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十五·居士集卷四十五◎上书一首

译关西放松防备、百姓没有见过战争，已经有二三十年了。假如贼人在刚刚萌生叛乱之时，隐藏形迹、暗藏计谋，突然袭来，那么当时我们的边地驻军少而弱，城堡尚未修完，百姓长久习惯安宁而容易惊慌，将领又不是平日选拔出来的，必然失败怯弱。这样一来，他们驱赶羊群、猪群般突进，就可以奋力深入。但国威还没有受挫，民力还没有疲惫，他们即使得到城池而居住，也不能长久守住；他们抢掠后离开，我们还可以截击他们的归路。这是下策，所以贼人知道后没有这样做。戎狄侵犯边境，自古就是祸患。他们攻城掠野，失败就逃走，胜利就再来，大概是他们惯常的做法。这是中策，所以贼人兼用这种办法。至于借用僭越的名号来威服部众，先攻打我们一两个容易夺取的地方来使他们高兴，然后训练、蓄养精锐，作为长久的谋划。因此他们来时，即使获胜也不前进，没有失败却自行退去，是为了诱使我军出战并使其疲劳。有时攻击我方东面，有时攻击西面，忽然出现，忽然进入，是为了使我军分散防备、不能得到休息。我军想迅速进攻时，贼军正新锐；坐等交战时，他们又不来。这样相持不到三四年，我军已经老弱，民力已经疲惫；不幸又遇到水旱灾害，征调赋敛无力承受，盗贼成群而起，他们便可以奋起以全部精锐攻击我们困乏的军民。假如我们不能忍受这种困境，愤怒地出兵进攻，决定进行一战，他们凭借安逸来等待我们的疲劳，也可以取胜。假如我们苦于战争而不知如何谋划，于是请求互通使者，借机索取按年按时的贿赂，估计我们困急到不得不答应，也可以达到目的。这样，只要我们的力量一陷入困境，贼人的谋略便没有什么不能施行的。这就是兵法所说的不交战而使敌军疲劳的上策，而贼人现在正采用它。如今三十万军队在西部供给粮食，已经两年了；又有十四五万乡兵不耕作而靠百姓供养。自古以来，从来没有四五十万军队连续多年依靠国家供养，而国家力量不陷入困境的。臣听说元昊作为贼首，威势足以使部下畏惧，恩德足以使部下为他效死。他从开始僭越叛乱时，▯书已经上报；过了一年还不出兵，一旦出兵便锋芒不可抵挡，俘获劫持蕃官，擒获我方将帅，却以礼相待而不杀害。这些凶险的谋略所作的蓄积，都不是仓促之间形成的。为什么他能够用上策使我们疲惫，我们却不知道自己已经困顿；他采取长久计策来扰乱我们，我们难道没有长远策略来制约他吗？”},{ 训练军队、供养士卒，等待时机、利用便利，使用间谍、出奇制胜，这是将帅的职责；所谓朝廷之外的军务由君主不过问，这样做是可以的。至于从外部推测贼人的谋略，从内部审察国家的形势，做到知彼知己，依据谋略制服敌人，这是朝廷的重大谋划；所谓在宗庙朝廷中谋划而取胜，正是这个道理，不可不加以思考。如今贼人的谋略是可以看清的，他们只是想用持久作战来使我们疲惫罢了；我们的形势也可以看清，西部百姓已经困乏了。如果确实能够充实财力、积聚粮食，以此缓解西部百姓的困苦，使国家完备、军队强盛，那么贼人的谋略就会受挫，朝廷的谋划也就能够实现了。军队的事情，不过是进攻和防守罢了；然而无论攻守，都要以财物和费用来决定强弱。防守如果没有财力支持，就不能长久，这一点无需多说，请允许我试着谈谈进攻。过去秦国凭借六代积累的强盛国力，资助军队来对付胡人，最终却使天下困顿，自己的志愿也未能实现。汉朝依靠汉文帝、汉景帝时期积累的富足力量，三次出兵才勉强取得河南。隋、唐与突厥、吐蕃之间，常常互有胜负，出兵攻打并战胜他们的情况是有的，却从未有过一举消灭他们的事。秦、汉尤其强盛时，它们所攻取的地方，就是如今元昊所占的土地。何况自从刘平陷没以后，贼人的锋芒更加炽盛锐利，从未遭到挫败。关于进攻和防守的方略，不是臣所能预知的。