，善得风雅之防，于今传于世。」盖尝谓诗之大序，非一世一人之所能为，采诗之官，本其得于何地，审其出于何人，究其主于何事，且有实状，然后致之太师，上之国史，是以取发端之二字以命题，故谓大序是当时采诗太史之所题。诗之小序，序所作为之意，其辞显者，其序简，其辞隠者，其序备，其善恶之微者，序必眀着其迹，而不可以言殚者，则亦阙其目而已，故谓小序是宏诵师説而为之。或者又曰：序之之辞委曲眀白，非宏所能为，曰使宏凿空为之，虽孔子亦不能，使宏诵师説为之，则虽宏有余矣。意者毛氏之诗，歴代讲师之説，至宏而悉加诠次焉。今观宏之序，有专取诸书之文至数句者，有杂取诸家之説而辞不坚决者，有委曲宛转附经以成其义者，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其文全出于乐记：「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为诗以遗王。」其文全出于金縢：「自微子至于戴公，其间礼乐废壊。」其文全出于国语：「古者长民，衣服不贰，从容有常，以齐其民。」其文全出于公孙尼子，则诗序之作，实在于数书既传之后，眀矣。此所谓取诸书之文，有至数句者，此也。《关雎》之序，既曰“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意亦足矣；又曰“风，风也，风以动之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又曰“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载驰》之诗，既曰“许穆夫人闵其宗国颠覆而作”，又曰“卫懿公为狄所灭”；《緑衣》之诗，既曰“绎宾尸矣”，又曰“灵星之尸也”。此盖众説并传，卫氏得其美辞美意，并録而不忍弃之，此所谓杂诸家之説而辞不坚决者也。《驺虞》之诗，先言人伦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纯被文王之化，而后继之搜田以时，仁如驺虞，则王道成。《行苇》之诗，先言国家忠厚，仁及草木，然后继之以内睦九族，外尊事黄耉养老乞言。此所谓委曲宛转，附经以成其义者也。宏序作于东汉，故汉世文字未有引诗序者，惟黄初四年有“曹共公远君子近小人”之语。盖魏后于汉，而宏之序至是而始行也。使其果知诗序出于卫宏，则风雅正变之説，二南分系之説，《羔羊》《蟋蟀》之説，或郁而不畅，或巧而不合。如《荡》以“荡荡上帝”发语，而曰“天下荡荡，无纲纪文章”；《召旻》以“旻天疾威”发语，而曰“闵天下无如召公之为臣”；《雨无正》乃大夫刺幽王也，而曰“众多如雨，非所以为正也”。牵合为文，而取讥于世，此不可不辩也。

诗笺辩张华《博物志》曰：圣人制作谓之经，贤者著述谓之传【孔毛左氏】郑氏注《毛诗》，而曰笺，不解此意。孔頴逹云：笺，表也，识也。郑氏以《毛诗》悉备，遵畅厥防，所以表眀毛意，纪识其事，故特称笺。余注无所遵奉，故谓之注。欧阳永叔深排郑学，以为多喜改字，永叔未深考耳。汉时四诗并存，文字各有不同，虽三家不如《毛诗》之宻，然不可谓无所长也。郑氏笺《诗》，传意有不同者，以己説易之；经文有不安者，以三家易之，证之他书，则可知矣。吉蠲为饎，郑氏以蠲为圭，吉圭为饎，则韩诗之言也。素衣朱襮，郑氏以襮为绡，素衣朱绡，则齐诗之言也。其耕泽泽，郑氏以泽为释，其耕释释，亦《尔雅》之言也。舟人之子，郑氏以舟当作周，周人之子，则朱育集字之言也。艳妻扇方处，郑氏以艳为阎，阎妻扇方处，则汉杜钦传之言也。当郑氏笺《诗》，三家俱存，故郑氏虽解释经文，不眀言改字之由，亦以学者既习《诗》，则三家之《诗》不容不知也。后世三家既亡，学者惟见其改字，而不见诗学之所由异，此郑氏之所以获讥也。则郑于经不谓之注而谓之笺，笺之为言，魏晋间所以致辞于皇太子诸王者也。郑尝以君师之礼待毛公，而不擅改圣人之经，眀矣。观其注《礼记》《玉藻》《杂记》颠倒不伦之处，郑虽理之使条贯，亦不敢易其先后，姑于注下发眀而已，则其改字不出臆见，愈可信矣。古诗云：读书不到康成处，不敢髙声论圣贤。吾于郑氏《诗笺》见之矣。

