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二四·崇文总目叙释【易类】

译三代的礼乐制度，从周朝末年开始已经损失很多，又经过秦代毁灭学术的暴政；但《尚书》以及《论语》《孝经》得以藏在孔氏家中，《易》因为用于卜筮而没有被禁止。《诗》本来用于讽诵，不专靠竹帛保存，人们可以凭口头传授。因此在六经之中，唯独《礼》亡失得最严重；而《乐》又有声律和乐器，更容易损坏失传。到汉朝兴起后，考察搜求典籍，《乐》最为残缺断绝，学者无法独立传授，于是把有关乐的学说一并附在《礼》的著作中，合为五经，分流为六艺。乐，是用来通达天地和谐、整饬万物教化的，归根结底在于感通人神，显现功德。《礼记》说：‘五帝所处时代不同，彼此不沿袭同一种乐。’因此，王者根据时代创制礼乐的盛举，何必拘泥于寻求古代遗留下来的残缺制度。至于律吕、钟磬等，圣人的法则即使经历万世，也仍然可以考察。自汉代以来，音乐制度的沿革，只见于史官的志书，相关著作并不完备。隋、唐所记录的内容，现在把尚存的著录在这里。春秋类。从前周朝的法度败坏，诸侯混乱；周平王以后，礼乐不再雅正，反而降而同于各国。吴、楚、徐夷都僭越称王，天下人不接受周王命令已经很久了。孔子出生在这样的末世，想要推明王道来扶助周室，于是出访诸侯，极力陈述君臣之间的道理。诸侯没有能够任用他的，他便退回鲁国，依据鲁国旧史，考察实际事迹，加上王法的判断，辨正是非；凡是所记载的，一律采用周礼，编成《春秋》十二篇，用来昭示后世。后世学者传习已久，解释便逐渐不同，公羊高、▯梁赤、左丘明、邹氏、夹氏分成五家。邹氏、夹氏最为衰微，从汉代就已经废绝，而三家盛行。当汉代时，《易》和《论语》分为三家，《诗》分为四家，《礼》分为两家；到后来学者散亡，只剩下其中一家，其余各家都废绝了。唯独《春秋》的三种传都流行至今。当初孔子大力修订六经文字，唯独对《春秋》想用礼法约束诸侯，所以文辞尤其谨严简约，意义深微隐晦。学者不能穷尽其中的义理，因此三家的《传》对于圣人的旨意，各有所得。太史公说：‘作为人君，不可以不知道《春秋》。’ 难道不是因为王者的法度都具备在其中吗？论语类。《论语》，大概是孔子同弟子以及当时人讲论、询问、应答的话。孔子去世后，众弟子讨论编次他的话并撰成此书。汉朝兴起后，传授《论语》的有三家：鲁人传授的，称为《鲁论》；齐人传授的，称为《齐论》，而《齐论》增加了《问王》《知道》两篇，今文《论语》中没有；从孔子墙壁中发现的，称为《古论》，其中有两个《子张》篇。这三家在篇章次序和前后排列上，都不相同。考察今天的编次，就是所谓《鲁论》的次序。小学类。古代的教学制度是，八岁进入小学，学习六甲、四方、文字、数术等技艺，直到长成之后才教授经书。儒者探究天地、人神、事物的道理，无所不通，所以学习有先后次序，之后才能大成。《尔雅》出于汉代，用来辨正名称、解释事物，讲说经义的人借助它，于是产生了训诂之学。文字的产生和发展，随着时代变化而改变，致力于趋向便利、省略，时间久了有时就失去了本来的形体；《三苍》的学说开始记载文字的法则，许慎又作《说文》，于是产生了偏旁之学。五声有不同的音律，清音和浊音相互生成，孙炎开始作《字音》，于是产生了音韵之学。篆书、隶书、古文，字体各不相同；秦、汉以来，学者努力穷尽其中的规律，于是产生了字书之学。先儒建立学术，起初制定法则无不详细明白，但后世仍然有时发生讹误和散失，所以即使是小学，也不能缺少。正史类。过去孔子删定《尚书》，上起《尧典》，下至《秦誓》，编成一百篇。考察尧、舜时期，君臣在朝廷上相互赞叹应答、和谐相处，因此天下太平。三代以后，制定约束、赏赐和惩罚，百姓没有敢违犯的。考察那些典、诰、誓、命的文辞，有的纯厚深沉，有的简约质朴，有的反复叮咛、曲折委婉，体例各不相同。周朝衰落，史官制度废弛，《春秋》所记载的尤其谨慎严密。这不只是因为史书有详略不同，也或许是因为各时代君主的功德有厚薄，所以时代不同，文辞也各不相同吧。自司马迁向上取材于黄帝，直到汉武帝，才写成《史记》这一家之言。从汉代以来，一千多年间，各代君臣的善恶事迹，史官都有详细记载。虽然各书的文辞质朴或华美不同，但总的来说，其中治理与混乱、兴盛与衰亡的根本，都可以考察。编年类。过去《春秋》以后接着是战国，诸侯互相争乱，史官制度废弛，简策所记载的事情，编年次序并不完整。司马迁开始创立本纪、列传、表、书的体例，网罗千年史事，纵笔驰骋，后来史官全都采用这种方法。《春秋》的义例，记载元年最为谨慎；即使一年中没有事情，也仍然空记开头的月份，因为四时不完备就不足以成为一年，这样上可以尊重天时，下可以端正人事。自晋代荀悦作《汉纪》，才重新恢复编年体，学者称赞它。后世作者，都与正史并行流传。实录类。实录始于唐代，从唐高祖到唐武宗都有记载；此后兵乱盗贼交相发生，史官没有时间记录，贾纬才开始作补录，十件事中也只能得到两三件。五代之际，变故尤其多，天下隔绝，号令从多个方面发出，传记作者的讹误尤其多。幸而中原诸朝君主的实录大致完备，他们盛衰、善恶的事迹，清楚显著地记载下来，不可磨灭。杂史类。《周礼》说：天子、诸侯都有史官。晋国的《乘》、楚国的《▯杌》，考察它们记事的方式，各不相同。到了周朝衰落时，七国互相侵伐，各自尊奉自己的君主，是非判断多有不同，不久也逐渐磨灭，保存下来的没有多少。至于史官失职，因畏惧怯懦而隐瞒回避，那么游说之士和隐居的士人也一定各自记录自己的说法，以表达胸中的见解。然而像司马迁那样见闻广博的人，在他编写《史记》时，一定上取《帝系》《世本》，旁及战国时荀卿所记录的材料，来成就这部书，那么各家的说法，难道可以不完备保存吗？伪史类。

译周王室末年，吴、楚可以说很强大了，但孔子修订《春秋》，把楚国称作荆，并把它视为夷狄；即使楚国屡次进封，也不过只是子爵，这是为了压抑、贬斥僭越作乱，使后世知道畏惧。三代的弊病，混乱在战国七雄各自称主时达到极点；汉代的弊病，混乱在三国时达到极点；魏晋的弊病，混乱在永嘉年间以来达到极点；隋唐的弊病，混乱在五代时达到极点。五代之际，天下分裂成十三四个政权，其中私自窃取名号的有七国。到大宋接受天命，王师四方征讨，各国君主被拘系、送来作为人质，连请求赐死都来不及，九服于是归于有德之朝。考察前代那些僭越窃取政权的国家，虽然有的因时势而苟且偷安，有的在一方自强，但最终都归于祸败。所以把这些记在篇中，作为戒备贼乱的训诫。职官类。尧、舜以及三代设置官职，名称和数目各不相同，但周代的六官已经完备。然而汉、唐兴起时，都因袭秦、隋的官号而有所增减，足以达到治理天下、兴盛教化的目的。由此说来，关键在于各官尽职、勤于办事，代替上天治理万物罢了。至于车舆、服饰、印绶、爵位、官秩、俸禄，随着时代制定制度，由主管官署记录在案。《尚书》说‘不要使众多官职空缺’，又说‘确实治理百官’。百官各自象征万物，恭敬地奉行职守、安处职位，这正是虞舜垂衣拱手、无为而天下得到教化的原因，难道可以不重视吗？仪注类。过去汉代诸儒得到古礼十七篇，称作《仪礼》；其中《大射》一篇单称‘仪’，大概是因为射礼重在仪容，升降、作揖、谦让都不能有所失误。《礼记》说：‘礼的细节，由主管官员掌管。’凡是治理天下国家的人，没有不讲求三代制度的；其中的采色、章法、礼仪器物以及诸侯国的典章，都保存在礼官那里，秦、汉以来历代都有增减。至于车舆、旗帜、服饰、器物，以及主管官署所记载的遗文旧事，凡是可以记录的，都附在史官的记载之后。刑法类。刑法，是圣人用来爱护百姓的工具。它禁止暴行、制止杀戮的本意，必定根源于最大的仁慈；但执行刑罚、手持棍棒刀刃加刑于人而不迟疑，是因为审慎判断后确认罪刑相当。因此法家学说致力于探究人情，穷尽真伪，务必使主管官员不能在铢、寸之间任意改变轻重、出入罪情，所以法令著作不能不完备。历代治理天下，因时制定法律，顺应民情，增减并不固定，因此各种法令的要点，都记录在篇中。地理类。过去大禹除去水患，使百姓定居，并区别九州的名称，把它记在《禹贡》中。到周朝兴起时，把天下划分为九畿，居处于中央；内部分封五等爵位，外部安抚四方荒远地区，《周礼·职方氏》的记载就完备了。周朝衰落以后，诸侯互相争夺，互相吞并、削弱和夺取。秦、汉以来，郡国、州县有的废除、有的兴起，或治理、或混乱，分割隶属不断改变。至于日月照耀所及之地，边远荒服地区的归附与叛离，山川形势和各地风俗，五方各不相同，以及出兵用兵、顺应民情施行政令等，都可以从地图和图籍中考察。氏族类。过去黄帝有二十五个儿子，他们获得姓、命名氏族，是根据德行的厚薄。自尧、舜以及夏、商、周的先祖，都是同出于黄帝，但姓氏各不相同。后来被封为诸侯的人，有的以封国作为姓氏。至于公子、公孙，有的因官职、封邑、谥号、族属而命氏。它们的源流和次序，《帝系》《世本》说得非常详细。秦、汉以来，官职、封邑、谥号、族属不再分别作为氏，而都成为姓；又没有赐予族姓的礼制。到了近代，迁徙不固定，那么获得姓氏的原因以及祖宗世次、人伦关系的记载，尤其不能不加以考察。岁时类。《左传》说：‘百姓的生计在于勤劳，勤劳就不会贫乏。’所以尧、舜面向南方治理天下，考察星象运行的中正时刻，把时令授予百姓；秋天收成，春天耕作，教导百姓不要错过时节。《周礼》的六官也根据天地和四时，分别掌管各种典章职务。这样看来，天时是圣人所重视的。夏代已有《夏小正》，周公开始作《时训》，日月星辰、节气、七十二候，以及凡是国家的政务、百姓的生产，都以它作为准则。孔子说‘我不如老农’，至于山野老翁和乡野农夫关于耕作、养蚕、种植以及四时的说法，难道可以遗弃吗？传记类。古代的史官写书有一定法则，大事写在策书上，小事记载在简牍上。至于旧有的风俗、老人流传的话、遗留下来的言语和失传的行为，史官来不及记录，就可以从传记的说法中有所取用。然而自六经的文章以来，各家异说的解释就不相同。何况隐士、处士的见闻各有差异，有的详细记述自己一时所得到的见闻，有的揭发史官所忌讳的事情；相互参照求证，可以用来增加见闻。儒家类。孔子的事业流传在六经之中，他的道理宏大博深，对于统治人民、治理万物以及历代君王的施政，如果没有它就没有可以遵循的法则。因此自孟轲、扬雄、荀卿这些人以后，又进一步阐发他们的学说，扶助并扩大它。历代诸子辗转相承，各自称为一家；他们的言论虽属异端，有时把大道割裂得支离破碎，但考察这些作者的本意，归根结底同孔氏的学说并没有特别不同。道家类。道家这一流派，根本在于清静虚无，去除刚强自矜，淡泊自守，所以说：‘我无为，百姓就自然受到教化；我喜好清静，百姓就自然端正。’即使是圣人面南而治天下的方法，也不能改变这一点。但有的人不探究它的根本，抛弃仁义而归向自然，把因循作为施政方法，这就是儒者所忧虑的了。法家类。法家这一流派，用法令约束天下，使一切都统一遵循自己的学说。商君、申不害、韩非一类的人，又把这种学说推行并扩大，凭借它求取当世君主的任用，获得功名。至于尊崇君主、抑制臣下，辨明职分，辅助礼制，对于王道治理并不是没有益处。然而有时拘泥于琐细苛刻，坚持严酷刻薄，这是不能不加以察辨的。名家类。名家这一流派，用来辨析核实名分与实际，区分流别和等级威仪，使上下的差别不相逾越。孔子说过：‘一定要先端正名分吧。’这是说，端正名分是治理政事的根本，不可以不端正。墨家类。墨家这一流派，主张节俭和兼爱，尊重贤人、崇尚鬼神，否定天命，尊上而求同，这就是墨家的行事主张。孟子时代，墨家和杨朱的学说充塞道路，孟轲认为墨子的学说过于节俭而难以实行，主张兼爱却不知道亲疏差别，所以拒绝并驳斥它。然而其中关于强化根本、节省费用的主张，也有值得取法之处。纵横家类。春秋时期，王道政令不明，诸侯相互争乱。游说之士出现在这种局势中，各自带着自己的权术，求取当时君主的任用。他们能够顺应时势、适应变化，针对权宜之事制定合宜的办法，其中也有值得取用的地方。杂家类。杂家这一流派，取用儒家、墨家、名家、法家的学说，把它们综合兼容；其言论贯通各家，没有什么不涉及的。然而它对于治理也有补益，不可以废弃。农家类。

