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七十·居士外集卷二十◎书二十首

译修再拜启：来人到达，承蒙您惠赐书信，其中说到秦燕玉马之事，您怎么谦逊得太过分了！我昨天在广陵，同您在人群中相见，当时还没有相知的意思；等到吃饭将要撤去案几时，才同您交谈，这才知道您不是普通人。然而当时还来不及稍作停留，以尽情获得我想从您那里得到的东西，后来常常把这件事当作遗憾。去年您在颍州给我来信，又有从滁州来的客人，都能谈到您的事情；于是我清楚地认为，士人之间相知，有的相隔千里相望，有的相隔不同的时代相追慕，只要知道他的道，不一定非要接触他的行迹；这样看来，我在广陵没有留下，也没有什么值得遗憾的了。这些就是前一封信中所说的，已经说明得很详尽了。对于您，我不必等看到您自己写的文章，便知道您是明白而有见识的人了。您曾蒙赐诗和书信，我读后喜爱不已，认为文章宏博高深，一定有纵情驰骋、令人欣喜的地方；即使已经得到很多，也应当不会厌足。因此我又总是向您有所求取，这好比已经垂涎并吃过一片肉，还想在五鼎盛宴中获得满足，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幸望您不要吝惜。【又答宋咸书〈至和三年〉】我敬启：去年冬天承蒙您来信问候，当时我正奉使契丹，没有时间答复。如今来人到达，又承蒙您惠赐书信，怎能不感到感激惭愧！我在这里微不足道，对当时的政事没有补益，只是在京师人群中忙于应酬，旧日的学业全都荒废了，耳朵很久没有听到仁义之言了。只有您不把我当作贪恋荣禄、奔走于声名利益之徒来看待，时时有所教诲，实在是幸事，幸事。天日高悬，因为它向下照临人间，并不遥远；而自古至今，集合千万人的智慧加以测验，才得到这样的认识。所以有时也会有差错，是因为没有得到真实情况。圣人的言语，同人情相距并不远；然而从战国到如今，论述它的人很多，我们这些人仍不能沉默，是因为前人还没有得到真实的理解。但也应当汇集千万人的见解，希望所得更多而且更接近正确，这就是求学者不能停止的原因。您认为如何？如果不对，还请赐教。近来天气炎热，处理政务之外务必保重自己，以实现您的志愿。不再详述。某再拜。【答李大临学士书〈皇祐二年〉】修再拜：来人到达，承蒙您惠赐书信，十分欣慰。永阳偏僻困穷，却有许多山林景色，也曾有贤士君子居住在那里。我在滁州的三年，得到博士杜君同我相处，十分快乐；每次登临观赏泉石时，只怕他离去。后来调任广陵，匆匆不到一年便请求前往颍州；在颍州过了一年，稍稍感到自在，但滁州的山林泉石以及同杜君共同游乐的情景，没有一天不在心中。如今您在滁州，又同陈君相处。您是明白道理的人，本来能够通达仕进、退处、困穷、显达的道理；能够通达这些而心中不受牵累，然后山林泉石才可以成为乐趣；一定要同贤者共同享有，登临之时才会真正有快乐。您所得到的同我所得到的相同，但又有一点不同。我不足以说是懂得道，只是遭遇世间忧患很多，年齿和头发都衰老，因而得到闲居之处，算是适宜罢了；这是我同您不同的地方。不知道您所得到的快乐，是否也像我一样害怕它离去？何况您学问达到深处、文章高妙，应该有所施用于当世，不应像我这样留恋；这又是您同我不同的地方。