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六十八·居士外集卷十八◎书八首

译我没有什么才干，只是守护先人的余绪。先人在宋太宗时，以文章闻名而中进士，又凭对策成为贤良方正；后来守道纯正，成为贤待制，遇上太平时代，奋发立身、扬名于世，他的言语所承载的事情、文章所传播的内容，本应宏大而足以凭借流传。然而还没有在世上广泛流传，难道是因为他的后嗣不肖，不能继承守护而使它湮没，还是另有原因呢？文章的流传虽然取决于它所承载的内容，仍然有所等待。《诗》《书》《易》《春秋》要等待仲尼删定修正。荀子、孟子、屈原没有等待什么，却还要依靠他们的弟子来传承。汉代诸人的作品，也有赖史官的著述。他们的作品刚出现时，有的要等到当时有名望的人加以发扬才流传；他们死后，有的要等到后人编次整理才流传。负责编次整理的人，不是他们的门人、旧日属吏，就是亲戚朋友，如刘梦得为柳子厚作序、李汉为韩退之作序那样。恭敬地想，阁下学问老成、文章宏大，是当代的雄杰人物，出入三朝；能够仰望您的光辉、接续您的脚步的人，只有先君是旧交，那么您也正是先君所等待的人，哪里是我这个小子敢有所请求的呢？谨把家集若干卷抄写献到您的门下，只希望您怜悯我的诚意而幸加赐序。【代杨推官洎上吕相公求见书〈景▯元年〉】我听说古代尧、舜、禹做君主时，有皋、夔、益、稷这些人做臣子；商汤称王时，也有仲虺、伊尹。周朝刚兴起时，有周公、召公；周朝再次兴盛时，有方叔、召虎、申甫一类人。往下到汉朝，汉初功臣尤其多，称为善于辅佐的宰相有萧何、曹参，后来有丙吉、魏相。唐朝初年则有房玄龄、杜如晦，后来有姚崇、宋璟。这些人都能凭功劳德行辅佐君主，又卓然不凡，因名声超出众人而显于世。凡是《诗》《书》所赞美的，没有比尧、舜和三代更大的；后世盛大的朝代，没有比汉、唐更盛的。而它们兴起时，必定有贤能明哲的臣子出现在那个时代，能够使君主的功业声誉显赫光明，流传万世而不泯灭。所以每当读到相关书籍，考察相关事情，衡量他们的功劳，想象他们的为人，就疑心他们瑰伟杰出、奇特非凡，仿佛神人，然而不是如今世上的人可以认识的。那些人已经亡故，那些事情也已过去很久；在相隔数千百年之后，我们只是得到他们的书读一读，仍然觉得他们鲜明地如同在眼前耳边，使人来不及仰慕、称颂和述说。何况能够亲身生在那个时代，亲眼见到他们所做的事，而且亲自认识那个人，那么即使奔走俯伏，做侍妾的婢仆、执鞭的仆役，难道不也是幸运吗？我曾经反复念及这些，私下为自己遗憾已经很久了。国家兴起已经七十五年，礼乐文章，可以说是太平盛世；而杰出地被称为王公大人的人物，也往往不断出现。凡是士人能够生在这个时代，本来应当是幸运的，又何必忽视眼前而仰慕远古，违背亲眼所见而只相信耳闻，况且怎么知道后人仰望今人，不会像今人仰望古人那样呢？然而实际上也有像不幸一样的地方。我生得年少，地位卑贱而且愚昧；地位卑贱，所以接触不到朝廷的消息；愚昧，所以不能参与政事。这样，即使王公大人一同出现，我想前往认识他们，却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借此进身。唉！古代的君子居于上位，我不幸不能置身其中；如今的君子居于上位，我有幸亲眼见到，却又因愚昧卑贱而被隔绝，无法仰望，这实在是值得怜悯叹息的事。