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十六·居士集卷四十六◎上书一首

译臣私下思考，圣心最为忧虑而当今最缺少的，不过是没有军队、没有将领、没有财用、没有抵御戎族的策略、没有可以任用的臣子。这五件事，陛下忧虑它们没有，而臣认为如今其实都有。只是陛下没有能够得到并加以使用，是因为还没有想到使用它们的方法。国家创业之初，四方割据，中原土地狭小，军队和百姓不多，却还能向南攻取荆楚，收服伪唐，平定闽岭；向西平定两蜀，向东攻下并、潞，向北窥伺幽、燕。当时所使用的军队、财物、将领、官吏，数量有多少呢？只是善于使用它们，所以不觉得少。何况如今承继百年祖宗的基业，完全拥有天下的富强，人口众多、物产丰盛，是国家初创时的十倍，因此臣敢说现在有军队、有将领、有财用、有抵御戎族的策略、有可以任用的臣子。然而陛下全都不能得到并使用，原因在哪里呢？是因为朝廷有三大弊病。什么叫三种弊病？第一是不慎重发布号令，第二是不明确赏罚，第三是不责求实际功效。这三种弊病在上面因循不改，下面的万事就会松弛怠慢、废弛败坏。臣听说，号令是天子的威势，赏罚是天子的权力。如果号令不被信守，赏罚不恰当，那么天下就不会服从。所以还必须用实际功效来责成臣下，这样号令才不会虚发，赏罚也不会滥用。因此，慎重发布号令，明确赏罚，责求实际功效，这三件事是帝王的奇特方法。自古的君主，英雄如汉武帝，聪明如唐太宗，都知道运用这三种方法，亲自掌握威势和权力的柄，所以所求没有得不到的，所想没有不如意的。汉武帝喜好用兵，便诛灭四夷，在万里之外建立功业，使自己的心意畅快；想求得将领，便有卫青、霍去病那样的人才供他指挥；想得到贤士，便有公孙弘、董仲舒、汲黯之类的人来符合他的心意。唐太宗喜好用兵，便诛服突厥，征服辽东，威势震动夷狄，以实现自己的志向；想求得将领，便有李靖、李▯这样的人受他驾驭；想得到贤士，便有房玄龄、杜如晦这样的人在他左右。这两位皇帝所做的事情，后世都无法赶上，可以说所求没有得不到的，所想没有不如意的。没有别的办法，只是因为他们能够亲自掌握威势和权力的柄罢了。伏望陛下凭借圣明的资质，超过汉武帝、唐太宗，又完全拥有汉、唐那样的天下。然而想要抵御边境，常常忧虑没有军队；想要击破贼人，常常忧虑没有将领；想要供养军队，常常忧虑没有财用；想要以威势使四方夷狄服从，常常忧虑没有策略；想要任用贤能的人才，常常忧虑没有人。这就是所求都得不到，所想都不如意，原因没有别的，是因为没有运用掌握威势和权力的方法。自古帝王，有的被强臣控制，有的被小人迷惑，于是威势和权力不能出自自己。如今朝廷没有强臣的祸患，身边也没有偏爱任用小人的沉溺，内外臣民都像敬天一样尊敬陛下，像爱父亲一样爱陛下，侧耳伸颈，愿意听从陛下的作为；然而陛下究竟在畏惧什么而不去做呢？如果有一天陛下赫然掌握威势和权力来统御臣下，那么万事都可以办成，哪里还忧虑这五件事没有呢？为什么却因循三种弊病，使一件事情也不能办成？臣请求陈述这三种弊病。言论多次变更，就不会被信任；命令频繁修改，就难以遵从。如今发布命令之初，不加以周详审察，实行不久，随即又改变制度。用不可信的言论来发布难以遵从的命令，所以每当有处置事情时，州县知道朝廷的命令还没有确定，官吏有的互相说：“暂且不用执行，不久一定还会改。”有的说：“准备礼仪把命令发下去，大概只是按照应付差事的指挥办。”果然在早晚之间又发生变更。至于将领和官吏不断更换，道路上疲于迎送；文书纵横交错，上下都不能遵守。朝廷内外的臣民，有的听见后叹息，有的听见后暗自发笑；叹息的人有忧虑天下之心，暗笑的人有轻视朝廷的意思。号令到了这种地步，还想用威势使天下服从，能够做到吗？