读诗法诗三百篇，皆可歌、可诵、可舞、可▯。太师世传其业，以教国子。自成童至既冠，皆往习焉。诵之则习其文，歌之则识其声，舞之则见其容，▯之则寓其意。春秋以下，列国君臣朝聘燕享，赋诗见志，微寓相讽，鲜有不能答者，以诗之学素眀也。后之▯歌与舞者皆废，直诵其文而已，且不能言其义，故论者多失诗之意。夫文章之体有二，有史传之文，有歌咏之文。史传之文以实録为主，秋毫之善不私假人；歌咏之文，▯其善而隠其恶，大其美而张其功。后世欲求歌咏之文太过，直以史视之，则非矣。《孝经》十八章，其及于诗者十。《中庸》《孟子》所以善言诗者，以其无汉儒之説乱之也。盖尝论之，善观诗者，当推诗外之意；如孔子、子思，善论诗者，当逹诗中之理；如子贡、子夏，善学诗者，当取一二言为立身之本；如南容、子路，善引诗者，不必分别所作之人，所采之诗，如诸经所举之诗可也。《绵蛮》黄鸟，止于丘隅【绵蛮】不过喻小臣之择，卿大夫有仁者依之。夫子推而至于“为人君止于仁，与国人交止于信”。《鸢飞戾天》鱼跃于渊【旱麓】不过喻恶人逺去，而民之喜得其所。子思推之上，察乎天下，察乎地。观诗如此，尚何疑乎？“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淇澳】而子贡能逹之于贫富之间；“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硕人】而子夏能悟于礼。后之説论诗若此，尚何疑乎？南容三复“不过白圭【抑】子路终身所诵“不过不忮不求【雄雉】学诗至此，奚以多为？“维岳降神，生甫及申【崧髙】宣王诗也。夫子以为文武之德，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仲山甫诗也，左氏以为孟眀之功。《小宛》《幽之》诗也，祭父以为文王“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僖公》诗也。孟子以为周公“矢其文德，洽此四国【江汉】记礼者以为太王之事。“眀眀天子，令闻不已【江汉】记礼者以为三代之君。引诗若此奚必分别所作之人所采之诗乎？逹是诗，然后可以言诗也。不然，「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信其为孑遗矣；「崧髙维岳，峻极于天」，信其为极矣。必欲以实迹验之，则不可以言诗。善乎孟子之言诗，可谓长于诗矣。诗曰：「民之秉彛，好是懿德。」孟子从而释之曰：「民之秉彛也，故好是懿德而已。」未尝费辞，而理自眀。故横渠有诗曰：「置心平易，始知诗。」杨中立见之曰：「知此诗者，可以读三百篇矣。」信哉言乎！

诗有美刺诗有美刺。美诗作于文武成康之世，歌咏太平而不显作者之名，而况刺诗当王室衰微，诸侯横恣，讥诃丑乱之迹，暴▯帷幄之私，则其隠晦姓名宜愈甚矣。是以作诗者不眀着其人，亦不直指其事。惟节南山刺幽王也，则曰「家父作诵，以究王凶」；巷伯寺人伤谗而作也，则曰「寺人孟子作为此诗」；祈父诗曰「祈父，予王之爪牙」；烝民诗曰「吉甫作诵，穆如清风」。如此则眀着其所作之人，其他诸诗有美刺者，不可以言语求，必将观其意可矣。故其讥刺是人也，不言其所为之恶，而言其爵位之尊，服饰之美，而民疾之，以见其不堪也。君子偕老，副笄六珈；赫赫师尹，民具尔瞻。是也。其颂美是人也，不言其所为之善，而言其冠佩之华，容貌之盛，而民安之，以见其无媿也。