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六十九·居士外集卷十九◎书十二首

译安道和我在楚州，详细谈论祸福之事，安道也认为我说得对。等到了夷陵再写信寄去，那时您就能知道我处置这件事的心意了。我又常对安道说，每当看见前代有名的人，谈论政事时感激奋发，不避诛杀之祸，真像懂得义理的人；等到了贬所，却忧戚怨叹，难以忍受的穷愁流露在文章中，他们内心的欢喜和忧戚同庸人没有不同，即使韩文公也不能免去这种毛病。因此我告诫安道，千万不要写哀怨愁苦的文章。师鲁若能体察我这句话，也就知道我处置此事的心意了。近代有人因为进言政事而被贬，但有的人傲慢放纵、狂饮沉醉，自称“我宁可做大事，不做小事”。所以师鲁临别时自己说要更加谨慎职守、不饮酒，这件事我如今也遵守您的话。我的咽喉病自离开京师后就好了，直到现在不曾饮酒；到县任职以后勤勉办事，用来惩戒我在洛中时的懒散。夷陵有一条道路，几天便可到郢州，白头奴足以往来。秋天寒冷了，千万保重。不再一一陈说。修叩头。《与尹师鲁第二书》（景祐三年） 某叩头：自从在荆州收到吾兄的信，随后便向西赶路，十月二十六日到达县里。转眼到了新年，如今已经三月了。所幸老幼都平安无事。老母亲过去不饮酒，到这里以后每天能够饮五七杯，随时有甘甜脆美的食物，足以让她尽兴。我的旧病也逐渐消失，如今也能饮酒了。不知道师鲁近况如何？到这里便想派任进进京，又因为有些小事，暂且让他进京，至今还没有回来。前些时候在朱驾部那里见到您的亲笔信，大略知道您的消息。夷陵虽然是小县，但争讼很多，而且田契不清楚。这里是偏僻遥远的地方，县吏质朴刚直，官府文书没有簿籍，吏曹不识文字，各种制度都不像官府那样一一重新整顿齐备，凡事没有不亲自办理的。又因为朱公是故交，每天慰劳安抚我，时时常有宴饮聚会。加上刚到任，内宅中的事情也必须亲自管理。从正月以来，才好像没有什么事了，便整理旧史。前一年所作的《十国志》，大概是为了进呈的本子，务求卷数多。如今如果要作为正史，就应当尽量删削，保存其中的大要；至于细小的事情，即使有可记载之处，只要不关系大体，完全可以留在小说中，不值得使正史负担。前几天检查旧稿，于是全都删去，十份中删去了三四份。师鲁所撰写的部分，我在京师时没有仔细看，昨天在路上细读，竟然非常好。师鲁一向以史笔自负，果然名不虚传。《河东》一传尤其精妙，我本来就是取法于这一传；此外也有繁简失当之处，希望师鲁也删去，那就更加精妙了。正史不再分为五史，而是统一写成纪传体。如今想把《梁纪》连同汉、周两代由我试着编撰次序，唐、晋两代由师鲁来写，正如前一年商议的那样。其他列传大略拟定，暂且把各代功臣随着本纪分别撰写传记；等续编完毕，再把五代列传的人名写出来，分成两部分，各自分工作传。不知这样安排合乎师鲁的意思吗？我们被时势所弃，只想借此粗略地申明自己的心志，稍稍希望获得后世的名声。像我这样的人，幸而能同师鲁相互依靠；如果这部书能够完成，也是一件光荣的事。现在特地告诉朱公□介，赶快把这封信送去请教，同时希望得到回信；如果可以，就各自开始动手。只等任进回来，便让他带着《国志》草稿去编次。春寒，保重。《与尹师鲁第三书》（庆历四年） 某叩头启：刚听说师鲁迁任晋地时，十分惊骇。起初我同本初商量，认为师鲁一定会离开渭州而接受晋地的任命，中途不会停留，直接前往晋地；这样便以为可以在晋地见到您。