得到陈君寄来的两幅图，观看其中景物宛然如在眼前，又想起两位贤者相处的快乐，遗憾不能追随游走在他们之间。借来人返回，草草写下这些。【与王深甫论世谱帖】修敬启：承蒙借给我《颜氏谱》，得以看到其中一二，实在是前世常有丧乱，而士大夫的世系谱牒却从未断绝，大为庆幸。自五代直到如今，家家都亡失了世谱，是士人不自重、礼俗苟简造成的。即使人人自己寻求本家的谱牒，尚且不可得，何况凭一人之力，在错乱、散失、亡佚的材料中加以考订，能够像您所给我的这样，若不是深甫好学而深思，谁能做到呢？《颜谱》暂且留在我这里，我还有不明白的地方，须等见面时向您请教。《集古录》从未交给童仆，昨天大热，难以检寻；如今送还，次序不及整理。修再拜。【与王深甫论裴公碣〈嘉祐八年〉】修敬启：承蒙您指示。高阳的说法如果是这样，那就说得通了。载初元年正月，就是永昌年十一月，应当同永昌是同一年。天授庚寅，是载初己丑。可是从天授到长安四年甲辰，共十五年；如果从武德开始不除去周年，那么乾元己亥就是一百四十二年；如果除去周年，大历乙卯就是一百四十年。乙卯是大历十年，哥舒晃的事情在大历八年。又说江西出兵，不应越过数千里从明州出兵，这一点也可疑。前天答复您以后，我又重新校勘了一遍，只是不敢写出来，还要等见面再议。大概江西出岭，路程很近；其次是从湖南出兵，已经稍远；即使从明州出兵，也不是江西所能节制的。因咳嗽而没有[缺字]，姑且写这些回复。修顿首。【再与王深甫论裴公碣】修敬启：承蒙您详细指示，使我受益很多，感激佩服哪里能停止！唐代除去周年，确实如您所说；加上秘密废止明州是在建中二年，那么大历八、九年以后，儆担任明州刺史，密取代他；按年数推算，同乾元的说法相差不多可以知道。然而恐怕唐人所谓除周之年，前人未必是这样计算的，难以凭臆测定为定论，不如把两种说法都记载下来，让后来的人自行选择。高阳门徒的说法，恐怕就是高阳人，不知是否如此？《郭子仪家传》等先送去，碑文随后快马送达。修再拜。您推求得很有道理，但还要再深思唐人除去周年的说法，恐怕未必如此。则天在天授年间改称周，只有又改为载初，前后相比也不过一年罢了。【与王深甫论五代张宪帖〈景祐□年〉】修敬启：承蒙您指教得很详细，使我受益不少。您所怀疑、所议论的，都同我考查所得相同。既然对此有所怀疑，那么想在传记后写一篇小论，来哀悼他的忠心，这样可以吗？我所写的，只是把“赐死”改为“被杀”，对张宪没有损益。张宪起初守节很明白，只是弃城逃走，不如守住职位而死；既然已经失去这一节，那么“被杀”同“赐死”就相同了。他的心志是可喜的，只是举措不合适罢了。又不知《张昭传》中所载的内容，或许能抄录给我看，那就更为幸甚。眼睛疼痛，草草写来，不再详述。修再拜。庄宗在某月一日遇弑，存霸在河中听到变故，逃到太原后被杀，而张宪也逃往忻州。明宗初三日进入洛阳，初十日监国，二十日即位；张宪在二十四日死，我起初就是因此怀疑。又据本传所说，明宗到郊外祭天时，张宪得以昭雪，这似乎又不是明宗杀的。请再替我想一想，究竟如何？【再与王深甫论五代张宪帖】

