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六十·居士外集卷十◎论辩九首

译天下的事物都有本末，治理国家也有先后。尧、舜的典籍记载简略，后世治理天下，没有不取法于三代的，因为三代能够推究本末，知道什么应当先做、什么应当后做。三王治理天下，用礼法和制度使天下均平，用爵位和土地区分各邦国，用井田划分百姓的田地，用职事任用官员。天下有确定的制度，邦国有确定的法制，百姓有确定的产业，官员有确定的职掌。这样使下级供奉上级勤劳却不困乏，上级治理下级简易而不劳累。财物足以使用，并且能够防备天灾；兵力足以抵御祸患，而不至于反成为祸患。这些都具备以后，才修饰礼乐、兴行仁义来教化引导百姓。因此政令容易施行，百姓容易役使，风俗淳厚，王道就成就了。即使后来有荒怠的儿子、孱弱的后代继承，仍然还要过七八百年才衰亡。三王治理天下，难道与常人有什么不同吗？财物一定取自百姓，官员一定靠俸禄供养，禁止暴乱一定要用军队，防范百姓一定要用刑罚，这些与后世治理天下大体相同。然而后世常常多有动乱败亡，三王却独能使天下安定，为什么呢？三王善于推究本末，知道先后次序，做事有条理。后来拥有天下的人，谁不想使天下安定而有秩序呢？可是用心越来越劳苦，政事却越来越不能成功，惴惴不安地常常害怕动乱败亡降临，而往往正是因此走到那一步，为什么呢？只是因为他们不推究本末，不知道先后罢了。如今应办的事情很多，其中应当优先办理的有五项。五项中的两项，是有关部门所知道的；另外三项，却还没有想到。满足天下的用度，没有比财物更优先的；关系天下安危，没有比兵力更优先的；这是有关部门所知道的。然而财物丰足了，如果取用没有限度、使用没有节制，那么百姓会更加困窘，而上面也更加劳苦。兵力强大了，如果不知道怎样使用，军队就会骄横而酿成祸患。所以节制财用、使用军队，没有比建立制度更优先的。制度已经完备，军队已经可以役使，财物已经足以供用，要共同守护这些成果，没有比任用人才更优先的。因此，均平财赋而节制兵力，建立法制来控制它们，任用贤能来守护法制，尊崇名节来激励贤能，这五件事相互发挥作用，是拥有天下者经常要办的事务，也是当今最应优先处理、而执掌政事的人所忽略的事情。如今四海之内并没有动乱，上面的政令也没有暴虐，天时造成的水旱灾害也没有大的变故，君臣上下也不是不和睦。天下这样安定而广大，没有一点裂隙的征兆，可是南方夷人竟敢杀害天子任命的官员，西方夷人竟敢有强横不屈的君王，北方夷人竟敢有抗拒礼制的帝王，这是为什么？人口数目一天天增多，土地的产出一天天扩大，国家的用度一天天紧迫，四方夷人不服，中国不受尊重，天下不能充实，这又是为什么？是因为这五件事都没有完备。请让我试着说其中一两项。如今农民赶着耕作，可以说很劳苦了；工商之人在山林川泽中谋取利益，可以说很勤劳了；上面征收赋税，专管榷易、商利的官员搜刮，可以说细密周遍而没有遗漏了。然而一遇到像明道、景祐年间那样的水旱灾害，天下公私方面就都匮乏断绝。这说明在太平无事的年代，百姓没有一年的储备，国家也没有多年积蓄。由此可知财物是不足的。古代善于用兵的人，可以使士兵奔赴水火。如今厢军和禁军，有关部门不敢役使；万不得已而暂时使用他们，就称作‘借倩’。士兵之间相互说‘官府借用我’，官府的文书也写作‘倩’。赏赐本来是用来酬劳功劳的，如今因为举行大礼的缘故，给没有劳绩的赏赐，三年发放一次，一次耗费八九百万，有关部门不敢拖延日期。士兵得到赏赐，不因自己没有功劳而感到惭愧，反而计较数量多少、比较待遇好坏；稍有不如意，就成群聚集呼喊，拿着木棒想要殴打天子的大臣。无事之时尚且如此，由此可知军队已经骄横。财物全部耗尽却仍然不足，是因为没有确定的制度和定额。军队敢于骄横，是因为使用它们还没有掌握方法。