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俗记第三
洛阳之俗,大抵好花。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虽负担者亦然。花开时,士庶竟为游遨,往往于古寺废宅有池台处,为市井,张幄▯,笙歌之声相闻,最盛于月陂堤、张家园、棠棣坊、长寿寺东街与郭令宅,至花落乃罢。
洛阳至东京六驿,旧不进花,自今徐州李相迪为留守时始进御,岁遣衙校一员,乘驿马,一日一夕至京师。所进不过姚黄、魏花三数朵,以菜叶实竹笼子藉覆之,使马上不动摇,以蜡封对花蒂,乃数日不落。
大抵洛人家家有花而少大树者,盖其不接则不佳。春初时,洛人于寿安山中斫小栽子卖城中,谓之山篦子。人家治地为畦塍种之,至秋乃接。接花工尤著者,谓之门园子,〈盖本姓东门氏,或是西门,俗但云门。园子,亦由今俗呼皇甫氏多只云皇家也。〉豪家无不邀之。姚黄一接头直钱五千,秋时立契买之,至春见花乃归其直。洛人甚惜此花,不欲传,有权贵求其接头者,或以汤中蘸杀与之。魏花初出时,接头亦直钱五千,今尚直一千。
接时须用社后重阳前,过此不堪矣。花之木去地五七寸许截之,乃接,以泥封裹,用软土拥之,以▯叶作庵子罩之,不令见风日,惟南向留一小户以达气,至春乃去其覆。此接花之法也。〈用瓦亦可。〉
种花必择善地,尽去旧土,以细土用白敛末一斤和之,盖牡丹根甜,多引虫食,白敛能杀虫。此种花之法也。
浇花亦自有时,或用日未出,或日西时。九月旬日一浇,十月、十一月,三日、二日一浇,正月隔日一浇,二月一日一浇。此浇花之法也。
一本发数朵者,择其小者去之,只留一二朵,谓之打剥,惧分其脉也。花才落,便剪其枝,勿令结子,惧其易老也。春初既去▯庵,便以棘数枝置花丛上,棘气暖,可以辟霜,不损花芽,他大树亦然。此养花之法也。
花开渐小于旧者,盖有蠹虫损之,必寻其穴,以硫黄簪之。其旁又有小穴如针孔,乃虫所藏处,花工谓之气窗,以大针点硫黄末针之,虫乃死,虫死花复盛,此医花之法也。乌贼鱼骨以针花树,入其肤,花辄死。此花之忌也。
◇牡丹记跋尾
右蔡君谟之书,八分、散隶、正楷、行狎、大小草众体皆精。其平生手书小简、残篇断稿,时人得者甚多,惟不肯与人书石,而独喜书余文也。若《陈文惠公神道碑铭》、《薛将军碣》、《真州东园记》、《杭州有美堂记》、《相州昼锦堂记》,余家《集古录目序》,皆公之所书。最后又书此记,刻而自藏于其家。方走人于亳,以模本遗予,使者未复于闽,而凶讣已于亳矣,盖其绝笔于斯文也。於戏!君谟之笔既不可复得,而予亦老病不能文者久矣,于是可不惜哉!故书以传两家子孙。
?
●卷七十六·易童子问卷一
童子问曰:“‘《乾》,元、亨、利、贞’,何谓也?”曰:“众辞淆乱,质诸圣。《彖》者,圣人之言也。”童子曰:“然则《乾》无四德,而《文言》非圣人之书乎?”曰:“是鲁穆姜之言也,在襄公之九年。”
童子问曰:“《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何谓也?”曰:“其传久矣,而世无疑焉,吾独疑之也。盖圣人取象所以明卦也,故曰‘天行健’《乾》而嫌其执于象也,则又以人事言之,故曰‘君子以自强不息’。六十四卦皆然也。《易》之阙文多矣。”
童子问曰:“《乾》曰‘用九’,《坤》曰‘用六’,何谓也?”曰:“释所以不用七八也。《乾》爻七九则变,《坤》爻八六则变,《易》用变以为占,故以名其爻也。阳过乎亢则灾,数至九而必变,故曰‘见群龙无首,吉’;物极则反,数穷则变,天道之常也,故曰‘天德不可为首也’;阴柔之动,多入于邪,圣人因其变以戒之,故曰‘利永贞’。”
童子问曰:“《屯》之《彖》、《象》与卦之义反,何谓也?”曰:“吾不知也。”童子曰:“《屯》之卦辞曰‘勿用有攸往’,《彖》曰‘动乎险中,大亨贞’。动而大亨,其不往乎?《象》曰‘君子以经纶’。不往而能经纶乎?”曰:“居《屯》之世者,勿用有攸往,众人也,治《屯》之时者,动乎险而经纶之,大人君子也。故曰‘利建侯’。”
童子问曰:“《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何谓也?”曰:“‘《蒙》者’,未知所适之时也,处乎《蒙》者,果于自信其行以育德而已。《蒙》有时而发也,患乎不果于自修,以养其德而待也。”
童子问曰:“《象》曰‘云上于天,《需》。君子以饮食宴乐’,何谓也?”曰:“《需》须也。事有期而时将至也。云已在天,泽将施也。君子之时将及矣,必待之焉。饮食以养其体,宴安和乐以养其志,有待之道也。”
