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十·居士集卷四十◎记八首

译处理繁杂事务而能掌握要领，就会变得简明；简明就容易施行而不违背事理。只有简明而又容易施行，才能使力量不劳顿而有余裕。以制置七十六州的余力，治理几亩土地修建园林，实在不足以施展他的才智；对于许君的事业，这也不值得特别记述。我只记下他众多美德中的一件，可以给海陵人看。许君本是歙县人，世代都有孝行。他的先父司封丧失父母后，侍奉哥哥如同侍奉父亲，又告诫妻子侍奉嫂嫂如同侍奉婆母。衣服即使破旧，哥哥没有换衣服，他也不敢换；食物即使已经准备好，哥哥没有吃，他也不敢先吃。司封去世后，按规定一个儿子可以得到官职，兄弟们互相推让；过了很久，几位哥哥最终都把机会让给了许君，于是许君如今显达于朝廷，使家门光大。许君抚养兄弟们的孩子如同抚养自己的孩子。每年轮到进京考核，弟弟的儿子生病，许君留下来不忍离去；那孩子也不忍舍弃许君独自留下，于是便一同进京。许君一向清贫，却花尽家财奔走四方求医，药一定亲自调制，饮食一定亲自照看，甚至连孩子大小便也亲自观察其时间和颜色；如果情况可以医治，就高兴；如果有所变化、不合常态，就忧愁得难以自持。后来孩子终于死去，许君哭泣悲哀，过路的人都为之叹息。唉！我看见许氏家族的孝悌之行已经显著于三代了。凡是海陵人经过他的园子，看见竹子树木，登上台榭，就会想到他的宗族无论年长年幼都在这里相亲相爱、和乐相处。人们爱戴许君，就会受到他的善行感化；这种影响会由一个家庭扩展到一个乡里，再由一个乡里推及四方，不分远近。假如许氏子孙世代长久而且越来越笃实，那么不仅会感化当地百姓，还将看到园中的草木长出并生的枝条，禽鸟在园中飞翔栖集时也不争夺巢穴、不挑拣子女来哺育。唉！事情怕的是不去做，或者懈怠而中途停止罢了；只有努力实行而不懈怠，直到完成，才会知道我的话是可信的。庆历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庐陵欧阳修记。《真州东园记〈皇祐三年〉》真州处在东南水道汇合的地方，所以是江淮、两浙、荆湖发运使的治所。龙图阁直学士施君正臣、侍御史许君子春任发运使时，得到监察御史里行马君仲涂担任判官。三个人喜欢彼此相处融洽，于是趁着闲暇，取得州中监军废弃的营地来修建东园，每天到那里游玩。这一年秋天八月，子春因公务奔赴京师，画了一幅他所说的东园图带来给我看，说：“园子占地一百亩，前面有横流的水，右边有清澈的池塘，北面筑起高台。高台上，我们建望远的拂云亭；池塘边，我们建俯视水面的澄虚阁；水上，我们乘坐画舫。把园子中间敞开，作为清静宴饮的厅堂；开辟后面，作为射箭待宾的场地。鲜明的荷花菱叶、芬芳的幽兰白芷，以及佳花美木交错栽植、树荫相连；这里从前却是苍烟白露、荆棘丛生之地。高大的屋脊、巨大的椽梁，水光日影上下摇曳；这里宽敞闲适、幽深清静，可以回应远处的声响、产生清凉的风；这里从前却是颓败的墙垣、断裂的沟堑和荒芜的废墟。美好的时令节日，州中男女唱歌吹奏乐器；这里从前却只有昏暗阴沉的风雨和鼠、鼯、鸟兽的哀鸣。我由此确实相信人的力量。图上所画的，大概只是其中一两分的概略。至于登上高台远望江山的远近，嬉戏于水中追逐浮沉的鱼鸟，其中的景物、意趣和登临的快乐，观赏的人各自都会有所领会。凡是工匠不能画出的，我也不能用语言说尽。请替我记述它的大概。” 他又说：“真州是天下交通的要冲。