后来听说您等待补缺，到九月，又估计您应当进入洛阳，便以为可以在洛阳相见。又听说您正在鄜州停留，有事情要陈说，归期还不能确定，便以为终于不能相见，而要向东去了。等我到了陕州，才知道您径直赶往绛州。我在绛州被雨阻留了几天，假如再稍微停留，就还能在路上相遇，为什么前后竟这样错过呢！我还想留在陕州，派人赶到解州，约定一定见一次面。但天气大热，担心使您烦劳，来回又需要三四天；又不想久留陕州，使郡人有接待的劳苦。考虑到这种情势，不能留在庆州、晋州，也不值得在心中为此烦恼。只是先前听说师鲁有失去孩子的痛苦，当时正赶往河东一带，路远而事情多，没有空暇写信慰问。我曾失去一个五岁的小儿，已经七八年了，至今想起他，痛苦仍同刚失去时一样。我一向认为诸位自称寡情、善于忽略世事的人尚且如此，何况师鲁一向自称有情，而您的孩子又很贤良呢！说到这里，即使我自己也承受不住，又拿什么话去宽解师鲁的心呢？自从西部战事以来，师鲁的头发没有黑的了，说明不如意的事情太多。人生已经到了白头，外界事物能够侵扰人的种类很多，怎么还能甘心让自己继续受苦呢？得失不足以计较；然而即使欢乐和忧戚已经到了极点，也应当自有否泰转变。只有在忧喜面前不动心，非勇者不能做到。相距近在咫尺却不能相见，又没有办法亲自慰问，只有自己宽解、自己保重才好。《与尹师鲁第四书》（庆历五年春） 某叩头启：两路土地相接，幸而时常有书信往来；但缺少托人带去的书信，大概是书生被责令办理钱谷，勉强做自己不能做的事，自然公事私事都不能处理好，何况我一向懒于写信呢。然而时常听到师鲁的起居动静。苏子美的事情，我很想写信评论叙说，只是有所顾虑而犹豫；后来听说有人极力进言，才知道他自信所做是对的，很好，很好。子美虽然还没有很快复出，但他排斥阻挠众人的议论，对事情的好处已经不少。晋州、潞州，师鲁很少有喜欢游览的地方，不知您的情况怎样？春寒，千万保重。列传中的人名，请师鲁抄录一份，分定后寄来。不必根据人物死亡的年月把他们截断在某一代，只要记载其功劳在某一代较多的人，把他们分入该代；贵在传记同本纪相互照应。请务必在传递途中回信告知，好让我知道您的意见。《与尹师鲁第五书》（庆历五年夏） 某叩头：今年春天子渐兄去世，我当时在镇场，过了半个月才知道；那时又卧病在床，匆忙派人，托赵秉前去致祭，听说他已经到洛中了，真是苦事，真是苦事。我整个春天都在外面，四月中回到家，母亲和生病的妻子都卧在床上；又恰逢沈四被调离本司，只能独力处理公事，回家还要照料医药。刚等到清卿来，便前往德博查看河工；回来时马坠落，脚受了伤，直到现在还不能行走。因此很久没有来得及写信慰问，也没有写一封信来共同呼喊朋友去世的悲痛。

译子渐一生所作所为，世人称他为吉人、君子。然而人的寿夭本来不能简单按善恶来比较；我们这些人所作所为，天下嫉恨我们的人占一半，所以故交知己不像别人那样容易得到，失去一个人就如同别人失去百人。修从前意气锐利，性情本来真率。近来年轻人的事务很多，在世俗人情之间逐渐变得能够忍耐烦琐；只是对故人的书信问候，仍有怠慢的习惯。因为子渐逐渐去世，我追想这些年没有用一个字同他往来，终于造成幽明永隔，所以想勉强多写书信，更加知道朋友交游是难得而可惜的。子渐的为人，不必逐条叙述，我自己知道。只是他所作的文章以及在任官时有可记载的事情，我同他分别多年，不知道详情，希望您抄录一份给我。对于子渐，我不能没有文字；墓志如果由师鲁亲自写就算了，若不亲自写，就必须由我和君谟来写，因为他平生深交的只有我们两人和李之才。