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三七·集古录跋尾卷四【魏受禅碑】

译右边是魏代《贾逵碑》。《魏志·贾逵传》说：“贾逵任绛邑长时，被贼人郭援攻打；绛县人和郭援约定不杀贾逵，于是投降。郭援想任用贾逵为将领，因贾逵不肯叩头而发怒，想杀死他。绛县人登城呼喊说：‘你背弃约定要杀我们的贤明长官，我们宁愿一同去死。’郭援认为他们有义气，于是没有杀贾逵。”又据裴松之注引《魏略》说：“郭援捕获贾逵，贾逵因不肯下拜而发怒，郭援催促将他斩杀。诸将一再保护，把他囚禁在壶关的土窖中。守卫者祝公道释放了他的刑具，使他逃走。”这与《魏志》不同。而这块碑只说贾逵被郭援拘捕，面对刀刃而不屈，没有记载绛县人和郭援约定的事情。按照传记所载，不仅贾逵对绛县人有恩德，绛县人在危急关头也能和贾逵同生共死，也可以说是贤者。自古碑碣称颂功德，常常担心超过事实；像贾逵和绛县人的德义，碑文不应略去不写，因此我很怀疑陈寿作传时喜欢猎奇，所得材料并不真实。裴松之又注说《魏书》记载贾逵享年五十五岁，而碑文说“五十四岁”，也应当以碑文为正确。嘉祐八年十一月十四日记。【魏邓艾碑】右边是《邓▯碑》。考察它所记事迹的始末，实际上就是魏代邓艾的碑。邓艾曾任兖州刺史，碑文说：“晋朝初年，曾经征发兖州军队讨伐叛乱的羌人。邓艾从巫者那里得到传言，巫者把用兵的方法传给他，邓艾因此击败羌人。兖州人把邓艾当作神，于是为他建庙立碑，记载这件事。”邓艾在三国时是名将，曾经建立大功，他的姓名闻名天下；史书和兖州人都不应当弄错。但“艾”和“▯”两个名字竟然如此不同，这就是君子对传闻采取谨慎态度的原因。我认为古人常把“艾”和“▯”通用。《汉书》说“黎民艾安”，以及“惩艾”“创艾”，注释都读作“▯”。难道不是邓侯名为“艾”而读音为“▯”，只是刻碑的人采用了省略写法吗？后人读史时没有音注，便直接把它当作蒿艾的“艾”；流俗传写又继续丢失原意，久而久之发生讹误，最终不能再订正。这种道理也许是对的，读者请仔细考察。熙宁壬子年正月晦日六一堂记。【吴九真太守谷府君碑〈神凤元年〉】右边的谷朗，事奉吴国，任九真太守。碑上没有写撰文者的姓名。碑序说：“府君名朗，字义先，是桂阳耒阳人。是豫章府君的曾孙、公府君的孙子、郎中君的儿子。他的祖先出自颛顼，益任舜的虞官，赐姓嬴氏。到了扉子，被封在秦谷，于是以谷为姓。”谷氏在吴国并不显赫，史传中没有记载；所谓豫章府君以下三代，也都不知道他们的名字。按《秦本纪》，非子受封于秦；但这块碑以及谷朗之子永宁侯的相碑都写作“扉子”，不知道其中的含义。治平元年四月二十六日记。【吴国山碑〈天册元年〉】右边是吴代《国山碑》。孙皓在天册元年到国山举行禅祭，改年号为天玺，于是把所获得的祥瑞之物记载下来，刻在山的北面。这一年是晋咸宁元年，再过五年晋国就灭亡了。孙皓昏庸暴虐，他的国家将要灭亡，却有各种祥瑞一同出现，多得数不清。后世那些谈论祥瑞的人，可以把这件事作为鉴戒。熙宁元年中元节后一天记。【晋南乡太守颂〈泰始中〉】右边是南乡太守司马整。按《晋书》，宣帝的弟弟是安平献王司马孚，司马孚的次子是义阳成王司马望，司马望的第三子是随穆王司马整。司马整先于司马望去世，后来武帝把义阳国的随县分出来封给司马整为王，谥号为穆。司马整在魏咸熙二年任南乡太守，这一年晋武帝接受禅让，改年号为泰始。泰始三年，司马整调任南阳，南乡人于是为他立了这块碑。《晋书·地理志》说，魏末荆州分属三国，而南乡、南阳都属于魏；后来晋武帝把南乡改为顺阳。此碑如今在光化军，光化军就是襄州谷城县的阴城镇。阴城在魏、晋时代，是南乡所属的县。我被贬为乾德县令时得到这块碑，到现在已经二十年了。嘉祐八年九月二十六日记。【晋南乡太守碑〈泰始四年〉】右边是《南乡太守碑》，没有署撰文者的姓名，题为《宣威将军南乡太守司马府君纪德颂碑》。碑文说：“君名整，字孔修，是太宰安平王的孙子、太尉义阳王的儿子。”按《晋书》，宣帝的弟弟是安平献王司马孚，司马孚的次子是义阳成王司马望，司马望的第三子是随穆王司马整。司马整先于司马望去世，后来武帝把义阳国的随县分出来封给司马整为王，谥号为穆。司马整在泰始三年由南乡太守调任南阳，于是南乡人共同为他立碑，现今在光化军。光化军就是襄州谷城县的阴城镇。按《晋志》，没有列出南乡郡；根据这块碑所记县令的姓名，有武陵、筑阳、丹水、阴城、顺阳、析六县，这大概就是南乡郡的辖地。《晋志》只说南乡在魏时属于荆州，武帝平定吴国后改为顺阳郡，却没有记载顺阳郡治所、沿革和属县名称，只有这块碑可以看见这些情况。又，司马整的传记只说他历任南中郎将，封青泉侯，去世后追赠冠军将军，也没有说他任宣威将军、南乡太守、南阳太守；这些都是传记遗漏的内容。【南乡太守碑阴】右边是南乡太守属下的官吏，共三百五十人，分为两卷；其中磨灭的还有二十多人。每个人都有县邑、姓名、字，但没有次序。他们的名号有令、长、南阁祭酒、门下督、主簿、部督邮、监汀督邮、部劝农、五官掾、文学掾、营军掾、军谋掾、府门亭长、主记史、待事掾、待事史、部曲将、部曲督；又有贼曹、功曹、议曹、户曹、金曹、水曹、科曹、仓曹、铠曹、左右兵曹，各曹都有掾；又有祭酒、史、书佐、修行、从掾位、从史位、史、小史等。魏、晋之际，太守属官的制度大概就是这样；其他书中有时只能看到一两种，不可能像这里这样完备。【晋陆喈碑〈咸和七年〉】

译右边是晋代《陆喈碑》。陆喈任宣威内史，建武元年去世。碑在咸和七年立，而碑后题记说“咸和七年岁在庚辰”。咸和是成帝的年号。成帝在泰宁三年八月即位，这一年是乙酉年，第二年改年号为咸和。按历法，咸和七年应当是壬辰年，而碑上写成庚辰，是错误的。陆氏有两块碑，我家《集古录》都有。据《陆▯碑》后题说“泰宁三年岁在乙酉”，与现在的历法相合；既然如此，当时掌管历法的官员不应到咸和年间突然出现这样的错误，那么这只是刻碑时把庚辰写错了。治平元年六月二十九日记。【晋乐毅论〈永和四年〉】右边是晋代《乐毅论》，石刻在已故高绅学士家中。高绅去世后，家人起初不知道珍惜，好事者常常前去观看，有人摹拓传播它的本子，于是高家便把它秘藏起来，逐渐变得难以得到。后来高家子弟把石刻抵押给富人借钱，但富人家失火，石刻也随之焚毁，如今再也没有本子了，更加令人惋惜。后面有“甚妙”二字，是我已故朋友圣俞所书。《乐毅论》与《文选》所载的文字时时不同，考察文章的文理，这个本子是正确的，只可惜不完整。【晋兰亭修禊序〈永和九年〉】右边是《兰亭修禊序》。世上流传的本子特别多，但彼此都不相同。大概是唐代几家临摹的，辗转传摹，距离真迹越来越远。然而其中时时还有可喜之处，难道是因为它们多少得到了一点王羲之的笔法吗？想象它的真迹，应当是多么美妙啊！世人说真本葬在昭陵；唐末战乱时，昭陵被温韬挖掘，他所收藏的书画都剥取装裱上的金玉而抛弃原物，于是魏、晋以来诸贤的墨迹又流散到民间。唐太宗时收购、征集所得的书画，汇编成十卷，命人摹拓流传，多次分赐给近臣，如今公卿家中所有的法帖就是这些。但唯独《兰亭》真本失 lost，所以不能列入法帖流传。如今我得到的这些本子，都是人家旧日收藏的；虽然笔画各不相同，姑且把它们一并列出，以显示它们各自有所依据。至于真伪优劣，读者应当自行选择。第一本是民间流传的本子，不记载我从哪里得到。第二本得自殿中丞王广渊，第三本得自已故宰相王沂公家。另有一本在定州百姓家中。三家各自都有石刻，互相比较，细微处也没有不同，所以不再抄录。第四本得自三司蔡给事君谟。世上流传的本子不出这些；或许还有尚未流传的，等待以后广泛搜集。嘉祐八年六月十日记。【范文度摹本兰亭序一】我曾经搜集、抄录前代遗文数千篇，因此得以全面观览各位贤人的笔迹。近来因为不懂书法，便逐渐通晓了其中的学问。既然这样，人在学习上怎么可以不努力呢！如今我已经老了，眼睛昏花，手也颤抖，虽然不能挥笔书写，但打开书卷、面对几案，便能辨别书法的精粗。像范君所写的字，收入我的《集古录》中，实在难得。我私下庆幸能够观览它，为此忘记疲倦。嘉祐七年夏五月二十八日，庐陵欧阳修记。书法虽然列在六艺之中，却不像百工的技艺那样。蔡君谟以书法闻名当世，他这样称赞范君，并没有说错。滁山醉翁题。【范文度摹本兰亭序二】自唐末战乱以来，儒学和文章扫地而尽。宋朝兴起的一百年间，雄伟的文章和博大的儒者接连出现，唯独书法学问长久没有振兴，不能追上唐人，我常常为此遗憾。如今竟然得以看到范君的笔法，确实说明当时并不缺少人才，只是担忧见闻不够广博。否则，心中有这种才华，一定会在外在表现出来。像范君这样，笔迹没有流传于世，只在自己家中传承，大概是他把光芒和德行都隐藏起来了，并不只是他的书法没有流传而已。【晋王献之法帖一】右边是王献之的法帖。我曾经喜欢观看魏、晋以来遗留下来的书法墨迹，并由此想象前人的高尚情致。所谓法帖，内容大都只是吊唁哀悼、问候疾病、叙说离别、互通音信，应用在家人朋友之间，通常不过几行罢了。它们起初并不是有意创作的，而是在闲适状态下随手挥写，兴致余韵流露，或美或丑，各种姿态自然呈现。打开卷轴、拆开信函，灿然呈现在眼前，使人突然看见时惊叹绝妙。慢慢观赏之后，它的意态更加无穷，所以后世得到它，便把它当作奇珍玩赏之物，并想象当时写字的人。至于高雅的文章和大幅册页，哪里曾用这种方式书写呢！但如今的人却不是这样，有时甚至抛弃一切事务，耗尽精神和气力，把学书法当作事业，用它度过一生、穷尽年岁，这实在很可笑。治平甲辰年秋社日记。【晋王献之法帖二】王献之的法帖，大概是唐人临摹的；它的笔法像颜鲁公，还要等待有鉴识的人来辨别。【晋贤法帖】右边是晋代贤人的法帖。太宗皇帝万岁之后，仍然精心研习书法，曾下诏向天下购买、征集钟繇、王羲之的真迹，汇编为法帖十卷，摹刻后赐给群臣。过去已故宰相刘沆在长沙任职时，把官府的法帖刻成版，于是流布民间。后来有尚书郎潘师旦，又选择其中尤其精妙的另编成卷，与刘氏本一同流传。到我搜集古文时，不敢擅自把官本收入私人文集，于是从潘师旦所传的本子中再选取最精美的，分散收入录中。让打开书匣、翻阅书卷的人时时能够得到一帖，拿在手中欣赏而心情愉快，借此忘记疲倦。治平元年五月十日记。【晋七贤帖】右边是晋代七贤法帖，得自李丕绪少卿家。李丕绪收藏了许多古书，但不知道这是不是它们的真迹。七人的书法墨迹，世上很少流传，所以把它抄录下来。【宋文帝神道碑】右边是《宋文帝神道碑》。碑上写“太祖文皇帝之神道”，共八个大字，此外没有别的文辞，只把这作为标志。古人刻碑，本来就应当如此；后世刻写功德、爵位、乡里、世系，唯恐记载不详细。然而自后汉以来，门生、故吏大多共同立碑颂扬恩德。我家《集古录》所收录的三代以来钟、鼎、彝、盘等器物铭刻都很完备，到后汉以后才开始有碑文；想寻找前汉时代的碑碣，始终不能得到。这说明坟墓上的碑，大概是后汉以后才出现的。这块碑没有碑文，我怀疑不是宋代所立。大概自汉代以来，碑文都务必记载祖先的德业，宋氏子孙未必能超然独见，重新恢复古代简朴质实的风格。又，南朝士人的气质崇尚卑弱，擅长书法的人大多以纤细刚劲、清秀妩媚为美，没有这样雄伟的大笔，所以更加怀疑它是后世所书。按《宋书》，文帝被元凶劭杀害，起初谥号为景，庙号为中宗；孝武帝即位后，改谥为文，庙号称太祖，墓称长宁陵。治平元年三月十六日记。【宋宗悫母夫人墓志〈大明六年〉】

译右边这篇《宗悫母夫人墓志》，没有写出撰写者的姓名，只有墓志而没有铭文。后面说：“谨慎地把子孙男女的次序、姓名、官位和婚嫁情况列在如下。”这大概是当时的一种制度。考察宗悫本传和这篇墓志，他历任官职的始末并不相同。本传说：“宋孝武即位，任宗悫为左卫将军，屡次升迁为豫州刺史、监五州诸军使，讨伐竟陵王诞，入朝任左卫将军。废帝即位，任宁蛮校尉、雍州刺史，去世。”这篇墓志却是大明六年撰写的，墓志说：“任右卫将军，监交、广二州和湘州的始兴，冠军将军，平越中郎将，广州刺史，后来升任豫州刺史，监五州军事，又任散骑常侍、左卫将军，兼领太子中庶子、荆州大中正。”这些经历本传都略去了。宗悫是南阳涅阳人，而这篇墓志说他是涅阳县都乡安众里人，又说葬在秣陵县都乡石泉里。都乡这种制度，前代史书没有记载。《齐镇国大铭像碑〈天统三年〉》。右边这篇北齐《镇国大铭像碑》。碑铭和造像记的文辞本来没有什么可取之处，之所以把它记录下来，是想知道愚昧百姓在夷狄扰乱中原的时候，信奉佛教尤其虔诚罢了。碑上的字形笔画很不寻常，虽然有不少讹误，也是当时传习的结果，其中有些地方与今天不同，所以也把它记录下来。《南齐海陵王墓铭》。右边这篇《南齐海陵王墓铭》，由长兼中书侍郎谢▯撰写。海陵王萧昭文，是文惠太子的次子。当初，明帝萧鸾废黜郁林王萧昭业，改立萧昭文；后来又废他为海陵王并将其杀死，于是自己登上帝位。考察《谢▯传》，谢▯在海陵王时期任骠骑咨议，兼领记室，又掌中书郎，后来升任尚书吏部郎。这篇墓志题作“长兼中书侍郎”，但据本传，谢▯从未任中书侍郎，这是史书的缺漏。考察《南齐书》，刘悛曾任长兼侍中，后魏临淮王▯曾任长兼御史中尉，《南史》《北史》中也多有这种称呼，大概是当时兼任官职的称号，类似唐代的检校官。嘉▯八年九月十七日记。《梁智藏法师碑〈普通三年〉》。右边这篇梁代《智藏法师碑》，由梁湘东王萧绎撰写铭文，新安太守萧几撰写序文，尚书殿中郎萧挹书写，世人称为“三萧碑”。法师姓顾，萧几、萧挹都自称是他的弟子，衰乱时代的弊病，竟发展到了这种地步。我在《集古录》中没有忍心立即舍弃它，是因为它的字形笔画还大体可取；舍弃短处，取用长处，这样就可以了。嘉▯八年五月晦日记。《陈代浮屠智永所书〈千字文〉一》。右边这篇《千字文》，如今世俗间大多传说这个本子是浮屠智永所书。考察它的字形笔画，其中时时夹杂着一些不合于智永笔法的字，怀疑碑石有缺失，后人妄自补足了。虽然有见识的人看了可以自行辨别，但终究混淆了真迹，所以我删去了其中二百六十五字。文章本身没有什么值得取的地方，而世上又有很多本子，真正可取的只是字迹，因此我就把伪字删去，不以文章不足为嫌。蔡君谟是当今懂书法的人，尚且说不能把伪字全部删尽。嘉▯八年十月十八日记。《陈代浮屠智永所书〈千字文〉二》。《梁书》说，武帝得到王羲之所书的《千字文》，命周兴嗣把它编成押韵的次序。如今官府法帖中有汉章帝所书的一百多个字，其中有“海咸河淡”之类的话，大概前代学习书法的人常常写这些语句，并不是从王羲之才开始的。《魏九级塔像铭〈天保三年〉》。右边这篇魏代《九级塔像铭》，没有写出书写者和撰作者的姓名，大概是北齐人所作。其中出现了三个年号：说“真君九年”的，是后魏太武帝的年号；说“武定四年”的，是东魏孝静帝的年号；说“天保三年”的，是北齐文宣帝的年号。考察高洋在后周大统十六年接受东魏禅让，这一年是庚午年，改年号为天保；天保三年是壬申年，这块碑所说的“岁在▯滩”就是如此。碑文浅陋，大概是鄙俗之人所作；只是它的字形笔画多有奇异之处，常常显得奇怪，所以记录下来以供广泛阅览。治平元年三月二十三日记。《大代修华岳庙碑〈兴光二年〉》。右边这篇《大代修华岳庙碑》。考察《魏书》，文成帝兴光二年三月己亥日改年号为太安，所以《魏书》没有兴光二年；但这块碑说“二年三月甲午立”，大概是立碑后六天才改年号。碑文说“在五世之中阐扬皇帝的德风”，从道武帝、明元帝、太武帝到文成帝，实际上才四代。太武帝杀死南安王拓跋余，拓跋余即位不到一年也被杀，不能算作成就帝业的一代。但景穆太子是文成帝的父亲，后来追尊为帝，建立宗庙称为宗，所以把他算作一世。魏朝自道武帝天兴元年议定国号时，群臣想称“代”，道武帝不允许，于是仍然称“魏”。此后从未发生改称“代”的事。如今魏代碑刻中却屡屡出现“代”字，碑石是当时所刻，不应当是妄造，只是史书遗漏了这件事。由此说来，史家的缺漏和错误，哪里说得尽呢！不过我并不擅长史学，所以把它记录下来，等待博学的君子来判断。嘉▯八年岁在癸卯，七月三十日记。《怀州孔子庙记〈后魏太和年间〉》。右边这篇《宣尼庙记》，文辞和事实都没有什么可采的地方，书法也不好。只是它的字形笔画多有不同，所以特意记录下来，以供广泛阅览。《后魏孝文北巡碑〈太和二十一年〉》。右边这篇魏代《孝文北巡碑》，说：“太和二十一年，修省方之典，向北巡临旧都。”又说：“渡过西河，从平阳出来，斜着沿唐逵而行，直指游咸栎，路近龙门，于是迂回驶动雕饰华美的车。”考察《后魏书·本纪》，这一年正月乙巳日北巡，二月驻在太原，到达平城。四月驾临龙门，用太牢祭祀夏禹，接着驾临长安，泛舟渭水，渡过黄河，然后向东返回。这与碑上记载的全都相合。碑没有题首，所以依照本纪称为《北巡碑》。治平元年三月二十二日记。《后魏定鼎碑〈景明三年〉》。右边这篇魏代《定鼎碑》，建于景明三年，在今天的怀州，世俗称它为《定鼎碑》。景明是魏宣武帝的年号。碑上说“定鼎迁都洛阳的第十年”。考察魏孝文帝在太和十七年迁都洛阳，到景明三年，正好是十年。《后魏石门铭〈永平二年〉》。

译右边这篇魏代《石门铭》说：“这道门大概是在汉永平年间开凿的；自从晋氏南迁以后，这条道路就废弃了。皇魏正始元年，汉中献出土地，于是褒斜道重新开通。假节、龙骧将军、梁秦二州刺史羊祉开创旧路，诏令左校令贾三德共同完成此事。从正始四年十月开始，到永平二年正月工程完毕。”其余文字还很完整，大意就是这样。石门在汉中，所谓“汉永平年间开凿”，就是汉明帝时司隶校尉杨厥开通的。杨厥另有碑，叙述这件事非常详细。正始、永平都是后魏宣武帝的年号。治平元年五月十日记。《后魏神龟造碑像记〈神龟三年〉》。右边这篇《神龟造碑像记》，立于魏神龟三年。我所收集记录的隋代以前碑志，都不曾轻易舍弃，因为其中时时有值得取用的地方。不过我担心它们的文辞鄙陋浅薄，而且多谈浮屠；只是其中的字形笔画往往工整精妙。只有后魏、北齐的书法稍差，而且字法又多有奇异之处，不知道是怎样形成的，竟然与各家相违背。也可能是夷狄不熟悉学问，流传过程中产生了讹误，但仍把它记录下来，以供广泛阅览。这块碑的字形笔画时时显得刚劲有力，尤其值得欣赏。神龟是孝明帝的年号。考察《魏书》，神龟三年七月辛卯日改年号为正光，而这块碑是在这月十五日建立的，不知道辛卯是这个月的哪一天？应当等待精通历法的人推算。嘉▯八年七月十一日记。《鲁孔子庙碑〈兴和三年〉》。右边这篇《鲁孔子庙碑》。后魏、北齐时期的书法多是这样，笔画不算很好，但也不俗，而且往往彼此相似。怀疑这是当时所崇尚的风格，应当自有一套法则。又因为它的点画多有不同，所以记录下来以供广泛阅览。《东魏任城王造浮图记〈武定四年〉》。右边这篇《任城王造浮图记》，没有写出任城王的姓名，只说“武定四年建”。武定是东魏孝静帝的年号。考察《后魏书》，景穆皇帝的儿子拓跋云、拓跋云的儿子拓跋澄，世代相袭任任城王，此后任城国便不再封立。不知道武定四年任任城王的究竟是谁。治平元年八月八日记。《东魏造石像记〈武定七年〉》。右边这篇东魏《造石像记》，碑上说“大魏武定七年，岁次己巳”。武定是孝静帝的年号。如今世上流行的历谱，只有龚颍的《运历图》和今亳州宋退相的《纪年通谱》最为详细。按照龚颍所记推算，武定七年应当是己巳年，与这块碑相合。武定只到八年，这一年是庚午年，东魏灭亡；这件事也与《东魏书》《北齐书》的记载相合。但《通谱》把七年定为戊辰年，八年定为己巳年，又说有九年为庚午年，东魏在这一年灭亡。考察孝静帝在后魏永熙三年即位，在位十七年，到大统十六年灭亡。这一年是庚午年，由此可知宋公所记的干支没有错误。只是武定不应有九年，而七年也不应是戊辰年，这就是《通谱》的错误。大概孝静帝即位后，改年号为天平，满四年；第五年正月改为元象。如今《通谱》把天平只记到三年，以四年为元象，大概是从元象以后逐年差了一年，所以把武定七年记成了戊辰年。如果没有见到这块碑，那么《运历图》和《通谱》两家的得失，又凭什么来判定呢？这样才知道我的《集录》并不是没有益处。治平元年闰五月九日记。《北齐常山义七级碑一〈天保九年〉》。右边这块碑没有写出书写者和撰作者的姓名，文辞讲究声韵对偶，颇为奇怪，字形笔画也很好，往往保留着古法。碑上说：“常山太守、六州大都督、仪同三司綦连公，于天保九年建造浮图。”天保是北齐文宣帝的年号。《北齐书》中有綦连猛，但他没有担任常山太守、都督、仪同等官职，不知道这里所说的綦连公究竟是谁。嘉▯八年九月二十日记。《北齐常山义七级碑二》。右边这篇《常山义七级碑》，没有写出书写者和撰作者的姓名，文辞讲究声韵对偶却非常怪异，书法颇有古法。碑首题作《慕容仪同麴常山石氏诸邑义七级之碑》。碑文说：“常山太守、六州大都督、仪同三司綦连公，于天保九年为国家恭敬地建造一座七级浮图。到天统年间，又由持节都督瓜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瓜州刺史、常山太守、六州大都督、频阳县开国子、乐平县开国男慕容乐，以及散骑常侍郎、骠骑大将军、前给事黄门侍郎、缮州大中正、食新市县干、新任常山太守麴显贵，和功曹石子和等人增修完成。”大概是北齐时期的碑。綦连公没有写出姓名。北齐有綦连猛，但他没有任常山太守，不知道这里说的是谁。至于慕容乐兼任刺史、太守，又同时封两个县，无法详细考证。“食县干”列入官衔，大概是当时的制度，也无法详考。“义”是众人共同完成之物的名称，就像今天所说的“义井”之类。《永乐十六角题名》。右边这篇《永乐十六角题名》，没有写年月，列名的人很多，但都没有显赫之人，无法考察，不知道是哪一时期的碑。它的字形笔画很怪而不精细，似乎是东魏、北齐人所书。所谓“十六角”，是庸俗之人建造的佛塔。后面又写道“建造十六角镇国大浮图”，这样就知道是塔了。称它为“十六角”，只见于这块碑；后魏时期又有“常山义七级碑”，大概当时民间的说法都类似这样。治平元年八月八日记。《北齐石浮图记〈河清二年〉》。右边这篇北齐《造石浮图记》，说“河清二年，岁在癸未”。河清是北齐高湛的年号。碑文鄙俗浅陋，镌刻也有讹误；但其中时时有字迹完整、笔画清秀婉丽而令人喜爱的地方，所以把它记录下来。碑前还列有很多题名，其中有些姓名特别奇怪，如冯戬郎、冯贵买之类，都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像“野义伽耶”这样的名字，大概出自浮屠。自从胡夷扰乱中原以来，中国人的姓名像这样的很多。最后有一个人叫冯黑太，我认为“太”也读作“挞”；隋末有刘黑闼、吴黑闼，都是以此为名，“太”和“闼”只是转写不同罢了。不过隋代距离北齐不远，不知道“黑闼”究竟是什么话。《后周大像碑〈大象三年〉》。

