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十一·居士集卷二十一◎碑铭三首

译这一年发生大旱和蝗灾，公奉命出使安抚东南。出使回来，正逢郭皇后被废，公率领谏官、御史伏在阁门前争辩，未能成功，被贬为知睦州，又调任苏州。过了一年多，授任礼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召回朝廷，公更加议论时政的缺失，而大臣和受宠幸的人大多忌恨厌恶他。过了几个月，任命公知开封府。开封府一向号称难以治理，公治理得很有声誉。政务日渐简化，他有空闲时就更多地向皇上讲说古今治乱安危，又制作《百官图》进献，说：“任用官员各按其才干，那么百官的职责就都能修明，尧、舜的治理也不过如此。”于是指着官员升迁快慢的次序说：“这样做可以成为公正，也可以成为徇私，因此不能不加以审察。”因此吕丞相发怒，甚至在皇帝面前与他争论。公请求对答，辩论言辞激切，因此被罢免职务，出任知饶州。第二年，吕公也被罢免。公调任润州，又调任越州。赵元昊在河西反叛，皇上又召回吕公任宰相。于是任命公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升为龙图阁直学士。当时刚刚失去大将，延州危急。公请求亲自守卫▯▯延▯贼，于是任知延州。元昊派人送信来请求和好，公认为无缘无故请求和好，难以相信，而且信中有僭越的年号，不可以上报，于是亲自写信，向他说明叛逆与顺从、成功与失败的道理，辩说得十分清楚。因擅自回复敌人书信获罪，被削夺一官，任知耀州。不到一个月，又调任知庆州。后来四路设置统帅，任命公为环庆路经略安抚、招讨使、兵马都部署，接连升任谏议大夫、枢密直学士。公担任将领，务求持重，不急于取得眼前的小功小利。在延州修筑青涧城，开垦营田，恢复承平、永平两座废寨，归附并恢复生产的熟羌有数万户。在庆州修筑大顺城以占据要害，夺取敌人土地来耕种。又修筑细腰城、胡芦城，于是明珠、灭臧等大族都离开敌军，归附宋朝效力。自从边防制度长期废弛以来，军队和将领常常彼此不认识。公开始把延州军队分为六将，训练整齐，各路都以此为法。公所在的地方，敌人不敢侵犯。有人疑惑公遇到敌人时如何随机应变；等到修筑大顺城时，公有一天突然带兵出发，诸将都不知道要去哪里，军队到了柔远，公才下令告诉他们地点，让他们前往筑城。至于筑城所需的版筑器具，大小都已准备齐全，军中起初却并不知道。敌人派三万骑兵来争夺，公告诫诸将：“交战后敌人逃走，追赶时不要渡过黄河。”后来敌人果然逃走，追兵没有渡河，而河外果然有伏兵。敌人计谋失败，于是退走。诸将从此都佩服公，认为无人能及。公对待将领和官吏，一定使他们畏惧法令而爱戴自己。所得赏赐，都按照皇上的意思分赐诸将，让他们自己入宫谢恩。各部族送来的质子，公任其自由出入，没有一人逃走。部族首领来拜见时，公把他们召到卧室，屏退旁人，撤去卫兵，与他们交谈而毫不猜疑。公在那里任职三年，士卒勇敢，边防充实，恩德和信义广泛深入人心，于是决定谋取横山、收复灵武；而元昊多次派使者称臣请求和好，皇上也召公回朝了。起初，西部人登记乡兵有十多万人，后来把他们脸上刺字编为军队；只有公所统率的部众，只在手上刺字，公离任后军队解散，唯独他们得以重新成为百姓。公在两路任职，已经得到熟羌来效力，就让他们用来守边，因而把驻屯军队迁到内地就粮，减轻西部人运送粮食的劳苦。公所实行的措施，离任后百姓仍感念他的恩德，并且至今还有很多人守着他的制度，不敢改变。自从公因吕公而被贬后，群臣士大夫各自坚持二公的是非曲直，吕公对此忧虑，凡是为公辩护的人，都指为朋党，有的还因此被流放驱逐。等到吕公再次任宰相，公也再次起用，于是二公欣然相约，合力平定敌寇。