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七十一·居士外集卷二十一◎策问五首试策八首

译答：举荐贤能而加以询问，是炎汉得以兴盛的原因；以射策考察人才，是有唐的明诏。晁错阐明国家的大体，董仲舒探究《春秋》一统元始的意义，都是分条作答，写在篇章中，供天子亲自阅览；刘某陈述兵农的大略，虽凭才识而中科，但考核他的言辞，仍由有关官府评定等第。皇上想讲求尧舜禹汤的宏大道统，想推行汉、唐的优良法制，已经下诏给公卿一类官员，广泛选取贤良之士。又申明《周官》所载辨论的方法，用来考察贤能；并把成均中最优秀的学生一同升入岁贡之列。我退而惭愧自己是见识拘陋的儒生，也应当回答这深奥的询问。近世取士的弊病，以策试为先，谈论无用的空文，争辩并不急迫的常套议论。明知井田制不能恢复，却妄设沿革之说；明知榷酤制度不可废除，却空谈利害。有时出题者探究细微末节，大多只是游谈；答题者以曲折之辞敷衍塞责，只能勉强应付问题。舍弃根本而追逐末节，放弃实际而追求华饰。至于《诗》《书》中可疑之处，圣贤不同寻常的行为，音乐用来导引和谐、率导风俗的道理，官制用来共同治理、建立中正的意义，这些都是圣师所讲的，也是明白发问的要点。我斗胆陈述个人见解，以备询问采择。策问说：《诗经》删定《国风》和《大雅》《小雅》，有一国之风与天下之风的区别；《尚书》记载典谟，是二帝三王的治道。《关雎》是王者之风，反而归属于周公的教化；《秦誓》是诸侯之事，却附在训诰的篇章之后。考察它们的根由，可以概括说明。《诗经》叙述四始的要旨，阐明五际的变化，开始于《风》，结束于《颂》，用来敦厚风俗，观察盛衰，这就是《诗经》产生的原因。至于变《风》、变《雅》，又有六义的区别。《关雎》是王化的根基，三百零五篇把它推为首篇；《周南》的作品也列在其中，大概因为姬旦分陕而居，天子与他共同治理，所以他的政教之美可以归属于王者之风。《尚书》叙述百篇，作为历代的宝贵典籍，从唐尧开始，终于周代，陈述典谟，用来作为约束，这就是《尚书》设置的原因。作诰、作誓，都是三王的事情。成汤有自责之言，五十九篇记载了它的意义；秦侯的誓言也列在末尾，大概因为秦穆公伐晋时所说的话，孔子赞许他改过，所以他的诫命之辞也附在训诰之后。不然，孔子叙述尧、舜，删定《诗》《书》，把它们写成不可更改的经典以示后世，难道会容许其中有错误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五篇〕 况且巧言令色，是左丘明所感到可耻的；以惠民为心，是子产的用意，这些都写在前代经典中，事情是明白的。前代儒者说，孔子建立一代王法，开始修撰《春秋》，并亲自传授给左丘明，让他作传。后来范宁想专守《谷梁传》一家，所以才把左丘明说成有诬妄浮艳之讥。前代记载说，子产如同众人的母亲，称许他善于养民；他治理郑国时，能够施行惠政。后来郑国人怨恨他征收丘赋过重，所以给他加上了像蝎尾一样狠毒的诽谤。传述一部经典的意义，如果不加以曲折疏通，恐怕就不能详尽；挽救一时的弊病，往往要权宜行事，并不是为了施毒。学者因为偏见，妄说左丘明诬妄浮艳，难道是左丘明的过错吗？郑国人无知，用蝎尾来诽谤子产，并不是子产的过错。何况孔子这样圣明，亲自作经并授予弟子，难道会错误地选取吗？