译洛阳的风俗,大体上喜欢花。春天时,城中无论贵贱,都插花,即使挑担子的人也是这样。花开时,士人和百姓争相出游,常常在古寺、废宅中有池塘台榭的地方形成集市,张挂帷幕,笙歌之声彼此相闻;以月陂堤、张家园、棠棣坊、长寿寺东街和郭令宅最为盛大,一直到花落才停止。洛阳到东京有六个驿站,过去不进献花木;从现在徐州李相迪任留守时才开始进献给皇帝。每年派一名衙校,骑驿马,一天一夜赶到京师。进献的不过是姚黄、魏花三几朵,用菜叶填实竹笼并垫盖起来,使花在马上不摇动,再用蜡封住花蒂,于是几天也不会凋落。大体上洛阳家家有花,却很少有大树,因为花木不嫁接就不好。初春时,洛阳人在寿安山中砍取小苗到城中出售,称为山篦子。人家整理土地做成畦埂来栽种,到秋天才嫁接。嫁接花木技术尤其著名的,叫作门园子,〈大概本姓东门,也可能是西门,世俗只称“门”。园子,也是因为如今俗称皇甫氏多只说“皇家”。〉豪门没有不请他的。姚黄一个接穗价值五千钱,秋天立契买下,到了春天看见花后才付钱。洛阳人十分珍惜这种花,不愿让它流传;有权贵来求接穗,有时便把接穗蘸进热汤中烫死后给他。魏花刚出现时,接穗也价值五千钱,如今还值一千钱。嫁接必须在春社之后、重阳之前,过了这个时候就不能用了。把花木离地五七寸左右截断,然后嫁接,用泥封裹,再用松软的土培在周围,用▯叶做成小棚覆盖,不让它见风见日,只向南留一个小口来通气,到春天才去掉覆盖物。这就是嫁接花木的方法。〈用瓦覆盖也可以。〉 栽花必须选择好地方,把旧土全部换掉,用细土一斤拌和白蔹末,因为牡丹根甜,容易招虫啃食,白蔹能够杀虫。这就是栽花的方法。浇花也有固定的时间,有时在太阳未出时,有时在太阳西斜时。九月每十天浇一次,十月、十一月每三天或两天浇一次,正月隔一天浇一次,二月每天浇一次。这就是浇花的方法。一株花开出几朵时,选小的摘掉,只留一两朵,叫作打剥,担心它分散枝脉。花刚落就剪掉花枝,不要让它结子,担心这样容易衰老。初春去掉▯叶小棚后,就把几根荆棘放在花丛上;荆棘的气息温暖,可以驱避霜冻,又不损伤花芽,其他大树也一样。这就是养花的方法。花开得渐渐比从前小,大概是有蛀虫损害它,必须找到虫穴,用硫黄插入。旁边又有针孔般的小穴,那是虫子藏身的地方,花工称为“气窗”;用大针蘸硫黄末刺入,虫子就死了,虫死后花又会茂盛。这就是治花的方法。用乌贼鱼骨刺花树,刺入树皮,花就会死。这是花木的禁忌。◇《牡丹记》跋尾 以上是蔡君谟的书法作品。他的八分、散隶、正楷、行狎、大小草等各种书体都很精妙。他一生亲笔写的小简、残篇断稿,当时得到的人很多;只是他不肯替别人书写碑石,却唯独喜欢书写我的文章。像《陈文惠公神道碑铭》《薛将军碣》《真州东园记》《杭州有美堂记》《相州昼锦堂记》,以及我家的《集古录目序》,都是他书写的。最后他又书写了这篇记,刻石后收藏在自己家中。当时我派人前往亳州,他把摹本送给我;使者还没有回到闽地,凶讯已经在亳州传来,大概这是他在这篇文章上的绝笔了。唉!君谟的书法已经不可能再看到了,而我也年老多病,已经很久不能写文章了,这难道能不令人痛惜吗?所以写下这些话,传给我们两家的子孙。? ●卷七十六·《易童子问》卷一 童子问:“《乾》卦说‘元、亨、利、贞’,是什么意思?”答:“各种说法混杂不清,应当拿来质问圣人。《彖》是圣人的话。”童子说:“这样说来,《乾》卦没有四种德性,《文言》也不是圣人的书吗?”答:“这是鲁穆姜的话,记载在鲁襄公九年。” 童子问:“《象》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是什么意思?”答:“这段传说流传已久,世人没有怀疑,只有我对此怀疑。大概圣人取象是为了阐明卦义,所以说‘天行健’,但又担心人拘泥于卦象,于是再从人事上说,所以说‘君子以自强不息’。六十四卦都是这样。《易》中缺文很多。” 童子问:“《乾》说‘用九’,《坤》说‘用六’,是什么意思?”答:“这是解释为什么不用七、八。乾卦的爻以七、九为阳数而九变,坤卦的爻以八、六为阴数而六变。《易》用变化来占卜,所以用它来命名爻。阳气超过极盛就会造成灾害,数到九必然变化,所以说‘群龙出现而没有首领,吉祥’;事物发展到极点就会反转,数到了尽头就会变化,这是天道的常理,所以说‘天德不可自居为首’。阴柔发动,多会陷入邪僻,圣人因其变化来警戒,所以说‘利于长久守正’。” 童子问:“《屯》的《彖》《象》与卦辞的意义相反,是什么意思?”答:“我不知道。”童子说:“《屯》的卦辞说‘不要有所前往’,《彖》却说‘在险难中行动,大为亨通而守正’。既然行动而大为亨通,难道不前往吗?《象》说‘君子以经营治理’。不前往又怎么能经营治理呢?”答:“处在《屯》时世的普通人,应当不要有所前往;治理《屯》时世的人,则应在险难中行动并经营治理,那是大人君子。所以说‘利于建立诸侯’。” 童子问:“《象》说‘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断行动来培育德性’,是什么意思?”答:“所谓《蒙》,是尚未知道应当走向哪里的时节。处在蒙昧状态的人,只需果断地相信自己的行动,以此培育德性。《蒙》有时会启发,所怕的是不能果断地自我修养,来培育德性并等待时机。” 童子问:“《象》说‘云上于天,《需》。君子以饮食宴乐’,是什么意思?”答:“‘需’就是等待。事情已有期限,时机将要到来。云已经在天上,雨泽将要施降。君子的时机将要到来,必须等待它。饮食用来养身体,宴饮安乐用来养志向,这就是有所等待的道理。”
