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九十九·奏议卷三◎谏院进札状七首

译臣看到，国家自从在西部边境用兵以来，屡次失败，京师的精锐士卒多在外征战，禁卫各军十分缺少，又没有将帅来充当国家的爪牙。如今为国家筹划的人，只致力于应对外部夷狄的忧患，专心经营边疆，却完全不考虑根本内部空虚、朝廷势力衰弱，万一发生事情，就没有力量支撑。如今军队的统帅昏庸怯懦，不是合适的人；禁兵骄惰，不能使用。这是朝廷自取的祸患，不必等臣说也可知道。臣也考察历代有国之君，多在无事时依恃安定而忘记危险，防备祸患不谨慎，以致祸乱仓促发生而败亡的，确有其事；然而从未有在用兵之时反而像今天这样忘记武备的。兵法说：‘将领是百姓命运的掌握者，是国家安危的主宰。’如今对外让李昭亮、王克基之辈抵御契丹，对内让曹琮、李用和等人保卫天子；像今天这样的形势，却把百姓的命运、国家的安危系在这几个人身上，怎么能不被四夷取笑、遭受他们轻视侮辱？臣认为，去年北虏突然兴起狂妄悖逆的举动，今年元昊又妄自提出请求；如果朝廷有一两位中等以上的将领，能够叩头效死，奋身请战，发誓洗雪君主的耻辱，稍微增长国威，那么戎狄还不敢侵凌，朝廷也不至于受到屈辱。可是从朝廷到边疆，竟然没有一个这样的人；既然没有可以依靠来竭力抗争的人，终于甘心自取衰弱。天下如此广大，难道真的一个人也没有吗？只是寻找得不勤勉、不尽力罢了。臣私下思考，自从用兵以来，朝廷求取将领的办法，不过是命令近臣举荐朝士来改任武官，以及选拔考试听班行、方略等人罢了。近臣所举荐的不过是世俗所谓有办事才干的人；班行中所选的只是会弓马的一夫之勇；至于方略之人尤其失当而滥杂，考试合格者仅仅够借职担任县尉、参军、赍、挽而已。用这样的办法求取将领，却想抵御当前的祸患，这正是天下困敝、败给夷狄的原因。臣不知道朝廷把这几件事作为求将之术，究竟对不对？如果认为对，那么得到的是什么人？知道不对，为什么不思考改革？臣又不知道朝廷认为将领容易得到，还是难以得到？如果认为容易得到，那么几年下来为什么没有见到一个？知道难以得到，就应当多方用心，早早思考如何求取选择。等到祸患临头时，哪里还来得及找到？希望陛下特意诏令两府大臣，另行议定求将的方法，完全去掉沿袭常规的标准，以求得非常之人。如果不破格用人，就难以消除当前的大患。臣也曾有一些愚见，早就想分条陈述；如果朝廷一定认真求取，或许可以参考采用。臣看到，从唐代、五代直到本朝，征伐四方、在战阵中立功的人，其中的名将多出自军卒。就像西部边境用兵以来，稍微可以称道的武将，往往出自军中。因此臣认为，只在军中就完全可以求得将领。试略述求将的方法，谨分条列在左边：凡是求取将领的方法，先从低级禁军直到厢军中选取年轻有力的人，不拘等级；按照技艺相同的情况，每一百人编成一队来训练。比较他们的技艺，以最精、最勇的人为优胜者，一百人中必定有一个；选出他担任队将。这个人的技艺和勇力确实能够使那一百人服从，任为统领百人的将领是可以的。把十名队将合在一起再训练，比较他们的技艺，以最精、最勇的人为优胜者，十人中必定有一个；选出他担任裨将。这个人的技艺和勇力确实能够使一千人服从，任为统领千人的将领是可以的。把十名裨将合在一起再训练；技艺勇力超过千人而难以取胜的人，就应当选择其中有见识、懂得随机应变的，十人中必定有一个；选出他担任大将。这个人的技艺勇力是万人中选出的，又粗略懂得变通，再选择有智谋的辅佐来帮助他，任为统领万人的将领是可以的。