译修敬启：承蒙您指教，益发详尽，感荷之至。存霸逃到太原，别人说他的马[OCR字样]断了，怀疑他是战败而来；存霸于是把实情告诉他们，又自行剃发，穿上僧衣，见到符彦超说：“愿意做山僧，希望您庇护。”彦超也想留下他，等待朝廷命令，却被军众杀死。如果是这样，那么张宪似乎知道庄宗已经驾崩；根据张昭劝张宪奉表一事，又知道新君已经即位。但不知道他逃往忻州是什么原因。这种意思很可喜，只是死得没有合宜的地方。饭后请您过来，再详细讨论高论，可以吗？修再拜。【问王深甫五月一日会朝帖】一两夜以来情况还好吧。前天贪恋同您谈笑，有一件事几天来想请教，偶然忘记了。唐代有五月一日会朝的礼仪，我大略记得它的起源本出于道家；这一天君臣集会，仪式非常盛大。但这种说法不合经典，不知道起自哪一位皇帝；又记得似乎是开元以后才有，烦请大略指示其时代，那就幸甚了。修再拜。中间曾经废止，后来又恢复实行；恢复实行恐怕是在宪宗朝，也记不清楚了。【与杜▯论祁公墓志书〈嘉祐二年〉】修敬启：专程来人到达，承蒙您来信；伏承得知天气暑热，您服丧期间身体尚能支撑，深感慰藉而又挂念。您所要的方字，始终没有得到确切的下葬日期；因为认为择定日期还早，所以一直没有编次。忽然承蒙您来索取，我也不知道下葬日期究竟远近。一位儿子患伤寒，病势三次发作，已经卧床一个月，身体虚弱得令人担忧。日夜忧虑迫切，心绪纷乱，不能清静地思考文辞；即使勉强写成，辞句也不工整，会有损您的清德。如果葬期临近，请暂且让韩舍人把行状增删修改成墓志文。我的写作虽然迟缓，也应当亲自写一篇记述。平生知己之中，先相公对我最为深厚；没有别的可以报答，只有文字是我的本职，我本来就不推辞，即使您不命令我，我也自然应当写。然而必须慎重，务求流传久远，不可只图迅速。如果大略能够传述给后世，也不一定非要立即刻行，何况还不用遗命吗？如果葬期尚未定日，可以等待，那就更好；不过我也只能在一个月十日写完。如果采纳我的愚见，墓志文不如暂且采用韩公的行状为方便，因为我的文字简略，只记大节，以求流传久远，恐怕难以满足孝子的心意。但我只是为了报答知己，尽心记录其事，这就可以了；还请您斟酌选择。范公家的神道碑刻，因为他的儿子自行增删，不免还要另作文字加以说明，希望后世以家集为凭据，续写完后再抄录呈上。尹氏的儿子去世，请韩太尉另写墓表。由此可见，朋友、门生、旧日属吏同孝子用心常常不同，我欧阳修难道会辜负知己吗？范、尹两家也可以作为鉴戒，请再加思考。然而如果有意使文章流传长久，就必须记大事而略小事；这可以同有见识的人谈，您一定深深明白这一点。只是因为葬期临近，恐怕仓促之间来不及，所以才说这些，幸望明察。在京师这点地方，我每天都为病患忧煎，不能按时派人来问候。夏天炎热，节制哀情，保重自己。【再与杜▯论祁公墓志书〈嘉祐二年〉】修敬启：秋凉了，不知您服丧期间身体如何？先前在递送信件中承蒙您来信，您所示的墓志文现在已经写成，因为没有得力的人，便托李学士送达。我的才识愚陋，承蒙正献公知遇，并不同于他人。公识别人、推奖人的功绩，没有像对我这样殷勤的；我遇到知己，也没有像公这样了解我深。至于谈报答的情分，其他事情都说不是公所希望的，只有记述他的盛德，才可以尽到门生和旧属吏的情分。然而我因衰老多病，文字不工，不能编次出万分之一，这尤其是惭愧遗憾。所记事情全都记录实际情况，有考据可凭，都是大节以及别人难以做到的事。其他普通人能够做到的事情，对公来说没有特别大的美处，也不能不写；至于对公来说可以略去的事情，我都没有时间写。〈如任提刑、审断案件之类。〉不过还不知道您的心意认为如何？