即使依靠天威所加，最终必定要把贼人全部扫除，然而驻守边境的将领，尚且没有听说谁能抓住贼人的过失和间隙，挫败他们凶猛的锋芒。这样看来，攻守两方面都还没有可以停息的期限，而财物费用又不能作为长久之计，臣看不出这样做有什么可行之处。四五十万人坐在那里仰赖供给粮食，可是关西地区的物产并没有增加，关东地区所有的物资又无法运送过去；对百姓进行苛细搜刮，既然已经没有好处，也只好停止了。至于卖官来换取粮食，下面没有人响应；改变法令，权宜地发行货币，而商旅又不肯通行。这样一来，这四五十万人就只能从西部百姓那里取得足够的供给罢了，西部百姓怎么会不困乏呢！他们困乏而没有起来做盗贼，只是还需要等到水旱灾害罢了。外部受到贼人谋略的拖累，内部又遭遇水旱灾害和许多变故，天下的祸患，哪里说得尽呢！关西的物产不能增加，那么就一定要疏通漕运，把物资运送过去。漕运已经疏通，而关东的物资仍然不足，那么就没有办法运到西部。因此臣认为，疏通漕运、尽力开发土地的利益、酌情利用商贾这三种办法一同施行，财物费用就会充足，西部百姓的困苦就能得到缓解，国家的力量就能完备，军队也可以长期维持；至于用来防守还是进攻，只听凭陛下差遣。那些只顾眼前的小利，既不足以作为长久的谋划，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见效的。因此，替国家作长久打算的人，开始时提出的办法似乎迂曲愚拙而可笑；但只要坚决实行它，所得的利益就会很广。所以臣怀着微薄而恳切的心意，不敢逃避被指责为迂曲愚拙的责任，请陛下裁定采纳三件便宜之事，只听凭陛下裁择。

译第一件是疏通漕运。臣听说如今为西部谋划的人，都担心漕运不能畅通，臣认为只是没有真正去寻求办法罢了。如今京师在汴，漕运不能向西运输，人们因为习惯于眼前所见，便以为物资不能运往西部。却不知道秦、汉、隋、唐的都城都在雍地，那时天下的物资都可以运到西部。山川地形并没有同古代发生改变，道路都还在；古人能够通行，今人为什么反而不能呢？汉朝初年，每年从山东漕运数十万石粮食；那时运输道路还没有修治完善，漕运数量还很少。后来汉武帝更加修治渭渠，以至于每年漕运一百余万石。隋文帝时，沿水道设置粮仓，转运相接、相继设置，于是关东以及汾、晋地区的粮食都运到了渭南，所运输的物资数量最多；当年遗留下来的粮仓遗迹，往往还存在。然而这些运输仍然要经过三门的险阻。到了唐代，裴耀卿又寻求隋朝的旧迹，在三门的东、西两边设置粮仓，开凿山路十八里，改用陆路运输来避开三门的险阻，最终沿黄河逆流而上进入渭水；当时每年运输的粮食不少于二三百万石。后来刘晏遵循裴耀卿的道路，把江淮地区的米粮全部漕运来充实关西。后世谈到善于经营财利、精通漕运的人，裴耀卿和刘晏位居首列。如今江淮的米粮每年运入汴京的有六百万石，如果确实能够分拨给关西，得到一二百万石就足够了。如今军队中靠汴京漕运粮食供给、出外戍守的人很多，有关部门并不吝惜把百万石粮食分拨给他们；问题在于三门阻隔在中间罢了。现在应当疏浚整治汴渠，使每年的运输不受阻碍，然后按照查考裴耀卿的旧迹，不怕十多里陆路运输的劳苦，那么河运漕运就会畅通，物资也可以运到，同时能够缓解关西的困苦。假使古代没有成法、今天有可以做的事情，尚且应当去做，何况古人曾经实行过，而且路程并不遥远，今人实行它又怎么会困难呢？裴耀卿和刘晏起初治理漕运时，运输所得还很少；到了他们治理的后期，收入增加到原来的十倍，这就清楚表明它是可以长久实行的办法。这就是水运的好处。臣听说汉高祖进入秦地时，不从东关经过，而是取道南阳，经过郦、析，进入武关。曹操等人起兵诛讨董卓时，也想从南阳取道丹、析进入长安。当时张济又从长安出武关，逃奔南阳。