幸而有技艺勇力虽不足，但才干见识超出万人之上的人，这就是世所罕见的奇将，不是常规标准所能求得的。臣所说只在军中就可以求将，指的就是这个。如果真能这样做，拥有五七万军队，随着训练又得到五七名统领万人的将领，直到统领千人、百人的将领，也都可以自行具备。然后另立军名，建立等级制度，每一万人编为一军，用来负责宿卫；有事时就出兵征战，无事时就以威势镇服天下。这与用丰厚衣食俸禄养活骄惰无用的士卒，逐级迁转补授直到校官、将帅，结果全是凡庸昏暗怯懦之人相比，得失相差万里！如果臣的主张确实可以施行，等到编成一军，就替代旧有的一万名禁兵，把他们分散派出，使其到外地就食。新设置的士兵从一开始就加以约束，稍微增加旧有的供给，不使待遇过于优厚；经常役使他们的力量，不让他们骄惰。等到新兵建成，旧兵全部外出，京师可以减少冗费，又得到精兵，这种好处是长远的。以上臣所陈述的，只是选拔勇将、训练卫兵的一种办法罢了。至于能够守卫边境、破灭盗贼，具有奇才异略的人，不能说没有，恳请陛下早日留意，精心寻求。谨此具奏，恭候敕旨。《论郭承▯不可将兵状》（庆历三年） 臣听说朝廷旨意，任用郭承▯为镇定部署。臣自从听到这项任免，早晚思考：国家用兵已经五六年，没有取得丝毫成果，朝廷威势完全受挫，天下百姓困苦不堪。仔细思考其中原因，过失在哪里？祸患在于朝廷拘守常规，不肯越级选择人才；明知是小人，却把重任交给他，后来即使败坏事情，也始终不悔改。如今每有任命，有人询问大臣，大臣就说：‘虽然知道他没有才能，除了这个人再没有别人。’更严重的，为了堵塞别人的议论，还一定说：‘你试着另外想想，还有谁可以任用？’臣也常听到这样的话，每次退下都叹息。所谓‘再没有别人’，难道是天下真的没有人吗？只是没有尽力寻找罢了。如今不肯劳心选择、破格任用，只守着常规旧例，轻率任用小人，宁可耽误大计；一次误事不悔改，后来又重复这样做。比如葛怀敏，先前在西边时，天下人都知道他不能任用；当时议论的人只说，除了怀敏之外还没有别人，难以更换。等到他战败身亡，尸体横陈原野，怀敏既不能复生，也还是必须另找人任用。臣认为今天任用承▯，就和当时任用怀敏一样。

译何况像承▯这样的人，只是平庸奴仆般的才能，比怀敏差得远。先前在澶州，只让他负责筑城，几乎酿成变乱，怎么能够担当镇定一路？臣认为，朝廷不是不知道承▯没有才能，议论者不过说‘按惯例应当升迁，另外又没有人’，这只是因循的说法罢了。如今狡猾的敌虏正在谋划狂妄之事，祸患的端倪已经出现。朝廷内外的士人看到国家轻视戎患、放松北方武备，人人都献言，希望早作防备；忽然看到这样的任命，谁不惊恐忧虑？先前刘六符来时，朝廷忍受耻辱与他议和，是认为河朔没有可以依靠的力量，难以迅速争战，只能委屈意愿苟且求和，稍微缓解祸患。如今幸而得到这个自行缓解的机会，正应当多方急切行动，精心选择将领，预先做好防御，尚且唯恐来不及，哪里是因循守例、轻率任用小人的时候？对于郭承▯，想请尽早调任到一个不需用兵的地方担任知州，或者召回，另行授予一个清闲缓慢的职秩。如果想记录他的旧日勤劳，优厚地施加亲属恩典，清闲的官职和优厚俸禄足以养活他，不必让他担任这样的要职。希望陛下深思国家大计，不怕改正任命，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请陛下裁夺。《论元昊来人不可令朝臣管伴札子》（庆历三年） 臣听说朝廷旨意，想让殿中丞任颛负责管理元昊派来的一行人等。臣私下知道，元昊这次来完全没有好意，不肯称臣，索取的物品又太多，他的志向不小，只是想凭借强力相互逼迫罢了。朝廷既然不能答应，就应当对待他的来人，各事都不要过分。