子产死后，郑国人都得到安定，这不叫惠政吗？他应当因同样以巧言为耻、并因留下恩爱而受到称颂。我以浅陋怯弱的见识，斗胆把这些意见陈述出来。谨此回答。【国学试策三道·第二道】问：音乐发自内心，声音由心而生。自从钟磬等乐器全部陈列，《咸》《韶》交相演奏，无不调和律吕，感通畅达于神灵。即使嗜欲的变化有万般不同，思虑的端绪有百种差异，使人敦厚和谐、修饰喜悦，又有哪一样不是由此而来呢？因此，哀乐和谐或乖离，便有急促衰败、单薄舒缓的声音在外面相应；礼制与诚信不同，便有《大雅》《小雅》的歌辞各自适合其情形。钟子期因听到流水而改变听法，伯喈听到将要被杀的声音便回车而返。悲戚忧愁尚未消除，子夏不能发出完整的声音；感慨显现在言语中，孟尝因此拭泪。由此可见，音乐随着志向改变，声音随着感情迁移；大概心术决定悲惨或舒畅，铿锵之声便把它的影响发出来。因此，陈国亡国后遗留下来的曲调，唐人并不认为悲哀；文皇帝激烈谈论时，杜甫在这件事上反而无言可答。有人说，制作美好的音乐可以引导志向，那么这种声音就不足以感动人吗？先王建立音乐的原则，君子审察声音的宗旨，请详细论述，我倾心等待博闻之士的高见。答：人具有天地的形貌，所以有血气、仁爱和智慧的灵性；人生来禀受阴阳的和气，所以形体会表现出喜怒哀乐的变化。外物通过眼睛使人感受，感情因此触动内心，二者合起来就是大中，发出来就是至和。用不正当的外物诱导，邪僻就会乘机进入；受到不合义理的感触，心志就会流荡而忘记归宿。七情不能自行节制，要依靠音乐来节制；至善的本性不能自行调和，要依靠音乐来调和。圣人因此观察天命、穷究根本，哀怜百姓欲望太多，顺着并引导人的本性，为他们大规模设置防范。制作钟磬等金石之声来畅达其律，制作旌羽等羽毛之饰来装点其仪容；发出来成为德行的光华，听进去便通达天理。这就是六代乐舞产生的原因，也是三王使用它们的依据。人与物因此受到感发而通畅，心志也由此变得悲惨或舒畅。所以《乐记》说，急促衰败、单薄舒缓的声音随着哀乐而在外面相应；师乙说，《小雅》《大雅》因礼制和诚信不同而有所区别，各自安于适宜之处。邪声、正声因感应而来，好礼、守信由本性而然，这就是礼信的常道。至于流水一曲奏出，子期便欣赏其声；将要被杀的声音显露于外，伯喈便兴叹；子夏因忧戚而不能成声；孟尝听曲而为之流泪；陈国亡国的曲调，唐人不感到悲伤；文皇帝激烈谈论，杜甫无从应答——这些都是琐碎放荡的音乐，哪里是圣人的至乐呢？说它悲哀，只足以使普通人的心情忧蹙；说它和谐，却不能使天下人的欢乐畅达。况且黄钟和六律的声音，尚且被认为不如末节；《大武》表现三王的功业，仍被讥评为不够完善。何况弹琴的末技、亡国遗留下来的声音，又哪里值得称道？如果一定要说明美好音乐能够引导志向、声音能够感动人的道理，我姑且举出一端，请陈述如下：顺应天地，调和阴阳，以和谐感动人心，使万物各得其性，这大概就是音乐引导志向的作用；以治乱为根本，表现哀乐，歌咏政教的根本，触动百姓的心，这大概就是声音感动人的作用。帝尧的《大章》、成汤的《大濩》，就是先王建立音乐的原则；延陵季子聘问鲁国，孔子听到《韶》，便体现了君子审察音乐的宗旨。谨此回答。【国学试策三道·第三道】