童子问曰:“‘《师》,贞丈人’,何谓也?”曰:“师正于丈人也。其《彖》曰‘能以众正,可以王矣’。”童子曰:“敢问可以王矣,孰能当之?”曰:“汤、武是已。彼二王者以臣伐主,其为毒也甚矣。然以其本于顺民之欲而除其害,犹毒药瞑眩以去疾也,故其《彖》又曰‘行险而顺,以此毒天下,而民从之’。”童子曰:“然则汤、武之师正乎?”曰:“凡师必正于丈人者,文王之志也。以此毒天下而王者,汤、武也。汤、武以应天顺人为心,故孟子曰‘有汤、武之心则可也’。”童子曰:“‘吉,无咎’,何谓也?”曰:“为《易》之说者,谓无咎者本有咎也,又曰善补过也。呜呼!举师之成功,莫大于王也,然不免毒天下,而仅得补过、无咎,以此见兵非圣王之所务,而汤、武不足贵也。”
童子问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万国,亲诸侯’,何谓也?”曰:“王氏之传曰‘万国以比建,诸侯以比亲’,得之矣。盖王者之于天下,不可以独比也,故建为万国,君以诸侯使其民各比其君,而万国之君共比于王,则视天下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矣。”
童子问曰:“《同人》之《彖》曰‘唯君子能通天下之志’,《象》又曰‘君子以类族辨物’,何谓也?”曰:“通天下之志者,同人也;类族辨物者,同物也。夫同天下者不可以一概,必使夫各得其同也。人睽其类而同其欲。则志通;物安其族而同其生,则各从其类。故君子于人则通其志。于物则类其族,使各得其同也。”
童子问曰:“‘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何谓也?”曰:“圣人急于人事者也。天人之际罕言焉,惟《谦》之《彖》略具其说矣。圣人,人也,知人而已。天地鬼神不可知,故推其迹;人可知者,故直言其情。以人之情而推天地鬼神之迹,无以异也。然则修吾人事而已,人事修,则与天地鬼神合矣。”
童子问曰:“‘雷出地奋,《豫》。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何谓也?”曰:“于此见圣人之用心矣。圣人忧以天下,乐以天下。其乐也,荐之上帝祖考而已,其身不与焉。众人之豫,豫其身耳。圣人以天下为心者也,是故以天下之忧为己忧,以天下之乐为己乐。”
童子问曰:“《观》之《象》曰‘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何谓也?”曰:“圣人处乎人上而下观于民,各因其方,顺其俗而教之。民知各安其生而不知圣人所以顺之者,此所谓神道设教也。”童子曰:“顺民,先王之所难欤?”曰:“后王之不戾民者鲜矣。
童子问曰:“‘《剥》,不利有攸往’。《彖》曰‘顺而止之,观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虚,天行也’者,何谓也?”曰:“《剥》,阴剥阳也,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之时也,故曰‘不利有攸往’。君子于此时而止,与《屯》之‘勿往’异矣。《屯》之世,众人宜勿往,而君子动以经纶之时也。剥者,君子止而不往之时也。剥尽则复,否极则泰,消必有息,盈必有虚,天道也。是以君子尚之,故顺其时而止,亦有时而进也。”
童子问曰:“‘《复》其见天地之心乎’者,何谓也?”曰:“天地之心见乎动,《复》也,一阳初动于下矣。天地所以生育万物者本于此,故曰‘天地之心’也。天地以生物为心者也,其《彖》曰‘刚反,动而以顺行’是矣。”童子曰:“然则《象》曰‘先王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后不省方’,岂非静乎?”曰:“至日者,阴阳初复之际也。其来甚微,圣人安静以顺其微,至其盛然后有所为也,不亦宜哉!”
童子问曰:“《大过》之卦辞曰‘利有攸往,亨’,其《象》曰‘君子以独立不惧,遁世无闷’者,其往乎?其遁乎?”曰:“《易》非一体之书,而卦不为一人设也。《大过》者,挠败之世可以大有为矣。当物极则反,易为之力之时,是以往而必亨也,然有不以为利而不为者矣。故居是时也,往者利而亨,遁者独立而无闷。”
童子问曰:“《坎》之卦曰‘习坎’,其《彖》曰‘习坎,重险也’者,何谓也?”