至于礼数厚薄、赏赐多少，虽然说是小事，不值得计较，但在事情的体制上所牵涉的意义很大。凡是交战双方的使者来到大国，必定会窥伺将相的勇怯，察看国家的强弱。如果看到朝廷的威怒尚未消退，形势也没有削弱，那么他一定内心忧虑被杀，其次担心被拘留；即使偶然能够活着回去，也会认为是大幸，这样我国的弱点还没有暴露，对外仍可保持强硬的言论。如今如果立即损害国威，过分增加礼遇，先自行显示软弱，助长他的骄横之心，使他知道我国可以欺负，那么双方的议论就更加难以调和了。即使想成就议和之事，也应以镇重为先；何况这次议论必定不能成功，白白损害国家的体制，实在可惜。前次元昊来人很少，朝廷只派一名班行官接待；如今来人逐渐增多，于是派朝士；如果以后来人越来越多，就必定要派近侍了。这就是他逐渐变强，而我国逐渐变弱。何况听说邵良佐前些日子往返于他们那里，仅仅免于受辱而回来，可见他们虽是戎狄，也不能说没有谋略。如今他的来人一定会极力施展强硬言辞，企图在交涉中取胜；如果能先减薄对他们的礼遇来挫败他们，也算是挫败盗贼的一种办法。对于元昊的来人，希望不要再派官员管理陪伴，只把他们送到驿站安置，不必急于询问。至于监视他们、供应馈赠、传达言语，只要派一名办事的班行官就足够了。臣料想，如今国家如果不能曲意顺从他的意愿，那么即使尊宠来人、厚加礼遇，元昊也免不了出兵进犯，以发泄他的愤怒；结果同样是不和，又何必自行损害国家体制？不如迅速修整边防，以求取胜的机会。请陛下裁夺。《论元昊不可称吾祖札子》（庆历三年） 臣看到，如定等人来京，西贼想自称‘吾祖’；先前听说朝廷议论，已经不答应。今天又听到传闻，说议论还没有定下来，不知究竟是虚是实，臣深感惊忧。况且‘吾祖’二字，是多么样的称呼，应当立即拒绝，按道理没有疑问，怎么会有尚未决定的说法？‘吾’就是我；‘祖’就是俗话所谓的翁。如今即使平民百姓也不肯随便称人为父；如果答应他使用这个称号，那么今后的诏书就必须称他为‘吾祖’，这岂不是要朝廷称蕃贼为我的翁吗？不知道谁敢说出这样的话。况且蕃贼拟定这个名号时，本来就是想侮辱戏弄中原罢了。如今如果让他称臣，那么这两个字尤其应当辨明。现在从元昊以下，名称官号都使用夷狄的称呼；如果蕃语‘兀卒’用华言说是‘吾祖’，那么贼中每件事都自行使用夷礼，怎么能唯独在这个称号上使用华言而不称‘兀卒’？况且他对我国称臣，却让我国称他为祖，在礼制上不妥，所以应当用这一点折服他。朝廷自从有西边事务以来，处置失当、被人取笑的事情很多，却没有像这一件这样最为可笑的。臣私下担心小人妄自提出议论，恳请拒绝而不听。请陛下裁夺。《论乞廷议元昊通和事状》（庆历三年） 臣近来已经上奏议论，今后军国大事不必秘密处理，应召集百官在朝廷上议论。近来听说元昊再次派遣使者将要来到京城，是否议和，决定就在这次来使。臣私下估计，朝廷的谋划应当思考出万全之策；臣认为这是最大的事情，天下安危都系于此。如今公卿、士大夫中爱戴君主、忧虑国家的人，人人都替陛下深思极虑，只怕朝廷谋划失策，落入夷狄的奸谋之中，于是众说纷纭，各有议论。有人说：天下已经困苦了，如果不和，力量不能支撑；稍稍屈从，可以缓解祸患。有人说：羌夷险诈，即使议和也不敢停止用兵，那么和与不和没有区别；只是白白承受屈从的羞辱，完全没有缓解祸患的实际好处。有人说：既然已经委屈心志讲和，就应当退下来休养，训练军队，以便今后谋划。但这也一定不能做到，从河朔的事情就可以看出。大概是担心刚议和便忘记发奋，因循松弛废弛，使祸患更加深重。