译农家这一流派，是衣食的根本来源。士、农、工、商四民的职业中，农居其次。后稷播种百谷，勤劳于天下，功绩光耀后世，显著地记载在书史中。孟子游说各国，陈述王道，从来没有不探究耕田养蚕的辛劳。汉朝兴起后，劝勉农事、鼓励百姓，为此制定诏令。现在汇集各种关于种植和栽培的说法，希望可以取来作为效法的准则。小说类。《尚书》说：‘狂妄之人的话，圣人也会选择其中可取的。’又说：‘向割草打柴的人询问。’这说明小说一类的言论不可废弃。古人担心下情堵塞、上面听不到，所以每年初春，拿着木铎在道路上巡行，采集民间歌谣来观察民情。至于俚俗的言语、街巷中的谈论，也有足以取用的地方。现在特意把它们列出并保存下来。兵家类。《周礼·夏官》说：司马掌管军队和征战，用九种征伐的方法来整治诸侯国。《尚书》的《洪范》说：“第八项叫作‘师’。”《周易》的《系辞》说：“取法于《睽》卦。”这就是兵法的起源。商汤、周武王时期，凭借仁义取胜。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出奇制胜，反复变化，兵术无穷无尽，从田齐开始，著成《司马之法》。汉朝兴起后，张良、韩信一类的人整理编次了这部书。汉武帝时，杨仆又搜集补辑相关内容，称为《纪奏》。汉成帝命任宏主持整理，于是把兵书按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分为四类。从此，兵家的著作就已经编修排列完备了。然而《司马之法》以礼让为根本，后世没有人实行。只有孙武的书，兵法和谋略最为详尽。考察今天所列的兵书，不只是四类，还杂有卜筮、刑政之说，现把它们保存于各篇之中。[原文仅见“？”]●卷一二五·出行记 景▯三年丙子年五月九日丙戌，希文出任饶州知州。戊子日，为希文送行，在祥源东园饮酒。壬辰日，安道被贬为筠州官员。甲午日，师鲁被贬为郢州官员。乙未日，安道向东出发，没赶上为他送行。我和君贶追赶他，也没有赶上。回来后，经过君谟家，于是召来穆之、公期、道滋、景纯，连夜饮酒。丁酉日，我和损之在固子桥西的兴教寺为师鲁送行，我留下住宿。第二天，道卿、损之、公期、君贶、君谟、武平、源叔、仲辉都来聚会饮酒，傍晚才回去。我被贬往夷陵。己亥日，夜里到邃卿家谈别，邃卿正在生病。庚子日，夜里在君贶家饮酒，参加的有公期、君谟、武平和秀才范镇。道滋在妻家饮酒，没有来。辛丑日，船停泊在宋门。夜里到公期家饮酒，参加的有君谟、君贶、景纯、穆之。道滋在妻家饮酒，没有来。壬寅日，驶出东水门，停下船却无法靠岸，水势湍急，船横在河中，几乎倾覆。家人惊慌逃走，登岸躲避，于是船停在亭子下面。损之来下棋饮酒，傍晚才回去。癸卯日，君贶、公期、道滋先来，登上祥源东园的亭子。公期煮茶，道滋弹琴，我和君贶下棋。不久君谟来了。景纯、穆之、武平、源叔、仲辉、损之、寿昌、天休、道卿也都来聚会饮酒。君谟、景纯、穆之、寿昌于是留下住宿。第二天，子野才来。君贶、公期、道滋又来了，子野回家，饮酒的人都留下住宿。君谟作诗，道滋敲击方响，穆之弹琴。秀才韩杰住在河边，也来聚会住宿。乙巳日，早晨起床，和留宿的人告别。船已经开行，武平来追赶，追到下锁处见到我们，过了一会儿才离去。中午，船停泊在陈留，登上庾庙。丙午日，在陈留。丁未日，船停泊在南京。第二天，留守推官石介、应天推官谢郛、右军巡判官赵衮、曹州观察推官蒋安石来，在河亭小饮。我生病不能饮酒，客人都喝醉后回去了。六月己酉日，船停泊在柳子。庚戌日，经过宿州，和张参约定：在灵壁镇停泊，游览损之的园子。恰好我有客人住在宿州，张参先出发，把船停靠在灵壁等我；等不到我，便先走了。傍晚船停在灵壁，我独自游览损之的园子，船驶出水道，损坏了▯▯。辛亥日，船停泊在青阳。壬子日，到达泗州。晚上，和国器在州府官署中小饮。癸丑日，才见到春卿。甲寅、乙卯、丙辰三日，独自在泗州，开始吃淮河的鱼。丁巳日，船停泊在洪泽，遇见刘春卿和同年黄孝恭。开始认识大理寺丞李▯裕。洪泽巡检颜怀玉，是钱思公在洛阳任职时的旧部属。于是和这四人连夜饮酒，五更才结束。第二天，吃完饭解开船缆，和饮酒的人告别，春卿又送我走了一段。傍晚进入沙河，趁着月色连夜驶向山阳，和春卿联句。二更时，住宿在闸下。天刚亮，元均来了，于是到楚州，把船停在西仓，才在船中见到安道。安道在仓亭设宴饮酒，我第一次吃瓜；从仓北门出去看雨，和安道下棋。庚申日，在船中小饮，参加的有元均、春卿、安道，我也开始饮酒。把船移到城西门停靠时，城门已经关闭，于是泛舟赏月而归。辛酉日，安道解缆开船，没能和他告别。我和春卿在仓亭下棋，晚上和春卿告别。壬戌日，和元均在仓北门的船中小饮，夜里住宿在仓亭。癸亥日，傍晚和元均坐在水边乘凉，不久刮起大风，下起暴雨，雷鸣冰雹骤然袭来。乙丑日，和隐甫以及高继隆、焦宗庆在水陆院东亭小饮，看雨，第一次见到荷花。丙寅日，和元均、隐甫在西仓饮酒。丁卯日，隐甫来聚会，登上仓北偃上亭乘凉。等客人到来后，又和元均在船中小饮；不久大风夹着雷雹袭来，于是住宿在船中。戊辰日，是我的生日，在船中备酒祝寿。己巳日，和元均泛舟到北辰，遇见隐甫，小饮后住宿在仓亭。庚午日，同年朱公绰从京师来。辛未日，子聪从寿州来。夜里在仓亭饮酒，留下住宿。壬申日，泛舟，在北辰饮酒。癸酉日，隐甫来饮酒告别。夜里和元均小饮，住宿在仓亭。甲戌日，知州陈亚在魏公亭小饮，看荷花，参加的有隐甫、朱公绰。傍晚把船移到楚望亭。陈从益从京师来，在船中见我，我才听到君谟的消息。秀才陈策从京师来，夜里在楚望亭见我。写了一封寄往常州的信。从停泊西仓到楚望，共计十七天。乙亥日，船停泊在宝应。丙子日，到达高邮。七月丁丑日，又见到子聪，在弭节亭聚会饮酒。戊寅日，于是和子聪同船继续前行，停泊在邵伯。己卯日，到达扬州，遇见秀才廖倚。夜里和廖倚、子聪在观风亭饮酒。第二天，子聪前往润州，廖倚前往楚州。伯起来了，住宿在观风亭。辛巳日，和伯起在溯渚亭饮酒，参加的有集贤校理王君玉、大理寺丞许元、太常寺太祝唐诏、祠部员外郎苏仪甫。

译壬午日，仪甫来，在观风亭小饮，参加的有许元、唐诏、君玉。伯起先回去了。癸未日，和许元在溯渚亭小饮，参加的人和壬午日相同。伯起没有来。甲申日，和君玉在寿宁寺饮酒。这座寺原来是徐知诰的旧宅，李氏建立政权后改作孝先寺，太平兴国年间改为现在的名称。寺院十分宏伟壮丽，壁画尤其精妙。我询问老僧，老僧说：周世宗进入扬州时把这里作为行宫，壁画全都腐朽漫漶了，只有经藏院中玄奘取经的一面壁画还保存着，尤其是绝世之作。我们为此叹息了很久。乙酉日，在秀才吕有家小饮，参加的人和壬午日相同。伯起没有来，我于是留下住宿。丙戌日，到达真州，天气极热，没有水。辛卯日，在资福寺请僧人饮酒。把船移到溶溶亭，处士谢去华拿琴弹奏，等天气凉下来，才进入客船。戊戌日，进入客船，停泊在涵虚亭。庚子日，船停泊在江口。辛丑日，船停泊在长芦。壬寅日，夜里趁风行船，停泊在清凉寺。癸卯日，早晨到达江宁府。八月丙午日，仍在江宁。丁未日，在君绩家小饮。己酉日，在水阁小饮。庚戌日，船停泊在采石。辛亥日，因风受阻，和侍禁陈宗颜饮酒。壬子日，经过太平州，夜里趁风行船，住宿在带星口。癸丑日，经过芜湖、繁昌，住宿在慈母矶。甲寅日，趁风昼夜航行。丙辰日，向小姑山神祈祷，抵达江州。丁巳日，在江州，约陈侍禁游览庐山。我生病，请来医生，因此没能前往。于是继续航行，停泊在郭家洲。己未日，在郭家洲因风受阻，和沣阳县令赵师道在村市饮酒；想从村民那里买羊供膳，却没有买到。我生病，打算返回江州，召请庐山僧人来治病，也没有成功。庚申日，船停泊在盘唐港。辛酉日，到达蕲阳。壬戌日，在瞿▯家小饮，参加的有丹棱知县、著作佐郎范佑和蕲春主簿郭公美。癸亥日，船停泊在新冶。向江神祈祷，得到一条大鱼。甲子日，到达磁湖。乙丑日，仍在磁湖。自丁巳日以来我的身体一直不好，到这天才稍稍好转。丙寅日，到达黄州。丁卯日，和知州夏屯田在竹楼饮酒。兴国寺失火，夏屯田约我第二天参加社日饮酒，没有实现。夜里登上江澳，停泊在漆磁。戊辰日，船停泊在双柳夹。己巳日，船停泊在白杨夹。庚午日，到达鄂州，才和令狐修己相识。辛未日，派人前往黄陂，召请家兄；因大风雨不能渡江，只好返回。壬申日，在修己家小饮，于是留下住宿。第二天，家兄来到修己家见我。我开始醉酒，在兄长家睡下。甲戌日，在兄长家饮酒。乙亥日，在令狐家饮酒。夜里经过兄长家，聚会住宿。九月丙子日，船停泊在沌口。丁丑日，船停泊在昭化港。夜里刮大风，船无法停泊，向江神祈祷。戊寅日，船停泊在穿石矶。夜里大风冲击船只，无法入睡。己卯日，到达岳州。夷陵县的官吏来迎接，船停在城外。庚辰日，向邵暧借船。辛巳、壬午两日，进入官船。癸未日，进入荆江，停泊在李家洲。甲申日，停泊在乌沙。乙酉日，停泊在鲁γ。丙戌日，停泊在塔子口，观看鱼群，远望五鹅、尘角、望夫等山。丁亥日，停泊在石首，夜里刮大风。戊子日，因风受阻。壬辰日，停泊在公安渡。[原文仅见“？”]●卷一二六·《归田录》卷一〈共六十条〉 〈《归田录序》已经载于本集卷四十二，这里只保留目录，删去正文。〉 太祖皇帝第一次到相国寺，在佛像前烧香，问应不应该下拜。僧录赞宁奏道：“不拜。”太祖问为什么，赞宁回答：“见到现在的佛，不拜过去的佛。”赞宁很有学问，也善于辩论。他的话虽然像俳优的戏言，却正合皇帝的心意，所以太祖微笑点头，便把它定为制度；直到现在，皇帝出行烧香，都不下拜。议论的人认为这合乎礼制。开宝寺塔是京城各塔中最高的，而且形制十分精巧，是都料匠预浩建造的。塔刚建成时，看上去不端正，势态向西北倾斜，人们觉得奇怪，便询问预浩。预浩说：“京城地势平坦，没有山阻挡，又多刮西北风，风吹不到一百年，它自然会变正。”他用心精细竟到了这种程度，国朝以来只有他一个这样的木匠。直到现在，木匠们都把预都料作为准则；世上流传着三卷《木经》。世人传说预浩只有一个女儿，十多岁时，每次躺下便把双手交叉放在胸前，作构架的姿势，就这样过了一年多，撰成三卷《木经》；现在流传的《木经》就是它。本朝的制度是，知制诰必须先经过考试，然后才能任命。建国以来一百年间，不经考试而任命的只有三人：陈尧佐、杨亿，以及惭愧地说我也是其中之一。仁宗在东宫时，鲁肃简公宗道任谕德。他的住宅在宋门外，俗称浴堂巷，旁边有一家酒肆，名叫仁和，酒在京城很有名。鲁公常常换上便服，悄悄出行，到那里饮酒。一天，真宗急忙召见鲁公，将要询问事情；使者到了门口，鲁公却不在。过了一段时间，他才从仁和酒肆饮酒回来。中使赶紧先进去禀报，并和鲁公约定说：“皇上如果责怪您来晚了，应当托什么事来回答，请先告诉我，希望我们说法不要不同。”鲁公说：“只把实情告诉皇上。”中使说：“这样恐怕要获罪。”鲁公说：“饮酒是人的常情；欺骗君主，却是臣子的重罪。”中使叹息着离开了。真宗果然询问，使者完全照鲁公的话回答。真宗问：“为什么私自进入酒家？”鲁公谢罪说：“臣家贫穷，没有酒器，酒肆里各种东西都齐备，客人来了就像回到自己家一样。正好有乡里的亲友从远方来，于是和他一起饮酒。不过臣已经换了衣服，市上的人也没有认出臣来。”真宗笑着说：“你是宫中的官员，恐怕会被御史弹劾。”但从此更加器重鲁公，认为他忠诚诚实，可以重用。晚年，真宗每次向章献明肃太后谈到群臣中可以重用的人，总要说起几个人，鲁公就是其中之一。后来，章献明肃太后把这些人都任用了。太宗时期，皇帝亲自考试进士，常常把最先呈上试卷的人赐为第一名及第。孙何和李庶几同在科场，都很有当时的声望。李庶几文思敏捷，孙何却尤其苦思，写得很慢。正好有谈论政事的人上言说，举子轻浮，作文不求义理，只拿写得快相互夸耀；还说李庶几曾和举子在饼铺中作赋，以一张饼烤熟便完成一韵为胜。太宗听后大怒。这年殿试，李庶几最先交卷，太宗立即呵斥把他赶出去，因此孙何成为第一名。已故参知政事丁公度、晁公宗悫过去同在馆阁，喜欢互相开玩笑。晁公升迁后，写启事向丁公致谢。当时丁公正任群牧判官，便戏弄晁公说：“你的启事我不再答复，要用一车粪墼作为回报。”晁公回答：“得到粪墼总胜过得到启事。”听到的人都认为这是很好的回答。