由此可知，控制军队和财用的制度还没有建立。财物匮乏、军队骄横、法制不统一，却没有人奋不顾身、以身许国，由此可知问题在于没有任用人才。不任用人才，并不是没有人才。那些人有的怀有才能、积蓄智慧，只是当时正厌恶他人好名，于是都藏匿收敛，不敢奋发显露，唯恐接近‘好名’而触犯当时人的厌恶。因此人人都把贤能变成愚庸，愚庸者没有责任，贤能者反遭讥讽嫉恨，终于使天下的事情将要松弛废坏，却没有人敢出力去做。这种不崇尚名节的弊病，是天下最大的祸患。所以说，五件事全都废弛了。从前五代的动乱可以说达到极点了。五十三年之间，改换了五个姓氏、十三位君主；亡国而被杀的有八人，在位时间长的不过十多年，严重的三四年便亡国。五代的君主难道全都是愚人吗？他们的内心难道喜欢祸乱而不想制定长久安定的计策吗？只是他们的力量有做不到的地方，是时势造成的。当时东面有汾晋，西面有岐蜀，北面有强盛的胡人，南面有江淮，闽广、吴越、荆潭，天下分裂成十三四块，四面都被包围。狭小的中原又有叛将强臣割据占有。那些拥有天下的君主，大多建国日子很浅，威势恩德还没有普遍施及；即使是强有力的君主、勇武的主人，也只是勉力支撑，仅仅能够自守；不幸遇到孱弱的儿子、懦弱的孙子，不过传一两代便再次动乱败亡。因此，供养军队就像让儿子去喂虎狼，还害怕它们不肯效力，哪里还敢加以控制？用残破疲敝的百姓供给没有限度的赋税，按人头征收、像簸箕一样搜刮，还害怕不够，哪里还谈得上节省财用来使百姓富足？当时天下的形势正像破败的屋子，修补它的内角，别的角落就会崩坏；整治它的椽子，栋梁就会倾倒，只能到处支撑扶持，勉强保存罢了，哪里还有空闲仿效古制、用圆规方矩制定制度？因此军队没有控制，财用没有节制，国家没有法度，一切都只是苟且应付。

译如今宋朝成为宋朝，已经八十年了。对外平定僭越和叛乱，没有可以抗衡的敌国；对内削弱方镇，没有强大的叛臣。天下统一，海内安定。立国不能说不久，天下不能说不广大。俗话说‘长袖善舞，多钱善贾’，是说有资本的人做事容易。如今承继三位圣主的基业，占有万乘之尊的名号，拥有四海一家这样的天下，大禹贡赋所涉及的土地，无不向朝廷输纳，任凭君上取用，不能说财物匮乏。六尺高的士卒，肩负兵器、穿戴铠甲，能够拉满五石之弩、弯开二石之弓的有数百万人，任凭君上节制驱使，不能说兵力匮乏。内外任职的官员有数千人，三班官员和吏部常年积存的候选人又有数百人；每三年下诏征求布衣人才，应诏者有一万多人，参加礼部考试的有七八千人，任凭君上选择，不能说贤才匮乏。百姓至今已经将近四十年没有见到战争了，对外振奋兵威、排斥夷狄，对内修治法度、兴行德化，任凭君上施为，不能说没有空闲。凭借天子慈圣仁俭的德性，再有一两位明智的大臣共同谋划，天下的积聚可以达到汉文帝、汉景帝时期的富足；制定礼乐，可以达到成周的盛况；奋发威势功业来显扬声名，可以像汉武帝、唐太宗那样显赫；谈论道德，可以兴起尧、舜那样的治理。然而如今财物不足以供给上面，下面的百姓已经困敝；兵力不足以威服外部，却在内部骄横；制度不能成为万世遵循的法则，反而日益繁杂；一切苟且应付，与五代时期没有不同，这实在令人叹息。这就是所谓处在能够取得成就的地位，处在可以取得成就的地位，处在可以取得成就的时机，又有能够取得成就的条件，那么谁还会畏惧而长久不去做呢？【正统辨上】正统说：‘统治天下而取得正当性，所以称为正统；虽然统治天下却没有取得正当性，仍然可以算是统治天下吗？继承周朝以后，历代帝王都自以为功德崇高，能够取代前代并取得正统地位的，实在很难找到这样的人！如果不得不把正统加在某些人身上，难道只能是汉、唐的君主吗？’有人说：‘先生的说法太狭隘了！以汉、唐的盛大功业，尚且说是不得已才把正统加给他们，那么对于魏、晋的君主，又将怎么办呢？’回答说：‘不是这样。