四方往来的宾客，我们都同他们在这里共同欢乐，难道只是我们三个人私自享有吗？然而池塘台榭一天比一天新，草木一天比一天茂盛，四方之士没有一天不来，而我们三个人却总有一天会离开，难道能不对这里恋恋不舍吗？如果不为它写记，后来的人谁知道它是从我们三个人开始的呢？” 我认为三位君子的才干贤能足以互相补益，又能在职务上彼此协调，知道事情的先后，使上下供给充足，使东南六路的百姓没有辛劳忧愁怨恨的声音。然后利用闲暇，又同四方的贤士大夫在这里共同欢乐。这些事情都值得赞美，于是为它写下这篇文章。庐陵欧阳修记。《浮槎山水记〈嘉祐三年〉》浮槎山在慎县南面三十五里，有人说是浮▯山，有人说是浮巢山；这些名称的来历出自佛教、老子一派荒诞怪异、虚幻不实的说法。山上有泉水，从前代论水的人开始就没有记述。我曾读《茶经》，喜爱陆羽善于谈论水。后来又得到张又新的《水记》，其中记载刘伯刍、李季卿所列的水的等级，说是从陆羽那里得到的；但用《茶经》考察，二者全不相合。张又新是狂妄、轻薄而诡诈的人，他的话难以相信，我很怀疑那不是陆羽的说法。等到得到浮槎山的泉水，才更加认为陆羽是懂得水的人。浮槎山和龙池山都在庐州境内，比较两山的水味，龙池山远远比不上浮槎山。然而张又新的记载把龙池山列为第十，却把浮槎山的水弃置不录，由此可知他遗漏、错误的地方很多。陆羽却不是这样，他论水说：“山水最好，江水次之，井水最差。山水之中，像乳泉、从石池中漫流出来的水最好。”他的话虽然简略，但论说水的道理已经完备了。浮槎山的泉水，是由李侯发现并传播的。嘉祐二年，李侯以镇东军留后的身份出任庐州知州，因游览金陵，登上蒋山，饮用那里的水。后来又登上浮槎山，到达山顶，山上有一座石池，泉水涓涓流出，十分可爱，大概就是陆羽所说的从山间涌出、漫流的泉水。李侯饮后觉得甘美，于是查考图籍记载，向当地老人询问，得到它的事迹，便把这种泉水送到京师给我。我回信说：李侯可以称得上贤能了。能够穷尽天下各种事物、没有什么不能满足自己的愿望，这是富贵之人的快乐。至于在高大松树下乘凉，躺在丰茂的草上，听山涧水流潺潺，饮用石缝泉水滴滴落下，这是山林之人的快乐。山林之士看天下的各种快乐，不能有一样使他的心动摇。他心中有所欲求，只是因为力量达不到而不得不停止，这样的人才能退居山林，在这里获得快乐。富贵之人能够取得世间万物，但他所不能同时得到的，只有山林之乐。只有富贵之人不能兼得这种快乐之后，贫贱之士才有可以自我满足、超越世人的地方。二者不能同时得到，难道也是事理和形势所决定的吗？如今李侯生长在富贵之家，耳目已经厌倦了富贵的享受，又知道山林之乐，至于攀援上下、探寻幽隐穷绝之处，凡是别人不能到达的地方他都能到达；他能够兼得各种事物，可以说已经很多了。李侯降低身份，勤奋好学，喜欢结交贤士；处理政事敏捷，所到之处都有能干的声誉。

译凡是有些事物不能自己显现，要等待别人来使它彰明的，是有的；事物本身未必珍贵，却因人的缘故而变得重要的，也是有的。因此我写下这件事，让后世知道这眼泉水是从李侯开始才显扬于世的。嘉祐三年二月二十四日，庐陵欧阳修记。《有美堂记〈嘉祐四年〉》嘉祐二年，龙图阁直学士、尚书吏部郎中梅公出任杭州知州。临行时，天子用诗来宠幸他，于是他开始建造有美堂，大概是取赐诗第一章的首句来命名，用来作为杭州人的荣耀。然而梅公非常喜爱这座堂，即使离开杭州也没有忘记；今年他从金陵派人赶赴京师，命我写一篇记，前后请求了六七次也不厌倦。于是我为它说道：把天下极尽美好的景物和快乐全都得到，却有许多不能同时兼得的。