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十一·居士集卷四十一◎序六首

译据《尚书》和各家说法，尧活了一百一十六岁，舜活了一百一十二岁，禹活了一百岁。尧十六岁即位，在位七十年，八十六岁时才得到舜并考察任用他，过了两年才让舜代行政事。当时舜三十岁，在接受考察和摄政期间共三十年，尧才去世。舜为尧服丧三年结束后才即位，在位五十年去世。舜在位第三十三年命禹摄政，共十七年后舜去世。禹为舜服丧三年结束后才即位，在位十年去世。由此说来，尧得到舜时，尧八十六岁，舜三十岁。由此向上推算，尧五十七岁时，已经看见四世玄孙出生一岁了。舜接受考察、摄政以及在位合计八十二年，而禹活了一百岁。按禹的一百年向上推算，禹即位和居舜丧合计十三年，又在舜朝中八十二年，共九十五年；那么舜开始摄政、考察时，禹才六岁。这样，舜作为玄孙三十岁时，却看见四世高祖刚出生六岁。至于舜娶尧的两个女儿，按照世系图，她们竟是舜的曾祖姑。即使古代久远、时代不同，或许与今天有所不同，然而人伦的道理是万世不变的常理，怎么能够错乱颠倒到这种地步呢？既然如此，各家关于世代次序以及寿命长短的说法，凡是圣人经典没有记载的，显然都不足以相信了。《韵总序》有人精于制作弓，却不会射箭；羿和逢蒙，是天下善于射箭的人。奚仲精于制作车，却不会驾车；王良和造父，是天下善于驾车的人。这就是荀卿所说的“技艺达到极致的人不能同时精通两种技艺”，确实如此。儒者学习圣人，圣人的道理直接而简约。然而等到把它曲折展开、阐发详尽，用来贯通天下的道理，探究阴阳、天地、人鬼、事物的变化，以及君臣、父子、吉凶、生死等人类的大伦，六经就不能把它全部说尽，于是七十弟子以及孟轲、荀子、杨雄一类的人各自竭尽辩说，也没有谁能够穷尽。孔子如此好学，而他所讲的内容，从尧、舜以后便说得详细，对于更早的时代大概只略述而不谈，难道也是因为有所顾不上吗？儒者的学问确实深远而广大，需要下很大功夫，所以有所顾不上也是应该的。文字学，是儒者所使用的学问。它精细之处，包括声音、字形、曲直、毫厘的区别，清浊音相互生成的类别，以及五方语言风俗的差异。因此儒者没有空闲来精通它；那些精通文字的人，往往又不能精通其他学问。所以学者没有人肯放下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把全部心力用在这上面，这就是所谓不能同时精通两种技艺，必须等到专心致志的人才可能做到，然后儒者才有所取用。洛阳僧人鉴聿撰写《韵总》五篇，推求子母、轻重的规律来确定四声，考察探求前代儒者的错误，辨析订正五方语音的讹误。他用心精细，可以说深入到极细微之处，像梳理头发、整理蚕丝一样，即使细密而繁多，条理也不紊乱。儒者学者没有谁能够驳难他。鉴聿精通《易》，能够了解大衍之数，又学习阴阳、地理以及黄帝、岐伯的著作，其中尤其用心的就是《韵总》。他本来是世代为儒的儒家子弟，年轻时成为佛教徒，进入武当山。在江汉一带往来十多年，从不随便同人交往；遇到不合自己心意的，即使王公大人也不肯顾念。他听说士人有一项技艺，即使相隔千里也一定去求教，独立自守，有古代独行之士的节操，正是所谓专心致志的人，所以他的学问必然能够达到极致。佛教的书籍流行于世的有数百万字，其中的文字夹杂夷、夏各地的语言，读者很少能得到它们的真实含义，往往要对它们加以订正。鉴聿的书不仅对我们儒家有可取之处，也是希望传给他的同道弟子的。《外制集序〈庆历五年〉》庆历三年春，丞相吕夷简患病，不能上朝。仁宗已经改用大臣，锐意处理天下事务，开始采用谏官、御史的奏疏，追回夏竦的制书；不久又从陕西召回韩琦、范仲淹，并任命富弼为枢密副使。富弼、范仲淹、韩琦都惶恐叩头，推辞谦让了五六次仍不停。皇帝亲自下诏急催韩琦等上路，而富弼正要入宫请求面见皇帝来辞让，却没有见到，皇帝派宦官催促他送到阁门，使他立即接受任命。唉！看韩琦等人为什么推辞，以及皇帝为什么任用韩琦等人，可以说是圣贤相遇，万世难逢；君臣之间的关系，是多么盛大啊！在这个时候，天下的士人谁不愿意成为有才能的人呢？只是我是什么人，竟也被列入选拔之中。夏天四月，我从滑台被召回，进入谏院。冬天十二月，被任命为右正言、知制诰。当时夏人虽然多次请求归附，西部军队却还没有解除戒备。