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二二·濮议卷三【中书请议濮王典礼奏状】

译臣等谨按：《仪礼·丧服》说“为人后者”，《传》解释说：“为什么服丧三年？因为承受了重大的宗族责任，必须用尊重的服制服丧。对于所承继父亲的祖父母、妻子，妻子的父母和兄弟，兄弟的儿子，都要像对待亲生子女一样。”所谓“像亲生子女”，是说一切都如同亲生子女。又说“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报”，《传》解释说：“为什么服期年？因为不能同时服两种斩衰。为什么不能同时服两种斩衰？因为对大宗承担重任，就要降低对小宗的服制。”又说“为人后者为其兄弟”，《传》解释说：“为什么服大功？因为为人后者，要降低对亲生兄弟的服制。”由此看来，为人后者既以所承继者为父，就不敢再顾念亲生父母。圣人制定礼制，是因为尊者不能有两个至上对象；如果把恭敬亲爱的心分给那一方，就不能专一地施给这一方。因此秦、汉以来，帝王从旁支进入而承继大统，有的推尊父母为帝、后，都被当时人认为不当，后世也加以讥讽。臣等不敢拿这些作为圣朝的法则。何况前代入继的人，大多是在皇帝去世之后，由皇太后或臣下提出继立方案；不像仁宗皇帝在年纪尚未衰老时，深深考虑宗庙的重任，敬承天地的意旨，从众多宗室中选拔圣明之人，援引他来承担大业。陛下亲自作为先帝的儿子，然后继承帝位、承接宗庙，使天下光大归于己有。濮安懿王虽然是陛下天性的亲生父亲，对陛下有养育抚顾之恩，然而陛下所以能够身穿衮服、头戴冕旒，富有四海，使子子孙孙万世相承，都是先帝的功德。臣等愚昧浅陋，不能通晓古今，私下认为如今尊崇奉祀濮安懿王的典礼，应完全依照先朝封赠期亲尊属的旧例，授予高官、大国，使其极尽尊荣。谯国太夫人、襄国太夫人、仙游县君，也应改封为大国太夫人。考察古今，这实在是适宜的安排。【中书进呈札子】奉到宫内降下的翰林学士王珪等人的奏状，说：“尊崇奉祀濮安懿王的典礼，应完全依照先朝封赠期亲尊属的旧例，授予高官、大国，使其极尽尊荣。谯国太夫人、襄国太夫人、仙游县君，也应改封为大国太夫人。考察古今，实在是适宜的安排。”臣等详细看王珪等人的奏议，没有看见详细确定濮安懿王应当称为什么亲属、是否应当称名。请求再次下令王珪等人详细议定后奏报。◎附录 【两制礼官再次议论称皇伯状】臣等查考，真宗大中祥符八年，楚王元佐因为诏书称皇兄而不称名。仁宗即位后，泾王元俨因为称皇叔，赞拜时不称名；天圣五年，又在诏书中加上不称名。这是本朝尊崇尊属的旧例。如今濮安懿王，对于仁宗皇帝是兄长，对于皇帝应当称皇伯而不称名。谨具此状上奏，恭候敕旨。【中书请求召集官员再次议论进呈札子】奉到宫内降下的翰林学士王珪等人的奏状，说：“臣等查考，真宗大中祥符八年，楚王元佐因为诏书称皇兄而不称名。仁宗即位后，泾王元俨因为称皇叔，赞拜时不称名；天圣五年，又在诏书中加上不称名。这是本朝尊崇尊属的旧例。如今濮安懿王，对于仁宗皇帝是兄长，对于皇帝应当称皇伯而不称名。”臣等谨按《仪礼》“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报”，又考察令文和《五服年月》敕令，都说：“为人后者，为所承继的父亲服斩衰三年；为人后者，为其亲生父母服齐衰一年。”这就是说，出继的儿子对于所承继的父亲和亲生父母都称父母。又汉宣帝、汉光武帝，都称自己的父亲为皇考。如今王珪等人议论称皇伯，在典礼中没有看见明确依据。请求下令尚书省，召集三省、御史台官员确定议论后上奏。【称亲手诏】朕当面奏告皇太后的慈旨，因为议定濮安懿王典礼，久久没有施行，已经降下手书交给中书。濮安懿王，以及谯国太夫人王氏、襄国太夫人韩氏、仙游县君任氏，命朕称他们为亲；仍尊濮安懿王为濮安懿皇，王氏、韩氏、任氏都称后。