这就是不慎重发布号令的弊病。任用人的方法，不过是赏罚。然而赏赐施加给没有功劳的人，恩惠就不足以劝勉有功；惩罚错过有罪的人，威势就没有什么可畏惧的；即使有人，也不能使用。太祖时，王全斌攻破蜀地后回来，功劳不小，但因为犯法被贬斥，此后十年不予问用。当时正要讨伐江南，所以贬黜王全斌，以此同诸将确立法令；等到江南已经平定，才恢复他的官职。太祖神武英明、决断果敢，之所以能够平定天下，他的赏罚之法都是如此。前些日子关西用兵，已经四五年了，但在赏罚之间，是非没有分明。有大将因为没有功劳而被罢免，却依旧担任官职；军中看见没有功劳的人也不妨得到好官，那么诸将谁还肯建立功劳呢？有副将畏惧怯懦、停滞不前，按理都应当斩罪；有的只是暂时贬官不久便升迁，有的没有贬官仍旧任职；军中看见有罪的人不被诛罚，那么诸将谁还肯拼命效力呢？所谓赏赐不足以劝勉，惩罚没有什么可畏惧；赏罚到了这种地步，还想任用人才，能够做到吗？这就是不明确赏罚的弊病。自从战事发生以来，处置的事情不少，但大多只是有名无实。臣请求略举其中一两件，那么其他情况也就可以知道了。几年来，征点士兵没有停止，各路百姓有一半成了士兵；其中老弱病患、身材矮小、胆怯懦弱的人多得数不清。兵额虽然空多，真正能使用的却很少，这就是有征兵的虚名，却没有得到实际兵员的数量。新征集的士兵，各处都在训练，官府上下不断追呼，百姓不得安居；负责训练的人没有将领的才干，所训练的士兵也没有旗鼓进退的节度。军队往来于州县之间，百姓愁苦叹息、哀号不已；士兵既多是老弱、患病、矮小、怯懦之人，又没有训练整齐、精熟的办法。这就是有训练士兵的虚名，却没有训练士兵的实际技能。各路州军分别制造器械，制作时已经劳累民力，运输搬送又苦于道路艰难。然而铁刃不够坚硬，筋胶不够牢固，长短大小多不合规格。制造的地方只求充足数目、迅速完工，不管所制器械不能使用，负责查验的官司又不加检查责问。这就是有器械的虚名，却没有器械的实际效用。用草率的办法训练老弱怯懦的士兵，让他们拿着钝折而不能使用的器械，必然百战百败，这是不必怀疑的道理。等到临事时才醒悟，哪里还来得及呢？因此事情无论大小，全都草率从事，这就是不责求实际功效的弊病。所以臣说，上面因循存在这三种弊病，下面万事就会松弛怠慢、废弛败坏。天下万事不可能全部说尽，臣请求只说其中重要的五件。

译第一是军队。臣听说，攻打别人靠的是谋略而不是力气，用兵交战比的是智慧而不是人数。前代用兵的人，兵多的常常失败，兵少的常常胜利。汉王寻等率领百万军队遇到光武的九千人而失败，这是兵多的失败、兵少的胜利；苻坚率领百万军队遇到东晋二三万人而失败，也是兵多的失败、兵少的胜利；曹操率三十万青州兵在吕布那里大败，退回许地，后来又用两万人击破袁绍十四五万军队，这是用兵人数多就失败、人数少反而取胜的明显验证。何况对夷狄作战，尤其难以凭力量争胜，只能用计谋取胜。李靖在定襄击破突厥，只用了三千人；后来在阴山击破颉利，也不过一万人。其他用三五千人在塞外立功的人，更是无法一一列举。可见军队不在于多，而在于能够用计谋取胜罢了。所以善于用兵的人，能把少数军队当作多数来用；不善于用兵的人，军队虽多，实际上却更加少。现在的打算是，增加军队就会耗费国家财力，减少军队又会使贼寇得以攻破。如今沿边军队不少于七八十万，可以说很多了。然而训练不精，又有老弱充数，那么十个人还抵不上一个人；这样七八十万军队，实际还不如七八万人使用。再加上军队没有统一统制，分散零乱，把多数分成了少数，这是兵法所忌讳的。这就是所说的不善于用兵的人，军队虽多却越用越少，所以常常交战而常常失败。臣希望陛下赫然振作威势，告诫激励各位将领，精心加强训练，淘汰老弱，那么七八十万人中可以得到四五十万精兵。