如果承蒙您信任，那就非常幸运；或者请选一位真正楷书写得好、字画不怪异的人来书写，这也是为了流传后世、使人容易看懂。碑已经刻好，请多给我几本，因为来求取的人很多。听说葬事定在十月，不知道由谁篆写碑盖？早些完成为好。昨天礼院议定谥号为正献。〈“清白守节”本称“贞”，如今称“正”，是避御名，因读音相同而改字。有文才而贤能，并且有所成就，称为“献”；兼具文才和节操，便是“文正”。〉如今再也得不到知己了，每次面对公的事迹，只知道感动流泪罢了。天气渐寒，侍奉双亲时千万节制哀情、保重自己。不再详述。修再拜。【问刘原甫侍读入阁仪帖】入阁的礼仪起自哪一年？〈阁是哪一座殿？〉开设延英殿，又起自哪一年？五日举行一次起居问安，于是废止正衙不坐，又起自哪一年？这三件事，都是我孤陋寡闻、不清楚的，请您指示它们的始末。修敬启：承蒙您指示，劳烦尊意了。然而能够借此解释我未曾领悟的地方，所获的幸处尤其多，感激，感激。请教这件事，本来是明宗设置内殿起居，又实行入阁；当时是因为昭宗朝的错误，已不合旧有典制。朔望日在宣政殿举行朝会一事，更是失去了紫宸殿入阁的本来制度。〈不过没有看到最初设立的年代。〉如今却是入阁而到前殿，〈这是昭宗失误造成的。延英殿召对同入阁合为一套仪式，〈也是昭宗造成的失误。〉举行起居而废止正衙，〈是明宗造成的失误，直到现在便一直如此。〉含元大殿，〈举行大朝会。〉宣政殿常朝，〈称为正衙。本来是玄宗因朔望日在陵寝荐献食物，不再到正殿，于是开始在便殿召宰臣以下入见，这就是入阁的起点。如今说朔望日御临宣政殿，是大错。〉延英便殿，〈也称入阁，是五日开一次，同宰臣商议政事；在宣政殿站立奏事完毕后，赐座并赐茶汤。延英殿赐座议事，大概是关系逐渐亲密、议论逐渐深入。昭宗开始一天之内九次开延英、行入阁，又在一次开延英时同时实行，一天之中完成。〉前殿入阁，〈唐末在朔望日前殿的正观殿举行入阁；后来后唐直到本朝，都在文明殿举行入阁，这些都不是便殿。有人把朔望日在宣政殿举行朝会指作入阁，尤其是错误的说法。〉我对史书本来就不熟，对制度也不熟，请您替我参详。【与蔡君谟求书集古录目序书〈嘉祐八年〉】

译修敬启：我以前在河朔，不能让自己闲下来，曾经搜集并记录前代金石上的遗文。自三代以来的古文奇字，没有不搜集的。期间虽然获罪被斥退，奔波于水陆之间，身处危险、困顿、挫折，又加上人事中的吉凶、忧患、悲愁，常常无聊而仓促，却没有一天忘记这件事。从庆历乙酉到嘉祐壬寅，共十八年，得到一千卷；回头看自己的勤劳，实在已经很多了，但也可以说是收获丰富啊！我又私下想到，自己的爱好同世俗不同，竟然专门收拾世人所抛弃的东西，唯恐来不及，这也很可笑。因此便自行叙述这件事情，希望借此表明自己的志向。然而回头看自己的文章，鄙陋而意趣浅薄，不足以给人看。后来我又审视以前所搜集记录的东西，虽然佛教、老子的荒诞妄说，常常被我们儒者贬斥断绝，却往往把它们收取保存而不忍心立即废弃，这是为什么呢？难道不只是因为它们的字画工整吗？那么，文字书写的法度虽然是求学者的余事，也有助于金石文字的流传。假如佛教、老子的说法本来应当抛弃，却因字画而得以保存，完全只是凭借字画流传，这就是它们幸运地找到寄托，哪里只是“有所帮助”而已呢？我的文章鄙陋，固然不能凭自己流传；如果有幸找到寄托，也未必不能流传。由此说来，替我取得不朽寄托的事情，就在君谟挥笔片刻之间。