朕正承继大统，害怕德行不能胜任；称亲的礼制，谨慎遵从慈训，追崇的典礼，岂是轻易能够承当的？并且想把坟茔作为园，增加设置官吏和士卒守卫，就在园中建庙，使濮王的子孙主持奉祀之事。皇太后体谅这番诚恳，立即赐予允准。应令中书门下依此施行。【奏慈寿宫札子】二十三日，中使韩和带来皇太后密封札子一封，交给中书，内容是关于尚书省召集官员议定濮王典礼。中书查考，皇帝登基以后，凡属皇亲尊属，都分别追封、加赠，只有濮王及其夫人是皇帝的亲生父母，应当下令有关官署查找典礼和前代旧例，于是具奏请求。不久奉圣旨，等过了谅ウ，再另行取旨。近来皇帝服丧期满除服从吉，于是再次上奏，请求下令两制以上官员及太常礼院详细议定。不久据王珪等人奏称，尊崇奉祀濮安懿王的典礼，应完全依照先朝封赠期亲尊属的旧例，授予高官、大国，使其极尽尊荣。中书因为没有看见议定应当称为什么亲属，又下令详细议论。随后据王珪等人议称皇伯。中书详细考察《仪礼》“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报”，以及令文与《五服年月》敕令，都说“为人后者为所承继的父亲服斩衰三年，这是义服；为人后者为其亲生父母服齐衰一年，这是正服”，即出继的儿子对于所承继的父亲和亲生父母都称父母，这是古今礼制和法律中的明文。王珪等人议论称皇伯，前代并没有典故，必须上奏请求下令尚书省召集官员再次议论。当时只是命令议论应当称为什么亲属，以及所有应当实行的尊崇典礼，并未议及其他。如今忽然承蒙皇太后降下指挥。臣等私下担心，有间谍之人故意炫惑圣听、离间两宫，把前代已经实行的典礼隐瞒不说，只进呈称皇伯这种没有依据的说法，想扰乱公议。臣等都是先朝旧臣，如果这件事对仁宗承继大统有妨碍，哪里敢妄自作为，自取众人的罪责？何况如今已经奉到皇帝手诏，命令暂时停止集体议论。臣等如果不把前后的道理全部说明，恐怕皇太后不知道事情始末，也不知道外廷各种公议。假如皇太后反而想亲自召见两府和百官来当面议论，臣等私下恐怕有损圣德；而且臣等受朝廷规制限制，也必定不敢入见。谨具奏闻。谨奏。【张贴于朝堂的手诏】

译朕近来奉行皇太后的慈旨，濮安懿王命朕称亲，并有追崇的命令。朕考虑汉宣帝亲生父亲称为亲，又谥为悼，只设置奉邑，这些都符合经义。既然有典故，便遵从慈训，却不敢承当追崇的典礼。朕又因为上承仁宗皇帝宗庙社稷的重任，按义理不能同时奉事自己的亲生父亲，所以只在园中建庙，使濮王子孙世袭濮国，自行主持祭祀，远远区别开来以避免嫌疑。这是想成为万世法则，哪里都是权宜之举呢？而台官吕诲等人起初专门坚持应当称皇伯、进封大国的议论。朕认为把亲生父亲改称皇伯，历考前代，没有典籍依据；进封大国，又不合礼制加爵的道理。先前停止议论以后，吕诲等人不断上奏催促，因为愤恨没有实行，便援引汉哀帝去掉恭皇定陶国号、在京师建庙、干扰正统的事情。这些都是朝廷从未议及的事情，他们却一再加以诬蔑，拿自己比作师丹，意图动摇人心、迷惑众听。以至于封还告敕，擅自不赴台，把明白缴回、留在宫中的奏章交给中书，在都城传抄讥讪皇上的文章。等手诏发布后，吕诲等人又说称亲、建庙全都不恰当。朕查看吕诲等人先前的奏疏，其中也说生育之恩，礼制上应当厚加追崇，等祥禫之礼结束后，再讨论典礼、褒扬尊崇亲生父母。如今却反过来说称亲不对，前后的言论彼此抵触。后来尧俞等人又不顾义理，互相应和；既倚仗人多来扰乱权宜，又把过错归给别人以求取名声。朕姑且务求包容，委屈地遵守明白的法令，只命令他们各自以本官改任外地。只是仍担心缙绅之间、士民大众不详细了解事情始末，只被传闻迷惑。为了消除众人的疑惑，理应重申说明，应令中书门下让御史台在朝堂张榜，并让进奏院到处传发文告，使大家知道朕的意思。