古人用兵能够以一当百，如今既然还做不到，只要能够以一当十，那么五十万精兵就可以发挥五百万军队的作用。这就是所说的善于用兵的人能把少数当作多数来用，古人兵少而常胜，原因就在这里。如今不考虑实际效果，只一味务求增加人数，耗费国家、耗费百姓，年复一年地积累下去，即使贼寇没有到来，天下也已经困顿了。这是第一件事。第二是将领。臣又听古语说：“将帅和宰相并非天生就有固定的种类。”所以有的出身奴仆，有的出身士卒，有的出身盗贼，只有能够不拘常格地任用他们，才成为名将。国家求取将领的心意虽然很殷切，但选拔将领的道路太狭窄。如今诏令近臣举荐将领，却又以资历品级加以限制，那么处于低位的英豪之士就无法被发现；考察将领才干，却限于弓马这类一个人的勇力，那么具有敌万人之智略的人也会被遗漏；山林中奇特杰出的人被召来，朝廷却因为他们贫贱而轻视，不过授予一个主簿的借职，使他们怏怏不乐地离去，那么古代屠宰、垂钓、饭牛之类的杰出人才，也都会被激怒而失去。等到没有人可用时，宁可任用老态龙钟、跛足驼背、庸碌怯懦、昏暗低劣之徒，把他们全都放在重要职位上，授予他们兵权，天下即使三尺高的童子也都替朝廷感到危险。前些日子澶渊的士卒几乎给国家惹出祸事，这一点就可以看出。议论的人不知道取用将领没有办法，只说当今没有将领。臣希望陛下革除旧日弊病，振作精神精心求取人才。有贤能豪杰之士，不必因为处于低位而限制；有智谋才略的人，不必用弓马来考验；有山林中的杰出人才，不可因为贫贱而轻视。只要陛下能够用非常的礼遇对待人才，臣下也将用非常的功效报效国家，又何必忧虑没有将领呢？这是第二件事。第三是财用。臣又听说，善于治病的人，一定医治病痛所在的地方；善于挽救弊病的人，一定追寻弊病产生的根源。如今天下财用困乏，弊病究竟在哪里？是由于用兵而耗费太大。汉武帝喜好穷兵黩武，耗尽了历代积累的财物；当时在单于台整顿军队，也不过十八万人，尚且能够使国力困乏。何况如今有七八十万人，连续四五年不能停止，因此天地所生产的物资、万民的脂膏血汗都被耗尽了，财用仍然不足。如今即使有智谋的人，物资也不能凭空增加，计策也无从产生。只有减少冗余士卒的虚费，训练精兵而迅速决战，功业完成、军队停止，自然就会充足。如今军队有应当减少的道理，却没有人敢承担这件事；贼寇有可以迅速攻打的机会，却没有将领敢于奋勇出击。拖延时日而导致失败，只会白白耗费国家、耗费百姓。只有陛下用威权督促责问，才有希望实现。这是第三件事。第四是抵御戎人的策略。臣又听兵法说：“上等的用兵，是攻破敌人的谋略；次一等的，是破坏敌人的外交关系。”北方敌虏与朝廷通好仅仅四十年，一直不敢妄动，如今突然发动他们狂妄的谋略，究竟意图何在？大概是看见中国屡屡被元昊击败，所以敢于生出贪心，窥伺空隙而行动罢了。如今如果告诫激励诸将，选练士兵、喂饱战马，迅速进入西部边境，只要能够痛击昊贼一阵，那么我军威势就会大振，敌虏的计谋也会受挫。这就是兵法所说的“上兵伐谋”。如今议论战事的人都知道，北方敌虏与西部贼寇暗中谋划，想合并两国的力量，窥伺我河北、陕西。如果让这两个敌虏同时来侵犯，就难以凭力量支撑。如今如果我们能够先击败其中一个国家，那么敌虏的势力就减弱一半，不能独自发动大规模进攻。这就是兵法所说的“伐交”。元昊的土地狭小，贼兵不多，过去进攻我方时，传闻北方敌虏常常派兵相助。如今如果北方敌虏内部正有征集军队的谋划，而元昊突然遭到攻击，他必然向北方敌虏求助。北方敌虏分兵援助元昊，就可以牵制他们南下侵犯的力量；如果不援助元昊，那么两国之间便产生嫌隙，彼此猜疑离心。这也是破坏敌人外交关系的策略。假使两国约定日期、分路来犯，而我们能够在约定日期之前大举出兵，那么元昊仓皇自救尚且来不及，哪里还能同北方敌虏相互配合、内外呼应呢？