曰:“《坎》因重险之象,以戒人之慎习也。习高山者可以追猿猱,习深渊者至能泅泳出没以为乐。夫险可习,则天下之事无不可为也。是以圣人于此戒人之习恶而不自知,诱人于习善而不倦。故其《象》曰‘君子以常德行,习教事’也。”
译童子问:“‘《师》,贞丈人’,是什么意思?”答:“军队要由长者主持而守正。《彖》说‘能使众人守正,就可以成就王业’。”童子说:“请问所谓可以成就王业,谁能当得起?”答:“商汤、周武王就是。那两位君王以臣下身份讨伐君主,毒害很深;但因为他们顺应百姓的愿望而除掉祸害,仍如毒药使人昏乱而治愈疾病,所以《彖》又说‘行动虽险而合于顺道,以此毒害天下,百姓却跟随他’。”童子说:“这样说来,汤、武的军队守正吗?”答:“凡是军队都必须由长者主持而守正,这是文王的志向。用这种手段毒害天下而成王的,是汤、武。汤、武以顺应天意、顺从人为心,所以孟子说‘有汤、武的心就可以了’。”童子问:“‘吉,无咎’,是什么意思?”答:“解释《易》的人说,称为无咎,是因为本来有咎;又说是善于补救过错。唉!举凡用兵取得成功,没有比成就王业更大的,但仍免不了毒害天下,只能得到补过、无咎的结果;由此可见,用兵不是圣王所致力的事情,汤、武也不值得尊崇。” 童子问:“‘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万国,亲诸侯’,是什么意思?”答:“王氏的传文说‘万国因亲比而建立,诸侯因亲比而亲近’,说得对。君王对于天下,不能只亲近一处,所以分建万国,使诸侯让各自的百姓亲近自己的君主,而万国的君主共同亲近天子,这样就像身体指挥手臂、手臂指挥手指一样。” 童子问:“《同人》的《彖》说‘只有君子能沟通天下人的心志’,《象》又说‘君子以分类聚合族类、辨别万物’,是什么意思?”答:“沟通天下人的心志,就是使人同心;分类族类、辨别万物,就是使物各得其类。使天下同心不能一概而论,必须让各自得到自己的相同之处。人如果与同类分离,却能在欲望上相同,心志就能相通;万物安处于各自族类而共同生长,就会各自顺从其类。所以君子对于人要沟通其心志,对于物要分别其族类,使各自得到自己的同类。” 童子问:“‘天道减损盈满而增益谦逊,地道改变盈满而流向谦逊,鬼神损害盈满而降福谦逊,人道厌恶盈满而喜好谦逊’,是什么意思?”答:“圣人重视人事。关于天人与天地的关系,很少说,只有《谦》的《彖》大略具备这种说法。圣人也是人,只了解人事。天地鬼神不可知,所以只能推测它们的迹象;人可以了解,所以直接说人的实情。用人的情理来推求天地鬼神的迹象,并没有不同。因此只需修治我们的人事;人事修治好了,就与天地鬼神相合。” 童子问:“‘雷出地奋,《豫》。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是什么意思?”答:“从这里可以看出圣人的用心。圣人为天下的忧患而忧,为天下的快乐而快乐。他的快乐,只是把它献给上帝和祖先罢了,其中没有自身。普通人的快乐,只是让自己快乐。圣人把天下当作自己的心,所以把天下的忧患当作自己的忧患,把天下的快乐当作自己的快乐。” 童子问:“《观》的《象》说‘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是什么意思?”答:“圣人处在百姓之上而向下观察百姓,分别根据各地情况,顺应当地风俗来施教。百姓只知道各自安居谋生,却不知道圣人为什么顺应他们;这就是所谓以神道设教。”童子说:“顺应百姓,是先王难以做到的吗?”答:“后世君王不违逆百姓的很少。” 童子问:“‘《剥》,不利有攸往’,《彖》说‘顺势而止,这是观察卦象;君子重视消长盈虚,这是天道运行’,是什么意思?”答:“《剥》是阴气剥落阳气,是小人之道增长、君子之道消退的时节,所以说‘不利有所前往’。君子在这时停止前进,与《屯》的‘不要前往’不同。《屯》的时世,普通人应当不前往,而君子正是行动经营治理的时机;《剥》则是君子停止而不前往的时机。剥落到了尽头就会复生,否极就会转泰,消退必然有增长,盈满必然有亏虚,这是天道。因此君子重视这种规律,顺应时势而停止,也有时机再前进。” 童子问:“‘《复》,大概可以看见天地的心吧’,是什么意思?”答:“天地之心显现在发动之中,这就是《复》:一阳刚刚在下方发动。天地生育万物的根本就在这里,所以称作‘天地之心’。天地把生育万物作为本心。《彖》说‘刚刚返回,发动而顺势运行’,就是这个意思。”童子说:“这样说来,《象》说‘先王在冬至闭关,商旅不行,后不巡察四方’,难道不是静止吗?”答:“冬至是阴阳开始复生的交界处,它的到来极其微小,圣人安静守持以顺应这种微微的生机,等它兴盛以后才有所作为,不也是应该的吗?” 童子问:“《大过》的卦辞说‘有所前往有利,亨通’,它的《象》却说‘君子因此独立而不恐惧,避世而无忧闷’;究竟是前往,还是隐退?”答:“《易》不是只有一种体例,卦也不是专为一个人设置的。《大过》所说的是动荡败坏的时代,正可以大有作为。事物到了极点就会反转,正是《易》发挥力量的时机,所以前往一定亨通;然而也有人不以此为有利,因而不去做。因此处在这个时势,前往的人有利而亨通,隐退的人独立而没有忧闷。” 童子问:“《坎》的卦辞说‘重重坎险’,它的《彖》说‘重重坎险,就是重叠的险难’,是什么意思?” 答:“《坎》取重重险难的卦象,来告诫人谨慎地习惯所处的环境。习惯攀登高山的人可以追逐猿猴,习惯深渊的人甚至能游泳出没其中并以此为乐。险难既然可以习惯,那么天下的事情就没有不能做的。因此圣人在这里告诫人不要习惯恶行而自己不知道,又诱导人不厌倦地习惯善行。所以《象》说‘君子因此使德行恒常,学习教化之事’。”