【缺文】●卷一二三·濮议卷四 【论议濮安懿王典礼札子〈此年十月撰写，未曾进呈。〉】臣恭敬地看到，朝廷议论濮安懿王的典礼，两制、礼官请求称皇伯。中书的议论认为事情体制极其重大，按理应当慎重，必须合乎典故才可以施行；而皇伯的称呼，考察经书、史书都没有依据。正想下令三省、百官，广泛征求众人的意见，以寻求恰当方案。陛下委屈自己的心意，手诏中途停止议论，但众人的议论纷纷，到现在仍没有停止。我认为众多议论不过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说应当称皇伯，这是没有根据的臆说；第二种说因为怠慢宗庙而招致水灾，这是大肆诬陷天人的说法；第三种说不应以汉宣帝、汉哀帝为法来干扰正统纲纪，这是不探究事情始末的议论。臣请求为陛下一一列举并加以辨明。谨按《仪礼·丧服记》说：“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报。”所谓“报”，就是服齐衰一年。称为降服，是为了说明服制可以减降，但父母的称呼不能改变。又考察开元、开宝《礼》、本朝《五服年月》《丧服令》，都说：“为人后者，为其亲生父亲服齐衰，不杖期。”这是因为恩情没有比亲生父母更重的，所以父母的称呼不能改变；义理没有比所承继的宗族责任更重的，所以宁可压抑亲情而降低服制。这是圣人制定的礼，写在六经中，作为万世法则，也是中书议论所依据的。至于所谓称皇伯，考察六经没有这种说法；如今本朝现行的典礼和法律也都没有；自三代以后、秦汉以来，历代由藩王府进入而承继大统的皇帝也都没有这样做，可以说是没有根据的臆说了。《仪礼》是圣人六经中的文字，《开元礼》是唐朝三百年所采用的礼，《开宝通礼》是本朝一百年所采用的礼，《五服年月》和《丧服令》也都是祖宗历朝制定、如今天下共同实行的制度。如今议论的人全都抛弃这些不用，偏要自行采用没有依据的臆说，这就是不能施行的原因。第二种说法是，怠慢宗庙而导致水灾。臣恭敬地认为，上天降下灾祸，都是因为人事。所以自古圣明君主遇到灾害便恐惧，多方寻找政治上的缺失而加以修正，有时自己知道过错便改正悔悟，希望借此堵塞上天的谴责。但这些都必须是人事已经在下面显现，然后天谴才会在上面表现出来。如今濮王之议，本来是因为两制礼官违背经书、抛弃礼制，采用没有依据的臆说，想确定皇伯的称呼；中书怀疑不可施行，于是考察古今典礼，虽然有明确依据，也不敢自信自专，正要再向外廷寻求广泛议论，而陛下立即下诏中途停止，想让有关官署从容寻求典礼。这说明臣下如此慎重，君主如此谦逊畏惧，君臣都不敢轻率议论、妄自举动，天却突然降下惩罚，杀人害物，这就是臣所谓大肆诬陷上天。议论尚未决定，而且已经停止不议，却说因为两个正统、两个父亲而导致天灾，这是大肆诬陷人。第三种是援引汉宣帝、汉哀帝的事情。臣谨按《汉书》，宣帝的父亲叫悼皇考，起初称亲，谥号为悼，只设置奉邑、寝园而已。后来把亲改称皇考，并在京师建庙。皇考只是亲的另一种称呼，都是儿子对父亲的称名，汉代儒者起初并不认为这是错误。从元帝以后，贡禹、韦玄成等人才开始提出毁庙的议论，几十年间，毁庙、建庙多次反复。到汉哀帝时，大司徒平晏等一百四十七人上奏议论说：“称亲、谥号为悼、只设置奉邑，都符合经义。”这说明他们并不认为宣帝称史皇孙为亲是错误。所谓符合经义，就是《仪礼》所说“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报”。只是因为在京师建庙扰乱了汉朝祖宗昭穆，所以平晏等认为两个正统、两个父亲不合礼制，应当毁掉。定陶恭王起初只称共皇，在本国建庙，师丹也没有议论。后来在京师建庙，想去掉定陶而不再系属国号，渐渐有侵犯汉朝正统的趋势，师丹于是极力反对。所以师丹议论说，定陶恭皇的谥号既已预先确定，不能再改；他只是认为在京师建庙不可行。这样看来，称亲、设置园寝都是汉代儒者允许、认为符合经义的，只有去掉国号、在京师建庙不可行。如今进言的人不考察朝廷原本议论的是什么，也不探究汉臣所反对的是什么，这就是我所说的不探究事情始末。