译石资政中立喜欢说笑，士大夫能够说出他的笑话的很多。一次举行大朝会时，正遇到荆王迎接授官仪式，不能进入东华门，于是从左掖门进入。有个喜欢多事说话的朝官问石中立：“为什么要从左掖门进入？”石中立当时正在跟随朝班，一边走一边回答：“只因为大▯▯王迎接授官。”听到的人没有不大笑的。杨大年正和客人下棋，石中立从外面来到，坐在一旁。杨大年于是吟诵贾谊《▯赋》来戏弄他：“止于坐隅，貌甚闲暇。”石中立立即回答：“口不能言，请让我用心意来回答。” 能够讲述五代旧事的老人说：“冯相道、和相凝同在中书省。一天，和凝问冯道：‘您的靴子新买的，价值多少？’冯道抬起左脚给和凝看，说：‘九百。’和凝性情急躁，立即回头对小吏说：‘我的靴子怎么能用一千八百？’于是责骂了小吏很久。冯道慢慢抬起右脚说：‘这一只也是九百。’于是满堂大笑。当时人说：宰相如果这样，凭什么镇服百官呢？” 钱副枢若水曾遇到异人，传授给他相面之术，事情十分奇异。钱公后来把这件事传给杨大年。因此世人称赞这两人有识人的眼光。仲简是扬州人，年轻时学习明经，因为贫穷，受雇在杨大年门下抄书。杨大年一见就认为他不凡，说：“你应当考中进士，官位会达到清要显贵的地步。”于是教他学习诗赋。仲简在天禧年间考中进士，列第一甲及第，官至正郎、天章阁待制，最后去世。谢希深任奉礼郎时，杨大年尤其喜欢他的文章。每次见到他，便高兴地接待；他离开后，杨大年就叹息不止。郑天休在杨大年门下，见他这样，觉得奇怪，便询问原因。杨大年说：“这个人的官位也会达到清要显贵，但寿命不会超过中寿。”谢希深官至兵部员外郎、知制诰，四十六岁去世，完全像杨大年所说。谢希深最初以奉礼郎的身份锁厅应进士试，写启事拜见杨大年，其中有这样的话：“拖着铃声空自作响，皇上还在念叨没有君子；解下官印也不回头，您又把百姓怎么办呢？”杨大年亲自在扇子上写下这四句，说：“这是文章中的老虎。”谢希深因此知名。太祖时，郭进任西山巡检。有人告发他暗中与河东的刘继元相通，将要谋反。太祖大怒，认为这是诬陷害死忠臣，命令把告发者捆起来交给郭进，让郭进自行处置。郭进得到此人却没有杀他，对他说：“你如果能替我攻取刘继元的一座城或一处寨子，不仅可以赎回你的死罪，我还会请求赏给你一个官职。”一年多以后，这个人诱使一座城前来投降。郭进详细说明事情经过，把他送到朝廷，请求赏给他官职。太祖说：“你诬陷并害我忠良，这件事只能用来赎死罪，官职却不能得到。”命令把这个人还给郭进。郭进又请求说：“如果使臣失去信用，以后就无法任用人了。”太祖于是赏给那人一个官职。君臣之间大体就是这样。鲁肃简公在朝廷上刚强正直，嫉恶如仇，不能容忍小人。小人厌恶他，私下称他为“鱼头”。章献明肃太后临朝听政时，他屡屡提出补救政事的意见，发表正直的言论，士大夫大多能讲述这些事。鲁公死后，太常拟定谥号为“刚简”。议论的人不知道这是美谥，以为太常借谥号讥讽他，最终改为“肃简”。鲁公和张文节公知白在章献明肃太后临朝时一同任职中书，两人都凭清廉节操和正直之道成为当时的名臣。而鲁公尤其简易平实，如果称作“刚简”，就更符合他的实际。宋尚书祁还未做官、尚未被人知晓时，孙宣公▯一见到他就认为非同寻常，于是把他视为知己。后来宋祁考中进士，很快便有了当时的声名，所以世人称赞孙宣公能识人。孙宣公曾对门下宾客说：“近代的谥号使用两个字，而文臣一定谥为‘文’，都不是古制。我死后如果能得到‘宣’或‘戴’这样的谥号，就足够了。”孙宣公去世时，宋祁正任礼官，于是给他谥为“宣”，完成了他的愿望。嘉▯二年，枢密使田公况罢任，改任尚书右丞、观文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罢去枢密使按例应当降麻宣布任命，但这里只用制书任命。原来以前高若讷罢枢密使时，所授官职正和田公相同，也没有降麻，于是便把这当成成例。真宗时，丁晋公从平江军节度使改任兵部尚书、参知政事，节度使一职按例应当降麻，而朝廷议论时有所顾惜，于是也只用制书任命。近来陈相执中罢去使相，改任仆射，才降麻宣布。庞籍罢去节度使，改任观文殿大学士，又没有降麻。看来并没有固定的制度。宝元、康定年间，我从贬所回来，经过京师，见到王君贶刚任舍人，出使契丹回来。当时我正在座，看到都知、押班、殿前马步军的官员骑马联列站在门外，呈上名帖，说不敢求见。舍人派人向他们致谢，让他们离去。到了庆历三年，我任舍人时，这种礼节已经废除了。然而三衙的管军官员在道路上遇到舍人，远远看见有前导呵喝的，便收拢马匹停住站立。前导传声说太尉停马，舍人便急忙派人致谢。等舍人的马经过以后，他们才敢继续前行。后来我在外地任官，十年后回来，便入翰林任学士。看到三衙的前导仪仗十分威盛，不再像当时那样；他们和学士相遇时，各自分道而过，再没有收马避让的礼节了。这大概是两制官逐渐被轻视，而三衙逐渐受到重视。旧制度中，侍卫亲军和殿前军分为两司。自从侍卫司不再设置马步军都指挥使，只设置马军指挥使、步军指挥使以后，侍卫一司自行分成两司，所以和殿前司合称三衙。五代的军制已经没有典章法度，如今又有很多地方不同于旧制了。本朝开宝年间铸造的钱，钱文写作“宋通元宝”。到了宝元年间，则写作“皇宋通宝”。近代的钱文都写年号，只有这两种钱不是这样，因为年号中有“宝”字，钱文不能重复使用。太祖建隆六年，将要商议改换年号时，告诉宰相不要使用前代旧年号，于是改元为乾德。后来太祖在宫禁中看到宫人镜背上有“乾德”的年号，便拿这件事询问学士窦仪。窦仪说：“这是伪蜀时期的年号。”太祖于是询问宫人，才知道她是前蜀王时期的人。太祖因此更加重视儒士，并感叹宰相必须任用读书人。

译仁宗即位后，改元天圣。当时章献明肃太后临朝称制，议论的人说，拟定年号的人取“天”字，是因为这个字在字形上像两个“人”，意思是两个人都圣明，用来取悦太后。到了天圣九年，改元明道，议论的人又说“明”字由日月组成，和“两个人”的意思相同。不久，因为触犯契丹的避讳，第二年立即改称景▯。当时天下连年大旱，改元诏书的意思，是希望借此迎来和气。景▯五年，因为举行郊祀，又改元为宝元。景▯初年起，群臣仰慕唐玄宗把开元加在尊号上的做法，于是请求把景▯加在尊号之上。到了宝元年间，也这样做。这一年，赵元昊在河西反叛，改姓元氏。朝廷厌恶这件事，立即改元为康定，不再把它加在尊号上。好事之徒又说康定只是谥号罢了。第二年，又改元为庆历。庆历九年发生大旱，河北尤其严重，百姓死亡十之八九，于是又改元为皇▯，这和景▯的做法相同。皇▯六年四月初一发生日食，人们认为四月是正阳之月，自古所忌，于是又改元为至和。至和三年，仁宗患病，过了很久才康复，于是又改元为嘉▯。从天圣到这里，共有九个年号，每一个都有这样改换的原因。寇忠愍公准被贬时，起初以列卿身份任安州知州，随后又贬为衡州副使，又贬为道州别驾，最后贬为雷州司户。当时丁晋公和冯相拯在中书省，丁晋公负责起草诏令，起初想把寇准贬到崖州，但忽然自己迟疑了，对冯拯说：“崖州要再一次渡过鲸波，怎么样？”冯拯只是连声答应，丁晋公于是慢慢拟定把寇准贬到雷州。等到丁晋公自己被贬时，冯拯便拟定把他贬到崖州。当时好事的人互相传话说：“如果遇到雷州的寇司户，人生何处不能相逢？”等到丁晋公南行时，寇准又被移到道州。寇准听说丁晋公要来，派人带着蒸羊到边境迎接，却把丁晋公的童仆收留下来，关上门不让他们出去。听说这件事的人，大多认为寇准处理得很得体。杨文公亿凭文章名满天下，但性情特别刚强，和人很少合得来。有人厌恶他，便借事诬陷他。杨大年在学士院时，忽然在夜里被召到一座小阁中，那里深处宫禁之内。见到真宗后，皇帝赐他茶，神态从容地询问了一些事情。过了很久，皇帝拿出几箱文稿给杨大年看，说：“你认得我的笔迹吗？这些都是我亲自起草的，从来没有命令臣下代写。”杨大年惶恐不安，不知道如何回答，叩头再拜后退出，这才知道自己一定是被人诬陷了。因此他假装疯狂，逃奔阳翟。真宗喜爱文章，起初对杨大年宠信无比，晚年恩宠礼遇逐渐衰减，也是由于这件事。王文正公曾为人方正持重，在中书省时是最贤明的宰相。他曾说，大臣执掌政事，不应当把恩惠归给自己、把怨恨推给别人。王公曾对尹师鲁说：“恩惠想归于自己，那么怨恨又让谁来承担？”听到的人都赞叹佩服，认为这是名言。李文靖公沆任宰相时沉着正直、厚重稳健，很有大臣的体统。他曾说：“我做宰相，没有别的才能，只是不改变朝廷的法制，用这一点来报效国家。”士大夫最初听到这话，认为它不切合实际。后来掌国政的人，有的不了解政事的体统，有的收取恩惠、求取声誉，屡次改变祖宗的旧制度，最终导致官府和军队冗员冗费，数不胜数；开支又没有节制，财用匮乏，公私都陷于困窘。追究这些事情的根源，都是因为执政者不能遵守旧规，任意妄加更改造成的。到这时，人们才知道李公的话虽然简约，却抓住了要害，因此佩服他的见识和谋虑精深。陶尚书谷任学士时，曾在傍晚被召入应对。太祖在便殿，陶谷到了，远远看见皇上，想上前却又退回来，如此反复了好几次。左右催促皇帝召见得很急，陶谷始终徘徊不敢进去。太祖笑着说：“这是措大在寻找事由。”又回头命左右取袍带来。皇上已经系好衣带，陶谷才赶快趋步进去。薛简肃公任开封府知府时，明镐任府中的属官，简肃公待他十分厚重，直把他当作将来辅佐君王的大臣来期许。后来明镐出任秦州、益州长官，常常征召他随行，礼遇格外优厚。有人问简肃公凭什么知道明镐必然显贵，简肃公说：“他为人端正严肃，说话简明而道理周全。凡是简约而持重的人，就显得尊贵庄严，这是贵臣的相貌。”后来明镐果然官至参知政事而去世。当时人人都佩服简肃公有知人之明。腊茶产于剑州、建州，草茶盛产于两浙。两浙茶中，日注茶最好。自景▯以后，洪州双井白芽逐渐兴盛，近年制作得尤其精美，用红纱袋装着，每袋不过一二两，还用十几斤普通茶来养护它，以排除暑湿之气。这种茶的品质远在日注之上，于是成为草茶中的第一品。仁宗退朝后，常常命侍臣在迩英阁讲读。贾昌朝任侍讲时，讲解《春秋左氏传》，每讲到诸侯淫乱的事情，就略过不说。皇上问他原因，贾昌朝据实回答。皇上说：“六经记载这些事情，正是为了给后世君王作鉴戒，何必忌讳呢？” 丁晋公从保信军节度使任上改任江宁府知府，又被召回任参知政事。中书省因丁仍是节度使，召翰林学士起草任命诏书。当时盛文肃任学士，认为任命参知政事应由中书舍人起草制书，于是便用制书任命了他。丁晋公对此十分怨恨。寇忠愍被贬时，平日与他交情深厚的九个人，从盛文肃以下，都因此被斥退放逐。杨大年与寇公尤其友善，丁晋公怜惜他的才华，设法保全了他。议论的人说，丁晋公所贬逐的朝士很多，唯独保全了杨大年，大臣爱惜人才，这一点值得称道。太祖时，任命李汉超为关南巡检，让他抵御北方敌虏，只给了三千士兵。然而齐州的赋税最多，于是又任命他为齐州防御使，把全州的赋税都给他，让他用来养兵。李汉超是武人，做事多有违法之处。过了很久，关南百姓到宫阙上诉，说李汉超借他们的钱不还，还抢夺他们的女儿作妾。太祖召百姓到便殿接见，赐给酒食，安慰慰劳他们，然后慢慢问道：“自从李汉超在关南以来，契丹入侵过几次？”百姓说：“没有。”太祖说：“从前契丹入侵，边将不能抵御，河北百姓每年都遭受劫掠和掳掠，你们在那种时候能够保全自己的财物和妇女吗？现在李汉超取走的东西，和契丹相比谁多？”太祖又问告发女儿的人：“你家有几个女儿，嫁给了什么人？”百姓全都据实回答。太祖说：“既然如此，她们嫁的都是村夫。像李汉超这样的人，是我的贵臣；他喜欢你们的女儿才把她们取走，得到以后一定不会让她们失去安身之处。与其嫁给村夫，哪里比得上住在李汉超家中享受富贵呢？”于是百姓都感激欣悦地离去了。太祖派人对李汉超说：“你需要钱，为什么不告诉我，却要从百姓那里取呢？”于是赐给他几百两银子，说：“你自己把钱还给他们，让他们感激你。” 李汉超感动得流泪，发誓要以死报答。