天下士人都因此称许二公，但朋党之论也随即兴起，不能停止。皇上既认为公贤能、可以重用，所以最终不顾众人的议论而任用他。庆历三年春天，召公任枢密副使，公五次推辞都未获准，于是上路赴任。到任几个月后，任参知政事。每次进见皇上，皇上一定以天下太平的责任来要求他。公叹息说：“皇上任用我的恩意已经达到极点，然而事情有先有后，要在长期安定之后革除弊病，不是早晚之间能够做到的。”后来皇上再次赐下亲笔诏书，催促他分条陈述天下大事；又打开天章阁，召见他并赐座，给他纸笔，让他当面上疏。公惶恐地离开座位，退下后才分条列出当时应当优先办理的十多件事上奏。诏令天下兴办学校，选取士人首先看重德行而不专重文辞；改革磨勘按例升迁的制度，以区别才能高下；减少任子名额，罢除冗滥官员；实行农桑、考课、守宰等方面的措施。这些措施正在施行时，磨勘、任子的制度使侥幸得官的人都感到不便，于是彼此散布议论，而嫉恨公的人也庆幸外界有了批评，乐于替他们声援。正逢边境奏报有警，公立即请求出行，于是任命公为河东、陕西宣抚使。到任后上书请求重新守边，随即授任资政殿学士、知▯州，兼任陕西四路安抚使。他担任参知政事才一年就被罢免，有关部门全部上奏要求停止公先前实行的措施，恢复旧制。进言的人于是用危险的事情来中伤他，幸亏皇上察知他的忠诚，没有听从。这时，夏人已经称臣，公于是以有病为由请求出任邓州知州。在邓州任职三年，请求出任知杭州，又调任青州。公的病更加严重，又请求出任知颍州，乘肩舆到徐州，最终病重不起，享年六十四岁。公病重时，皇上赐药并派人慰问。公去世后，皇上停止朝会一天；因为他的遗表没有提出任何请求，便派人询问他的家人有什么愿望，追赠兵部尚书，哀悼抚恤十分优厚。公为人外表和善而内心刚强，乐于行善，广泛爱人。他母亲去世时家境仍然贫困，终身若不是有宾客来，从不吃两样肉食；面对财物却乐于施舍，心胸开阔。等到退朝后查看他的私生活，妻子儿女仅仅能够得到衣食供给。他治理政事，所到之处百姓大多为他立祠画像。他立身处世、处理事务，无论山林隐士、乡里田野之人，还是远方的夷狄，没有不知晓他的姓名的；乐于谈论他的事迹的人很多。至于他的世系、官爵，记载在墓志、谱录于家族、收藏于官府的，都不再论述；记载那些关系到天下国家大事的内容，也许正是公的志向吧！铭文说：

译范氏在吴越时，世代确实只是陪臣。钱ㄈ献出山川土地以及那里的士民。范氏开始来到北方，中间相隔了多少代？公亲自奋发，恰逢时运。事情有罪有功，言论有违逆有顺从。哪里是公一定能够做到，实在是天子任用了公。他所经历的艰难和劳苦，始终如一。夏国的小儿在边境跳梁，乘官吏安逸懈怠之时侵扰。皇帝命公前往，询问并对付那些骄横顽抗的人。有不肯听从的，就铲除其巢穴根基。公在那里三年，使怯弱者勇敢，使毁坏者恢复。像孩子一样的百姓得到怜爱，像野兽一样骚扰的敌人被制服，最终使他们来称臣。夏人已经入朝，事情正在商议。皇帝催促公回来，以便共同治理天下。公拜谢叩头，说：“这真是难啊！”起初困难并不在事情本身，而在于把它坚持到最后。群臣议论纷纷，最终几乎毁掉已经取得的成果。他们并非厌恶成果，只是要倾覆公。没有倾覆公，也就没有危险，这是天子的明察。公在世时有显赫荣宠，去世后有追赠和谥号。让他的子孙世代安藏，恩宠延及后世。愿百官都能受到劝勉，不要懈怠。【尚书度支郎中、天章阁待制王公神道碑铭〈至和元年〉】公名质，字子野，他的祖先是大名府莘县人。自唐同光初年起，公的高祖鲁公考进士列第一，在当时声名显赫，官至右拾遗，历仕晋、汉、周。祖父晋公又以文章享有盛名，侍奉太祖、太宗，官至兵部侍郎。真宗时，伯父文正公在中书省任职二十多年，天下称他为贤能的宰相。当今天子庆历三年，公和他的弟弟王素都任天章阁待制。