怎么能够苟且把正统加给别人呢？“一箪食，一瓢饮”，如果其道义不正，却从别人那里强取，即使是君子也会因此厌恶他。天下这样广大，而承受太公之实，如果不是合适的人，那么宁可空缺正统也就罢了。一定要说是应天顺人，那么周朝以后，夏桀、商纣的罪恶常常更多，而商汤、周武王的仁义却未必相等。既然如此，怎么能苟且把正统加给别人呢？我认为，正统并不总是属于某个人，大体上与那些谈论神圣的人相似，必须等到选择出合适的人以后，才能加给他。这样一来，仁德的君王、合义的君主反而不值得尊崇，而奸雄和篡弑之臣却能够成功。’ 【正统辨下】秦朝后裔的罪恶比夏桀还暴虐，王莽、隋炀帝与商纣相当；汉、唐的君主依仗义理诛除变乱来取得天下，能说他们就是正统吗？即使承认，也还没有完全摆脱遗憾。〈他们的德行比不上商汤、周武王。〉秦取得天下，靠的是武力而不是德行。〈秦朝丧失仁义，驱使百姓去与敌人争斗；它任用贤能、得到人才，哪里比得上汉、唐初年呢？〉晋承接魏，是用篡夺承接篡夺；隋也是这样，只不过徒然说成禅让罢了。晋、隋都是盗贼。有人把它们看作正统，这难道不是错误吗？〈魏存在时吴还存在，到晋时吴才灭亡；有人又因此把魏看作正统，那就更加错误了。从后魏、东晋直到周、陈、五代，有的凭借义理，有的凭借不义，都不能统一天下。〉圣人没有出现，暴虐虚伪之人相继兴起，名分与实际相互较量已经很久了，必须等待后世明智的人来裁断。裁断时如果不按照实际形势，那么除了汉、唐和我宋以外，都不能算正统。【殿试儒者可与守成论〈题目存而论说缺佚〉】【三皇设言民不违论】论说：最高的治理境界，是闭塞百姓的耳目，使他们的认识趋于质朴愚厚；畅通幽微玄远之道，达到与大道相合的极致。教化广被而万物并不知道，功业成就而不留下明显痕迹。古代有达到这种境界的人，大概就是大道实行的时代吧！圣人兴起时，舍弃仁义，把它看作德行中较细小的部分；放宽约束，以取得百姓的信任。德行施及百姓，万物自然受到教化；发出言语、采取行动，人们一定跟从。古代有比这更盛大的时代吗？大概就是三皇的时代吧！所以孔子有‘三皇设言而民不违’的说法，我冒昧试着论述它。如果要畅通上古最高的大道，施展亿万世长远的统治方法，结绳本来是用来建立信用的，但担心信用还不充分，于是改用书契；又因此画出八卦，使事物可以从数理开始。茹毛饮血本来是用来养生的，但担心生养还不完备，于是利用烹饪之利；又尝试百谷，使百姓获得粮食。网罟便利于人，使人能够打猎和捕鱼；牛马性情不同，却一定加以驯服，使它们可以乘骑和驾驭。建造高大的栋宇来改变古人居处，垂衣裳来兴起天下的治理。凡是使百姓不感到疲倦的事情，都是伏羲、神农、黄帝所做的。然而治理已经施行，百姓已经有所依赖，就用极度清静来守持，用无为来教化；上面有淡泊清净的风气，下面没有浅薄邪恶、叛离作乱的习俗。因此，言语成为教诲命令，并非诰誓，百姓却自然听从；言语成为号令，并不用鞭打刑罚，百姓却自然跟随。况且歃血来主持盟约、用信誓约束人，是因为人们本来不信；制定刑罚来残伤肌骨、用威势迫使人服从，是因为人们本来不服从。不如驾驭最质朴的百姓，施行大道的教化。他们喜悦并不是因为贪爱赏赐，所以不用等待赏赐便会自我勉励；他们畏惧并不是因为威刑，所以不用等待惩罚便会自我约束；政令不欺罔百姓，所以不用等待约定便会守信；事情不必反复申令，所以不用等待诰告便会服从。一句话发出便能实行，万民承受命令；依赖其德行的人，百年之内都得到利益；服从其教化的人，百年之内都会改变。不是三皇的德行，谁能达到这种境界呢？唉！商人制作誓约，是想让百姓服从，但人们开始怀疑；周人举行会盟，是想使信用牢固，但诸侯却反而叛乱。由此说来，向神明诅咒百姓、用赏罚驯服百姓，是末世的做法；用道德使百姓服从、用教化逐渐熏陶百姓，使人自然跟从，是三皇时代的盛德。至于设立言语而百姓不违背，大概就在这里吧。【贾谊不至公卿论】论说：汉朝兴起后，以恭敬节俭为根本、革除弊端末节、移易风俗而使之淳厚的人，以孝文帝为首；议论礼乐、兴建制度、切合当世事务的人，只有贾生最为人称道。天子正欣然喜爱他的主张，倚重他准备任用，却最终遭到周勃、东阳侯的诋毁，认为儒学之士会使各种事务纷乱，于是贾谊被斥退，终于忧郁而死。班固在史书赞语中说：‘贾谊的寿命过早终结，虽然没有做到公卿，也不能说没有得到际遇。’