译右边这篇后周《大像碑》，宇文氏的事迹没有什么可采录的地方，只是它的字形笔画不俗，也有可取之处，可以作为赏玩之物来排遣忧愁。只是碑上奇异变化的字迹，真伪混杂，让阅览的人自行选择，便可以忘却疲倦。所以我在《集古录》中记录的碑刻很广博。嘉▯八年六月二日记。[原文缺失]●卷一三八·《集古录跋尾》卷五。《隋太平寺碑〈开皇九年〉》。右边这篇《太平寺碑》，没有写出书写者和撰作者的姓名。南北朝的文章到了陈、隋，弊病达到极点。唐太宗治理国家达到盛世，几乎可以与三王相比，唯独在文章方面不能稍微改变文体，难道是积习形成的势力由来已久，不经过长时间、靠众人的力量压倒它，就不能突然革除吗？因此群贤奋力开垦、铲除荒芜，到了元和年间，才把荒芜污秽荡涤干净，嘉禾秀草争相生长，花朵和嫩芽鲜明地呈现在眼前。这块碑在隋代碑刻中尤其文字浅陋，怀疑是乡里庸人所作；但看它的字形笔画，又不是极其俗陋的人所能写出，大概是当时文风流弊严重，竟以为文章写到这样便算好了。文辞既没有可取之处，而佛教本来又是我们所贬斥的，所以把它记录在这里，只是因为不忍心舍弃它的书法罢了。治平元年三月十六日记。《隋老子庙碑〈开皇二年〉》。右边这篇《老子庙碑》，由隋代薛道衡撰写。薛道衡的文章风格卑弱，但在当时名声很大。我所取的只是它的字形笔画接近古法，所以把它记录下来。唐人的书法都不俗，也值得欣赏。《隋尔朱敞碑〈开皇五年〉》。右边这篇《尔朱敞碑》。尔朱敞是尔朱荣的堂弟尔朱彦伯的儿子。考察《尔朱敞传》，说他的字是乾罗，而这块碑说是天罗；传记说他任金州总管，碑上又说他任徐州总管。碑文虽然有残缺，但大体还清楚可读。碑中叙述徐州的事情很多，这些事没有被史家采用，或许是可以的；但没有记载他的官职，大概是史书的缺漏和错误。碑中所记字也不同，应当以碑为准。我在《集录》中，纠正前代史书缺漏和错误的地方很多。治平元年二月十六日记。《隋龙藏寺碑一〈开皇六年〉》。右边这篇碑由北齐开府、长兼行参军、九门人张公礼撰写，没有写出书写者的姓名；字形笔画刚劲有力，具有欧阳询、虞世南的体势。碑建于隋开皇六年，现存于今天的镇州。碑上说：“太师、上柱国、大威公的世子，左威卫将军、上开府仪同三司、使持节恒州诸军事、恒州刺史、鄂国公、金城王孝仙奉诏劝导奖励州人一万人，共同建造这座寺。”碑中称赞孝仙说：“世代功业重于金日磾、张安世，器量见识超过许劭、郭泰。”然而北齐、北周、隋三史都没有见到他父子的姓名，不清楚他们究竟是什么人。《隋龙藏寺碑二〈开皇六年〉》。右边这篇隋代《龙藏寺碑》，由北齐张公礼撰写。龙藏寺已经废弃，这块碑如今在常山府署的大门旁，书法颇好，只是不见书写者的姓名。碑是在隋开皇六年立的，碑后题名仍称张公礼为“齐人”。考察周武帝建德六年俘获北齐幼主高恒，北齐于是灭亡；四年以后，隋建立开皇年号，到开皇六年，北齐灭亡已经十年了。张公礼还自称齐官，这是为什么呢？嘉▯八年九月二十九日记。《隋李康清德颂〈开皇十一年〉》。右边这篇《李康清德颂》，没有写出书写者和撰作者的姓名，文辞讲究声韵对偶，字形笔画奇特古朴而可爱。李康是陇西狄道人。碑首题作《大隋冠军将军、太中帅、都督、恒州九门县令陇西李君清德之颂》。我在河北时，派人从废弃的九门县城中找到这块碑，碑中文字有很多讹误和缺损。碑后题写：“十一年岁在辛亥，大将军在酉，二月癸丑朔十二日甲子建。”其中“年”字上面有两个字讹误缺失，无法辨认。考察《隋书》，开皇十一年是辛亥年。那两个字就是“开皇”。“大将军在酉”的说法，出自阴阳家，前代史书没有记载，而这块碑上出现了。《隋梁洋德政碑〈开皇十一年〉》。右边这篇隋代《梁洋德政碑》，在今天的蔡州新息。隋开皇十一年，行参军事裴玉和州人，为息州刺史梁洋建立宝塔德政碑。考察《隋书》，北周在新息设置息州，到大业年间，息州被废除。《隋韩擒虎碑〈开皇十五年〉》。右边这篇《韩擒虎碑》，没有写出书写者和撰作者的姓名，却把隋高祖称作“今上”，所以是隋人所撰写的碑文。碑文多次说到韩擒虎的字，唯独在他的名字下面删去字，像是在避唐代的讳，这一点无法知道原因。如今拿碑文来考察《隋书》列传，他的家世、官职和功勋大体相同；只有他在北齐任河长防主、大都督、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白超防主，转任洪超防主等事，列传都没有记载。又说他升任和州刺史，而列传写作利州刺史。这些都是史官的缺漏，应当以碑文为准。列传记载阎罗王的事情非常怪异，碑文却没有；如果确有此事，碑文不应不记，由此可见史家的妄说。治平元年六月十日记。《隋陈茂碑〈开皇十八年〉》。右边这篇《陈茂碑》，没有写出书写者和撰作者的姓名，但字形笔画精整刚劲，令人喜爱。《隋书》列传记载陈茂的事迹，有更多缺漏和错误。列传说高祖为隋国公时，征召陈茂为僚佐；接受禅让后，授他为给事黄门侍郎；任职十多年，转任益州总管司马，升任太府卿，过了几年去世。碑文却逐一叙述他任高祖僚佐时的官职，列传没有记载也就罢了。他任黄门侍郎以后，又任行军元帅长孙览的司马、蜀王府长史、太仆卿、判黄门侍郎、上开府仪同三司、梁州刺史等官，史书都没有记载，大概是史书的缺漏。碑上说陈茂字延茂，史书也遗漏了。又据碑文，陈茂任蜀王长史，而列传说是益州总管司马；碑文说任太仆卿，而列传说任太府卿，这些都是史家的错误。治平甲辰年秋社日记。《隋蒙州普光寺碑〈仁寿元年〉》。

译右边这篇《蒙州普光寺碑》。蒙州就是汉代南阳郡的育阳县。应劭说：育水发源于弘农卢氏，向南流入沔水，所以后人把“育”字加水旁写成“氵育阳”。西魏设置蒙州，隋仁寿年间改为氵育州，后来又改为氵育阳郡。唐代成为县，隶属金州。这块碑建于仁寿元年，仍称蒙州，不久以后就改为氵育州了。碑没有写出书写者和撰作者的姓名，但笔画刚劲秀美，欣赏它可以忘却疲倦。大概开皇、仁寿以来的碑碣，书法大多精妙，却往往不署姓名。只有丁道护所书的碑，常常自己署名；不过保存下来的碑石尤其少，我每次与蔡君谟谈起都为此惋惜。自大业以后，率更和虞世南的书法才开始兴盛；接着到了唐代，终于大为显扬。治平元年正月七日记。《隋丁道护启法寺碑〈仁寿二年〉》。右边这篇《启法寺碑》，由丁道护书写。蔡君谟是博学的君子，尤其以精于鉴定书法著称，我所收藏的书法作品没有不经过他品评的；他对丁道护书法的评价就是这样。隋朝晚年，书法学习尤其兴盛，我家族中的率更和虞世南都是当时的人，后来在唐代显扬，终于成为绝世之笔。我所收集记录的开皇、仁寿、大业年间碑刻很多，它们的笔画大多精劲，却往往不署姓名；每当我拿着这些卷册，常常惘然叹息。只有丁道护能自己署名，但保存下来的碑刻尤其少。我家《集录》有一千卷，只有这一件。有个太学官杨褒，喜欢收藏书画，独自得到一块丁道护所书的《兴国寺碑》，这是梁正明年间人家所收藏的，也就是君谟所说的“杨家本”。我想求得它的拓本，却不知道碑在哪里。然而，若不难得到，就不足以成为珍贵之物；古人也说“百件不算多，一件不算少”，正是说这种情况。治平元年立春后第一日，在太庙斋宫记。《隋泛爱寺碑〈大业五年〉》。“李伯药”三个字还保存着，下面的文字已经磨灭，但“书”字还可以辨认。怀疑这块碑是李伯药亲自书写的，字形笔画老成刚劲，令人喜爱。秋日暑气郁积，观赏它可以忘却疲倦。治平丙午年孟飨摄事时，在斋宫记；南谯醉翁六一居士。《隋钳耳君清德颂〈大业六年〉》。右边这块碑没有写出书写者和撰作者的姓名，碑首题作《大隋恒山郡九门县令钳耳君清德之颂》。建于大业六年。它的字形笔画，不是没有欧阳询、虞世南书法修养的人所能达到的。碑上说：“钳耳君名文彻，是华阴朝邑人。本是周王子晋的后代，因躲避灾祸迁居西戎，世代担任君长，于是以居地为姓。曾祖钳耳静，在魏任冯翊太守；祖父钳耳朗，任成州、集州刺史；父亲钳耳康，任北周荆、安、宁、邓四州总管别驾，以及安陆、龙门二郡守。”但前代史书都没有记载这些事。碑在今天已经废弃的九门县境内，我任河北转运使时寻访得到它。《隋庐山西林道场碑〈大业十三年〉》。右边这篇《庐山西林道场碑》，由渤海公撰写；渤海公任隋太常博士时所作，没有写出书写者的姓名，但书法古朴刚劲，怀疑是渤海公亲自书写的。西林道场，是伪赵将领竺氏舍弃世俗生活出家后所居之处，他法名昙现，最初住在这里。晋太和二年，光禄卿陶范才为昙现的弟子慧永建造寺院，寺院因此称为西林。考察《两京记》，隋代曾把佛寺改称为道场；这块碑建于大业十三年。颜鲁公在碑阴另题了一百多个字，尤其奇伟，如今附在碑后。《唐德州长寿寺舍利碑〈武德六年〉》。右边这篇《德州长寿寺舍利碑》，没有写出书写者和撰作者的姓名。碑建于武德年间，但记述的却是隋代的事情。它所写的事迹和文辞都没有什么可取，只有书法值得记录。我屡次感叹，文章到了陈、隋，弊病已经无法胜数；又奇怪唐朝能够达到治理国家的盛世，却不能立即革除文章的弊病，于是认为积习形成风俗，难以突然改变。等到读这块碑，看到其中说“浮云同山岭上的松树张开伞盖，明月与山岩间的桂树分成一丛丛”，才知道王勃所说“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在当时无论士人贤愚都认为是警策绝妙之句，这难道不是文章遗留下来的习气吗？治平元年三月十六日记。《唐孔子庙堂碑〈武德九年〉》。右边这篇《孔子庙堂碑》，由虞世南撰写并书写。我小时候曾得到这块碑的拓本，用来学习书法，当时刻字还完整良好。二十多年后又得到这个拓本，已经残缺成这样了。于是感慨万物最终都会衰败，即使金石坚固，也不能凭自身长久保存；从这时开始，我才想收集记录前代遗留下来的文章并保存下来。到如今大概已经十八年了，竟然得到一千卷，真可以说很丰富了！嘉▯八年九月二十九日记。《千字文后虞世南所书》。右边是虞世南所书的作品，文字不能组成文章，只是随手偶然写下的罢了。但它的字形笔画精妙，他一生所书写的碑刻很多，没有一件能赶上它。难道正因为没有拘谨用力、没有刻意经营，反而就有优劣之别吗？熙宁辛亥年续附。《唐吕州普济寺碑〈贞观二年许敬宗撰〉》。右边这篇《吕州普济寺碑》。吕州就是霍邑，唐高祖起兵于太原的义军最初在这里击败宋老生。义宁元年，才把霍邑、赵城、汾西、灵石四县设置为霍山郡；武德元年改称吕州，太宗十七年最终废除。《唐豳州昭仁寺碑〈贞观二年〉》。右边这篇《昭仁寺碑》，在豳州，也就是唐太宗与薛举交战的地方。唐朝自起兵以来，凡是与群雄交战的地方，后来都建造佛寺，说是为阵亡将士祈福。商汤、周武王讨伐桀、纣，杀人当然也很多，但商、周各自享有国祚数百年，他们承受上天保佑，是因为心存大公，为百姓除害。唐朝建造寺院，表面上是托言为阵亡将士祈福，实际上是为自己杀人的罪过赎罪罢了。唐朝平定乱世、开创基业，有足以壮观的功业；到了这种小事上，却不也是浅陋吗！碑文由朱子奢撰写，却没有写出书写者的姓名，字形笔画非常精工，这正是我所记录的原因。治平甲辰年秋分后第一日记。《唐颜师古等慈寺碑〈贞观二年〉》。

译右边这篇《等慈寺碑》，由颜师古撰写。寺在郑州汜水，唐太宗击败王世充、窦建德后，就在交战地点建寺，说是为阵亡将士祈福。唐初用兵击破贼军的地方很多，大多都建了寺院。自古开创基业的君主，他们的英雄才略，本来就有非同常人所能及的地方。至于卓然相信正道、明白大义，那不是积累学问、内心真诚明达的人所能达到的。太宗有英雄气概和见识，是世所罕有的君主，却仍受习俗弊病牵制迷惑，崇尚信奉浮屠，难道是因为佛教言论浩博无穷、喜欢穷究万物道理，便觉得可喜吗？大概自古以来，文辞华饰的奸邪言论用来迷惑听众，即使聪明的君主也有不能避免的。正因为它们令人喜爱，才能迷惑人。所以我在本纪中讥讽太宗为过多的爱好所牵制，说的就是这件事。治平元年清明后第一日记。《隋郎茂碑〈贞观五年〉》。右边这篇隋代《郎茂碑》，由李百药撰写。他的弟弟郎颖也有碑，如今在镇州府北面的大墓林中。我任都转运使时得到它。《隋书》列传说“郎茂死在京师”，这块碑却说“随驾到江都而死”，是史书的错误，应当以碑为准。《唐郎颖碑〈贞观五年〉》。右边这篇唐代《郎颖碑》，由李百药撰写，宋才书写，字形笔画非常雄伟。郎颖的父亲名叫郎基，字世业；但李百药书写郎颖的世系时，只说父亲字世业；书写郎颖哥哥郎茂的碑也是这样。考察碑文有“皇基缔构”的话，那么“基”字在当时无论公文还是私下都没有避讳；但在书写世系时只写字而不写名，不知道其中的原因。由此可见，君子贵在博学。嘉▯八年九月二十四日记。《唐郎颖碑阴题名》。右边是郎颖碑阴的题名：柱国府僚佐三十二人，常山公府国官一百零七人，共一百三十九人，合为一卷。柱国府长史、司马、掾属各一人；咨议、记室、司仓、司功、司户、司兵、司铠、司法、司田、司士参军事各一人；又有参军事五人，行参军十人，典长签三人；常山国官、国令、大农各一人；常侍、侍郎、国尉各二人；典卫六人；舍人四人；城局、庙长、学官各一人；食官、厩牧各四人；典府长一人；典府丞二人；亲事七十五人。郎颖在贞观四年去世，这大概就是唐代的制度。〔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百七人〕 《唐孝子张常洧旌表碣〈贞观五年〉》。右边这篇唐代《孝子张常洧旌表碣》，文字已经磨灭，只能大致看出轮廓。孝悌作为名声，是人们非常仰慕的；旌表孝子，也不是只为劝勉一代人。所以特意记录它，是惋惜它将要彻底不见于后世。它的文辞和笔画也很值得欣赏，不过我并不只是因为这一点才记录它。《唐九成宫醴泉铭〈贞观六年〉》。右边这篇《九成宫醴泉铭》，由唐秘书监魏征撰写，欧阳率更书写。九成宫就是隋代的仁寿宫。唐太宗在宫中避暑时缺少水源，用手杖敲凿地面，得到的水很甘美，于是命名为醴泉。《唐欧阳率更临帖》。右边是率更临摹的法帖。我家族中的率更、兰台世代都有清白的德行，他的笔法精妙，只是其中一项才能罢了。它不仅是士人学习的楷模，即使海外的夷狄，也都知道它珍贵。作为后代，应当努力，希望不要使这种美德和书法失传。《唐皇甫忠碑〈贞观十四年〉》。右边这篇《皇甫忠碑》，由著作佐郎李俨撰写。皇甫忠任泰州龙门县令，任期届满，县民中前左勋卫裴公隐等一千三百人向尚书省申请挽留。八座答复说：“你们来请求已经迟了，县令如今已经换任。好人值得任用，县和国家都需要他，难道一县士人百姓独自怀有私心爱惜吗？你们的请求不准许。”皇甫忠在唐太宗时期任县令，当时台省的公文竟写得这样可爱。泰州在义宁元年以河中府的汾阴、龙门二县设置，州治在汾阴；武德二年迁治龙门；太宗十七年废州。如今碑后列有县民姓名，还有录事、乡长、乡老、里正、县博士、助教、佐史等职名。今天的县吏中，只有录事、里正这两个名称还存在。治平元年五月二日记。《唐岑文本三龛记〈贞观十五年〉》。右边这篇《三龛记》，由唐代兼中书侍郎岑文本撰写，起居郎褚遂良书写，字形笔画尤其奇伟。碑在河南龙门山，山夹着伊水，东西两边都很可爱；民间把东边称为香山，西边称为龙门。龙门山的山壁间凿石造佛像，大大小小有数百尊，多数是后魏和唐代所造。只有这三龛佛像最大，是魏王李泰为长孙皇后所造的。《唐孟法师碑〈贞观十六年〉》。右边这篇《孟法师碑》，由唐代岑文本撰写，褚遂良书写。法师名叫静素，是江夏安陆人。她从小喜好道术，发誓立志不嫁人；隋文帝把她安置在京师至德宫。到唐太宗十二年去世，享年九十七岁。《唐孔颖达碑〈贞观二十二年〉》。右边这篇《孔颖达碑》，由于志宁撰写。碑文已经磨灭，但还可以阅读。如今拿碑上能够看见的文字与《唐书》列传核对，列传遗漏了孔颖达去世时的年龄，也没有记载他奉诏与魏郑公共同修撰《隋书》的事。孔颖达的字也不同：列传说字仲达，碑上说字冲远。碑上的字多有残缺，唯独他的姓名特别完整，可以毫无疑问地纠正列传的错误。把冲远改作仲达，由此可知文字在传抄、转写中失去原貌的情况，哪里数得清呢？幸而因我的《集录》所得以纠正讹误的地方，也并不少。由此才知道我家收藏这些东西，并不只是为了玩赏，它的益处难道不广泛吗！治平元年端午日记。《陈张慧湛墓志铭〈贞观二十三年〉》。右边这篇陈代《张慧湛墓志铭》，没有写出书写者和撰作者的姓名。陈、隋之间，书法的法度精妙到了极点，而文章却衰败到鄙俗浅陋的程度，难道是当时风俗衰薄，士人丢弃根本而追逐末流吗？我家《集录》中所见的这类碑刻很多，从开皇、仁寿以后，到唐高宗以前，碑碣上的书法往往不逊于欧阳询、虞世南。它们大多不署姓名；有的虽有姓名，人物却不显著，如丁道护之类，数也数不清。张慧湛是陈代人，到唐太宗时才改葬。墓志上的字形笔画刚劲而有法度，欣赏起来可以忘记疲倦，可惜不知道是谁书写的。治平元年四月晦日记。《唐薛稷书〈贞观、永徽年间〉》。

译薛稷书写的刻石，我家《集录》中有不少，它们与墨迹相互之间各有不同。唐代颜真卿、柳公权等人的刻石，字迹有时也不相同，据说是由于摹刻人的技艺有高低。昨天看见杨褒家收藏的薛稷书法，蔡君谟认为不像，我相信确实如此。凡是世人对事物都不能一概而论：有的是懂得而喜爱，有的是喜爱而不懂，有的是既不喜爱也不懂，有的是不喜爱却能够懂得。杨褒属于喜爱书画却不懂得鉴赏的人。绘画这种东西，尤其难以辨认精粗真伪，不是几句话能够说清的。得到一幅画的人各自按照自己的心意来欣赏所看到的图画，未必符合执笔作画者的本意。从前梅圣俞作诗，唯独认为我是知音；我也自认为天下懂得梅诗的人没有谁比得上我。我曾问他最得意的地方，他吟诵了几句，却都不是我所欣赏的。由此可知，观画者所欣赏的地方，未必就是执笔作画者的本意。《唐益州学馆庙堂记〈永徽元年颜有意书〉》。“高朕”这个名字，从义理上说不妥。我很怀疑这是从古碑文字的讹误、残缺中得到的，姑且保存下来供博学之士考察。《唐卫国公李靖碑》（显庆三年）。这就是《李靖碑》，由许敬宗撰写。唐朝初年正处在承接陈、隋文章衰败的时期，作者都专门以浮华巧饰为工，因此往往失实，不如史传记载详细。只有碑文所载官职封爵比较完备。史书说李靖任抚慰使，碑文却说任安抚使，意义没有不同；后世任命官职常常沿用古代称号，大概李靖在世时还没有抚慰使这一官职。由此说来，不能不加以订正。又，李靖任刑部尚书时，以本官身份代理太子左卫率；他受封卫国公时，被授为濮州刺史。大概唐太宗把功臣任命为世袭刺史，后来虽然没有实行，但都应当由史书记录。其余细节略去也可以。因此姑且记下这些。治平元年三月二十二日书。《唐辨法师碑》（显庆三年）。这就是《辨法师碑》，由李俨撰写，薛纯陀书写。薛纯陀是唐太宗时人，他的书法有笔法，刚劲精悍，不比我家收藏的兰台差。我想他当时必定是有名的士人，可如今世上没有人知道他；然而他所书写的作品也没有流传到后世。我家《集录》可以说很博了，所得薛纯陀的书迹却只有这一件。可知他所书写的必定不止这一件，只是很不幸都湮没消失了；若不是我偶然抄录得到它，便会完全不见于世了。由此才知道，士人中有身负绝学、享有高出当世声名，却不幸没有流传到后世的，哪里数得过来啊！哪里叹息得尽啊！治平元年闰五月晦日书。《唐吴广碑》（总章二年）。这就是《吴广碑》，没有题写撰文人的姓名，但字迹精劲可爱。吴广字黑闼，唐初与程知节、秦叔宝等人一起跟随太宗征战，后来又因参与诛杀李建成而有功。到高宗时，任洪州都督，死于任上。然而《唐书》中没有见到他的姓名，只有《会要》列出陪葬昭陵的人，其中有洪州刺史吴黑闼，也不知道他的名是吴广。他的姓名和事迹能够被后世看到，幸亏有这块碑。碑上的字已有些磨灭，世上也很少见，只有我的《集录》得到它，终于得以流传，是因为它的笔画写得工整。因而我曾对蔡君谟说，书法虽然是学者余暇之事，但它能有助于金石文字流传，原因就在这里。治平元年八月八日书。《唐龙兴宫碧落碑》（咸享元年）。这就是《碧落碑》，在绛州龙兴宫。宫中有碧落尊像，篆文刻在像的背面，所以世人传称为《碧落碑》。据李▯之说，认为是陈惟玉所书；李汉则认为是黄公讠巽所书，不知道究竟谁说得对。《洛中纪异》说：“碑文写成而尚未刻，有两个道士来，请求把它刻下。关门三天，听不到人的声音。人们觉得奇怪，破门进去，只见两只白鸽飞走了，而篆文已经宛然刻成。”这个说法尤其怪异，世人大多不相信。碑文说“有唐五十三祀，龙集敦▯”，这是高宗总章三年，岁在庚午。又说“哀子李训、谊、讠巽、谌为妣妃造石像”。考察《唐书》，韩王元嘉有儿子训、谊、讠巽，却没有谌；又有小儿子讷。元嘉在则天垂拱四年被杀，距离总章三年已有十八年；后来有儿子讷并不奇怪，但不应没有谌，大概是史官的缺漏。嘉▯八年十月初四日书。《唐徐王元礼碑》（咸享三年）。这就是《徐王元礼碑》，由崔行功撰写，赵仙客书写。元礼是唐高祖的儿子。以碑文考察史传，元礼的寿命、官职和门第都相同。但碑文说：“使持节徐、谯、泗三州诸军事，徐州刺史”；又说：“赠太尉，使持节大都督，冀、相、贝、沧、德、隶、魏、博等八州诸军事，冀州刺史。”史传说他是“徐州都督”，又说“赠冀州大都督”。史传既然简略，而且两处都不准确，碑文所写也有错误。大概刺史不是兼领州郡的官名，都督也不是统辖一州的称号。碑文说持节统领徐、谯、泗三州军事，而史传只写徐州刺史，这就是史传的错误。应当像前代史书所写的“持节秦、凉州诸军事，秦、凉二州刺史”那样，才是正确的。至于所记赠官，碑文写法是对的，大概是任一州刺史而兼管八州军事。“都”字，是兼领总摄的名称。这只是小事，但我还要细细辨明，是因为前代史书错了很久。又，本朝自从削弱方镇的权力以后，节度使、都督不再兼领州郡，但旧有的名称没有废除，于是节度、都督竟成了自我施加的称号；这项错误不能不加以订正。治平甲辰年中元日书。《唐智乘寺碑》（咸享四年）。这就是《智乘寺禅院碑》，是唐郑惠王所作。惠王名元懿，是唐高祖的第十三个儿子。他有十个儿子，名字列在碑后，但第五个儿子乐陵公缺少姓名。考察《唐书·宗室世系表》，乐陵公名球，不知道为什么唯独缺载。现在《唐书》年表把嗣王敬写作▯敬，把乐平公▯写作乐安公，把新平公▯遂写作遂，这三处都是史家的错误，应当以碑文为准。世系、谱牒年代久远，传抄失误尤其难以考订，而碑碣都是当时刻写的，按理不应有误。因此《集古录》所记录的前人世次，订正之处很多。治平元年清明前一日书。《唐九门县西浮图碑》（上元三年）。