译问：设置官职大约百种，是帝尧的宏大制度；任用官员只取有才能的人，是《武成》所载的当代制度。这样说来，简约的道理由此可以实现，驾驭爵禄也有一定的原则。自从卜洛建都、承述天意确定位置，区别九服的广狭里数，辨明一个疆域中设置国邑的适宜之处。于是六卿在郊外任职，五家编为一比，全都任用蒙昧之士，让他们尸位于官职。教导他们和睦亲爱，禁止他们偏爱或憎恶；只是爵位排列既然已经很多，难道取用的士人就全都贤能吗？不仅百里之地并肩而立的官员尚且难以充足选任，即使是一命之官授予职事，也都仰赖代人耕作来供养。把用极少的人治理众多百姓的主张，与清静内心、减少事务的议论合在一起考察其归宿，不是彼此不同吗？因此秦汉以来，这种制度被压抑而不再实行，难道不是因为折中之道难以采用，所以才沿袭下来吗？象魏的旧章，人伦的常训，我迟迟等待清正的议论，请为我剖析这深重的疑惑。答：上天生育百姓，又为他们设置牧养者；执掌政权的人用来驾驭国家。君王建立国家以辨明四方，设置官职来分别治理。在众多职位中排列官职，建立人民共同遵守的中正之道，以达到极平等的境界，都由此道而来。帝尧凭崇高的功业达到清静的治理，所以设置官职不过百种，光明盛大地推行大道；姬周以文采盛美的风气使教化达到完备，所以任事只用有才能的人，大力发扬盛美的功业。到了卜洛建都、承述天意确定位置，区别九服而有等级，设置六官而分掌职务。至于六卿在郊外任职、五家编为一比，都是排列官职次序，教导百姓。嬴政兼并诸侯的疆土，轻慢古制而自以为是，他的制度不合常经，士大夫很少称道。炎汉承受孤秦留下的弊病，每日应付尚且来不及，于是沿袭末流，重视因循而不加整齐。尧的百姓受到无为之治的教化，所以官职即使极其简少，也可以达到治平；姬周承受夏商两代的弊病，意在挽救当时的过失，所以必定广泛设置官职，才能共同治理。这是世代不同、时势使然。虽然说六卿、五家所任职务很细小，但只要通过考核来总合要点，施行诛罚和赏赐，贤者尊崇他以劝善，不贤者惩罚他以去恶，那么职位虽说极多，所取用的人怎么会不全是贤者，俸禄又怎么会白白供养尸位者？官职确实难以选足贤能，这正是宗周能够安定长久、后世应当效法奉行的原因。要知道秦至汉代，积累的弊病相互沿袭，权宜行事以适应时势，抛弃古法，居官者不能分别善恶的真实情况，考课者也不能做到赏罚得当，所以官职越多，任事越烦琐。因此政令建立了，治理却不能进步；官职增多了，人却不一定贤能。所谓清心省事的议论，正是针对这种弊病提出的，并不是为宗周而发。如今若舍弃姬周的旧法，却去谈秦汉的末流，等于把源头弄浊、只求下游清澈，我看不出有什么可取之处。至于简易的深刻旨趣、贤哲的特殊才能，探求礼乐的深源，阐述官师的大义，这实在是宏远博大的体要，不是浅陋儒生所能完备说明的。以管中窥天的微小见识，本来就难以全部看见；以樵夫般鄙陋的意见，姑且用来备答周全的询问。谨此回答。【南省试策五道〈并问目天圣八年〉】问：管夷吾的著作说：圣人治理天下，使士、农、工、商四民不要杂居；杂居了，他们的言语就会混杂，所做的事情也容易改变。士人居于闲静之处，工匠归于官府，商人聚于市井，农民处在田野。各自聚集而居，年少时就习惯于此，志向安定，不见异物而迁移。又说，士农的子弟通常做士农，工商的子弟通常做工商。如果士人讲习学问以居于官位，农民努力耕作以增加生计，安于本业而不迁移，这当然很好。若百工居于作坊，众商聚成深渊，奇技淫巧扰乱人心，出售优良品而混杂劣品以谋利，安于所习未必足以敦厚风俗；见到善行而迁善，这又有什么妨害呢？