然而我曾独自想到，从先君大夫那里听到过一些事，似乎可以借此作为说辞，向您求取进身的机会，姑且试着陈述出来。先君在世时，爱好学习，勤奋努力，因为孤高正直而不肯自行求进于当时。晚年才进入朝廷，享有荣禄；使他最终不困厄其志向、稍微得到施展的，实际上出自大君子的门下，那么相公对于杨氏，并不是没有恩德。我不肖，不能继承先君伟大的事业，却又想借此向门吏求取进身的凭借，实在应当获罪于您的属吏了。然而我没有向长者询问，也没有求问蓍龟，便果断地用这件事来自我求进，大概是希望万一能够实现自己平素的愿望。即使到了门下获罪，难道不仍然胜过仰望古人而独自遗憾吗？言语狂妄，谋划愚昧，希望您明察并幸加体察。【与黄校书论文章书】修叩头启告。承蒙您问及邱舍人所示的十篇杂文，我私下曾经读过，惊叹不止。其中《毁誉》等几篇短文尤其是笃实的议论；然而看它们的用意在于策论，这是古人也难以写好的事情，因此不能没有小的缺失。文章中救治弊病的说法很详细，但还没有达到革除弊病的程度。能够看见弊病，又能认识造成弊病的原因，才识兼通，然后文章才能广博雄辩而深刻切实，切中时代的弊病而不是空话。看见弊病，必定要看见形成弊病的原因；像贾谊议论秦朝的过失，并进一步推究古代抚养太子的礼法，这可以说是知道根本。可是近世应试科举的文章，能够达到这样的很少；如果一定要追求极致，就应当稍微加以用心，这样以后便会文采焕发，达到不可抵挡的程度。文章关系到国家政治的治乱，这不是容易谈论的事情，何况我愚昧无知，哪里能承担这样的讨论？惭愧，惶恐，惭愧，惶恐！修谨此告白。【与高司谏书〈景▯三年〉】修叩头再拜，告白司谏足下。我十七岁时，家住随州，看见天圣二年进士及第榜，才知道足下的姓名。那时我年纪小，没有同人交往，又居住在远方，只听说今宋舍人兄弟、叶道卿、郑天休几人，凭文学很有名声，被称为朝廷得到人才。而足下列在他们中间，却独独没有什么特别显著、可以称说的地方，我本来就怀疑足下究竟是怎样的人。后来过了十一年，我再次来到京师，足下已经做了御史里行，但我仍没有机会亲自见到足下，只是常常向我的朋友尹师鲁询问足下贤能与否；师鲁说足下正直而有学问，是君子，我仍然怀疑。正直的人不可屈曲，有学问的人必定能够辨别是非；凭不可屈服的节操，又有能够辨别是非的明察，且做着负责进言的官，却低头抬头默默无言，和普通人没有不同，这真是贤者吗？这不能不使我怀疑。自从足下做谏官以来，我才得以认识您；您神情刚正、面色严肃，谈论前代的事情，条理清楚、值得听取；褒贬是非，没有一句错误的话。唉！把这样的辩才展示给人，谁会不喜爱呢？即使是我，也开始怀疑足下真是君子了。从我听到足下姓名到同您相识，共十四年，我总共怀疑过您三次。如今推究您的实际行为并加以比较之后，我才断定足下不是君子。

译前些日子范希文被贬官后，和足下在安道家相见，足下诋毁讥刺希文的为人。我起初听说时，怀疑这是戏言；等见到师鲁，他也说足下十分非难希文的行为，我的疑惑于是彻底确定了。希文一生刚强正直，爱好学习，通晓古今；他在朝廷立身行事有始有终，这是天下人共同知道的，如今又因为进言论事触犯宰相而获罪。足下既不能替他辨明无罪，又害怕有见识的人责备自己，于是跟着诋毁他，认为他应当被贬黜。这真是奇怪。人的性情刚强果断或懦弱柔软，是天生禀赋，不能勉强；即使圣人，也不会因为一个人做不到某事就责备他一定要做到。