译这就是《九门县西浮图碑》，由唐代应诏四科举董行思撰文，清河傅德节书写。碑题说：《九门县合乡城人等为国建浮图之碑》。浮图在智矩寺中，寺如今也已废弃。碑建于上元三年，考察唐代有两个上元年号，此碑说“岁在丙子”，应当是高宗上元三年。肃宗上元三年，干支应为壬寅。《唐陶云德政碑》（永淳三年）。这是唐申州录事张义感撰写的碑文。陶云字大举，是河南伊阙人，高宗时任恒州刺史。碑立于永淳三年。我任河北转运使时，到了真定府，看见碑倒在府门外，半截埋在地下，便命工匠挖出，立在廊下。碑上的字是行书，笔迹刚劲秀美，却没有题写书写者的姓名，可惜啊！[原文仅作“？”，字句缺失，无法确定含义。]●卷一三九·《集古录跋尾》卷六。《唐八都坛实录》（垂拱三年）。这就是《八都坛实录》，撰写者只题名为元质，没有写姓，也没有题写书写者的姓名。他的字迹也很可爱。碑首题为《大唐八都坛神君之实录》。其中写道：“都望八山之始坛啊，这里的名山，像封龙山一类的共有八座，因坛而建立庙宇，于是便以此为号。”封龙山在今天的镇州，其余七座山没有见到名称。又说：“汉光和年间有碑，但如今已经亡佚。”此碑立于垂拱三年。《唐魏载墓志铭》（垂拱三年）。这就是《魏载墓志铭》。墓志序文说：“祖父征，谥号文正。父亲叔玉，任光禄卿。魏载凭弘文馆学生的身份参加对策，取得高等名次，被授为太常寺奉礼郎；因病辞去官职，不久调任怀州司兵参军。适逢惟扬以诡道起事，不能制止这场焚乱，祸患牵连到宗族姻亲，不久又受到这场牵累。于垂拱三年死在岭外，享年三十二岁。”所谓“惟扬诡道”，就是徐敬业在扬州起兵，想诛杀武后却没有成功。当时徐敬业以曾任▯▯尉的魏思温为军师。所谓“谴及宗姻”，我怀疑是徐敬业失败后，魏载因魏思温之事获罪，逃到岭南而死。现在依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郑公各房都没有魏思温和魏载，叔玉只记载有一个儿子膺，任秘书丞。难道魏载因为官职卑微而被贬死，没有后代，所以死后不见记载吗？魏载死得不幸，而家谱不记录，史官也不书写；若不是此事载在这篇墓志中，墓志又被我记录下来，他难道就会完全湮没无闻了吗？治平元年四月二十三日书。《唐乙速孤神庆碑》（载初元年）。这就是《乙速孤神庆碑》，由弘文馆学士苗神客撰写。神庆，唐初任三卫，高宗时任太子右虞候副率，死于任上。乙速孤氏在唐代没有显赫人物，只有神庆一人因其姓氏见于当时记载。《元和姓纂》只说“代人，随魏南徙”而已，对神庆的世系叙述又多有缺漏和错误。但这块碑所记载的相当详细，说：“他的先祖本为王氏，太原人。五代祖显，任后魏骠骑大将军，被赐姓乙速孤氏，于是成为京兆醴泉人。曾祖贵，任隋河州刺史、和仁郡公。祖父安，任隋益州都督。父亲晟，任唐骠骑将军。”乙速孤氏世代没有值得称道的事，而这个姓氏出自夷狄，详情也无法考究。只有这块碑所记载的内容，可以补充《姓纂》的简略，用来备考，所以特意记录下来。治平甲辰年社日书。《唐尹氏阙文》（万岁通天二年）。这就是尹氏阙文，在襄州。题词说：“唐孝子尹仁恕阙，万岁通天二年旌表。”万岁通天是则天的年号，可以说是昏乱的时代了。然而尹氏仍然得到旌表，孔子所说的忠信可以施行于蛮貊之地，确实如此；孝悌在昏乱的时代也会受到尊崇。《唐尹孝子旌表文》。唐朝实现天下大治的用心很深啊。唉！已经无法看到了，这块碑尤其令人惋惜。《唐渭南令李君碑》（圣历元年）。这就是《鸿州渭南县令李君清德碑》，由马吉甫撰写。考察《唐书》，则天天授二年，分割雍州的渭南、庆山设置鸿门县，于是把庆山、鸿门、渭南、高陵、栎阳设置为鸿州；大足二年废除。治平二年正月十四日书。《唐流杯亭侍宴诗》（久视元年）。这就是《流杯亭侍宴诗》，是唐武后久视元年巡幸临汝温汤时，留下宴请群臣、应制所作的诗。李峤作序，殷仲容书写。开元十年汝水冲毁亭子，碑也随之沉没废弃。到正元年间，刺史陆长源认为李峤的文章、殷仲容的书法是绝代珍宝，于是重新立碑、建亭，又亲自作记，刻在碑的背面。武氏扰乱唐朝，毒害流布天下，她的遗迹本应被唐人抛弃；然而陆长源当时号称贤者，却偏偏在这件事上如此用心，这是为什么呢？可是我如今又把它记录下来，大概也是因为殷仲容的书法可惜失传，所以说君子担心的是爱惜得太多。《唐司刑寺大脚迹敕》（长安二年）。这就是司刑寺大脚迹以及两篇碑铭，由阎朝隐撰写。附诗说：“不是用手携带它，而是用言语把事情显示出来。”大概是说，对于昏昧愚钝的人，不能只用道理使他明白；对于裁决疑惑的人，也不能只凭空话，即使把已经验证的事实指给他看，还担心他不肯相信。这是自古圣贤都认为困难的事。《论语》说：“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圣人并不是抛弃他们，而是因为同他们谈论上等道理很困难。佛教是中国的大患，受迷惑的并不只是中等资质以下的人；聪明有才智的人一旦被迷惑，也有无法解释清楚的地方。武氏当政时，毒害遍及天下，刑狱惨烈，难以尽述；可是那个佛教徒却在其中显现神奇光迹，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呢？自古君臣奉事佛教，没有像武氏时期这样兴盛的，从阎朝隐等人的碑铭就可以看出。然而祸害波及百姓，毒害流入王室，也没有像这个时期这样严重的。碑铭的文辞不值得记录，记录它是为了给人警戒。让读者知道：没有佛教的时代，诗书雅颂的声音流传，百姓所蒙受的福泽是那样；佛教盛行时，它的金石文章以及信奉者遭受的祸患却是这样，可以稍微思考一下。嘉▯八年重阳后一日书。《唐韩覃幽林思》（武后时）。

译这就是《幽林思》，由庐山林薮人韩覃撰写。我任西京留守推官时，因为游览嵩山得到这首诗，喜爱它的文辞和书法都不俗。十多年后，开始搜集古代金石文字，打开箱子又发现它，喜悦得难以形容。我在洛阳时，前后一共两次登上嵩山。第一次去时，和梅圣俞、杨子聪一起；第二次去时，和谢希深、尹师鲁、王几道、杨子聪一起。当我打开箱子看到这首诗并把它收入集录时，谢希深、杨子聪已经去世。后来师鲁、几道、圣俞也相继去世。游嵩山是在天圣十年，这一年改元明道，我当时二十六岁，距离现在嘉▯八年大概已经三十一年了。当年游嵩山的六个人，只有我还活着。感触景物、追念往事，悲怆之情实在难以承受。六月旬休日书。《唐崔敬嗣碑》（景龙二年）。这就是《唐崔敬嗣碑》，由胡皓撰写，郭谦光书写。崔氏是唐代的名门望族，但崔敬嗣并不显达；胡皓任昭文馆学士，却也没有声名。他们的事迹和文章都没有多少值得采录之处，我记录它，是因为郭谦光的书法。他的字迹和笔法不比韩、蔡、李、史四家差，而他的名声却独独没有显著流传，这件事我常常为之叹息。治平元年七月三十日。《唐武尽礼宁照寺钟铭》（景龙三年）。武尽礼的笔法精劲，按理说当时应当自成名家，可是唐人的文字记载中没有称述他的。难道是像尽礼这样擅长书法的人，往往很多，只是今天的人很少能赶得上吗？我每次得到唐人的书法，都没有不感叹今人荒废学习的。《唐韦维善政论》（先天元年）。这就是《韦维善政论》，由著作郎杨齐哲撰写。韦维在先天年间任坊州刺史，杨齐哲所撰的其实是一篇德政碑，只是特意改了名称而已。我曾经担心文士不能有所发明，用来警醒尚未觉悟的人，却喜欢故意写得新奇以显示自己不同，想靠怪异来取得名声，元结一类人就是这样。至于樊宗师，终于承受不了这种弊病了。像杨齐哲的文章，原本没有什么高妙之处，只不过把碑铭改写成论赞罢了。《唐有道先生叶公碑》（开元五年）。这就是《有道先生叶公碑》，由李邕撰写并书写。我在《集古录》中记录李邕书法很多，最后从蔡君谟那里得到这块碑。蔡君谟善于评论书法，他对我说，李邕所书的作品中，这一件是最好的。《唐郭知运碑铭》（开元十年）。这就是《郭知运碑铭》，由苏▯撰写。碑中记载郭知运有四个儿子，次序都清楚，叫英杰、英奇、英协、英彦。张说也曾为郭知运撰写碑文，他所记载的郭知运儿子与苏▯完全相同。《唐书·知运传》只记载他的两个儿子，没有英奇、英协、英彦，只说两个儿子叫英杰、英▯而已。英奇等三个儿子在唐代不显达，史家遗漏，或许还说得过去。英▯曾任西川节度使，事迹非常显著，史官不应遗漏他的世系。而两位公所作碑铭，距离郭知运去世不久，也不应遗漏他的子孙。实在无法考究究竟是谁错了，姑且记下这些，等待明白的人来判断。嘉▯八年十月十八日书。《唐御史台精舍记》（开元十一年）。这就是《御史台精舍记》，由崔▯撰写，梁升卿书写。读这篇文章，可知崔▯对于佛教可以说是虔诚信奉。《唐书》列传说：“桓彦范等执掌国政时，畏惧武三思，让崔▯暗中伺察他的奸恶。后来武三思的恩宠日益隆盛，崔▯反而把彦范等人的谋划告诉了他，于是劝武三思赶快杀死彦范等人，以断绝人望，并趁机推荐他的外兄周利正来陷害彦范。”又说：“崔▯被贬为襄州刺史，因谯王之事应当处死，依靠刘幽求、张说救护才免死。后来任宰相，陷害刘幽求于岭表，暗示周利正杀死他但没有成功，又与太平公主一起驱逐张说。”他其余的倾邪险恶行为，不可胜数。世人说佛教徒能够用祸福恐吓小人，使他们不作恶，原来又是空话。用这篇记文的话来验证崔▯的所作所为，就可以知道真相，所以把它记录在这里。碑首的题名中有许多知名人士，小字也写得很好，令人喜爱。治平元年三月九日书。《唐西岳大洞张尊师碑》（开元十四年）。这就是《西岳大洞张尊师碑》，由王延龄撰写，李慈书写。尊师名敬忠，他的事迹我没有什么可取的地方，所记录的只是因为李慈的书法。李慈的书体兼有虞世南、褚遂良的特点，刚劲秀丽而令人喜爱，但不知道他究竟是什么人。凭他的书法，当时未必没有受到世人称赞；大概唐代善于书法的人很多，所以他不能独自享有盛名；后来又没有其他可称述的事，于是终于在后世默默无闻。我所搜集记录的内容已经很博，李慈所书的碑却只有这一件，尤其令人惋惜。治平元年七月二十日书。《唐令长新戒》（开元年间）。这就是《令长新戒》。唐朝开元年间的治理很兴盛，玄宗曾亲自选拔一百六十三名县令，赐给他们恳切周详的戒词。后来天下担任县令的人，都把《新戒》刻在石上，如今仍有保存下来的。我所得到的有六件，世人都轻视它们，不认为珍贵。玄宗亲自平定内乱，终于造成太平，世人只是把他看作英豪之主，却不知道他为兴治所付出的勤劳、用心到了这种程度，可以说是治理政事懂得根本和末节了。然而很少有人能够善始善终，即使明智之人也不能避免，实在可惜！《新戒》共有六篇：第一篇在河内，第二篇在虞城，第三篇不知所得之处，第四篇在汜水，第五篇在穰，第六篇在舞阳。嘉▯八年六月十日书。《唐兴唐寺石经藏赞》（开元年间）。这就是《兴唐寺石经藏赞》，全都是作者亲自书写的，其中用八分书写的有好几家，只有蔡有邻题出了自己的姓名。蔡有邻当时名声很大，杜甫曾在诗中称赞他。他所书写的那些小字，和三代铜器上的铭文有什么不同？可以说是名声和实际相称。我家《集录》中蔡有邻的书法很多，都不如这篇赞文，所以尤其珍爱它。我起初不懂书法，因为编写《集古录》并加以著录，见得多了，才渐渐懂得一些；既然这样，人怎么可以不勉力学习呢！治平元年三月三十日书。《唐李邕端州石室记》（开元十五年）。这就是《端州石室记》，由唐代李邕撰写，没有题写书写者的姓名。考察它的笔迹，像是张庭▯所书，怀疑就是张庭▯书写的。《唐独孤府君碑》。这就是《独孤府君碑》，由李邕撰写，萧诚书写。世上流传萧诚的书法很多，但这一块尤其好。碑在岘山亭下，我从夷陵调任乾德县令时，曾登上岘山，读过这块碑。碑是四面刻字，其中一面字迹完整；如今人家所传的只有一面，而我得到的有两面，所以其中一面有不少讹误和缺漏。府君名册，字伯谋，是河南人。碑文不完整，所以看不出事情的始末。

译《唐蔡有邻卢舍那珉像碑》（开元十六年）。这就是《卢舍那珉像碑》，由蔡有邻书写，在定州。唐代以擅长八分书著名的有四家，韩择木、史惟则流传于世的作品很多，而李潮和蔡有邻的作品特别难以得到。庆历年间，如今的昭文馆韩公在定州替我得到这一摹本。我所搜集记录的作品，如果不是众多君子共同帮助，不可能有这样多。《唐景阳井铭》（开元二十一年）。这是景阳楼下的《井铭》，没有题写撰文人的姓名，叙述隋朝灭陈时，陈叔宝与张丽华等人投井的事情，后来又有铭文把这件事作为警戒。另有唐代江宁县丞王震的《井记》，说井在兴严寺。他的《石槛铭》有序文，称“余”的是晋王杨广。那些文字都已经磨灭，只能辨认出十分之一二。陈叔宝的事情，前代史书记载得很详细，不必再见于这里。然而记录它，是为了看出隋炀帝亲自灭陈，亲眼见到陈叔宝的事情，又曾亲自作铭来警戒自己，后来却亲身陷于淫乱，反而超过了他所警戒的对象，难道这就是所谓下愚之人不可改变吗？如今铭文中隐约还可以读出的地方，有“前车已倾，负乘将没”等语句，也令人叹息。嘉▯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书。《唐华岳题名》（开元二十三年）。这就是《华岳题名》。从唐开元二十三年到后唐清泰二年，实际二百零一年，题名者五百零一人，重复题名的又有三十一人。他们往往都是当时的知名人士。有时是兄弟一同游览，有时是子侄一同侍行，有时是同僚属官和将佐都在场，有时是山人、处士相互携伴；有时奉命出使、奔走办事，经历行役劳苦；有时登上高处眺望远方，享尽登临的乐趣。他们的富贵贫贱、欢乐忧悲，不仅人事有各种变化，时代也多有变故。开元二十三年丙午，这一年天子亲耕籍田，大赦天下，群臣正歌颂太平，请求举行封禅，大概是有唐极盛的时期。清泰二年乙未，是废帝篡位的第二年。这一年石敬瑭在太原反叛，召契丹从雁门进入，废帝在洛阳自焚，晋高祖入城即位，大概是五代极为混乱的时期。前后两百年间，有时太平，有时动乱，有时兴盛，有时衰败。然而过去的人、后来的人，先来的、后来的，虽然仕途通达或困顿、长寿或早夭各不相同，但这五百零一人最终都归于共同死亡。他们的姓名和年月被风霜剥蚀，有的还存在，有的已经消失；保存下来的只有这五千仞高山上的石头。因此特意记录这些题刻，每当抚摸书卷，便感慨万分，仿佛登临长川而叹息流水逝去一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百一年、五百一人〕 治平元年清明后一日书。《唐石台道德经》（开元二十三年）。这是老子的《道德经》，由唐玄宗作注。开元二十三年，道门威仪司马秀等请求在两京以及天下应当修建官斋的各州，都建立石台并刊刻经文。经文由皇帝亲自书写，注释都由诸王书写。这一石本在怀州。《唐陕州卢奂厅事赞》（开元二十四年）。这就是《卢奂厅事赞》，由唐玄宗撰写并书写。卢奂任陕州刺史，玄宗巡幸经过陕州时，在他的厅堂墙壁上书写下来并刻成碑。《唐▯▯颂》。在皇▯、至和年间，我在广陵，有一位名叫黄元吉的敕使，把唐明皇亲自书写的《▯▯颂》摹本给我看，我长久地把玩它。过了二十年，我从国子博士杨褒那里得到这块石刻的拓本。又过了三年，我来镇守青州，才知道刻石在已故宰相沂公的宅第中。熙宁三年五月二十八日书。《唐玄宗谒玄元庙诗》。这就是《谒玄元庙诗》，由唐玄宗撰写并书写。我曾见世上有玄宗书写的《▯▯颂》，它的书法与这块碑完全相同。碑在北邙山上，洛阳人称它为老君庙。《唐裴光庭碑》（开元二十四年）。这就是《裴光庭碑》，由张九龄撰写，玄宗亲笔书写。考察《唐书》列传说：“裴光庭平素与萧嵩不和，等到他去世，博士孙琬迎合萧嵩的意旨，说他任用官员只遵循资历，不合奖掖劝勉人才的道理。谥号定为克平。皇帝听说后，特意赐谥忠宪。”如今碑文和碑额都写作忠献。史传说他撰有《摇山往则》，碑文却写作《往记》。裴光庭在开元二十一年去世，开元二十四年建立这块碑，又是玄宗亲自书写，不应有误；这些都应当以碑文为准。治平元年三月二十日书。《唐群臣请立道德经台奏答》（开元二十五年）。这就是群臣请求建立《道德经》石台的奏答，以及所书写的注释，诸王的姓名附列在后。唐玄宗的儿子共有三十人，其中有一个后来成为肃宗，另有七人没有等到受封便早夭。《唐书》列传记载二十二人，而因注经列名在这里的有十八人。考察玄宗既然亲自书写《道德经》，道士尹▯奏请按照京城的样式在怀州摹刻石台，这应当是在开元二十五年。皇太子瑛在开元二十五年被废，开元二十六年才立忠王▯为皇太子，开元二十七年才改名为绍，那么书写注释时不可能已经有“皇太子绍”的称号。信王▯呈、义王▯、丰王珙、陈王▯、凉王▯、汴王▯敬，都是在开元二十一年受封的；书写注释时他们都还年幼，不能书写。而如今经文、注释的字迹完全相同，怀疑并不是诸王亲自书写，而是后人追记、附上他们的姓名。《旧唐书》把信王▯呈写作湟，把济王环写作瑰，把寿王▯昌写作瑁。瑁这个名字在《武惠妃碑》中写作瑁，与这里相同，应当就是瑁。既然此碑所列姓名已经可疑，那么环、▯皇这两个名字究竟哪个正确，也无法确定。嘉▯八年癸卯九月十日书。《唐万回神迹记碑》（开元二十五年）。这就是《万回神迹记碑》，由徐彦伯撰写。它所记的事情本来就很怪异。玄宗是英明伟大的君主，徐彦伯是当时的名臣，然而君臣相互尊崇宠信、如此称颂铺陈，想让愚昧庸俗的人不相信、不受迷惑，难道做得到吗？世间传说道士曾骂老子说：“佛教用神怪和祸福来恐吓、动摇世人，使他们全都信奉归向；而你们这些人高谈清净，竟使我们这些同类寂寞冷落。”这虽然是鄙俗的话，却有值得采纳之处。治平元年三月八日书。《唐张嘉正碑》（开元二十六年）。

译这就是《张嘉正碑》，由李邕撰写，蔡有邻立石并书写。李绛《论事集》说，吐突承璀想在安国寺为宪宗建立歌颂圣德的碑，于是先立碑、建楼，请学士撰文；李绛上疏认为不可。宪宗立即命人用一百头牛把碑拽倒，因为还没有撰成碑文就先立碑建楼了。这块碑中蔡有邻又说“立书”，也应当是先立石再书写。如今人们立碑，必须先把文章镌刻完成，然后才建立石碑。大概古今做法不同，各自依照方便罢了。治平元年七月二十日书。《唐李邕嵩岳寺碑》（开元二十七年）。这就是《嵩岳寺碑》，由唐淄州刺史李邕撰写，胡英书写。胡英的书法为世人所重视。碑文说：“这座寺是后魏孝明帝的离宫，起初名为闲居寺，仁寿二年改名为嵩岳寺。” 《唐裴大智碑》（开元二十九年）。这就是《裴大智碑》，由李邕撰写，萧诚书写。萧诚当时以书法知名，如今流传于世的碑刻很少，我在《集录》中所得也只有几本。以我搜集得如此广博，却只得到这些，就知道他的作品并不多。然而这些作品的字迹和笔法多有不同，怀疑是摹刻者的工拙不同造成的。只有这块碑和《独孤册碑》的字体相同，而且最好；独孤册碑在襄阳，但碑文不完整，实在可惜。这两块碑都是李邕撰文、萧诚书写。治平元年清明后一日书。《唐安公美政颂》（开元二十九年）。这就是《安公美政颂》，由房▯的妻子高氏书写。安公名庭坚，他的事迹并不奇特，文章也不是佳作，只是笔画刚劲秀丽，不像妇人所书。我所搜集记录的已经很广博了，而妇人的书法刻在金石上的，只有高氏一人。然而我常常和蔡君谟谈论书法，认为书法的兴盛没有比唐代更盛的，书法的衰败也没有比今天更严重的。我所记录的书法，从于ν、高骈，一直到陈游瑰等人的都有，大概武夫悍将以及一般楷书家，字迹都很可爱。如今文士儒者虽然兴盛，但书法好到可以屈指数出的还不到三四人；并不是他们都不会写，大概只是轻视书法、不肯下功夫罢了。唐人的书法流传到今天，而姓名在当时并不闻名的，如张师丘、缪师愈一类，大概数也数不清。如果不是我把它们记录下来，就将终于在后世默默湮没了。我编写《集古录》并不是没有益处啊。治平元年正月十三日书。《唐石壁寺铁弥勒像颂》（开元二十九年）。这就是太原府交城县《石壁寺铁弥勒像颂》，由林谔撰写，参军房▯的妻子高氏书写。我所搜集的古代文章，从周、秦以下直到显德，共有一千卷；唐代的占十分之七八。从名臣显达之士直到山林幽居的隐士所书写的作品，没有不收录的；而妇人的书法，只有高氏一人。然而她所书写、刻石保存到今天的，只有这篇颂和《安公美政颂》。两块碑的笔画和字体相距很远，几乎不像同一个人的书法。怀疑是摹刻不同造成的，但也不应相差如此之远；又怀疑好事者假托高氏之名，以此作为奇异之事。识者应当为此加以辨明。治平元年端午日书。《唐郎官石记》。这就是唐右司员外郎陈九言撰写、张旭书写的《郎官石记》。张旭以草书闻名，这里的字却是真楷，写得很可爱。记文说：“自开元二十九年以后，郎官的姓名依次列在这里。”但这一拓本只有序文而已。《唐开元圣像碑》（天宝元年）。这就是《开元圣像碑》，由陈知温书写。唐代开元年间的治理很兴盛，到天宝年间便盛极而溢出了。当它兴盛时，君主的意气骄盛，超然想要到云表之上追寻真仙；他在梦中恍惚之间，似乎说自己见到了真仙。虽然真假是非很难在幽暗迷蒙中弄清，但他专心投注于某一事物，精神与之相通，志向如果真到了那里，没有什么不能得到的。《唐书》记载玄宗的事迹，对于神仙、道家之事颇不详细。而这块碑所记玄宗梦见真容的事情最为完备，所以特意记录下来，用来表明君臣之间应答往来、彼此言说的情况不过如此，让读者能够从中考察当时的盛衰治乱。〔嘉▯八年岁在癸卯初伏日书。〕 《唐大照禅师碑》（天宝元年）。这就是《大照禅师碑》，由唐吏部员外郎卢亻巽撰写，伊阙县尉、集贤院待制兼校理史惟则书写。碑立于天宝元年。唐代以八分书著名的书法家只有四人：韩择木、李潮、蔡有邻和史惟则。《唐植柏颂》（天宝元年）。唐代的八分书，只有四家。韩择木、史惟则流传于世的书法很多，蔡有邻的作品很难得到，李潮的作品仅有少数留存；他们的书法也都是后人无法赶上的。不仅是笔法难以学好，也是因为近来的学者很少再像前辈那样专心精研。《唐郑预注多心经》（天宝元年）。这就是郑预作注的《多心经》，没有题写书写者的姓名，怀疑是郑预亲自书写的。大概开元、天宝年间，字体与此相似的有好几家，如《捣练石》《韩公井记》《洛祠志》，都是同一种字体，也都没有留下书写者的姓名。这部经的字体不比三篇记文差，而注文字体尤其精劲，大概其他地方从来没有过，所以记录下来，不忍舍弃。何况释氏的著作中，因为书法而被记录的很多，我每次都写明记录它们的原因，读者可以仔细考察。治平元年夏至日，天气酷热，玩赏此碑来忘却暑热，于是写下这些话。《唐薛仁贵碑》（天宝二年）。这就是《薛仁贵碑》，由苗神客撰写，碑中说：“公讳礼，字仁贵，河东汾阴人。”《唐书》列传说仁贵是绛州龙门人，又不说他的名字叫礼。我家所收藏记录的薛氏碑很多，据薛仁贵儿子楚玉的碑文也说父亲名仁贵。仁贵是唐代的名将，当时非常显著，往往见于其他记载，却从来没有说过他叫薛礼。仁贵本来是农家子弟，在军阵中奋发起身，他的姓名大概只知道这些。碑文说“名礼，字仁贵”，我怀疑是后世文士或他的子孙增饰出来的。列传又记载仁贵降服九姓的事情，说军中为此歌唱：“将军三箭定天山，战士长歌入汉关。”仁贵死于永淳年间，碑在天宝年间建立，却没有记载“入汉关”的歌谣，不应当是遗漏，怀疑当时还没有这首歌，也可能是后人增添的。治平元年端午日书。《唐舞阳侯祠堂碑》（天宝二年）。这就是《舞阳侯祠堂碑》，由唐代王利器撰写，史惟则用八分书写，徐浩书写篆额。天宝二年，县令张紫阳修建樊哙庙。碑文、书法和篆额都很可爱。《唐崔潭龟诗》（天宝五年）。