又如端木赐经商致富，胶鬲经营鱼盐，倪宽带经而行，王猛卖畚箕，随着时势万般变化，怎么能限制他们固定居处？黄宪曾为牛医，胡广曾有田亩，桑弘羊原是商贾小吏，孙叔敖曾背柴，才能可以由多种途径成就，怎么能责求他们承袭世代职业？如今贡士制度，也有防止异类的规定，虽然条例禁令实行已久，恐怕辨别甄选却来不及。诸位君子长于博古，善于辨别时宜，认为应当怎样？请不要吝惜言辞。答：讲论天人关系的精微，责问草野之人的愚见，古代求得治理天下的人没有比这更急迫的；振兴愚民的美好利益，传授经术并分条作答，应试射策的士人借此竭尽才能。自汉以来，到唐代最为盛行。然而公孙弘的对策本来列在下等，天子亲自提拔为第一；刘某的言论，针对时弊非常直切，有关官员却不敢把它列入等第。大概言论越切中要害，反而越容易招来后患；议论越正直，越难以施行。所以想陈述事情的人，被有司曲意限制，议论不能申明；想使言论显著的人，又受文辞牵制，意见不能尽情发挥。这种弊病严重，从古以来就有；能够革除它，确实正在今天。皇上垂衣端坐治理天下，侧席延请贤士，下诏郡国充当贡士，命公卿署名推荐。像我这样末学庸陋妄说的人，也得以参与试答，开陈事情的端绪，上可以帮助求取至治的根本，下可以尽情发挥思虑。

译策问认为，古代四民不敢杂居有其道理，而今天取士，所以设置防止异类的规定。端木赐、胶鬲、倪宽、王猛之类，说明人不可限制在固定居处；黄宪、胡广、桑弘羊、孙叔敖之类的贤者，说明不可要求他们世代承袭同一职业。以古代为鉴，探求今天的适宜做法，这确实是当世最急迫的事情。况且至治时代，四民各有居处。士人居于闲燕之地，讲论仁义，礼乐由此兴起；农民努力耕作，受井田制度限制，衣食由此充足。工匠发挥技巧以满足器用，商人流通货物以调剂有无。年少时便习惯这些，各有固定的本分。所以命士人习射以观察其德，命人学习驾车以考察其行为；这样就可以任用贤能之材，不肖者也有所劝勉。不耕作，祭祀就没有丰盛的供品；不养蚕，衣服就没有丝帛；这样就可以禁止游手好闲，使趋逐末业的人明白以农业为根本。器物制作奇巧的要处死，以杜绝工匠作伪；关卡只稽查而不征税，以约束商人的奸猾。这是圣王治理天下的根本，说明人不应因异物而改变。到了周代末年、汉代兴起，虽然是挽救时势的权宜之策，也还有可取之处。士人虽不由乡里选拔，却有孝廉的荐举；农民需要劝勉使其勤劳，所以有力田的官秩。有市籍的人不得做官，禁止乘车以抑制商人的豪强。这些制度在当时施行，还接近古制；到了衰败的末世，就变成权宜之计。有缴纳资财而做郎官的，有缴纳粮食而授予爵位的，农民和商人杂然并进，黑白混淆。如今国家以太清之道作为治理原则，探求王道的大端，努力思求真正的贤者，使他们登上众多官位。因此在贡士制度中也设置防止异类的规定，这确实是效法古代而施政的要点。然而自从井田制一败，四民失去职业，士人不再以乡里为根本，荐举也不能辨明真伪，后世取用贤能的人，应当制定禁令。因此有按年限限制的制度，有恢复乡里荐举的请求，有设置秀才科的做法，有设置中正官来评定功劳高下的做法，有依从土断来禁止士人流徙。科条越来越严，变更不止一次，但贤与不肖的辨别仍未见真实，难道不是只限制末节而丢失根本吗？如今诏令郡国每年贡士，谨慎依据土著身份登记人数，先经乡里评议，再核查事实。然而担心禁令实行已久而无暇甄别，确实是因为制度还没有得到适当的方法。