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一四·奏议卷十八◎政府进札子五首

译●卷一一四·奏议卷十八 ◎政府进札子五首 【论西边事务第一状〈治平二年〉】臣伏见谅祚狂妄僭越，已经制造了许多嫌隙，不超过一年，必将成为边境祸患。臣本来平庸昏暗，不通晓时势，冒昧地从外部推测敌情，从内部衡量事势，鉴察往年已经验证的过失，思考今天可以采用的谋略。虽然现在不先谈用兵，等待看见形势再应变；然而坐在这里预先制定取胜的办法，也同样是可以谋划的大计。谨慎地分条陈述，希望多少能有所补益。臣所说从外部推测敌情，是说谅祚的家世世代居有夏州，在李彝兴、李克睿以前，不过是一个镇、五个州罢了。太宗皇帝时，李继捧、李继迁才开始成为边患；后来便攻陷灵州、盐州，完全占有朔方地区。大概从淳化、咸平年间用兵十五多年，既然不能消灭他们，便致力于招抚怀柔。恰好李继迁被潘罗支杀死，他的儿子李德明于是商议归顺，而我朝用恩德信义维系他，恢复他的王爵，按时给予俸禄赏赐，优厚到了极点。李德明既然没有南顾之忧，而他的儿子元昊也已经壮大，于是合力向西攻打回纥，拓展土地一千多里。李德明死后，土地广大、军队强盛，元昊于是又背叛。国家自宝元、庆历以后，一方用兵，天下骚动，国家空虚、百姓困弊，持续了好几年。元昊知道我国有厌恶用兵的忧患，于是又商议议和。而国家对待他的恩德礼遇，又不同于从前：号称国主，只要求他称臣；每年给予他的物资，是德明时期的百倍，契丹所得数目的二分之一。如今谅祚虽然说是狂妄无知的少年，但他亲眼看见了自己家族历来的所作所为：李继迁反叛后又恢复王爵，元昊再次反叛后成为国主。如今如果他又反叛，那么他的志向就可以知道了。这就是想要把自己比作契丹，同中国抗衡，形成三方鼎立的形势罢了。这就是臣私下推测敌情，认为事情将会如此。所谓从内部衡量事势，是根据庆历年间用兵时的情形，对照如今防守边境的准备，比较敌我双方的虚实强弱，以看出胜败的形势。自真宗皇帝景德二年在澶渊同北方敌虏订立盟约，第二年才接受西夏的归附，从此致力于休兵，到宝元初年元昊再次反叛，大约已经三十多年了。天下安于无事，武备废弛而不修，朝廷没有谋臣，边境没有勇将，将领愚昧而不懂战争，士兵骄惰而不懂阵法，器械朽坏，城郭毁坏坍塌。而元昊是个勇猛凶悍、桀骜狡猾的敌人，包藏奸谋、想要窥伺中国，已经多年了。我国当时却安然自得，不把他当作敌人，等到他的谋划完成、兵器备足，突然收到他的反书后，才茫然不知所措，内外震惊，举动仓促慌乱，所以刚开始用兵时只有失败而没有胜利。后来朝廷任用韩琦、范仲淹等人，把西事交给他们，竭尽力量经营；勇士和精锐将领也因经历战阵而逐渐涌现。几年之间，人的谋划渐渐具备，武备渐渐修整，似乎可以抵挡了。然而天下已经困乏，所以只好委屈自己、忍受耻辱，再次同他们议和，这就是庆历年间的事情。如今却不是这样。现在铠甲兵器虽然还不精良锋利，却不像往年那样腐朽了。城墙营垒大体已经修缮完好，不像往年那样毁坏坍塌。土兵和蕃落的军队增加并得到训练，不像往年那样少弱而骄惰。大小将校中经历过战阵的，往往还在，不像往年的魏昭炳、夏随之流，是些穿着绮绣衣服的子弟。当时的一两个执政大臣都曾经出力办理过西事，对西事已经很熟悉，不像从前大臣茫然不知所措。往年是用不懂边事的谋臣，驾驭不懂战争的将领，使用骄惰的士兵，拿着朽坏的器械，去抵挡桀骜狡猾而新兴的敌人，这就是失败的原因。如今的谋臣、武将、城壁、器械都不同于往年，而谅祚这个狂妄少年又远远比不上元昊。往年是猝然遇敌而没有预先思考，如今已经先有警觉，可以早早做好准备。假如他不反叛便罢；如果果然反叛，未必不能成为对中国有利的事。臣认为可以乘此时机，洗雪以前的耻辱，取得后来的功劳，只看人的谋划如何罢了。