有人说：即使元昊重新称臣，西边减少费用，不放松武备，不忘记今后的谋划，仍然有极其值得忧虑的地方：北戎将会把议和的事情据为自己的功劳，过分索取，因而发动战争；这样只是暂时平息关西的小患，却又在河北重新产生大患。臣忝居耳目之官，看到国家有大事，旁采外界的议论，所听到的意见虽然有同有异，但大体都认为议和困难，不议和容易；不议和的祸害少，议和的祸害多。然而臣又不知道朝廷的意思是什么，朝廷究竟怎样议论？臣看到汉、唐的旧事和祖宗的旧制，大事必须在朝廷上议论。这是因为朝廷要显示宽广，不愿使自己的见识狭窄；谋臣思考公共利益，不敢自以为是。所以举措大多正确，众人的心也都信服。臣思考国家自从兴兵以来，常常秘密处理大事，起初想隐藏、维护，不让人知道；等到处置违背事理，哪里还能掩盖？臣认为不如采纳最公正的意见，汇集众人的长处；等到他们全都没有长处时，再采用朝廷的谋划也不迟。关于元昊请求议和的事情，恳请在使者到达之前召集百官在朝廷上议论。臣从早晚以来到各处询问访察，已经听到众人的意见如此。如果全部召集到朝廷，各自陈述见解，一定会有长远的策略，可以补助万一。谨此具状上奏，恭候敕旨。《论西贼议和利害状》（庆历三年）

译臣自从如定等人到京以来，私下听说朝廷议论不许贼人称‘吾祖’，一定要让他称臣，然后才允许议和。这是国家的大计，是朝廷得当的谋略。都是由于陛下极其圣明，不苟且顾及眼前的事情，能够考虑将来的忧患，亲自决断，决定了重大的议策。然而几天以来，又听到传闻，颇有不明事理的人妄自陈述愚见，不思考长远祸患，只想赶快议和。臣虽然知道他们必定不能蒙蔽圣听，但也担心万一稍微产生疑惑、受到阻挠，就会破坏已经形成的计策。臣的职责在于进言，按理应当辨明此事。自从西贼请求议和以来，众人的议论很有同有异；多数人说，如果朝廷允许贼人不称臣，就担心北戎另外索取中国的名分，这确实是大患。但臣仍认为，即使贼人肯称臣，北戎仍有借功索取报答的祸患；称臣和不称臣，都会有后患。如果实在不得已，那么称臣而通好仍胜过不称臣，但后患也不能避免。这正是有见识的人、忧国的人不愿意急于议和的原因。如今如果不允许通和，不过是担心贼人来侵犯罢了。况且几年来西边的军队遇到贼人便失败，不是因为贼人善于作战，而是因为我国自己谋划错误。如今如果派范仲淹处置边防，只要稍微不失当，那么贼人的胜负还不能预知。以对方骄横的军队，面对我方整齐的军旅，如果我方因此取胜，那就再好不过；即使只做到双方互不伤害，也已经挫败了贼人的锐气。即使范仲淹不幸稍有失败，损失也不会像前后那些错误谋划那样严重；与议和之后另生大患相比，损失仍然较少。这就是善于谋算、见识长远的人认为不议和祸害小，而不害怕尚未议和的原因。臣认为如今不以屈服心志为羞、急于求和的人有五类：一是对陛下不忠的人想急于议和，二是没有见识的人想急于议和，三是奸邪的人想急于议和，四是疲惫的军队和怯懦的将领想急于议和，五是陕西的百姓想急于议和。自从用兵以来，在朝廷任职的人辛苦于调度运转，在边境的人辛苦于军务；如果有人想逃避这种辛劳，只想让陛下屈节求和，自己偷取眼前的安逸，将来的后患则让陛下一人承担，这就是臣所说的不忠之臣急于求和。议和而偷取安逸，眼前得到好处，议和后的大患隐藏着尚未发生，这就是臣所说的无知之人急于求和。自从战事兴起以来，陛下忧劳于各种政务；如今小人只想在苟且议和之后，使陛下以太平无事为宽解，并希望圣心对政务懈怠，趁机进用奸邪谄佞之人，惑乱圣明。大体说来，古今君主忧劳勤政，都是小人所不愿意的，这就是臣所说的奸邪之人急于求和。屡次失败的军队不知道得人便能取胜，只说敌人一来就必定失败，这就是臣所说的怯懦将领和疲惫士卒急于求和。