若一定能够按照才干取人，按照实际行为考核，举荐贤能者给予上等奖赏以表彰功劳，不肖者贬退以明示惩罚，自然不会有冒充举荐的过失，也会有得到贤人的盛况，又何必担心工商之人杂然并进、士人类别混乱呢？至于制造奇巧之物来扰乱人心，混杂优劣货物来谋取暴利，说它偷薄风俗、不能敦厚教化，只要禁止它，断绝这种虚伪行为就够了。至于端木赐聚财，胶鬲专擅经营利益，倪宽做御史而称职，王猛与诸葛亮并列功业，黄宪有三公那样的器量，胡广明白万事的道理，桑弘羊有善于筹算的心计，孙叔敖有善于治国的才能，这几位贤者都遇到了适合自己的时代，建立了功勋事业，所以不能用固定居处限制他们，也不能要求他们承袭世代职业，怎么能把他们与普通人同样列为一谈呢？谨此回答。△第二道 问：古代纠察邦国禁令，以整治六典；依据上天的惩罚而制定五刑，用来申明严正的国法，明确而慎重地遵守当时的法令。协调大中之法，辅助教化之治，确定三尺法令而著为禁令，明确一经制定便不改变。又赦免过失、宽宥罪行，评议狱讼、缓处死刑，效法天地丰厚的生养，象征雷雨解除闭塞，充分彰显好生之德，大力宣扬去除杀戮的仁心。况且如果赦免灾过的恩典废弃不用，时代就没有洗涤污秽的恩泽；如果屡屡把赦免当作便利，人们就会产生逃避刑罚的侥幸。折中适宜的道理，希望听到高明的见解。答：百姓被末世弊病困扰，内心因此产生争夺，单靠德行不能独自推行，辅助它的应当是刑法。刑法过于严猛就会残酷，施虐便成为暴政；刑法也不能单独任用，补救它的应当是仁恩。先王因此扶助衰败的时代，挽救过度的弊害，顺应民心而有所作为。说上天有震怒显威和杀戮，我就用威势、暴虐和刑罚来对应；说上天有生育繁殖和成长养育，我就用温和、慈爱、恩惠与和谐来对应。对百姓作大规模的防范，曲折细密地制定制度。以商、周盛大的德政，尚且有《九刑》这样的法典，也正说明狱讼和刑罚不可废除。可是评议狱讼、缓处死刑，是羲氏《易经》的明文；赦免灾过，是帝王典籍的深奥训诫。《周官》有三种宽宥，新建国家采用较轻的刑典，这些都是宽待百姓的意思。所以如果赦免灾过的恩典废弃不用，时代就没有洗涤污秽的恩泽，这是损伤了恩德；如果屡屡以赦免谋利，人们就会有放松缰绳的叹息，这是由此滋生弊病。折中适宜的道理，应当怎样辨别呢？周家的政治最为忠厚，要等到成王、康王时刑罚才得以搁置；汉代的德政最为宽仁，要到文帝、景帝时狱讼才得以平息。刑罚能够搁置、狱讼能够平息的原因，关键不在别处，而在削除苛刻深文，秉持平正的判决。不要使百姓遭受无边的祸害，不要放纵诛杀来满足愤怒，使愚民知道应当避开什么，使奸吏没有可以玩弄的地方；这样即使不大赦天下，刑罚也会自然平正。况且丢下一筐饭不能救人饥饿，拿着缰绳也不能驾驭奔马，又何必施加小恩惠、推行私人的恩典，开启民心中的奸邪，放松古代刑法的典制呢？所以说，不赦免是良医使用的针石，赦免则像奔马放松缰绳；按照这个说法来衡量，不正是这样吗？谨此回答。△第三道 问：天驷、先牧列在祭祀典籍中，圉人、圉师确实设有官署，那么国家养马的政令由来已久。皇朝屡逢盛世，天下统一。华阳之马归来以后，休养生息已经很久；▯野的颂歌所说，马匹繁殖更加兴盛。又有河陇、朔方每年实行互市，耗费了不少金帛，却很少能辨别良马和劣马。这实在是因为骑兵不能缺少供给，夷狄部落仰赖以高价获得良马，渐渐成为常规制度，记载在有关官府的档案中。议论者有人说，太平日久，冗费应当革除；想要减少边关的禁令，听任百姓自由贸易迁徙，倘若军事上有缓急，就可以向民间牲畜借取资用。恭敬地思考圣明的治理，务求广泛采纳浅陋之言，不厌烦详细讨论，以光大俊杰之域。

