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十七·居士集卷四十七◎书八首

译修叩首致意，秀才足下。从前乘船往来时，屡次承蒙您屈驾来访；又承蒙您把自己所作的一篇文章，先附上启事，送到我家作为见面礼。田秀才从西边来，又承蒙您寄信；后来我家的仆人从府城回到县里，您又寄来书信。我是一个有罪的人，为众人共同厌弃，而足下对我如此礼敬，我怎么承受得起？承受不起而没有及时答复，本来应当就此断绝来往；您再写信，我仍没有答复，更应该断绝来往了，可您又来信。您为什么这样勤恳不已呢？像我这样的人，不过是天下困穷卑贱的人，怎么能使足下如此恳切呢？大概是足下努力学习、喜欢求问，急于为自己谋求进步，所以才这样。然而承蒙您索求我所写的文章，这似乎是听信了过分的传闻。我年轻时跟随进士参加有司的考试，学习写作诗赋，以备应试；一共参加三次就考中了。因为认识的士大夫很多，所以他们往往能够谈到我的名字，又由于交游相爱的一点私情，有时过分称赞我的文章。因此使足下听到我的虚名，想见识我所写的文章，原因就在这里。我年少丧父而贫穷，贪图俸禄和仕途来奉养母亲，没有时间拜师穷究经书，以学习圣人的遗业；只是涉猎书史，姑且随从世俗写所谓时文，全都是割裂、穿凿经传，把这一处移来和另一处对偶，写成浮薄的文章，只怕不讨当时人的喜欢，并没有像古人那样卓然自立的言论。然而有司过分采纳我的文章，多次把我列在众多士人之前。自从考中以后，我才想到以前所写的东西不足以称得上有司的举荐，也不足以承受长者的知遇，于是开始大大改变写法，希望能够有所建立。然而言论一发表，罪责就随之而来；学问有成，自身却受到羞辱。写那种文章可以获得声誉，写这种文章却遭受祸患，这是明白的结果。时文虽然说是浮华巧饰，但要写好它，也并不容易。我天资不好，却勉强去写，所以与当时人所写的相比，尤其不精工；但它已经足以使我取得俸禄官职、窃取名誉，这是因为顺应时俗的缘故。前辈正当年少、志气旺盛，想在世上取得荣誉，那么没有什么比顺应时俗更好的了。天圣年间，天子下诏，命令学者去除浮华，此后风俗大为改变。如今士大夫所写的文章，已经文质彬彬，有两汉的风气了。前辈如果向这方面学习，不只是足以顺应时俗、取得声誉而已；如果能够达到最高境界，简直可以和两汉的士人并肩。像我这样的人，先前所写的既不值得学习，后来所写的又千万不可学习，所以一直徘徊，不敢拿出自己的文章，原因就在这里。《易》的《困》卦说：“有言不信。”意思是说，人正处于困顿之时，他的话不会被人相信。如今我可以说是困顿了，哪里值得足下取信呢？承蒙您来信既多又恳切，我不敢不答复。希望您明察。【《答陕西安抚使范龙图辞辟命书》〈康定元年〉】修叩首再拜启奏。急脚送到，收到七月十九日从华州发出的书信，恭敬地得知您当日身体起居万福，我内心的欣喜和欣慰实在无法承受。戎狄侵犯边境，自古就是常事；边境官吏无能，竟至于烦劳大贤。伏想执事忠贞义烈的节操为天下所信服，天下士人中凡是有幸与您见过一面的人，回去后都向别人夸耀，把它当作荣耀。至于那些游谈之士、卑微的平民，往往私下借托您的名声。何况如今以强大谋划对付弱小，以顺理之势攻取叛逆之敌，再凭借明智通达的才干，具有必定成功的形势，那么士人中喜好功名的，正是在这个时候施展才干，谁不愿意贡献自己的一点长处，稍微相助于万分之一，并借此依托而成就自己的名声呢？何况听说狂妄的敌虏猖狂横行，多次有斥责指骂的言辞，又加上轻侮、悬赏招募的羞辱，甚至杀戮将领官吏、杀害边地百姓；这些事情，对于我们这些人尤其感到愤怒和羞耻，每当想到它们，半夜便要起身三次。不幸的是，修没有任何才能，只是年少时稍微喜欢文字，过分受到世俗的称许，这哪里足以承当大君子的举荐呢？至于参与决断军务谋略、筹划财利、判断敌情而制胜，如果幕府中并不缺少人才，那么撰写军中文书奏记只是末节小事，本来就有不必等到修而能够胜任的人。