译仁宗在处理万机政务的闲暇，没有什么玩赏嗜好，只亲自研习书法，尤其擅长飞白，神妙无比。飞白这种书体，通常用点画来表现物体的形状，其中点最难写得精工。至和年间，书待诏李唐卿创作飞白三百种点画进献，自称已经穷尽了各种物象。皇上也很欣赏，于是特意写“清净”二字赐给他，其中六个点尤其奇妙绝伦，又超出了三百种点画之外。仁宗天性恭敬俭朴。至和二年春天，他身体不适。两府大臣每天到寝阁问候圣体，看见皇上的器物和服用都很简朴：使用素漆的唾壶、盂子，用素色瓷盏进药；御榻上的被褥都是黄色纟▯，颜色已经陈旧暗淡。宫人急忙取来新被子盖在上面，也同样是黄色纟▯。不过外人没有知道的，只有两府大臣侍奉病榻时才偶然看见。陈康肃公尧咨善于射箭，当时世上没有人能比得上，他也因此自我夸耀。一次，他在家中的园圃射箭，有个卖油的老人放下担子站在那里，斜眼看他，久久不肯离去。老人看见他射出的箭十支中有八九支命中，只是微微点头。康肃问：“你也懂射箭吗？我的箭术难道不精吗？”老人说：“没有别的，只是手熟罢了。”康肃愤怒地说：“你怎么敢轻视我的箭术？”老人说：“凭我倒油就可以知道这个道理。”于是取来一个葫芦放在地上，用一枚钱盖住葫芦口，慢慢用勺子舀油滴下去，油从钱孔中灌入而钱却没有沾湿，于是说：“我也没有别的，只是手熟罢了。”康肃笑着把他打发走了。这和庄子所说的庖丁解牛、轮扁斫轮有什么不同呢？至和初年，陈恭公罢去宰相职务，同时任用文彦博、富弼二位公，〈即彦博、弼。〉在正衙宣布任命时，皇上派小黄门秘密站在百官班列中，听他们的议论。这两人久已享有声望，一旦重新被任用，朝士往往互相道贺。小黄门把情况详细奏报，皇上非常高兴。我当时任学士，几天后到垂拱殿奏事。皇上问新任的彦博等人在外面的舆论如何，我以朝士互相道贺回答。皇上说：“自古君主任用人才，有时凭借梦兆和占卜。如果不了解人才，就应当顺从众望，梦兆和占卜哪里值得凭信呢？”所以我撰写文彦博的批答说：“长久地思考商、周典籍所记载的事情，至于凭梦兆和占卜来求取贤才，哪里比得上采用缙绅的公论，顺从朝廷内外的人望呢？”其中完整叙述了皇上的话。王元之任翰林学士时，曾替夏州李继迁起草诏书。李继迁送来的润笔礼物，是平常的几倍。但他用书启作开头送来，王元之认为不合体制，拒绝接受，因为他爱惜事情的体统。近来舍人院起草制书，有人送润笔礼物稍微晚了些，就一定派院子到他家门口催索；而应该送的人往往并不送。这样相沿已久，如今索取的人和送礼的人都安然处之，不再觉得奇怪了。宫中旧有玉石雕成的三清真人像，起初在真游殿，后来大内失火，于是迁到玉清昭应宫。不久玉清昭应宫又发生大火，便迁到洞真宫；洞真宫又失火，便迁到上清宫；上清宫又失火，所有东西都焚烧殆尽，没有留下任何遗物，于是迁到景灵宫。宫司和道官彼此惶恐地上奏说：“真人像所到之处总要失火，景灵宫一定也不能幸免，请求迁往别处。”于是又迁到集禧宫迎祥池水心殿，京城人便称它为‘行火真君’。丁文简公度罢去参知政事，任紫宸殿学士，也就是文明殿学士。文明殿本来有大学士，是宰相兼任的职务；又有学士，是诸学士之首。后来因为“文明”是宋真宗的谥号，于是改称紫宸。近世的学士都用殿名作为官称，如端明、资政就是这样。丁公接受任命后，便称作“丁紫宸”。议论的人又说，紫宸这个称号不是人臣应该使用的，于是仓促改称观文。观文是隋炀帝的殿名，按理也应避讳，大概当时并不知道。由此可见，朝廷的事情不可以不学习。王冀公钦若罢去参知政事，但真宗对他的眷顾恩遇之意并未减退，特意设置资政殿学士一职来宠荣他。当时寇莱公在中书省，确定他的班次地位，依照杂学士，位次在翰林学士之下。王冀公因此向皇上诉说：“臣从学士升任参知政事，如今没有罪过却被罢免，班次反而排在下面，这是贬斥啊。”真宗于是特意加授他为大学士，班次排在翰林学士之上，对他的宠遇就是这样。景▯年间，有个郎官叫皮仲容，偶然走出街道，被一个轻薄子弟戏弄。那人立即上前道贺说：“听说您有担任台宪官的任命了。”仲容停住马，惭愧地道谢了很久，然后慢慢问他怎么知道。那人回答：“现在的新制度，台官一定任用稀姓的人，所以我从您的姓就知道了。”原来当时三院御史分别是仲简、论程、掌禹锡。听到这件事的人都把它传为笑谈。太宗时，宋白、贾黄中、李至、吕蒙正、苏易简五人同时被任命为翰林学士承旨，扈蒙赠诗给他们说：“五只凤凰一同飞入翰林。”后来吕蒙正任宰相，贾黄中、李至、苏易简都做到参知政事。宋白官至尚书，老年仍任承旨。他们都成为有声望的大臣。御史台的旧例是：三院御史上奏言事，必须先禀告御史中丞。自从刘子仪任中丞，才开始在台中张榜宣布：今后三院御史有事要说，不必先禀告中丞。杂端至今仍遵循这个做法。丁晋公南迁时，路过潭州，亲自写了一篇《斋僧疏》，说：“要补好仲山的衮服，即使巧心竭尽也能做到；要调和傅说的羹汤，实际上却难以调和众人的口味。”他年轻时就以文章著称，晚年诗笔尤其精妙。在海南时，写的篇章诗咏特别多，例如“草解忘忧忧底事，花名含笑笑何人？”尤其为人们传诵。张仆射齐贤体格肥大，食量超过常人，尤其喜欢吃肥猪肉，每餐要吃几斤。天寿院的风药黑神丸，普通人服用不过一弹丸，张公常常用五七两作为一大剂，夹在胡饼中一顿吃下。淳化年间，他罢相后任安州知州。安陆是山郡，向来没有见过达官显贵，看见张公的饮食不像常人，全郡都惊骇不已。有一次他和宾客聚餐，厨吏在厅堂旁放了一只金漆大桶，窥看张公吃了什么，就把同样的东西投入桶中。到了傍晚，酒浆浸泡，桶里的东西越涨越满。郡人惊叹，认为享受富贵的人一定有异于常人之处。然而晏元献公清瘦得像削成的一样，食量极少，每次把半张饼掰开，用筷子卷起来，抽出筷子后只捻取一根饼丝来吃，这也异于常人。宋宣献公绶、夏英公竦一同考核童行诵经，有一个童行诵《法华经》不能通顺，问他学习了几年，说已经十年了。两公又笑又怜悯他，于是各自取出一部《法华经》诵读，宋公用了十天，夏公用了七天，竟然一个字也没有遗漏。人的天性和资质相差竟然如此之远。

译枢密曹侍中利用在澶渊之战中以殿直身份出使契丹，议定盟好，因此得到升迁任用。庄献明肃太后临朝时，他以功勋旧臣自居，权势压倒朝廷内外，即使太后也对他严肃畏惧，只称“侍中”而不直呼其名。凡是宫中降下的恩泽诏令，他都坚持不予执行。不过因为他所扣留的诏令很多，所以有时同一件事三次被扣留后又降下诏书，这时就不得已执行。时间久了，被小人摸清了规律：凡是有所请求而三次降诏仍不执行的，就再请求一次。太后说：“侍中已经不执行了。”请求的人慢慢启奏说：“臣已经托侍中宅中的奶婆去说了。”有时是曹利用的亲信替他说情，太后便答应了，于是诏书又下发。曹利用不知道其中缘故，只因已经三次扣留，不能再拖延，便勉强执行。于是太后大怒，从此对他咬牙切齿，终于引发了曹芮之祸。由此可知，大臣功劳很高而权势太盛，祸患到来时，并不是智慧谋虑所能防止的。曹侍中在枢密院任职时，致力于革除侥幸得利的事情，其中宦官尤其受到裁抑。罗崇勋当时任供奉官，监管后苑营造，任期满后按劳绩叙功，却过分要求恩赏，在宫中不断冒犯纠缠。庄献太后因此发怒，在帘前告诉曹侍中，让他把罗崇勋召来训诫。曹侍中回到院中，坐在厅堂，召罗崇勋站在庭中，剥去他的巾带，使他困窘受辱很久，然后才取出他的状牒上报。罗崇勋不堪其耻辱。后来曹芮的事情发生，镇州紧急奏报，说曹芮有谋反的迹象，仁宗和太后都大为惊恐。罗崇勋正好在旁边，便主动请求前往。接受命令后，他喜形于色，昼夜奔驰，罗织构成了这桩案件。曹芮被诛杀后，曹侍中先被贬到随州，又被贬到房州。走到襄阳，渡过北津时，押送他的内臣杨怀敏指着江水对曹侍中说：“侍中，好一江水啊！”显然是想让他自己投江，再三这样说，曹侍中却不明白。到了襄阳驿站，杨怀敏便强迫他自缢。宋郑公庠起初名叫郊，字伯庠，和弟弟祁在还是平民时就因文章才华名震天下，号称“二宋”。他任知制诰时，仁宗突然加以奖赏宠信，正想重用他。有人嫉妒他升迁在先，便进谗言，说他的姓与国号相合，名字又应合郊天之礼。又说：“郊，读音是交；交是替代的意思。宋交，这个名字不吉祥。”仁宗立即命令他改名。宋公心中不快而又无可奈何，于是改名为庠，字公序。后来宋公历任两府二十多年，以司空身份退休，享尽福寿而终。进谗言的人最终却没有得到任用，直到死去。这可以作为小人的警戒。曹武惠王彬是本朝名将，功勋事业的盛大，没有人能与他相比。他曾说：“自从我做将领以来，杀人很多，但从未因个人的喜怒而随意杀过一个人。”他住的厅堂房屋破旧，子弟请求加以修缮。曹公说：“现在正是隆冬，墙壁瓦石之间有许多虫子正在蛰伏，不可以伤害它们的生命。”他的仁爱之心、爱护万物就是这样。他平定江南回来后，请求从阁门入宫觐见，名帖上写着“奉敕江南勾当公事回”。他的谦恭不自夸又是这样。真宗喜爱文章，虽然用文章辞采来选取士人，却一定还要考察他们的器度和见识。每次在崇政殿赐给进士及第，必定召来名次最高的三四人并列站在庭中，再观察谁的仪表神采磊落，才赐第一名及第；有时也选取应试文章中有理趣的。徐▯的《铸鼎象物赋》说：“鼎足只有向下才端正，哪里听说公饣束会倾斜；鼎耳处在上方，实在取的是王臣的威严厚重。”于是把他定为第一。蔡齐的《置器赋》说：“使天下安稳得像倒扣的盂一样，这功绩可以说是伟大的。”于是把他定为第一人。钱思公生长在富贵之家，但性情俭朴节约，内宅中的用度管理得非常严格，子弟们若不是规定的时候，不能随意拿取一文钱。钱公有一个珊瑚笔架，一生尤其珍爱，常常放在案几上。子弟中有人想要钱，便常常把它偷走藏起来。钱公立刻怅然若失，于是在家庭中张贴告示，愿用一万钱赎回。过了一两天，子弟假装把笔架找到了拿来献上，钱公高兴地赏给他一万钱。后来又有人想要钱，再把笔架偷走；一年中大都这样发生五七次，钱公始终没有察觉。我任职西都时，在钱公幕府中，亲眼见过这件事，常常和同僚感叹钱公品德淳厚。本朝雅乐使用的，就是王朴制定的《周乐》。太祖时，和岘认为音调太高，于是把它降低一个律。但直到现在谈论音乐的人仍认为音调高，说今天的黄钟其实就是古代的夹钟。景▯年间，李照创作新乐，又降低了音调。太常的歌工认为音调太低浊，唱不成曲调；铸钟时，便私下贿赂铸匠，让他减少铜料，声音稍微清亮一些，歌声才协调成调，而李照竟然不知道。由此可见，审定音律、制作音乐是多么困难。李照常对人说：“音调高就急促，降低就舒缓；我的音乐制成以后，时间久了可以使人的心情都感到舒畅平和，人的身体也应当因此长得丰大。”侍读王洙身材尤其矮小，常常戏弄他说：“你的音乐制成后，能够使我长高吗？”听到的人都觉得好笑。但音乐制成后，最终还是没有采用。邓州花蜡烛名闻天下，即使京城也不能制作，相传是寇莱公的制烛方法。寇公曾任邓州知州，而且从年轻时起就身居富贵，不点油灯，尤其喜欢夜间宴饮痛饮，即使寝室里也燃着蜡烛直到天亮。每次他离任后，人们到官舍去，常常看见厕所里蜡烛融化的烛泪落在地上，往往堆成一堆。杜祁公为人清廉节俭，任官时从不点官家的蜡烛，只点一炷油灯，微弱得仿佛将要熄灭，只和客人相对清谈罢了。两人都是名臣，但奢侈和节俭竟如此不同。然而杜祁公高寿善终，寇莱公晚年却遭受南迁之祸，最终死在那里没有回来。即使这是他的不幸，也可以作为戒鉴。旧例是：学士进入宫中时，由穿朱衣的两个人在前面引导。太祖朝，李▯任学士。太宗在南衙时，只由一个穿朱衣的人在前面引导，李▯也去掉了其中一人。直到现在仍然如此。从前，学士递入札子，不写姓，只说“学士臣某”。先朝盛度、丁度同时任学士，于是写上姓来加以区别。后来便都写上姓了。晏元献公凭文章声誉著名，年轻时身居富贵，性情豪爽俊逸，所到之处都延请宾客，当时许多名士都出自他的门下。他罢去枢密副使后任南京留守，当时三十八岁。幕僚中王琪、张亢是最尊贵的宾客。张亢体形肥大，王琪把他比作牛；王琪瘦得骨立，张亢把他比作猴。两人因此互相讥笑。王琪曾嘲笑张亢说：“张亢撞墙，撞成一个八字。”张亢随声应道：“王琪望月，叫上三声。”满座的人都因此大笑。杨文公常常告诫门人，写文章应当避开俗语。后来杨公写表章时说“伏惟陛下德迈九皇”，门人郑戬立即请问杨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卖生菜呢？”于是杨公大笑，为此改掉了原句。