这样就能破坏他们原先订立的盟约，违背他们约定的日期。这就是兵法所说的使亲近者离散，也是破坏敌人外交关系的策略。元昊叛逆以来，幸而屡次取胜，常有轻视诸将的心理；如今又看见朝廷忧虑北方戎虏，正在经营河朔，必然认为我军不能向西出兵。现在正可乘其骄傲懈怠，迅速奔驰、急迫进攻。这就是兵法所说的出其不意，是取胜的上策。前年西部将领曾请求出兵进攻，当时贼寇的气势和力量正盛，我军尚未训练成熟，朝廷还准许他们出兵，何况现在元昊已经出现可以进攻的形势，这个时机不可错过。他正庆幸我们忧虑河北，却没有料到我们能够向西征讨；出其不意，这就是可以进攻的形势。自从四路分别设置统帅，到现在已经半年，经过训练和施加恩信，军队已经可以使用，所以近来屡次上奏取得小胜。这说明我军逐渐振作，贼寇的气势逐渐受挫，这也是可以进攻的形势。如果错过这个时机，让两个敌虏先来侵犯，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了。臣希望陛下诏令主管此事的大臣，仔细商议并实行。这是第四件事。

译第五是可以任用的大臣。臣又听仲尼说：“十户人家的小邑，其中一定有忠诚守信的人。”何况如今文武官员遍布天下，其中难道会没有有才智的大臣吗？可是陛下总理万机，既没有闲暇完全认识这些人，所以不能亲自提拔贤能、黜退不肖；执政大臣动辄受旧例拘束，又不敢提拔贤能、黜退不肖；审官、吏部、三班等职司，只掌管文书簿册和官员差除而已，也不敢越级提拔贤能、黜退不肖。这样，从上面的天子到下面的有关官司，没有一个人能够提拔贤能、黜退不肖。所以贤能与愚劣混杂，侥幸之徒相互容纳，三年升迁一次，更没有分别表彰。平常无事时，只担心官员太多而差遣不出去；一旦遇到事情需要用人，又常常担心没有人可用。自古任用官员的办法，没有像今天这样荒谬的。如今议论的人有人说，举荐人的官职得到升迁就是提拔贤能，犯罪而被降职责罚就是黜退不肖；这是不了解弊病的严重。大体说来，善恶不同的人各自按类别聚集。因此，廉洁谨慎的人各自举荐清廉能干的人；有贪赃污浊行为的人各自举荐贪婪污浊的人；喜欢徇私的人各自举荐善于请托求情的人；性情庸碌昏暗的人各自举荐没有才能的人。朝廷不询问是非，只看到举荐人的数目足够，便给被举荐者改授官职，那么清廉能干的人升迁了，贪婪污浊的人也升迁了，善于请托的人也升迁了，没有才能的人也升迁了。混乱到这种地步，难道就可以作为提拔贤能的办法吗？如今贬斥责罚官吏，难道有澄清事实、纠举罪过的方法吗？只有犯了贪赃罪而又因百姓申诉告发的人，才能被贬黜罢了。那些能够玩弄法令、谋求财物贿赂的人，也是强悍狡猾的官吏，政事必定由自己作主，所以即使剥削豪强百姓，尚且有时还顾不上贫弱之人。至于没有才能的人不能主持政事，众多胥吏共同作奸欺骗，那么百姓无论贫富，都会在一时之间受到祸害。这样说来，贪赃官吏和无能之人的危害是相等的。如今贪赃官吏因为自己败露才受到贬斥责罚，十个人中也除掉不了一两个；至于没有才能的人，上下都知道，却不加追究，宽纵迟缓，容许他们作奸。弊病如此，难道就可以作为黜退不肖的办法吗？贤能与不肖既然没有区别，那么官职设置得虽多却没有人可用，也就不足为怪了。臣希望陛下明确赏罚，责求实际功效，那么有才干的人都会列在陛下面前了。所以臣说，五件事情本来都存在，只是陛下不能任用他们，是因为有弊病。三种弊病、五件事情，臣已经详细说过了，只请陛下加以选择；天下的事务不过如此。如今上有天象变异，下有地理失常，内有人心怨恨，外有四夷进攻，事情的形势已经如此，不是陛下迟疑、疑虑、宽缓的时候了。只希望陛下为国家和百姓留意。臣欧阳修冒死再拜。[原文仅作“?”