译中书的议论本来只是认为称皇伯没有根据，而礼经有不能改变父亲称呼的义理；当时正在议论名号，尚未确定，所以尊崇的礼制都还没有议及。进言的人却把汉代去掉定陶国号、在京师建庙的事情拿来大肆诬陷朝廷，说是干扰正统，这是多么过分的论调啊！去掉国号而在京师建庙，扰乱祖宗昭穆，这确实是可以非难的事情。如果朝廷果真议论要这样做，那么把臣等指为奸邪之臣、把君主说成有过错的行为，也就理所当然了。可是陛下的意思从未涉及此事，中书起初也没有这种议论，进言的人却不探究事情始末，过分援引汉代可以非难的事情来作说法；外廷臣僚又没有审察清楚朝廷原本议论的内容，只看到进言者如此说，便以为朝廷要施行不合礼的做法、扰乱纲纪，信以为真。因此众口一词，纷纷议论不止。进言的人想一定使自己主张的皇伯这种无根据的说法得以实行，便牵引天灾来恐吓逼迫君主；而中书守经执礼的议论，反被指为奸邪之言。朝廷按礼制应当优容进言的臣子，不愿同他们争辩；外廷众人的议论又不可能逐家逐户说明清楚，是非和礼制不能辨明，上下的实情不能沟通，这就是议论喧嚣不止的原因。为人后者既然已经把所承继的人作为父亲，圣人却又保留其亲生父亲的称呼，并不是曲意为之。因为自从有天地以来，从没有不通过父亲而出生的儿子；既然由父亲生育，就不能避讳亲生父亲。没有儿子的人可以依照礼制以宗子为后嗣，但哪里能有一个没有父亲而出生的孩子来作为后嗣呢？所以圣人对于无子之人立别人的儿子为后嗣，也不避讳为人后者有亲生父亲，这是因为不欺骗上天、不欺骗人。为人后者承受本宗的重任，担负后嗣的职责，不得再回归本宗；其亲生父母也不得前来参与这些事务。至于丧服，降低服制、抑制亲情，一切都可以由义理裁断；只有父母的称呼不能改变，这是道理决定的。改变它就是欺骗上天、诬骗人。儿子为父母服丧，称为正服。出继为人后者为亲生父母服齐衰一年，称为降服；又为所承继的父亲服斩衰三年，称为义服。如今如果把亲生父亲称为皇伯，那么濮安懿王就成为从祖父，反而服小功；濮王夫人是亲生嫡母，反而要服义服；从宗懿以下的亲生兄弟，按礼制虽已降服，仍然服大功。这样一来，礼制规定的齐衰期服，如今反而变成小功；礼制规定的正服，如今反而变成义服。皇上对濮王这个父亲，反而服小功；对宗懿等兄弟，反而服大功。这就是自古以来不称亲生父亲为伯父、叔父的原因：一旦这样称呼，礼制就会颠倒，人伦就会像这样混乱。伏望陛下聪明睿智、圣明通达，没有什么道理不能洞察。如今众人的议论是那样，中书省的议论是这样。如果一定听从众人，那么众议又看不出有什么可取；如果想违背众人，那么自古以来治理国家，从没有违背众人而能成就事业的。臣希望陛下大为降下诏书，明白告知朝廷内外：以皇伯称呼濮王是没有根据的，绝不能这样称呼；如今所要确定的，只是正定名号罢了。至于在京师建立庙宇、扰乱统绪纲纪之事，都不是朝廷原来的议论，这样或许可以解除群臣的疑虑。如果明知如此还要说一定应当称为皇伯，那么即使孔子、孟子再生，也无法替此事辩解了。【关于为人后者的问答（上）】有人问：“过继给别人为后的人，不断绝与亲生父母的关系，可以吗？”回答说：“可以。古人并没有断绝，只是降低了礼制上的服等。”“怎么知道的？”回答说：“从经书中可以看出。”“什么叫作降低服等而不绝亲呢？”回答说：“降低服等正是为了不绝亲；如果要断绝，就不必再谈降低服等了。所谓降低服等而不绝亲，是说为人后者把为亲生父母服三年的丧服降为服一年，却不改变称呼他们为父母的名分。”