如果仰仗陛下的神威和睿智谋略，把谅祚君臣捆绑起来献于宗庙和社稷，这是上策。其次是在黄河以北驱逐这个狂妄的敌人，以收复朔方旧地。最下策是全部夺取山界，夺取他们的险要之地而由我军守卫，以永远断绝边患。这是臣私下衡量事势，认为也许可以这样做。臣所说鉴察往年已经验证的过失，其中小的过失不止一项，不能全部列举，臣请只说其中大的。夷狄反复诡诈，两军交战、阵势相合时，他们假装败退来诱骗我们，我们贪图战利品而追赶，有时没有料到敌人从侧面突然杀出而被他们截击，有时前进陷入死地而困窘得束手无策。这是以前屡次失败的教训，如今熟悉兵战的人也都知道。虽然这是小事，也不可忽视。所谓大计上的错误，就是攻守的策略全都失当。臣考察庆历年间防守边境的准备，东起麟州、府州，西到秦州、陇州，地域长达二千多里，分为五路。每一路又分为州军，共二十四个。州军又分为寨、堡、城，约有二百处，都必须列兵驻守。因此我军虽然人数多，却不得不分散；分得既多，人数就不得不减少。而敌人出兵时，常常把全国的军队全部调来，聚合成一股进攻。所以我军人数虽多，分散后却变少；敌军人数虽少，聚合后却变多。用他们的多兵攻击我们的少兵，不能不失败。这种城寨的办法既不足以自守，而五路大将所谓战兵，又分驻在二十四州军中；想要合兵出战，就害怕后方空虚而没有防备；想各自留下守备兵而合并其余兵力，又因人数太少而不足以出兵进攻。这就是当时用兵多年，最终不能主动出击的原因。前进不能出兵进攻，后退又不足以自我防守，这叫作攻守都没有办法，是往年已经验证的过失。

译臣所说今天可以采用的谋略，在于确定出兵进攻的办法；一定要采用先发制人的策略，才可以取胜。把军队分散列置、分地防守，敌人就能选择时机出来，在各处扰乱我们，使我们处处防备，常常像敌人即将到来一样；军队疲惫，粮食匮乏，我们劳累而敌人安逸。过去周世宗就用这种策略使李景困顿于淮南，前些时候元昊也用这种策略使我国西部边境困顿。军队分散而防备力量少，是兵家最大的祸害，这种祸害常常在我方。用安逸等待疲劳，是兵家最大的有利条件，这种有利条件常常在敌方。所以往年敌人总能得志。如今如果确实能够反过来做，把原来使我们受害的事转给敌人，把敌人所占的优势夺到我们这边，那么我们应当先制定出兵进攻的计划，使他们疲于防守，我们也就能得志了。凡是出兵进攻，不要大规模出动。我们每次一出兵，他们一定会呼集军队前来抵挡；他们集中在东边，我们就另从西边出兵。我们撤回而他们的军队散开后，我们再出兵，他们又会集中。我军用五路的兵力轮番休息、出入进攻，使他们全国的军队聚集、分散、奔走，没有片刻停息，那么这个敌人就没有不困乏的了。这就是臣所谓当前可以采用的谋略。大概往年的过失在于防守，而如今的有利条件在于进攻。过去至道年间，也曾经五路出兵进攻。当时将相谋划不周，大概是想攻打一个强盛而狡黠的国家，不先用谋略使它困顿，却直接制定一战取胜的计划，大规模深入敌境，所以不能成功。用兵是最难的事情。因此谋划既然周密，出兵就必须果断，这样行动才能取得成功。至于山川地势的险易，道路里程的曲直，蕃汉兵马的强弱，骑兵、步卒、长兵器、短兵器各自适宜的情况，以及左右前后、一次出入、开合变化、有正兵有奇兵等，凡是用兵的形势，有些可以预先知道，有些不能预先说明。臣希望陛下派一位重臣，出外巡行安抚，遍见各位将领，同他们详细谋划，预先确定大计。凡是山川、道路、蕃汉、步骑以及出入进退等可以预先知道的事项，都绘图上报谋略。其余不能预先说明的事情，交给将领，使他们看见形势便应变，根据敌情制胜。至于谅祚的所作所为，应当稍稍委屈自己加以容忍，曲意顺从他，既可以使他骄傲，又可以稍微延缓事情的发展，以等待我方做好准备。同时要严格告诫五路，训练士兵、选拔将领，磨利兵器铠甲，储备粮食，常常准备出兵作战的计划。等到他的反书送到朝廷，王师当天晚上就出兵，以惊骇他的心志，夺去他的气势，使他无暇分支抵挡，那么胜利的形势就在我方了。