译夏英公竦的父亲在河北任官，景德年间契丹侵犯河北，于是战死阵中。后来夏公任舍人，为母亲服丧。服丧期满起复后，朝廷派他出使契丹，夏公推辞不去，表章说：“父亲为国事而死，自己又正逢母亲丧期。义理上不能戴着父仇之天，却向穹庐行拜礼；礼制上应当枕着土块守丧，怎么忍心听夷狄的音乐？”当时人认为这篇四六对偶极其精妙。孙何、孙仅都因擅长文章而一时闻名。孙仅任陕西转运使时，写了两首《骊山》诗，后一首有这样的句子：“秦始皇的陵墓建成，陈胜就起兵了；唐明皇的宫殿建成，安禄山就来了。”当时正值修建玉清昭应宫，有个憎恶孙仅的人想要中伤他，便把他的诗抄录进献。真宗读前一首，读到“朱衣吏引上骊山”，立即说：“孙仅器量狭小，这有什么值得夸耀的？”于是放弃不再读下去，也终于没有听到“陈胜”“禄山”这两句话。人们认为这是幸运。〔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篇〕 杨大年每当想写文章，就和门人宾客饮酒、赌博、投壶、下棋，谈笑喧闹，却丝毫不妨碍构思。他用小方纸细细书写，挥笔如飞，文章一气呵成，毫不修改；每写满一幅纸，就命门人传抄记录，门人忙于应付命令。片刻之间，便能写成几千字，真是一代文豪。杨大年任学士时，起草《答契丹书》，其中写道“邻壤交欢”。草稿进呈后，真宗亲自在旁边批注“▯亏壤、鼠壤、粪壤”。杨大年立即改成“邻境”。第二天早晨，他援引唐代旧事说：学士作文书时有所改动，便是不称职，应当罢职。因此急忙请求解除职务。真宗对宰相说：“杨亿不懂得商量，真是有气性。” 太常使用的王朴乐器，编钟都不是圆形，而是侧着下垂；李照、胡瑗等人都认为这种形制不对。等到李照创制新乐、准备铸造编钟时，向铸泻务领取铜料，得到一枚古编钟。工匠不敢销毁它，于是把它藏在太常寺。没有人知道这口钟是哪个朝代铸造的，钟上的铭文说：“这是我皇祖的宝▯钟。愿千秋万年，子子孙孙永远珍宝并使用它。”敲击它的声音，与王朴所说的“夷则清声”相合；而且它的形状不圆而侧垂，正与王朴的钟相同，这才知道王朴博学好古，并不是没有根据。后来胡瑗改铸编钟，便把钟体改成圆形而向下垂挂，敲起来声音沉闷不扬；其▯钟又有很长的钟柄，震动摇荡，声音不和谐。著作佐郎刘羲叟私下对人说：“这和周景王的无射钟没有不同，必定会有使人迷惑的灾病。”不久，仁宗果然得病，人们认为刘羲叟的话得到了验证。这种音乐也很快废止了。自太宗崇尚奖掖儒学、突然提拔科举高第之士以来，做到辅弼大臣的人很多。太平兴国二年至天圣八年，共二十三榜；从吕文穆公蒙正以下，被重用的有二十七人，其中三人同时进入两府，只有天圣五年这一榜如此。这一年王文安公尧臣考取第一，今昭文相公韩琦、集贤曾公以及西厅参政赵概分别为第二、第三人。我有幸和二公同在两府，每次谈到这件事，都认为是科场的盛事。自景▯元年以后，直到现在治平三年，三十多年十二榜，五人以上却没有一人进入两府，也很值得奇怪。？●卷一二七·《归田录》卷二〈九射格附〉 真宗朝，每年都曾在春日赏花、钓鱼，群臣奉诏应制。有一年，真宗临池很久，御用鱼钩却没有鱼上钩。当时丁晋公应制作诗说：“黄莺惊动凤辇，穿过花丛飞去；鱼儿害怕龙颜，迟迟不肯上钩。”真宗称赞欣赏，群臣都认为自己的诗比不上它。赵元昊有两个儿子，长子叫佞令受，次子叫谅祚。谅祚的母亲是尼姑，姿色美丽而受到宠爱。佞令受母子心怀怨恨。谅祚母亲的哥哥叫没藏讹▯ζ，也是个狡黠的胡人，于是教唆佞令受谋划弑逆。元昊已经被杀后，没藏讹▯ζ便以弑逆的罪名诛杀佞令受母子。于是谅祚得以即位，但年纪很小，没藏讹▯ζ便专擅夏国政权。后来谅祚渐渐长大，终于杀死没藏讹▯ζ，并灭了他的族人。元昊成为西部边境的祸患十多年，国家耗尽天下的力量专门对付一方，败军杀将的事情多得数不清，但始终没有稍稍挫伤他的锋芒。等到他被女色困惑，灾祸从父子之间产生，终于因此丧命。这种事情自古以来贤明智慧的君主有时也不能避免，更何况是夷狄呢？没藏讹▯ζ教唆别人的儿子杀死他的父亲来为自己谋利，最终自己也被灭族，这都是天理如此。晏元献公喜欢评论诗歌，曾说：“‘老觉腰金重，慵便枕玉凉’，还没有写出富贵的意味；不如‘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这才是善于描写富贵的句子。”人们都认为他说得有道理。契丹的阿保机，在唐末、五代时最为强盛。开平年间，他多次派使者出使梁，梁也派人回访。如今流传的李琪《金门集》中有一篇《赐契丹诏》，写作“阿布机”；当时的诏书不应有错误。但自五代以来，其他书中所见都写作阿保机，即使今天契丹人自己也称他为阿保机，也不应该有误。又有个叫赵志忠的人，本来是汉人，自幼陷入敌境。他聪明机敏，在契丹中考中进士，做到显官。后来脱身回国，能够非常详细地讲述敌国君臣的世系、山川风物，又说阿保机，契丹人实际上称他为阿保谨。究竟哪一种说法正确，无法知道。这正是圣人传述疑问时所以谨慎的原因。真宗尤其重视儒学，如今科场的各项制度，都是当时制定的。直到现在，每次亲自考试进士，已经宣布及第后，凡十人以上的御试卷子，都要抄录副本，在真宗影殿前焚烧；制举登科的卷子也是这样。近来的名画家有：李成、巨然的山水画，包鼎的虎画，赵昌的花果画。李成官至尚书郎，他画的寒林山水，往往人家都有收藏。巨然的画笔，如今只有学士院玉堂北墙上还保存着一幅，民间再也见不到了。包氏是宣州人，世代以画虎闻名，而包鼎画得最精妙；如今他的子孙只以画虎为业，却连他的些许神韵也没有。赵昌画花，写生逼真，但笔法柔弱俗气，实在没有古人的格调，然而当时也没有能比得上他的。寇莱公在中书省，和同僚开玩笑说：“水底的太阳是天上的太阳。”没有人能对出下句。恰好杨大年来到中书省办事，于是请他作对。杨大年应声说：“眼中的人就是面前的人。”满座都称赞这是工整的对句。朝廷的制度中，有些是偶然因一时情形产生，后来竟成为旧例。契丹使者入朝辞行、赐宴时，杂学士人数虽多，都要赴宴，只有翰林学士只召当值的一人，其余都不参加。诸王宫教授入宫谢恩，祖宗时偶然因为在便殿，皇上没有穿袍戴带便接见他们。直到现在，教授入宫谢恩，也一定等皇上进入内宫解下袍带，再出来接见他们。主管部门都把这些当作固定制度。

译处士林逋居住在杭州西湖的孤山。他擅长工笔画，也善于写诗，如“草泥行郭索，云木叫钩▯”，很受士大夫称赞。他又有《梅花诗》说：“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评论诗歌的人说，前代咏梅的人很多，却没有写出这样的句子。林逋临终前又作诗句说：“茂陵他日求遗稿，犹喜曾无封禅书。”尤其为人们称颂传诵。自从林逋去世，湖山显得寂寥，再没有继承他的人。俗谚说：“赵老送灯台，一去更不来。”不知道这是什么话，即使士大夫也常常说它。天圣年间，有个尚书郎赵世长，平常以诙谐自负。他老年时请求担任西京留台御史，有个轻薄子弟送诗给他说：“这一次真是送灯台。”赵世长非常厌恶这句话，也恨自己不能用言语应酬回击，后来竟然死在留台任上。官制废弃已久，如今许多官名都发生了讹误，即使士大夫也都随从俗称，并不觉得奇怪。皇女封为公主，她的丈夫一定授驸马都尉，所以称作驸马。宗室女子封为郡主的，称她的丈夫为郡马；封为县主的，称为县马，不知道这有什么根据。唐代制度中，三卫官有司阶、司戈、执干、执戟，称为四色官。如今三卫制度废弃，没有所属官员，只有金吾中有一人每天在正衙退朝时喝令不得坐着值班，仍称为四色官，尤其可笑。京城各部门的仓库和事务机构，都由三司推荐官员负责监当；权贵人家的子弟、亲戚通过关系请托的人多得数不清，任三司使的人常把这当作忧患。田元均为人宽厚仁慈，任三司使时很厌恶这些请托，虽然不能答应，却不愿严厉拒绝，总是和颜强笑着把他们打发走。他曾对人说：“做了几年三司使，强笑的次数太多了，简直笑得脸像靴子皮一样。”士大夫听到后，都传为笑谈，但也都佩服他的德量。茶叶中没有比龙凤茶更名贵的，称作团茶，共八饼，重一斤。庆历年间，蔡君谟任福建路转运使，开始制作小片龙茶进献。品质极其精美，称作小团，共二十饼，重一斤。价格相当于黄金二两，但黄金还可以得到，这种茶却难以得到。每逢南郊祭祀前斋戒，中书省、枢密院各赐一饼，四个人分食。宫人常常把金花纹样缕绣在茶饼上，可见它贵重到这种程度。太宗时，有个待诏贾玄，凭棋艺供奉宫廷，号称国手。近几十年来，再没有人能继承他的地位。近来有个叫李憨子的人，很受人称道，说天下没有对手。但这个人相貌昏沉污浊，肮脏得令人无法接近，不过是里巷中的庸人，不值得把他请到尊俎之间。因此胡旦曾对人说：“如果认为下棋容易理解，那么像我胡旦这样的聪明人尚且有时不能做到；如果认为下棋难以理解，那么愚笨低下的小人却往往能达到精妙绝伦的境界。”确实如他所说。王副枢畴的夫人，是梅鼎臣的女儿。景彝刚被任命为枢密副使时，梅夫人入宫向太后谢恩，太后问夫人是哪家的女儿，回答说是梅鼎臣的女儿。太后笑着说：“是梅圣俞家的吗？”由此才知道梅圣俞的名声已经传到宫中。梅圣俞在世时，家里很贫穷，我有时到他家去，却能喝到非常醇厚的酒，不是普通人家所有的。问酒是从哪里来的，他说有位爱好学习的皇亲，辗转设法送给他的。我又听说有皇亲用几千钱买梅圣俞的一篇诗，他当时的声名就是这样显赫。钱思公虽然生长在富贵之家，却很少有嗜好。他在西洛时，曾对属官说：平生只喜欢读书，坐着就读经史，躺着就读小说，上厕所就读小辞，几乎没有片刻放下书卷。谢希深也说，宋公垂和他同在史馆，每次去厕所，必定夹着书一起去，朗朗的诵读声远近都能听见，他勤奋好学就是这样。我于是对谢希深说：“我平生所写的文章，大多在‘三上’完成：马上、枕上、厕上。大概只有这三个地方最可以集中思考。” 本朝宰相中最年轻的只有王溥；他罢相时，父母都还健在，人们以此为荣耀。如今富丞相弼进入中书省时五十二岁，母亲太夫人还健在且身体康健。三年后，太夫人去世，有司议定赠恤的典礼，说没有现任宰相丁忧的先例。这年三月十七日举行春宴，各部门都已经准备妥当，前一天晚上却传下诏旨：“富某的母亲丧事还停柩未葬，特意罢免宴会。”这件事也是前代没有过的。皇▯二年、嘉▯七年季秋大享，都把大庆殿作为明堂，因为明堂就是正寝。正好可以用它来举行祭祀圜丘的仪式，这才接近礼制。明堂的匾额是皇帝御笔篆书，用金色填字；门牌也是皇帝所写的飞白，都是皇▯年间书写的，笔势雄伟，仿佛飞动。我诗中说“宝墨飞云动，金文耀日晶”，指的就是这两块牌匾。钱思公兼任将相，官阶、勋爵、品级都为第一等。他自己说，平生唯一感到不足的，是不能在黄纸上写下自己的姓名，因此常常引以为恨。三班院所统领的使臣有八千多人，在外地任职；罢职后留在院中的，常有几百人。每年乾元节，他们凑钱请僧人吃饭、进香，合起来祝颂皇帝长寿，称作香钱，判院官常常把剩余的钱据为己有，作为饭钱。群牧司统领内外坊监的使、副、判官，俸禄收入比其他部门优厚，又每年收取很多粪墼钱，用作公用。所以京城有俗语说：“三班吃香，群牧吃粪。” 咸平五年，南省考试进士，题目是《有教无类赋》，王沂公考取第一。《赋》在世上广泛流传，其中警策的句子有：“神龙禀赋奇异，尚且可以求取它所欲；纤细小草知道什么，却还会把香草和臭草相互借喻。”当时有个轻薄子弟仿作四句说：“相国寺前，熊翻筋斗；望春门外，驴舞柘枝。”议论的人认为，这些话虽然粗俗，却也切合题目。本朝制度是：学士以上的官员，凡赐金带者，按例不佩鱼袋；如果奉使契丹或担任北方使者的馆伴，则要佩戴。事情办完后，又除去鱼袋；只有两府大臣获赐并佩戴，称作“重金”。起初太宗曾说：“玉不离开石，犀不离开角，真正可贵的只有金。”于是创制金钅夸制度赐给群臣：方团球路赐给两府，御仙花赐给学士以上。如今俗称把球路叫作笏头，把御仙花叫作荔枝，都失去了原来的名称。宋丞相庠早年就凭文章品行在当时享有很高声望，晚年尤其精通书法，曾亲手校订郭忠恕的《佩Δ》三篇，把它当作珍宝赏玩。他在中书省时，堂吏在文书末尾用俗体把“宋”写成“宋”。宋公看见后不肯落笔，责备堂吏说：“我虽然没有才华，尚且还能看清自己的姓、写好自己的名，这不是我的姓。”堂吏惶恐地改正后，宋公才肯签名。

译京城的食店卖酸饣兼，都在通衢大道上大张牌榜；但民间俗人不懂字法，把“酸”改从食旁，把“饣兼”改从▯。有个滑稽的人对别人说：“那家店卖的▯馅，〈音俊叨。〉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东西。”各地饮食有不同风味，名称也随着当时当地的语言而不同，有时流传下来就逐渐失去本来的样子。汤饼，唐人称作“不托”，如今俗称饣▯饣乇。晋代束皙《饼赋》中有馒头、薄持、起溲、牢丸等名称，只有馒头至今还保留这个名称，起溲、牢丸都没有人知道是什么东西。薄持，荀氏又称作薄夜，也没有人知道是什么东西。嘉▯八年上元夜，皇帝在相国寺罗汉院赐中书省、枢密院御宴。本朝制度中，按时节赐宴的情况很多，自两制以上的官员都参加；只有上元这一夜只赐中书省、枢密院，连前两府中现任使相也不能参加。这一年昭文韩相、集贤曾公、枢密张太尉都在休假没有赴宴，只有我和西厅赵侍郎概、副枢胡谏议宿、吴谏议奎四人在席。酒喝到一半，四人互相看着，原来都曾同时任翰林学士，又相继升入两府，此前从未有过这种情况。于是共同谈起玉堂旧事来取乐，便都举杯痛饮，也是当时的一件盛事。本朝制度是：举行大宴时，枢密使、枢密副使不入座，而在殿上侍立。随后退到御厨接受赐食，和阁门使、引进使、四方馆使一起列坐在廊下，由一位亲王陪同进食。每逢春秋赐衣，入门谢恩时，枢密使、副使便和内诸司使、副使一起在垂拱殿外庭列班，而中书省则另列一班，在殿门上谢恩。所以朝中有俗语说：“厨中赐食，阶下谢衣。”大概是因为枢密使按唐代制度由内臣担任，所以常和内诸司使、副使同列。后来后唐庄宗任用郭崇韬，让他与宰相分掌朝政，文事由中书省处理，武事由枢密院处理；从此以后，枢密院的权力逐渐强盛。到本朝，终于号称两府，在事权、升迁任用、俸禄赏赐、礼遇方面都与宰相相等。只有每日入朝、内朝、侍宴、赐衣等事情，还沿袭唐代旧制。它的职位尊崇到辅弼大臣的程度，却夹杂采用内诸司旧例，使朝廷制度的轻重失去秩序，大概是时代变迁、因循沿袭而不能加以整顿的缘故。蔡君谟替我书写《集古录目序》并刻在石上以后，字写得尤其精美刚劲，为世人所珍爱。我用鼠须栗尾笔、铜绿笔格、大小龙茶、惠山泉等物品作为润笔礼物，君谟大笑，认为这些礼物太清雅而不俗。过了一个多月，有人送给我一箱清泉香饼，君谟听说后叹息说：“香饼来得太晚了，使我这次润笔礼物偏偏没有这一种好东西。”这件事也很可笑。清泉是地名，香饼是石炭，用来焚香，一饼的火可以整天不灭。梅圣俞凭诗歌成名三十年，最终却没有得到一个馆阁职务。晚年参与编修《唐书》，书编成后还没有进呈就去世了，士大夫无不为他叹息惋惜。他刚接受诏命修撰《唐书》时，对妻子刁氏说：“我这次修书，可以说是猢狲钻进布袋了。”刁氏回答：“您在仕途上，又和鲇鱼上竹竿有什么不同呢？”听到的人都认为这是很好的应对。仁宗刚即位时，立今上为皇子，命中书省召学士起草诏书。学士王▯当值，召到中书省后把这件事告诉他，王▯说：“这是大事，必须当面接受圣旨。”于是请求入对。第二天当面禀告，得到旨意后，才起草诏书。众公卿都认为王▯确实深得学士应有的体制。盛文肃公身材肥壮、腹部很大，但眉目清秀；丁晋公身材疏瘦，像削成的一样。这两位公都是两浙人，都凭文章辞才闻名当时。梅学士询在真宗时已经是名臣，到庆历年间，任翰林侍读，任内去世。他生性爱焚香，在官署中每天早晨起身将要办公时，一定要点燃两炉香，用公服罩住香炉，拢起衣袖走出去；坐定后，张开两袖，浓郁的香气顿时充满整个屋子。有个叫窦元宾的人，是五代后汉宰相窦正固的孙子，凭名门子弟的身份和文才担任馆职，却不喜欢修饰自己，常常长时间不洗澡。所以当时人编成话说：“盛肥、丁瘦、梅香、窦臭。” 宝元年间，赵元昊违抗命令，朝廷命将领讨伐，在▯延、环庆、泾原、秦凤四路各设置经略安抚、招讨使。我认为这四路都是内地，应当按照旧例，设置灵夏四面行营招讨使。如今只在境内行动，还要招讨什么呢？因此我私下料想，王师一定不能出境。后来用兵五六年，刘平、任福、葛怀敏三位大将，都在当地作战而遭到惨败。于是直到罢兵，终究也不能出师境外。吕文穆公吕蒙正以宽厚著称，担任宰相，太宗尤其宠信礼遇他。有一位朝士家中藏有一面古镜，自称能够照见二百里之外，想借吕蒙正的弟弟进献，以求得到知遇。他的弟弟趁空闲从容地说起此事，吕蒙正笑道：“我的脸不过木▯▯子那么大，哪里用得着能照二百里的镜子？”他的弟弟于是再也不敢提了。听到这件事的人都赞叹佩服，认为他远比李卫公贤明。大概少有嗜好、不被外物牵累，是古代贤者也难以做到的事。本朝建立一百多年，年号没有超过九年的。开宝九年改为太平兴国；太平兴国九年改为雍熙；大中祥符九年改为天禧；庆历九年改为皇▯；嘉▯九年改为治平。只有天圣满九年，到第十年才改为明道。唐人奏报政事，凡不是表、状的，称为“榜子”，也称为“录子”。现在称为“札子”。凡群臣和各官司上殿奏事，以及两制以上官员临时有所奏陈，都使用札子。中书省、枢密院的事务如果不下发宣敕，也使用札子；两府之间相互往来，也同样如此。如果各官司向中书省申报，都使用状，只有学士院使用咨报；其实咨报就像札子一样，也不写姓名，只由当值学士一人押字而已。之所以称为咨报，〈如今俗称草书，署名叫押字。〉这是唐代学士院的旧规。唐代学士院的旧例，近来几乎全都废弃了，只有这一项还保留下来。燕王元俨是太宗的小儿子。太宗有八个儿子，真宗在位时已有六人去世；到仁宗即位时，只剩燕王一人。他以皇叔的亲属关系特别受到尊崇礼遇，契丹也畏惧他的声名。他病重时，仁宗亲临他的宫邸，亲自为他调药。他一生从未谈论朝廷政事，遗言一两件事，也都切合事理。我当时任知制诰，所撰写的赠官制书，记载的全是实际情况。