童子问曰:“‘《咸》,取女吉’,何谓也?”曰:“《咸》,感也。其卦以刚下柔,故其《彖》曰‘男下女’,是以‘取女吉’也。”童子又曰:“然则男女同类欤?”曰:“男女睽而其志通,谓各睽其类也。凡柔与柔为类,刚与刚为类。谓感必同类,则以柔应柔,以刚应刚,可以为咸乎,故必二气交感,然后为咸也。夫物类同者自同也,何所感哉?惟异类而合,然后见其感也。铁石无情之物也,而以磁石引针,则虽隔物而应。《彖》曰‘观其所感,而万物之情可见’者,谓此类也。”童子又曰:“然则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是果异类乎?”曰:“天下之广,蛮夷戎狄、四海九州之类,不胜其异也。而能一以感之,此王者所以为大,圣人所以为能。”
童子问曰:“‘《恒》,利有攸往’,‘终则有始’,何谓也?”曰:“恒之为言久也,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也,久于其道者知变之谓也。天地升降而不息,故曰‘天地之道久而不已’也。日月往来,与天偕行而不息,故曰‘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代谢循环而不息,故曰‘四时变化而久成’。圣人者尚消息盈虚,而知进退存亡者也,故曰‘圣人久于其道而化成’。”
童子问曰:“‘《遁》,亨,小利贞’,何谓也?”曰:“《遁》,阴进而阳遁也。遁者,见之先也。阴进至于否,则不正利矣。《遁》者阴浸而未盛,阳能先见而遁?犹得小利其正焉。”
童子问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众,用晦而明’,何谓也?”曰:“日,君象也,而下入于地,君道晦而天下暗矣。大哉!万物各得其随,则君子向晦而入宴息;天下暗而思明,则君子出而临众。商纣之晦,周道之明也,因其晦发其明,故曰‘用晦而明。’”童子曰:“然则,圣人贵之乎?”曰:“不贵也。圣人非武王而贵文王矣。”
童子问曰:“‘《家人》,利女贞’,何谓也?其不利君子之正乎?”曰:“是何言欤!《彖》不云乎‘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也?”曰:“然则,何为独言‘利女正?’”曰:“家道主于内,故女正乎内,则一家正矣。凡家人之祸,未有不始于女子者也,此所以戒也。呜呼!事无不利于正,未有不正而利者。圣人于卦,随事以为言,故于《坤》则利牝马之正,于《同人》则利君子正,于《明夷》则利艰正,于《家人》则利女正。”
童子问曰:“《睽》之《彖》与卦辞之义反,何谓也?”曰:“吾不知也。”童子曰:“《睽》之卦曰‘小事吉’,《彖》曰‘睽之时用大矣哉’。”曰:“小事睽则吉,大事睽则凶也。凡睽于此者,必有合于彼。地睽其下而升,天睽其上而降,则上下交而为泰,是谓小睽而大合。使天地睽而上下不交,则否矣。圣人因其小睽而通其大利,故曰‘天地睽而其事同,男女睽而其志通,万物睽而其事类’,其《象》又曰‘君子以同而异’。”
?
●卷七十七·易童子问卷二
童子问曰:“履险蹈难谓之《蹇》,解难济险谓之《解》,二卦之义相反而辞同,皆曰‘利西南’者,何谓也?”曰:“圣人于二卦,辞则同而义则异,各于其《彖》言之矣。《蹇》之《彖》曰‘往得中也’,《解》之《彖》曰‘往得众也’者是已。西南,坤也,坤道主顺。凡居蹇难者,以顺而后免于患。然顺过乎柔,则入于邪。必顺而不失其正,故曰‘往得中也’;解难者必顺人之所欲,故曰‘往得众也’。”
童子问曰:“‘《损》,损下益上’,‘《益》,损上益下’,何谓也?”曰:“上君而下民也。损民而益君,损矣;损君而益民,益矣。《语》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此之谓也。”童子又曰:“《损》之《象》曰‘君子以惩忿窒欲’,《益》之《象》曰‘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何谓也?”曰:“呜呼!君子者天下系焉,其一身之损益,天下之利害也。君子之自损者忿欲尔,自益者迁善而改过尔。然而肆其忿欲者,岂止一身之损哉?天下有被其害者矣。迁善而改过者,岂止一己之益哉?天下有蒙其利者矣。”童子曰:“君子亦有过乎?”曰:“汤、孔子,圣人也,皆有过矣。君子与众人同者,不免乎有过也。其异乎众人者,过而能改也。汤、孔子不免有过,则《易》之所谓《损》、《益》者,岂止一身之损益哉?”