京东地区连续多年有盗贼，最后王伦突然在沂州起兵，转而劫掠江淮之间；张海、郭貌山等也在商州、邓州起兵，使京西受到惊扰。州县官吏大多不称职，百姓已经困苦不堪。天子正慨然鼓励农桑，兴办学校，打破旧例，不拘次序地任用人才。他怜悯百姓困苦，想要除去那些害民的贪官，知道磨勘法长期造成的弊病，想要区别贤能与不肖，进用贤能。他忧虑各个官职都没有修治，重申严格实行赏罚的信用，大概是想要整顿法度。我当时虽然掌管诰命，仍然担任谏职，常常能够在殿中上奏政事，从容听到天子改变各项政务、忧悯百姓、劳心求治的意图。退朝后便把这些写入制书，用来讽谕、晓示、训诫在位的官员。然而我当时还参与修订祖宗旧例，又修撰《起居注》，又修订编敕，每天和同僚讨论，治理文书的事务没有一项不是繁重的；而任命官员的诏令发下后，通常不过一两个时辰，已经催促丞相出发。因此我不能专心思考、精心写作，充分引导天子难以明白的意旨，又使诰命文章恢复三代的文风。唉！学者的文章能够被世间采用，已经很少了，何况能够施用于朝廷，又遇到君主致力于治理天下的盛世。像我这样浅陋的人，即使竭尽才能还担心不能相称，更何况不能专心从事自己的职务，这就是我对于这些文章常常遗憾的原因。第二年秋天，我出任河北转运使。又过了一年春天，暂代成德军知军州事。事务稍微闲暇时，我打开以前所作的制诰草稿来阅读，虽然不能把天子的意旨全部记载下来，但其中所述内容百不存一二，也足以彰明给后世看了。这里面毕竟有君王的训诫，难道会因为我的文章浅陋就废弃吗？于是把它们编录为三卷。我自从任直阁以后，亻暴直八十日才任期届满。没过几天，奉命出使河东。回来后，就因这件事来到河北。所以所作的文章，才一百五十多篇。三月二十一日作序。《礼部唱和诗序〈嘉祐二年〉》

译嘉祐二年春天，我有幸在尚书省礼部随同五个人考核天下贡士，共计六千五百人。大约整整五十天不能和外界的人交往，于是我们在这期间时常一起创作古体诗、近体诗、长短句歌诗和杂言诗，希望这就是所谓同处闲居时的谈说文章，也借此抒发郁积、消除疲倦。因此这些诗文写得浅易而近俗，取材广泛却不精深。然而其中线索错杂、反复回环，似断似续，时常又表现出奇特怪异，夹杂着诙谐嘲弄和笑谑，到达最高处时，往往也能深入精微。君子从人们那里广泛取材，即使滑稽鄙俗的内容有时也不遗漏，更何况是诗呢？古代的《诗经》三百篇，内容无所不有，只是它放纵而不放荡，欢乐而不流于淫靡，最终归于正道，这正是它可贵的地方。于是把这些诗编次记录下来，共得到一百七十三篇，流传给六家。唉！我们六个人的志气，可以说是很盛大了。然而壮年有时会衰老，衰老之后有时会更加老去；各人的出仕、退隐、离别、聚合，参差不齐。那么这些诗，足以让我们追忆往日，握手相对而欢笑取乐。至于感慨万分、掩卷流泪叹息，也将会有这样的时刻。即使如此，难道它们只能有这些作用而已吗？读到它们的人一定还会有所取法。庐陵欧阳修序。《内制集序〈嘉祐六年〉》从前钱思公曾经说，朝廷的官职，即使是宰相这样重要的职位，也都可以兼用其他方面的人才来担任；只有翰林学士，非有文章才华不可。钱思公自己说，他因为这句话很受达官贵人的恼怒，但也自负地认为这是至理名言。如今学士所作的文章很多，至于青词、斋文，必定要采用老子和佛教的说法；祈祷禳灾的文字也必定要祝告，往往接近于普通人家和乡里的琐事；制诏为了便于宣读，常常受世俗所谓四六文的拘束。这类情况大多如此。这样看来，果真可以把它们称作文章吗？我在翰林院六年，期间两三位大臣入朝任职，都恰好不是我当值的时候。天下没有战事，四方少数民族和睦，兵器也没有使用。凡是朝廷的文章，用来指挥号令、训诫约束，如果不是遇到事情，就没有什么可以发挥说明的。何况我中年早衰，心思零落，以并不擅长的文章，又没有遇到可以发挥它的事情。那些琐碎的应用文字，受到惯常格式的束缚，低劣软弱而振作不起来，实在应该感到羞愧。然而如今文士尤其把翰林院看作荣耀的选择，我辞去职务后，院吏把我当值时所写的草稿按日期编排，得到四百多篇，因而不忍心丢弃。何况其中上至朝廷，内及宫禁，下到蛮夷和海外，各种事情无不记载；而时政记、日历以及起居郎、舍人有所省略而没有记载的事情，未必不能从这里得到补充。唉！我将要老了，正准备在淮水、颍水之间买田。