这就是自古以来用兵往来的道路。臣曾经到过南阳，询问当地的遗老，他们说，从邓地向西北到永兴有六七百里，如今小商贩还常常走这条路。当初汉高祖入关时，军队有十万人。能够容纳十万军队的道路，应当不会太狭窄险阻。只是自从雒阳作为都城以后，行人都趋向东关，这条道路因长期废弃而终于荒废。如今如果能够查考旧迹，把它疏通，那么武昌、汉阳、郢、复、襄阳、梁、洋、金、商、均、房、光化等沿汉水地区十一二州的物资，都可以漕运并集中到南阳。从南阳开始用轻车运输，靠人力用车辇接力运送，招募设置递运士兵，分成十五六个驿铺，那么十多个州的物资就能每天不断地进入关中。汉水沿岸山中有很多优质木材，靠近汉水的百姓仰赖它就能生活并有余力，用来制造船只和车辆，并不是很困难。前些日子陛下深切体恤有关官吏的辛劳，从宫内赐出禁钱数十万，供应西部的军需；可是道路艰难遥远，车辇运输超过一年，仍不能全部运到。至于军装的输送，大多苦于秋季淫雨，边州已经寒冷，冬衣还滞留在路上。艰难到了这种程度。假如让州县的纲运官吏从远方运送到京城，再转运并冒着艰难阻滞然后送往西部，哪里比得上考察南阳附近的各郡，把路程计算到同武关和到京城的远近相等，靠近武关的就都直接运到关西？京城的用度如果不足，便用宫中府库的钱替代赐给有关官吏的物资来补足。这样迂回和直接的办法，利弊十分明显。这是陆路运输的好处。

译第二条叫作尽量开发土地的利益。臣听说，从前谋划财利容易取得成效，如今谈论财利却难以找到办法。从前的百姓只承担赋税罢了。因此财用不足时，开采山中的铜铁、煮海制盐，专卖酒和茶，征收关税、市税，核算船车，尚且还有可以采用的办法来勉强应付一时的用度。自汉、魏直到现在，这些法令日益增加，征取也日益琐细，如今向百姓征取的办法已经用尽了。从前赋税以外的征收，是为了防备有事时使用；如今把一切征取百姓的办法都用在无事之时，全部消耗在冗费上了，突然发生事情时，便没有办法再增加收入。然而仍有一件可以做的事：百姓劳动后向官府输纳，已经很劳苦，而游手好闲的人却正安逸；土地能够生产物产，耕地却不能替代荒地，而没有开垦的土地还很多。这就是说百姓还有剩余的劳力，土地还有剩余的利益，这是可以利用的。何况纵观前代，用兵时没有不先经营屯田的。汉武帝时，战争兴起、军需不足，赵过创制畎田和人犁的方法来补足用度。赵充国进攻西羌时，议论的人争着想出兵攻击，赵充国深思取全胜的策略，能够忍耐而等待敌人的困弊。后来他违背诏令停止用兵而经营屯田，在最边远的地方耕田，同时用游动部队防备抄掠的敌寇；这样治理田地并不容易，却仍然勉力去做。后汉时期，曹操在许地屯兵，强敌从四面而来，按今天的情形看，似乎战争随时发生，根本没有空闲屯田。然而他采用枣祗、韩浩的谋略，设置田官，招募百姓在许地附近耕种，每年得到粮食一百万石；此后各郡国都实行屯田，积存的粮食数不胜数。隋、唐的田制尤其广泛，无法一一列举。形势艰难、土地难以耕种，没有比赵充国那里更严重的；局势紧迫、没有时间屯田，没有比曹操那里更紧迫的；但他们都勉力去做。他们不是因为事情迂缓而不屯田，是知道土地利益广大，可以减轻百姓的劳苦。如今天下没有耕种的土地很多，臣不能全部说明，只谨慎举出近处的情况。自京城向西，荒芜未开垦的土地不知有多少，并不是土地贫瘠而被放弃，大概是因为人们不勤于农业，又因为徭役沉重而逃亡罢了。长久荒废的土地，其收益比屯田高出数倍；如今如果督促百姓使他们勤于耕作，并且免除他们的徭役，那么愿意耕种的人一定很多。臣听说乡兵对百姓不利，议论者正在讨论这件事。充任乡兵的人于是放弃农业，托词说在接受训练，聚在一起饮酒赌博，向家里索取钱财，不顾家中有没有钱；官吏不加禁止，父兄也不敢责问，家家都把这当成祸患。