如果不写墓志，那么行状或其他文字也必须写一篇。真令人忧愁，真令人忧愁。师鲁知道他是被士廉控告的，仇家出于报怨而作此事，官府也听信其说而实行，这件事更不必再争论曲直，其他也没有什么可说的。夏君来时，询问了他在潞州的事情，得到的消息很详细，略感安慰。天气炎热，千万保重。《与谢景山书》（景祐四年） 欧阳修叩头再拜致意景山十二兄法曹：昨天送马的人回来，得到您所示的书信以及《古瓦砚歌》一轴，近来所作的诗文又三轴，不胜欣喜。景山滞留州县，年近四十，独能使自己少年时俊逸的气质不同于寻常，归于法度，以前代为根基，写作文章时一落笔，便超过他人。由此才知道，驵骏之马奔跑如星、能够覆驾，以及节制车马、让銮和之声配合驾驭五辂，行走在大道上，便不是普通马匹所能赶上的。古人长期困顿而不能施展志向，往往急躁愤懑，假装狂放而失去常态，接舆、屈原一类人就是这样。景山越困顿越刻意进修，又能安然习行圣人之道，比古人贤明得多了。我常常自负平生不随意许人为友，而所交往的必定是天下贤才；如今景山如此，于我的交友也有光，所以我更加可以自负了，幸甚，幸甚。我同君谟往来的书信，若不这样写，怎么能够把事情说明白呢？然而又何必害怕让别人多看见呢？如果想要夸大长处而掩饰短处，那就是内心存有争胜之心；有争胜之心，心思就不在谋求道义上了。荀卿说：“有争胜意气的人，不可以同他辩论。”说的就是这种情形。然而君谟既然指出景山的短处，就不应当把它拿给别人看；既然他已经拿给别人看，景山也不应责怪他并想自我遮掩。希望您试着想一想。这个县常有人进京，常常有书信往来；如今这个人进京，我要写的信很多，还不能详细写。天气炎热，千万保重自己。《答李淑内翰书》（宝元元年） 修启：我离开门馆，至今已经三年了；获罪而被弃置的情状，不敢在人前自我陈说，所以虽然有饥渴般的真诚勤意，奏记、通问却长久缺漏，只希望您能够怜悯，宽容我而不计较。这个月六日，在驿站中承蒙您赐下亲笔信，又加以慰问我憔悴困苦的情意，感激喜悦之情哪里承受得住，幸甚，幸甚。您问及《五代》纪传。我从前在京师，不能让自己闲下来，却总想冒昧写作；幸而借着您余论中的教诲诱导，假托文字来努力促成此事。不幸中间自己遭受了罪责。此后三年，陆路走了三千里，水路走了万里，勤勉任职以弥补过失，经营私事以奉养亲人，偷偷利用闲暇，不敢让自己荒废，收拾编缀，粗略地像是有所成就。然而其中的编次、取舍必须有义例，评论议论、褒贬人物，这难道容易承担吗？所以虽然编集搜取的材料刚刚完成，但首尾颠倒，还没有卷次；还要得到您的指点传授，才能最终完成，希望或许可以成书。我微小的资质，被列在囚禁之中，抬头遥望您的门墙，哪里承受得了个人的遗憾。《与王源叔问古碑字书》（宝元元年） 欧阳修叩头致意源叔学士：秋天气候凉爽，身体安好吗？我因获罪被废弃，已经很久不能同先生长者交游了。今年春天承蒙恩典得以迁任这个县，然而地方偏僻简陋，很少有求学的人；即使有，也不足以同我讲论。有时遇到事情疑滞不通，没有地方考订纠正，便想见到君子，只能向北抬头遥望罢了。县中有一片古碑，在近郊几座大坟之间，《图经》认为是儒翟先生碑。碑文说：“先生讳寿，字元考，南阳隆人。”大略叙述他有道而不出仕，以讲习学问为业。然而碑文没有写出他的姓氏，碑额却写作“苡<彡需>A7先生碑”。“A7”字疑心不是“翟”字，却没有人认得它；许慎《说文》也没有记载，外地没有其他书可以考订。这篇碑文辞句简洁质朴，全是隶书。