往年议论的人也想招抚收编横山的蕃部，谋取山界的土地。然而臣认为，如果一定要招抚他们，也必须先借助胜利的威势，使他们知道中国的强盛，这样他们才肯来归附。由此说来，也还是以出兵进攻为有利。臣所说的，大概就是这些。不过臣的脚从未踏过边境，眼睛从未见过战阵，凭一个儒生的片面见解提出意见，确实知道未必可以采用。只是正当陛下为西事劳心、广泛询问众人意见的时候，臣想竭尽愚昧的思虑，作为樵夫之言中的一条意见罢了。【论西边事务第二札子〈治平二年〉】臣近来曾上奏说，谅祚将成为边境祸患，朝廷应当早作防备，并请求派遣一位重臣亲自同边将商定攻守大计等事。到现在已经许多天了，还没有得到下令施行。臣私下看见庆历年间元昊作乱时，朝廷轻视敌人、玩弄寇敌，没有预先确定的谋略。每逢边境紧急奏报到来，上下便惊慌恐惧，仓促发出指挥。由于大多不合时机，所以使贼人得到奸诈取便的机会，败军杀将，实在令人痛心。如今谅祚率领一万骑兵侵犯秦、渭两路，焚烧数百里土地，扫荡得一干二净，而两路将帅不敢派出一个人、一匹马，国家的威势已经确实受挫了。谅祚这样辜负恩德、背弃道义，陛下不能发兵诛讨，却只派使者带着诏书赐给他，他又拒绝接受，使者羞愧低头，带着诏书返回，这个大国所受的耻辱实在太大了。陛下刚刚即位，就遭遇这个狂妄少年，使国威受挫、国家蒙辱，这是我们这些臣子的罪过。臣认为陛下应当赫然发怒，以边事严厉责问大臣。至于山川形势哪里有利、哪里不利，士卒谁勇敢、谁怯弱，谁可用、谁不可用，何处适宜进攻，何处适宜防守，哪些军队应当驻扎在某地，哪位将领可以统领某支军队，像这样的事情很多，都是陛下圣明的思虑所应当涉及的。臣认为陛下应当在闲暇时到便殿，召见当职大臣，让他们按照地图指点说明，各自陈述所见。陛下可以不离座位而把一切都看在眼前，然后用神机睿略作出裁制，要求将相取得成功。可是陛下因政务繁多，还没有顾及此事；两府的大臣如臣等每天进呈的，也都是通常的公事，并未曾聚集一处共同谋划、讲定大计。外部四路的边臣，自从敌军骑兵经过以后，也没有听说另有筹划。臣恐怕上下因循敷衍，又会像庆历初年一样。近来韩琦曾把庆历年间议论山界的文字进呈，这只是边事百端中的一端。大概韩琦也担心事情没有得到研究，借这份文字作为题目，来牵合众人的议论罢了。进呈以后，很快送到枢密院，到现在已经多日，也没有拟议。臣以无能之才，承蒙陛下任用，置身政府，便是国家的谋臣。如果臣的谋虑浅近，所说的话狂妄，当然可以罢免，不必疑虑。臣昨天也因眼病恳求解除职务，承蒙圣恩曲加体恤，没有允许我离职。既然让我居于这个职位，却又抛弃我的意见而不加过问，使臣尸位素餐、厚着脸皮，如何自处？臣先前所上奏状，全部希望圣上慈爱，交付中书、枢密院，同韩琦关于山界的文字放在一起商议。如果臣所说的确实不足以采纳，抛弃它也不晚。现在请陛下裁决。【请求补授馆职札子〈治平三年〉】

译臣私下认为，治理天下的人，用人不只有一种方式，所以选取士人也不应只有一条道路。至于熟悉钱谷，明白刑狱，熟悉民政，精通吏事，早晚勤劳而以办事完集为功的人，称为有才干的人。明白仁义礼乐，通晓古今治乱，他们的文章和议论，可以同他们谋划天下大事，能够判决疑难、制定策略、论说道理、治理国家的人，称为儒学之臣。善于用人的人，一定使有才干的人竭尽力量，使有见识的人竭尽谋略。所以把有才干的人分布在朝廷内外，分别治理各种职务，使他们各自办理自己的事务；把儒学之臣安排在左右，日夜同他们谋议，探求要旨而实行。又从儒学之臣中选择其中最优秀的，置于朝廷，把重大政务交给他们，使他们总管众多人才和各种职务，对人进行升降、赏罚。这就是用人的大略。由此说来，儒学之士可以说是尊贵的，难道在有才干的大臣之后吗？所以前代英主明君，没有不把崇尚儒学、倾心学习放在首位的。