译华元郡王允良是燕王的儿子。他生性爱白天睡觉，每天从早晨酣睡，到傍晚才起床，洗脸、洗浴、梳头、漱口，穿戴整齐出来；点燃灯烛，处理家事，饮食宴乐，一直到天亮才结束，随后又睡觉，整日如此，没有一天不是这样。因此一宫之人都白天睡觉、晚上起身。允良并不特别喜好声色，也不因此骄纵放肆，只是把夜晚当白天过，这也是他性情的奇异之处，前代从未有过。观察使刘从广是燕王的女婿，曾经告诉我：燕王喜欢坐木马子，坐上去就不下来；有时饿了，便在木马子上吃喝，常常兴致来了就在面前奏乐，痛饮一整天。这也是他性情的奇异之处。皇子颢封为东阳郡王，授任婺州节度使、检校太傅。翰林贾学士黯上奏说：“太傅，是天子的师臣。儿子做父亲的老师，从礼制上说不顺。中书省考察核验，发现自唐代以来，亲王从没有兼任师傅官职的。大概是本朝任命官职，只把差遣看作职事；从三师、三公以下，都是虚名，所以因循沿袭而造成了这个错误。”议论此事的人都认为贾黯的话是恰当的。端明殿学士这一官职，是五代后唐时设置的，本朝尤其认为尊贵，许多人由翰林学士兼任。不以翰林院职务兼任或改任此职的，一百年间只有两人被特意授予此官，即程戡、王素。庆历八年正月十八日夜，崇政殿的宿卫士兵作乱，在殿前杀伤四人，拿取预备救火的长梯登上屋顶，进入禁中。遇到一名宫人，问寝阁在哪里，宫人不回答，便把她杀了。随后，值夜的都知听说发生变故，带领宿卫士兵进去搜查，但乱兵已经逃窜。三天后，在内城西北角楼中捕获一人，将他杀死。当时内臣杨怀敏奉旨“捕获贼人不要杀”，但仓促之间还是把他杀了，因此最终没有查清这件事。叶子格从唐代中期以后就有了。有人说，因为有个姓叶、号叶子青的人创制了这种格，所以取名叶子格。这种说法不对。唐人藏书都制成卷轴，后来出现了叶子，形制像今天的册子。凡是文字需要随时检索使用的，卷轴不便反复展开收卷，所以就写在叶子上，如吴彩鸾的《唐韵》、李▯的彩选之类。骰子格本来就是为了便于检索，所以也写在叶子上，因而得名。唐代士人宴饮聚会，叶子格很盛行，五代和国初仍然如此，后来逐渐废弃失传。如今这种格子有时还存在，但已经没有人懂得了。只有从前杨大年喜欢它，仲待制简是杨大年门下的客人，所以也会玩。杨大年又取叶子上的彩名“红鹤”“皂鹤”等，另行演变成鹤格。郑宣徽戬、章郇公得象都是杨大年的门客，所以也都会玩。我年轻时也有这两种格子，后来底本遗失，如今已经绝少有人知道了。本朝攻下湖南以后，才开始设置各州通判。通判既不是副职，也不是属官，所以常常和知州争权，每每说：“我是监郡，朝廷派我来监督你。”一举一动都受通判制约。太祖听说后对此忧虑，下诏告诫勉励，使通判和长官协调相处；所有文书，如果不是和长官共同签署的，各地都不得接受执行。从此这种情况才逐渐收敛。然而直到今天，各州郡往往仍和通判不和。从前有位钱昆少卿，家世是余杭人。杭州人喜欢吃螃蟹，钱昆曾请求调任外郡，别人问他想去哪一州，他说：“只要有螃蟹、没有通判的地方就可以了。”直到今天，士人还把这句话当作笑谈。嘉▯二年，我和端明韩子华、翰林学士王禹玉、侍读范景仁、龙图梅公仪共同主持礼部贡举，征召梅圣俞担任小试官。闭院考试共五十天，我们六人彼此唱和，创作古体、律体以及歌诗一百七十多篇，汇编成三卷。王禹玉在我任校理时，是武成王庙荐送的进士，到这时新入翰林，又和我同院，并共同主持贡举。所以王禹玉赠诗给我说：“十五年前出自门下，最荣幸的是今天同预东堂。”我答诗说：“往日有幸进入武成宫，曾看你挥笔气势如虹。闲暇梦中追想十年前的事，谈笑之间如今共饮一杯。欣喜你新获赐黄金带，回头看我应当已是白发老翁。”天圣年间，我考中进士，在国学、南省考试中，都有幸列为第一名被荐举。后来范景仁也接连如此。所以范景仁赠诗给我说：“淡墨题名列第一人，孤独一生多么有幸能承继前人的成就。”梅圣俞从天圣年间起就是我的诗友，我曾赠给他《蟠桃诗》，其中有戏称韩愈、孟郊的内容。因此这次梅圣俞赠诗给我说：“还高兴能共同衡量天下士人，也胜过东野，也胜过韩愈。”韩子华笔力豪放丰赡，梅公仪文思温雅而敏捷，都是▯敌。此前担任南省试官的人，大多受条文制度拘束，不能尽情抒发。我们六个人相处融洽，整日群聚在一起，长篇诗作和险韵诗交相写成，书吏疲于抄写记录，童仆和史卒来回奔走。间或用滑稽的话互相嘲弄，表现为讽刺，彼此酬答，常常使满堂哄笑、笑倒在地。我们自认为这是当时的盛事，在此以前从未有过。从前学士遵循唐代旧例，宰相不穿靴、不执笏，穿着鞋坐在玉堂上，派院吏与堂头直省官联系；学士将到时，宰相出来迎接。近来学士开始穿靴执笏到中书省，和普通参见官混坐在客位，有时过了很久也见不到宰相。学士日益自觉卑下，丞相的礼遇也渐渐淡薄。这大概是因为这样的情况已经习以为常，大家安然处之，不再觉得奇怪了。张尧封是南京的进士，多次应试都没有考中，家里十分贫穷。有个善于相面的人对他说：“看你的相貌，不过只能做到幕职；但你的骨相尊贵，将来一定享有王爵。”当时人们都不明白这话的意思。后来张尧封考中进士，最终果然只做到幕职。张尧封是温成皇后的父亲，皇后显贵以后，张尧封屡次获得追赠，官至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封清河郡王。由此才明白相士当初说的话。治平二年八月三日，大雨下了一整夜，都城积水深达数尺，皇帝下诏责备自己，要求臣下直言。学士起草诏书，其中有“大臣应当警惕思考天变”的话。皇帝夜间批示说：“淫雨造成灾害，只应专门警戒自己的德行不足。”随即命令删去“大臣思考天变”的话。皇帝这样恭敬自持、敬畏上天，自我勉励到这种程度。章郇公章得象和石资政石中立一向友好。石中立喜欢说笑，曾经戏弄章得象说：“从前名画有戴松画牛、韩干画马，如今又有章得象。”世人说闽人多半身材矮小，身材高大的一定是贵人。郇公身材既高大，说话声音又像钟声，难道是超出同类的异人吗？他做宰相时，致力于以敦厚持重的作风镇定和制止浮躁争逐。当时人称赞他的德行和气度。

译金橘产于江西，因为路远难以运来，都城人起初并不认识。明道、景▯初年，金橘才和竹子一起运到京师。竹子味道酸，人们不太喜欢，后来就不再运来了。金橘香气清纯、味道鲜美，放在酒席之间，光彩灿烂，像金色弹丸，确实是珍贵的水果。都城人起初也不十分看重，后来因为温成皇后特别喜欢吃，金橘便在京城身价倍增。我家世代居住在江西，见吉州人十分珍惜这种果子；想让它保存久些，就把它藏在绿豆中，可以经过很长时间而不变质，说是橘性热而豆性凉，所以能保存长久。万物之间有相互感应的现象，出于自然，不是人的智力思虑所能达到的，都是人们沿袭旧俗、习惯知道的。如今唐州、邓州一带有许多大柿子，刚长出来时又涩又硬，坚实如石。每一百多个柿子中放入一个▯▯▯，〈放▯▯也可以。〉柿子就会变红、成熟、软烂得像泥一样，可以食用。当地人称为“烘柿”，并不是用火烘烤，而是用这个东西。淮南人储藏盐酒蟹，一器放几十只螃蟹，在其中放半挺皂▯，就可以保存，经过一年也不会变成沙状。至于薄荷醉猫、死猫引竹之类，都是世俗常知的事。可是翡翠屑金、人气粉犀这两件事，世人却不知道。我家有一只玉罂，形制很古老而精巧，起初是梅圣俞送给我的，我以为它是碧玉。在颍州时，曾经拿给同僚看。座中有位兵马钤辖邓保吉，是真宗朝的老内臣，认出它来，说：“这是宝器，叫作翡翠。听说禁中的宝物都收藏在宜圣库，库中有一只翡翠杯，所以我认得。”后来我偶然用金环在玉罂腹部随手摩擦，金屑纷纷落下，像在砚台中磨墨一样，这才知道翡翠能够磨削金子。各种药材中，犀角最难捣碎，必须先削成碎屑，再放入其他药材中一起捣；等其他药材都筛尽了，只有犀角屑还留着。我偶然见到一个名叫元达的医僧，他把犀角解成小块，每块约一寸半见方，用极薄的纸包好，放在怀中贴近身体，用人的体气蒸它；等到热气熏蒸得完全透彻，趁热投入臼中迅速捣碎，随手就能捣成粉末。因此知道人的体气能够使犀角成粉，但如今的医生没有人知道这件事。石曼卿才气豪放奇特，闻名当世，气度相貌雄伟，饮酒超过常人。有个叫刘潜的人，也是有志气、重义气的士人，常和石曼卿较量酒量。听说京城沙行街王氏新开了一座酒楼，便一同前往，面对面饮酒一整天，彼此一句话也不说。王氏奇怪他们喝得太多，不是常人的酒量，以为是异人，便稍微献上菜肴果品，又取来好酒，非常恭敬地侍奉他们。两人照常饮酒吃饭，傲然不加理会。到了晚上，脸上丝毫没有酒色，互相作揖离去。第二天，京城传得沸沸扬扬，说王氏酒楼来了两个酒仙饮酒，过了很久才知道原来是刘潜、石曼卿。燕龙图燕肃心思巧妙，起初任永兴推官时，知府寇莱公喜欢跳柘枝舞，有一面鼓非常珍爱，鼓环忽然脱落，寇公惆怅地询问各位工匠，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燕肃请求把鼓环的脚做成锁簧，装进去以后，鼓环就不再脱落，寇公非常高兴。燕肃为人宽厚，是忠厚长者，博学多闻，他所创制的漏刻法最为精密，如今各州郡往往还在使用。刘岳《书仪·婚礼》中有“女子坐在女婿的马鞍上，父母替她合髻”的礼仪，不知依据的是哪一部经书的义理？据刘岳自己叙述，是把当时流行的做法增补进去的。这样看来，不过是当时流俗所实行的罢了。刘岳处在五代战乱、礼乐败坏的时代，没有时间讲求三王的制度，只是勉强采用当时世俗所用的吉凶仪式，略加整齐，本来就不足以成为后世的法则，然而后世仍然不能实行其中正确的礼制。如今刘岳的《书仪》十之七八已经废弃，剩下的一两项还流行于世的，也都苟且简略，不如本书原来的记载。其中转相失误、悖谬得可笑的，就是坐马鞍这一件事。如今士族人家在婚礼当晚，把两把椅子背靠背放置，中间放一副马鞍，反而让女婿坐在上面，给他饮三爵酒；女家派人三次邀请，女婿才下来，这才算完成婚礼，称为“上高坐”。凡是婚姻之家，无论族内族外的姻亲，以及男女宾客，都在堂上堂下挺立观看；在这些人眼中，只有女婿上高坐才是最盛大的礼仪。有时偶然来不及设置，大家就一起惆怅叹息，认为缺少了礼节。这种转相失误、悖谬，竟然到了如此地步！如今即使是名儒大公、世代戴冠束带的旧族，也没有不这样做的。唉！士大夫不懂礼义，却和民间粗俗之人共同遵从习以为常的做法，还不知道这是错误的，实在太多了。前些日子濮园皇伯一事的议论就是如此，哪里只是坐马鞍这一项谬误呢？世俗以讹传讹，寺庙祠堂的名称尤其严重。如今都城西面崇化坊的显圣寺，本来叫蒲池寺，周氏显德年间扩建后改名显圣寺。但民间多称它的旧名，后来又转讹成菩提寺。江南有大孤山、小孤山，耸立在江水中，世俗却把“孤”讹作“姑”。江边有一座石矶，称为澎浪矶，于是又讹成彭郎矶，说彭郎是小姑的丈夫。我曾经过小孤山，庙中塑像竟是一个妇人，而朝廷赐额却是圣母庙，难道只是民间的错误吗？西京龙门山夹在伊水两岸，从远处望去像两座宫阙，所以称为阙塞；山口有座庙叫阙口庙。我曾看见庙中的塑像十分勇猛，手拿一把尖利的屠刀，按膝而坐。询问此事，人们说这就是豁口大王。这尤其可笑。如今世俗语言中的错误，天下无论君子小人都共同沿用而不知其错的，只有“打”字〈反切为丁雅。〉。它本来的意思是考击，所以人们互相殴打、用东西互相击打，都称为打。工匠制作金银器，也可以称为打，因为有捶打的意思。至于制作船车，说打船、打车；捕鱼，说打鱼；汲水，说打水；役夫送饭，说打饭；士兵领取衣粮，说打衣粮；随从拿伞，说打伞；用糊粘纸，说打黏；用丈尺量地，说打量；举手试探眼睛的昏明，说打试。甚至名儒博学之士，说话也都如此，遇到什么事都称为打，可是遍查字书，完全没有这个字。〈反切为丁雅。〉这个字的意义本来是考击，读音应为“谪耿”；从文字学来说，打字从手从丁，丁又是击物的声音，所以读作谪耿是对的，不知为什么却转读成丁雅了。