译我对此深感疑惑，曾试着论述说：孝文帝兴起时，汉朝已经历三代。孤立的秦朝遗留下来的弊病尚未救治，诸吕的危乱又接连发生，南北两军兴起而诛讨诸吕，京师刚刚经历了血流遍地的变故。文帝从代王府继承汉朝帝位，天下刚刚安定，人心尚未聚合，正要破除繁琐礼器、削去雕饰，穿绨衣、穿皮鞋，致力于遵循敦厚质朴，推行恭敬节俭。因此，关于改革的议论还来不及实行，制度建设的风气缺失而无人讲求，已经二十多年了。贾谊因此为世事痛哭而忧悯，长叹不已，写下文章。何况当时各方尚未安宁，内外也没有整顿完毕。匈奴强悍狡猾，朝那、上郡一带冷落萧条，深受战争之苦；侯王僭越叛逆，淮南王、济北王相继被杀。贾谊指陈当世应办的事情，谋划万世的策略，希望试任属国官来牵系单于的脖颈，请求分封诸子以削弱侯王的势力。文帝只是认为他的话很好，却不能采用。又如他鉴察秦朝风俗的浅薄邪恶，指出汉朝风气的奢侈，感叹宫室墙壁竟披上帝王服饰，愤怒于倡优被用作后妃的装饰。他请求设置庠序，阐述宗周长久的原因；深切告诫不要滥用刑罚，说明孤立的秦朝为何迅速灭亡；把君主比作堂屋，用来说明礼待臣子的道理；把天下安置在大器之中，用来显示安危的关键。所有这些言论多得无法一一列举，而文帝最终能够静默而使天下得到治理，推行恭敬节俭，逐渐减轻刑罚，善于养育臣下，这些都是贾谊所说的，大略已经施行了。因此天下人认为他可以任用为公卿，刘向也称赞他远远超过伊尹、管仲。然而最终没有任用他，难道不是因为孝文帝即位时间还短，而旧日的将领和老臣正掌握政事吗？他们有的是凭借挥旗斩敌、冒着箭石建立功勋的武人，有的是击鼓操刀、贩卖丝帛的商贩，质朴而缺少文采，不明白大体，彼此共同排斥诋毁贾谊，以至于把他贬逐出去。这样看来，贾谊没有得到际遇，怎能不令人叹息呢！况且按照贾谊所陈述的主张，孝文帝只略微施行其中的方法，就已经能够与成王、康王相比。何况如果把这些主张用于朝廷之中、施行于廊庙之上，那么振兴大汉的风气、使其登上三皇之首的地位，仍不过像决开堵塞、抖落坠物一样容易。为什么反而压低辅佐君王的谋略，把他远远放到诸侯之中呢？所以贾谊经过长沙时，作《鵩鸟赋》凭吊汨罗；太史公把他列传在屈原之后，说明他如同屈原一样忠诚却遭到弃逐。班固却不讥刺文帝疏远贤才、痛惜贾谊未被任用，只说他寿命过早终结。贾谊是因为失意忧伤而夭折，难道能说是自然寿终吗？这样看来，班固善于记述史实，连《春秋》褒贬的一小部分都赶不上。谨作论。【夫子罕言利命仁论】论说：从前贤明的君王没有兴起，周王室衰微，礼乐文章尚未丧失而孔子出生。他修复败坏、振兴废弛，使之改变而归于正道；扶助衰微、挽救弊病，使之返回正轨。至于探究天地造化的根本，思考幽深细微的事理，从而穷尽天下最精微的道理；建立道德的防线，阐明礼乐的功用，从而通达人的深层情感。因此，《易》记述天地变化，我得以用文字为它系辞；《诗》推重风俗教化的根本，我得以选择并删定；《礼》《乐》具备三代的精华，我得以订定而匡正；《春秋》建立一代君王的法则，我得以约束并修订。它们作为教化，是用来总括说明帝王的大道，推求显现天人之间最隐微的道理。道有机理而不能秘藏，神有幽密而不能隐藏，使人懂得节俭，明白耳目所见所闻，像这样已经详尽完备了。然而唯独对利、命、仁少加言说，这是什么意旨呢？请让我试着说明。利、命、仁作为道理，深邃而难以说明，广大而难以详尽。