河东、河北、关西的乡兵，还有可以使用的地方；至于京东、京西的乡兵，平时不足以防备盗贼，遇到水旱灾害反而足以成为盗贼。他们尤其值得忧虑的是，京西一向贫困，不依靠山林湖泽的富饶，百姓只能靠努力务农生活；如今三口之家有一人、五口之家有三人游手好闲，整个十八九州，即使往少里说，也有四五万人不耕作而吃粮，这是彼此消耗而加重困苦。如今如果确实能够把他们全部赶去荒地耕种，官府借给他们种子，每年田地的收入同他们平分；像百姓的办法那样，招募熟悉农事的官吏担任田官，对考核成绩优异者给予优厚待遇并加以诱导，那么愿意耕田的百姓就会很多。太宗皇帝时，曾经借钱给陈、蔡的百姓，让他们买牛耕作。真宗皇帝时，也采用耿望的建议，在湖南买牛来经营屯田。如今湖南的牛每年卖到北方的，都出自京西；如果由官府购买，得到它们并不困难。又应当加重法令，困制那些所谓以私牛出租牟利的人，使他们不再把牛租给百姓而乐于替官府耕作；凡是百姓自己已有牛的，就让他们自行耕作，这样牛不足时官府购买的数量也不多。乡兵本来就是农民，登记为兵后便放弃了本业。如今幸好他们离开农业还不久，还可以重新驱使他们回到田地上，不让他们成群游荡、饮酒赌博，成为父兄的祸患；这也是百姓所愿意的。一个人的力量，即使按安逸时来计算，也足以耕种荒田一顷；假如四五万人都耕种，而久废土地的收益又高出数倍，那么每年的粮食将多得数不清。京西这一带，北面有大河，南面到汉水，西面连接关中；如果再打通水陆运输，哪里积存的粮食，只等陛下诏令有关官府调运使用罢了。

译第三条叫作调节和利用商贾。臣听说秦朝废弃王法，开启兼并之门，上面侵夺国家的利益，下面刻薄小民，成为国家的祸患已经很久了。自汉代以来，曾经想制定法令来抑制并夺取商人的利益，却不能做到。大概是因为国家兴办财利的事业越来越多，兼并者追逐利益的手段也越来越巧妙，到了严重的时候，商人坐在那里便能操纵国家的利益。原因没有别的，只是因为兴办财利的范围太广。兴办财利的范围广大，上面就难以独占，必须同下面共同经营，然后财货才能流通而不滞塞。然而如今议论此事的人，正想夺取商人的利益，把它全部归于朝廷而由朝廷专擅。因此，夺取商利的谋划越深，国家得到的利益反而越少。前些日子有关官府屡次改变法令，每改变一次，一年之内损失就达数百万。议论者不知道利益不能独占，想要独占反而造成损失，只说变法不恰当；不断变更，损失就越来越多。想让十分的利益全部归于官府，结果亏损后连三分也得不到，还不如同商人共同经营，常常可以得到其中五分。如今国家利益较大的，只有茶和盐罢了。茶自从变法以来，商人不再经营，一年的损失，几年也无法补回；各处积存腐坏，只能丢弃焚烧。前些日子议论者屡次说三说法便利，有关官府已经详细讨论过了；如今如果确实恢复它，使商人有利可图而货物流通，那么上下就都能得到好处。解池的盐，堆积得像山丘一样，如今应当暂时降低价格，引诱众多商人把它们销售出去，先发布命令说：“三年后将恢复原来的价格。”这样贪图利益的商人就会争先恐后来购买。茶生长在山中，取之不尽；盐出于水中，用之不竭。把它们低价销售三年，十成中也不会减少一二成。这两种东西之所以贵，是因为能够替国家提供钱财；如今不把它们销售出去而让它们堆积起来，这是爱惜将要腐坏的东西，究竟有什么用呢？大商人能够使货物繁殖，难道是亲自拿着极小的货物到市场上叫卖吗？一定是有贩夫小商来分销。贩夫小商没有利益就不肯做，所以大商人不嫉妒贩夫小商分取其中的利润；依仗货物多，即使每件取得的利润少，货物流通迅速，积少也能成为多。如今作为大国，拥有无穷无尽的货物，反而嫉妒大商人分取其中的利润，宁可让货物无用地堆积成腐土，这是为什么呢？所以善于经营的大商人，不吝惜自己的利润来诱使贩夫小商；善于经营的大国，也不吝惜自己的利润来诱使大商人。