字迹也古朴，隐约还可以读出，碑上又说是在熹平三年立的，距今大概已有八百五十六年了。汉代金石文字保存到今天的本来就很少，可惜这块碑将要逐渐磨灭，而《图经》的记载又错误到如此地步，终于使汉代草野中的贤人湮没而不为人所知。源叔好古而博学，在当今很有声望，一定认识这个字，或者能够详细考察此人的身世本末和事迹；若能一一写来告知，实在幸甚，幸甚。源叔住在京师，事务繁多，不应当拿这件事烦劳您的阅读。天气渐渐寒冷，千万保重。不再一一陈说。《答孙正之侔第二书》（宝元二年） 某再拜：来人到达，承蒙您殷勤赐信。前年丁元珍得到您所示的信，我很高兴知道您喜好学习、能够自立；但那时还没有深深了解您，等得到如今这封信，才知道您的用心竟然如此。我同您生来没有见过面，只凭一句话相互往来，而您忽然有爱护我的心意，想要告诫我的过错，使我不至于陷入小人之列。这不只是朋友的义气，甚至我父亲兄长教训我的话也不过如此。我自知有什么值得您爱护的地方，您所爱护的是道义罢了。世上懂得道义的人很少，幸而有这样的人，却又自己造成过失而招致牵累，不能成为完人；这些都是您所清楚的。我懂得道义很晚，三十年前还喜好华美文辞，嗜酒高歌，只知道以此为乐，不知道它的错误。后来稍稍懂得圣人之道，悔恨过去的过失时，过失已经公开显露，无法追回了。圣人说“不要认为小恶没有伤害”，这说明对此必须如此谨慎。替我打算，已经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努力行善来自我赎罪罢了。《书》说：“改正过错不要吝惜。”《书》并不讥责成汤有过错，反而称赞他能够改正；这就是用来宽容后世能够自我更新的人。圣人尚且如此，那么我改过自赎，也还不算晚。您认为这样可以吗？如果仍然不可以，希望您教给我一些可以进步、可以赎罪的办法。

译您待我的情意深厚，爱护我的心意深切，可惜没有机会相见；我本想规劝您尚未达到的地方，以此报答您的大恩，除此之外也没有什么可以作为报答的。正值事务繁多，不能详细写。《与刁景纯学士书》（宝元二年） 欧阳修叩头启：近来我刚离开乾德，便住在南阳，才见到谢舍人，得知丈丈内翰去世的讣告，听到消息后惊痛不已。丈丈的地位声望都很高，但平生也曾经历坎坷；近几年来才走上顺遂的道路，担任重要而繁剧的职务，距离获得大用只差一步，难道富贵不能靠努力求取，而上天所给予人的东西有多少的限度吗？上天给予人的东西，究竟又根据什么来限定多少呢？从前的事既无法追问，只能痛惜、感伤、哀悼罢了。我从束发开始求学，最初没有一个人知道我。等我第一次登门拜访，便承蒙他怜悯奖掖，开导我、诱导我走上正道，勤勤恳恳从不停止，直到我粗略地像有所成就后才停止。后来我虽游于诸位公卿之间，得以列入士人之中，虽有了解我的人，却没有一个比得上他。但我也常常想到，不愿仿效世俗子弟，一旦受到别人顾念，便不以至公之心相期许，反而奔走于门下，缩肩谄笑，甚至进献谗谀，准备听使唤，以卑下亲昵来表示亲近，名义上说是报答恩德，实际上不但自私，也实在是以轻薄的态度对待知己。所以害怕这样，只想稍稍砥砺名节，希望不至于默默无闻，以此不辜负知己罢了。我的愚拙真心，所守持的就是这样；然而即使是胥公，也未必能谅解我的这番心意。自从前一年在夷陵获罪以来，奔走万里，处境日益困窘，踪迹日益疏远，来不及再次听到他的声音，便已经造成幽明相隔。唉！世俗的姿态我既不愿做，自己愚拙真诚所守持的原则又没能实现，只剩下望着他的门长声号哭，想在灵柩前祭奠一番，却又没有赶上。