译这就是《崔潭龟诗》，由蔡有邻书写。唐代以八分书著名的书法家有四人：韩择木、蔡有邻、李潮、史惟则。韩、史两家的作品流传于世的很多，李潮仅有少数存世。蔡有邻的书法也很难得到，而小字尤其好，像《石经藏赞》《崔潭龟诗》这样的作品，和三代彝鼎上的铭文有什么不同呢？《唐华阳颂》（天宝九年）。右边是《华阳颂》，附有唐玄宗的诏书。玄宗的尊号称为“圣文神武皇帝”，可以说是盛大极了；可是他自称“上清弟子”，又是多么鄙陋啊！当他纵情于奢侈淫逸，极尽富贵享乐之时，大概耗尽天下的力量，也不足以满足他的欲望。即使神仙、道家的事情并非全无，也不是他所能企求得到的，何况实际上根本无法得到呢？佛、老二教迷惑世人，实在太厉害了！佛教徒说“不生”，是害怕死亡的论调；道教徒说“不死”，是贪恋生命的说法。他们贪生怕死的心意如此深重，于是抛弃一切事务、断绝人伦常理去追求它们，然而最终仍然一无所得，这是为什么呢？死生是天地间的常理，害怕死亡的人不能苟且逃脱，贪求长生的人也不能苟且获得。只是长期积习，才形成了他们邪妄的心念。佛教徒有临死而不害怕的，是妄想着“不生”可以快乐，以为这种快乐胜过死亡的可怕。道教徒中有人死了，便互相替他隐讳说：“他超脱而去了。”“他解脱变化了。”厚颜自欺，把它托付给无法追问的说法。有人说：“他的道术还没有达到，所以才死了。”前一种说法姑且用来成全他们的错误，后一种说法又随之迷惑人，使人以为确实如此。佛、老二教都出于贪欲，但所习不同；然而因为都必须抛弃一切事务、断绝人伦常理去追求，所以对彼道的贪求越深，对此世的舍弃就越果断。像玄宗这样的人，正沉溺于这一边，又羡慕那一边，不能承受其中的劳苦，真是可笑。治平元年正月四日书。《唐美原夫子庙碑》（天宝八年）。右边是《美原夫子庙碑》，县令王▯，字山甫，撰文并书写。此碑不知道在什么县。▯是天宝年间的人，字形奇特怪异，起初完全没有笔法可言，但苍老放逸、不受拘束，时常有可爱之处，所以不忍心弃置，大概是书法界的狂士。文字之学自三代以来流传下来，形体随着时代不断变化，转相承袭，终于各以此成名，哪里真有什么固定的法则呢？魏晋以后，逐渐分为真书、草书，而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为当时所崇尚；后世谈论书法的人，若不是这两人，便都不以为法则。他们的技艺确实精妙绝伦，但如果说一定要把他们作为法则，那么最初又依据什么呢？所谓天下，谁知道什么才是正法呢？▯的书法本来就放纵怪逸，姑且保存下来，以备广泛观览。治平元年八月十一日书。？●卷一四。○《集古录跋尾》卷七。《唐开元金▯斋颂》（天宝九年，卫包书写并撰）。右边是《开元金▯斋颂》，虽然没有署写作者的姓名，但字形属于古文，实际是卫包所书。唐代华山碑刻中写成古文的，都是卫包书写的。卫包以古文书法著称，在当时非常盛行，大概因为古文在世俗中很少有人通晓，人们只看到他的字形多奇特，却不知道他的笔法并不工巧。我因为编集古文，所见三代以来的古字特别多，所以能够辨识这一点罢了。《唐龙兴七祖堂颂》（天宝十年）。右边是《龙兴寺七祖堂颂》，陈章甫撰文，胡霈然书写。霈然的笔法虽然还没有达到高妙境界，但妩媚圆熟，令人喜爱。如今上党佛寺的壁画中，有许多是霈然所书的，常被世俗人取走，装在匣中收藏，当作奇异的玩物。我多次在别人家里见到，发现他的墨迹尤其工妙，不是石刻所能相比的。《唐明禅师碑》（天宝十年，郑炅之撰，徐浩书）。秋日暑热，使人困倦不堪，读它后顿觉清醒。治平丙午年孟秋，斋戒于东阁时书。《唐放生池碑》（天宝十年）。右边是《放生池碑》，没有署写作和书写者的姓名。放生池在唐代各处都有。君王的仁德恩泽施及草木昆虫，使每一种生物都能顺遂地生存，并不是为了施加私人的恩惠。天地生育万物，本来是供人取用的；但代替上天治理万物的人，常常替取用规定节制，使物资足够使用而取用不过度，所以万物得以顺利生长而不早夭。三代的政治也不过如此。《易大传》说：“庖牺氏为王时，能够通晓神明的德性，类比万物的情状；于是制作结绳并织成网罟，用来打猎和捕鱼。”这是说他开始教导百姓取用万物以供生存，给万世带来利益，这就是他成为圣人的原因。佛教的说法却认为，杀害生物的人有罪，放生的人得福。如果照它所说，那么庖牺氏就成了地下的罪人了。治平元年八月十日书。《唐徐浩玄隐塔铭》（天宝十一年）。右边是《玄隐塔铭》，徐浩撰文并书写。唉！事物有幸运和不幸运的区别，只看它所寄托的对象和所遭遇的情形如何罢了。《诗经》《尚书》遭逢秦代，不能免于焚烧灰烬；而佛教、道教的著作因为寄托于精美的字画，反而得以被珍藏。我在《集古录》中多次记载这句话，是担心后世认为我被邪说迷惑。近来见到当世的知名人士，年轻力壮时极力排斥异端学说，到了年老多病、害怕死亡时，便归依佛教、道教，反而遗憾自己太晚才接触它们，往往都是这样。怎能不令人叹息啊！《唐颜真卿书东方朔画赞》（天宝十三年）。右边是《东方朔画赞》，晋代夏侯湛撰文，唐代颜真卿书写。《赞》收在《文选》中。现在与《文选》本校对，有两个字不同，但意义没有差别。《文选》本说“弃俗登仙”，这里说“弃世”；《文选》本说“神交造化”，这里说“神友”。《唐画赞碑阴》（天宝十三年）。右边是《画赞》碑的背面，唐代颜真卿撰文并书写。夏侯湛的《赞》，开元八年由德州刺史韩思复刻在庙中；天宝十三年，颜真卿才另行书写了它。《唐李阳冰城隍神记》（乾元二年）。右边是《城隍神记》，唐代李阳冰撰文并书写。李阳冰任缙云县令时，遭遇旱灾，向神祈求降雨，约定七天之内不下雨，就焚烧神祠。后来果然下了雨，于是把庙迁到西山。李阳冰所记说：“城隍神不在国家祭祀典籍之中，只是吴越一带有罢了。”然而如今不只是吴越，天下各地都有城隍神，只是各县并不都设置。《唐李阳冰忘归台铭》（乾元二年）。右边是《忘归台铭》，唐代李阳冰撰文并书写。《忘归台铭》《孔子庙记》《城隍神记》三块碑都在缙云，它们的篆书刻法，比李阳冰一生所写的篆书最为细瘦。世人说这三块石头都是活的，年代久了会逐渐生长，刻字处几乎合拢，所以字迹才细。然而其中有时有几个字的笔画特别雄伟遒劲，那才是真迹。《卫秀书梁思楚碑》（上元元年）。

译卫秀，是善于临摹的书法工匠。他自称这是集字书写，相信确实如此，没有多少值得特别取法的地方。书法好比君子都向圣人学习，但各自施行作为未必相同。《唐缙云孔子庙记》（上元二年）。右边是《缙云孔子庙记》，李阳冰撰文并书写。孔子庙中塑像的制度，前代史书没有记载。开元八年，国子司业郭▯上奏说：“先圣孔宣父以先师颜子配享，他的塑像应当站立侍奉配享，宜改为坐像。弟子十哲虽然已经排列塑像，却不在配享的位置。按照《祠令》，何休、范宁等二十二位贤人尚且蒙受从祀，请把十哲列在何休等人之上配享。”于是诏令十哲都塑为坐像。根据李阳冰的记载说“更换夫子的容貌，增加侍立者九人”，大概只有颜回配享坐像，而闵损等九人塑成立像。李阳冰在肃宗上元二年修建孔子庙，为什么没有采用开元年间的诏令呢？〔嘉祐八年十二月十三日。〕 《唐吕▯表》（上元二年）。右边是《吕▯表》，元结撰文，顾戒奢用八分书书写。景祐三年，我被贬到夷陵，经过荆南，拜访吕公祠堂，看见这块碑立在廊下。碑没有底座，埋在地中，形势像是将要倒塌。我爱惜它的文章和书法，于是设法得到这个摹本；但因为埋在地下，许多字已经残缺消灭。如今流传于世的《元子文编》也收有这篇文章，拿碑文校对，文集本首尾不完整，中间也常有小的差异，应当以石碑本为正确。然而石碑本自身也有许多亡缺，怎能不令人惋惜！《唐徐方回西墉记》（宝应□年）。右边是《西墉记》，唐代徐方回撰文。徐方回说：“宝应年间，我任南阳县令，得到崔子玉所作的《平子铭》，末尾二十一字陷在厅堂西墙中。”考察如今西鄂的石碑本，末句还存在；徐方回得到的，是南阳半块石碑的末尾。如今又已经亡佚了，真可惜啊！《唐裴虬怡亭铭》（永泰元年）。右边，怡亭在武昌江中的小岛上，武昌人称这个地方为吴王散花滩。亭子由裴▯▯建造，李阳冰题名并用篆书书写，裴虬撰写铭文，李莒用八分书书写，刻在岛上的石头上。它常常被江水淹没，所以世上也很少流传。▯▯不知道是什么人。裴虬在代宗时任道州刺史。韩愈为他的儿子裴复撰写墓志，说：“裴虬任谏议大夫，在代宗朝受到宠信，多次进谏诤言。朝廷多次任命他官职，他常常推辞不接受。”然而唐史中看不到这些事。李莒是李华的弟弟。治平二年正月十日，孟春荐飨摄事，斋戒于中书东阁时书。《唐颜鲁公题名》（永泰二年）。右边是《靖居寺题名》，唐代颜真卿题写。考察《唐书》的纪传，颜真卿在代宗时任检校刑部尚书，被宰相元载所憎恨，因议论祭器不修而获罪，被贬为硖州员外别驾，后来又任抚州、湖州刺史。元载被诛后，恢复为刑部尚书。然而这篇题名说：“永泰二年，真卿因获罪任吉州佐官。”这与史书不同。根据颜真卿《湖州放生池碑阴》的序文说：“贬硖州十多天，又贬吉州。”大概颜真卿根本没有到硖州，便直接被贬到吉州，而史官只是根据最初的贬官文书写入纪传罢了。颜真卿直到大历三年才调任抚州，因此他游览靖居寺时，仍在吉州。《唐元结洼尊铭》（永泰二年）。右边是《洼尊铭》，元结撰文，瞿令问书写。元次山是喜好求名的人，他所做的事，唯恐不同于别人；因此想把自己传给后世，也唯恐不奇特，不能震动人们的耳目。看看他的文辞和书法，就可以知道了。古代的君子确实以默默无闻为可耻，但不像他这样急切。《唐元结阳华岩铭》（永泰二年）。右边是《阳华岩铭》，元结撰文，瞿令问书写。元结是喜欢奇异的人，他所居处的山水，一定亲自给它们命名，唯恐不奇特。他写文章用心也是这样，但气力不足，所以留下的余韵很少。君子想使自己流传不朽，内心确有这种德性而又表现于外，必定是自然而然获得的。颜子萧然地住在简陋的巷子里，没人看见他做了什么，却名高万世，这就是所谓自然而然获得声名。元结这样急切地追求后世的名声，也已经太劳苦了。嘉祐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书。《唐元结▯吾台铭》（大历二年）。右边这人的作品，不是爱好古文的人，不会知道它值得喜爱。不过，后来的人难道知道不会有和他同样爱好的人吗？《唐禹庙碑》（大历三年，段季展书写）。崔巨的文章流传到今天的极少，都比不上这块碑。段季展在别处所书写的作品，也没有比这块碑更雄伟。治平二年上元日书。《唐崇徽公主手痕诗》（大历四年）。右边是《崇徽公主手痕诗》，李山甫撰文。崇徽公主，是仆固怀恩的女儿。怀恩在肃宗时，先把两个女儿嫁给回纥：一个嫁给毗伽可汗的小儿子，就是后来号称登里可汗的那个人；另一个不知道嫁给了谁。《唐书·怀恩传》和《回纥传》都没有记载。只有仆固怀恩上书自陈六项罪过，其中说：“两个女儿远嫁，以国家利益为重而和亲。”由此可知他还曾嫁出一个女儿。这里所说的崇徽公主，是仆固怀恩的小女儿。仆固怀恩反叛后，引羌、浑、奴剌等成为边境祸患；永泰年间，他病死在灵武。他的侄子名臣，率领一千骑兵投降唐朝。大历四年，才把仆固怀恩的小女儿封为公主，又嫁给回纥，说的就是这件事。治平元年三月八日书。《唐李忄登碑》（大历四年）。

译右边是《李忄登碑》，李纾撰文。《新唐书》列传说：“忄登有十多个儿子，江、涵、氵风、瀛等一同被杀，只有源、彭得以免死。”据李纾记载，碑上所见忄登的儿子实际有十二人，即右补阙彭、汝州刺史深、华阴县丞氵风、左骁卫兵曹瀛、硖石县丞沆、洪州别驾▯、洛阳县尉渭、司农主簿汶。又说：“公去世时，彭跟随玄宗南行，排在公之后去世。深在别郡任职。留在洛阳的长子江、第三子涵，加上华阴县丞、骁卫兵曹的另外两个小儿子，共六人，都随公死于敌人的刀刃之下。硖石县丞以下以及众多孙子中在世的，只因还是幼儿才得以免死。”按李纾所记，▯的儿子全都死在这件事中，从未有过源。李纾只说众孙年幼，也没有说有尚未取名的儿子。那么史书中的源是从哪里得来的？根据史书记载，源任司农主簿；拿碑文考察，源应当就是汶。又根据碑文，当▯死于贼手时，彭、深、沆、▯、渭、汶六个儿子都得以免死，而史书只说源、彭，这应当以碑文为正确。李纾在代宗时为忄登撰写碑文，自己说与忄登有世交，小时候曾接受登堂拜见的礼遇，应当熟知忄登的事迹，不会记错。《唐颜真卿麻姑坛记》（大历六年）。右边是《麻姑坛记》，颜真卿撰文并书写。颜公忠贞义烈的节操，像日月一样明亮；他为人尊严刚劲，也表现在他的笔画上，可是仍然不能免于受神仙之说的迷惑。佛教、道教给百姓造成的祸害，实在太深了。《唐颜真卿小字麻姑坛记》。右边是小字《麻姑坛记》，颜真卿撰文并书写。有人怀疑不是颜鲁公所书，因为鲁公喜欢书写大字。我家收藏的颜氏碑刻最多，却从来没有小字作品，只有《干禄字书》的注文最为小字，但它的体势和笔法与这篇记文不同。大概《干禄》的注文稳重舒展和缓，不显局促；这篇记文则刚劲峻拔、紧密结体，尤其精悍。这就是有人怀疑它的原因。我起初也颇为疑惑，等到长久把玩，发现它的笔画无论大小都有法度，越看越好，这才知道不是颜鲁公就不能写出这样的字。所以姑且记下来，用来解除怀疑。治平元年二月六日书。《唐中兴颂》（大历六年）。右边是《大唐中兴颂》，元结撰文，颜真卿书写。书法字形尤其奇伟，文辞古雅，世人多用黄绢摹写，制作成屏障。碑在永州，凿摩崖石刻成；摹拓得多了，石碑也残缺了。如今世人所传字画完整的，大多是传摹后补足的，并非真迹。这个版本出自已故西京留台御史李建中家，大概是四十年前的崖石真本，尤其难得。《唐李阳冰庶子泉铭》（大历六年）。右边是《庶子泉铭》，李阳冰撰文并书写。庆历五年，我从河北都转运使任上被贬到滁阳，多次到阳冰刻石的地方，未曾有一次不在石下徘徊。庶子泉过去是流动的溪水，如今被山僧填平，在上面建起房屋。问起泉在哪里，他们便指着一口大井给我看，说：“这就是庶子泉。”怎能不令人惋惜啊！《唐李阳冰阮客旧居诗》。右边是李阳冰的《阮客旧居诗》，诗说：“阮客如今身在何处？仙云横在洞口。人世间无法到达的地方，今天我在这里行走。”阮客不知道他的姓名，大概是缙云的隐士。他把逃避世俗看作高尚，最终也因此在后世没有留下姓名，可以说实现了他的志愿。然而圣人对这种做法有所不取。李阳冰想要称颂这个人，却不显露他的姓名，这是为什么呢？难道阮客在当时已经很有名，而李阳冰没有考虑后世吗？士人本来就有在一时显赫闻名，却在万世湮没无闻的；关键只在于他的道德如何。李阳冰的篆书传世很多，这篇却磨灭殆尽，仅仅保存下来，更加可惜。治平元年四月二十六日书。《唐玄静先生碑》（大历七年）。右边是《玄静先生碑》，柳识撰文，张从申书写，李阳冰用篆书题写碑额。唐代擅长书法的人很多，所以靠书法成名很难；如果没有超过常人的地方，是不可能做到的。然而张从申为什么能凭书法在当时成名呢？张从申每次书写碑文，李阳冰大多替他篆写碑额，当时人一定称为“二绝”，他受到世人重视就是如此。我因为编集古文，阅览的书法很多，所以虽然不会书写，也稍微懂得一些字法。张从申所书写的碑，已经被弃置的很多；有时记录其中一两件，是因为它们有名才取录。并非众人称赞的东西，若只凭个人见解而自信，君子对此就要谨慎，所以特别记录下来，以等待真正懂得的人。《唐窦叔蒙海涛志》（大历年间）。右边是《海涛志》，窦叔蒙撰写。他的书共有六篇：第一篇叫《海涛志》，第二篇叫《涛历》，第三篇叫《涛日时》，第四篇叫《涛期》，第五篇叫《朔望体象》，第六篇叫《春秋仲月涨涛解》。我从前在扬州得到这部书，非常喜爱，把它张挂在座位右边的墙上，希望早晚都能看见。不久书册夜里被风雨损坏了；此后寻找了整整十五年，才又得到这个版本。拿给京城爱好古物的人看，他们都说从来没有见过。治平元年七月二十日书。《唐盐宗神祠记》（大历年间）。右边是《盐宗神祠记》，钱义方撰写。近来有一位尚书郎张席，自称家在解州寄居，向我讲述安邑、解县两池盐的事情，说夏季南风吹来时，盐池水面呈紫色，片刻之间凝结得像雪，当地人称为“漫生盐”。而两池每年都要役使数百名畦夫种盐，公私都因此耗损困敝，州县官吏又借此谋取奸利；他们放弃漫生盐不取，反而诬称它味苦不能食用。张席博学多闻，尤其详知汉、唐的事情，又对我说，前代的盐都是自然生出的；开元年间，姜师度任河中尹，而盐池干涸，于是才设置盐屯。因此唐代的法令从开元以后便有役使畦夫经营种盐的课役。张席于是上书论说漫生盐的利益，官府便停止役使畦夫，公私双方都认为这样是对的。但有些议论者或许妨害这件事，便说漫生盐味苦不能食用；又有人说它暂时凝结，随后就会消融，不能储存，使听信的人对这件事感到迷惑。我因而读到钱义方的记载，便说：如果阴阳调和，鬼神催促使其自然生成，不劳烦人力却可以独享其利，这与凿泉取盐、煮海制盐并不相同。由此可知，唐代的盐不是靠人工经营种植而成，这一点完全可以相信。钱义方在大历年间任榷盐使。我家编集古文，不只是为了给传记订正错误，也可以替朝廷解决疑难议论。治平元年八月十一日书。《唐裴公纪德碣铭》（大历八年）。

译右边是《裴公纪德碣铭》，唐代越州刺史王密撰文，国子监丞、集贤院学士李阳冰篆写碑额。裴公儆任明州刺史，王密接替他，于是写了这篇文章。文中说：“大唐掌握天下政权一百四十二年，天下非常安宁。海边的小股盗寇聚集起来，在瓯越制造叛乱。因为明州正处在出兵的要冲，百姓和物资残破困敝，裴儆安抚救济，施以恩惠爱护，所以人们思念他。”考察唐朝从戊寅武德元年受命，到己亥乾元二年，正好是一百四十二年。当时肃宗刚在灵武起兵，上皇刚从蜀地回来，史思明在河北僭称帝号。这一年洛阳、汝州、郑州等州都陷于贼手，不能说“天下非常安宁”，也不能说只是“海边的小股盗寇”。考察史书传记，也看不到这件事。只有台州贼人袁晁攻陷浙东州郡，是宝应元年的事；如果这样，应当说是一百四十五年。又据王密接替裴儆任明州刺史，到大历十四年才调任湖州，那么裴儆、王密是先后任刺史，应当在代宗时期。但王密是当时的人，推算唐朝年数不应有这样的错误。我友人王回，字深父，说：“唐朝从武德到大历八年，实际上是一百五十六年；其中除去武则天称周的十四年，正好就是一百四十二年。” 当时天下大致安定，文人写文章称为“大康”，道理上也是说得通的。这一年广州的哥舒晃作乱，所谓‘海边的小股盗寇’，难道说的就是他吗？”我认为哥舒晃的叛乱由唐朝命令江西路嗣恭讨伐平定，不应当从明州出兵。深父说：“兵家常出奇制胜，明州有海道，距离广州不远，也可能是这样。”所以把这些说法一并记下。《唐龙兴寺四绝碑首》（大历八年）。右边所谓《四绝碑首》，是李阳冰篆写法慎律师碑的碑额。碑在扬州龙兴寺，唐代李华撰文，张从申书写，李阳冰篆写碑额。法慎律师，淮南愚昧的百姓一向信奉敬重他，称这块碑为《四绝碑》。法慎律师不是我所了解的人，李华的文章和张从申的书法我也不太喜欢，所以只记录这块篆额。嘉祐八年夏至日书。《唐干禄字样》（大历九年）。右边是《干禄字样》，另有摹本，文字和注文完整，可以备查使用。这个版本石刻残缺的地方很多，只是根据颜鲁公亲自书写的真本记录下来罢了。颜鲁公书写并刻在石上的作品很多，但小字极少，只有这篇注文最小；它的笔力精妙刚劲，可以作为法则，尤其值得珍惜。然而世俗间流传的多是摹本，这个版本因为残缺而不流传，只有我家收藏着。治平丙午九月二十九日书。《唐干禄字样摹本》（大历九年）。右边是《干禄字样》的摹本，颜真卿书写，杨汉公摹写。颜真卿书写的是大历九年刻石的本子，到开成年间很快就已经讹误残缺。杨汉公认为，这只是因为一两个工匠把它作为谋生的行业，所以摹本多而且很快损坏；这说法不对。大概是因为颜公的笔法成为世人的楷模，而这部字书又辨别字形、订正讹误，特别能供学者参考，所以当时盛传于世，摹本才多，难道只是工匠用来谋生吗？如今世人所传的，是杨汉公的摹本；大历年间的真本因为不完整，便不再流传。如果颜公的真迹今天还有保存的，即使只得到残零部分而收藏，也足以当作珍宝，哪里还会计较它完整不完整呢？所以我把两个版本都记录并收藏起来，也是想让观看的人知道，摹本有很多地方失去了真貌。《唐滑州新驿记》（大历九年）。右边是《新驿记》，李阳冰篆写。碑在今天的滑州驿站中，碑的背面有铭文说：“此碑离开人世千年，李冰生于唐代。如今李冰又离去，后来的人是谁？再过千年有人，我不知道；再过千年无人，它将在这里毁尽。唉，郡中的人啊，请替我珍藏它。”不知道作者是谁。然而贾耽曾为李腾的《说文字源》作序，极力称赞李阳冰的这篇记文。贾耽任滑州刺史时，因看见这篇记文而称赞它罢了。李阳冰所书写的作品，世上本来有许多值得喜爱的，不只是这篇记文。嘉祐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书。《唐欧阳▯隹碑》（大历十年）。右边是《欧阳▯隹碑》，颜真卿撰文并书写。从皇祐、至和年间以来，我很是搜求欧阳氏的遗文，用来补续家谱中的缺漏。得到颜鲁公的《欧阳▯隹碑》后，又得到郑真义的《欧阳谌墓志》，拿它们同我家所传的旧谱以及《陈书》《元和姓纂》等书互相参校，又向吕学士夏卿请教。夏卿世称博学，精通史传，于是替我考订纠正错误，家谱终于定稿。然而单是《▯隹碑》就有四处失误：颜公书写说穆公被封为山阳郡公。吕学士说，陈朝没有山阳郡，山阳就是今天的楚州；梁、陈时代那里自成南兖州，而连州设置阳山郡。这样看来，《陈书》和旧谱都说穆公被封为阳山公是正确的，颜公错了一处。旧谱都说坚石之子质南迁到长沙，颜公说从景达才开始南迁，这是第二处错误。自西汉以来各史都说欧阳生字和伯，颜公却单独说字伯和，两个字的意义虽然没有不同，但应当以多数史书为依据。只有颜氏这样不同，起初又没有根据，大概是他的错误。这是第三处错误。《元和姓纂》和《谌铭》都说胤是约的儿子，颜公却单独认为是纥的儿子，这是第四处错误。▯隹的世系不应当错乱到这种程度，大概因为谌死葬于咸亨、上元年间之间，距离率更令的时代不远，郑真义所记，应该是事实。▯隹死于大历年间，唐代士族遭逢天宝之乱，丧失家谱世系的很多；颜公的错误，是当时流传如此，不足为怪。治平元年夏至日书。铭文末尾缺少几句，不予补写。《唐杜济神道碑》（大历十二年）。右边是《杜济神道碑》，颜真卿撰文并书写。技艺达到极致的人，就像庖丁的刀、轮扁的斧，没有不恰到好处的。颜鲁公书写并刻在石上的作品很多，有的精美，有的粗劣，即使是其他人的作品，也没有能够超过他的。然而在他自己的作品中自然也有优劣，我认为这是传摹和镌刻有工巧、拙劣的缘故。这块碑的字形笔画刚劲有力，难道传摹镌刻没有失去真貌的，都能如此吗？碑已经残缺，无法按次序组成文章，只记录它的书法笔法罢了。嘉祐八年中元假日书。《唐杜济墓志铭》（大历十二年）。右边是《杜济墓志铭》，只说颜真卿撰文，没有说由他书写；然而它的笔法不是颜鲁公不能写成。大概世人颇认为不是颜氏所书，姑且再等待有见识的人辨明。《唐颜真卿射堂记》（大历十二年）。