译使用钱币的办法，自五代以来，以七十七枚当作一百枚，称为“省陌”。如今市井交易又扣除其中五枚，称为“依除”。咸平五年，陈恕主持贡举，选取士人最为精审，所荐送的七十二人中，王沂公曾列第一；皇帝亲试时又淘汰了一半，及第的三十八人中，王沂公又列第一。因此京城编成话说：“南省荐送一百人依除，殿前放榜五十人省陌。”这一年录取的人虽然少，得到的人才却最多：宰相三人，即王沂公、王随公、章得象公；参知政事一人，韩亿公；侍读学士一人，李仲容；御史中丞一人，王臻；知制诰一人，陈知微；此外汪白青、阳楷二人虽然没有显达，也都凭文学闻名于当世。唐代李肇《国史补》序说：“谈论报应，叙述鬼神，讲述梦占和卜筮，涉及闺房帷帐的内容，全都删去。记载事实，探究事物的道理，辨明疑惑，显示劝善惩恶，采录风俗，帮助谈笑，这些就写下来。” 我所记录的，大体以李肇为准则。和李肇略有不同的是，不记人的过失和罪恶，因为我认为自己不是史官，而掩盖恶行、宣扬善行，是君子的志向。读者请仔细体会。附录 九射格 九射格所用的物象有九种，设置一个大侯，并在其中安排八个侯位。熊在中央，虎在上方，鹿在下方；雕、雉、猿在右边，雁、兔、鱼在左边。每种物象都有相应的筹；箭射中哪种物象，就按照该物象筹所规定的饮酒量来饮酒。射箭本来是为了成为众人聚居时的乐趣。古代君子认为，九射格如果争胜负，酒祸就会由争执而起；争着玩乐，不如不争而共同欢乐。因此没有胜负，也没有奖赏惩罚。射中的人不算功劳，就没有好胜自矜；没有射中的人也不受惩罚，就没有无能的讥笑。抽筹饮酒，所饮的不是罚酒，没有什么可羞耻的；所以射中自己所射物象的人，有时也不能免于饮酒，而屡次射中的人也不能推辞，这样可以平息争执。整日欢乐，却不以不争为羞耻，是君子的乐趣。抽筹的方法是每种物象一定设置三根筹，大概因为参加射箭的宾客人数多少不固定，所以多设筹以备用。如果宾主共九人，每人抽一根；八人时，就把熊筹放置不用；不足八人而且人数更少时，每人抽一根，剩下的筹放置不用，也可以。增加筹数后，每人抽一根或两根都可以。只是由主人临时约定，但熊筹都要放置不用。射中后，在座的人都要饮酒；如果同一种物象被射中两次，就看持筹者规定的饮酒量是多少。饮酒器具的大小，也只听主人的安排。如果一件物象对应两根筹，也是这样。凡射箭者完成一轮后，饮过▯酒，就收拢筹再重新抽取。筹不断更新、屡屡变化，箭射中与否没有固定结果，有时恰好射中，有时幸运地免于射中；这正是大家欢乐游戏而不感到厌倦的原因。【原文仅见“?”，无法确定其内容。】卷一二八·诗话〈共二十八条〉 居士退居汝阴，编集这些内容来作为闲谈的资助。李文正公进献《永昌陵挽歌辞》说：“五次捧玉举行朝拜上帝，三次登御楼接受投降的君王。”当时群臣都进献诗作，而李公的诗最为突出。所谓三位投降的君王，是广南的刘钅长、西蜀的孟昶以及江南的李后主。如果说五次朝拜上帝，就是错误了。太祖建隆年号用到四年，第二年第一次举行郊祀，改元乾德；到乾德六年第二次郊祀，改元开宝；开宝五年又举行郊祀，但没有改元；开宝九年已经平定江南，四月举行大雩，在西京告谢。大概捧玉祭祀上天，实际是四次。李公是当时的人，必不会弄错，原来是传写者误传为五次罢了。仁宗朝有几位显贵官员，以诗歌闻名。他们常常仰慕白乐天的诗体，所以诗句多写得平易。曾有一联说：“有俸禄使妻子肥美，却没有恩惠施及官吏百姓。”有人戏弄他说：“昨天我从大街上经过，看见一辆辎▯车，车上载得极重，瘦弱的牛十分劳苦，难道这不是您使妻子肥美的样子吗？”听到的人把这件事传为笑谈。京师处在天子车驾所到之地，风物繁盛丰富，可是士大夫被事务差役牵累，美好的时辰和景色，很少能享受到宴饮游乐的快乐。他们的诗中甚至有“在卖花担上看桃李，在酒楼楼头拍手听管弦”的句子。西京应天禅院有祖宗神御殿，大概在水北，距离河南府十多里。每逢节令，朝拜的官吏常常苦于清晨起身；而留守的显贵官员身份尊贵，每次朝拜结束后，饮三行公酒，一句话也不交谈就退下。所以诗中说：“正当梦中已经走了十里，不说话的地方吃了三杯酒。”这些话虽然浅显平近，却都是两京的实际事情。梅圣俞曾在范希文的宴席上写《河豚鱼》诗说：“春天的洲渚长出芦荻嫩芽，春日的江岸飞舞着杨花。河豚正在这个时节出现，珍贵得不是鱼虾所能相比。”河豚常在暮春时出现，成群游在水面上，吃杨花柳絮而肥美。南方人多把它和芦荻嫩芽一起煮羹，说味道最美。因此懂诗的人说，这首诗开头两句已经把河豚的好处全写尽了。圣俞一生苦心吟咏，以闲远古淡为旨趣，所以构思极其艰苦。这首诗在酒席间创作，笔力雄健丰赡，片刻就写成了，于是成为绝唱。苏子瞻学士是蜀人。曾经在氵育井监得到西南夷人出售的一件蛮布弓衣，上面织着梅圣俞的《春雪》诗。这首诗在圣俞的诗集中，并不是最著名的绝唱。大概是他的声名重于天下，一篇诗、一首诗都流传到了夷狄之地，外域的人竟如此珍视。子瞻认为我最了解圣俞，得到这件弓衣后，便把它送给我。我家旧藏一张琴，是宝历三年雷会所斫制的，距今已经二百五十年了。琴声清越，像敲击金石，于是我把这块布改作琴囊，这两件东西确实是我家的珍玩。吴地僧人赞宁，国初任僧录。他很读儒家书籍，博览强记，也能自己撰写著述，且言辞纵横，人们没有谁能难倒他。当时有个叫安鸿渐的人，文辞俊逸敏捷，尤其喜欢嘲讽吟咏。一次他在街上行走，遇见赞宁和几个僧人同行，便指着他们嘲笑说：“郑都官不喜欢的那些人，时时成群结队。” 赞宁随声答道：“秦始皇没有活埋的那些人，往往成群结队。” 当时人们都称赞他们应答迅捷。安鸿渐所说的，是郑谷的诗句“爱僧不爱紫衣僧”。

译郑谷在唐末诗名很盛，诗集号称《云台编》，但世俗只称他的官职，叫作“郑都官诗”。他的诗很有意味，也有许多佳句，只是格调不算很高。因为容易理解，许多人家拿来教小孩子，我小时候还背诵过；如今他的诗集已经不流行于世了。梅圣俞晚年官职也做到都官，有一天在我家聚饮，刘原父戏弄他说：“圣俞的官职一定止步于此了。”座中客人都很惊讶。原父说：“从前有郑都官，如今有梅都官。”圣俞很不高兴。不久，圣俞病逝。我替他的诗作序，题为《宛陵集》，但如今人们只称为“梅都官诗”。一句戏言，后来竟然成了事实，这是可叹的。陈舍人从易，处在当时文风极盛的时代，却独以醇厚的儒学和古学受到称誉，他的诗多像白乐天。自从杨亿、刘筠唱和，《西昆集》流行以后，后来的学习者争相仿效，诗歌风格发生变化，称为昆体。从此唐代贤人们的诗集几乎都废弃不再流行。陈公当时偶然得到杜甫诗集的旧本，文字多有脱漏错误；其中《送蔡都尉》一诗写道“身轻一鸟”，下面脱了一个字。陈公便和几位客人各自补上一个字，有人说是“疾”，有人说是“落”，有人说是“起”，有人说是“下”，没有人能确定。后来得到一个善本，原来是“身轻一鸟过”。陈公感叹佩服，认为即使只差一个字，诸位也不能补到这样恰当。本朝初年以诗歌闻名于世的僧人有九位，所以当时有诗集题为《九僧诗》，如今已经失传。我年轻时听人多次称说其中一人叫惠崇，其余八人的姓名我忘记了。我还大略记得他们的诗，有句说：“马放归降之地，雕盘旋在战后的云间。”又有句说：“春意生在桂岭之外，人在海门以西。”他们的佳句多像这样。诗集已经亡佚，现在人们大多不知道所谓九僧了，这是可叹的。当时有位进士许洞，善于写文章，是俊逸之士。他趁和各位诗僧聚会分题时，拿出一张纸约定说：“不许触犯这一个字。”所谓这个字，是山、水、风、云、竹、石、花、草、雪、霜、星、月、禽、鸟之类的字，于是各位僧人都停笔不写。许洞于咸平三年考中进士，当时无名之人讥笑他说：“张康浑裹马，许洞闹装妻。”就是指这件事。孟郊、贾岛都因写诗困窘至死，而且一生尤其喜欢写贫困苦寒的句子。孟郊《移居》诗说：“借车装载家具，家具还少于车。”这就是说家中根本没有一件东西。又有《谢人惠炭》诗说：“暖得弯曲的身体变直了。”人们说，如果不是亲身饱受贫寒，就写不出这样的句子。贾岛说：“鬓边虽然有几根白发，却不够用来织成寒衣。”即使真能织成，又能织出多少呢？他又在《朝饥》诗中说：“坐着听西床的琴声，琴弦因寒冷冻断了两三根。”人们说，他不只是能够忍受饥饿，连严寒也能忍受。唐代晚年，诗人不再有李白、杜甫那样豪放的风格，但也致力于以精深的构思互相争高下。像周朴这样的人，构思尤其艰苦，每有所得，一定极力雕琢，所以当时人称赞周朴的诗“像月月锤炼、季季琢磨，还没有写成篇章，已经传遍人口”。他的声名在当时如此显著，但如今已经不再流传。我年轻时还见过他的诗集，其中有句说：“风暖了，鸟声变得细碎；日高了，花影显得重叠。”又有句说：“清晨起来山鸟喧闹，雨过之后杏花稀疏。”确实都是佳句。圣俞曾对我说：“诗人即使任意写作，遣词造句也很困难。如果意境新颖、语言工巧，写出前人没有说过的东西，这才算好诗。一定要能描写难以描摹的景象，像在眼前一样；包含无穷尽的意味，显现在语言之外，这才达到最高境界。贾岛说：‘竹笼装着拾来的山果，瓦瓶挑着石缝中的泉水。’姚合说：‘马随着山鹿放牧，鸡追逐野禽栖息。’这些都写的是山城偏僻、官场冷落的情形，却不如‘县古槐根出，官清马骨高’写得工巧。”我说：“语言工巧固然如此。至于描写难写的景象、含有说不尽的意味，哪首诗是这样呢？”圣俞说：“作者从心中得到这种境界，读者凭自己的意会领悟，实在很难用语言指明。即便如此，也可以大略说说它的样子：比如严维的‘柳塘春水慢，花坞夕阳迟’，天地的容态、时节的情状，融洽和谐、舒缓荡漾，难道不像在眼前吗？又比如温庭筠的‘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贾岛的‘怪禽啼旷野，落日恐行人’，道路的辛苦、羁旅的愁思，难道不是显现在言外吗？” 圣俞和子美在当时齐名，但两家的诗体特别不同。子美的笔力以豪迈俊逸为主，以超越纵横、无与伦比为奇；圣俞深思精微，以深远闲淡为意。两人各自发挥所长，即使善于评论的人也不能判定谁优谁劣。我曾在《水谷夜行》诗中略微说明其中一二：“子美气势尤其雄健，万窍齐鸣如同一声长叹。有时尽情狂放，醉后笔墨洒落如暴雨。譬如千里马，已经奔驰便不可遏止。眼前满是珠玉般的佳句，一句一句都难以取舍。梅翁写事清峭真切，像石齿冲刷寒冷的急流。写诗三十年，看我还像后辈。文辞越来越精美新奇，心志虽已老成博大。有如妖娆的美女，年老了仍自有余韵。近来的诗尤其古朴峭硬，咀嚼起来艰苦难以下咽。又像吃橄榄，真正的滋味越久越能感到。苏诗豪迈，以气势压倒众人，举世只知道惊骇。梅诗的穷深幽微只有我懂，古代的珍货如今很难卖出。”这些话虽然写得不算工整，只说大略得到了一点相似之处，却不能据此判定二人优劣。吕文穆公尚未考中时，曾到一个县游历，〈忘记县名了。〉胡大监胡旦当时正随父亲在这个县任职，对吕蒙正十分冷淡。有位客人称赞吕蒙正说：“吕君很会写诗，应该稍微以礼相待。”胡旦问他的警策名句，客人举出一首诗，结尾说：“挑尽寒灯梦不成。”胡旦笑道：“原来只是一个口渴贪睡的汉子罢了。”吕蒙正听说后，非常恨他，离开了。第二年，吕蒙正考取甲科第一名，派人传话给胡旦说：“口渴贪睡的汉子已经考中状元了。”胡旦回答说：“等我明年考中第二名，再胜你一筹。”后来第二榜公布，胡旦也考取了第一名。〔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篇〕 圣俞曾说：“诗句的义理虽然通顺，但语言流于浅俗而可笑，也是诗的毛病。比如有一首《赠渔父》，其中一联说：‘眼前看不见市朝的事情，耳边只听见风水的声音。’解说的人说：‘这是患了肝肾风。’又有吟咏诗歌的人说：‘整天寻找也找不到，有时却自己回来。’本来是说好的诗句很难得到，解说的人却说：‘这是人家丢猫的诗。’大家都把这些当作笑话。”