这种遗憾，哪里说得尽呢！只能惋惜他不能长寿、没有得到大用，于是同路人一样叹息罢了。听说要归葬广陵，于是打算居住京师；议论的人多说这样不方便，但既然听说这是根据理义和命数作出的安排，一定有它的道理。如果要等春水涨时顺汴水而下，我在年末或初春时经过京师，还可以拜见一次，以尽我区区的心意。我的身份卑微，力量微薄，在这个时候本应有所贡献，却没有丝毫帮助，惭愧，惭愧。不再一一陈说。某再拜。《与陈员外书》（康定元年） 陈君足下平安吗？近来县里因公事到上府去，得到您一封信；恰逢有些小的吏务，来不及写回信，但私下却有疑惑。我本来愚昧无能，固然不足以希望同执友交游。然而平日同处一处，幸而能够按肩次齿序相从，跪拜起居，私下以兄弟的次序相处；寄信问候慰劳，本来应该有些亲切委婉、用来亲近彼此的意思。为什么一张纸，前面写姓名，后面写书信，既像公状又像公牒，如同上呈公府？退下来仔细推想，不是过分谦逊，就是过分疏远。这是世上以浮泛的方式交往、表面上互相尊重的人所做的事，不应当是足下赐给我的方式。古代的书写工具，只有铅刀、竹片和木片。削木札写刺，止于通报姓名；把书信写在竹简上，止于抒发心意、问候友好。只有官府的吏曹，凡属公事，上级发给下级叫作符、檄；下级询问并陈列答对上级叫作状；地位相等者相互往来叫作移、牒。不是公事，长官有时亲自用自己的意思晓谕下属，用来告诫整饬，叫作教；下级官吏以私事向属下或长官表达问候、请求、道谢，叫作笺记、书启。所以本来没有状牒的仪式，却把它施用于非公事。如今通行的参见问候礼，其源头大概出于唐代的大臣；有的人地位尊贵，有的人当时掌有权势，士绅聚集到他们门下来依附，先前的人认为旧礼不足以表示尊重，便力求稍加增饰；起初是持名刺拜见，问候起居，于是形成了这种格式。到了五代，才又把问候、请安、道谢加上状牒的礼仪，如同处理公事一样；但这种做法只施用于官位尊贵的人和官吏中的长官。它的虚伪错谬由来已久，世人不再追究古制，便把它当作理所当然。处在今天的社会，没有人不知道这种做法，却没有人改变它，大概是世俗的行为积习已经牢固，不能轻易更改。然而士人有的同师友交往，结交朋友，以道义情谊相互期许，仍有亲手写信、情意殷勤的意思，这还比较接近古风。唉！问候、请安、道谢，本来不是公事，却用状牒的仪式施加在尊贵的长官身上，还可以说不是古代所宜采用的；何况又用在同自己按肩次齿、跪拜起居如兄弟的人身上呢？难道足下不是以道义交游来期许我，而是吝惜亲手写信的殷勤吗？还是把我当作受世俗积习牵制的人，姑且用世俗礼节来殷勤对待我吗？如果不是这样，那就是用浮泛的方式交往，表面上表示尊重。因此我不胜恳切之情，谨向您陈述。恰好因为公文要到滑台去，顺便巡视驿站，正迫于赶快收拾行装。杨秀才明天到县里，府中的事情可以当面一一说明。《答祖择之书》修敬启秀才：有人来，承蒙您送来一封信，以及诗、赋、杂文、两篇策论，并谕示说：“看过一遍，认为怎么样？”我见识浅陋，不值得辱没好学者的询问；而且我年少时卑贱，后来长期困穷，平素所作的文章，没有足以称道、取得别人信任的。过去也曾有人来问我，只因所问之事超出我的愚昧所能回答，便从未回答过别人的询问。您突然问到这些，所以我惭愧惶恐，不知说什么才好。虽然如此，您不远数百里，派使者一直送到我门前，情意深厚，礼意殷勤，我怎么敢不答复呢？