译右边是《射堂记》，颜真卿书写。颜鲁公在湖州所书、刻在石上的作品，我家《集古录》得到很多，只有《放生池碑》的字画完整。像《干禄字书》一类，如今已经残缺，每次都为此叹惜。至于《射堂记》，是最后得到的。如今的仆射相公认为笔法精妙，为我称赞颜氏书写的《射堂记》最好，于是把这个版本赠给我。拿它同我家一向收藏的各篇书法比较，只有《张敬因碑》和这篇记文尤其精劲，可惜它们都残缺了。治平元年七月二十二日中书东阁书。《唐王师乾神道碑》（大历十三年）。右边是《王师乾神道碑》，张从申书写。我起初不太认为它好，只是奇怪唐代人多称赞它，所以记录下这块碑，等待有见识的人评判。前一年我在亳社，因而和秦▯郎中谈论书法。秦▯向李西台建中学习书法，而西台的名声在当时很受重视。我于是问秦▯，西台学习谁的书法？他说学习张从申。又问秦▯是否见过张从申的书法？他说从未见过。我便把这块碑给他看，秦▯大吃一惊，说：“李西台还没有达到这个境界！”由此知道，世人认为鉴别书法很难，确实如此。如今张从申书写的碑在世上完全不流行，只有我的《集古录》中保存有《吴季子碑阴记》《崔圆颂德碑》和这块碑，共三件。熙宁三年十月二十七日书。《唐僧怀素法帖》（大历十二年）。右边的怀素，是唐代僧人，字藏真，尤其凭草书在当时享有声名，而且今天更受珍视。我曾说，所谓法帖，不过是魏、晋时代的人写给家人、朋友的作品，那些随意挥笔、兴之所至的笔墨，本来不是有意求工，却自然令人喜爱。后人却抛弃一切事务，把学习书法作为事业，直到老年穷尽一生，耗损精神，却不把它当作苦事，这实在可笑。怀素一类人就是这样。治平元年八月八日书。《唐张敬因碑一》（大历十四年）。右边是《张敬因碑》，颜真卿撰文并书写。碑在许州临颍县百姓的田地中。庆历初年，稍有知道这块碑的人便陆续前去摹拓，百姓家担心他们践踏庄稼，于是把碑打碎了。我在滁阳听说后，派人去寻找，得到的残缺碑石已经分成七段。碑文无法按次序读成文章，只有姓名还保存着，说：“君讳敬因，是南阳人。你的祖父和父亲叫澄、运。”它的字画尤其奇异，实在可惜。《唐张敬因碑二》。右边是颜鲁公的碑，世人认为奇异而珍重，这一块尤其值得珍爱欣赏。庐陵欧阳修书。《唐颜勤礼神道碑》（大历十四年）。右边是《颜勤礼神道碑》，颜真卿撰写碑文并书写序。颜、温两家的兴盛情形是：思鲁、彦弘、大雅，在隋朝都任职于东宫；愍楚、彦博，都在内史省任职；游秦、彦将，都掌管秘阁。考察《唐书》说，温大雅字彦弘，弟弟彦博字大临，弟弟大有字彦将。兄弟之间按道理名、字应当各自统一，可是名为“大”的字却叫“彦”，名为“彦”的字却叫“大”，不应当这样。大概唐代许多贤人的名和字都很可疑：封德彝说名伦，房玄龄说名乔，高士廉说名俭，颜师古说名籀，却都说是以字行世。伦、乔、俭、籀这些字，在唐代并没有什么避讳，不知道为什么要避开本名而用字。以前我在中书省见到颜氏后代献出家中收藏的三卷告身来求官，其中一卷是颜思鲁授仪同的制书，一卷是颜勤礼授詹事府主簿的制书，一卷是颜师古加授正议大夫的制书。颜思鲁的制书说：“内史令臣▯宣。”▯就是萧▯。“侍郎臣封德彝、奉舍人臣彦将行。”不应当内史令写本名，而侍郎、舍人写字；又不应当一律称“臣”而写字。因此德彝、彦将都应当是本名。颜师古的制书有：“尚书左仆射、梁国公玄龄，右仆射、申国公士廉。” 又有“吏部尚书君集”，就是侯君集；又有“侍郎纂”，就是杨纂。四个人并列在后面，不应当两人写本名、两人写字。因此玄龄、士廉也都应当是本名。又颜师古和令狐德▯同在一份制书中，不应当令狐德▯写本名而颜师古写字，因此颜师古也应当是本名。然而我家《集古录》中有《申文献公茔兆记》，是高宗时许敬宗撰写的，文中说：“公讳俭，字士廉。”许敬宗与高士廉是同时代的人，又替他的家族撰写墓地记文，一定不会弄错，那么士廉又应当是字。可是告身中写字，从道理上说难道妥当吗？如今《新唐书》虽然说房玄龄字乔、颜师古字籀，却又把《高俭茔兆记》作为本名，那么乔、籀果真是字吗？又考察《元和姓纂》，封氏的族谱说，隋代通州刺史封绣生有四个儿子：德润、德舆、德如、德彝；又说德彝改名为伦，也不知道究竟是否如此。唐代距离今天还不远，记载在文字中的事情还没有严重讹误残缺，尚且可以考求，却纷乱到这种程度。因此我曾说，君子的学问也有不知道的地方，即使圣人也会保留疑问，等待后来的人考明，这是慎重到了极点。治平元年二月二十八日书。《唐重摹吴季子墓铭》（大历十四年）。右边是《吴季子墓铭》，从前代起世世相传，认为是孔子所书。根据张从绅的记载说：“旧石已经湮没，开元年间，玄宗命令殷仲容摹拓它的文字，使之流传。”这样看来，开元以前本来有真本。到大历年间，萧定又把它刊刻在石上，于是辗转传摹，距离失去真貌已经很远了。考察孔子一生从未到过吴国；根据《史记·世家》考察，他出访诸侯，南方没有越过楚国。推算他的年代和行迹，他从未经过吴国，不可能亲自为季子的墓撰写铭文。况且它的字特别大，不是古代简牍所能容纳的。只是因为它的名声流传已久，不能立即废弃，所以记录下来，等待博学有识的君子辨明。嘉祐八年五月晦日书。《唐雁门王田氏神道碑》（代宗时）。右边是《唐魏博节度使雁门郡王田承嗣碑》，营田副使裴抗撰文；《子绪碑》由节度判官邱绛撰文。考察《唐书》列传，田承嗣有十一子：维、朝、华、绎、纶、绾、绪、绘、纯、绅、缙，其中绪按次序应当是第七子。这两块碑都把绪列为第六子，而且没有绾。绪以下列有绘、纯、纷、缙，与史书记载不同。这两块碑是当时的旧属官所作，必定不会错，大概是史书错误。碑文和书法都不佳，所以我特意只记录他的世系次序。？

译●卷一四一·《集古录跋尾》卷八。《唐颜氏家庙碑》（建中元年）。右边是《颜氏家庙碑》，颜真卿撰文并书写。颜真卿的父亲名进贞，官做到薛王友。颜真卿是他的第七个儿子。碑文详细叙述了他的祖先、父亲以及各房亲属的官爵。《唐颜鲁公书残碑一》。右边这通颜氏残碑，拿《家庙碑》来考证，是颜允南的碑。《家庙碑》说：“允南历任殿中、膳部、司封郎中、司业，封金乡男。”这通碑说：“肃宗入中京，迁任司封，不久封为金乡县男。”又说：“迁任国子司业。”这通碑说：“两个儿子颍、▯，▯喜好作五言诗，授校书郎，早年去世。”《家庙碑》也说：“▯喜好五言诗，任校书。”而这通碑又说：“与弟允臧，同时任职台省。”由此可知确实是颜允南。只是记载颜颍的事情，《家庙碑》说“侍郎蒋冽欣赏他的判词”，这通碑说“受到崔器的赏识”，略有不同罢了。治平元年寒食日书写。【唐代颜鲁公书写的残碑二】我认为颜公的书法，就像忠臣烈士、道德君子一样，端庄严肃、令人尊敬，人初见时会敬畏它；然而相处越久，就越觉得可爱。他的书法流传于世的未必很多，但即使很多也不会使人厌倦，所以即便残缺了，也不忍心丢弃。【唐代湖州石记】右边这篇《湖州石记》，文字已经残缺，保存下来的字仅仅还能辨认；考察它所记的事情，已不能详知。只是它的笔画奇特雄伟，不是颜鲁公不能书写。颜公忠贞义烈的节操，明亮如日月，坚固如金石，自然可以光照后世、流传无穷，不必等到凭借他的书法才获得不朽。然而颜公所到之处必定留下遗迹，所以如今各处都有他的遗迹。唐人的笔迹流传到今天的，只有颜公的最多。看那些巨大的书法作品深刻在石上，有的寄托在山崖之间，他用心从来没有不是为长远打算的，大概也有自己兴趣爱好、乐在其中的缘故。他在湖州所书写而为世人传诵的，只有《干禄字》和《放生池碑》还常见于人家；但《干禄字书》是杨汉公的摹本，它的真本因为讹误残缺，最终不再流传，只有我的《集录》中还有。只是爱好古物的人，知道前人用意深远，那么对于它们在湮没磨灭之后所剩的遗存，就尤其觉得可惜了。治平元年正月二十日书写。【唐代颜鲁公书帖】右边这篇《蔡明远帖》，附有《寒食帖》，都是颜鲁公的笔迹。颜鲁公后来的书帖，民间流传的很多，称作《寒食帖》。印文中有“忠孝之家”，这是钱文僖公的自号；“希圣”，是钱公的字。又有“化鹤之系”，是丁崖相的印；“润州观察使”，是钱惟济的印。【唐代颜鲁公二十二字帖】这个人的忠贞义烈出于天性，所以他的字画刚劲挺拔、自成一格，不沿袭前人的笔迹，挺立而奇伟，和他的为人很相像。【唐代颜鲁公法帖〈附虞世南帖〉】右边颜真卿书写的两帖，加上虞世南的一帖，合为一卷。颜帖写于他任刑部尚书时，向李大夫求米，信中说：“我不善于谋生，全家吃粥已经几个月了，如今又穷乏到了极点，实在忧愁煎熬。”可见他贫困到这种程度。这份墨迹藏在我已故朋友王子野家。子野出身宰相之家，却比贫寒士人还清苦，曾经摹写法帖刻在石上送给朋友故旧，说：“鲁公任尚书时还贫困到如此地步，我们这些人怎么能不想着恪守俭约呢？”虞世南的书法有七十八字，尤其可爱，排在智永《千字文》之后，现在附录在这里。【唐代元次山铭】右边这篇《元次山铭》，由颜真卿撰写并书写。唐代自唐太宗达到政治清明的盛况，几乎可以和三代的兴盛相比，唯独文章没有革除五代以来的弊病。过了很久以后，韩愈、柳宗元这一类人出现了，大概是习俗难以改变，而文章改变体制也很难。元次山正值开元、天宝年间，却独自创作古文，他的笔力雄健，意气超拔，不比韩愈等人逊色。真可以说是卓然独立的士人啊！【唐代张中丞传】右边这篇《张中丞传》，由李翰撰写。唉！张巡、许远的事迹壮烈啊，执笔的士人都喜欢为他们称颂记述。然而拿李翰所记的内容来考察《唐书》列传以及韩退之所写的文章，彼此都有得失，而列传最为疏略。虽然说史家应当记载大节，但他们大小数百战，屡次击败贼兵，其中的智谋和才力也有超过常人的地方，可以给后人示范；史家却全都删略而不记载，实在可惜。李翰所写确实过于繁琐，但广泛记载、详细叙述，正可以供史官采择。【唐代甘棠馆题名〈贞元年间〉】右边这篇《甘棠馆题名》。从唐德宗贞元年间到会昌年间，文字大多已经磨灭，只有高元裕、韦夏卿所书的还可以读出。人的好名竟到了如此地步！他们的功德盛大，本来已经写在竹帛上、刻在金石上，可以流传不朽了。至于登高远望、旅途中来往，感慨万分，把兴致寄托于一时，也一定要刻下自己的姓名，留在山石上；这不只是徘徊俯仰、为自己的身世悲伤，也是想让后来的人想见他们当年的风采。韦夏卿所记的内容，流连感伤，含意并不浅薄。像高元裕、韦夏卿二人，都是当时的知名士人，史传记载得很详细。过去杜预把碑沉入汉水，说万世以后山谷或许会变成丘陵，碑也许重新出土，能够再显现于世，他的考虑很深远。然而杜预的功业不靠碑也自然会流传，他在这件事上的小心经营，正是好名的弊病。所以士人有的劳苦一生使自己受苦，有的饿死在空山之中，更有甚者投身水火、奔赴刀锯，只为成就后世的名声，这些人曾被庄子讥笑过。因此我在《集古录》中每每得到前人的题名，从来没有不记录的，是怜悯人们好名太过。治平元年清明前一日书写。【唐代汾阳王庙碑〈贞元二年〉】右边这篇《郭子仪庙碑》，由高参撰写。它叙述郭子仪的功业并不十分详细，却记载了他击破墨姓处木、讨伐沙陀处密等事，这些在《唐书》列传中没有。大概这是郭子仪地位卑微时经历的事情，后来他建立了大功，所以史书略去不记也是应该的。然而《唐书》中有处密、处月、朱耶、孤注等名号，都是西突厥薛延陀的别部名称。我在《五代史》中为李克用考求沙陀的种类，最终没有看见其来龙去脉，而高参说“处密”就是“沙陀”，不知道他依据什么。考察陈▯《子仪家传》，也说讨伐沙陀处墨十二姓，与高参所记颇为相同。《唐书》把“蜜”转写成“密”，应当以碑文为正确。治平甲辰年七月十三日，因服药在家中书写。【唐代贺兰夫人墓志〈贞元七年〉】

译右边这篇《贺兰夫人墓志》，由唐代陆贽撰写，有人说也是陆贽亲自书写的。标题称《秘书监陆公夫人墓志铭》，而陆贽自称是她的侄曾孙。这块石碑在常州。【唐代辨正禅师塔院记〈贞元年间〉】右边这篇《辨正禅师塔院记》，由徐岘书写。他确实很能运笔，只是缺少意趣。从前石曼卿多次称赞徐岘的书法；石曼卿多得颜真卿、柳公权的笔法，他的书法和徐岘并不相像，却远胜于徐岘，不知为什么偏偏喜欢徐岘的书法。我在石曼卿在世时还没有见过徐岘的书法，只听说他称赞。石曼卿去世很久以后，我才得到这件书法，于是把它记录下来罢了。【唐代韩愈《盘谷诗序》〈贞元年间〉】右边这篇《送李愿归盘谷序》，由韩愈撰写。盘谷在孟州济源县，贞元年间，县令在它旁边刻了石碑。县令姓崔，名浃，如今名字已经磨灭。碑文后面写道：“昌黎韩愈，是知名士人。”当时韩退之的官职还不显达，他的学说也没有被当世奉为宗师，所以只说“知名士人”。然而当时送李愿的人并不少，却只有这篇序被刻下来，大概是他的文章已经受到当时人的重视了。我拿我家收藏的文集版本校对，个别地方略有不同，怀疑是刻石有误。文集版本已经在世间广泛流行，刻石却是当时的实物，保存它只是作为可供欣赏的珍品罢了；那些小的错误不值得比较。治平元年中元日书写。【唐代郭忠武公将佐略〈贞元十二年〉】右边这篇《忠武公将佐略》，由陈▯撰写。忠武公就是郭子仪。陈▯所记载的已经很盛大了，尚且说只得到其中的六七成。大概其中官至宰相的有七人，任节度使的有二十八人，任尚书、侍郎、京尹的有十人，任廉察使的有五人。按照陈▯所得到并记下来的，实际有六十人，而在世上显名的大概有五十人。即使乔琳、周智光、李怀光、仆固怀恩等人陷入祸败之中，但杜鸿渐、黄裳、李光弼、李光进这些人，显赫地在当时闻名并且声名流传后世的，也并不少，难道只是得失相抵而已吗！虽然汾阳王的功业，士人多喜欢依附他来成就自己的名声，但他自己也确实有凭借而获得这些成就。其忠诚守信的深厚，本来出于他的天性；至于身处富贵、保全功名，是古人都难以做到的事情，在谋划决策之际，他想来也确实得到了这些人的帮助。治平甲辰年秋社前一日书写。【唐代济渎庙祭器铭〈贞元十三年〉】右边这篇《济渎庙祭器铭》，由张洗撰写。碑上说“设置斋郎六人”。唐代自唐高宗以后，官职已经泛滥得不可胜数。张洗所记的是开元年间的事情，州县祠庙设置六名斋郎，由此可以看出冗滥官职的弊病。然而史家不能详细记载，只有偶尔从碑刻中见到一二罢了。治平甲辰年秋分后一日，在中书东阁雨中书写。【唐代神女庙诗〈贞元十四年〉】右边这篇《神女庙诗》，由李吉甫、丘玄素、李贻孙、敬骞等人所作。我被贬为夷陵令时，曾经乘船经过黄牛峡，到达神女祠下，又饮用蛤蟆碚的水，观览那里的江山；那里险峻、偏僻到了极点，只遗憾不能看见巫山的奇特秀美。每次读到这几个人的诗，都喜爱他们的文辞书法，于是把它们记录下来。嘉祐八年十一月十四日。【唐代马▯墓志铭一〈贞元十四年〉】右边这篇《马▯墓志铭》，由唐代欧阳詹撰写并书写。他的文章辞采不工整，但书法不俗，所以记录下来。马▯的事迹，也没有什么值得记载的。【唐代马▯墓志铭二】欧阳詹的文章受到韩退之称赞，于是流传于世。然而他不幸早死，所以流传下来的作品不多。刻石上的文章，只有这篇和《福州佛记》罢了，尤其令人惋惜。【唐代阳武复县记〈贞元十九年〉】唐代衢的文章，在世上很少流传。我家收藏的《集录》有一千卷，唐代贤人的文章占十分之七八，而衢的文章只得到这一篇罢了。然而它的气势格调不俗，也足以称佳。【唐代石洪《钟山林下集序》〈贞元二十年〉】右边这篇《钟山林下集序》，是石洪为僧人总悟所作的。石洪以处士身份在当时声名很重，是因为他常常受到韩退之的称道。唐代被称为处士的人并不少，但石洪始终没有别的值得向人称道之处，他的名字直到今天还留在人们耳目之中，是因为韩愈的文章盛行于世。然而石洪的作为与韩愈的道不同，势必不能相容。但韩愈常常感叹籍、▯这些人背叛自己，却不彻底舍弃他们，难道是因为这些人的学说驳杂，不能进入圣贤的领域，而韩愈还在辛苦地教诲诱导他们，想把他们从沉溺之处援救出来吗？这正是孔子、孟子的用心。这天是治平元年八月八日。皇上因为连日霖雨不停，分派群臣祈祷。我到太社祈祷，回来后雨就停止了，某谨记。【唐代房太尉遗爱碑阴记〈元和六年〉】石洪的文章后世很少见到，所以特意记录下来。【唐代韩退之题名〈元和四年〉】右边韩退之的题名有两处，都在洛阳。一处刻在嵩山天封宫的石柱上，〔记载在龙潭遇到雷电的事情。〕天圣年间，我任西京留守推官，和梅圣俞游览嵩山，进入天封宫，在石柱下徘徊后离去。于是登上山顶，到了武后封禅的地方，那里有一块石碑，告诫游龙潭的人不要妄自说笑，以免亵渎神龙；神龙发怒，就会有雷电，人将受到惊恐。于是想到韩退之记载遇雷的事情，猜想他或许有所试验。另一处在福先寺塔下，当时我所看见的是墨迹，不知道后来是什么人摹刻在石上的。治平元年三月二十二日书写。【唐代田弘正家庙碑〈元和八年〉】

译右边这篇《田弘正家庙碑》，由昌黎先生撰写。我家收藏书籍一万卷，只有《昌黎集》是我考中进士时就拥有的，是最为古旧的藏物。自天圣年间以来，古学逐渐兴盛，学者多读韩愈的文章，但苦于文集版本讹误错乱。只有我家版本屡次校正，当时的人共同传抄，称为善本。后来我编录古文，得到像《罗池神》《黄陵庙碑》一类韩文的刻石本，用来校对文集版本，错误仍然很多；像《田弘正碑》则尤其严重。大概是由于各种版本不同，人们往往任意加以改动。拿碑刻校对文集印本，和刻石大多相同，应当以碑刻为正确。由此才知道，文字流传久了而逐渐失去原貌的情况很多。所以校勘取舍时作出判断，不能不谨慎。印本写“衔训事嗣，朝夕不怠”，过去采用其他版本改成“衔训嗣事”。如今碑文写“衔训事嗣”，和印本相同，可知那是擅自改动。印本写“以降命书”，采用其他版本改成“降以命书”。如今碑文写“以降命书”，和印本相同，可知也是擅自改动。印本写“奉我天明”，采用其他版本改成“奉我王明”。如今碑文写“奉我天明”，和印本相同，可知这是擅自改动。这一类情况很多，这里略举三件，应该知道改字必须谨慎。治平元年三月八日书写。【唐代韩愈南海神庙碑〈元和十五年〉】右边这篇《南海神庙碑》，由韩愈撰写，陈谏书写。我拿我家旧藏的文集版本校对，全部相同，只有文集版本写“蜿蜿蜒蜒”，碑上写“蜿蜿蛇蛇”，略有不同，应当以碑文为正确。如今流行于世的《昌黎集》大多有讹误，只有《南海碑》没有错误，是因为这种刻石人家收藏很多。因此，那些自以为是、任意改动的地方很多，也依靠刻石来校正。治平元年七月二十日书写。【唐代韩愈罗池庙碑〈长庆年间〉】右边这篇《罗池庙碑》，由唐代尚书吏部侍郎韩愈撰写，中书舍人、史馆修撰沈传师书写。碑后题写“长庆元年正月建立”。考察《穆宗实录》，长庆二年二月，沈传师由尚书兵部郎中、翰林学士，罢任改为中书舍人、史馆修撰；当年九月，韩愈由兵部侍郎升任吏部侍郎。碑文说柳侯死后三年庙建成，第二年韩愈为柳州人书写罗池的事情。柳子厚于元和十四年去世，到韩愈撰写碑文时，应当是长庆三年。考察两人的官职，也和这通碑相合，只是不应当在长庆元年正月，恐怕是后人传摹时误刻了。如今世间流传的《昌黎先生集》所载碑文大多相同，只有文集版本把“步有新船”作“涉”，把“荔子丹兮蕉黄”中的“蕉”字下加了“子”，应当以碑文为正确。但碑上写“春与猿吟而秋鹤与飞”，却怀疑是碑文的错误。嘉祐八年六月二日书写。【唐代韩愈黄陵庙碑〈长庆元年〉】右边这篇《黄陵庙碑》，由韩愈撰写，沈传师书写。《昌黎集》如今在世上广泛流传，但令人忧虑的是版本不真实。我家收藏的版本，号称最好的版本，世人多取它作为标准；然而时时拿刻石来校对，仍然禁不住发现很多错误，由此知道刻石文字的可贵，不只是供玩赏而已。《黄陵碑》拿我家版本校对，不同的地方有二十多处，例如我家版本写“降小君为夫人”，碑上写“降小水”等，都应当以碑文为正确。嘉祐八年十月十八日书写。【唐代胡良公碑〈长庆三年〉】右边这篇《唐胡良公碑》，由韩愈撰写。良公名▯向，是韩愈门人张籍的岳父。如今拿碑文校对我家收藏的《昌黎集》版本，那是号称最精善的版本，文字仍有很多不同，都应当以碑文为正确，这里不再一一记录。碑文说“▯向的儿子逞、▯、巡、遇、述、迁、造”，而文集版本没有“巡”字；其他流俗流传的版本有的写“遇”，有的把“遇”作“巡”，都不对，应当以碑文为正确。治平元年七月最后一日书写。【唐代韩文公致颠师书】右边这篇韩文公《与颠师书》，世上很少流传。我因为编录古文，寻求它既勤奋又广泛，过了很久才得到。信中把《易·系辞》称为《大传》，说“著山林与著城郭没有差别”等话，应该确实是韩退之所说。信后署名“吏部侍郎、潮州刺史”，却不是这样。大概韩退之是由刑部侍郎贬为潮州刺史，后来改任袁州，召回任国子祭酒，再升任兵部侍郎，过了很久才升任吏部侍郎；而民间流传，只知道他是韩吏部罢了。颠师的遗记虽然说在长庆年间建立，大概连同韩愈的书信都是宋初重新刻印的，所以错误地附加上去。治平元年三月十三日书写。【唐代高闲草书】高闲的草书如果确实如此，那么韩子的说法就是实录了。庐陵欧阳修。【唐代卢顼祷聪明山记〈元和三年〉】右边这篇《祷聪明山记》，由卢顼撰写，是卢从史向山神祈祷的记文。我查看卢从史属官的题名，看见孔戡和乌重胤都列在后面，因而感慨韩退之记载孔戡事迹时说：“孔戡多次劝谏卢从史，他不听，最终被乌重胤捆绑。”我合上书卷叹息了很久。唉！祸福成败的道理十分明白，但在事情发生以前提出意见，很少有人听从；事情发生以后再来谈论，又已经来不及了。自古以来失败混乱的国家，没有不是这样的。【唐代侯喜复黄陂记〈元和三年〉】右边这篇《复黄陂记》，由唐代侯喜撰写。黄陂在汝州，汝州有三十九座陂，黄陂最大，可以灌溉一千顷田地，开始修建于隋代。记文说：“到了贞元辛未年，刺史卢虔才恢复了它。”辛未是贞元七年，碑建于元和三年。侯喜的文章曾经受到韩退之称赞，但世上很少流传；我所得到的，只有这通碑。【唐代柳宗元般舟和尚碑〈元和三年〉】右边这篇《般舟和尚碑》，由柳宗元撰写并书写。柳子厚书写的碑世上颇有几通，但书法既不工整，字画又多有不同，我怀疑是喜爱子厚的人借用他的名义来抬高作品。子厚和退之都凭文章在当时闻名，后世称为“韩柳”，大概只是世俗的传说；他们的思想道路不同，就像夷族和夏族一样。然而韩退之谈到文章时常常极力称赞柳子厚，难道是因为他的名声和自己并列显扬于世，不愿贬低他，以避开争夺名声的嫌疑，而他们思想道路不同这件事，虽然不明说，却料想后世自然会知道吗？否则，韩退之把极力排斥佛教、道教当作自己的责任，对于柳子厚不可能没有话说。治平元年三月二十二日书写。