我私下想，君子乐于行善、愿意成全他人美事，或许听到这番话，应该不会忍心拒绝；所以我就带着这个请求前来，而毫不疑虑。伏望您幸加察看。【与乐秀才第一书〈景祐三年〉】我敬白秀才乐君足下：昨天您乘船往来，都屡次承蒙您来访，又承蒙您把自己的作品编成一册，先写启事奉上，宛然像后辈拜见前辈的礼仪。我年纪刚三十岁，未能跟在乡试进士之后到现在才七年，官职只做到一个县令，又是个获罪之人；德行、爵位、年齿这三方面，都不足以符合您所期待的身份，这正是我惭愧的原因。从冬天到春天，阴湿之气不断发泄，夷陵的水土之气又屡屡使我生病，加上事务繁多，所以一直没有答复。我听说古人对于学问，讲习得深，言说得笃实，内心充实之后，发露到外面的东西才广大而光明。譬如金玉的精英光华，不是靠打磨、修饰、染色、洗濯造成的，而是由于它的本质坚实，光辉自然发出。《易经·大畜》说：“刚健笃实，辉光日新。”意思是说，内在蓄积得充实，然后发出的光辉日益更新而不会穷尽。所以卦辞又说：“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古人的学问并不只有一家，他们所达到的道虽然相同，言语文章却从来不相似。孔子作《易》的系辞，周公作《书》，奚斯作《颂》，文辞都不相同，却各自成为经典。子游、子夏、子张同颜回拜同一个老师，他们的为人却各不相同，都是依照自己的性情而达到道的。如今的求学者有的不是这样，不致力于深刻讲习并笃实相信，只是把辞藻雕琢得巧妙来制造华美，把言语铺张得夸大来制造宏大。勉强作成，就会用力艰难；用力艰难，就会受到限制；受到限制，就容易耗尽。而且他们的文辞如果不以古人为规模，就必定曲折变幻，迎合时俗所喜爱的东西，很少能够自立。这是因为内在充实不足，却没有人知道自己究竟守持什么。我私下读您的作品，觉得气势高亢刚健，志向十分壮大而力量有余。譬如良骏之马，本来有优良的资质；让它驾着大车，由王良来驾驭，配合节奏和谐的銮铃，行走在大道上，并不困难。想要使内在充实，就要通过深刻讲习；达到深处之后，才能知道如何自我守持。能够这样，那么从口中说出的话就都会成为有文采的文章。我因为不合时宜而被人厌恶，抛弃自己来到这个地方，不敢把自己同人相提并论。众人都共同抛弃我，而您却以超过礼数的礼意来拜访我，把我当作贤明方正的人看待；我虽不敢当，因此把心中所想全部写出作为答谢，以弥补自己的惭愧。某顿首。【代曾参答弟子书〈不像是欧公所作，今附在书信末尾。〉】曾参敬白诸位足下：听说我们这一群弟子思念夫子，却不能见到他；因为有子的相貌像夫子，便想让他暂时坐在夫子的位子上，以夫子的老师身份来教导你们。诸位一定认为这样可以吗？我姑且替诸位陈说夫子的道理，作为裁断。诸位知道上天有四时吗？春天能够使万物生长，却不能使它们长成；夏天能够使它们成长，却不能使它们成熟；秋天能够使它们成熟，却不能使它们收敛；使它们收敛的，是冬天。自从人类产生以来，具有大圣之德、处在大圣之位并制定法则来救济世道的人，大概不过八九位。三皇开始创立，五帝继承而发扬，禹、汤、文、武使之完备通达，周公承继先圣而加以阐述。开始创立如同春天，继承发扬、使之完备通达如同夏天，承继阐述如同秋天。上天担心这些文化中还没有人加以折中裁定，于是在衰乱的时代生下了我们的夫子。