这就是同商人共享利益、取得少量利益而招来大量收益的办法。如今商人难以用办法控制，是因为他们积存的货物多，并不急迫。利益丰厚就来，利益微薄就停止，不可能用号令召来他们。所以每当有关官府改变法令，下面的利润变薄，小商人因没有利益而不能经营时，大商人正庆幸小商人不来，恰好能够独自销售自己的货物，哪里还肯勉强追逐微薄的利润而来呢？因此改变法令、刻薄商利，恰好只能使小商人不来，反而让大商人囤积货物。如今如果一定要用办法控制商人，应当把他们囤积的货物全部收取，由官府替他们卖掉，再把钱还给他们，等货物售尽以后再改变法令。大商人靠利益为生，一年不能经营获利，就会有惶惶不安的忧虑；他们一定不能守着积钱而闲居，即使利润微薄，也还会勉强前来。这是改变法令、控制商人的办法。想要诱使商人而使货物流通，没有比同他们共享利益更好的，这是上策；想要控制商人，使他们不得不服从，没有比严厉裁减他们的利益、使他们没有囤货更有效，这是下策。然而这种办法只能控制茶商；至于盐，禁令越严密，违法私运就越多，刑罚也越繁重。若由县官亲自经营销售，这是大商人不愿做的事，臣认为难以长久实行。只要确实不计较细微得失而考虑长远大局，那么积存腐坏的货物就能散发出去，钱财就能流通，不必劳费太多而用度便可充足。臣愚昧，不足以了解时事。至于坚守来抵御贼人，有利时便出兵扰乱他们，凡是眼前的小便利，希望暂且交给边地将领处理。至于积存粮食和钱财，打通漕运，不出二三年，国力便逐渐富足，边军逐渐熟悉战事，贼人的锐气逐渐受挫，出现可以乘的间隙，然后一举消灭他们，这才是万全之策。希望陛下把小事责成将帅办理，谋划并实行大计，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臣欧阳修冒死拜伏。? ●卷四十六·居士集卷四十六 ◎上书一篇 《准诏言事上书》（庆历二年） 某月某日，臣欧阳修冒死拜伏，在皇帝陛下前上书。臣近来接到诏书，准许臣上书陈述政事。臣学识愚陋浅薄，不能广泛引述深远的道理来说明治乱的根源，谨慎地择取当前的急务，分条列为三种弊病、五件事情，以回应诏书所要求的内容，伏望陛下裁量选择。臣听说，自古君主治理天下，即使有忧虑勤劳之心，却不知道达到治世的关键，那么心里越劳苦，事情反而越乖乱；即使有接纳劝谏的明智，却没有坚决实行的果断，那么言论越多，听取时反而越迷惑。因此，做君主的，应当用细小事务来责成臣下，专门掌管大事而独自决断，这就是达到治世的重要方法；采纳一句有用的话，即使众多议论也不能阻挠它，这就是坚决实行的果断。懂得这两点，天下就没有难以治理的了。臣伏见，自从国家大规模用兵以来，朝廷内外骚动不安。陛下思考社稷的安危，忧念军队和百姓的疲惫困苦，四五年来，圣心忧劳，可以说已经到了极点。然而军队一天比一天衰老，贼人一天比一天强大，集合九州的力量去讨伐一个西方戎族中较小的部落，尚且没有一个人敢于前进；如今北方较大的戎族又违背盟约发动行动，将拿什么抵御他们呢？一向所忧患的是夷狄，如今夷狄已经叛乱；所厌恶的是盗贼，如今盗贼已经兴起；所担忧的是水旱灾害，如今水旱已经发生；所依赖的是民力，如今民力已经困乏；所需要的是财用，如今财用已经缺乏。陛下的忧虑一天比一天深，天下的形势一年比一年危险。这就是臣所说的用心虽然劳苦，却不知道求取达到治世的关键。近些年朝廷开放言路，献计的人不下数千，然而事情的头绪反而更多，忙于应付都来不及。从前采纳的意见众说纷纭，到了临事之时，究竟哪条策略可以采用？这就是臣所说的听取言论虽多，却不如坚决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