译【唐代虞城李令去思颂〈元和四年〉】右边这篇《虞城李令去思颂》，文章由李白撰写，篆书由王▯书写。唐代以书法著名的人很多，但精通小篆的不过几家；自李阳冰独擅其长以后，后来没有继承者。在李阳冰以前，只有《碧落碑》，却不知道作者姓名。王▯是开元、天宝年间的人，处在李阳冰之前，相隔不远，但当时并不十分知名。虽然他的字画不算工巧，但当时没有人能超过他；他所书写的篆字只有这一篇，世上也很少流传。我为了《集录》勤奋而广泛地搜求，勉强只得到这一篇。如今以小篆著名的人，如邵不疑、杨南仲、章友直，问他们，都说从未见过。治平元年二月七日书写。【唐代僧人灵澈诗〈元和四年〉】右边是灵澈的诗，其中说：“相逢尽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见一人。”世俗相传，把它当作俚语谚语。庆历年间，天章阁待制许元任江淮发运使，因为修筑江岸，在池阳江水中得到这块石碑，这才知道原来是灵澈的诗。灵澈在唐代以诗著名，所以和他唱和的人，都是当时的知名人士。包侍郎就是包佶；徐广州就是徐浩，他在唐代宗时任岭南节度使。【唐代南岳弥陀和尚碑〈元和五年〉】右边这篇《南岳弥陀和尚碑》，由柳宗元撰写并书写。自唐代以来，谈论文章的人只说韩愈、柳宗元，柳宗元难道是韩愈一派的人吗？他其实是韩愈门下的罪人。大概世俗不了解他所学习的东西是错误的，只是因为按当时同辈人的说法来评论罢了。如今我又大量记录他的文章，害怕更加使后人迷惑，所以写下这些话来表明我的看法。【唐代阳公旧隐碣〈元和年间〉】右边这篇《阳公旧隐碣》，由胡证撰写，黎▯胃书写，李灵省篆写碑额。唐代的篆书，自李阳冰以后，寂寂无闻，再没有人在当时显名并能自成一家。李灵省所书的《阳公碣》，笔画很可观，既未在当时显名，也没有见于其他地方。以我家收藏之丰富，所见著录的却只有这一篇；虽然还算不上绝妙之作，也实在可惜！唉，士人有才能却不被人知道的，哪里说得尽呢！【唐代于▯神道碑〈元和年间〉】右边这篇《于▯神道碑》，由卢景亮撰写。文章辞采虽然不很雅正，但记事能够不埋没事实。于▯的为人，正如碑文所写，大概是笃信儒道的人。碑上说：“司马迁在儒家之外列五家，班固在儒家之外列八流。”这话虽然拙朴，大概是说他的学问不驳杂。这样看来，他不只是贬斥佛、老而已，而是儒术以外的学问全都不学习。碑上又说：“他的弟弟可封喜好释氏，于▯常常非难他。”于▯是于ν的父亲。然而可封的后代没有大显达，于▯的后代却很兴盛；由此可见，信奉佛教的人未必得到福报，毁谤贬斥佛教的人也未必遭受祸患。碑文说“于▯笃行孝悌，安守贫困，不能用权势和利益使他动摇”，他所践行的就是这样，足以使他的后代兴盛。治平元年八月十一日书写。【唐代昭懿公主碑〈元和年间〉】右边这篇《昭懿公主碑》，由孟简撰写，皇甫▯书写。公主是唐代宗的女儿，号称升平公主，嫁给郭氏。公主这一称号，自汉代以来才开始有，意思是天子的女儿按照礼制不能自己主持婚姻，因此由公主代为主持，因而成为这种称号。后世称某国公主，虽然实际上并不是由某国公主持婚礼，但名称仍不失其原意。唐代开始另外选择美好的名称加在公主称号上，像升平这一类就是这样，已经失去了原来的意义。如今这块碑竟然说“讳升平公主”“字升平公主”，实在无法理解。治平元年八月八日书写。【唐代李光进碑〈元和年间〉】右边这篇《李光进碑》，由杨炎撰写，韩秀实书写。唐代有两个李光进，一个是李光颜的兄长，一个是李光弼的弟弟。这通碑说的是李光弼的弟弟。唐史记载这两个人的事迹有很多错误，《新唐书》分别为他们立传，附在李光颜、李光弼传后，于是才得到正确的记载。治平元年夏至日书写。原文仅作“？”，无法确定其语义。●卷一四二·《集古录跋尾》卷九 【唐代沈传师游道林岳麓寺诗〈长庆年间〉】右边这篇《岳麓寺诗》，由沈传师撰写并书写。题目说是《酬唐侍御、姚员外》，但两人的诗没有保存下来，不知道他们究竟是什么人。唯独这首诗凭借书法流传于世，而诗本身也很好。沈传师的书法不止一种体式，这一篇尤其放纵洒脱而可爱。【唐代樊宗师《绛守居园池记》〈长庆三年〉】右边这篇《绛守居园池记》，由唐代樊宗师撰写，有人说这块石碑是樊宗师亲自书写的。唉！元和年间，文章的兴盛达到极点，竟奇异怪诞到了这样的程度！【唐代张九龄碑〈长庆三年〉】右边这篇《张九龄碑》，考察《唐书》列传所记，大的节要大多相同，但时常有小的差异。列传说“享年六十八岁”，碑上说“六十三岁”。列传说“由左补阙改任司勋员外郎”，碑上说“升任礼部官职”。列传说“张说去世，召他任秘书少监、集贤院学士、知院事”，碑上说“副知”，到后来任宰相、升任中书令时，才说“知院事”。碑文记载张守珪请求诛杀安禄山的事情，列传说“九龄判定张守珪的奏状”，碑上说“张守珪所请求的事情被留中不行，而公以奏状进谏”，但两处说法大体相同。碑建于长庆年间，而张九龄死于开元二十八年，到长庆三年实际已有八十四年。流传的记载有相同和不同之处，但至于年寿、官爵，他的子孙应当不会弄错，应当以碑文为正确。治平元年二月十日书写。【唐代崔能神道碑〈长庆三年〉】右边这篇《崔能神道碑》，由李宗闵撰写，崔能的弟弟从书写。碑上说：“授御史中丞，持节任黔中观察使，仍赐紫衣金印。”考察唐代，没有赐金印的说法。古今官制沿革不同，但官号有时还相互沿用。自汉代以来，有“银青”“金紫”的称号。当时所谓青、紫，是指绶带；所谓金、银，是指所佩的印章，绶带是用来系印章的。后世官员不再佩印，这些名称就成为虚设。隋、唐以来，有随身佩带的鱼符，而青、紫成为服色，所谓“金紫”，就是穿紫衣、佩金鱼。李宗闵说“赐金印”，是错误的。如今世人把“赐绯银鱼袋”“赐紫金鱼袋”作为官衔的一部分写入官衔，而官阶到了金紫光禄大夫的，反而在官衔中去掉“赐紫金鱼袋”；这些都是流俗相承，已经很久没有再考订正误了。所以借李宗闵的错误一并记下。治平元年七月二十日书写。【唐代田布碑〈长庆四年〉】

译右边这篇《田布碑》，由庾承宣撰写。田布的事迹很壮烈，庾承宣却不能用文章把它发扬出来，大概是他的力量不足。田布的高尚气节，不是得到左丘明、司马迁那样的文笔就无法写出。因此，士人有不顾惜自己的生命、以成就后世名声的，幸与不幸，各自要看他所遭遇的情形如何。如今有讲述《史记》《汉书》时代事情的人，其中人物伟大而且十分著名，连市井儿童和乡村老妇都能讲述。魏、晋以下并不是没有人物，但他们的显赫比不上前人，是因为没有左丘明、司马迁那样的文笔来振起他们的文章。治平甲辰年秋社日书写。【唐代郑权碑〈宝历二年〉】右边是姚向书写的碑，笔力精到劲健。唐代擅长书法的人虽然很多，但能达到这种程度的也很少。可惜他的书法没有流传于世，如今的人没有知道他的。只有我凭借《集录》搜罗广博，才得到这一篇。熙宁辛亥年孟夏清心堂书写。【唐代李德裕茅山三像记〈宝历二年〉】右边这篇《茅山三像记》，由李德裕撰写。李德裕自号上清玄都大洞三景弟子，上为九庙圣主，其次为七代先灵，下为一切有知觉的众生，恭敬地塑造老君、孔子、尹真人三尊像。这本来就是乡间庸俗鄙陋之人常做的事情，李德裕做它也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然而把孔子和老君并列，又把孔子置于老君之下，这难道只是李德裕一个人的罪过吗？如今《史记》记载孔子向老聃请教礼，老聃告诫孔子去掉骄傲之气和过多欲望，而孔子感叹老聃之道如龙的言语，已经著明于世人耳目。自汉代以来，学者没有认为这些不对的，难道只是李德裕的罪过吗！治平元年八月八日书写。【唐代李德裕《平泉草木记》〈开成五年〉】右边这篇《平泉草木记》，由李德裕撰写。我曾经读《鬼谷子》，看见其中游说诸侯国，必定先观察对方的才干、性情、贤愚、刚柔、缓急，然后根据对方的好恶、喜惧、忧乐来施行捭阖之术，有时公开诱导，有时暗中阻塞，变化无穷，天下诸侯没有不落入他的术中的；只是没有看出对方所爱好的东西，就无法进行游说。由此知道君子应当谨慎对待自己的爱好。心境淡泊而无欲，祸福不能使他动摇，利害不能诱惑他，这是鬼谷子的术数无法做到的，是圣贤的最高境界。其次，节制自己的欲望，不沉溺于所爱好之物，也就可以了。像李德裕这样，身处富贵，招揽权势和利益，却不能停止好奇贪得的心，有时甚至把精力耗费在草木上，这正是他失败的原因。他留下的训诫说“毁坏一草一木的不是我的子孙”，这又近于愚昧了。治平元年七月二十四日，在中书东厅后阁书写。【唐代李文饶平泉山居诗〈开成五年〉】读《山居诗》，看见文饶在梦中都不能忘记平泉，却始终不能稍微实现自己的志愿，人的事情本来大多如此。我听说佛教徒有句话：“出家是大丈夫的事情。”大概勇敢果断，是人们难以做到的。文饶的诗又说：“自是功高临尽处，祸来名灭不由人。”这话确实说得对。熙宁壬子年正月二十九日书写。【唐代李德裕《大孤山赋》〈会昌五年〉】赞皇的文章辞采非常可爱。他遭遇祸患，有人责怪他不能自我避免；然而古今聪明贤智的人不能避免祸患的多得很，难道只有这个人如此吗！【唐代大孤山赋】右边这篇字画相当好，但未免失于柔媚。世上传说墀擅长小篆，这难道是他的笔迹吗？【唐代辨石钟山记〈太和元年〉】右边这篇《辨石钟山记》，并附有《善权寺诗》《游灵岩记》。阅读三人的文章，都有隐士的情怀；考察他们的风尚，仿佛可以想见他们本人。至于书法绘画，也都很可喜。大概唐代以前，贤能杰出的人没有不擅长书法的；他们遗留下来的残篇断稿被世人视为珍宝、流传到今天的，哪里数得清呢？他们的事业超然高远，本来不应当把精力留在这类小技艺上。难道是习俗相沿，把它当作家常之事，或者当时的学者还有老师可以取法，而后世的人偷懒浅薄，渐渐趋向苟且简略，久而久之竟至于完全废绝吗？如今士大夫只求以高远自我标榜，轻视书法，认为不值得学习，往往只能拿笔书写，偶尔有以书法自负的人，世人也不很知道书法的可贵。至于荒林废冢之中，时常能发现从埋没中残存的作品，都是前代碌碌无名之人所作，然而它们的笔画有法度，往往是今人所不及的，这实在令人叹息。《石钟山记》的字画介于两者之间，比较差，但也不流于俗态，都是可以排遣忧愁的佳品。【唐代元稹修桐柏宫碑〈太和四年〉】右边这篇由唐代元稹撰文并书写。题目称《修桐柏宫碑》，而且文章用四言押韵，既然受到声韵限制，有些叙事不能详细说明，就自己作注来解释。写文章而自行作注，不是作者应有的做法。况且所谓碑，是石柱；古人刻石作为碑，称为碑铭、碑文之类是可以的。后世砍取石头刻文，既然不是因石柱而立，就不应称为碑文；然而习俗沿袭流传，事理还可以考察。如今特意题作《修桐柏宫碑》，实在没有意义。这在文章方面确实算是小毛病，前人有时会忽略，但后来的学者不可不知道。自汉代以来，墓碑多题为某人的碑，这没有妨害，大概只是把这块石头看作某人的墓柱，并不是说题目本身就是他所写的文目。如今元稹称作《修桐柏宫碑》，从道理上说又有什么依据呢？【唐代李藏用碑〈太和四年〉】右边这篇《李藏用碑》，由王源中撰写，唐玄度书写。唐玄度凭书法在当时自负成名，但他的笔锋柔弱，已经不是前人的体格，只是流俗之人妄自称赞、借此抬高他罢了。所以保存下来，等待有识之士评定。【唐代薛苹唱和诗〈太和年间〉】右边是薛苹的《唱和诗》，其中冯宿、冯定、李绅都是唐代显赫人物，灵澈则以诗名流传后世，都是人们想要了解的人。然而他们的诗都不如薛苹，难道是唱诗的人出于自然，和诗的人反而受拘束、勉强作诗吗？【唐代法华寺诗〈太和八年〉】右边这篇《法华寺诗》，由唐代越州刺史李绅撰写。诗后面的自序题写“太和甲寅年游寺，把诗刻在墙壁上”，详细考察自序所说的情况，似乎是李绅亲自书写的。然而拿《端州题名》来比较，字体很不相像。甲寅是太和八年。翰林学士吴奎、知制诰刘敞、祠部郎中兼集贤校理江休复、工部员外郎兼直集贤院祖无择、屯田员外郎兼《唐书》编修梅尧臣，于嘉祐四年四月六日在编修院一同观看。范镇，字景仁，后来才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九年〕 翰林学士吴奎、知制诰刘敞、祠部郎中兼集贤校理江休复、工部员外郎兼直集贤院祖无择、屯田员外郎兼《唐书》编修梅尧臣，于嘉▯四年四月六日在编修院一同观阅。范镇，字景仁，后来才到。

译右边这篇跋尾，是六个人写的，都是当时知名的士人。当时我在翰林院，因为孟飨而到《唐书》局中斋戒，六个人一起饮酒下棋，欢快地过了一整天才离去。这大概是一个时代的盛会。第二年夏天，邻几、圣俞去世。又过了九年，原甫、长文也去世了。从嘉祐己亥到现在熙宁辛亥，十二年之间，四人已经亡故，活着的只剩三人；而择之又因遭受酷吏陷害，被以罪废黜，景仁也因进言论事获罪。只有我这个顽钝之人还蒙受皇上的保全，贪恋冒受宠荣，不知休止。然而筋骨形体已经疲惫，还勉强支撑到现在；交游也凋零了，再没有从前的情谊。盛衰变迁之际，真令人悲伤啊！当时共同修撰《唐书》的共有七人：如今去世的五人，是宋子京、王景彝、吕缙叔、刘仲更和圣俞；还在世的两人，就是我和次道。次道去年任知制诰，也因封还李定的词头而被夺职。于是感慨生死今昔之事令人叹息，便一并记下了。熙宁四年三月十五日，在请病假期间写于中书省。《唐武侯碑阴记（开成二年）》右边这篇《武侯碑阴记》，是崔备撰写的。唐代剑南西川节度使武元衡及其将佐的题名共有二十九人，杨嗣复又题写了一次，他的僚属另有六人，并附有杨嗣复、汝士的诗两首，合成一卷。唐代各地藩镇都以能够征辟士人相互夸耀，所以当时那些身穿布衣、腰束革带的士人，有的在乡里有声望，有的在科场中闻名，无不被藩镇招取。后来入朝廷任职，位居将相，成为当时伟大人物的，也都出自诸侯的幕府。正如武元衡所记，裴度、柳公绰、杨嗣复，都相继离开幕府，成为本朝著名的将相，这也可以说是盛况了。治平元年初伏休假时，冒雨写于中书省。《唐王质神道碑（开成四年）》右边这篇《王质神道碑》，由唐代太子宾客刘禹锡撰写并书写。王质字华卿，是王通的后代；开成年间任宣州、歙州、池州等州观察使。《唐玄度十体书》右边这卷唐代玄度所写的十体书，前一本从苏氏那里得到，后一本从李丕绪少卿那里得到。李丕绪是长安人，出身名门，喜爱收藏碑文。两家的本子大体相同，但文字有得有失，所以一并保存，使阅览者可以自行选择。嘉祐癸卯七月二十五日写。《唐郑浣阴符经序一（开成二年）》右边这篇《阴符经序》，由郑浣撰写，柳公权书写。唐代的碑碣中，颜真卿、柳公权两家的书法最多，但笔法往往不尽相同。即使其中的意趣有时出于临时创作，摹拓镌刻也还有工拙之别。柳公权书写的《高重碑》，我尤其喜爱它的摹刻本没有失去原作的真实面貌，笔锋也都显露出来。至于《阴符经序》，蔡君谟认为是柳公权书法中最精妙的，说它‘善于藏锋’，这恰好与我的看法相反。不过君谟的书法在当时最为擅长，他的评论一定精到，所以把这件事记下来。治平元年二月六日写。《唐郑浣阴符经序二》我在皇祐年间得到柳公权所书的《阴符经序》，于是寻找这部经书，听说碑石已经亡失了。我常常想，人间一定还有收藏它的，于是寻找了十多年，却始终没有找到。治平三年，有个镌刻工人张景儒忽然把这件东西送给我家的小吏，小吏马上把它抄录下来。这才相信我所说的‘物品常常聚集在爱好它的人那里’。《唐山南西道驿路记（开成四年）》柳公权的书法往往因为摹刻而失去真貌，虽然如此，它的字体骨力始终还在。《唐何进滔德政碑（开成五年）》右边这篇《何进滔德政碑》，由唐代翰林学士承旨兼侍书柳公权撰写并书写。何进滔的事迹，《唐书》中有传。碑立于开成五年，高达数丈，形制十分宏大壮伟，现在在河北都转运使官署的园中。《唐李听神道碑（开成五年）》右边这篇《李听神道碑》，由李石撰写。李听父子是唐代名将，他们的功勋事业显著，所以可以用碑文来考察传记，差异很少。不过史家本来应当记载他们的大节，至于他们早年所任的官职，往往不写，这符合史书的体例。只有李听从安州刺史调任神武将军一事，史书不应当遗漏却没有记载，大概是缺文。治平元年七月三十日写。《唐李石神道碑（会昌三年）》右边这篇《李石碑》，是柳公权书写的。我家收集颜真卿、柳公权的书法很多，只有碑石残缺不全的，往往字写得尤其好，并不是字本身真比完整碑刻好。譬如金玉埋没在泥土污秽中，偶尔显露出一两处，便鲜明地呈现在眼前，格外令人喜爱罢了。熙宁三年六月十六日写。《唐高重碑（会昌四年）》右边这篇《高重碑》，由元裕撰写，柳公权书写。唐代的碑刻中，颜真卿、柳公权两位的书法特别多，而字体笔画往往各不相同。虽然其中的意趣有时出于临时创作，也还取决于摹拓的工拙，但基本笔法通常仍然存在。这块碑的字画和锋力都保存完整，所以特别好，更何况是当年的墨迹，想来应当好到什么程度啊！治平元年正月二十五日写。《唐会昌投龙文（会昌五年）》右边这篇《会昌投龙文》。我修撰唐代《本纪》写到唐武宗时，认为他奋力铲除佛教，态度已经很锐利了，却亲自接受道家的符箓，服药来求长寿；由此可知他并不是明智而不受迷惑，只是喜恶有所不同罢了。后来得到《会昌投龙文》，看见他自称‘承道继玄昭明三光弟子、南岳炎上真人’，便更加证明我先前的话没有错。他所自称的这些名号，同所谓‘菩萨戒弟子’又有什么不同呢？我曾说，佛教说不生，道教说不死，二者都出于贪欲，这话确实不错。会昌年间的政事，处理事情明断果决，有些地方足以超过常人；但一旦内心有所贪求，他的行为同庸常之人又有什么不同呢？治平元年五月五日写。《唐夔州都督府记（会昌五年）》我曾说，唐代人人都擅长书法，所以那些姓名被埋没的人多得数不清，我常常和君谟为此叹息。像贝灵该、缪师愈这样的人，现在的人尚且不知道他们的姓名，何况他们的书法呢！我所收集的书法虽然广博，也只各得到一件而已。《唐康约言碑（大中七年）》

译右边这篇《康约言碑》，由柳公权撰写并书写。康约言是宦官，任河东监军。唐代自开元以后，职官日益泛滥，开始出现设置各种使职的名目。历经五代直到现在，大多沿袭而没有废除；世人只知道今天的使职名额不是古代官职，是沿用唐代旧名，却不知道它们全都是唐代宦官的职务。康约言在太和、开成年间，曾任鸿胪礼宾使，又任内外客省使。由此可见，现在的使职名目，从枢密、宣徽以下，全都是唐代宦官的职务。又可见鸿胪寺，也曾在其中设置由宦官担任的使职。康约言还任宣徽北院副使，由此又可见当时宣徽南院、北院都有副使。治平甲辰秋社前一日写。《唐复东林寺碑（大中十一年）》右边这篇碑文由唐代湖州观察使崔黯撰写，柳公权书写。东林寺在会昌年间被废除，大中初年崔黯任江州刺史时又恢复了它。崔黯的文章辞采非常遒劲华美，令人喜爱，但世上很少见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八年〕 右边是陈果仁的告身，后面附有他的妻子轸静缘舍宅建寺的疏文。疏文后题写着‘明政二年’。考察《隋书·炀帝本纪》，大业十一年十月，东海贼帅李子通率众渡过淮河，僭称楚王，建年号为明政。这样看来，明政二年就是大业十二年。《唐高祖实录》记载，武德二年四月，隋朝御卫将军陈棱以江都投降，随即任命陈棱为总管；九月，李子通击败陈棱，攻陷江都，国号吴，建年号明政。这样看来，明政二年就是武德三年。两种说法竟然如此不同。吕夏卿对我说，如果以大业十二年作为李子通僭号的第二年，那么江都正处于动乱之中，隋炀帝怎么还能南行巡幸？而《唐实录》关于陈棱的记载可以作为依据，所以明政二年应当是武德三年，《隋书》的记载错了。陈果仁一生的事迹不显著，只在《隋书》中略有记载，说：‘唐初，他任隋朝太仆丞元祐的将领。隋炀帝已经被弑，沈法兴、陈果仁共同杀死元祐，起兵占据江南。沈法兴自称总管、大司马、录尚书事，奉行皇帝旨意设置百官，任陈果仁为司徒。’他的事迹只见于此。开元年间，僧人德宣为陈果仁记述舍宅建寺之事，记载他的世家颇为详细，但他的功勋、官爵、年代多有错误。德宣说陈果仁中毒而死，但《宅疏》说他被杀害，应当以《宅疏》为准。德宣的文章不值得收录，只选取其中关于陈果仁世系和始末事迹的内容记下，使阅览者能够核验真伪，也稍微有助于扩大见闻。《炀帝本纪》和《高祖实录》都是唐初人所撰写，却有如此不同，这是为什么呢？嘉祐八年，岁在癸卯，八月十一日写。《唐圭峰禅师碑（大中九年）》右边这篇《圭峰禅师碑》，由唐代宰相裴休撰写并书写。它的文章和事迹没有什么值得采录的地方，只是它的书法为世人所重，所以把它记录下来。《唐濠州劝民栽桑敕碑一（大中十年）》我得到刘莒所写的《修兖州文宣王庙碑》，看见大中年间中书门下的公文；又得到这块碑，看见大中年间的敕书，于是知道平章事并不是署写敕书的官。现在世上只要见到中书门下的公文，便称作敕书，只有告身的制度还保存着。《唐濠州劝民栽桑敕碑二》皇祐元年春天，我从扬州调往颍州，船经过濠梁，在今天枢密使张公▯那里得到这块碑。唐代敕书的文体，现在已经看不到了，大概官职失去原有职掌已经很久。这是大中年间的敕书，还可以从中看到它遗留下来的制度。《唐闽迁新社记一（大中十年）》右边这篇《闽迁新社记》，由唐代濮阳宁撰写。文中说：‘大中十年夏六月，关西公命令把社迁到州城西南方，共筑四座坛：社坛、稷坛，宽一丈五尺，高一尺五寸，以石为主；风师坛，宽一丈五尺，高一尺五寸；雨师坛，宽一丈，高一尺。’文字古雅，很令人喜爱。唉！唐代的礼乐兴盛，它遗留下来的文章有值得采录之处。州县的社稷坛有神主，在这篇记文中可以看到；大概大中年间，这种礼制还存在。考察《唐书》，杨发由苏州刺史升任福建观察使，到大中十二年又调任岭南节度使。按年代推算，所谓关西公就是杨发。《唐闽迁新社记二》唐代州县的社稷坛有神主，只有这块碑记载了这件事。《开元定礼》到大中年间还仅仅保存着一些，礼乐败坏已经很久了，所以记录这篇记文来表明这一点。《唐令狐楚登白楼赋（咸通二年）》右边这篇《登白楼赋》，由令狐楚撰写。白楼在河中，到了令狐▯任河中节度使时，才把它刻在石上。令狐▯父子都是唐代显赫人物，世代担任宰相，而令狐楚尤其以文章著称。世人传说令狐▯写文章喜欢把语言简洁作为工巧，常常供养僧人；僧人主持斋会时，令狐▯在佛前跪着，专心听僧人念诵，僧人却高声说：‘令狐▯设斋，佛知道。’大概是在讥讽他喜好简略。令狐楚的这篇赋，文章没有别的深意，却写到一千六百多字，何其繁复啊！父子二人的性情竟如此相反，尧、朱善恶不同的说法，确实可信。治平元年八月八日，在太社祈求天晴，早晨回来后，便写下这篇。《唐▯溪庙记（咸通二年）》右边这篇《▯溪庙记》，由张翔撰写，高骈书写。高骈任将领时曾经建立战功，在蛮蜀地区威望和恩惠都很显著；笔墨书写本来不是他所从事的事，但他的书法虽然算不上精工，字也不俗。大概因为他明快爽朗、豪迈俊逸，终究不同于平庸之人。至于他后来被妖人吕用之、诸葛殷等迷惑，相信他们的邪术，希望求得长生，竟骑着木鹤练习凌空飞升、成仙离去的姿态，这种事连最愚蠢低劣的人都知道可笑，高骈却做起来唯恐不够彻底，这是为什么呢？大概是内心的贪欲已经发动，所以外界的邪说便能诱惑他；内心贪求，外受诱惑，那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呢？治平元年中秋日写。《唐白敏中碑（咸通三年）》右边这篇《白敏中碑》，由毕诚撰写。它记载的事情同《唐书》列传大多相同。但列传说：‘白敏中由李德裕推荐入仕并得到任用，等到李德裕被贬，他又极力攻击李德裕。’因此把白敏中说得非常坏。碑文却说：‘会昌年间，李德裕兴起刑狱，陷害五位宰相，把他们流放到岭外；白公在此事之后一年任职，所有蒙冤者都恢复了原位。’据此又把他看作有能力的人。由此可见，碑文对于毁誉的记载实在难以相信。因此我对碑志，只取其中的世系、官职、寿数、乡里作为准确依据，至于功过善恶，从来不拿它们作为根据。碑文又记载桑道茂的事，说作‘桑道慕’，不知道哪一个是对的？治平元年七月二十日写。《唐于僧翰尊胜经（咸通五年）》