前代圣人没有确立的，让夫子来确立；前代圣人没有做成的，让夫子来做成。他上承圣明，下救沦坏，使其流传给百王而不改变，考察千古而无可疑惑。即使一百个周公、一百个尧舜再次出现在世上，也没有什么能够超过夫子。因此，夫子对于列位圣人有完成一年的功劳，是列位圣人不能收敛的事由夫子来收敛了。我认为夫子的道，用江水汉水洗濯，用秋日暴晒，洁白光明，没有什么可以再超过它了！我和诸位知道什么呢？幸而生在这个时代，能够登上他的门，望见他的堂，传承他的道，以此光荣自身。我们同诸位仍然像众多没有名字的星星，夫子则像日月的光明；用无名的星星代替日月的光明，即使累积千万颗，我也没有看出可以，何况只用一颗呢！诸位为什么竟然不能察觉这一点？上天只有一个冬天，难道诸位就有两个冬天吗？假如让有子登上夫子的席位，而我和诸位快步趋进到他身旁，整理衣襟站立，背靠墙壁请教；在那个时候，有子能够不惭愧吗？我知道他一定会惭愧。我们有所询问而他不能回答，有所辨析而他不能裁断，喧闹地前往，默默地回来；我们铿然叩问，他寂然应答；在那个时候，有子能够不惭愧吗？我又知道他一定会惭愧。从前我的朋友子渊，确实具有圣人的德行，只是不幸短命，死在夫子之前。假使子渊还活着，把他安排在夫子的席位上，我尚且担心天下人不相信我们。诸位认为有子的道义同子渊相比如何？德行明达、仁德完备，同子渊相比如何？夫子称许并赞叹他，能同子渊相比吗？众弟子佩服他的为人，能同子渊相比吗？通达夫子的道而接近夫子的性情，能同子渊相比吗？这些方面没有一项可以相比，却只因为相貌相似，就想让他登上老师的席位、窃取老师的地位，岂不是太难了吗！

译相貌相似的人，不只有有子，阳虎也相似。如果要说更相像，就应当先推阳虎，为什么偏偏先推有子呢？诸位究竟想要什么？难道又想看见夫子的相貌吗？还是又想听到夫子的道呢？如果只想看夫子的相貌，那么画下来可以，刻在木头上也可以，何必找一个相貌相似的弟子来僭越夫子的称号、违背夫子的地位？如果一定想听夫子的道，那就不能苟且了事。况且我听说：学习他的道，不一定要学习他这个人；学习他这个人，也不一定要学习他的形貌。如果想学习他的道，夫子的六经就在这里：《诗》可以看见夫子的心，《书》可以知道夫子的裁断，《礼》可以明白夫子的法度，《乐》可以通达夫子的德性，《易》可以考察夫子的本性，《春秋》可以保存夫子的志向。对这些不下功夫，却另行设置一个人来尊崇，这是我所以悲痛而不敢理解的地方。况且从前夫子究竟师从谁呢？他师从尧、舜，师从文王，师从周公。他只说学习他们的道，没有听说要设置一个人来作为老师；如果一定要找相貌像尧、舜、文王、周公的人，那么终身都见不到他们了。假如见不到那个人，就也不学习他的道吗？麒麟对于兽类，凤凰对于鸟类，都是出类拔萃而处在首领地位的。不幸麒麟死了、凤凰亡了，难道也能另行设置一个来代替它们吗？诸位何不暂且停止？不这样做，我恐怕万世之后，能够保全名声而不受讥责的人就少了。死后没有知觉就罢了，如果死后有知，那么子渊、子路这些人将瞪着眼睛流泪来责问诸位。诸位好好想一想吧！不再详述。曾参敬白。[原文缺失]●卷七十一·居士外集卷二十一 ◎策问五首，试策八首 【问进士策题五道】问：古人作诗，也因时事的得失，把内心郁结的情感发抒在咏唱歌诗之中罢了。一个人作咏歌，欢乐、悲伤、困苦，似乎只是他个人所系念的事情，原本不算重大。