译童子问:“‘《咸》,娶妻吉祥’,是什么意思?”答:“《咸》就是感应。这个卦以刚居下、柔居上,所以《彖》说‘男子处于女子之下’,因此说‘娶妻吉祥’。”童子又问:“这样说来,男女属于同一类吗?”答:“男女彼此不同,但心志相通,说的是各自与自己的同类分开。凡柔与柔为类,刚与刚为类。如果说感应必定发生在同类之间,那么柔只能应柔、刚只能应刚,能成为《咸》吗?所以必须两种气相互感应,才叫作咸。事物同类,自然会相同,有什么需要感应的呢?只有异类相合,才能显现感应。铁和石是没有情感的东西,但磁石能够吸引针,即使隔着东西也能相互应合。《彖》说‘观察它感应的对象,就能看见万物的情实’,说的就是这一类情况。”童子又问:“这样说来,圣人感动人心而使天下和平,难道果真是异类吗?”答:“天下广大,蛮夷戎狄、四海九州,各类差异多得数不清,却能用感化使它们归一;这正是王者伟大的原因,也是圣人有能力的地方。” 童子问:“‘《恒》,有所前往有利’,‘终了就会有开始’,是什么意思?”答:“恒的意思是长久。所谓穷困就会变化,变化就能通达,通达才能长久;能够长久守持其道,就是知道变化。天地升降而不停息,所以说‘天地之道长久而不停止’。日月往来,与天一起运行而不停息,所以说‘日月得到天道,能够长久照耀’。四时更替循环而不停息,所以说‘四时变化而长久形成’。圣人重视消长盈虚,知道进退存亡,所以说‘圣人长久守持其道而使教化完成’。” 童子问:“‘《遁》,亨通,小有利于守正’,是什么意思?”答:“《遁》是阴气增长而阳气退避。退避,是在祸患显现之前先行退避。阴气增长到《否》的程度,就不再有利于守正。《遁》时阴气只是浸长而未盛,阳气能够预先察觉而退避,所以仍可稍有利于守正。” 童子问:“‘光明进入地下,《明夷》。君子因此治理众人,运用晦暗来保持光明’,是什么意思?”答:“太阳象征君主,向下进入地下,君主之道昏暗,天下也就黑暗了。伟大啊!万物各自顺应时序时,君子便在天将昏暗时退入室内休息;天下黑暗而思求光明时,君子便出来面对众人。商纣的黑暗,正是周道的光明;因商纣的昏暗而发扬周的光明,所以说‘运用晦暗来保持光明’。”童子说:“这样说来,圣人认为它可贵吗?”答:“不认为可贵。圣人并不是尊崇武王,而是尊崇文王。” 童子问:“‘《家人》,有利于女子守正’,是什么意思?难道不利于君子守正吗?”答:“这是什么话!《彖》不是说‘女子在内正其位,男子在外正其位’吗?”童子说:“这样说来,为什么唯独说‘有利于女子守正’?”答:“家道以内部为主,所以女子在内守正,一家就正了。凡是家庭的祸患,没有不是从女子开始的;这正是用来警戒的。唉!事情没有不利于正道的,也没有不守正却能有利的。圣人对于卦象,随着具体事情来说明,所以《坤》说有利于母马守正,《同人》说有利于君子守正,《明夷》说有利于在艰难中守正,《家人》说有利于女子守正。” 童子问:“《睽》的《彖》与卦辞的意义相反,是什么意思?”答:“我不知道。”童子说:“《睽》的卦辞说‘小事吉祥’,而《彖》说‘《睽》这个时势的作用太大了’。”答:“小事彼此乖离就吉,大事彼此乖离就凶。凡是在这里分离的,必定在另一个方面相合。大地与上方分离而上升,天空与上方分离而下降,于是上下交合而成为泰,这叫小的分离而大的相合。假如天地分离而上下不相交,就成为否。圣人利用小的分离来贯通大的利益,所以说‘天地彼此不同而事情相同,男女彼此不同而心志相通,万物彼此不同而事情各有其类’;《象》又说‘君子因此在相同中辨别不同’。” ? ●卷七十七·《易童子问》卷二 童子问:“跋涉险难叫作《蹇》,解除困难、渡过险境叫作《解》,两卦的意义相反,卦辞却相同,都说‘利于西南’,是什么意思?”答:“圣人对这两个卦,辞句相同而意义不同,分别在各自的《彖》中说清楚了。《蹇》的《彖》说‘前往可以得到中道’,《解》的《彖》说‘前往可以得到众人’,就是这个意思。西南属坤,坤道以顺为主。凡处在蹇难中,顺从才能免除祸患;但顺从超过柔弱,就会陷入邪道,必须顺从而不失正道,所以说‘前往可以得到中道’。解除困难必须顺应众人的愿望,所以说‘前往可以得到众人’。” 童子问:“‘《损》,损减下位而增益上位’;‘《益》,损减上位而增益下位’,是什么意思?”答:“上位是君主,下位是百姓。损害百姓而增益君主,就是损;损害君主而增益百姓,就是益。《论语》说‘百姓富足了,君主怎么会不富足’,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童子又问:“《损》的《象》说‘君子因此惩治愤怒、抑制欲望’,《益》的《象》说‘见到善行就迁善,有了过错就改正’,是什么意思?”答:“唉!天下都系于君子一身,君子自身的损益,就是天下的利害。君子自我减损的,是愤怒和欲望;自我增益的,是向善和改过。然而放纵愤怒和欲望,难道只是损害自身吗?天下也有人受其害。向善改过,难道只是自己受益吗?天下也有人蒙受其利。”童子说:“君子也有过错吗?”答:“商汤、孔子都是圣人,也都有过错。君子与普通人相同之处,是不能免于有过错;不同之处,是有过错而能改正。商汤、孔子也不能免于过错,那么《易》所谓《损》《益》,难道只说一身的损益吗?”