名臣贤辅出自儒学之士的，十人中常有八九人。臣私下看见如今选取士人的弊病，在于先重才干而后重儒学，重视吏事而轻视文章。近年以来，朝廷忧虑各种职务不能修治，致力于奖拔有才干的大臣。所以钱谷、刑狱方面的官吏，只要稍有一点长处、一点善行而被人称道的，都已经得到提拔任用了。有才干的人本来就应当提拔任用；然而如果专门把才干当作急务，于是忽视儒学，认为儒学不足以任用，就会使下面有遗失贤才的叹息，上面有缺乏人才的忧患，这是非常不可取的。臣认为如今有才干的人不担心被遗漏，本来不足以烦劳圣上思虑；只是儒学之臣难以进用而且多被弃置滞留，这一点不能不加以考虑。臣以平庸谬妄的资质，过分承蒙任用，使我陪列在宰辅之后。然而平日议论不能没有同异，虽然每天承受天威，又不能从容尽情地表达自己的拙劣迟钝。如今臣对于馆阁取士有一些愚见，已经像另一份奏疏那样详细陈述。希望圣上慈爱，趁宴饮闲暇之时赐览一遍，如果有可采纳之处，恳请经常留意。现在请陛下裁决。【再次论馆阁取士札子〈治平三年〉】臣私下认为，馆阁的职务，号称是培养人才的地方。如今两府缺人，就一定从两制中选取；两制缺人，就一定从馆阁中选取。这样说来，馆阁就是培养辅相人才的地方。人才既难得到，又难以识别，所以应当广泛采纳、广泛寻求，多多储备人才，时时希望其中偶然得到一个，就会杰出地出来成为名臣。其余中等以上的人才，也让他们优游其中加以培养，奖掖成就，同样不会失去成为佳士的机会。自祖宗以来，所任用的两府大臣很多，其中的名臣贤相出自馆阁的，十人中常有八九人。祖宗用人，开始似乎不够精细，但由于搜罗得广，所以得到的人才也多。因此有文章、有学问、有才干、有品行，或精通一种技艺，或擅长一项事务的人，无不收置在馆阁中加以奖掖培养。其中杰出而出仕的人，都成了贤能的辅相。其余不能做到辅相而成为一时名臣的，也多得数不清。先朝沿用祖宗的旧制，收罗并培养人才，得到的人尤其多。自陛下即位以来，所任用的两府大臣共有十三人，其中八人出自馆阁，这就是明证。只是近几年议论的人担心馆职授予过多，于是实行整顿改革而加以更改。开始时纠正过失过了头，所立法令既严峻，取用人才便很困难，使下面多有遗失贤才的叹息，国家有缺乏人才的忧患。如今先朝收罗培养的人，有的已经升迁提拔，有的已经老病死亡，现在还在馆中的没有几个。而新法设置障碍，近几年完全没有选拔进用的人。臣现在大略列出馆阁取人的旧制和新格，就可以看出取人的办法如何，以及所得人才多少。一、旧制，馆阁取人有三条途径：进士高科是一条，大臣荐举是一条，按年资和功劳带职是一条。进士中考取前三名及第的人，以及制科及第的人，不论等第，只要一任期满替换回来，便可以参加馆职考试。进士第四、第五名，经过两任也可以参加考试。这是一条途径。两府大臣刚刚接受任命时，各自推荐两三人，立即召来考试。这是一条途径。其余历任繁难职务、任职时间长久，或者寄任在重要地方的人，特意让他们带馆职。这是一条途径。如今三条途径已经堵塞了两条。自从科场改为隔年举行以后，考取第一名的人必须任满两任回来，才可以考试；从第二名到第五名，更是永远不许考试。制科考入第三等的人，也必须任满两任回来，才可以考试。〈凡是五七次科场，没有一人考入第三等。〉其余等第的人，也永远不许考试。这样，进士高科这一条途径已经堵塞了。两府大臣所推荐的人，只是登记在册，等到馆职有缺额时，才从名册中点名召来考试。由于馆阁本来没有固定员额，没有出现缺额的时候，所以自从设置名册以来，到现在九年，未曾点名考试过一人。这样，大臣荐举这一条途径也堵塞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两〕 只有按年资功劳带职这一条途径还存在罢了。一、新制，馆阁共设置编校八人，本来是因为馆中书籍长久没有整理齐全，而馆职人员又多有另外的差遣，不能专心校正，所以另设这八个职位。