因此，想穷尽山水、登临观赏其美的人，一定要到宽广闲静的原野、寂静偏远的乡里才可以得到；想观览人物的盛大华美、夸耀都市的雄伟富庶的人，一定要处在四通八达的交通要冲、舟车汇集的地方才够满足。前者把心放在尘世之外，后者在繁华中使心情得到娱乐，二者各有适宜之处。然而这种快乐不能同时兼得。至于所谓罗浮山、天台山、衡山、庐山，洞庭湖的广大，三峡的险峻，被称为东南奇异雄伟、秀丽绝美的地方，却都在偏僻的小州小县和简陋的地域。这是隐居幽处的人、困顿忧愁而被放逐的臣子所享有的快乐。至于四方会聚、百货交汇、物产丰富、人口众多而形成的大都会，又能够兼有山水之美，用来供富贵之人娱乐的，只有金陵和钱塘；但这两个地方都曾在乱世中僭越称号。等到圣宋承受天命，天下统一，金陵因为后来归附而被诛罚；如今它的江山虽然仍在，但颓败的城墙、废弃的遗址、荒烟野草，使经过观览的人无不徘徊惆怅而感到凄凉悲怆。只有钱塘从五代时期起，就知道尊奉中原，表示臣服顺从；到了灭亡时，叩头请求保全性命，不劳烦动用兵戈，如今当地百姓幸而富足、完整、安定、快乐。当地风俗又习惯于工巧，城邑房屋华丽，大约有十多万户。四周有湖山环抱，左右相互映带。闽地商人和海上商贾，驾着风帆海船，出入于江涛浩渺、烟云幽暗的水面之间，可以说十分繁盛了。来到这个地方任职的，一定都是朝廷的公卿大臣或天子的侍从；又有四方游士作为宾客，所以都喜欢占据形势优胜之地，修建亭台楼榭，共同尽情享受游览的快乐。然而，他在取舍方面，在这里有所收获，就必然会在那里有所遗漏。唯独所谓有美堂，登临山水的美景、人物聚居城邑的繁盛，一眼望去便全都可以得到。大概钱塘兼有天下的美景，而这座有美堂又把钱塘的美景全都收尽了，难怪梅公十分喜爱而难以忘怀。梅公是清廉谨慎、勤奋好学的君子，从他所喜爱的事物，也可以知道他的为人。熙宁四年八月丁亥，庐陵欧阳修记。《相州昼锦堂记〈治平二年〉》做官做到将相，富贵之后返回故乡，这是人情所认为的荣耀，也是古今相同的事情。士人正处在困穷之时，在乡里遭受困厄，庸人和小孩子都可以轻视、侮辱他，就像季子不被嫂嫂以礼相待、朱买臣被妻子抛弃一样。一旦乘坐高车、驾着四匹马，旗帜仪仗在前面引导，骑兵在后面簇拥，道路两旁的人纷纷并肩接踵，仰望叹息，而那些所谓的庸夫愚妇，奔走惊惧流汗，羞惭低头伏地，在车尘马足之间悔恨自己先前的罪过。这是一个普通士人当时得志时的情形，他的意气之盛，古人把它比作穿锦衣回乡的荣耀。只有大丞相魏国公却不是这样。魏国公是相州人，世代都有美德，是当时著名的卿相。自从魏国公年轻时，就已考中高等科第，登上显要仕途，天下士人听闻他的声望、仰望他的余光，也已经有多年了。所谓做到将相而享有富贵，都是魏国公素来就应有的，并不是像困穷之人一时侥幸得志，出乎庸夫愚妇的意料，以惊骇和炫耀来使他们震动。因此，高大的牙旗和军旗不足以使魏国公显荣，桓圭和衮冕也不足以使魏国公显贵。只有德泽遍及百姓、功业施于国家，把它刻在金石上，传播在声诗中，以光耀后世而流传无穷，才是魏国公的志向，也是士人对魏国公的期望。哪里只是夸耀一时、荣耀一乡而已呢？魏国公在至和年间，曾以武康节度使的身份来到相州治理，于是在后园修建了昼锦堂。后来又把诗刻在石碑上，留给相州人。他在诗中认为把快意于报恩报仇、夸耀名声荣誉看作可取，是浅薄的；这大概是因为他不把古人所夸耀的事情当作荣耀，反而把它当作警戒。从这里可以看出魏国公把富贵看作什么，而他的志向哪里是容易估量的呢！所以他能够出入将相之位，勤劳于王室，而无论平安还是险阻，操守始终如一。