以上四类人，都不值得听从；只有陕西百姓困苦疲乏，心里必定希望议和，可以借宣抚使告诉他们：朝廷并非不想议和，而是贼人没有顺服的意思；然后再严令有关官吏，减轻陕西百姓的劳役，这就可以了。其余一切小人和无知之人的议论，恳请陛下以圣慈断然拒绝，不要听从，使重大的谋划不受阻挠，使良好的计策得以成功，这就是社稷的福气。谨此具状上奏，恭候敕旨。[原文仅见“?”，无法确定其含义。]●卷一 ○ ○·奏议卷四 ◎谏院进札子十首 《论乞不遣张子▯使元昊札子》（庆历三年） 臣私下听说，昊贼的来使已经议论了几天，完全没有顺服的意思，朝廷又想派张子▯再次前往贼中；又听说暂且只让他停留在延州，等候贼人的意图，等他们来迎接，才敢继续前进。不知道是否果真有这样的议论？如果确实如此，实在非常不妥。臣认为如今双方的议论尚未决定，正是各自争夺名分的时候，忧虑的是不能自行损害国家体制。元昊既然看到朝廷的议论不一致，一定料想边防必须有所准备；他假装用友好的言辞来迎接子▯，使我国希望议和而稍稍松懈，然后出其不意地进攻；子▯或者被拘留，或者遭受虐害，成为中国万世的耻辱，那时后悔怎么来得及？即使不这样，子▯端坐在延州，得不到对方的接见；想回去又担心对方前来迎接，久等又寂然没有消息，进退不得，还有什么比这更羞耻的呢？元昊已经和中国商议过三次，必定知道难以达成协议。子▯这次前往，又没有其他尚未议论完的事情，对方一定不会急于求见；那么臣所说的两种情况，恐怕必有一种发生。臣不知道朝廷认为昊贼可以使其称臣，还是认为不可以？如果认为可以使其称臣，自然应当以重兵压迫边境，再选忠厚而有谋略的人直接进入贼中，劝说他称臣服从。如果认为不可以，又何必派遣使者？如果只是想拖延岁月而不彻底拒绝他，那么只应趁如定返回时，赐给他好听的话，答应给他丰厚的财物，告诉他如果能够顺服，就让他与边臣沟通意愿，等核实情况后再决定议论；这样才是没有断绝他来意的办法。不能让天子的使臣等待贼人的命令而进退，万一遭到拒绝，或者被拘捕，对事情没有好处，只会白白损害国威。如今的计策，不如迅速派遣范仲淹严密整顿边境，慢慢放回如定等人，让元昊自己谋划，而我国设法求取胜算。请陛下裁夺。《论乞不受吕绍宁所进羡余钱札子》（庆历三年） 臣听说转运使吕绍宁刚到淮南，便进献钱十万贯，不知是否确有此事？臣看自从战事兴起以来，天下困弊，不只是因为备边费用，半数也是官吏败坏造成的。如今三司自己正缺钱，反复在东南搜刮，又拿粮食布帛兑换钱财，那么南方仓库哪里还会有余钱，乡里的编户百姓必然也没有藏钱，所以淮南一带近年号称“钱荒”。不知吕绍宁刚到淮南，使用了什么办法、从什么地方得到这笔钱来进献？如果是把官库的钱送上去，那么各州应当用钱的地方很多，必然会导致钱财匮乏；如果是向民间摊派征取，民力哪里承受得起？况且十万缗钱，国家得到它所增加的利益极其微薄，而外地取钱造成的祸害却不小。往年李定、王逵等人，都刻剥困苦的百姓以进奉，直到今天南方百姓还在叹息怨恨。何况今年江淮地区，刚遭王伦大肆劫掠，接着又受到蝗灾旱灾的祸害，民间困窘，尤其应当加以抚恤保存，而绍宁却欺骗朝廷，妄自进献。伏望陛下特地下令，交给别路选派一名精明强干的官员，核查淮南一路现有钱帛的总数，查明绍宁所进的钱究竟从何处得来。如果涉及欺骗妄为，请求按照朝廷重典惩处。他所进的钱，伏望圣上慈悲拒绝接受，以彰明朝廷均等体恤外地、防止奸吏刻剥的意旨。请陛下裁决施行。《论孙▯不可出使契丹札子》（庆历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