如今足下家有老母，自身爱惜官位，害怕饥寒而顾念利禄，不敢稍稍触犯宰相以接近刑祸，这只是庸人的常情，不过是做一个不才的谏官罢了。即使朝廷中的君子，也只会怜悯足下不能做到，而不会责备您一定要做到。如今您却不是这样，反而神情昂然、自得其乐，完全没有惭愧畏惧，竟然毁谤希文的贤能，认为他应当被贬黜，希望借此掩饰自己不进言的过错。力量不敢做的，是愚人的能力不足；用智巧来文饰自己的过错，却是君子的贼害。况且希文果真不贤吗？三四年来，他从大理寺丞升到前行员外郎，做待制时，每天都准备接受天子的咨询，如今朝班之中没有人能同他相比。这难道是天子突然任用了不贤之人吗？假如天子把不贤的人当作贤人来对待，那就是天子的聪明还没有完全发挥。足下身为司谏，是天子的耳目之官；在天子突然任用希文时，为什么不替天子辨明他不贤，反而默默不发一言，等他自己失败以后才跟着非难他？假如希文果然贤能，那么今天是天子和宰相因为他违逆心意而驱逐贤人，足下不能不进言。这样，足下认为希文贤能，也不能免除责任；认为他不贤，也不能免除责任。大体说来，罪过就在于您默默无言罢了。从前汉朝杀死萧望之和王章，推测当时的议论，必定不会明说是在杀害贤人，一定会把石显、王凤说成忠臣，把望之、王章说成不贤而获罪。如今足下看，石显、王凤果真是忠臣吗？望之、王章果真是不贤吗？当时也有谏臣，他们必定不肯自己说是害怕祸患而不进谏，也一定会说望之、王章应当诛杀，没有什么值得进谏的。如今足下看，他们果真应当被诛杀吗？这只可以欺骗当时的人，却不能欺骗后世。如今足下又想欺骗当今的人，难道不害怕后世无法被欺骗吗？何况当今的人本来就不能被欺骗。我以为当今皇帝即位以来，提拔任用谏臣，容纳接受言论。像曹修古、刘越，虽然已经去世，仍然受到褒扬；如今范希文和孔道辅，也都是因为进谏而被提拔任用。足下有幸生在这样的时代，遇到如此能够采纳谏言的圣明君主，尚且不敢进一言，为什么呢？前些日子又听说御史台在朝堂张榜，告诫百官不得越职论事，那么能够进言的只有谏臣罢了。如果足下又仍然不进言，那天下就没有可以进言的人了。足下身在这个职位却不进言，就应当离职，不要妨碍别人担任这个职位。昨天安道被贬官，师鲁等待治罪，足下竟然还能够以这副面目去见士大夫，出入朝廷而自称谏官，这就是足下已经不知道人世间还有羞耻之事了！可惜的是，圣明朝廷有事情发生，谏官却不进言，反而让别人来进言。此事记在史册上，将来成为朝廷羞耻的，就是足下。《春秋》的法则，是对贤者要求完备。如今我还小心地希望您能说一句话，是不忍立即同您断绝，也是不愿按贤者的标准来责备您。假如您仍认为希文不贤，应该被逐出，那么我现在所说的这些话，便成了朋比邪党的人了。希望您直接把这封信带到朝廷，使朝廷纠正我的罪过并诛罚我，使天下人都释然，知道希文确实应该被逐出，这也算是谏臣的一点效力。前些日子您在安道家中，召我去谈论希文的事情，当时座中还有其他客人，不能把心里的话全部说尽，所以姑且写下这些浅薄的意见，敬请您幸而察看。不再一一陈说。欧阳修再拜。《与石推官第一书》（景祐二年） 欧阳修叩头再拜，致信公操足下：前一年在洛阳，收到您寄来的、写于您任郓州时的信，仓促之间不能立即答复，于是拖延到了今天；但我的殷勤之心未必像回信拖延一样怠慢，只是不知道公操您是否察觉。