如果用最高的教化诱导百姓，周遍万物而没有遗漏：草木茂盛繁殖却没有知觉，这是为了成全它们的生命；鸟兽虫鱼等有口之物行动呼吸而不知道其中的道理，这是为了使它们享有自己的快乐。万物的本性没有不希望繁茂的，于是用太和之气熏陶它们；人的情感没有不希望长寿的，于是帮助他们避免夭折。阻滞的使它通达，蒙昧的使它开明。覆盖养育众生，使万类得到充足供养。这是上天给予下界和万物的利益，圣人通达这一点，使它与义理相和。利的道理，难道不广大吗？它包含五行的精秀之气，兼有天地二仪的形貌，承受这样的天命，都是从上天得到的。生命初生而安静，叫作性；接触外物而发动，感应而产生欲望；分流开来便有贤与愚，受到诱导便有善与恶；贤愚决定贵贱，善恶决定吉凶。贫富、困达、死生、夭寿，禀赋各有定分，循环往复而没有尽头。圣人通达这些道理，内心能够照见神明；小人违逆这些道理，外在行为便会毁灭于天理。命的意义，难道不广大吗？又如仁兼摄百行而成就完美，处在五常之中而居首位，爱人并推及万物，努力实行而能够接近。守持并实行它，一旦便能由此恢复礼；推行并引导它，天下便称为通达的大道。〔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那么仁作为道理，难道不盛大吗？唉！这三种道理，确实都是圣人深刻通达的内容，并不是难以言说，只是如此。《易》说‘乾卦以美善的利益使天下得到利益’，又说‘利就是义的和谐’。《中庸》说‘上天赋予人的叫作性’，又说‘君子安处于平易之道以等待天命’。《系辞》说‘乐于遵循天道而知晓天命，所以不忧愁’。《礼记》说：‘仁是天下的表率’，又说‘仁居右，道居左’。斟酌这些话来论述，不能说孔子没有谈到利、命、仁。然而很少谈及，是不是因为利、命、仁作为道理，幽微而深奥，广博而久远。贤能的人能够诚心体察并明白它，不必借助言语来说明；愚钝的人很少能够达到这一层，即使告诉他，也无法理解。所以说‘中等资质以上的人可以告诉他高深的道理，中等资质以下的人不可以告诉他高深的道理’，又说‘至于仁，我还不知道’，从一件事就可以知道全部了。子贡认为‘先生关于人性和天道的言论，是无法听到的’，确实就在这里吧。这样看来，利、命、仁之所以少说，原因也就显现出来了。谨作论。【原弊〈景祐三年〉】孟子说：养活生者、安葬死者，是王道的根本。管子说：粮仓充实了，才懂得礼节。所以农耕是天下的根本，也是王政由此兴起的基础，古代治理国家的人从来不敢忽视它。但如今做官吏的人不是这样，只处理文书、听讼断案罢了；听说有人谈论农事，便互相讥笑说这是鄙陋之事。知道征收赋税、调运财物是急务，却不知道把农业放在首位，这是还没有推究治理的本末。知道致力于农业，却不知道节省用度来爱护农民，这是还没有完全懂得务农的方法。

译古代治理政事的人，上下相互调配财物来救济；下层百姓使用劳力非常勤勉，上层使用财物很有节制。百姓没有留下不用的劳力，国家也不过度耗费；上面爱护下面，下面供给上面，使双方不相困乏。三代的法制都是这样，而周朝最为完备。周朝的法制说：把田地按井田、牧地划分，收取十分之一的赋税。一个农夫的劳力，督促他一定尽到职责；一天的用度，节制它一定要衡量收入；一年的耕作，供给公家和百姓的粮食都从其中取得，而且常有余粮，所以三年就能积存一年的储备。如今却不是这样，耕作者不再被督促尽其劳力，使用财物的人也不再计算收入和支出；一年的耕作仅仅够供给公家，而百姓的粮食却不足数月。严重时，场上的农活刚刚完毕，晚上便只能簸食糠麸、吃秕稗；有的采橡实，储藏菜根，来延续冬春。糠、核、橡实，是孟子所说的狗猪之食，而百姓一年到头也不能免于吃这些东西。一旦遭遇水旱灾害，便相互枕藉而死，成为饿殍。这实在令人叹息！