译问者说：“如今议论此事的人认为，为人后者必须把亲生父母看作仿佛从未生过自己一样，一概按照所后父亲的尊卑亲疏来确定关系。如果所后父亲是自己的兄长，就称亲生父亲为伯父；如果是弟弟，就称为叔父。这样说来，应当怎么办呢？”我说：“我不知道这种说法有什么依据。假如照他们所说的，抹去亲生父母的名分，一概按照所后父亲的尊卑亲疏来确定关系，那么对于宗法上的后世亲属，各按远近轻重自然已有相应的丧服了，圣人又何必特意制定降服呢？这就是我所说的‘如果是断绝，就不必谈降服’。考察圣人的制度却不是这样。从前圣人制定礼制，为人后者对于亲生父母，并不因所后父亲的尊卑亲疏而区别，只是在父子关系本身上降低服等罢了。亲情本身不能降低，所降低的是外在的服制，丧服就是如此。之所以必须降服，是为了表示有所屈抑：因为承受大宗的重任，要尊奉祖先，所以为此屈抑亲生父母；在这里屈抑，是为了在那里伸张。人生没有比父母更重的亲情，而为父母有所屈抑，是为了表明承继大宗同样是重大责任。这是要勉励为人后者明白所承受的责任重大，从而专心承担别人的宗族事务。这是依据义来制定的。父子之间的关系，是人的天性。” 面对大义，可以降低外在的服制；但以最深厚的仁心为根本，就不能断绝人的天性。断绝人伦、毁灭天理，是不仁之人或许会做的事。因此圣人制定丧服制度，为亲生父母把三年服降为一年，却不抹去父母的名分，并把这一点载入六经，说：“为人后者，为亲生父母服丧一年。”这表明服制可以降低，而父母的名分不能抹去。这就是所谓降服而不绝亲，因为仁心仍然存在。有些事情不能两全，有些情势不能都实现；作为这个人的儿子，就不能同时作为那个人的儿子。这是乡里平民都知道的道理，所以他们说：“为人后者就是成为所后者的儿子。”这种一概而论的话，不是圣人的话，而是汉代儒生的说法，也是众人都能说出的道理。拿它来考察礼制，却不是这样。当初子夏传授《丧服》时，假如赞同众人这种一概而论的说法，就不必多说，只要说一句“为人后者就是成为所后者的儿子”，那么自然就会把亲生父母看作仿佛从未生过自己，也自然会一概按照所后父亲的尊卑亲疏来确定关系。可是子夏为什么偏偏不是这样呢？他传述经义时，委婉详尽地说：“把所后者的某位亲属看作……”所谓“某位亲属”，就是把他们当作自己的亲属；所谓“若子”，就是把自己当作所后父亲的亲生儿子，并以所后父亲的尊卑亲疏来对待他的族亲。所以说：“对于所后者的祖父母、妻子，妻子的父母和兄弟，以及兄弟的儿子，都把他们看作自己的亲属。”还担心这样说不够完整，于是又说：“对于所后者兄弟的儿子，也把他们看作自己的儿子。”说得已经很详尽了。唯独对于亲生父母不是这样，而是另外制定服制，说：“为亲生父母服丧一年。”这是因为对于亲生父母，不能让人像所后者的亲生儿子那样对待；如果完全把自己当作所后者的亲生儿子，就会把亲生父母看作仿佛从未生过自己，那样断绝亲情岂不是太过分了吗？这是人情所不能忍受的事，圣人也不会这样做。如今议论此事的人，因为亲生父亲对于所后父亲是兄长，便把亲生父亲称作伯父；这就是把自己当作所后者的亲生儿子了。既然称为伯父，就有伯父的丧服，不能再服齐衰一年，也不能再说“为亲生父母服丧一年”。经书中所见、子夏所反复分别说明的内容，他们全都不采纳，却忍心做出人情所不能忍受的事。我不知道他们有什么依据。这是大义所在，不采用礼经而采用没有根据的说法，可以吗？不可以。问者说：“古人都不与亲生父母断绝关系，为什么今人却不是这样？”回答说：“这是什么话？今人也都这样，而且比古人还有增加。如今的《开宝礼》和《五服图》，是国家的典礼，都说：‘为人后者，为亲生父母服齐衰一年。’服制虽然降低了，却一定列为正服，是为了表明父母之道仍然存在。又说：‘为所后父服斩衰三年。’服制虽然加重，却一定列为义服，是为了表明这是根据义来制定的。律令的条文也与《五服》相同，都不改变称呼亲生父母的名分，与礼经相考察完全相合，没有一点不同。《五服图》又增加心丧三年，认为三年是父母之丧；虽然因为为人后而把身上的服制降低，仍然要在心中服亲生父母之丧，这是表明对亲生父母的恩情不能在心中断绝。那么今人的礼制与古人相比，反而还有增加，怎么能说今人不是这样呢？” 【关于为人后者的问答（下）】问者说：“子不与亲生父母断绝关系，见于《经》，见于《通礼》，见于《五服图》，见于律，见于令，条文已经很明白了。至于不绝亲的道理，究竟是什么呢？”回答说：“圣人是依据人情来制定礼制的。”