缁衣之宜兮，敝予又改为兮，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是也。后世惟孟子言齐王鼓乐田猎，深识此意。观其言曰：「百姓闻王钟鼓管籥之音，车马羽毛之美，其讥之则曰：『举疾首蹙额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鼔乐田猎，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其美之则曰：『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疾病欤？何以能鼓乐田猎也？』」正得此意。孟子长于诗，故其言自与诗合。

毛郑之失何彼秾矣》之诗，平玉以后之诗也。注以为武王之诗，而谓平王为平正之王，齐侯为齐一之侯。按《春秋》庄公元年书「王姬归于齐」，乃桓王女，平王孙，下嫁于齐襄公，故诗曰「齐侯之子，平王之孙」，断无疑。《周颂》作于康王、成王之世，故称成王、康王。今毛、郑以颂皆成王时作，不应得称成王、康王。故此「昊天有成命」云「成王不敢康」，为成此王功，不自安逸；「执竞」之「不显成康」，谓成大功而安之；「噫嘻」之「成王」，谓成是王事。惟以《召南》为文武之诗，故不得不以平王为平正之王；惟以《周颂》为成王时作，故不得不以成王为成此王功也。殊不知诗中此类甚多，《召南》中有康王以后之诗，有平王以后之诗，不特文武时也。《甘棠》、《行露》之美，召公既殁之后，在康王世也。《何彼秾矣》作于平王以后，亦犹是也，不必谓武王诗。《大雅》中「大眀之「维此文王思齐」之「文王之母」，《皇矣》之比于文王，《灵台》之「王在灵沼」，《緜》之「文王蹶厥生」，皆后世诗人追咏之辞，何尝作于文王之世？《周颂》之美成王，亦犹是也，不必谓成王时作。毛、郑解经不能无失，孰有大于此者？故特举一二言之。

秦以诗废而亡陈君举曰：「春秋之衰，以礼废；秦之亡，以诗废。尝观之，诗刑政之苛，赋役之重，天子诸侯朝廷之严，而后妃夫妇衽席之秘。圣人为诗，而使天下匹夫匹妇之微，皆得以言其上，宜若啓天下轻君之心。然亟谏而不悟，显戮而不戾，相与携持去之而不忍。是故汤武之兴，其民急而不敢去；周之衰，其民哀而不敢离。盖其抑郁之气舒，而无聊之意不蓄也。呜呼！诗不敢作，天下怨极矣，卒不能胜共起而亡秦。秦亡而后快，于是始有匹夫匹妇存亡天下之权。呜呼！春秋之衰，以礼废；秦之亡，以诗废。吾固知公卿大夫之祸速，而小民之祸迟而大。而诗者，正所以维持君臣之道，其功用深矣。」

序草木类兼论诗声　　　　郑　樵学者皆操穷理尽性之説，而以虚无为宗，至于实学则置而不问。当仲尼之时，已有此患，故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羣，可以怨。迩之事父，逺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其曰「小子」者，无所识之辞也；其曰「何莫」者，苦口之辞也。故又曰：「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此苦口之甚也。一部论语，言他书不过一再，惟诗则言之又言，凡十二度言焉。门弟子有能学诗者，则深嘉之。子贡、子夏在孔门未为髙弟，至于论诗则与之至子夏又发起「予之叹」者，深嘉之也。夫乐之本在诗，诗之本在声。窃观仲尼初亦不逹声，至哀公十一年，自卫反鲁，质正于太师氏，而后知之，故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此言诗为乐之本，而雅颂为声之宗也。