我到京师已经一年了。宋州临近汴水，公操的声誉每天都随着南方的船只传到京师。我一向很少同当时的人交往，可是每天都能听到称誉您的话。假如有幸能让我认识船上的所有人，那么公操的美德哪里说得尽呢！凡是彼此亲近的人，平居就握手同席，路上相见便互相欢喜，分别以后就问候疾病和起居，以彼此忧虑为常情。若听到像您这样的人所获得的声誉，又何必再问其他事情呢？听来令人欣喜，也不减于握手相处的快乐。若不因相见而欢喜，不因疾病而忧问，难道是无情之人吗？恐怕是因为彼此相期许的，在于道义罢了。若有人有过失而不合于道义，那才值得忧虑。近来在京师多次得到您所写的文章，读起来非常好。您爱好古道、忧念世事的心意，都是您从古人那里自己得到的，不需要我的赞誉。然而其中有自我期许过高、指斥时俗过分之处，您的论说似乎还没有深入探究根源。这件事有本有末，不可以仓促谈论，必须见面后才能全部说清。但现在有一件事，我详细地说给您听；料想公操您早晨听到，晚上便能改正，请先听我陈说。

译君贶家中有您亲手写的一封信，还有两幅画像的石刻拓本。我刚看到时，惊讶得认不出来；慢慢看定之后，辨认其中的点画，才逐渐能够通读。唉，奇怪得太过分了！后来我拿去问别人，说：“这是不会写字的人写的吗？”回答说：“不是不会写。”“写字的方法本来就应当这样吗？”回答说：“不是。”“古代有这样的吗？”回答说：“没有。”“现在有这样的吗？”也回答说：“没有。”“那么为什么写成这样呢？”回答说：“只是想与世俗不同罢了。”我听说君子治学，只听说做到正确罢了，没有听说专门追求奇异。好学的人没有超过扬雄的，他说的也是这个道理。然而古代有人被称为行为独特、超出世俗，考察他的行为，也不过合于君子的标准，只是同世上的庸人不相合罢了。行为并不是故意不同于世俗，大概是世人达不到，反而抛弃了它，于是全天下都斥责它为奇异吧。即使有所过失，圣人还希望把它引导到中庸上来。何况您的书法，前面不师法古人，后面又不足以成为后世的法则。即使天下人都喜欢它，也仍然不能这样做，何况天下人都反对它，您却偏偏这样做，为什么呢？这果真是喜欢标新立异来取得高名吗？可是我先前说公操能使人称誉，难道是因为您履行中道、秉持常德而如此，还是因为您昂然自异、惊动世人而获得这种声誉呢？古代教导儿童的人，站立一定端正，听人说话不偏斜，平常看着他们而不欺诳，开始时勤勉谨慎，只怕他们见到奇异的事而受到迷惑。如今您端正地住在学舍中，以教人为师，却反而率意地把自己弄得与众不同，那么叫求学的人拿什么作为法则呢？不幸求学的人都跟着仿效您，您又果真能成为独自奇异的人吗？现在不赶快停止，我担心后世责备年轻人喜好怪异时，会追究这件事，把罪过归到您身上。这就是我忧虑而敢于告诫您的原因，幸望您察看。不再一一陈说。同年弟欧阳某叩头。《与石推官第二书》（景祐二年） 欧阳修叩头致信公操足下：前些时候同年徐君离开，借机寄信谈论您书法的怪异。当时我有妹妹住在襄城，因她丈夫去世，正要爬行赶去探望她，所以不能把要说的话全部说尽，只略略陈述了一些。您虽然没有因为认为我是狂妄愚昧而同我断绝，又写信回复我，但终究没有明白我的意思。这不是您没有理解，而是我的听察不细、论说简略所造成的过失。我见到您的书法已经很久了，为什么当时没有立即说，现在才说呢？刚开始见到时，我怀疑您不会写字，又怀疑您忽然不再学习。