译王建的《宫词》一百首，大多讲述唐代宫禁中的事情，都是史传和小说没有记载的，往往能在他的诗中见到，例如“宫中几天没有召见，传来了滕王的蛱蝶图”。滕王李元婴是高祖的儿子，《新唐书》《旧唐书》都没有记载他擅长什么，只有《名画录》略说他善于绘画，也没有说他擅长画蛱蝶。又有《画断》说他“擅长蛱蝶画”，这件事也只在王建诗中见到。听说如今人家也有得到他的画作的。唐代人擅长某一种技艺，如公孙大娘舞剑器、曹刚弹琵琶、米嘉荣歌唱，都见于唐代贤人的诗句，于是为后世所知。当时山林田野间那些有潜在德行、隐居不仕的君子，没有闻名于世的很多；而卑贱的工匠末技却借助他人的记载而流传不朽，大概各自都有幸运和不幸。李白《戏杜甫》说：“请问分别以来为何这样消瘦，总是因为从前写诗太苦。”“太瘦生”是唐人的说法，直到现在还把“生”作为语气助词使用，如“作么生”“何似生”之类就是这样。陶尚书谷曾说：“尖檐帽子卑凡厮，短▯幼靴儿末厥兵。”“末厥”也是当时的说法。我在天圣、景▯年间已经听到过这句话，那时距离陶公去世还不远，但人人都不明白它的意思。王原叔博学多闻，受到世人称誉，是最为熟悉前代语言的人，他也说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姑且记下它，一定会有懂得的人。诗人贪求佳句而使道理不通，也是语言上的毛病。比如“袖中带着谏草向天子进发，头上插着宫花侍宴归来”，确实是佳句，但进谏一定要使用章疏，没有直接拿稿草进呈的道理。唐人又有诗说：“姑苏台下寒山寺，半夜钟声传到客船。”解说的人也说句子很好，只是三更并不是敲钟的时候。又如贾岛《哭僧》说：“写下留下行道的身影，焚烧掉打坐参禅的身体。”当时人说这是把活和尚烧死了，这尤其可笑。至于“脚步随着青山的影子，坐下学习白塔的骨头”，以及“独自走在潭底的影子里，几次在树边停息身体”，都是贾岛的诗，为什么精粗竟然相差如此之大呢？松江新建了一座长桥，规模宏大、形制华丽，是前代从未有过的。苏子美《新桥对月》诗中所说的“云头明亮地展开金饼，水面深沉地卧着彩虹”，就是指这座桥。当时人说，这座桥如果没有这两句的雄伟气势，就不足以相称。子美的哥哥舜元，字才翁，诗也遒劲有力，多有佳句，但世上独独很少流传。他和子美合写的《紫阁寺联句》，并不逊于韩愈、孟郊，只可惜不能全部见到。晏元献公文章闻名天下，尤其擅长写诗，而且多多奖掖后进，当时的名士往往出自他的门下。圣俞一生写的诗很多，但晏公唯独喜爱其中两联，说是“寒鱼还藏在水底，白鹭已经飞到眼前”，又是“柳絮温暖，鲫鱼繁多；豆豉添入莼菜，菜色变成紫色”。我曾在圣俞家见到晏公亲笔写的书信，反复称赏这两联。我感到疑惑，便问圣俞，圣俞说：“这不是我的最高境界，难道是晏公偶然在这两联中得到自己的得意之处吗？”由此才知道，自古以来文士不但难以得到知己，能够真正识别人也很难。杨大年和钱、刘几位公唱和。自从《西昆集》问世，时人争相仿效，诗体为之一变。但当时年长的先生们忧虑它大量使用典故，以至于语言生僻难懂。殊不知这只是学习者的问题。比如子仪《新蝉》说：“风吹来时玉宇中的乌鸦先转动，露水降下时金茎上的仙鹤还不知道。”虽然用了典故，哪里妨碍它成为佳句呢？又如“高峭的帆横过官桥边的柳树，层层鼓声惊飞海岸上的鸥鸟”，没有使用典故，难道不也是佳句吗？大概因为他们文章雄健、学问广博、笔力有余，所以没有什么题材不能写，并不像前代那些号称诗人的人，只在风云草木之类的题材上局促经营，反而被许洞的禁忌难住。西都洛阳的旧都，荒废的台榭和废弃的园苑，遗迹依然存在，见于诗中的已经很多了。只有钱文僖公的一联最为警策绝妙，说：“太阳升上旧陵，烟霭茫茫；春天归来，空苑中水声潺潺。”裴晋公的绿野堂在午桥南面，从前曾属于张仆射齐贤家。仆射罢相回到洛阳后，每天和宾客在那里吟诗宴饮，只有郑工部文宝的一联最为警策绝妙，说：“水暖了，野鸭行走着哺育小鸭；溪水深处，桃李横卧着开放。”人们说这不亚于王维、杜甫。钱氏诗中好句尤其多，而郑氏这两句不但当时无人能比，即使在他自己的诗集中，能达到这种境界的也很少。闽地有个谢伯初，字景山，在天圣、景祐年间以诗闻名。我被贬到夷陵时，景山正任许州法曹，写了一首长韵诗寄给我，其中有很多佳句。有一句说：“长官的衣色如江波碧绿，学士的文采像蜀锦铺张。”我答道：“参军的春日愁思乱如云，白发中题诗，愁苦地送走春天。”这是因为景山诗中有“多情未老已白发，野思到春如乱云”两句，所以我用这两句来取笑他。景山的诗很多，例如“自己种菊花增添野外景色，随即移栽高竹来听秋声”，“园林换了树叶，梅子刚刚成熟；池馆无人，燕子学着飞翔”等，都不愧为唐代贤者的诗句。然而他仕途不得意，最终困顿贫穷而死。他的诗如今已经不见于世，他的家人也流落不知所在。他寄给我的诗，距今大概三十五年了，我还能够背诵。想到他本人命运不幸，已经令人悲哀；他的诗作被埋没丢弃，也很可惜，所以把它记录在这里。诗说：“江水奔流没有险阻，像瞿唐峡一样；满峡猿声，使羁旅之人的愁肠寸断。远行万里，怎能忍受被贬谪为官？经过多年，想来鬓发也该变成白霜。长官的衣色如江波碧绿，学士的文采像蜀锦铺张。在异乡化成儒雅的风俗，远方百姓争相认识这位校雠郎。” 才华如刘梦得，却多半因此成为牵累；情怀像潘安仁，长久地为亡妻哀悼。偏远之国难以留住金马门的宾客，新诗应传给唱竹枝歌的女子。典章辞令还等着你来修撰青史，谏诤的奏草将来应当装入黑色袋囊。不要因为在清明之世暂时遭到贬谪，便把冠缨和脚都放到沧浪水中洗濯。

译石曼卿从年轻时起就以诗酒豪放自得。他气度相貌伟岸，诗风奇特峻拔，又擅长书法，笔画遒劲，字体兼有颜真卿、柳公权的风格，为世人所珍爱。我家曾得到南唐后主的澄心堂纸，曼卿用这纸为我书写了他的《筹笔驿》诗。这首诗是曼卿一生最自爱的一首。至今还收藏着它，称为“三绝”，确实是我家的珍宝。曼卿死后，他的故人有人见到过他，说他恍恍惚惚如在梦中，说：“我如今已经成了鬼仙，掌管芙蓉城。”他想叫故人前去游览，却没有成功，便愤然骑着一头白骡飞驰而去。后来又有人说他降临到亳州一个举子家中，又召唤举子同去，举子没有答应，于是他留下了一首诗给他。我也大略记得其中一联：“黄莺的叫声不随春光一同衰老，花的影子长随日光的脚步流动。”神仙之事怪诞难知，但这首诗很像曼卿平日的语气，那个举子却不可能说出这样的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篇〕 王建的《霓裳词》说：“弟子中只留下一个乐部，听风听水来演奏《霓裳》。”《霓裳曲》如今教坊还能够演奏它的曲调，但舞蹈已经失传了。人间又有《望瀛府》《献仙音》两支曲子，据说是《霓裳曲》遗留下来的声调。《霓裳曲》在前代的传记和论说中记载得相当详细，却不知道“听风听水”究竟指什么。白乐天有《霓裳歌》，记载得也很详细，同样没有关于风、水的说法。姑且记录下来，或许其中有散佚的内容罢了。龙图阁赵学士师民，以醇厚的儒学和博大的学问闻名，声望在当时很高。他为人深沉厚重，端庄沉默，同众人相处一整天，仿佛不善言谈；但在文章之外，诗歌构思尤其精妙。比如“麦收时节早晨的空气湿润，槐树成荫的夏日正午清凉”，前代名流都没有达到这样的境界。又如“清晨黄莺在林外千声婉转，芳草在台阶前长到一尺”，几乎不像是他这样的人所能写出的。韩愈的笔力无所不能，但他曾把写诗看作文章中的末事，所以他的诗说“多情怀念饮酒的朋友，余事只是做个诗人”。然而资助谈笑、增添谐谑、叙写人情、描摹物态，都寄托在诗中，把其中的妙处曲折详尽地表现出来。这对于文章雄健、才力宏大的作者来说，本来不值得特别议论；但我独独喜爱他善于押韵。他遇到宽韵，便波澜横溢，泛用旁韵，忽近忽离，出入回旋，几乎不能用通常的格式来拘束，如《此日足可惜》之类就是这样。遇到窄韵，便不再旁出，而是因困难而显出技巧，越险峻越奇特，如《病中赠张十八》之类就是这样。我曾和圣俞谈论此事，认为这就像善于驾驭良马的人，在四通八达的大路上纵横驰骋，任凭心意所到；至于道路曲折狭窄、坑洼如蚁封之处，快慢都合乎节奏，却一点也不跌跤，这才是天下最精巧的技艺。圣俞开玩笑说：“前史说韩愈为人木强，如果宽韵本来可以自足，却偏要旁出；窄韵难以独用，却反而不旁出，难道不是因为他性情执拗倔强吗？”在座宾客都因此笑了起来。自从科场用赋来取士，进士便不再留意诗歌，所以几乎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诗。只有天圣二年礼部省试《采侯诗》时，宋尚书祁最为出众。他有两句说“色彩映照着箭靶，云霞灿烂；声音迎着羽箭，月亮迟迟升起”，尤其为京城人传诵。当时的举子都称宋祁为“宋采侯”。[原文缺失]●卷一二九·《笔说》〈共十九条〉 【老氏说】“前后相互跟随”“长短相互对照”，推而广之，万物的道理都是这样，不必再说其他方面。然而《老子》这部书，与其他诸子相比已经很简约了；它考察、洞见人情，尤其精微，不是庄周、慎到这一类人可以相比的。它的话虽然好像在谈虚无，但对于治理人的方法却已经说到了极点。【富贵贫贱说】贫贱之人常常思求富贵，富贵之人却一定要面临危机，这是古人所感叹的。只有不曾刻意求取却得到富贵，得到之后又不担心失去的人，才差不多可以算得上理想吧！富贵容易使人安逸，却忧虑难以守住；贫贱难以处身，却又忧虑容易被夺去。处在富贵中而能够守住富贵的，是周公；身在贫贱中而能够长久安处的，是颜回。然而，做颜回容易，做周公困难。君子和小人的用心常常志趣不同，这件事正可以看出来。小人没有不想富贵的，却不知道怎样守住富贵，这是主动趋向祸患罪责，唯恐还来不及。君子没有不安于贫贱的；小人对这种人不是怜悯，就是嘲笑。那些怜悯、嘲笑君子的人，是因为不能舍弃自己所喜欢的东西，反而趋向祸患罪责。两者的志趣如此相反，所以他们所做的事情不能不处处不同。因此，同小人共事，很难做到和谐一致；凡事不能和谐一致，就不能成功。古代君子有时运用权宜之计来合乎正道，这是最困难的事。如果侍奉君主的忠心以诚信为根本，又希望成就君主的事业，同时不妨害正道，也有借助权宜之计的时候；这可以从道理上理解，却难以用言语传授。以诚心待人，有时会损害自身，仁人也不后悔，这就是所谓牺牲生命来成就仁德。然而这样成就的事业影响深远，不是一般人的情感所能企及的。【钟莛说】甲问乙说：“把铜铸成钟，把木削成莛，用莛敲钟，便铿锵作响，那么声音是在木头里，还是在铜里？”乙说：“用莛敲墙，墙不会响；敲钟，钟却会响，所以声音在铜里。”甲说：“用莛敲钱，把钱堆积起来却不响，声音果真在铜里吗？”乙说：“钱堆积得实，钟的内部却是空的，所以声音在空的器物之中。”甲说：“用木头或泥土做成钟就没有声音，声音果真在空的器物之中吗？” 【驷不及舌说】想说“一句话说出口，四匹马也追不回来”，就是《论语》所谓“四匹马也追不上舌头”。如果比较其中的道理，俗语说得更正确。然而，拘泥于古语的人，正是读书人的弊病。【学书静中至乐说】有空就学习书法，不是为了追求技艺精妙，只是胜过把心思劳费在其他事情上罢了。由此可知，不把心思寄托在外物上的人，才是真正所谓的至人；把心思寄托在有益事物上的，是君子；把心思寄托在损害性情、扰乱感情而有害的事物上的，是愚昧迷惑的人。学习书法不能不劳神，但唯独不伤害性情；想得到静中之乐，只有这件事最合适。【夏日学书说】夏天白昼漫长，吃饱了饭很难消磨时光，也顾不得自惭，只想着用什么来寄托心思、消解白昼的暑热。只有伏在案上写字，特别不觉得劳累。当挥笔如飞时，手不能停下来，即使惊雷疾霆、雨雹交加，也没有空闲顾及。古人流连于书法，确实是有道理的。字还没有达到精工的程度，就已经如此；假使能以此为乐而不厌倦，没有不达到精工程度的。假使终于达到精工程度，仍然可以快乐而不厌倦，不必取悦当时的人，也不必在后世留下名声，只要自己感到舒适就够了。嘉祐七年正月九日补写空缺。【学书自成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