，无法确定其语义。]●卷四十七·《居士集》卷四十七 ◎书信八篇 【《上杜中丞论举官书》〈景祐二年〉】具官欧阳修恭敬地斋戒沐浴，拜书给中丞执事。修从前听说，您曾举荐南京留守推官石介担任主簿；近来听说石介因为上书议论赦令而被罢免，而御史台中又因而举荐其他官吏来代替石介。主簿在御史台的职务中最为卑微，石介也只是一个身份低微的士人，任用或不任用、是否适当，不足以损害政事；然而值得惋惜的，是中丞您的举动。石介为人刚强果断而有气节，努力学习，喜欢辨明是非，是真正爱好义理的士人。当初您举荐他的才能，议论的人都说您有明察人才的眼力；如今听说他被罢免，大家都说赦令是天子已经施行的命令，不是低微的人应当置喙的，因此把这件事归罪于石介，说他应当被罢免。唯独修认为不是这样。然而又不知道石介究竟指什么事情而言。传闻的人都说：石介所议论的，是说朱梁、刘汉不应当寻求他们的后裔。如果只是这一件事，那么石介并没有过错。但又不知道您认为石介是对还是错。如果您随即认为他错了，那是非常不可取的。况且主簿在御史台，虽然不是负责进言论事的官员，但大体上居于御史台的人，必定要以正直、刚明、不畏避为称职。如今石介的脚还没有踏过御史台的门槛，就已经因为议论政事而被罢免，真可以说是正直、刚明、不畏避了。衡量石介的才能，他不止可以担任主簿，完全可以任用为御史。这说明您有识别人才的明察，而石介也没有辜负您识人的知遇。修曾听长者说，赵中令辅佐太祖皇帝时，曾经为某件事选择官员。赵中令列出两位大臣的姓名进呈，太祖不肯任用。过了一天，太祖又问起，赵中令再次把他们进呈，太祖仍不任用。又过了一天，太祖再问，赵中令又把他们进呈，太祖大怒，撕破奏章，扔在殿阶上；赵中令脸色不变，把笏插在衣带之间，慢慢拾起碎纸，收在袖中回到中书。又过了一天，赵中令把奏章拼补好再次进呈，太祖终于醒悟，最终任用了那两位大臣。他敢于这样做，大概是因为先已审慎地知道那两个人确实可以任用，然后果断坚持而不可改变。如今您举荐石介，难道也是先审慎知道他可以举荐吗？还是偶然举荐的呢？如果是经过了解后举荐的，就不应立即停止。如果只是偶然举荐，也应当先请石介说明他所说的话，辨明是非后再作决定。如果石介虽然触犯了皇上的意旨，但所说是正确的，就应当帮助他申辩；如果他说得不对，也应当说：所举荐的是让他担任主簿，并不是让他负责论事，等他担任主簿而不能称职时再罢免；用这样的理由来说明，也是可以的。况且中丞是天子的执法、纠察之臣。皇上即使喜欢某人，如果那个人不肖，也应当弹劾罢免他；皇上即使厌恶某人，如果那个人贤能，也应当举荐并为他申明。并不是随着皇上一时的好恶来决定人的高下。如今充任官位的大臣有一百多人，邪恶的、正直的，他们是否受到纠举，全都取决于台臣的判断。您当初举荐石介，说他有才能，朝廷相信您而准备任用他；等到您认为他无能，又说他无能。这说明您自己相信自己的判断尚且不能坚定，如果以后再议论其他事情，怎么能希望天子相信您呢？所以说，主簿虽然卑微，石介虽然是低微的士人，值得惋惜的却是中丞您的举动。何况如今排斥石介而另行举荐他人，必然也是选择贤能的人来举荐。贤能的人本来就喜欢辨析是非，如果举荐他进入御史台，他又有所进言，难道就又排斥他而另行举荐吗？这样下去，必定要得到愚昧、昏暗、懦弱、沉默的人才会停止。伏望执事如果想举荐愚昧的人，那么我哪里还敢再说什么；如果将要举荐贤能的人，希望不要更换石介而另行选取他人。如今世上的官员，按惯例兼任御史的并不参与御史台的事务，所以我才敢把这些狂妄的话陈述出来，私下献给您的门下，伏望幸加察看。【《与荆南乐秀才书》〈景祐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