书法只是一种技艺，有人不会，或者忽然不学，本来不必谈论，所以我默默不说。后来到京师，见到两幅画像的石刻拓本，又听说别人说您不愿同世俗相同，竭力这样写，正如前面所说的，这确实可以劝诤了，于是才进一步发表意见。等收到您的信，您自称不会写字，同我先前听到的不同，这才知道我以前听得不仔细。然而您对于我的话，似乎也像没有听察清楚。您说世上善于书法的人，即使能写钟繇、王羲之、虞世南、柳公权的字体，也不过是一种技艺；自己所学的是尧、舜、周、孔之道，不必擅长书法；又说因为我的话，想勉强学习书法。这些都不是我的意思。所谓钟、王、虞、柳的书法，不只是您轻视它，我本来也轻视它。世上有人喜好学习并欣赏这些字体，同嗜好饮茶、阅览画图没有不同，只不过是性情上的一种偏好罢了，难道是君子所应致力的吗？然而既然从事书法，就不能没有法则。古代开始有文字时，目的在于记事，并且根据事物取类比象而造出字形。所以《周礼》所说六艺中有六书之学，点画曲直都有一定的说法。扬子说：“砍断木头做棋子，剖削皮革做球，也都有法则。”何况书法呢？如今隶字虽然已经同古文字有所变化，但把古文字变为隶书的并不是圣人，不足以作为师法；不过它的点画曲直仍有准则，例如“毋”和“母”、“彳”和“亻”相近，若把它们改换，字就会混乱而无法阅读。如今您把直的写成斜的，把方的写成圆的，却说“我只是在实行尧、舜、周、孔之道”，这是非常不可以的。譬如把饭菜摆在桌案上，把帽子戴在头上，整理衣襟坐好以后再吃饭，这是世人的常规。如果把脚伸进帽子里，反穿衣服，把桌案当作座位，拿饭装进酒杯里来吃，却说“我实行的是尧、舜、周、孔之道”，这样对世人来说可以吗？不可以。由此可见，书法虽是末节，也应当遵从常法，不能故意作怪，道理也是一样。然而您完全没有领会我的意思；我所陈说的，根本不是评论书法好不好，只是担心您接近怪异、故意自异，来迷惑后来的年轻人。若果真不会写，又何必学习？难道我是小心地劝您学习书法吗？您又说：“我确实有不同于世人的独特之处，就是憎恶释、老，排斥文章的雕琢。”这又是非常不可以的。释、老，是迷惑者所做的事；雕琢文章，是浅薄者所做的事。您怎么知道世上没有明达、诚实、质朴、厚重而不做这些事的君子呢？您自以为与众不同，是把天下人都看成没有同您一样的君子。仲尼说：“后生可畏，怎么知道后来的不如今天的呢？”这样看来，仲尼一句话也不敢遗弃天下的后生；您一句话，却把天下都当作没有君子。这就是所谓非常不可以。士人不做释、老之事，不雕琢文章，就譬如做官而不收受财物，因为道理本来就应当如此，不足以凭此自恃为贤。近来长久被小病困扰，没有心思再说。不再一一陈说。某叩头。《答孙正之侔第一书》（景祐二年） 欧阳修致信孙生足下：丁元珍的信送到，承蒙您寄示书信和杂文两篇，文辞广博，义理高明而不违背正道，我非常高兴，非常高兴。元珍说您喜好古道、谨守自己的原则，不轻易同人交往，虽然住在乡里，也很少有人见过您的面。您特立独行到如此地步，却跨越千里写信问候我，像我这样的人，凭什么承受您的厚意呢？难道您喜近而忽远，偏偏仰慕远方的人吗？莫非是因为您以道义来谋求交流，不以远近亲疏为分别吗？我愚昧，学问不足以自立，气力也不足以感动人，言论又不被世人信服，不知道您为什么来问候我？如今又难道是您所信任的人丁元珍喜爱我而过分称誉我吗？求学的人不谋求道义已经很久了，但道义本来不会废弃，而圣人的书像日月一样高悬，显明地可以求取。只要不被刑罚、祸患、禄利动摇心志，努力去做，谁都可以达到。只要您努力不停止，就不必等到见面从眼神中观察，才知道您的心志；也不必等到面对面交谈，才把您的言论全部听尽。根据您所示的文章来推求您的志向，如果您不被迷惑而停止，我将看到您在文章上大有成就，在行为上有所显著，并且在处理事务时得到验证，以求达到最终的成就。《回丁判官书》（景祐二年）