从同光到庆历，大约一百二十多年，王氏经历四代，世代都有显达人物，有的凭文章，有的凭功德。公出身于世代富贵之家，操守品行却超过寒门士人。他性情笃厚孝顺友爱，对朋友厚道，乐于施舍救济他人，而妻子儿女常常连自身生活都不能充分供给。他把荣誉和利益看得淡薄，好像毫不在意。平时常苦于疾病，退缩自守，仿佛不能胜任自己；等到面对事务，却有仁者的勇气和君子的刚强，见到别人的善行就像出自自己一样高兴。起初范仲淹因进言政事被贬饶州，当时正严厉惩治朋党，公唯独抱病率领子弟到东门为他饯行，挽留相处了几天。大臣中有人责备公说：“长者也做这种事吗？为什么要自陷于朋党之中？”公慢慢回答：“范公是天下的贤者，看看我，哪里敢仰望他！但如果能够成为他的朋党，那是范公给我的厚赐了。”听到这话的人都为公感到震惊。公任待制的第二年，出任陕州知州。又过了一年，小人接连制造大案，因而被贬黜废弃的官员有十多人，都是公一向认为贤能的人。公听说后悲愤叹息，有时整天不吃饭，于是多次痛饮至大醉。公本来就有旧病，又因饮酒加重，最终去世。公起初因恩荫补任太常寺太祝、监都进奏院，进献文章后，奉召参加考试，赐进士及第，校勘馆阁书籍，随后任集贤校理。任苏州通判时，州守黄宗旦自负才干而得意，很轻视公这个新进士，议事时说：“年轻人竟然要和老人争论事情吗？”公说：“我奉命辅佐长官，事情有应当争论的地方，这是我的职责。”宗旦虽然屡次被驳倒，但政务常常没有失误，渐渐感到公是在帮助自己，于是对公更加礼敬。宗旦抓获一百多名盗铸钱币的人，拿来向公夸耀。公说：“事情发生时没有证据，你凭什么抓到他们？”宗旦说：“我用方法诱导审问，把他们钩取出来的。”公忧伤地说：“仁者的政事，难道是用技巧诱捕人，把他们置于死地，还因此高兴吗？”宗旦惭愧服气，把他们的案件全部从宽处理释放，这才大力称赞公，说他是君子。公任尚书刑部、吏部南曹判官，知蔡州。刚到任，就揭发一个大奸吏并将其罢免；对各地豪强狡猾之徒依法惩治；又同转运使争论是非曲直。凡是下级部门提出而不利于政事的意见，都搁置不用。除去那些危害政务的人以后，才兴办学校，一概以仁慈宽恕对待下属。他治理政事懂得宽严相济，一定使官吏畏惧而百姓爱戴。他后来担任其他州的长官，那些州大多地域广大、难以治理，却常常都有良好政绩，都是采用了这一办法。入朝任开封府推官，不久他的哥哥王雍任三司判官，公说：“省、府都是重要职位，我怎么可以和兄弟同时担任呢？”请求出任知寿州，调任庐州。有盗贼杀害同伙并吞并其财物，公将他捕获，依法处置。大理寺驳回说：“按法律应当宽赦。”公认为，盗贼杀害同伙后自首之所以可以宽赦，是为了避免因怀疑而破坏盗党，并给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如果杀人却不自首，既然捕获后也宽赦，那么公然杀人便可以成为盗贼；只要杀掉一个人，既能得到并吞其财物，又可以赎罪；没有被捕就肆意为盗，被捕后再以此请求宽赦。这样一来，盗贼就无法制止，也不符合法律本意。公上疏三次，仍不能争取改变。公叹息说：“我胜不过执掌法律的官吏了。”于是上书弹劾自己，请求不要连坐辅佐官吏。公因而获罪，被贬为监灵仙宫。后来议论此事的人重新制定了不自首的罪法，最终认为公的意见正确，但公虽被贬仍未被召回。资政殿学士郑戬、翰林学士叶清臣为公申诉无罪，公才重新起用，任知泰州，升任荆湖北路转运使。西部用兵、急需财物之时，只有公不进献额外财物，他征收赋税近于宽平，按照常法治理。因此其他各路都受不了弊害，只有荆湖百姓安然如故。代理知荆南府时，有百姓因婚事来诉讼，说：“因为贫穷没有钱财，所以耽误了婚期。” 公问他需要多少钱，便用自己的俸禄钱给他，让他成婚。公捕获一个偷窃别人衣服的盗贼，盗贼说：“我是迫于饥寒才这样做的。”