译答：养马有夏代的制度，由《周官》掌管；《春秋》记载日中之候，见于《左传》。远郊由牧官负责，祭祖之礼载于《月令》，设置延厩，禁止在原野养蚕，这些都写成国家常法，并载入典籍。那么国家养马的政令，怎么可以废除呢？国家接续千年的大统，承受五代末年的流弊，画牡荆以指挥，包裹虎皮以收藏兵器，这样的情形已经有时日了。然而仍不敢忘记战争，为防备意外，内有七校禁卫驻屯，外有三边防御夷狄的戍守。兵骑众多，牲畜牧养也很繁盛，依靠河朔来满足需要，用金帛进行交易，日子长久，费用自然深重。然而想减少边防禁令，放任百姓贸易迁徙，施行到今天，我还没有看到它有什么可取。为什么呢？探取珍宝货物以谋利，是夷狄部落最希望的事情；商人经营功利、吝惜费用，则是主管财政的臣僚所充分了解的。若能拿出有余的珍宝，换取作为军备的物资，以己所有交换己所没有，这确实可以明辨利害，并且是经久不变的制度。只是不能因为互市便完全满足用度；若归还给百姓自由贸易，又担心奸弊由此兴起。我这愚蒙的见解，正是着眼于此。谨此回答。△第四道 问：说到姬氏，始祖从邰地受封，辅佐尧而任农师，居住在豳地而成就王业。绵延不断的瓜瓞，是仁德深厚、功业累积的结果；绵绵不断的根基，使人们相继来到这里居住。建立文王、武王的盛大教化，覆盖岐、镐旧有的地区，继承圣人而兴盛，天命因此更加稳固。考察河洛的居处，是为了求取天地中央；涧水、▯水之间，是风雨汇聚的地方。《礼》中记载用土圭测量土地的方法，《尚书》中记载兆象、龟卜墨兆的祥瑞。远考献卜的文辞，明显记载迁都之事。为什么左丘明作《传》，却说康王曾在酆宫朝会；杜预留下论说，又说平王是东周的开始？难道是先后有不同的意义，还是典籍方策失传了呢？何况奉春最初谋划时，极力谈论秦地的险固；班固善于作赋，也很分析西方宾客所问的问题。建国的利益，权衡道理哪一方面更长久？相信诸位才俊精通经传，请铺陈条理作答，不要杂乱繁琐。答：从始祖后稷直到赧王，流传的德泽深厚，没有比西周更盛大的；从最初在邰地受封，到最后在洛都终结，随时代变迁而选择居处，历经七百年。典籍方册共同记载的，诗歌颂辞歌咏舞蹈的，大略都可以谈到。至于武王在镐京，继承文王而声名显著；周公登上王位，辅佐成王而背负重任。他凭借神州的土地开拓疆域，占据涧水、▯水的上游，这就是洛都，用来迁徙周人的都邑。然而左丘明作《传》，说康王曾在酆宫朝会；杜预留下论说，说平王是东周的开始。这正是策问所疑惑而发问的地方。莫非洛都最初营建、周都已经确定，只是迁移九鼎，居于天下中央；等到周德衰落，才由平王向东迁徙？先后的迹象是可以看见的，并不是典籍方册失传。至于守着金城般的府库，占据环绕水流的险固，扼守关中的形势，这是强秦兴起的原因；奉春因此提出策略，向汉高祖陈说这件事。根据土圭影长来考察宗周旧地，处在天下中央而建都，是东汉强盛的原因；班固因此借赋文陈述光武帝的功业。夏桀迁都于亳，成汤并非只凭一个国都而治理天下；姬氏在岐山居住、在镐京建都，也并非只靠一个都邑而兴盛。世道的盛衰，只看德行的厚薄罢了，又怎么能说建立国都的地利是决定性的呢？所以东西二都，都是两汉借此而兴盛或衰亡的。