至于面对重大事情、决断重大议论时，他垂着衣带，端正地执着笏板，不改变声色气度，却能使天下安稳如泰山，真可以说是国家的重臣了。他丰厚的功勋和盛大的功业，足以铭刻在彝鼎上、配合弦歌传诵的，乃是国家的光荣，并不是乡里的荣耀。我虽然没有机会登上魏国公的堂屋，幸而曾私下诵读过他的诗，乐于他的志向得以实现，也高兴替天下传述这件事，于是写下这篇文章。尚书吏部侍郎、参知政事欧阳修记。《仁宗御飞白记〈治平四年〉》治平四年夏五月，我将要前往亳州，取道汝阴，因而得以在子履的书室中观览书籍。只见御书光彩灿烂，辉映日月，我为此整理帽子、肃正容色，拜了两拜之后才敢抬头仰视，原来是仁宗皇帝亲笔所写的飞白字。我说：“这是宝文阁收藏的东西，为什么会在您的书室里呢？”子履说：“从前天子在群玉殿宴请侍从臣僚，赐给他们飞白字，我有幸也得到一幅。我困厄于世间已经很久了，年轻时就不为时人所喜爱，流离、逃亡、贬斥在外，达十多年之久。我之所以没有老死在江湖之上，大概是因为遇到了政治清明的时代，天子尊崇学问，乐于培育天下人才而不遗弃一个卑微的人，使我得以和众多贤士一同在儒学馆中交游。况且天下没有战事，年年按时丰收，百姓万物安宁快乐，天子优游清闲，不亲近声色，正和群臣从容享受翰墨之乐。我在这样的时代，私下获得这次赏赐，不只是一个臣子的荣耀和际遇，也是朝廷一时的盛事。您应当替我把它记下来。”我说：“仁宗的德泽滋润万物，已有四十多年，即使田夫野老没有什么知识，尚且能在田间悲歌思念仰慕仁宗，何况儒臣学士，得以仰望圣上的光辉、蒙受恩宠、登上金门而进入玉堂的人呢？” 于是我们相对流泪，写下了这篇文章。玉藏在石中，珍珠藏在深渊里，但它们的光彩气象常常显露在外。所以山中发出像白虹一样的光辉、水色变成五彩的地方，就是至宝所在之处。如今仁宗所赐的御书收藏在子履的书室里，我知道将来一定会有善于望气的人说，有光彩上升直达天际；那必定就是御书所在的地方。观文殿学士、刑部尚书欧阳修谨记。《岘山亭记〈熙宁三年〉》

译岘山面对汉水，远望隐约可见，大概是群山中较小的一座，但它的名声却特别显著于荆州，难道不是因为山上的人物吗？那人物是谁？就是羊祜叔子、杜预元凯。晋朝和吴国正以武力争斗时，常常倚重荆州；而这两个人先后在这里任职，终于凭借这里平定吴国，成就了晋朝的功业，他们的功勋已经超过当时所有人了。至于他们的风流遗韵，蔚然流布在长江、汉水之间，直到今天人们还在思念他们，而思念叔子尤其深。大概元凯凭借他的功业，叔子凭借他的仁德；两人的作为虽然不同，却都足以流传不朽。我很疑惑，他们为什么反而急切地追求后世的名声呢？传说叔子曾登上这座山，感慨地对属下说，认为这座山长久存在，而前代的士人都已经湮没无闻，于是回顾自身而悲伤。但他唯独不知道，这座山正是等待着他，才获得显著的名声。元凯把功勋铭刻在两块石碑上，一块放置在这座山上，一块投入汉水深处。这难道是对自己的期待很厚重，而对所思虑的后世很深远吗？山上原本有一座亭子，世代相传认为是叔子游览休息的地方。因此它屡次毁坏又屡次兴建，是因为后世仰慕他的名声、思念他为人的人很多。熙宁元年，我的朋友史中辉史君以光禄卿的身份来镇守襄阳。第二年，他依据旧亭加以扩建修新，既用壮观的回廊环绕四周，又扩大后面的轩屋，使它和亭子相称。史君名闻当世，所到之处都有声望；襄阳人安于他的政令，也乐于跟随他游览，于是用史君的官名给后轩命名为光禄堂，又想把这件事记在石碑上，使它和叔子、元凯的名声一同流传久远。史君无法推辞，于是来请我写记。