公怜悯他，取出衣服给他穿上，放他离去。荆地人把公比作子产。召回任史馆修撰，随后授任天章阁待制，兼判吏部流内铨，号称称职，但对选官法从未有所更改。有人问他，公说：“选官法已经完备，就像秤在手中，关键在于执掌它的人不能颠倒轻重罢了，何必屡次更改法令？”这一年，天子打开天章阁，召集大臣询问天下事情，并以亲笔诏书责问范公等人。议事的人争相陈说天下的利弊，竭力想要改革各种事务。唯独公一言不发。问他时，他说：“我因病不能这样做。” 公一向把荣誉和利益看得淡薄，面对祸福不因此喜惧；他看待世间事务，好像没有任何事情能够动摇内心，唯独把天下善人君子是否得志当作自己的忧乐，最终也因此去世。他这样的志向难道小吗？难道真是因为有病而不能做事吗？公确实一向有病，但只要把事务交给他，他到哪里都一定有所作为。假使他寿命更长而没有去世，能够继续任用，他一定还会有所作为；难道他是不愿意做，而只满足于空谈吗？唉！公享年四十五岁。官至度支郎中，阶官为朝奉大夫，勋官为上护军，爵位为平晋男。娶周氏，封某县君，生有儿子某。曾祖名某，祖父名某，都追赠太师、尚书、中书令。父亲名某，官至兵部郎中，有贤德的品行，追赠户部尚书。公于某年某月某日卒于陕州，某年某月某日葬在某处祖坟旁。铭文说：

译做官不是为了利益，而是为了施行仁德。身处富足时反而自我节俭，以此保持清白自身。他的仁德，谁会思念？难道不在官吏和百姓之中吗？他的清廉，有谁能比？将它留给子孙。用铭文彰明这一点，来告诫后人。【袁州宜春县令、赠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冀国公程公神道碑铭〈至和二年〉】皇上即位第十六年，当时的镇安军节度使、检校太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程公，由三司使、吏部侍郎任参知政事，于是下诏命有关部门荣宠他的祖父和父亲。这时追赠他的父亲、已故袁州宜春县令为太子少师。公任参知政事时，升为尚书左丞，又追赠其父为太子太师；公任资政殿学士、工部尚书时，又追赠其父为太师、中书令；公任宣徽北院使、武昌军节度使时，又追赠其父兼尚书令；公任武胜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时，追封其父为定国公；改镇镇安后，又追封其父为冀国公。冀国公名某，字某。年轻时考明经科，做官不得志，退居家中，积蓄德行而未能施展，把它留给后世。相国、太师正是他的儿子，起初凭文学考中进士高第，历任馆阁官职，掌管诏令。才德俊秀，声望伟大，在朝廷显达，后来任御史中丞，执掌国家法纪；治理京城有政绩，在蜀地也有声誉，于是由三司进入朝廷参与大政。冀国公也从太常博士逐步追赠到兵部侍郎，最终追赠太师、中书令、尚书令，所居官位都是一品。国家封定国公、冀国公，正是由此开创他的封爵。虽然荣显不是由他本人亲自取得，但他的施泽却更加长远；一时隐晦不显，百世之后却显赫。大概亲身享有的富贵总有终止的时候，施惠于后世的光辉却没有穷尽。在他的家乡树立表彰，以劝勉人们行善。可以说仁人的利益是广博的。程氏的祖先，从重、黎开始，经历夏、商、周，程伯休父才见于《诗经》《尚书》。后来年代久远，分支繁多。到了唐代确定氏族，程氏的声望分为七支。中山程氏，大概出自魏安乡侯程昱的后代。公的家族世代是中山博野人。曾祖名某，追赠太师；祖母齐氏，封吴国夫人；父亲名某，追赠太师、中书令；母亲吴氏，封秦国夫人。唐末五代时，天下因战争而混乱，程氏两代没有做官。后唐长兴三年，公的父亲以神童身份被推荐，官至太子赞善大夫。宋朝建立至今一百年，程氏也再次显达。太平兴国初年，公的族祖程羽辅佐宋太宗由晋王即位为帝，任文明殿学士，官至兵部侍郎。