于是选取新近进用、资历较浅的人，让他们长期任职而专心校读。因此先令他们担任编校二年，然后升为校勘。〈这还不是正式的馆职。〉担任校勘四年后，升为校理。〈这才是正式的馆职。〉担任校理又一年，才罢去编校职务，另行接受差遣。然而自从设置编校以后，恰好遇到馆阁取人的途径逐渐废弃，如今议论的人便只把编校作为选取士人的新格。过去直馆、直院、直阁、校理都没有固定员额，只要有才能就任用，不限制人数。如今把编校限定为八人，以此对待天下众多士人，当然会使人才遗留在下面。八人之中还要每过七年才遇到一人空缺而补进一人，由此可知天下滞留未用的人才很多。以上是臣的愚见。编校八人完全可以仍旧保留，每逢有员额空缺，就让中书选择人才提出拟议。陛下如果一定想把天下英俊之士都笼络进来，就应当脱去通常的格法而奖拔他们。如今负有文学才华、胸怀器识、为人磊落奇伟，闻名于世而尚未被当时任用的人不少。希望陛下广泛访求、审慎察看，把他们全部召来暂且安置在馆职中，培养三五年，慢慢考察他们的实际才干，选择其中最优秀的加以提拔任用。识别人，自古圣王都认为困难；但不能因为困难就废弃这件事，即使提拔十人只得到一两个，也不能说没有益处。何况对中等上下的人才加以培养奖成，也不只是十人中得到一两个。【荐举司马光札子〈治平四年〉】

译臣伏见龙图阁直学士司马光，品德淳厚端正，学术通达明白。自列入侍从以来，长期掌管谏诤，正直的言论、美善的话语，记载在仁宗、英宗两朝。自仁宗在至和年间服药以后，群臣便以皇嗣之事进言，五六年之间，进言的人虽然很多，却没有形成确定的议论。最后司马光以谏官身份，极力论说此事，陈述激切，感动了仁宗的听闻。仁宗豁然醒悟，于是果断决定而不再疑惑。由此先帝从宗室中选择了一个人，让他成为皇子。不到一年，仁宗突然离开天下，先帝入宫承继大统，大概因为人心已经预先安定，所以天下得以安然。如今由圣明之君继承圣明之君，于是传位给陛下。由此说来，司马光对国家的功劳实在不小，可以说是社稷之臣。他的见识谋虑深远，性情尤其谨慎缜密。司马光既然自己不说，所以别人也不知道。臣因为忝居政府，才得以详细听闻这件事；臣如果不说，就是遮蔽贤才、掩盖善行。《诗经》说：“没有言语不酬答，没有德行不报偿。”司马光如今虽然身在侍从之列，每天承受陛下的眷顾礼遇，但他忠于国家的大节，隐而未显。臣既然详细知道此事，不敢不上奏。◎青州进札子二首 【论青苗钱第一札子〈熙宁三年〉】臣伏见朝廷制定新法，发放青苗钱以来，朝廷内外的议论都说不便，多次请求停止废罢，到现在还没有得到省察。臣年老多病、神志昏昧，虽然不能详尽叙述利弊，但只要有所见闻，哪里敢不说？臣现在有几件请求施行的事项，谨分条列在下面：一、臣私下看到议论的人说，青苗钱向百姓取息是错误的，而朝廷很厌恶这种说法，甚至劳烦圣上命令有关部门详细说明事情的始末曲折，向朝廷内外重申告谕，说朝廷本来是出于惠民的意图。然而告谕以后，士大夫的议论反而更多。至于乡野百姓懵懂无知，本来不知道《周官》所说的泉府是什么，只看见官府放债，每一百文钱要收二十文利息。因此即使反复告谕，也不能使他们明白。臣也认为，同样是取利，不许收三分，却允许收二分，这就是孟子所说的拿五十步笑百步。依臣愚见，如果一定要使天下明白知道取利不是朝廷本意，就请除去二分利息，只让百姓归还原数本金；这样才是真正不取利。二分利息如果认为所得很多，本来就不应多取百姓；如果认为所得不多，那么小利又哪里值得顾惜，何必因为它使圣政受到牵累呢？一、臣查考原先下达的指挥：如果灾害达到五分以上，那么夏料青苗钱准许到秋料时缴纳，秋料准许到次年夏料时缴纳。臣私下认为，年成丰歉本来不能确定，其中丰年常常少，凶年常常多。如今所下的指挥，大概只说偶然遇到一料灾伤罢了。