谨此回答。△第五道 问：听取德行，关键在于聪明，是前代君王的最高训诫；美善的言论不可埋没，是举荐善人的良好制度。国家守着太平的根基，治理广大的中原，土地的利益无穷，户籍人口日益繁多。人人都有争夺之心，必然要忧虑强暴欺诈的祸患；有些官吏不贤，又担心发生枉法滥刑的罪过。所以设置肺石，使穷困百姓得以上达；设置匦函，打开进言的道路。又让臣下转对，恢复制科，希望扩大见闻，于是招致众多士人，适逢这次科举之首，将要进入仕途。用什么方法才能使百姓中强暴的人兴起仁心，使聪明的人不再争讼？用什么办法才能使残酷的官吏保存宽恕之心，使贪婪的人守住廉洁？请举出你擅长的见解，以观察你的精深识见。答：帝尧的德行并非不圣明，却必定要凭借九功而兴盛；虞舜的明智并非不足，却必定要开通四方耳目的听闻。大禹勤勉地求取贤士，这才达到成就王业；汉家一同建立豪杰英才，用来辅翼治理。实在是因为一个人的圣明，处在众多贤能之首，但王道是渐渐衰微还是渐渐昌盛，百姓是变得仁厚还是鄙陋，其中仍有未能洞察之处，所以思求其端绪。于是专心留神，广泛阅览、兼听各方意见，闲居时设置礼遇贤者的侧席，出行时使用为贤者疾驰而不颠簸的车，恩泽施及境外而不遗漏，又退居自谦不明而求得辅佐。勤劳到这种地步，仍然担心有所不及。所以如今国家鉴察前古，讲求旧有制度，下达明诏来打开不避讳的言路，设置匦函来扩大进言者的道路，恢复转对来采纳士大夫的议论，设立制策来等待俊杰贤良的言论，心意正在这里吧！我浅陋昏昧，所举的全是管窥之见。想使百姓中的强暴者兴起仁心，使聪明者不再争讼，在于设置学校来阐明教化；想使残酷的官吏存有宽恕，使贪婪者守住廉洁，在于严格督责并明确法令条文。治理的方法不过如此罢了。谨此回答。？●卷七十二·居士外集卷二十二 ◎祭文六首 【祭五龙祈雨文〈宝元元年〉】伏惟去年秋天的水灾，丰收也不能弥补歉收，饥民靠吃糟麦维持生命；如今上天又久不下雨，禾苗将要枯槁。旱灾不是人的力量能够改变的，我只能徒然奔走；降雨是龙神所主宰的，难道忍心不施降吗？献上微薄的祭品和拙劣的辞文，只是表达诚意罢了。尚请享用！【祭沙山太守祈晴文〈皇祐五年〉】欧阳修谨告祭于沙山太守之神：我扶护母亲的丧柩，归葬于祖先墓域，举行大事的日期已经临近，险恶的云气却屡屡兴起。我这个不孝而罪逆的人，依赖天地鬼神的哀怜，行经四千里的江路，得以没有遭受风波的恐惧。如今即将办成此事，幸望神灵宽宥我，借给我三日不下雨的晴天，那么从始至终所赐的恩惠，报答神德哪里有穷尽！尚请享用！【祈晴文】官吏之所以享用百姓的赋税，神灵之所以享用百姓的祭祀，是因为官吏用刑法政令庇护百姓，神灵能够用祸福加诸百姓。冤屈没有地方申诉，刑罚不明，这些是人力能够做到的事情，官吏却不去办理，过错应当在官吏。水旱失时，饥荒和疫病发生，这是人力所不能达到的，却都是神灵职分所掌管的。如今从冬天进入春天，雨雪不停，居民没有食物，市肆不能开张，人人吃糟糠来延续朝夕的生命，甚至有人因没有食物而自杀。这是县吏不能治理百姓，以致神灵降下灾祸的过错。应当惩罚县令本人，使他承受疾病灾殃以抵偿责任，不应让数千户百姓全都遭受灾害。雨雪虽然持续很久，到现在停止，百姓仍然有希望。只愿神灵怜悯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