如今相国、太师出将入相，是当时的名臣。子孙繁盛，世族声名显著。推究他们的来历，可谓源远流长。起初，公和他的二叔象明一同参加《春秋》科考试，都考中。当时，族祖以给事中身份任知开封府，召见公和象明说：“我刚刚受到天子的宠信，在这里任职，不希望子弟同时登科。”让他们自己选择进退。公于是谦让给叔父，主动退出，族祖很赞许他。后来公屡次应试不中，族祖说：“是因为我使你困顿。”退下后派人观察公，见他没有悔恨的神色，因此大为惊叹，认为无人能及。太平兴国五年，公终于以明经科考中，任虔州赣县县尉、蔡州上蔡主簿、袁州宜春县令，所到之处都有惠爱百姓的政绩。公侍奉母亲极其孝顺，和兄弟相处和睦，受到乡里称赞。但他做官不追求名声，在赣县任县尉七年也没有请求替代；宜春任期结束后，便不再做官。退居蔡州，淳化三年七月某日因病死于家中，享年四十九岁。天圣十年十一月某日，葬在郑州管城县马亭乡北田村。夫人楚氏，追封晋国夫人。儿子五人：长子名▯，官至太常博士；次子名瑗、名琬，都早逝；次子名琳，就是相国、太师；次子名琰，任国子博士。女儿一人，嫁给某人。孙子九人。铭文说：程侯的源流多么久远，是颛顼的后裔。起始于重、黎，经历夏、商、周。只有伯休父，声名功业极为显著。世代声名不断，到了唐代更加兴盛。程氏分为七支，其中三支祖先出自安乡侯。分为广平、中山，以及济阳。中山程氏出自灵洗，实为程昱的后代，曾在陈国末年做官。陈国灭亡后，族人流散，向北迁徙。公的家族世代居住中山，是博野人。道德深藏于家族，孝悌之名闻于邦国。不炫耀自身，把德行留给后代。后来果然有人继承，成为将相，文武兼备。国家给予荣宠诏章，追荣他的父祖；定国公、冀国公的封爵，确实为他开拓了封土。程氏世代兴隆，公有许多子孙。既然根源积蓄深厚，发扬起来谁能阻挡？在高原上刻下铭文，昭示给后来的世人。[原文为问号，内容缺失]●第二十二卷·居士集第二十二 ◎碑铭二首 【太尉文正王公神道碑铭〈至和二年〉】至和二年七月乙未日，枢密直学士、右谏议大夫王素在殿中奏事，随后哭泣着说：“臣的先父王旦，辅佐真宗皇帝十八年；如今臣王素又得以充任侍从之臣。只是先父的训诫和遗留下来的功业，臣实在没有才能，不能使它发扬光大，而墓碑至今还没有文字可供刻写。希望陛下哀怜，不忘先帝的臣子，借此给王氏以恩宠，并勉励他的子孙。”天子说：“唉！只有你的父亲王旦，侍奉我的父亲真宗，协同一心，能够善终其位，有始有终，可以称为德行完备的元老了。你王素把这些话刻在碑上。”王素拜谢叩头后退出。第二天，下诏给史馆修撰欧阳修说：“王旦的墓碑还没有树立，你可以替他写铭文。”臣欧阳修谨慎地考察如下：故推诚保顺同德守正翊戴功臣、开府仪同三司、守太尉、充玉清昭应宫使、上柱国、太原郡开国公、赠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追封魏国公、谥号文正的王公，名旦，字子明，是大名府莘县人。高祖名言，任滑州黎阳县令，追封许国公；曾祖名彻，任左拾遗，追封鲁国公；父亲名祐，任尚书兵部侍郎，追封晋国公。三人都屡次追赠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曾祖母姚氏，鲁国夫人；祖母田氏，秦国夫人；母亲任氏，徐国夫人，边氏，秦国夫人。公的父亲在汉、周之际以文章显名，后来侍奉太祖、太宗，成为名臣。他曾劝杜重威不要背叛后汉，拒绝卢多逊谋害赵普的计策，又以全家百口担保符彦卿无罪，因此当时很多人称赞王氏有暗中的德行。公的父亲又亲自在庭院中种下三棵槐树，说：“我的后代一定会有位至三公的人，这就是我种树来表明的志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