译右边这篇《尊胜经》，由于僧翰书写。于僧翰的笔画虽然遒劲，但远远失去了分书、隶书的法度。我所以把它记录下来，也是因为它自成一家，并且受到世俗流行审美的推重，姑且记下，使人知道广泛采录时不遗漏它。《唐孔府君神道碑（咸通十二年）》右边这篇《孔岑父碑》，由郑▯撰写，柳知微书写。碑文说：‘有五个儿子，名为载、▯、戡、戢、φ。’考察《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孔岑父有六个儿子，在φ之后还有一个名叫威。世系表依据孔氏家谱，而家谱是他们家所收藏的。碑文由郑▯撰写，郑▯自己说他同孔氏世代有旧交，写碑文时▯等人还在世。这样说来，家谱和碑文都不应有错误，可是为什么会不一致呢？我所收集的碑刻记载同史传不同之处很多；至于功过，很难以碑碣作为准确依据，因为铭志中有褒扬，也有为尊者讳，怀疑其中并不真实。至于世系、子孙、官封、姓名，往往没有无故增删，所以我常常依据碑刻来校正史书。只是岑父的碑文和他的家谱两者都可以作为依据，所以一并保存，留待后人判断。治平元年三月二十二日，侍奉皇上在崇政殿审理决断系狱囚犯，退朝后便居家谢绝宾客，因而写下这篇。《唐陆文学传（咸通十五年）》右边这篇《陆文学传》，是陆鸿渐自己撰写的。茶见于前代史籍，大概从魏、晋以来就有了。但后世谈论茶的人一定以陆鸿渐为根本，大概因为为茶写书是从他开始的。直到今天，民间茶摊茶铺中，还常常在灶旁放置一个瓷制偶人，说这个偶人名叫陆鸿渐。陆鸿渐因茶而闻名于世已经很久了。考察他的传记，他著书很多，有《君臣契》三卷、《源解》三十卷、《江表四姓谱》十卷、《南北人物志》十卷、《吴兴历官记》三卷、《潮州刺史记》一卷、《茶经》三卷、《占梦》三卷。他著作如此之多，难道只有《茶经》而已吗！然而其他书都没有流传下来。《唐百岩大师怀晖碑》右边这篇《百岩大师怀晖碑》，由权德舆撰文，郑余庆书写，归登篆写碑额。另有一块碑，由令狐楚撰文，郑▯书写。怀晖这个人，我不知道是什么人；可是权德舆等五位先生都是唐代名臣，他们竟如此热心替他传扬佛道，想使愚昧庸俗的人不再迷信、不受迷惑，难道真的做得到吗？百姓没有知识，只会跟从上层所喜爱或厌恶的东西，所以君子最应当谨慎的，就是自己所学习的内容。令狐楚的文章说：‘大师泥洹茶毗六年后，我以门下侍郎、平章事的身份代理太尉。’‘泥洹茶毗’是什么样的话？宰相坐在朝廷之上，口中却说出这种话。皋、夔、稷、契处在尧、舜的朝廷中，他们的言语，《尚书》都记载了，和这里的说法不同。治平元年七月十三日冒雨写。？●卷一四三·《集古录跋尾》卷十 《唐王重荣德政碑（中和四年）》右边这篇《王重荣德政碑》，由归仁泽撰写，唐彦谦书写。王重荣在唐朝末年两次驱逐他的主帅，终于占据河中。虽然他击败黄巢、平定朱玫叛乱，一时有功，但拥兵自重、招致祸乱，给唐朝造成的祸患却很多。碑文辞采不工，记载的事实也没有什么值得采录的地方；我之所以记录它，是想让世人知道，求取名声不如自己修养，好的声誉不能掩盖恶行。考察王重荣的碑，难道他不想让美名流传千载吗？可是他的恶行最终仍暴露于后世，因为毁誉和善恶是不能任意歪曲的。唐彦谦以诗歌闻名，但诗歌鄙俗，书法也不很工整，这些都不是我所取的。治平元年清明前一日写。《唐张将军新庙记（龙纪元年）》右边这篇《张将军新庙记》，由李巨川撰写，唐彦谦书写。张鲁的事迹，史书传记记载得很详细；李巨川的文章不算工巧，我所记录的只是唐彦谦的书法。唐彦谦的书法在世上颇有名气，所以略为保存他的笔迹。《唐花林宴别记》右边这篇《花林宴别记》，由唐代窦常撰写。花林寺在滁州全椒县。我在滁阳时，派推官陈诜因公事到县里去；他看见寺旁石涧的岸边土崩塌，露出石头，上面隐隐约约有字，便立即命人摹拓下来。《唐润州陀罗尼经幢》右边这座《陀罗尼经幢》，现在在润州宝墨亭中。它是唐代云阳野夫王奂之所书，字画颇受世俗重视，所以记录下来，以备广泛采录。《唐王蕊诗（沈传师、李德裕唱和）》惠泉在今天的荆门军。我被贬到夷陵时，路过荆门，在泉水边徘徊，得到沈传师、李德裕二人的诗，认为它们文辞和书法都很好，于是记录下来。到现在大概已经三十年了。嘉祐八年十一月二十日写。《唐人书杨公史传记》右边这篇《杨公史传记》，文字有讹误和缺失。原作者的意思，是想把它刻在金石上，使杨公永垂不朽。碑上没有年月，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刻的。但从字画的法度看，确实是唐人所写。现在才过了多少时间，字迹就磨灭成这样，那么金石果真能使人永垂不朽吗？杨公之所以不朽，果真要依靠金石流传吗？一切有形之物必然最终衰败，自古圣贤的流传也不都是寄托在外物上，本来就能够无穷无尽。由此可知，行善的坚固，比金石还坚固。嘉祐八年十一月二十日写。《张龙公碑（乾宁元年）》右边这篇《张龙公碑》，由赵耕撰写。碑文说：‘您的讳名叫路斯，是颍上百社人。隋朝初年凭明经科登第，景龙年间任宣城县令。夫人是关州石氏，生了九个儿子。张公罢官回家后，每天晚上都外出，从戌时到丑时才回来，身体常常又冷又湿。石氏觉得奇怪，便询问他。张公说：“我是龙。蓼地人郑祥远也是龙，他骑着白牛占据我的池塘，自称郑公池。我多次同他交战，都没有取胜。明天要决战，可以让我的儿子们带着弓箭射他；系青色绸带的是郑祥远，系绛色绸带的是我。”儿子于是射中了青色绸带，郑祥远愤怒地向东北逃去，投身合肥西山而死，今天的龙穴山就是那里。于是张公和九个儿子都重新成为龙，也可以说是奇怪了。’我曾因公事到百社村，经过他的祠堂，看见林木浓荫蔽日，池水幽深清静，确实像是奇异之物寄托的地方。每逢时令，人们向它祈求降雨，常常得到应验，汝阴人尤其把它当作神灵。《瘗鹤铭》

译右边这篇《瘗鹤铭》，题写着‘华阳真逸撰’，刻在焦山山脚，常常被江水淹没。好事者等到水落时摹拓流传，往往只能得到其中几个字，只知道有‘鹤寿不知其几’这句话而已。世人因为它难以得到，更加认为它奇特。只有我得到六百多字，独自算是最多的。考察《润州图经》，认为这是王羲之所书，字也十分奇特；但它不像王羲之的笔法，却像颜真卿的书法，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人写的。华阳真逸是顾况的道号，但现在不敢就此认定是顾况，因为碑上没有年月，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刻的。怀疑前后可能有不同的人都使用这个道号。《黄庭经一（永和十二年）》右边这篇《黄庭经》，是晋永和年间刻在石上的，世代相传说是王羲之所书。书法虽然可喜，但笔法并不是王羲之所写。《黄庭经》是魏、晋时期道士讲养生的书。现在《道藏》中另有三十六章的本子，名叫《内景》，又把这篇一章称为《外景》，还分成上、中、下三部，这些都不对。所谓《内景》，其实只是这一篇的义理注疏。民间流传的还有一篇，名叫《中景》，尤其繁杂鄙俗，是庸俗之人传写的。我曾经忧虑世人不识《黄庭经》的真本，大多把《内景》三十六章当作原经，所以取永和年间刻石的一篇来给它作注解。我并不是研究异端学说的人，只是怜悯世人被荒谬妄说所迷惑罢了。《黄庭经二》现在《道藏》中虽然有三十六章，称为《黄庭内景》，却把这一篇称作《外景》；又有把它分为上、中、下三部的，民间流行的另有《中景》，这些都不对。所谓《内景》，只是这部经的义理注疏。《中景》一篇尤其繁杂，大概是妄人所作。这一版本是晋永和年间刻在石上的，文字有时也有脱漏和错误，但比今天世俗流传的本子精当得多。《黄庭经三》右边这部《黄庭经》别本，是后来在京城书铺得到的。不知道这块石刻现在刻在什么地方；它的字画很像颜真卿，十分可爱，但并不完整，今后还要继续寻找访求来补足。治平丁未闰月三日写。《黄庭经四》右边这两篇《黄庭经》，都没有署写书人的姓名。我起初得到后一本，已经很喜爱它不俗的字迹，于是把它记录下来。不久又从殿中丞裴造那里得到前一本。裴造是位爱好古物的君子，他自己说家中收藏这个本子已经好几代了。与其藏在家里，不如附在我的《集录》中让人看到，这样可以使它流传不朽。我于是拿旧本比较它们的优劣，并把两本都保存下来，使阅览者可以自行选择。世传王羲之曾经写过《黄庭经》，这难道是他遗留下来的笔法吗？治平元年十月十三日，在东阁斋戒时写。《遗教经》右边这篇《遗教经》，相传说是王羲之所书，其实是假的，大概是唐代抄经人所写。唐代的佛经现在还保存下来的，大体书体都像这样，只是精粗不同罢了。近来有人得到唐人所写的经书，一本题作薛稷书，一本题作僧行敦书，但都不像这两人在其他地方所写的字，却很像这篇《遗教经》，由此可知是抄经人所写。不过它的字也很可爱，所以记录下来；大概今天士大夫中，笔画能够近似这种水平的很少了。《小字道德经（开元二十七年）》右边这篇小字八分书《道德经》，没有署写书人的姓名，也不知道它从哪里来。有人说它在明州，但那块石头现在已经亡失。询问今天收藏书籍的人家，都说从来没有见过。它的字画精妙，见到的人大多怀疑是唐明皇所书；而知道它不是的人，是因为它只题作‘御注’，没有说是‘御书’。《唐人临帖》右边是一卷唐人临摹诸家法帖。前面几帖很像颜真卿所书，大概因为它们的笔画精细刚劲，别人不容易达到这种程度。考察《唐书》，说褚无量曾请求把当时收藏的奇书名画交由宰相以下的人题写跋尾，但唐玄宗没有答应。这一卷却有宋▯等人的姓名列在后面，而且讹误很多，难道是后人擅自增添的吗？不过总的说来仍然值得玩赏，何必穷究它的真伪呢？现在民间流传的钟繇、王羲之遗迹大多互不相同，但常常各有所得；所以即使小小的转抄使它失去真实面貌，也不妨碍它仍是佳品。因此我把前后得到的各家法帖全部取来，分列收入《集录》，大概是为了帮助广泛阅览。《小字法帖一》右边是小字法帖。近来有一位尚书郎潘师旦，把官府的法帖私自在家中摹刻，另成一个本子流传世间。我于是按类别分编，分散收入《集录》的各卷中；程邈、卫夫人、钟繇、王е、宋儋，都把小字列为一类，收入这里。我曾辨析钟繇的《贺捷表》并非真迹，而这部法帖的字画和笔法都不相同。流传摹写不可能不失去原本的形体，因此真伪尤其难以辨别。治平元年七月三十日写。《小字法帖二》近来有一位尚书郎潘师旦，从官府法帖中偷取几十帖，另行刻石送给别人。传写过程中字迹多次转抄而失真，但有时也有可取之处。因此又选择其中可以记录的，分成十多卷，收入集录目录，只是作为一时的玩赏罢了。其中小字尤其精妙，所以记录在这里。《十八家法帖》右边世间所传的‘十八帖’，实际共有二十五帖，只是书写者有十八家罢了。民间又另有王羲之的十八帖，但都出自官府法帖。宋太宗皇帝时，曾派使者到天下搜求前代贤人的真迹，汇集成法帖十卷，刻板收藏。每逢大臣升任枢密院、宣徽院等二府长官，就赐给他一套，后来又不再赐予。有人传说刻板本来在御书院，过去宫中发生火灾，刻板被烧毁，于是就不再赏赐；又有人说刻板现在还在，只是不再赏赐罢了。因此民间尤其认为官府法帖难得。这十八家法帖，大概是官府法帖中最精妙的。我从薛公期那里得到它，说是家中收藏的旧本，颇为真实。现在世人拥有的，都只是相互传摹的本子。《杂法帖六》先前我从薛十三那里得到一部法帖，缺少第一卷，过了很久才找到。一 南朝各位皇帝的笔法虽然不同，大体上意趣相差不远；只是都已经完全没有豪迈之气，不过清秀柔婉，似乎还算可喜罢了。二 学习书法不必在笔砚之间耗尽精力、疲惫心神，多多阅览古人的遗迹，探求他们下笔的用意，所得应当会更多。三 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世人都以书法闻名，但笔法相差很远。父子之间尚且如此不同，然而二人的书法都有值得喜爱的地方。四 我有《集古录》一千卷，晚年又得到这部法帖，用来作为归老的安排已经足够了。把心思寄托在这里，其中的乐趣可以无穷无尽。嘉祐壬寅年大雩时代理事务、斋戒期间闲暇题写。五

译古今的事情不同，同一时代人的语言也多有不同；传摹之时又常常发生转抄失真，有时会有难以辨认的地方，只能根据大意去推求罢了。嘉祐七年举行大飨明堂，在中书东阁斋戒时偶然题写。六 年老眼睛有病，不能读书，拿笔也很困难。只有这些法帖和《集古录》可以拿来把玩；又不想反复阅读，就留着作为回到颍州后消磨日子的乐趣。大概物品只有不够用，乐趣才会无穷；如果把精力用到疲劳的程度，就会有厌倦的时候。然而内心的快乐还要依赖外物，那么韩愈所说‘身处山林和身处城郭有什么不同’，应该会被有道之人讥笑了。熙宁辛亥年在清心堂写。《景福遗文》我在夷陵时从百姓家中得到它，看见当时县中有‘驱使’‘官衙’‘直典’等称谓，但‘米不’是什么意思，却没有人能详细说明。嘉祐七年五月二十六日。《浮槎寺八记诗》右边这组《浮槎寺八记诗》，作者自称是雁门僧人僧皎，字广明。诗写得虽然不工整，但所记的事迹都是图经中没有的，可以帮助广泛阅览。浮槎山在今天的庐州慎县，山上有泉，泉水的味道同无锡惠山的水不相上下。但陆鸿渐《茶经》和张又新等人的《水记》都没有记载。嘉祐年间，李留后端愿镇守庐州，把这里的泉水送给我；我因为喜爱它，便为它记下这些事情。我非常喜爱山泉，而浮槎水尤其好，颇为奇怪前代竟遗漏它而没有记录。后来得到僧皎记载浮槎八件事的文字，里面也没有提到它，这才知道事物显现或隐没各有时机。治平元年七月三十日写。《福州永泰县无名篆》右边这篇无名篆文在福州永泰县观音院后山上，世俗多传说它是仙人所写的篆书。太常博士黄孝立是闽地人，曾经对我说：‘那座山没有名字，山上多是顽石，再也看不到雕刻的痕迹，像是有人用手指在泥上画成了文字。文字随着圆石的形状环绕分布，像车轮循环一样，没有人知道它的起止。’他又说：‘我曾到广州，看见南方蛮夷按照他们的法术祭祀上天，早晚焚香，拜诵金书文字，称作天篆的，正像这种文字，但也无法读懂。’现在也有人用道家的说法来解释它，说是‘勤修道术，守持三一，其中有不死之术’，但同样没有人知道这说法究竟对不对。《谢仙火》右边‘谢仙火’三个字，刻在今天岳州华容县废玉真宫的一根柱子上，字是倒着刻的，不知道是谁写的。传说大中祥符年间，玉真宫被天火烧毁，只剩下一根柱子，上面有这几个字，好事者便把它摹刻在石上。庆历年间，衡山有个女子号称何仙姑，能够不吃五谷而身体轻盈，人们都把她当作仙人。有人拿这几个字去问她，她总是说：‘谢仙是雷部中的鬼，夫妻二人都身高三尺，肤色像玉，掌管在人间施放火灾。’后来有人听到她的说法，便在《道藏》中查找，说确实有谢仙这个名字，主管施火，但其他说法却没有记载。从此人们更加认为何仙姑是真仙。近来看到衡州的奏报，说何仙姑已经死了，完全没有什么神异。一个从衡州来的客人说，何仙姑晚年瘦弱，面皮皱黑，是个极其衰老的老妇人。此前苏州有一个乞丐睡在道路中间，传说说他是得道成仙的人。我从天圣年间就听说此事，二十多年以后他还活着。这个人姓沈，世人都传称他为‘沈卧仙’，说他躺着吃喝而不会排泄。州县官吏多次派人监守，有时暗中窥察，发现他确实只是躺着不起，也确实没有排泄，于是相传把他当作神人。后来他也因病去世了。即使那些一向相信并迷信此事、喜欢替他宣扬的人，也没有说他临死时有什么异常。这两个人，都是当今世人所认为的仙人，而实际情形就是这样，所以一并记录下来。治平元年上元日写。《周伯著碑》右边这篇《周伯著碑》在今天的宿州，是近年出土的。大概是官府征调民夫疏浚汴渠时，从泥沙中挖出来的。碑文古怪，字迹磨灭，而且首尾残缺，完全无法阅读。周伯著不知道是什么人；还能看清的文字只有‘渤海君玄孙，季景长子’等。其事迹无法考察，文辞也无人能懂，字画又不工整，只是因为它古怪才记录下来。这确实是好古癖好的弊病。治平元年七月三十日写。《裴夫人志（天宝四年）》以上《裴夫人志》，文辞笔墨潇洒，本来就很有情致，可惜看不到她的姓名。石碑在长安万年县。《矮槐文》也很好，在亳州法相寺。这两块碑都是后来得到的，所以续录附在这里。熙宁二年六月二十八日，青州山斋书。五代时人的署名字迹。以上五代时期帝王、将相等人的署名字迹，合为一卷。前人的遗迹往往因人家的告身、庄宅券契而得以保存，所以后世还能流传。这些署字，是北京有人喜好古物，将它们分类摹写流传罢了。杨凝式题名，附李西台诗。以上是杨凝式的题名，附录李西台的诗。自从唐朝灭亡、正道丧失以后，天下困于战争。到圣宋兴起，天下又归于治理，大概已经一百五十多年了。五代之际有杨少师，建隆以后又有李西台，这两人的笔法不同，但书法声名都堪称一时绝伦，所以一并录在这里。徐铉《双溪院记》。以上《双溪院记》，是徐铉所书。徐铉和他的弟弟徐锴都擅长八分、小篆，但笔法颇少力度。他们在江南都以文章书翰闻名，号称“二徐”，为学者所尊崇。五代战乱之时，儒学和正道衰落，但二位先生能够奋发自立，成为当时的名臣。中原既苦于战争，四方僭伪割据的政权也都局促纷扰，无暇顾及文物，只有江南还大致保有文物制度，而二位先生正从容游处其中。宋朝兴起后，违命侯李煜入朝，二徐得以成为宋朝臣子，朝廷人士都倾慕他们的风采。他们大概确有超越常人的地方，所以特意录下他们的书法。至于小篆，与徐铉同时有王文秉，他的笔法十分精劲，但这个人本身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地方。治平元年上元日书。王文秉小篆《千字文》。以上小篆《千字文》，是江南人王文秉所书。后面题写“大唐庚申岁”，就是建隆元年。伪唐李煜被周军夺取淮南后，以长江为界称臣，于是削去自己的年号，奉行后周的正朔。不过世宗特许他称帝，所以王文秉仍称唐，却不写年号，只说“庚申岁”。王文秉在江南时，篆书远胜徐铉；但徐铉以文学声名显赫于当时，王文秉却很少有人知道。学者都说，徐铉的笔法虽然还不够工巧，却懂得书法的法则，一点一画都有规矩。王文秉所写的字，我只有在《集录》中屡次得到。这一本是从太学杨南仲那里得到的。《紫阳石磬铭》是张献撰写的，也是王文秉所书。

译王文秉《紫阳石磬铭》。以上《紫阳石磬铭》。我只把它单独录在这里，而不附在其他书后，是因为王文秉的书法如今很少见。小篆自李阳冰以后，再没有见过工整精妙的，王文秉是江南人，他的字画精妙远胜徐铉；中原士人却不知道王文秉，只称徐常侍，是因为徐铉当时以文章享有盛名。“岁在辛酉”，是晋天福六年，也是李▯升元五年。五代战乱之际，士人中尚且有人能达到这样的技艺；在太平时代，学习的人难道不应该努力吗？郭忠恕小字《说文字源》。以上小字《说文字源》，是郭忠恕所书。郭忠恕在五代汉、周之际，任湘阴公的从事。后来侍奉本朝，他的事迹见于《实录》。很奇怪，世人只知道他的小篆，却不知道他的楷法尤其精妙。不过他的楷书也没有见到刻石的，大概只有这一件，所以尤其可惜。五代战乱之际，学校废弛，这正是君子之道消衰的时候，但仍然有像郭忠恕这样的人。本朝立国一百年，天下太平，儒学兴盛，唯独对字书却忽然废弃，几乎要中断。如今想找像郭忠恕那样的小楷已经不可得了，所以我常常和君谟为此叹息。石碑在徐州。嘉祐八年十二月二十日书。郭忠恕书写《阴符经》。以上《阴符经》，是郭忠恕所书。篆书笔法自唐代李阳冰以后，没有谁达到这样的境界。近来颇有学习的人，却还没有得到它的丝毫神似。《实录》说郭忠恕死时有怪异之事，难道他也是异人吗？他的楷书尤其精妙。嘉祐六年九月十五日，宴会后歇息闲暇时浏览，因而题写。太清石阙题名。我自从到亳州，才得以全部阅览太清的碑刻，其中好的都已经收入我的《集古录》了，这才知道我的《集录》所得实在很多。只是两座石阙的题名还没有收入，今天续录在这里。熙宁元年二月十九日书。太清东阙题名。熙宁元年二月十八日，我带领属官拜谒太清的各座殿宇。在两座石阙下徘徊，周遍观看八棵桧树的奇异，探看九口井和禹步的奇妙，舀取那里的水煮茶后回来。十九日书。《录目记》（欧阳▯）。（这篇文章原本没有，是根据其他版本补入的。） 《集古录》完成八年后，家父命令▯说：“我收集前代被埋没、残缺的文章，只选取世人认为无用而收藏的东西，难道只是出于偏爱嗜好的癖性，把它当作耳目之玩吗？我所得的东西已经很多了，所以曾经写序说明这个道理并刻印出来。又给各卷末尾所作跋文共有二百九十六篇，序中所说可以用来和史传校正缺漏错误的内容，大致已经完备了。若把它们撮取大意，另编成目录，是我还没有来得及做的；但也不能因为没有目录就不把它补齐。”▯退下后，全部打开千卷藏书加以考订，说：唉，真可以说详细了！大概从文王、武王以来直到五代，国家盛衰、成败得失，贤臣义士、奸雄盗乱等能够震动人们耳目的事情，乃至释家、道家的言论，没有一样不具备。然而这些材料分散零落了数千百年，后来才聚集到这里，也可以说是很难了。既然聚集它们已经很难，那么保存长久以后又将散失而无法流传，难怪父亲如此珍惜它们。于是我分别选取每部书的撰写者、事迹的始末以及成书时的时代，编写成十卷，附在各篇跋文之后。事情一定要简明而不繁琐，然后才能流传久远。如今这千卷书，刻在金石上，寄托于山崖之中，没有不作为永久流传的打算。” 然而一定要等《集录》之后才加以著录，难道不是因为材料繁多，难以全部流传吗？所以只写出大略而不说明详情，正是父亲的本意。熙宁二年二月记。？●卷一四四·书简卷第一。与韩忠献王（稚圭）四十五封。第一封（庆历二年）。欧阳修叩头再拜致意。仲秋渐渐转凉，想来观察太尉您的起居一切安好。我的见识极其浅陋，不足以向您的明智献上什么思虑。至于写信问候起居，正值大君子忧虑国事之时，也不适合随便打扰您的视听。因此书信往来断绝，已经超过一年了。然而您在千里之外镇守一方，威望声誉每天传到京师，仿佛就在耳目之前。由此可以看出，您镇守一方，能够震慑羌戎；在安抚治理之间，也有充分的余裕。这使我向西遥望、仰慕不已，而内心深切的诚意，也私下因此得到安慰。我想到自己才能浅薄、力量微弱，不能为世所用，只能稍稍以写文章为乐事。国家长期安定无为，儒学之士没有机会施展才华。幸而如今剪除叛乱的羌人，开拓西域，记载功绩、彰显德行，正是为当今时代而作。只等凯歌向东传来，把敌人的首级装入函匣献于宗庙，我便执笔蘸墨，写作诗歌颂辞，来叙述大贤的功业，宣扬圣宋的威灵。虽说我懦弱，这也是我区区的微薄志向。谨奉亲笔书信问候，恭请您俯察。谨启。八月某日，太子中允、集贤校理欧阳修启上。第二封（庆历五年）。某叩头致意。冬季极其寒冷，不知资政谏议大人的起居如何？昨天偶然到府上拜访，过多烦劳您主持礼仪。我到本郡已经一个多月了，还没有及时候问，哪里承受得起惭愧恐惧之情？我孤陋笨拙而且多有牵累，承蒙朝廷保全之恩，得到这个郡的任职。此地偏僻，事务简单，饮食物资也很方便奉养老亲。我整天尸位受禄，不知用什么办法报效朝廷，因此没有闲暇顾及其他。遥望您的府第，距离只有几程，时常能够得到通信下问。谨借请绢人的行程，附上这封信略表心意。新年将近，恭请您为了国家保重身体，这是我至诚祈祷祝愿的心意。第三封（庆历五年）。某叩头致意。前些日子因州中官吏到府上请绢，曾经拜递书信。快使到来，特意承蒙您亲笔写信教诲。得知您在这严寒时节起居安康，怎能不满怀欣慰？我在这里藏拙自守，幸而今年淮甸下了大雪，来年春季的两季麦子有丰收希望。只要百姓不去做盗贼，而本郡一向太平，还有什么比这更幸运的呢？只是我尸位受禄，安坐无事，不能报国，这正是惭愧之处。遥望您的旌旄旗帜，只愿您为了国家保重身体，以符合我的祷告祝颂。第四封（庆历六年）。