三代治理国家时，公卿士庶的俸禄粮食，兵甲车牛的物资，山川、宗庙、鬼神的供给，从来没有缺少过。这些全都出自农业，而百姓耕种的不过是如今九州的土地。每年发生灾荒，也时常有，和今天没有不同。如今本来完全拥有过去那些土地，而制度又没有超过三代；过去财用常常有余，现在却常常不足，为什么呢？是因为治理的方法正好相反。过去既知道致力于农业，又知道节省用度；如今却靠不勤劳的农业供养没有节制的用度，所以如此。不仅不勤于农业，还用许多弊端来消耗它；不仅不根据百姓的力量来制定节制，还根本不估量上天所能承担的变化。什么叫许多弊端？有诱使百姓离开农业的弊端，有土地兼并的弊端，有劳役的弊端，请详细说明。如今坐在华屋中享用美食而无所事事的人，叫作佛教徒；依靠国家衣食来养活妻子儿女的人，叫作军人。这些人在三代时，都是在南亩耕作的百姓。如今议论的人把佛教与周公、孔子的事业并列，称为三教，说不可以废除；把军队说成国家的储备，也说不可以废除。佛教不能与周公、孔子并列，这是不用说就很明白的，请让我试着谈谈军队的事。国家自景德年间停止战争，已经三十三年了；曾经经历战争而被使用的士兵，如今已经老死殆尽，后来的人从未听过金鼓、认识战阵。他们生在太平无事之时，饱享衣食，势必骄横懒惰。如今卫兵入宫值宿，不亲自拿被子，却让人替他拿；禁军领取粮食，不亲自搬运，却雇人替他搬运。他们骄惰到这种程度，何况肯冒着辛苦去战斗吗？前些日子西部边境的官员，例如高化军、齐宗举，两次用兵都立即失败，这就是结果。即使军队能够忍耐辛苦、善于作战，只要损耗农民来供养他们，也还可以接受。怎么能只是有当兵的虚名，实际上却是一群骄惰无用的人呢？古代凡是成年而强健的百姓，都在南亩耕作；农闲时便教他们学习战斗。如今却完全不同。一遇到灾荒年，州郡官吏便用尺子量百姓的身高，挑选强健的人，招募他们离开农田去做禁军；稍微达不到尺度而较为怯弱的人，则登记为厢军。官吏招募人数多就有赏赐，而百姓正处于穷困之时，争着投军。因此一经历灾荒，留在南亩耕作的就只剩老弱之人。官吏却说：‘不把他们收作士兵，就怕他们成为盗贼。’唉！只知道他们一时不做盗贼，却不知道他们终身骄惰、靠窃取粮食过活。古代成年强健的人负责耕作，老弱的人游荡懒惰；如今成年强健的人游荡懒惰，老弱的人留下耕作。前后相反得多么厉害啊！然而百姓尽力在南亩耕作，有时还免不了吃狗猪之食；一旦离开农田去做和尚、当士兵，便终身安逸而享用丰厚的食物，那么南亩的百姓就不能不一天天减少。所以说有诱使百姓离开农业的弊端，说的就是这个。这也是消耗农业的一端。古代按人口授予田地，家家供给充足，人人生活富足。井田制败坏以后，土地兼并便兴起。如今大致一户拥有的田地达到百顷，就养活几十家佃客。其中使用地主的牛、出自己的劳力来耕种的，不过十多户；使用自己的牛、耕种地主田地并分取收益的，也不过十多户。其余的人都交出产物作为地租而寄居，叫作浮客，并且还耕种零散荒地。这几十户人家，本来都不是富裕而有积蓄的人家；春秋祭祀、婚姻、丧葬所需的费用，又不幸遇到灾荒和公家差役，在缺乏时曾向地主借债，之后偿还，利息不是两倍就是三倍。等到收成时，先交出种子和税，再分取收获；偿还三倍利息后，把所得全部拿出，有时还不能还清。场上的农活早晨刚结束，晚上就缺粮，于是又要借债。因此冬春借粮，指望夏收时偿还；麦子还尽了，夏秋便又指望冬收的禾谷来偿还。像这样的几十家，常常要食用三倍利息的粮食，而一个地主却常常把百顷土地的收益全部取尽。一户地主占有百顷土地并缴纳赋税，几十家佃户却要尽力耕作并交纳。即使国家有宽减征收、减轻赋税的恩惠，也只是增加了一家的幸运，而几十家人的困苦仍然照旧。所以说有土地兼并的弊端，说的就是这个。这也是消耗农业的一端。百姓中有幸没有被他人役使、能够拥有田地自行耕种的，少则二顷，多则一顷，都按等级登记在册。