如果接连遇到两三料水旱灾害，那么青苗钱积压拖欠的数目就会很多；如果刚遇到丰收，却必须一并催促缴纳，那么农民永远没有丰收之年了。至于中等、小熟的年成，不够灾伤的分数，应当在本料缴纳的，有的人家没有力量，有的人家顽劣狡猾而拖延，本料尚未缴清，如果又让他们领取下一料应当发放的钱，积压就会更多，必定难以催收。臣现在请求，百姓遇到灾伤而本料尚未缴纳的，以及百姓没有力量或顽劣拖延而不缴纳的，都不再发放下一料的钱。这样，百姓可以免除积压拖欠，州县可以免除用鞭打驱赶来催收，官府的钱也可以避免因积久而损失。〔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两〕 一、臣私下听说，议论的人大多把强行摊派给民户视为祸患，所以朝廷屡次下达指挥，反复告诫约束州县官吏，不得强迫百姓领取。然而各路都有提举、管勾等官，往来催促，必须把钱全部发放完才停止。由此说来，朝廷虽然命令州县不得强迫百姓领取钱，而提举等官却又催促把钱全部发放。于是提举等官把不能催促全部发放视为失职，州县官吏也把青苗钱没有发完视为松弛懈怠、没有才干。上下不得不相互督责，是形势迫使他们这样做，都是不得已。由此说来，很难只责怪州县强行摊派。依臣愚见，希望先罢免提举、管勾等官，不让他们催促督责，然后才可以责令州县不得强行摊派。所要发放的钱，应顺从民户意愿，由州县按照多少自愿发放，不得要求全部发完，也不必要求全县每家每户都来领取。这样，自然就没有强行摊派的祸患了。以上谨慎列述如前。臣年老衰弱而昏病，不能深谋远虑，眼前所能看到的只是这些。然而关于青苗钱的议论，已经喧嚣很久，朝廷内外群臣请求停止废罢的，多得数不清；他们陈述长远利害，一定已经详尽而没有遗漏。一旦陛下赫然醒悟，全部采纳众人的议论，追回新法，一概停止，使公私都便利，这是天下的幸运。如果朝廷内外所说虽多，仍然不能感动圣听，那么现行的不便之法中，有这三件尤其关系眼前利害，正如臣分条陈述的这样。伏望圣上慈爱，特意裁夺选择。现在请陛下裁决。〔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论青苗钱第二札子〈熙宁三年〉】臣近来曾上奏，请求说明发放青苗钱不便的事情，其中有一件是：“请求遇到灾伤，夏料尚未缴纳，以及不属于灾伤而由民户顽劣拖欠的，都不再发放秋料钱数。”到现在还没有奉到指挥。臣考察今年两种麦子刚刚成熟，还没有收割，已经到了五月，又正应当发放秋料钱。私下想到夏料已经发放的钱还没有一户缴纳，如果又发放秋料钱，恐怕就会积压拖欠，白白造成官钱损失。臣已经向本路各州军下令，都不得发放秋料钱，另等朝廷指挥下来再说。臣又考虑，除了臣近来请求遇到灾伤而未缴纳，以及民户拖欠不缴纳者，暂且不发下一料钱这一件事以外，臣现在还有一点愚见，不敢闭口不言。臣私下看到，自从发放青苗钱以来，议论的人都认为收取利息是错误的。朝廷很厌恶这种说法，于是命令有关部门分条陈述并加以告谕；那些话虽然烦琐，却终究不免于收取利息，不过还有一种说法，是认为本意在于惠民。依臣愚见，如果夏料钱在春季中间发放，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即使不是家家缺乏，其中也可能有周济不上的人，还可以说是惠民之政。如果秋料钱在五月发放，正是蚕和麦子成熟、民户并不缺乏的时候，哪里能说是接济困难，简直就是放债取利罢了。如果两种麦子没有成熟，那么夏料钱尚且欠缺，哪里适宜再发放秋料钱，使民户积压拖欠呢？这样说来，秋料钱可以停止而不发放。希望圣上慈爱，特意详细选择，伏请早日下达指挥。现在请陛下裁决。[原文仅见“？”，文意不明，无法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