译某再拜致意。山州偏僻贫困，近来又缺少水泉。去年夏秋之初，偶然在州城西南丰山的山谷中找到一眼泉水，水味甘甜清凉。因为喜爱那里的山势环抱，便在泉旁修建了一座小亭，又整治旁边的地方作为教场，时常集合州中士兵、弓手，检阅他们练习射箭，用来防备饥荒之年发生盗贼，间或也和郡中官员在那里宴集。正惋惜这样的幽美景致，想找些好树美草种植，忽然承蒙您厚赐十种芍药，怎能不欣喜感激！山民虽然鄙陋，也喜欢游玩。今春寒食时，看见州人穿着漂亮衣服、盛装打扮，只在城墙上来回游行，便算是春游了。从此能够和郡中百姓共同享乐，实在都是出自您的厚赐。惭愧，惭愧。第五封（庆历六年）。某叩头致意。隆冬极其寒冷，想来某官大人的身体起居一切安好。我有幸镇守偏僻之地，距离大府很近，却常常缺少修书问候左右的机会。不过幸而可以尸位受禄、奉养老亲，职事日益减少，安于守拙而自得，渐渐成了习惯，只是时常自己警醒罢了。冬深少雪，气候已经有春日的和暖，恭请您为了国家保重身体，以符合我遥望祝颂的诚意。第六封（庆历六年）。某致意。近来快使回来，曾略写信问候。年末天气晴朗温和，想来您起居万福。本州张推官想去拜见您，说过去曾出自您的门下。此人做官清廉贤能，谨慎守职，也能够自行成就。恐怕多年未见，想知道本官您的行止，所以谨此拜问。第七封（庆历八年）。某叩头致意。仲春下旬到郡中任职。我性情疏懒简淡，长久习惯安闲，如今处在交通要道，行动处事都必须勉强自己。不过每天询问当地老人对前任的追思言语，遵循范公留下的政绩和规矩，谨慎守成罢了。其余官舍、城池等几代人的利益所在，不再增修，只求把原有的小小设施保全，不敢让它们毁坏。今年蝗虫幼虫渐渐滋生，两季麦子虽然收成丰盛，却有一半被雨水损坏，民间十分困苦，幸好还没有盗贼作乱，恐怕您想知道这些情况。我的才能局促，本来已经难以施展，又遇到停止互市、各项事务裁减，每天担心不能胜任，这尤其使人苦恼。南北相距遥远，音信不能频繁往来，冒昧写下这些忧愁，来烦扰您的视听。惭愧，惭愧。第八封（皇祐元年）。某叩头致意。自从去年春初到维扬，曾借蔡中孚的行程托人送过书信。此后不知不觉已经过了一年，如今天气温暖，不知您的起居怎样？我过去因眼病困苦，借着稍有私人空闲，请求改任汝阴。初春上旬，已经赶到任所。广陵曾经承蒙明公镇守安抚，百姓的追思还没有远去，我幸而遵循您留下的规矩，不敢有所逾越。只有平山堂占据蜀冈胜景，可以眺望江南群山，一眼看尽千里；至于大明井、琼花二亭，这三处都是拾取您的遗迹，用来承继盛美罢了。（大明井称作美泉亭，琼花称作无双亭。）汝阴西湖是天下绝胜之处，我在这里守拙自便，确实很合适。然而尸位受禄、苟且安逸，又拿什么报效国家呢？感愧，感愧。边防之事动辄关系安危，恭请您在经营谋划之余，为国家保重身体。第九封（皇祐二年）。某叩头致意。冬日寒冷，想来您起居万福。我以前在颍州时，曾拜递一封书信。不久因调任南都，受道路阻隔，颇少修书问候，只是徒然深切仰望思念。您特意派使者绕道而来，又赐下亲笔信，我感佩欣慰，哪里说得尽？北方百姓蒙受您的恩惠，边防事务井然有序，应该受到重用并惠及天下。我祷告盼望至切，谨奉书信叙谢。第十封（皇祐二年）。欧阳修致意。承蒙您来信说明边防部署有条理，这件事我从传闻中早已知道。阅读古代事迹，尤其能看出大君子的用心，所作所为必定对人民有益。您的《盛制记文》以及孔子庙、岳庙等记，我都在杜公那里私下看过，已经得以珍藏流传。然而我私下奇怪，明公唯独没有寄给我，是认为对庸陋的我有所吝惜吗？如今承蒙索取文章，我怎么敢不勉强写作？如果能够把一小块木头附在栋梁之间，得以把名字列在诸公之后，那就是极大的幸运；所遗憾的是文字会玷污您的华屋。以前在颍州时，承蒙您示给我许多碑文，我已经附信致谢。如今来人又惠赐《宋公碑》两本，事迹和文辞书法都足以令人仰慕。《张迪碑》和《八关斋记》，是我这里所有的，姑且用来回报您的厚赐。某惶恐。第十一封（皇祐二年）。某致意。冬日严寒，想来某官大人的起居万福。十二日派来的人到达，承蒙赐信，谆谆教诲，使我既荣耀又感激。随后又赐来近作的石刻拓本，让我得以拭目观赏，确实如所谓不求而自得；这样看来，我先前的请求实在没有错。惶恐，惶恐。您的德行功业本来已经在当世极其伟大，如今又以文章笔札垂示后世，使之不朽。我拜读展玩之际，想到穷边地区的武人百姓耳目闭塞，突然见到这样的光辉，其传扬喧腾、震动人心，该会怎样呢？后世看到的人，想必会认为您是魁杰雄伟的人物，又会怎样呢？有人说上天不会把一切美好都赋予一个人，我不相信这话。自从夏天到秋天，我因亲人疾病而困苦，所以久未修书问候。谨借来人返回，附上此信致谢，恭请您幸察。第十二封（皇祐三年）。某叩头致意。自从夏天以来直到现在，因为老母卧病，我忙于寻求医药；加上京东盗贼横行，朝廷督责十分急迫，公私事务繁多，于是缺少拜递书信的机会。期间承蒙得知您升职并留任，只是也没有办法赶去祝贺，唯有深感惶恐不安罢了。专使到来，辱承赐信，详细得知您为了国家保重身体，每天承受许多福祉，边疆已经熟悉并信服您的恩德，军民已经能够安定地生活。您应当回到朝廷，以符合公众的期望；这不是我个人的私愿，而是真诚的祝愿。富公调任蔡州，也是为了方便奉养老亲而请求的，我恐怕自己也会因为亲人疾病而难以迁动。我从未请求调往徐州，不过今年任期届满能够调动，也是我的幸运。某再拜。第十三封（皇祐四年）。某叩头泣血，罪孽深重而悲哀痛苦，无处诉说，特意承蒙您挂念，从远方赐下教诲。虽然我处于哀痛昏迷之中，实在知道感激得哽咽难言。前些日子大祸突然发生，不知归宿，仓促来到颍州居住，苟且保存残余的性命。承蒙您赐信抚恤问候，冒昧勉强叙述这些，其他孤苦情形实在无法详说。秋季已经转冷，恭请您顺应时令、为了国家保重身体，这是我哀痛中最真诚的愿望。第十四封（至和元年）。某致意。承蒙惠赐《阅古堂碑》三本，怎能不感到荣耀和幸运！您的德行功业，应当施展于本朝，光耀青史，刻在金石上。您滞留边郡，在闲暇之余，尚且足以成为一方的佳话，使边塞光彩显赫。我私下看自己也能够列名于众多作品之间，既足以荣耀，也很惭愧。感激，惶恐。范公已经去世，天下人都为之叹息。昨天他的家人拿墓志铭来责成我撰写，虽然我正处于哀痛之中，但道义上难以推辞，只是实在很难下笔。恐怕您想知道此事。第十五封（至和元年）。

译某致意。近来范纯仁寺丞来访，使我得以看到您所作的《奏议集序》，怎能不感到荣耀幸运！文正公遗留下来的忠诚得以保存而流传不朽，这也是劝善的办法。我的确也被他的儿子催逼着作《神道碑》，不能推辞。然而范公道德宏大、才干弘博，不是我这笨拙的文辞所能叙述的。富公墓刻直书其事而不加隐讳，所记已经很详细，群贤又各有撰述，实在难以下笔。近来我刚服丧期满，虽然勉强牵强成文，但百篇中还写不出一两篇。如今从远方驰书打扰您的视听，只因您和文正公交情极深，出入同朝而共同尽心竭力，我私下担心已有的记述还有不详尽或错误的地方，冒昧请求您指教。此事关系到国家天下的公议，所以才敢提出请求，死罪，死罪。第十六封（至和元年）。某致意。昨天刚刚服丧期满，随即得到召见，才敢离开颍州到京城。入朝拜见那天，便请求出任蒲州、同州，朝廷旨意却让我留任，于是领受铨选事务。不久因为引见人的事情，仓促出任同州。入朝辞谢时，皇帝的恩旨又让我留任，并且让我领受剩余的书籍，后来终于承受了这项任命。我孤陋笨拙而又多灾多难，没有什么可以补报朝廷，屡次招来议论，常常冒犯皇帝的听闻。这样宠厚的俸禄实在难以承当，我该怎样效力呢？恐怕终究碌碌无为，成为知己的耻辱。久未拜递书信，出仕和退居都多有阻滞，所以冒昧略述近况。《范公碑》已经按照您的教诲全部改正，只等桥川检得希文的奏议；那份奏议实在在贼境之中，恐怕您想知道。某又上。第十七封（至和元年）。欧阳修致意。昨天服丧期满，被召回朝廷，出仕还是退居尚未确定，都是由于我困顿笨拙所致，想来您会全部明察。自从忝居这个职务，曾经通过递送附信致谢。我衰老多病，须发全白，两眼昏花，哪里还会有进一步升迁的希望？然而天下人的责望过重，我又遗憾自己没有作为：进不能补益朝廷，退不能果断离去，恐怕碌碌终身而成为庸人，给知己带来羞耻罢了。早晚都感到惭愧恐惧，不知应当怎样接受您的教诲，愿意听闻您勤切的教导，实在恳切，实在恳切。师鲁和他的侄子渐，都在今年十二月安葬。我昨天替别人作墓志，事情有所遗漏。知道您替他们撰写墓表，记述得很详细，使他们不至于湮没在后世，这真是大幸，大幸。《范公表》已经按照您的教诲改正，只是大顺时检得希文当初的奏议，原来在贼地之中，恐怕您想知道。第十八封（嘉祐元年）。某叩头致意。秋日暑气还很重，不知三司尚书大人的起居怎样。恭读诏书，您以天下的谋划任用天下的才俊，虽然还不足以施展夔、稷的功业，实现尧、舜的治道，使国家达到最高的治理、满足众人的瞻望，但在天灾水旱之时、百姓困苦国家贫穷之际，上可以减轻皇帝为政劳苦的忧虑，下可以救济百姓饥寒的急迫。这就是缙绅君子和街巷百姓在听到任命那天欢欣鼓舞、伸长脖子向北观望，唯恐您来朝太迟的原因。我的言论不足以取信于人，才能也不足以为世所用，只因有不得已的事情而未能引退。如今只是和众人一样共同欢喜欣慰。料想您的大旗不日就要上路，恭请您为了国家保重身体。谨奉此信问候，不再多说。欧阳修叩头再拜。第十九封（嘉祐三年）。某叩头致意。自从明公得到任用以来，我虽然愚笨拙劣，也曾想竭尽思虑，效劳万一以求补益，但长久没有说过一句话，实在很应该受到责备。如今我私下看到国子监直讲梅尧臣，以文章和品行闻名。以梅尧臣的声名，加上您乐于荐举善人的品德，本来不需要我说，您早已知道他了。他当时困穷，也不需要我说，您自然可以知道。朝廷内外士大夫的议论，都希望您推荐他进入馆阁。梅尧臣能够出自您的门下，是一件美事；您推荐梅尧臣，是一件美事；朝廷得到这一举荐，也是一件美事。我不敢因为一句话而推辞这三件美事，所以才说出来；即使是公事，也不敢泄露，请您自行斟酌。惶恐，惶恐。第二十封（嘉祐八年）。某叩头致意。在板桥匆忙攀谈告别，忽然又过了十多天，气候已经寒冷凝结，想来您起居万福。您的龙旗即将上路，幸好天气晴朗。然而跋涉的劳苦、纷杂的事务，私下料想会加倍烦劳心神。还请您为了朝廷保重身体，以符合我倾心依仰的愿望。我的区区心意如此。第二十一封（嘉祐、治平年间）。某致意。两天没有承蒙您宴饮交谈，怎能不遥遥牵挂？承蒙得知您的起居稍有不调，不知晚来身体如何？气血脉息只是稍有滞留，略加行动一定会恢复清健。我早晚将去拜见，暂且先写信告知。第二十二封（嘉祐、治平年间）。某叩头致意。几天没有承蒙您赐教。听说您起居稍受风寒影响，幸好已经康复。秋日暑气还残留一些，更希望您顺应时令加意调养。没有机会到宾馆问候，谨写这封信赶来问安。过了旬休，一定能够拜见您。这些话不能尽述我的区区心意。第二十三封（治平元年）。某致意。没有拜见您的容颜，忽然已经过了十天。霜降天气寒冷，想来您起居行止清健安福。听说您多次上表请求离职，皇帝的意思始终一点也没有改变。衡量当前形势，似乎不是辩说所能打动的，您是否暂且勉强屈尊，兼顾朝廷内外人们的心情呢？我年老多病，是最应该先退去的人，却还在犹豫。何况您关系到国家大体，哪里可以轻易议论？古人感叹好事难以一定成功，说的就是这一类事情。早晚将要拜见您，姑且先把愚见说出，幸望您明察裁度。惶恐，惶恐。第二十四封（治平元年）。某致意。晚上承蒙得知您起居万福。承蒙您赐信教诲，让我撰写先令公的真赞。前代文人喜欢替圣贤作记述，大概是想借此寄托自己，使名声流传。何况您的盛德清誉，史书中已经完备记载。只是我年老多病，久已荒废笔砚，恐怕不能表达万分之一。我当试着勉强写作，以应承您的美意。正值夜间，草草写成。第二十五封（治平元年）。某致意。承蒙教诲，让我作《魏国令公真赞》。我连续多日搜寻思绪，实在艰涩难言。大概因为巨大的德行难以用语言概括，不经过曲折详尽的叙述就无法探究其万一；而我又拘滞于简陋拙劣，终于困窘无措。实在辜负了您的美意，只能惭愧恐惧，勉强抄录呈上。第二十六封（治平□年）。某叩头致意。没有机会拜见您，忽然又过了几天。秋日暑气尚盛，想来您起居万福。我因余毒侵袭，颈部和面颊之间又长了肿块，只是没有侵入咽喉，比先前所受的痛苦稍轻，早晚想暂且勉强出门。再三烦劳您挂念，特意赐信问候，我不胜感激惭愧，谨写这封信叙谢。第二十七封（治平□年）。某致意。没有机会拜见您，闲闲地又过了几天。余暑还很盛，不知您起居行止怎样。私下听说您有外亲去世之忧，正值炎热时节，恭请您节制哀伤，为朝廷保重自己。没有机会赶去拜谒门下，谨以此信陈述慰问。第二十八封（治平□年）。

译某致意。冬至这天没有机会当面向您祝庆，实在遥寄深情。恭祝您顺应阳气增长、纳受吉祥，作为国家的元老，永远符合朝廷内外众人的瞻望。我的病苦都已经平复了，大概是趁休假期间吃得饱、调养得好的缘故。还烦劳您忧虑体恤，亲笔写信问候；其中的感激之情，留待见面再叙。来人返回，姑且略述万一。第二十九封（治平□年）。某致意。早晚风声凛冽，欣喜听说您起居万福。又承蒙您亲笔赐教，更加感受到您深厚的关爱。我之所以想赶快出仕，大概是因为居家生活不得安宁罢了，谨当再和医工详细商议。昨天也曾写了一封信，请求您再宽限几天，却都寂然无回音，所以尤其难以安心。也许您方便时，特意替我略微说一说，那将是多么大的幸运！承蒙您说曾经见到我给叔平的信，我的笨拙病情就不再说了。只求您不要因此忧虑。惶恐，惶恐。第三十封（治平四年）。某致意。没有在您座前侍奉，忽然又过了十多天和一个节令，承蒙得知您起居清健。闭门等待命令，已经上了三道表章，正好遇到休假。我正想早晚赶快把诚意传达给您，忽然承蒙赐来书信，感激和欣慰更加深切。我在去留之间，不仅自己果断决定离职，了解我的人也都劝我一定离去而不必疑虑。想来您一向深深爱护我，心意一定也不会不同。这次多亏君主和宰相明察，为我辨白清楚，事情已经明明白白，朝廷内外都没有疑惑了。这样看来，我辞去职务不算太快，朝廷所推加的恩礼也不必过于优厚，使我在灾难中得以逃脱祸患，始终保全安全，蒙受的恩德实在不浅。我想叙述的区区心意就是这些，恭请您明察。第三十一封（治平四年）。某致意。早晚天气已经转凉，想来您起居万福。昨天承蒙把《相台园池记》刻本赐给我，使我得以擦亮眼睛观赏您文辞笔墨的雄健，灿然如同看见众篇作品高下相映的美丽，又欣然如同和京城男女一起游玩其中。荣耀幸运，荣耀幸运。《昼锦》一篇的书刻精美，只是我的衰退之文不能相称，实在惭愧；又因为能够借此把名字寄托在后世而感到幸运。众篇都是一时盛事，往往是佳作，我都得以珍藏，怎能不感激惭愧？昨晚恰好有几位客人在座，没有及时致谢，惶恐，惶恐。谨奉此信问候。第三十二封（治平□年）。某致意。我家门福薄，早年屡遭丧亲，只剩下两个侄子，又死了其中一个；年老之际遭此悲痛，实在难以承受。还烦劳您施以慈爱，特意赐信慰问抚恤，哪里承受得起这极深的哀感！酷暑又盛，想来您起居万福。来日值参假，当奉陪您交谈。谨且附信叙谢。第三十三封（治平四年）。某致意。冬季刚刚开始寒冷，不知您起居怎样？私下听说您坚决请求解去机要政务，终于得以解除。身居高位、功成身退，是古人难以做到的事。您保全了声名，蒙受了特殊恩宠，在进退之间从容有余，德行功业两全，诽谤自然停止，这比周公还要高明了。然而朝廷方面忧虑元老骤然离去，私下为自己考虑则是失去依靠而感到孤危，这不能不令人惘然。其他区区心意，不是笔墨所能全部说尽。惶恐，惶恐。第三十四封（治平四年）。某致意。自从听说您终于解除政务机要、出任附近州郡的长官后，不久便奉上拙作记文，料想已经送到您那里。突然得知朝廷又给您特殊任命并以优厚礼遇相待，而您已经全部恳切辞谢，我又应当赶来祝贺。某在这里藏拙自守，幸而也清闲优游。然而衰老疾病不断侵袭，几乎没有安宁的日子，归乡之心更加迫切，不过一向的打算也稍稍有了头绪。私下料想您的大旗不久就要启行，却没有机会遥望。寒冷时节，恭请您为了国家保重身体。区区心意不再详说。第三十五封（熙宁元年）。某致意。东州难以得到酒村，郡中酿的酒也不值得作为信物。只有羔羊新近得到合宜的制作方法，又因为伤害生灵而不能多做，但想来味道还可以稍稍供您享用。冒昧打扰您的尊严，惶恐，惶恐。第三十六封（熙宁二年）。某叩头致意。先前曾经用拙劣的文章应命，深感冒昧。承蒙您不嫌弃，竟把它刻在石上，又得到子履的大手笔，在佳作之间错落相间；借着您的胜迹而使文章得以托附流传，这荣耀幸运实在太多了，感激而惶惕。某近来从秋冬以来，眼病尤其严重，于是不再接近笔砚，连小诗也没有写过。心情意志萧条，只想着归去罢了。承蒙您说腹脏多有不调，更请您节制谨慎饮食，酒如果能稍加戒除就更好。我一向不饮酒，于是也不再想它。没有机会稍稍在您座前陪谈，区区心意无法尽述。第三十七封（熙宁二年）。某致意。专使到来，得以捧读您的书信，承蒙您经历寒冷时节而起居万福，我内心十分欣慰。某因眼病，拿笔困难，稍稍缺少拜问；但我倾心仰望您的勤切之情，从来没有稍有懈怠。我幸而在东州遇到丰年、事务简少，居住已经超过一年，已经第二次请求调往寿阳。大概陈州、蔡州的形势难以请求，只有寿阳距离颍州近，也方便我归乡的打算罢了。离您的旌旗更加遥远，新春之际，恭请您为了国家保重身体。第三十八封（熙宁三年）。某叩头致意。近来经过郓州，遥望留都只有三四个驿站的距离，于是借快使写信问候，略表区区心意。没想到竟远远劳烦您专门派使者，直奔淮滨，赐下谆谆教诲，仰见您深厚的关爱。又得知秋寒之中您起居万福，我内心怎能不感激欣慰？我经过颍州，稍作停留，因为脚病而困苦，不久便勉强赴任。心情索然，平生志愿未能实现；其余鄙陋琐碎之事，不必一一说了。只求您为了国家保重身体，以安慰朝廷内外共同的瞻望。第三十九封（熙宁三年）。某致意。去年秋天我在颍州停留一个多月，曾借快使返回府中附带书信。此后勉强支撑病体，只身赴任，匆匆之间已经到了年末。如今天气寒冷凛冽，想来您在镇守安抚之余起居万福。某昨天承蒙皇帝恩典，察知我实际上因病困瘁，得以如愿调往蔡州。当地风俗淳厚，本来就闲静偏僻；每天产生的新事务，条目固然繁多，但上下官吏都害怕受罚、趋求赏赐，不担心事务不能办理。可是我老病昏聩，已经不敢在其中用心。至于郡县平日的常规事务，实在极其稀少，足以让我守拙苟安，度过日子罢了。实在幸运，实在幸运。承蒙您深深爱护我，我想让您知道我的情形就是这样。岁暮雪寒，恭请您为了国家更加保重。第四十封（熙宁三年）。某致意。我在朝廷任职虽然已久，忝居其位、冒领俸禄实在很多，却没有什么卓然可称道于人的地方。承蒙您爱护挂念，赠给我佳篇，言辞深重、文章雄健，对我过分形容褒奖，我哪里承当得起？只能秘密收藏，感到荣耀和惭愧罢了。我的拙诗冒昧呈给大手笔，是出于勉强，惭愧，惶恐。某自从到蔡州以后，就没有再作诗。年老精力已经耗尽，加上忧虑畏惧颇多，只希望安静少言，以安然退藏罢了。第四十一封（熙宁四年）。某致意。近来曾经奉上书信，略表区区心意，私下料想已经送到您的案头。专使忽然到来，特意承蒙您屈尊亲笔写信。承蒙得知您经历寒冷时节，在镇守安抚之余起居万福，怎能不感到十分感激欣慰？某衰老多病如旧，老年忧虑恐惧，在尚未离去的早晚之间，只能像前信所说那样低头沉默、苟且度日。匆匆又到了新春，只求您为了国家珍重自己，以符合朝廷内外众人的瞻望依赖。

译第四十二封（熙宁四年）。某致意。承蒙赐给斋酿，尤其醇美。只是小邦少有嘉宾，加上我年老多病、欢意很少，不能像侍奉您宴席时那样豪饮罢了。可叹，可叹。近来曾把《序传》拜呈给您，玷污了您的听览。大概我从前在颍州时，本想在那里一直留居，却因为掌权者猜忌，只好姑且用此来为自己解脱罢了。处在进退之间，艰难竟到了这种地步，实在可怕。千万保重身体，以安慰我殷切的仰望。第四十三封（熙宁四年）。某叩头再拜。近来快使返回府中，奉上书信略表谢意。新正佳节，因为官职守任所限，没有机会列入祝贺宾客之中。您是国家的元勋柱石，神明会保佑您，百福都会降临。春气还寒，恭请您为了朝廷珍重身体，以符合朝廷的眷顾倚重。我的祝颂之情最为真切。第四十四封（熙宁四年）。某致意。昨天承蒙赐示《归荣》等五篇刻石，使我得以拭目观览，怎能不感到荣耀幸运！唐代具有巨大功勋德业的公卿并不少见，但雄健的文章和超逸的书法兼美而独擅其长，谁能达到这样的境界呢？某以朽老病弱之余，事事衰退，却仍然不自量力，不知不觉勉强作成，私下希望能够托附于您的声名而以此为荣罢了。承蒙索取我的拙劣作品，不能再藏默不答，谨将它抄录呈上，惭愧，获罪。某又上。第四十五封（熙宁四年）。某致意。从前曾经冒昧用拙诗玷污您的听闻，不久便承蒙您特意赐诗唱和，不仅用来慰藉我的寂寥，而且雄健的文章、宏大的诗句，本来已经足以震动世人的耳目。恰逢我闲居闭门，难以偶然遇到便利的信使，于是耽搁了致谢，怎能不感到万分感激、庆幸而又惭愧惶恐！借王郎中到府的便利，略略叙述万一。《与富文忠公〈彦国〉六通》一（天圣、明道年间） 某顿首敬告。彦国自西边回来，到现在已经超过一个月了，却没有机会寄去一封信。大概自从分别以后，我患了一处大毒疮，痛苦了很久，来不及托西行的人带信。然而也时时有客人从西边来，只是奇怪彦国竟一封信也没有，又怀疑来人并不确实。等段氏的仆人来了，带来几封信，这个人最可靠，本应有彦国的信，却仍然没有，这样就果然令人奇怪了。当初同您分别时，我曾屡次请圣俞来谈，说道：“书信这种东西，即使是在朋友之间，也不应以寄得多或少来衡量感情的厚薄。可是既然不能聚在一起尽情谈笑、互吐心意，有这样一封信，也足以沟通相思之情，知道彼此的动静，是不能忽略的。假如不能写满一张纸，写几行也可以。容易送到，就可以多寄几次，总胜过完全不寄。”当时我们彼此情意恳切，约定得这样明确，以为今后分别后，应当早晨骑马向西去，晚上就能收到向东来的书信。没想到您自己执掌牛耳、登坛先行歃血，刚下坛就把它吐掉了，这是为什么呢？平生同您谈论，想要努力实行的事情不知有多少；连这几行纸也被世俗事务牵累，不能勉强写成，这正是我从前所说的话，您让我还指望什么呢？洛阳距离京城已经算偏远了，哪里比得上绛州距离京师呢？如今尚且如此，到了绛州就更可想而知了。自从分别以后，除了见到圣俞，再没有一个可以交谈的人；想得到您的一封信，简直不亚于饥渴求食饮，所以不能不絮叨这些。秋暑渐盛，千万要自我保重。二（嘉祐元年） 某启。暑天多雨，不知您的台候怎样？有个蜀人苏洵，是一位有文学才能的人。他自己说，愿意奔走求见，以仰慕您的德望，并没有别的请求。不过苏洵是远方来的人，认为我能够取得您的信任，求我替他先作引荐。既不好拒绝，也不忍欺骗您，所以冒昧把这件事禀告。是否可以引见、是否应当退却，都听凭您的命令。三（嘉祐七年） 某启。慰问的疏文已经像分别时所说的那样写好了。春天气候忽暖忽冷，不知您的孝服中起居如何？敬想您顺应时势、节哀守礼，对上符合君主的眷顾和怀念，对下也足以使士人百姓更加敬重您。某自从承乏东府，忽然已经半年了，碌碌无所建树，厚着脸皮周旋于上下之间，还想着能有一次陈述报效，然后离去。然而资质平庸拙劣，勉强支撑，也不知能做什么。假如最终一直这样，回头看又怎么能够长久拖延？即使不等弹劾，我也应当自己作打算了。不知您还有什么可以教诲我的地方吗？没有机会近前瞻望，怎能不深感遗憾？时事纷繁，伊、洛一带的过客接踵而来，其中一定有能够说出大概情况的人。其他细节，也不是笔墨所能全部写尽的。谨借派人之便，万分之一也未能尽述。某又拜。四（嘉祐八年） 某顿首启。近来曾赶忙写信祝贺，略微表达我的私下诚意。敬闻您的大旆已经到达近郊，路上正值盛暑，私下得知您的台候万福，实在慰藉了我殷切瞻望的心情。朝廷最近发生了大变故，时事艰难。您是有旧德的重臣，同国家休戚一体；骑马奔驰而来，不仅使出仕或退处的分寸合宜，也给后来者树立了榜样。匡救时局、济助万物，是愚者智者共同的愿望，大家都在盼望您的到来。其余都如前信所说。早晚将能拜见您的容颜，只是因为张师远行，不可没有一封书信，谨奉手书问候。五（嘉祐八年） 某启。忽然收到您的亲笔教诲，知道您屡次辞谢新的任命而未获准许，要我有所陈述，我怎敢不遵照您的教诲？不过我私下认为，您从宰相之位回来，重新掌管西枢，既然恳切请求而朝廷又同意了，那么恩典本身并没有什么过错。只是您把避祸作为主意，想深自退让抑制自己；这同皇上以元老相待的意思，本来就不是同一回事。我又私下见到您最初的一封奏札，后来再没有发下，皇上也不曾提及，难道不是事情已经决定，没有什么可商量的吗？如果皇上有诏令询问，我当按照您的教诲详细说明。秋凉之时，欣喜地得知您的台候万福。谨奉此信，不再详述。六（治平二年） 某启。暑气还没有消退，敬闻您的台候起居清安。来人到达，承蒙赐给我书信，怎能不感激佩服？自从您因病休假，受到常规制度的约束，不能时时前往问候拜见，我本来就以此为遗憾。如今您的大旆将向西行，如果不去登门拜访，我私下认为不近人情。而且料想诸位公卿的意思一定也和我相同，所以虽然承蒙您殷勤教诲，我仍不敢听从您的命令。惶恐，惶恐。趁来人返回，谨此奉复，不再详述。？●卷一四五·书简卷二 《与晏元献公〈同叔〉二通》一（庆历七年） 某启。初春还很寒冷，敬想判府相公尊体起居万福。前次快脚从府中回来，承蒙赐信答复。又听说您在镇守任上之余，每日都有游赏林湖、闲暇宴饮的乐趣；这正是大君子依照道义处理出仕退处的方式，也是元老明哲之士为国家自重的意思。真是庆幸，真是庆幸。有个魏广，是一位好古守道的人。他为人外表柔和而内心刚强，最近考中进士，任荥阳主簿。如今因公差来到府下，并没有别的请求，只是因为身份卑微，不能自行通达，想来拜访一次而已。敬望您幸能察知他的心意。不尽。某再拜。二（皇祐六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