童子问曰:“‘《▯》,不利即戎’,何谓也?”曰:“谓其已甚也,去小人者不可尽,盖君子者养小人者也。小人之道长,斯害矣,不可以不去也;小人之道已衰,君子之利及乎天下矣,则必使小人受其赐而知君子之可尊也。故不可使小人而害君子,必以君子而养小人。《▯》,刚决柔之卦也。五阳而一阴,决之虽易,而圣人不欲其尽决也,故其《彖》曰‘所尚乃穷也’。小人盛则决之,衰则养之,使知君子之为利,故其《象》曰‘君子以施禄及下’。小人已衰,君子已盛,物极而必反,不可以不惧,故其《象》又曰‘居德则忌’。”
童子问曰:“‘《困》,亨。贞大人吉,无咎’,其《彖》曰‘险以说,困而不失其所,亨’,何谓也?”曰:“困,亨者,困极而后亨,物之常理也,所谓《易》穷则变,变则通也。困而不失其所,亨’者,在困而亨也,惟君子能之。其曰‘险以说’者,处险而不惧也。惟有守于其中,则不惧于其外。惟不惧,则不失其所亨,谓身虽困而志则亨也,故曰‘其惟君子乎’。其《象》又曰‘君子以致命遂志’者,是也。”童子又曰:“敢问‘贞大人吉,无咎’者,古之人孰可以当之?”曰:“文王之▯里,箕子之明夷。”
童子问曰:“《革》之《彖》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何谓也?”曰:“逆莫大乎以臣伐君,若君不君,则非君矣。是以至仁而伐桀、纣之恶,天之所欲诛而人之所欲去,汤、武诛而去之,故曰‘顺乎天而应乎人’也。”童子又曰:“然则正乎?”曰:“正者常道也,尧传舜,舜传禹,禹传子是已。权者非常之时,必有非常之变也,汤、武是已。故其《彖》曰‘《革》之时大矣哉’云者,见其难之也。”童子又曰:“汤、武之事,圣人贵之乎?”曰:“孔子区区思文王而不已,其厚于此则薄于彼可知矣。”童子又曰:“顺天应人,岂非极称之乎,何谓薄?”曰:“圣人于《革》称之者,适当其事尔。若《乾》《坤》者,君臣之正道也,于《乾》《坤》而称汤、武,可乎?圣人于《坤》,以‘履霜’为戒,以‘黄裳’为吉也。”
童子问曰:“《革》去故而《鼎》取新,何谓也?”曰:“非圣人之言也,何足问!《革》曰去故,不待言而可知。《鼎》曰取新,《易》无其辞,汝何从而得之?夫以新易旧,故谓之革。若以商革夏,以周革商,故其《象》曰‘汤、武革命’者是也。然则以新革故一事尔,分于二卦者,其谁乎?”童子又曰:“然则《鼎》之义何谓也?”曰:“圣人言之矣:‘以木巽火,亨饪也。’”童子问曰:“《震》之辞曰‘震惊百里,不丧匕鬯’者,何谓也?”曰《震》者,雷也。惊乎百里,震之大者也。处大震之时,众皆震惊,而独能不失其守、不丧其器者,可以任大事矣。故其《彖》曰‘震惊百里,惊远而惧迩也’。‘不丧匕鬯,出可以守宗庙社稷,为祭主’者,谓可任以大事也。”童子曰:“郭公夏五,圣人所以传疑。《彖》之阙文奈何?”曰:“圣人疑则传疑也。若《震》之《彖》,其辞虽阙,其义则在,又何疑焉?”
童子问曰:“《艮》之《象》曰‘君子以思不出其位’,何谓也?”曰:“《艮》者,君子止而不为之时也。时不可为矣则止,而以待其可为而为者也,故其《彖》曰‘时止则止,时行则行’。于斯时也,在其位者宜如何,思不出其位而已。然则位之所职,不敢废也。《诗》云‘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此之谓也。”
童子问曰:“‘《归妹》,征凶’,《彖》曰‘《归妹》,天地之大义,人之终始也’,其卦辞凶而《彖》辞吉,何谓也?”曰:“合二姓,具六礼,而归得其正者,此《彖》之所谓归妹者也。若婚不以礼而从人者,卦所谓征凶者也。”童子曰:“敢问何以知之?”曰:“《咸》之辞曰‘取女吉’。其为卦也,艮下而兑上,故其《彖》曰‘上柔而下刚’,‘男下女’,是以吉也。《渐》之辞曰‘女归吉’。其为卦也,艮下而巽上,其上柔下刚,以男下女,皆与《咸》同,故又曰‘女归吉’也。《归妹》之为卦也不然,兑下而震上,其上刚下柔,以女下男,正与《咸》、《渐》反,故彼吉则此凶矣。故其《彖》曰‘征凶,位不当也’者,谓兑下震上也。”童子曰:“取必男下女乎?”曰:“夫妇所以正人伦,礼义所以养廉耻,故取女之礼,自纳采至于亲迎,无非男下女而又有渐也。故《渐》之《彖》曰‘渐之进也,女归吉也’者是已。奈何《归妹》以女下男而往,其有不凶者乎?”