我听说古代求学的人一定尊重老师，老师受到尊重，道就受到尊崇；道受到尊崇，然后才能笃实恭敬；笃实恭敬，然后才能自我守持；能够自我守持，然后才能果断地实行；能够果断实行，然后才不畏惧、不改变。三代衰微时，学校废弛。到了两汉，师道还存在，所以求学者各自守持自己的经学，并用它来施行。汉代的政治、文章以及当时所做的事情，后世没有能赶上的，根源实在深远。后世师法逐渐败坏，如今世上又没有老师，于是求学者不尊重严肃的师道，因而轻视自己的学业。轻视它，就不能达到深处；不能达到深处，就不能笃信；信念不笃定，就不知道应当守持什么；守持不坚定，就会有所畏惧，也容易受外物改变。因此求学者只知俯仰随顺时俗，把求取俸禄利益当作急务，以至于忘本逐末，随波流转而不能回头。凭着不信、不坚定的心，守持尚未达到深处的学问，即使想果断地实行，也不知道实行它的道理，更何况还有俸禄利益的诱惑、刑罚灾祸的恐惧来使他改变呢！这就是您所说的，有志于古道、懂得道理的人在世上很少，而且没有同道相合者的原因。

译您所作的文章，立意很高，卓然有不顾世俗的心志，直想达到古人的境界。如今世上的人，用心像您这样子的有几个？那么乡里之中，能够做您老师的人是谁？交游之中，能够阐发您议论的人是谁？学习而不拜师，所守就不会专一；议论不广博，就无从发明道理、探究深意。您的言论意趣高远，非常好；然而所守还不专一，议论也还不精密，这就是您的毛病。我私下认为，您的交游中，能够称赞您的才华、赞美您的品德的人不少；如今您全都舍弃，却远道来见我，可见您是想寻求不至于此的道路。这正是古代君子的用心，所以我说这些话，不敢有所隐瞒。如今世上没有老师了，求学者应当以经书为老师。以经书为师，必须先探求它的意义；领会了意义，心就安定；心安定，道就纯正；道纯正，内心所充积的就充实；内心充实，发为文章就会光辉，施用于事情就会果断坚毅。三代、两汉的学问，不过如此而已。您忧虑世上没有同道相合的人，却不嫌弃我的愚昧，想把我当作相合者，所以我才敢说这些，不知道是否合乎您的心意。[原文缺失]●卷七十·居士外集卷二十 ◎书二十首 【答徐无党第一书】修敬白：来人返回，承蒙您惠赐书信，以及《始隐》《书论》等篇，连同先前寄来的《获麟论》。文章辞藻纵横驰骋，哪里是平常人的笔力所能达到的？至于辨析经书的旨意，我却不敢认为是正确的。您自信非常锐利，又曾从我这里得到信任，假如您认定自己的说法正确，谁能改变您呢？如今凡是研究经书的人，没有不担心圣人的旨意不明，而被诸儒各自创出的说法搅浑。现在在经书之外又自行创立说法，这就像担心水被泥沙搅浑，反而再把土投进去增加它的浑浊；不如把沙土全部除去，水自然就清澈明亮了。鲁隐公面向南治理他的国家，使臣民奉他为君，前后十多年；死后进入宗庙，立谥号称为公，那么当时的鲁国人谁会说息姑不是君主呢？孔子修订《春秋》，凡是同诸侯结盟会见、出兵、任命将领，全都一概以“公”来记载；到他去世时，记作“公薨”，那么圣人什么时候把隐公同其他公区别对待过呢？根据《春秋经》，隐公即位第十一年去世，那么左氏从哪里知道他是摄政的？公羊、谷梁从哪里看出他有让位给桓公的迹象？您又凭什么这样说呢？仲尼说“我大概会使东周复兴吧”，这同您所说的从平王开始，为什么相反得这样厉害呢？所以我常告诫求学者，著述时必须谨慎，确实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初秋时许诺去拜访您，这封信不能详细说明，只略略说个开头，您一定能够自己思考而得到答案。