因此我才敢以奉养亲人为理由推辞。何况如今世人所说的四六文，并不是修所爱好；年轻参加进士考试时不得不写，自从考中以后，便放弃而不再写。在西京辅佐三位宰相的幕府时，按职分本来应当写，也没有写，这一点师鲁是亲眼见到的。如今废弃这种文体已经很久了，恐怕没有优美的辞藻来辱没您的美意和任命，这是其中一个原因。我虽然是儒生，却不懂军事，私下想着兵法中有勇有怯，必须比较敌我双方的利弊；事情究竟如何，关键在于成功，不限于迟速。我近来到了京师，多次在诸位大臣之间略微听到关于攻守策略的言论，这实在是当时适宜的谋划，不是深思远见的人哪里能够达到这种程度？希望您不要被浮泛的议论所动摇。我私下看到您自从到了关西，征召的人才很多。古人能够共同成就事业，必定有国士与之合作。不只是上位者以识人为难，士人即使贫贱，要把自身托付给别人，本来也并不容易。想让士人竭尽死力，必须与他有深厚的相知；了解得不够，士人就不会为您所用。如今奇异杰出、豪迈俊伟的人，往往蒙受您的收纳选用，至于究竟怎样任用他们，只在于您如何安排罢了。这件事有明智通达的您在，哪里需要我来进言？然而我仍担心山林草野之间，有挺拔特立、知晓义理、慷慨而自重的士人，还没有能够出现在您的门下，您应当稍微想一想这件事。像修这样的人，只恨自己没有其他才能来承当长者的任用，并不是不敢效法庸人，苟且偷安、贪图安逸。承蒙您来信，又听说夏公也以您的名义举荐我。我孤单卑微，平素从未登过他的门，如果不是执事过分看重并称许我，怎么会得到这样的举荐？惭愧而又畏惧。然而我已经以母亲年老为理由辞谢，再没有前往的道理，只希望您明察。【《答吴充秀才书》〈康定元年〉】修叩首致意，先辈吴君足下。前些时候承蒙您来信并寄来三篇文章，打开读时，浩浩荡荡，仿佛有千万字那么多；等稍稍平静下来再看，才不过几百字罢了。如果不是文辞丰富、意气雄健，充沛流动，有一种不可阻挡的气势，怎么能达到这种境界？然而您还自己忧虑茫然无措，似乎没有人启发您使您继续前进，这正是好学者的谦逊之辞。修的才能不足以适用于当世，仕途也不足以在世上取得荣耀，我的毁誉不足以影响轻重，气力也不足以感动别人。世上那些想借助声誉来提高身价、借助力量而后取得进步的人，从我这里能得到什么呢？先辈学问精深、文章雄健，即使施用于当世，也并不需要借助我的声誉才显得重要、借助我的力量才得以进步。然而您却屈尊来访，仿佛有所责问，莫非是急于求取圣贤之道，不选择对象而向人求教吗？求学的人没有不想求得道的，但真正达到道的人很少。不是道离人很远，而是求学的人有所沉溺罢了。文章作为言辞，难以写得精工却容易使人喜爱，容易取悦别人，也容易使自己满足。世上的求学者往往沉溺于文章，一旦文章写得有些工巧，就说：“我的学问已经足够了。”更严重的甚至抛弃一切与自己无关的事情，说：“我是文士，只需专心于文章罢了。”这就是能够达到道的人很少的原因。

译从前孔子年老后回到鲁国，《六经》的撰作，不过是几年的时间罢了。然而读《易》的人如果没有《春秋》，读《书》的人如果没有《诗》，怎么会用功这样少却达到如此高的境界呢！圣人的文章虽然不是我们能够赶上的，但大体说来，道德修养胜过文章的人，文章并不难，自然就能达到。所以孟子忙忙碌碌，没有时间著书，荀卿大概也是晚年才有著作。至于子云、仲淹，正是勉强去模仿言语辞章，这是道德修养不足却强行作文章的人。后世迷惑的人，只看见前代的文章流传下来，便以为求学只是学习文章罢了，所以越用力、越勤奋，反而越不能达到境界。这正是足下所说的整天不走出厅堂，不能使文章纵横高下都随心如意的原因：道还不够充足。如果道充满于心，即使行走于天地之间，进入深渊泉水之中，也没有到不了的地方。先辈的文章浩大充沛，可以说已经写得很好了；而且又立志求道，却还自己认为没有达到广大境界。如果不停下来，孟子、荀卿的境界是可以达到的，并不困难。