我认为史君知道仰慕叔子的风范，并且承袭他的遗迹，那么他的为人以及他的志向所在也就可以知道了；襄阳人如此爱戴史君、安乐地接受他的治理，那么史君在襄阳的政绩也就可以知道了。这正是襄阳人希望记载的事情。至于亭子周围山川的壮美形势，以及草木云烟在空旷的有无之间隐约出没的景象，可以供诗人登高远望、写尽《离骚》中极目所见的景色，那就应当由观览的人自己领会了。至于亭子屡次兴废，有的自有记载，有的不必详究，便都不再叙述。熙宁三年十月二十二日，六一居士欧阳修记。〔原文仅有“?”，无法确定其含义。〕 卷四十一·居士集卷四十一 序六首 《帝王世次图序》尧、舜、禹、汤、文、武，这六位君主可以说都是显赫的人物了。但后世仍然失去了关于他们的传说，难道不是因为年代太久远了吗？所以，君子的学问，不以穷究久远的事情为能耐；对于自己不知道的事情应当存缺略，谨慎选择所传述的内容，以免迷惑世人。孔子那个时代，周朝衰微，学术废弛，先王之道不明，各种异端学说同时兴起。孔子对此忧虑，于是整理订正《诗》《书》和史书，以制止纷乱的言论，并希望所传的内容真实可信。所以他略述久远的时代而详述近代，在《尚书》中从唐尧、虞舜以来断定，只记载那些可以作为世人法则的大事罢了。至于三皇五帝以及君臣世代次序，他都没有谈过，是因为年代久远，对自己不知道的事情谨慎取舍。孔子去世以后，异端学说又兴盛起来，周王室也更加衰败混乱。到了战国时期，秦国于是焚烧书籍，先王之道中断。汉朝兴起后很久，《诗》《书》才逐渐出现，但并不完整。在王道中断之时，奇书异说正充斥世间并盛行，它们往往反而假托为孔门弟子的学说，以取得当时人的信任。学者既不能完整地看到《诗》《书》的详细内容，又习惯于传布盛行的异说，世间没有圣人来作验证，他们也不知道怎样取舍真伪。甚至有些博学而喜爱猎奇的人，把见闻多当作优胜，于是搜集各种说法，编排论述时一概不加选择，只怕遗漏它们，司马迁的《史记》就是这样。孔子的学说上溯前代，只说到尧、舜，记载它们的大略，而不谈更早的事情。司马迁远在孔子之后，却上溯到黄帝以来，还详细考察各代的次序；他不自量力而务求胜过前人，难怪错误很多。司马迁所作《本纪》，取自《大戴礼》《世本》等书，现在依照他的说法绘图考察。尧、舜、夏、商、周，都同出于黄帝。尧去世时，下传给他的四世孙舜；舜去世时，又上承给他的四世祖禹，而舜、禹都活到一百岁。稷、契在高辛氏那里是儿子，是同父异母的兄弟；现在依照他们的世代次序向下排列，汤和王季处于同一世。汤向下传十六代成为纣，王季向下传一代成为文王，再传二代成为武王。这样说来，文王以十五世祖的身份侍奉十五世孙纣，武王以十四世祖的身份讨伐十四世孙而取代他称王，这是多么荒谬啊！唉！尧、舜、禹、汤、文、武的治道，是历代君王取法的准则。他们的盛大德行和伟大功业，表现在他们的施政事迹中；后世想知道的事情，孔子都已经论述记载了。至于那些年代久远、难以弄清的事情，后世不必知道；不知道这些，并不妨碍成为君子，孔子都没有谈论。孔子之所以成为圣人，是因为他的智慧知道应当取舍，处处都是如此。《后序》我已经略略论述帝王的世代次序，并看出《本纪》的错误，但仍认为文王、武王与纣相隔十五、十六代，其荒谬显然无疑。至于尧、舜、禹的时代相隔不远，还希望其中的道理可以解释，于是又根据《尚书》《孟子》以及孔安国、皇甫谧等人的著作，考察他们寿命的长短，却更加乖谬，无法相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