译问者说：“事情有不能两全的，情势有不能两遂的；作为这个人的儿子，就不能作为那个人的儿子，这难道不是人情吗？”回答说：“这是众人的说法，是不懂仁义的人。圣人对待人情，一概以仁义为根本，所以能够两全而两遂。这就是圣人与众人不同之处，也是圣人之所以尊贵、可以成为众人法则的原因。父子之道是正理，所谓最根本的天性，就是仁的道理。为人后是权宜之道，权宜而合宜，就是义的制度。恩情没有比亲生父母更重的，义理没有比所后者更重的；仁与义二者常常互相发挥作用，从来没有互相损害。因此，人情没有比亲情更厚的；压抑亲情、降低外在服制，是由于大义所迫；降服而心中不绝亲情，是因为保存了至仁。压抑并降服，仁就不会妨害义；降服而不绝，义就不会妨害仁。这就是圣人能够使仁义互相发挥作用。众人却不是这样，他们说‘不能两全’，于是仁便是不义，义便是不仁。所谓仁义，果真是这样吗？所以说，不懂仁义的，就是众人。唉！圣人依据人情制定礼制，不过是顺应人的本性，为它规定节度和文饰罢了。” 有些事情即使勉强去做也不能做，有些事情即使违背本心也不能做，何况还想反过来改变人的天性，怎么可能呢？如今说为人后者必须断绝对亲生父母的感情，岂止是强迫他做困难的事、违背他的愿望，简直是要反过来改变他的天性，说：‘你所厚爱的人，我要你断绝；把你对那个人的深厚感情改变过来，一概厚待这个人。’这难道能强行做到吗？父母如同天地，他们的深恩至爱没有什么可以超过，因为是他们生了我。如今如果仅仅因为为人后的缘故，突然反过来把亲生父母看作仿佛从未生过自己，断绝亲情实在太过分了。假使真能断绝，这就不合人情；假使是迫于义而断绝，那就是仁义在教人作伪。因此圣人知道两者都不可取。圣人认为，向前承受所后者的重任而不损害仁，向后得到伸展亲生父母恩情而不损害义，同时保全人的天性而不使人陷于虚伪，只有降服而不绝亲情才能做到；这样就没有一件事不可行了，可以说把各方面都照顾周全了。只有仁义能够周全地满足人情，善于养护人的天性，并用来成就人事，因此没有什么不可行。所以，只知道义可以为人后，却不知道仁要求不绝亲情，是众人的偏见。能够知道仁义相互发挥作用，周全地满足人情，善于养护人的天性，使人不陷入虚伪，只有通晓礼的人才能领会圣人的深意。”},{ 问的人说：“给别人做后嗣而拥有天下的人，如果不与自己的生身父母断绝关系，就将会干犯大统，该怎么办呢？”回答说：“降为旁支之后，就不会干犯大统了。自汉代以来，给别人做后嗣而拥有天下的君主，尊崇自己的生身父母的很多，什么时候干犯过大统呢？假使汉宣帝、汉哀帝不在京师为自己的生身父母立庙，因而扰乱昭穆次序，那么这对大统又有什么干犯呢？” 《汉魏五君篇》。治平二年秋八月，京师发大水，官府和民间的房屋被毁，百姓被压死、淹死的有一千多人。有人说：“当时正议论濮王的礼制，议论的人认为这是上天降灾对这件事的回应，是真的吗？”回答说：“议论还没有决定，上天就已经降下灾祸，杀害人命、损伤万物，这种说法实在是严重地诬蔑天地和人事，我已经详细论述过了。” 问的人说：“前代已经应验的事情，该怎么解释呢？”回答说：“自汉代以来，由诸侯入继大统的君主很多，不能一一列举。现在姑且举出入继大统后追尊生身父母的两人，以及不追尊父母的三人，再试着根据祸福来推断验证，就可以明白了。追尊生身父母的两人，是汉宣帝和光武帝。