修学习道却没有达到境界，不过幸好没有甘心沉溺于自己所喜爱的文章、停留在已经达到的地方；因此借着您的才能不自我停止，又用来激励修稍微取得进步，实在是非常幸运。非常幸运。修敬白。【《与曾巩论氏族书》〈庆历六年〉】修敬白。我被贬之处偏僻遥远，不能与人往来，承蒙您专门派人送来厚意殷勤的书信，哪里承受得起惭愧！您来信提到托付我撰写编次碑文的事情，修近来人事多有变故，已经很久没有接近文字了，深怕不能把先世的德行十分之一准确写出，以满足足下的心意。然而近世士大夫对于氏族尤其不明白，他们迁徙的经过和世代次序多半失去了条理，至于最初受封、获得姓氏的情况，也有不真实的。像足下所示的材料说：曾元的曾孙乐，任汉代都乡侯；到了第四世孙据，遭逢王莽之乱，才离开都乡而在豫章安家。我考察《史记》，这些都不相合。大概曾元距离汉代已经将近二百年，从曾元到乐，似乎不应是曾孙，但乐也应当生活在汉初。那么据遭逢王莽时代，失去侯位而迁徙，大概又相隔二百年，恐怕也不应只是第四世。根据《诸侯年表》推算，即使是功德很大的诸侯，也没有在前汉结束之前封国仍不绝的；也没有从高祖时代一直到平帝时，侯爵才传了四代的。宣帝时，分封宗室赵顷王的儿子景，封为都乡侯。那么据失去封国，也不在王莽时代，而都乡早已先被另行封给宗室了。再者，乐、据的姓名都不见于《年表》，可见年代久远，世系难以详考到如此程度。如果说曾氏出于曾阝，大概是曾阝的支庶另有一支成为曾氏，并不是曾阝的后代都姓曾；大概如今所谓的曾阝氏就是这种情况。根据国史记载，杨允恭曾以西京作坊使担任江浙发运、制置、茶盐使，这只是至道年间的事；如今却说是洛苑使，虽然姑且依从您所述，仍都应当再加考订。山州没有文字资料可以查究，我不能周详了解。希望您明察。【《答宋咸书》〈至和二年〉】修叩首致意。州中有人来，承蒙您惠赐书信和《补注周易》，实在很好。世上没有孔子已经很久了，《六经》的旨意失去了传承，其中有些地方无法得到订正；如果不是孔子重新出现，就没有办法得到它们的真实意义。儒者对于学问涉猎广博，又在残篇朽简之中苦心劳神，寻求千年以前失传的错误，茫茫然遥望前方已经远去的圣人而不可见，幽暗地回顾后面无穷无尽的后来者，想替尚未觉悟的人解决难以解释的疑惑，这难道真是所谓劳苦多而功效少吗？然而《六经》不是一个时代写成的书，它传抄错乱也不是一天造成的，它们的刊正、补缀和编辑也不是一个人所能完成的。假使求学者各自充分发挥自己的见解，再由明智的人加以选择，十条取其一，百条取其十，即使不能使《六经》完全恢复到毫无错误的状态，也会像日月一样明白显著。然而聚集众人的长处来补缀整理它们，或许可以不至于造成大的错误，可以等待圣人重新出现。那么，求学者对于经书，难道可以停止不做吗？足下对于经书用功很勤，凡是经书中失误的地方，没有不想加以订正的；您所刊正、补缀和编辑的内容很多，那么所得的成果也已经很多了。修学习不够聪敏明达，又没有坚强的力量来帮助自己，恐怕始终不能稍微提出自己的见解，来补足《六经》的万分之一。能够得到足下所作的书，所以尤其念念不忘而不能舍弃。恰逢奉使出境，匆忙之间不能详尽书写。只希望您顺应时令保重自己。庐陵欧阳修再拜。【《答李诩第一书》】修敬白。有人来，承蒙您寄来书信和《性诠》三篇，说是拿来向我质询，看看究竟对不对。一个人如果自信坚定，就不需要等待别人的认可；要向别人请教，是因为自己有所怀疑。如今您自己说：“即使孔子、孟子、荀子、扬子、韩愈重新出现，也不能改变我的言论。”这可以说是自信而不疑了，却反过来向修请教。假使修在学问上超过孔子，才可以替您辩说，何况修还比不上孟子、荀子、扬子、韩愈中的任何一二位呢？修不是已经懂得道的人，只是好学而尚未达到罢了。世上没有老师已经很久了，还要依靠朋友切磋的益处；如果不自满而中途停止，或许终身能够有所成就。我本来常常乐于同求学者往来讨论，并不是敢说可以使别人得到好处，大概是想从别人那里得到好处。