不再详述。修书敬白。【答徐无党第二书〈庆历三年〉】修再拜敬白：前夜从外面回来，在灯下收到您的信，谈到陈烈的事情。我赶紧读了，还没有来得及查考陈君的作为，却已经很喜爱您文章的辞意十分质朴，由此直接知道您已经有所成就，没有辜负您跋涉千里、离开父母来到这里的心意。我也算勉强尽了责任，不愧对您的父母、亲戚、邻里乡党。很好，很好。我今年回到京师，职务在于谏诤，正值天下多事，日日夜夜忙碌，为明君寻求民间的利弊，无论事情大小，都亲自向人询问。又因为夏天酷热，老母生病，所以不能像现在的求学者那样同您交游，不能得到像前一年那样的快乐。自从进京以来，便听到陈君的名声，多次向人打听，大多没有人认识；如今得到您所说的话，就像已经见到他的面一样。幸好母亲的病现在已经痊愈，希望您有时间来，我们且谋划一同去见陈君。【与陈之方书】我敬白陈君足下：我是一个忧患早衰的人，荒废学业、不能讲习已经很久了。幸而士子们不嫌弃我，每天有来我门下的人，其中纯粹深厚的仁义之言，宏大博雅的辩论，文采繁盛华美的文章，我看得很多了。像您的文章，辨析明白而曲折畅达，峻拔洁净而舒缓从容，变化往来，有驰有止，却都合乎节度，使人喜爱仰慕而不厌倦，确实难得。我固然不能把天下士人全都了解，然而就我所见，像您的文章这样，难道能数出一两个吗？只要不断写作，不停前行，就一定能达到目的；积蓄深厚，发抒出来就会更加深远。我虽然不能把天下士人全都了解，但天下士人中像您这样的人，却可以数出一两个。我的年纪老了，心力耗损、精神疲惫，有许多事情做不到，只能欣喜后生在这方面奋发，遗憾不能在其中欢跃着跟随您。姑且奉上这封信表示感谢。【与集贤杜相公书〈庆历四年秋〉】修惶恐顿首：两三天来，不知您的身体起居如何。我被催促赴任，不能亲自到您门下，怎能不深感依恋！保州叛卒，朝廷一定要招抚他们，却又不从外面撤兵；即使是忠臣孝子，也难免疑惑。如今又听说有筑城的请求，虽然知道朝廷不认为可行，但权宜处理的诏旨已经下达到军前；万一其他事情都像筑城这样错误，竟然不请示便按权宜办法行事，一旦有失败差错，那么一方的事情就关系到天下安危。伏望您明察，应当怎样裁决处理呢？我的才力浅薄，不足以在紧急或缓急事务中任用；如果只是调发军队、运输粮饷，那是庸俗官吏所能做的，所以我自行请求愿意同田、李共同商议军事，到现在却搁置下来，没有答复。我私下揣度，朝廷不答复确实有道理。然而朝廷既然竭力排斥进言的人，又托言要在外任用人才，如今反而怀疑他们，不把事情交给他们办理，怎样解除进言者的疑惑呢？这就是我无法理解的地方。秋暑还很盛，伏望您为国家保重身体。【与田元均论财计书〈皇祐二年〉】修敬启：听说您奉有主持国家财政的任命，朝野都欣然相庆。我一抬头向西遥望，近来得知您已经到了宫阙之下。路途劳顿之后，应当多多休息。您在疲敝困乏之余，想来还要烦劳精心思考。建立有利的制度、改变法制很容易；若要使它一定实行而不被阻挠更改，实在困难。裁减冗员冗费、堵塞侥幸求进并不难，然而想使它能够长久实行而没有怨言诽谤，却不容易。为国家大计，既然迟延已久，就不能再等待；只收拾细枝末节，又没有益处而只是徒劳。凡是相识的人替元均考虑，大多这样说，不知您认为如何？只是每天希望公私双方都蒙受福佑罢了。春日温暖，千万为国保重。不再详述。修再拜。【答陈知明书〈皇祐二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