译九月十四日，宣德郎、守峡州夷陵县令欧阳修，恭敬叩头回复判官秘校足下：我得到夷陵这个县，是天子认为我有罪却不忍立即诛罚，给我一个县，并告诫我说：“到那里去安抚我的百姓，不要再加重先前的悔恨。”所以我接受任命时，先是害怕，后来又高兴，自认为是幸运，却认为夷陵是不幸的。有罪却还能得到一个县，又安抚告诫我说“不要再加重先前的悔恨”，所以我自认为幸运。从前春秋时期，郑詹从齐国逃来，传述此事的人说：“那个奸佞的人来了，奸佞的人来了！”这是不愿奸佞之人进入本国，并且极其厌恶他到来的话。我这次前往夷陵，想来夷陵的官员们会在府中互相谈论，吏员们会在家中互相谈论，百姓们会在道路上互相谈论，都说“罪人来了”。夷陵人没有不厌恶我的，不愿让我进入他们的地方，就像鲁国厌恶郑詹到来一样，所以说夷陵不幸。等到船停在江陵建宁县，夷陵有人来，首先拿出一封信给我看，信中说话恳切，不但不厌恶我，反而加以厚礼，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高兴得不得了，同时又有些不敢自信。一个人受到别人厚待而能够安然自处，是因为相信自己内在有足以承当厚待的东西，因而不感到惭愧。像我这样愚昧的人，年轻时没有师承，学问出于自己的见解，还没有施展一次自己的蕴藏，忽然一施展就屡屡获罪，可见我的学问没有实际根基，是因为内心空虚、一无所有。如今还没有机会见到君子，先承蒙您写信，以厚意相待；我以空虚的资质来承受这样深厚的情意，私下担心见面以后不能像您所期待的那样，只会更加惭愧罢了！况且执政者惩罚有罪之人，如果不鞭打皮肤、刑伤肌肉，使身体感到切肤之痛，就一定会选择恶劣的地方把他斥逐出去，使他奔走跌撞、困窘艰苦，左边是山，右边是沟壑，前面有毒蛇猛虎，后面有蒺藜，行动没有遇到一件吉利的事，常常碰上凶险；那种情状足以令人怜悯又可笑。这样深深困辱他，是想让他知道自我悔改，改过向善，这也是执政者的仁慈。所以我获罪以后，朝廷给我一个县，让我带着年老的母亲和守寡的妹妹，漂浮在五千五百里的江湖上，冒着酷暑，踏过深险之地；一旦有风波危险，就呼号神明，乞求片刻的性命。幸而到达任所，便弯身低头侍奉上官；吏员接连呼喊姓名，喝令我出来下拜，起身便要快步走动；如果有大型集会，就让我坐在墙根下，同州学中的役人列在一起；得到一顿饭，还没等撤去食器，就先走出去。上官遇到我时，或喜或怒，呵斥诘问，我常常收拢双手、两腿发抖，等待他的脸色，希望得到一句温和的话也不可得。这样困辱我，也是希望我能自己悔过改善。所以我来到这里，只盼望受到困辱。如今却不是这样，反而独自承蒙厚礼，并不因我有罪而困辱我，使我不至于穷困艰厄，能够做我应做的事，不重犯先前的悔恨，真可以说是幸运了；但我又担心自己顽固的心不知道自我改过。