何况像您的文章和议论，哪里容易遇到呢？所以我本来乐意替您辩说。如果您还有疑问，我哪里敢不把自己所学的全部告诉您？既然您自信到这种程度，即使孔子也不能改变，您让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来人回来索要回信，我不知道应该如何回答，惭愧、惶恐。修再拜。【《答李诩第二书》】修敬白。前些时候承蒙您来信并寄来《性诠》三篇，我看出您勤奋好学、善于辩论，文章又能详尽表达自己的意思。如今世上谈论人性的人很多，但没有谁能达到您的程度，所以想同您把这番学说讨论完成。修担心世上的求学者大多谈论人性，所以常常这样说：“所谓人性，并不是求学者最急于探究的，也是圣人很少谈论的。《易》六十四卦不谈人性，它所谈的是动静、得失、吉凶的常理；《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不谈人性，它所谈的是善恶、是非的实际记录；《诗》三百零五篇不谈人性，它所谈的是政教兴衰的赞美和讽刺；《书》五十九篇不谈人性，它所谈的是尧、舜、三代的治乱；《礼》《乐》的书虽然不完整，又杂出于各位儒者的记述，但它们的大要是治理国家、修养自身的方法。《六经》所记载的，都是与世间有关的人事，所以说得非常详细。至于人性，百句中也未必有一两句谈到，有时是因为论及别的事情而涉及它，并不是专门为了谈人性，因此虽然提到，也不深究。”〔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五篇〕

译我所说的不谈，并不是说完全断绝而没有谈论，只是说谈论得少，而且又不是以人性为主旨来谈。《论语》所记载的七十二位弟子向孔子提出的问题，有问孝的、问忠的、问仁义的、问礼乐的、问修身的、问为政的、问朋友的、问鬼神的，却从来没有人问过人性。孔子告诫弟子，总共有几千句话，涉及人性的只有一句。所以我说，人性不是求学者最急于探究的，也是圣人很少谈论的。《书》说“习惯同人性一起形成”，《论语》说“人的本性彼此相近，习惯却使人彼此相远”，这是告诫人谨慎对待自己所养成的习惯。《中庸》说“上天赋予人的叫作性，遵循本性去做叫作道”，这是说明人性并非固定不变，必须有方法去引导它。《乐记》也说“受到外物感触而发动，是人性的欲望”，这是说明外物对人的感发无所不至。然而它始终没有说人性究竟是善还是恶，只是告诫人谨慎对待自己的习惯和所受感发，并努力实行引导人性的方式罢了。所以我说，这是因为论及别的事情而涉及人性，却不加以深究。” 修年轻时喜好学习，知道学习的艰难。凡是所谓《六经》所记载的、七十二位弟子所询问的内容，即使终身学习，也有人不能通达；对于已经通达的内容，即使终身实行，也有人不能达到。由此可见，我对这些事情急切用力，连其他事情都没有时间顾及；因而知道七十二位弟子也是对这些事情急切用力，没有时间顾及其他，又知道圣人用来教导人、垂训后世的事情，也是忙迫不暇。如今的求学者，对于古代圣贤所急切操心的事情，学习它、实行它，或许连其中一二都还没有达到，却喜欢大谈人性，去穷究圣贤很少谈论而又不加深究的问题，执守后世儒者的偏颇说法，专事无用的空谈，这就是我没有时间顾及的事。有人问：人性果真不值得学习吗？我说：人性同身体一起出生，是每个人都有的。作为君子，只需修养自身、治理他人罢了，不必穷究人性究竟善恶。假使人性果真是善的，身体也不能不修养，百姓也不能不治理；假使人性果真是恶的，身体也不能不修养，百姓也不能不治理。不修养自身，即使是君子也会成为小人，《书》说“只有圣人如果不思考，也会变成狂人”，就是这个意思；能够修养自身，即使是小人也会成为君子，《书》说“只有狂人能够思考，就会成为圣人”，就是这个意思。治理之道完备，百姓就成为善人，《书》说“百姓于是变得和谐”，就是这个意思；治理之道败坏，百姓就成为恶人，《书》称他们为“殷朝顽民”，又说是“旧日受到污浊风俗感染的人”，就是这个意思。