公家差役多的叫大役，少的叫小役；到了不能承受的地步，就低价卖掉田地，或者逃走离开。所以说有劳役的弊端，说的就是这个。这也是消耗农业的一端。这三种弊端，是最大的方面。此外还有一些邪僻的人离开农业去做浮巧的工匠，还有土地兼并者和商人为了僭越奢侈而耗费财物，又有贪官的额外搜求、没有名目的赋税，这些弊端无法全部列举。既不劝导百姓勤劳，又用许多弊端来消耗他们。大体说来，天下普通百姓中富贵的人，把粗劣食物变成精美食物，这是一个人常常吃五个人的粮食。做士兵的人，供养父母妻子儿女，再计算运输供给的费用，这是一个士兵常常吃五个农民的粮食。做和尚的人，供养弟子而自己吃得丰足，这是一个和尚常常吃五个农民的粮食。贫民借高利贷来吃饭，这是一个人常常吃两三个人的粮食。天下怎么能不匮乏呢！什么叫不估量百姓的力量来节制用度？如今只是估量国家的用度而向百姓征取，却从来不估量百姓的力量来制订国家用度。古代冢宰掌管国家用度，按照收入来决定支出，把一年的物资分成三份：一份供给公家，一份供给百姓粮食，一份用来防备灾荒。如今不先制订国家用度，而是一概临时向百姓征取。因此有支移之赋、和籴之粟、入中之粟、和买之绢以及各种杂料之物，茶盐山泽的利益，有的实行专卖，有的征收赋税。制度制定后仍然不足，有关部门便屡次改变法令，争夺细微的利益。用心越来越劳苦，物资却越来越不足，为什么呢？因为制度没有预先确定，征取又没有限度。

译什么叫不估量上天所能承担的变化？这就是说不知道水旱灾害的规律。阴阳在天地之间升腾下降、相互推移，不可能没有失常和潜伏，就像人的身体有血气，不可能没有疾病。因此善于行医的人不能使人永远没有疾病，只能治疗它；善于治理政事的人不能使年年没有灾荒，只能防备它。尧、汤是大圣人，也不能使水旱永远不发生，只能做好防备。古代丰年补救灾荒的方法，是耕种三年必定留下一年的储蓄，这就是说以三年为期限，预先准备其中一年可能发生灾害。这是古代善于认识天时的人。如今有关部门安排用度，只够使用一年，这是预期天年年没有水旱灾害。所以前两三年接连遭遇旱灾和蝗灾，公家和私人都缺少粮食，是因为预期上天不会有水旱，最终却遇到了，而事先没有储备。井田制按十分之一征税的方法，不能恢复到今天使用。谋划此事的人，不如顺应百姓的实际来制定制度；关键在于使下层百姓尽力而不被弊端消耗，使上层根据百姓的力量使用财物并有所节制，这样百姓和国家大概就能一起富足了。如今士大夫正共同修治太平的基础，颇为推重务本来振兴农业，所以我就推究其中的弊端并列举出来，等待那些兴利除害的人从有关部门采纳。【兵储〈庆历四年〉】只有君王建立官制，使各部门分别掌管自己的事务，无论大小，都让专门的人主持其权力，责成他们取得成效，这是古代的制度。披坚执锐，是偏将、校尉的事务；至于屯田积粮，只是交给主管办理的官吏。汉朝末年有田禾将军，负责在北方边地屯田。魏兴起以后，设置典农中郎将。唐朝设置营田使、副使、判官。即使是晋、魏、南北朝时期，这种职务也从未缺少。国家平息獯戎的祸患，疆域包括汉、唐的境界，然而边塞储备粮饷，却不遵循古代制度，让它仰赖其他州输送粮饷；除此之外，本来没有修筑营舍、回转耕作、设置典农官、营田等办法的好处。倘若遇到灾荒，免不了粮食艰难。即使有转运，也不能不经营屯田。什么时候真正明确利害，使仓廪稍有盈余呢？只是守着空名，始终没有实际成效。如今的谋划，关键在于河北、河东、陕西驻兵的地方，各自专门设置营田使、副使、判官，而且仍然不得兼任其他职务。如果遇到水流泛滥之处，应广泛种植水稻；即使是荒废空隙的原田，也应当开垦，播种五谷。如今河北的保塞、河东的并州和汾州、关中的泾阳，都有水田的地基和遗址，唯独邺中西门豹灌溉田地的遗迹还没有重新兴起，难道不是后人热衷因循，而没有古代贤人的见识吗？