士人困穷时，没有不希望别人怜悯自己的；然而如果不是深仁厚义的君子怜悯他，他又会害怕并逐渐陷入困境。谨借弓手返回之便，冒昧陈述我的心意，实在不胜区区之情，敬请您幸而察看。[原文为“？”]●卷六十九·居士外集卷十九 ◎书十二首 《与尹师鲁第一书》（景祐三年） 某叩头致意师鲁十二兄书记：前些时候在京师分别时，约定派人到河边去接您；接受任命后，便派白头奴出城，回来却说没有看见船。当天晚上，等收到师鲁亲笔短札，才知道您留下船等待，奇怪我没有依约前去，这才明白是白头奴懒得去，反而欺骗了我。临行时，台吏百般苛刻地催促，不像催促师鲁的那位长者那样有礼，使人惶恐急迫，不知如何是好。因此又没有把信留在京师，只是深深托付君贶，请他借书信向西传达我的心意。起初打算取陆路到夷陵，因为天气大热，又没有马，于是才走这条水路。沿着汴水行驶，穿过淮河，泛舟大江，共五千里，走了一百一十程，才到荆南。路上没有可以托寄书信的地方，不知道君贶是否曾经写信传达我的心意？到了这里，询问荆州人，说从这里到郢州只需两程，才高兴地可以写信问候您。又见到家兄，他说有人看见师鲁经过襄州，算来如今您已经在郢州很久了。师鲁的喜悦和忧戚不必问也可知道；我急切想问的是，分别以后您是否平安？家里人相处得怎样，是否很苦地互相责怪？六郎的旧病痊愈了吗？我虽然走了很久，但江湖都是过去游历过的地方，往往有亲友挽留，又没有遇到恶劣的风浪；老母亲根据术士的话，果然把这次出行看作幸运。又听说夷陵有米、面、鱼，和京洛一样，还有梨、栗、橘、柚、大笋、茶，都可以食用，更加相互庆贺。昨天因拜见转运使，行庭趋礼，才觉得自己确实是县令了；其他事情都和从前一样。师鲁的信中说，怀疑我有自我怀疑的意思；并不是别的，只是害怕责备别人太深而取得直名罢了。现在想来，我决不会再怀疑了。然而师鲁又说我对朋友昏暗不明，这似乎是不了解我的内心。我写给高某信时，大概已经知道他不是君子，是在极其愤怒的情况下发言严厉责备他，并不是把他当朋友对待；他所做的事有什么值得惊骇的呢？一路上来，颇有人因我获罪外放而认为事情不可预测，前来吊慰，这些人都不了解我的内心。师鲁又说我不是忘记亲人，这也不对。即使获罪至死，也不是忘亲；这件事须见面后才能把道理说尽。五六十年来，天生了这类人，沉默畏缩、谨慎小心，遍布世间，互相效法而成风气。忽然看见我们做这样的事，即使下至灶间的老婢女，也都惊怪，众口议论。不知道这种事情古人天天都有，只须问所说的是否正确罢了。又有深深赞叹我的人，这也是不习惯见到这种事情的人。可叹世人已经很久没有见过从前那样的事情了！从前的砧、斧、鼎、镬，都是烹煮斩杀人的刑具；然而士人有至死不失义的，就走过去接受刑罚，同走向几席、枕席没有不同。有义的君子在旁边，看见有人赴死，知道这是理所当然，也不会过分赞叹。史册之所以记载这些事情，大概只是想警戒后世愚昧懦弱的人，使他们知道有些事情理当如此，不得逃避，并不是把它当作奇事来使人惊诧。幸而当今刑法极其仁慈，没有这些刑具；若真有一个人走向刑具，不知道会被看作多么怪异惊骇的事。然而我们也应当闭口不谈，不可再提以前的事情。住在偏僻清静的地方，每天只知道向道义精进罢了；这件事本来不必说，但师鲁因为我有自我怀疑的话，想知道我如何处置此事，所以略加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