因此作为君子，应当把修养自身、治理他人当作急务，而不必穷究人性来发表议论。七十二位弟子不询问，六经不以人性为主旨，或者虽有涉及却不深究，难道是轻视人性吗？大概是有意这样做的。又有人问：那么孟子、荀子、扬子三人谈论人性，是错误的吗？我说：并没有错。他们的说法有什么不同呢？我说：开始时不同，最终却相同。假使孟子说人性善，于是便懈怠而不教导人，那就是错误；假使荀子说人性恶，于是便放弃而不教导人，那就是错误；假使扬子说人性混杂，于是便任其放纵而不教导人，那就是错误。然而这三位，有的亲自奔走诸侯之间以推行自己的道，有的著书几千万字来告诫后世，没有一个不是把仁义礼乐作为急务而殷切从事的。大概他们的意思是：善良的人一天不受教导，就会丧失善性而陷入恶；恶人勤加教导，就可以使他达到善；善恶混杂的人加以驱策和引导，就可以使他去恶而向善。他们的学说同《书》所说“习惯同人性一起形成”、 《论语》所说“本性相近而习惯相远”、 《中庸》所说“要有方法去引导”、 《乐记》所说“谨慎对待外物的感发”都相合。这三个人，推究他们的言论，彼此不同；考察他们的用心，却是一致的。所以我认为，就他们的言论而言，三人的说法并没有错，只是开始不同而最终相同。凡是议论这三个人的，如果按照我的说法把他们统一起来，那么纷纷扰扰的争论就可以停止了。我的说法就是这样，您可以自行选择取舍。[原文仅作“?”，无法确定其语义。]●卷四十八·《居士集》卷四十八 ◎策问十二道 【《武成王庙问进士策》二首】问：求学者所说的三统之义已经很完备了。然而自从孔子删定、修订六经，同弟子详细讨论尧、舜和三代之际的事情，却唯独没有在经书中留下关于正朔的明确文字。三正，是君王用来端正天下一统的制度，大概是重大的法则。难道应当略去而不谈吗？还是把它的意义隐含起来，寄托在其他书中吗？或者经籍散佚残缺，因而失去了相关内容吗？自从汉代以来，学者大多增加三统的说法，用来附会六经的文字。如今所能看到的，不过是依据汉儒的说法罢了。汉代承接秦朝焚书之后，圣人的经典尚未完备，而诸子百家的异说又有很多不合道理的，那么这些说法果真可信吗？众多言辞混乱，应该拿来请圣人考证。如今考察六经，孔子亲自笔削过的内容，哪一种说法可以验证它确实如此？否则，难道商、周从来没有改过正朔吗？还是它们不足以作为法则，圣人认为不对，所以不加以说明吗？请考察三王的旧典，考核六经的明文，以消除这些疑问。恭敬地等待您的回答。问：礼乐，是治理百姓的工具。君王爱护养育百姓，对于教导的方法，十分勤勉而且完备。所以礼能够周密地防止百姓的欲望，乐能够深厚地养成百姓的习俗。如果不依靠礼乐，那么赏赐不足以劝勉善行，刑罚不足以禁止邪恶，政治也不能成功。大宋建立已经八十多年，英明仁圣的天子早已希望使百姓长久达到太平。然而天下如此广大，百姓如此众多，州县官吏奉行法令、守住职分，没有时间顾及其他，以致愚昧的百姓眼睛没有见过俎豆，耳朵没有听过弦歌，民间风俗顽固鄙陋，刑狱不断，而官吏没有人承担责任。先王遗留下来的典籍都在，凡是按照时令举行的吉礼、凶礼和聚会，其中考察古代礼乐而可以施行于民间的，有几种？顺应民情、便利事务而适宜今天施行的，有几种？施行礼乐本来有先后次序，其中应当首先施行的又有几种？是礼乐兴起以后才达到富足呢，还是已经富足以后再教化百姓呢？政令如果缓慢迂阔，就很少接近实际；教化如果不循序渐进，就可能违逆百姓。想要使它不迂阔而政事容易成功，又有渐进的次序而不使百姓违逆，这种办法应当怎样说？儒者对于礼乐，不能只是诵读它的文字，必须能够通晓它的实际功用；不能只向古人学习，还必须能够施行于今天。希望您把这些全部陈述出来，不要推辞。【《问进士策》三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