然而子夏在《诗序》中说：“能够感动天地、感通鬼神，没有比《诗》更近的。”《诗》中的言辞，果真足以感动天地、感通鬼神吗？问：古代成为圣人的人，没有比舜更高的；贤者中接近圣人的人，没有比颜回更近的。仲尼称虞舜是不可企及的，而颜氏大概差不多可以达到。至于称说舜的作为，只说他“喜欢询问，又善于考察浅近的言语”；称说颜氏好学，也只说他“不把怒气迁移给别人，不重复犯同样的过错”。那么，做到这样，就能称为不可企及和差不多达到圣人吗？问：汉宣帝时中兴，丙吉、魏相担任宰相，后世谈到贤能的宰相，一定要考察他们；按理说，他们应当有振兴、建树的功业显著于世。等到考察他们的纪传，也没有其他特别的功德；两位宰相只有《明堂月令》一篇，大略记载吉祥之事罢了。不知丙吉、魏相所以在后世获得贤相之名的原因，能够说明给我们看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章〕 问：子、丑、寅，是三代历法的正月；孔子为什么偏偏施行夏历？解释的人说：“夏历质朴。”忠、质、文，是三代的政治风尚；孔子为什么偏偏说要遵从周代的文治？假使夏历的时令是正确的，那么商、周的时令就不正确吗？周代的政治崇尚文治，那么夏、商的政治就没有文治吗？周以子月为正月，那么如今冬季十一月就是春季正月；商以丑月为正月，那么如今冬季十二月就是春季正月。把冬季十一月、十二月作为春季正月颁行天下，用来教导百姓的事情，岂不是同天时相违背吗？君臣之间相互和谐，父子之间相互慈爱，兄弟、夫妇之间相互敬爱顺从，这是文治的根本；用仁来守持，用义来制约，用礼乐来调和节制，这是文治的成就。假使夏、商没有文治，那么夏、商时代难道就没有君臣、父子、兄弟、夫妇的制度吗？解释的人说：“三代的正月其实相同。子、丑、寅的说法，是后世儒者妄造的；忠、质、文的说法，也是后世儒者妄造的。”假使这些确实出于后世儒者的妄说，那么孔子怎么会有施行某种历法、遵从周代文治的说法呢？问：周天子的土地方圆千里，号称拥有万乘；万乘所需的马都要具备，又有十二闲的马，而六卿和三百六十官员，也一定各自都有车马，车马岂不是太多了吗？方圆千里的土地，究竟有多少田地，作为牧养之地的又有多少，怎么能够容纳这样多的马呢？方圆千里的土地，究竟有多少田地？养马的制度又是怎样的？如今天下广大，常常担忧没有马，难道古人善于养马而今人不善于养马吗？应当有一番说法来回答。【国学试策三道〈连同题目，天圣七年〉·第一道】问：《诗经》删定《国风》和《大雅》《小雅》，有一国之风与天下之风的区别；《尚书》记载典谟，实际上是二帝三王的治道。君臣制度有区别，大小政务也不相同。然而，《关雎》是王者之风，反而归属于周公的教化；《秦誓》是诸侯之事，却附在训诰的篇章之后。推究其中的大纲，必定有精微的旨意。况且巧言令色，是左丘明所认为可耻的；他为《春秋》作传，却受到诬妄浮艳的讥讽。子产以惠民为用心，作《丘赋》却遭到像蝎尾一样狠毒的诽谤。称为诬妄浮艳，难道不是巧言吗？把他比作蝎尾，难道是惠民的人吗？孔子又为什么把这两者同样视为可耻，却称赞他们留下的恩惠呢？先生博学多闻，勤学而能待问，请谈谈其中的大义，以解释我深重的疑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