不然，为什么历代以来，泾水的陂塘会一直如此呢？有人说：也曾有人提出建议，只是因为在灌溉疏导的时候，靠近水边的地方恐怕会危害百姓的田地，因此停止了。这只是腐儒的见解，不是有远大经略之人的看法。利与害本来相伴，古代也不能避免。如果利害各占一半，害怕改变旧制而不实行，还可以理解；倘若利益占七成、危害占三成，就应当选择合适的地方实行，难道可以因为小害而妨碍大利吗？如果这样，邺中灌溉田地的方法一旦实行，即使沟渠之水冲毁百姓田地，也只妨碍一百户人家，却能够灌溉千万顷土地。贫瘠土地的收获也会大大增加，哪里只是利七害三呢？我也曾向当地州郡人士询问，他们都说灌溉田地的遗迹湮没废弃已经很久了，本地中断传承、努力耕作的人不懂得这件事。殊不知官府将来兴工时，只要把泾阳郑白渠的雇用水工，以及当地获罪的百姓，全部分配到这里，让他们开凿疏导。百姓看见以后，一定会仿效，又哪里会难以成功呢？然后专门设置营田使、副使、判官，专门主持这项工程。西北两边不论水路陆路，也都仿照这样分设职务，何必再用飞刍挽粟、按钟计石地运输粮食，坐使百姓力量困竭来供给军粮呢！【塞垣】先王开始划分九州，制定五服制度，一定使诸侯处于内、夷狄处于外，姑且致力于使百姓休养生息，不劳心于遥远的谋略。夷狄来犯时，就调集戍兵抵御；他们退去时，就准备战具防守。修治有利的堤防，严明加强斥候侦察。有时夷狄前来献贡，便用羁縻之法控制他们。这大概是圣人驾驭戎狄的常道，严尤所说的‘得其中策’；古今大体都在于谨慎边防、守住要害罢了。古代设置边塞，与今天尤其不同。汉、唐时期，东边从辽海、碣石、榆关、渔阳、卢龙、飞狐、雁门、云中、马邑、定襄，西边抵达五原、朔方等郡。每年秋高气爽、弓弩胶牢之时，匈奴看到塞上草木衰败，便控弦南下放牧，侵犯汉朝边境。于是守边的大臣、防秋的将士，凭借险要地势，出动奇兵，持重等待外敌。近世晋高祖在并门起兵建立功业，得到戎王援助；事成以后，便把幽州、蓟州山后各郡送给耶律氏。因此如今划定边塞，从沧海、乾宁、雄州、霸州、顺安、广信，经过中山抵达并州、代州，从这里向东再也没有关隘险阻。所以契丹完全占有幽陵，进而截断古北口的险要，常常全军往来入侵，径直越过常山，蹂躏整个魏州，澶渊之战时甚至到黄河饮马，使百姓无以为生。并不是北方敌人强盛到了这种程度，而是失去了险要坚固的地势造成的。如今既然没有山丘可以设置险要，能够依仗的，只有在两侧对峙修筑营垒，引导河流，牢固地蓄积水势，形成险阻的形势，在要害处配置精锐士兵，这也是保护边塞的一条策略。如今广信以西有鲍河，中山以北有唐河，都可以开凿决引水势，修治有利的陂塘。或者从长河下游、金山以北引水，分流到广信、安肃，通达保塞；或者包围蒲阴，引水进入阳城。这样以后积水弥漫，横截紫塞，也可以说是险要了。蒲阴、阳城，估量其地势，是如今边塞上的要冲。此前胡人的骑兵将要入侵时，就在这些城中驻扎牙帐数日，窥伺汉军的强弱。有时我军出兵抵御，他们便长驱南下；我军一旦出动，这些地方就成了戎人全军退归、重新集结的处所。这就是所谓借敌人的险要来资助敌军，并非中原的利益。如今如果修复城墙，完备聚集兵粮，与各城寨之间使刁斗之声彼此相闻；鲍河、唐河在城下交汇。敌骑即使纵然到来，也再没有可以落脚的地方，又哪里会有纷扰的祸患呢？如今议论的人，正因为南北修好，便担心边境发生事端。然而戎狄的心性强悍难以相信，贪图我们的珍宝财币，蓄养精锐军队，窥伺我方疲敝，乘边境出现空隙，出其不意地发动进攻，因而肆意猖獗。如今竟不谋划预先防备边疆，只图苟且取得安逸，兄弟相互交付、把问题推给后人，给后世留下深重祸患，又将怎么办呢！【原文仅见问号】●卷六十一·居士外集卷十一 ◎经旨十八首 【易或问〈景祐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