宣帝起初称他的父亲为‘亲’，设置园邑供奉他，汉代儒者认为这符合经义。光武帝称他的父亲为‘皇考’，在南阳建立宗庙祭祀，后世没有非议。这两个人，对上没有干犯大统，对下没有断绝本亲，是最合乎礼的。宣帝是前汉中兴的君主，光武帝是后汉世祖，他们的德行功业都很盛大，天下富足安定，享有国祚长久。这两个人，都是追尊生身父母的，天没有降祸给他们，反而降福于他们；他们在世时成为明君，死后享有显赫的声名，成为万世尊崇的人。那三个没有追尊生身父母的人，是魏废帝、高贵乡公、常道乡公。魏明帝没有儿子，收养齐王曹芳作为儿子，于是下诏说：后世凡有入继大统的君主，谁敢追尊父母，大臣们共同诛杀他。因此终魏一世，都谨慎遵守这一约定。” 然而自明帝下诏以后，连续三代都由宗室子弟入继大统，都不敢追尊自己的父母。其中第一人是齐王曹芳，在位十六年后被废，称为废帝。第二人是高贵乡公，在位七年，被司马文王杀害。第三人是常道乡公，在位七年，被晋朝篡夺。魏于是灭亡。这三个人，都是没有追尊生身父母的，天没有降福给他们，反而降祸于他们：一个被废，一个被杀，一个被篡夺；他们丧失自身、亡失国家，成为万世悲悼的人。汉魏这五位君主享有国祚的盛衰长短，虽然各有命数，属于天命，并不取决于追尊或不追尊生身父母。然而即使只从祸福来推断，追尊父母的人未必不能享福，不追尊父母的人也未必就一定遭祸。” 《晋问》。

译有人说：“给别人做后嗣的人改称自己生身父母的名分，考察六经以及古今典礼，本来是没有这种事的。但前代拥有天下的君主很多，难道果真没有这样做的吗？”回答说：“有，但不值得效法。自汉代以来，由藩侯入继大统、做后嗣合乎礼制而名分正当的君主，都没有这样做。只有五代时的晋出帝，曾经把自己的生身父亲称为皇伯，这有什么值得说的呢！那位出帝即位不合正道，并不是以为后嗣而继承大统的君主。他本来不应当即位却即位了，只有断绝与生身父亲的关系才能即位，不断绝就不能即位，所以不得已而断绝。出帝的父亲叫敬儒，是高祖的哥哥。敬儒早死，高祖怜悯出帝孤苦，便收养他作为自己的儿子，而高祖自己有五个儿子。高祖患病时，把自己的儿子重睿托付给大臣。等到高祖去世，晋朝大臣背弃约定，想拥立年长的君主，所以舍弃重睿而拥立出帝。他在道义上本来不该即位，只是欺骗天下人说他真是高祖的儿子，因而得以即位；在这种形势下，哪里还敢顾念自己的生身父亲呢？他把生身父亲称为皇伯，是出于不得已。一个即位不合正道的君主，又是不得已才走到这一步，难道可以作为后世的法则吗？唉！五代之际，礼乐崩坏，三纲五常的道理断绝，先王的制度和典章文采在这时全被扫地而尽，这大概就是篡夺、叛逆、贼乱的开始。” 而晋朝尤其严重。自高祖与契丹结为父子以后，出帝把耶律德光称为祖父，却把自己的生身父亲作为臣下称呼，这种行为难道还可以用人的常理来责备吗？难道还可以作为后世的法则吗？出帝即位后不久，契丹就灭亡了晋朝，把他的族人迁徙到北方荒远之地，囚禁在黄龙府，全族都饿死，永远成为夷狄的鬼魂。他们灭亡、遭祸、失败的惨酷，自古以来从没有像这样严重的。议论的人说，汉哀帝、汉桓帝处在乱世，不足以作为法则，这话当然可以；但像晋出帝这样的人，果真可以作为法则吗？”},{ ？卷一二四·《崇文总目叙释》。易类。前代史书说，秦朝焚烧三代典籍，《易》因为用于卜筮而没有被焚烧；到了汉代征集各类书籍时，书籍大多散失，而《易》因此保存得最完整。后来学者传授它，于是分成三种：第一种是田何的《易》，源自子夏，由孔子传授；卦、象、爻、彖以及《文言》《说卦》等，分开成为十二篇，解释者又各自撰写章句，这是《易》的原本经文。第二种是焦赣的《易》，没有老师传授，自称从隐士那里得到，只叙述阴阳灾异之说，与圣人的经书不相类似。第三种是费直的《易》，同样没有老师传授，专门用象、彖、《文言》等参照解释卦爻。把彖、象、《文言》杂入卦文之中，是从费氏开始的。