其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此言其声之盛也。又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此言其声之和也。人之情，闻歌则感，乐者闻歌则感而为淫，哀者闻歌则感而为伤。惟关雎之声和而平，乐者闻之而乐，其乐不至于淫；哀者闻之而哀，其哀不至于伤。此关雎所以为美也。縁汉人立学官，讲诗专以义理相传，是致卫宏序诗以乐为乐，得淑女之乐；淫为不淫，其色之淫；哀为哀，窈窕之哀；伤为无伤，善之伤。如此説关雎，则「洋洋盈耳」之防，安在乎？臣之序诗于风、雅、颂曰：「风，土之音，曰风；朝廷之音，曰雅；宗庙之音，曰颂。」而不曰「风」，风者教也，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也。于二南则曰：周为河洛，召为岐雍，河洛之南濒江，岐雍之南濒汉，江汉之间，二南之地，诗之所起在于此。屈、宋以来，骚人墨客多生江汉，故仲尼以二南之地为作诗之始，而不曰「南」，言化自北而南。于王《黍离》、《豳》、《七月》则曰：王为王城，东周之地；豳为豳丰，西周之地；《七月》者，西周之风；《黍离》者，东周之风，而不曰《黍离》，降《国风》。臣之序《诗》，专为声歌，欲以眀仲尼之正乐。臣之释《诗》，深究鸟兽草木之名，欲以眀仲尼教小子之意。然两汉之言《诗》者，惟儒生论义，不论声，而声歌之妙，犹传于瞽史。经董卓、赤眉之乱，礼乐沦亡殆尽。魏人得汉雅乐，郎仅能歌《文王》《鹿鸣》《驺虞》《伐檀》四篇而已。太和之末，又亡其三，惟有《鹿鸣》。至晋，又亡。自《鹿鸣》亡后，声诗之道絶矣。夫《诗》之本在声，而声之本在兴。鸟兽草木，乃发兴之本。汉儒之言《诗》者，既不论声，又不知兴，故鸟兽草木之学废矣。若曰「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不识雎鸠，则安知河洲之趣与「关关」之声乎？凡鴈鹜之类，其喙褊者，则其声「关关」；鸡雉之类，其喙鋭者，则其声「鷕鷕」。此天籁也。雎鸠之喙似鳬鴈，故其声如是，又得水边之趣也。「小雅」曰「呦呦鹿鸣，食野之苹」，不识鹿，则安知食苹之趣与「呦呦」之声乎？凡牛羊之属，有角无齿者，则其声「呦呦」；驼马之属，有齿无角者，则其声「萧萧」。此亦天籁也。鹿之喙似牛羊，故其声如是，又得蒌蒿之趣也。使不识鸟兽之情状，则安知诗人「关关」「呦呦」之兴乎？若曰「有敦▯苦蒸，在栗薪者」，谓▯苦引蔓于篱落间，而有敦然之系焉。若曰「桑之未落，其叶沃若者」，谓桑叶最茂，虽未落之时，而有沃若之泽。使不识草木之精神，则安知诗人敦然沃若之兴乎？陆玑者，江左之骚人也，深为此患，为《毛诗》作《鸟兽草木虫鱼疏》。然玑本无此学，但加采访，其所传者多是支离。自陆玑之后，未有以此眀诗》者。惟《尔雅》一种，为名物之宗。然孙炎、郭璞所得既希，张揖、孙宪所记徒广大，抵儒生家多不识田野之物，农圃人又不知诗书之防，二者无由参合，遂使鸟兽草木之学不传。惟《本草》一家人命所系，凡学之者，务在识真，不比他书只求说也。《神农本经》有三百六十，以应周天之数。陶▯景，隐者也，得此一家。之学，故益以三百六十，以应周天之数，而两之。臣少好读书，无渉世意，又好泉石，有慕▯景，心结茅夹漈山中，与田夫野老往来，与夜鹤晓猿杂处，不问飞濳动植，皆欲究其情性。于是取陶隠居之书，复益以三百六十，以应周天之数，而三之。已得鸟兽草木之真，然后传诗，已得诗人之兴，然后释《尔雅》。今作《昆虫草木畧》为之防，同庶几衰晚少备遗防，岂敢论实学也？夫物之难眀者，为其名之难眀也。名之难眀者，谓五方之名既已不同，而古今之言亦自差别，是以此书尤详其名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