如果在凉竹席上享受暑日的风，在茅檐下晒冬日的太阳，睡醒后支着枕头，回想自己一生的出仕和退处，回头望着玉堂，简直如同在天上一样。于是翻阅遗稿，看见其中记载的官职和姓名，用来比较那些人的盛衰先后、谁还在世、谁已经亡故，足以知道荣宠不过是虚名，也可以作为谈笑时的资料，供人一笑。也不过是借此向乡间农夫老人夸耀罢了。嘉祐六年秋八月二日，庐陵欧阳修序。〔原文仅有“?”，无法确定其含义。〕 卷四十二·居士集卷四十二 序六首 《集古录目序〈嘉祐七年〉》事物常常聚集在喜爱它的人那里，也常常被有力量的人得到。有力量却不喜爱它，喜爱它却没有力量，即使东西近在眼前而且容易取得，也有得不到的。象、犀、虎、豹，以及蛮夷地区和山海中的食人猛兽，它们的牙齿、角、皮革，都可以搜集并占有。玉出自昆仑山和万里流沙之外，要经过十多个翻译才能到达中国。珍珠出自南海，常常生长在深渊中，采珠人腰间系着ㄌ而下水，形貌颜色已经不像常人，往往不能出水，便在水下被蛟龙鳄鱼吞食。金矿在山中，要挖得很深，洞穴很远，带着火把和干粮才能进去；如果山崖崩塌、洞穴堵塞，就会葬身其中，通常有几十、上百人。距离遥远而且困难，又常常有死亡的祸患，总是如此。然而金玉珍珠，世上常常能够兼收并蓄。凡是喜爱某物而又有力量得到它的，就没有不能得到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人〕 汤王盘、孔鼎、岐阳的鼓，以及岱山、邹峄山、会稽山的刻石，还有汉、魏以来圣君贤士的碑刻、彝器、铭文、诗歌、序文、记文，下至古文、籀书、篆书、分书、隶书各家的字书，都是三代以来的珍宝，是奇异、壮伟、华美、精巧而令人喜爱的东西。它们距离人并不遥远，取得它们也没有灾祸。然而由于风霜、战争和火灾，它们被埋没、沉沦、磨灭，散失丢弃在山崖、废墟和荒草之中，从来没有被搜集整理，是因为世上喜爱它们的人少。幸而有喜爱它们的人，但有时力量又不够，所以只能得到其中一两件，不能使它们聚集起来。力量没有比喜爱更强的，喜爱没有比专一更可贵的。我性情专一而嗜好古物，世人所贪求的一切，我都没有欲望，因此能够专心把自己的爱好放在这些东西上。喜爱得十分深厚，即使力量不足，也还能设法得到它们。所以从周穆王以来向上追溯，下至秦、汉、隋、唐、五代，远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泽，深崖绝谷，荒林破冢，以及神仙鬼怪、诡异怪诞的传说，没有一样不收集，作为《集古录》。我认为辗转抄写会失去真实面貌，所以依据石刻拓本，把它们装成卷轴收藏。虽然有卷册的次序，却没有按时代先后排列，大概是因为收集得多而尚未停止，所以随着所得随时记录。又认为聚集得多了最终必然散失，于是摘取其中的大要，另编为《录目》，并且一并记载那些可以用来同史书传记校正缺漏和错误的内容，传给后来的学者，希望有助于增加见闻。有人讥笑我说：“东西多了，势必难以聚集；聚集久了，没有不散失的，何必在这件事上如此辛苦呢？”我回答说：“满足我的爱好，玩赏它们直到老去，也就可以了。象、犀、金、玉的聚集，难道果真能够不散失吗？我本来就不能因为它们会散失，便改变自己的爱好。”庐陵欧阳修序。《思颍诗后序〈治平四年〉》皇祐元年春天，我从广陵请求调任颍州，喜爱那里民风淳朴、诉讼简少、物产丰美，土地肥厚、水味甘甜、风气和顺，当时就已经感慨地有了在那里终老的想法。此后转眼二十年间，经历三朝，位居两府，恩宠荣耀已经达到极点，而忧患也随之而来，心志消沉，筋骨疲惫。我思念颍州的念头从未在心中稍稍忘却，对此心意也时时流露在文章中。如今有幸蒙受宽厚的恩典，得以解除重任，使我能够在亳州待罪，既解除了身处危机的忧虑，又享受到闲适旷达的安乐；我的进退出处，看来已经没有什么事情可以牵系了。认为可以偿还早年的志愿，正是这个时候吗？于是取道颍州，大概将要谋划决定归隐休息的计划。于是打开旧稿，得到从南京以后所作的诗十多篇，都是颍州的作品，用来表明我对颍州的深切情意并不是一天两天了。并不是像疲倦飞行的鸟到后来才知道归巢，只是担心勒令迁移的神灵反而会使世俗的车驾回转罢了。治平四年五月三日，庐陵欧阳修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