田何一派的学说，以施氏、孟氏、梁丘氏一派最为盛行。费氏之学起初微弱，只在民间流传。到后汉时，陈元、郑众、康成等人都学习费氏之学，费氏之学兴盛起来，田氏之学于是渐渐衰息，古代十二篇的《易》也就失去了原貌。到王弼作注时，也采用卦、象相杂的经文。自晋代以后，王弼的学说独自流行，于是流传到今天。然而《易》与五经相比，来源最为久远。自伏羲画卦以后，经过三代，又分别成为《三易》。《三易》的变卦有五十六种，命名都各不相同。至于七、八、九、六以及筮占的方法，也各不相同。到了周朝末世，夏、商的《易》已经亡失。汉初虽然还有《归藏》，但已经不是古代的经书；现在流传的三篇，已经无法考究了。唯有《周易》，时代经历三位圣人，世代经过上古、中古、近古三个时期，虽然解释它的人各自成为一家之言，但圣人效法天地的法则仍然完整地保存着。书类。《尚书》源自君主的号令，以史官记录为根本。孔子删定为一百篇，上起尧，下至秦，说明了编撰它的用意。由于秦朝的缘故，孔子的末代后裔孔惠和济南人伏胜，各自在家中收藏了自己的本子。楚汉之际，伏胜丢失了所收藏的书，只能靠口头传授。伏胜年老昏聩以后，便把二十四篇错误地合并为二十九篇，欧阳氏、夏侯氏等人都学习它，并用汉代文字抄写，称为《今文尚书》。到汉武帝时，孔惠家收藏在屋壁中的《尚书》才被发现，一百篇都还在，但已经有一半磨灭了，而且全是科斗文字。孔惠的孙子孔安国用隶书把古文考定，得到五十八篇，为它作《传》，称为《古文尚书》。到了陈、隋之间，伏生一派的学说废绝，只有《孔传》独自流行。在此以前，《孔传》遗失了《舜典》，东晋的梅赜便用王肃所注的伏生《舜典》补足了这一篇。到了唐孝明帝时，不喜欢隶古文字，才改用今文在世间流行。诗类。过去孔子删定古诗三千多篇，选取其中三百一十一篇写入经书。秦、楚之际失去了其中六篇。汉朝兴起后，《诗》分为四家：第一家是鲁人申公作《训诂》，称为《鲁诗》；第二家是齐人辕固生作《传》，称为《齐诗》；第三家是燕人韩婴作《内传》《外传》，称为《韩诗》；第四家是河间人毛公作《故训传》，称为《毛诗》。前三家都在学官中立学，而毛氏出现得较晚，到汉平帝时才列入官学。此后马融、贾逵、郑众、康成等人都阐明毛氏之学，于是毛诗学说兴盛。魏、晋之间，《齐诗》《鲁诗》废绝，《韩诗》虽然还存在，却更加衰微，所以只有毛诗流行，并一直传到今天。韩婴的书到唐代还存在，如今只剩下十篇；《汉书·艺文志》记载韩婴之书有五十篇，现在仅存《外传》，并不是韩婴详细传授《诗》的著作，而他的遗说有时还见于其他书中，与毛氏的义理完全不同，但人们也不相信它。距离圣人时代已经很远，诵读学习各不相同；至于考察《国风》《雅》诗的正变，以了解王政的兴衰，其中的善恶、美刺，是不能不仔细辨察的。礼类。礼乐制度在三代时兴盛，在周代最为完备。三代的兴盛都延续数百年，而周代最长久。起初武王、周公修治太平事业，把天下划分为九服；从天子直到庶人，都各有法度。当他们在郊外祭祀天地、开设明堂会见诸侯时，车舆、旗帜、服饰、器物以及典章文采灿然完备，是多么盛大啊！到了周幽王、周厉王的乱世，周王室衰微，后来诸侯逐渐强大；然而齐桓公接受周王赐予的祭肉仍然下拜，晋文公也不敢一定请求开通墓道，仍然靠《礼》来维系秩序。此后又经过二百多年，《礼》的功效也很大了。到了战国，礼乐几乎断绝。汉朝兴起后，《礼》从淹中被发现，后来戴氏以及诸儒共同补缀，得到一百多篇。三位郑氏、王肃等人都精通这门学问，但解释有时不同。《礼》涉及天地、朝廷、宗庙以及人的各种大伦常，可以说范围十分广博；即使两家说法不同，难道不也是博大的吗？自汉代以来，制度的沿革以及官府掌握的传闻，凡是写在书中的，都可以从中阅览。乐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