译童子问:“‘《▯》,不利于立即用兵’,是什么意思?”答:“是说事情已经过头了。除掉小人不能彻底除尽,因为君子也要养育小人。小人之道增长,就会造成祸害,不能不除掉;小人之道已经衰退,君子的利益已经惠及天下,就必须使小人受到这种恩惠,知道君子值得尊敬。因此不能让小人损害君子,必须用君子来养育小人。《▯》是刚决断柔的卦,五阳一阴,决去它虽然容易,但圣人不愿把它彻底决尽,所以《彖》说‘所崇尚的事情就会穷尽’。小人势盛时便决除,势衰时便养育,使他们知道君子能够带来利益,所以《象》说‘君子因此施行禄惠而及于下’。小人已经衰退、君子已经兴盛,事物到了极点必然反转,不能不警惧,所以《象》又说‘居守功德就要戒惧’。” 童子问:“‘《困》,亨通;守正而成为大人则吉祥,无咎’,它的《彖》说‘身处险境而心中喜悦,困顿而不失其所守,因而亨通’,是什么意思?”答:“所谓‘困而亨’,是说困顿到了极点以后就会亨通,这是事物的常理,也就是《易》所说的穷则变化,变化则通达。所谓‘困而不失其所,亨’,是说身处困境仍能亨通,只有君子能做到。所谓‘险以说’,是处在险境中却不恐惧。只有内心有所守持,才不会畏惧外在险境;只有不恐惧,才不会失去自己的亨通之道,也就是身体虽然困顿而志向仍然通达,所以说‘大概只有君子吧’。《象》又说‘君子因此献出生命以成全志向’,就是这个意思。”童子又问:“请问‘守正而成为大人则吉祥,无咎’,古代什么人可以当得起?”答:“文王被囚于羑里,箕子处于《明夷》的处境。” 童子问:“《革》的《彖传》说‘汤、武实行革命,顺应上天而响应民心’,是什么意思?”先生说:“没有比臣下讨伐君主更大的违逆了;但如果君主不像君主,就已经不是君主了。因此,汤、武以至仁之心讨伐桀、纣的罪恶;这是上天所要诛灭、百姓所要除去的,汤、武便将他们诛灭除去,所以说‘顺乎天而应乎人’。童子又问:‘这样说来,这是合乎正道的吗?’先生说:‘正道是通常的道路,尧传位给舜,舜传位给禹,禹传给自己的儿子,就是这样。权变是非常时期的事情,必然有非常的变故,汤、武就是如此。所以《彖传》说“《革》的时义真是大啊”,是表明这件事很难。’童子又问:‘汤、武的事情,圣人是看重的吗?’先生说:‘孔子微薄地思念文王而不能停止,由此可知,他若厚待这一方面,就会薄待另一方面。’童子又问:‘顺应上天、响应民心,难道不是极高的称誉吗?为什么说是薄待?’先生说:‘圣人在《革》中称许它,只是因为恰好合于那件事罢了。像《乾》《坤》所说的,是君臣的正道;如果在《乾》《坤》中称许汤、武,难道可以吗?圣人在《坤》中,以“履霜”作为警戒,以“黄裳”作为吉祥。’ 童子问:“《革》说除去旧的,《鼎》说取用新的,是什么意思?”先生说:“这不是圣人的话,有什么可问的!《革》说除去旧的,不必说也可以知道。《鼎》说取用新的,《易经》并没有这句话,你是从哪里得到的?用新的替代旧的,所以叫作革。比如商代革除夏代,周代革除商代,所以《象传》说‘汤、武实行革命’,就是这个意思。这样看来,以新革除旧只是一回事,为什么要分别归入两个卦呢?”童子又问:“那么《鼎》的意义是什么?”先生说:“圣人已经说过:‘用木来顺应火,以烹煮食物。’”童子问:“《震》的卦辞说‘震动惊及百里,不丧失匕鬯’,是什么意思?”先生说:“《震》就是雷。震动惊及百里,是震动很大的情形。处在大震动的时刻,众人都震惊,唯独能够不失去操守、不丧失祭祀器物的人,才可以担当大事。所以《彖传》说‘震动惊及百里,是使远方惊惧,使近处恐惧’。‘不丧失匕鬯,出而可以守护宗庙社稷,担任祭祀主人’,是说可以把大事交给他。”童子说:“《春秋》记‘郭公夏五’,圣人因此把疑文传留下来。” 《彖传》的缺文怎么办?”先生说:“圣人有疑惑,就把疑惑传留下来。像《震》的《彖传》,虽然文字有缺失,但意义还在,又有什么可疑的呢?” 童子问:“《艮》的《象传》说‘君子因此思虑而不超出自己的职位’,是什么意思?”先生说:“《艮》是君子应当停止行动、不能有所作为的时期。时势不允许行动,就停止下来,等待可以行动的时候再行动,所以《彖传》说‘时宜停止就停止,时宜行动就行动’。在这种时候,处在那个职位的人应当怎样做?只是思虑不超出自己的职位罢了。不过,职位所应承担的职责,也不敢废弃。《诗经》说‘风雨昏暗如夜,鸡鸣声仍不断’,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童子问:“《归妹》的卦辞说‘出征凶’,而《彖传》说‘《归妹》是天地的大义,是人的终始’,卦辞说凶而《彖传》说吉,是什么意思?”先生说:“两个姓氏联姻,完备地实行六礼,女子出嫁合乎正道,这就是《彖传》所谓的归妹。若婚姻不依礼法而跟随别人,便是卦辞所说的出征凶。”童子说:“请问根据什么知道这一点?”先生说:“《咸》的卦辞说‘娶女吉’。这个卦下为艮、上为兑,所以《彖传》说‘上柔而下刚’,‘男子居下于女子’,因此吉。《渐》的卦辞说‘女子出嫁吉’。这个卦下为艮、上为巽,上柔下刚,男子居下于女子,都与《咸》相同,所以又说‘女子出嫁吉’。《归妹》这个卦却不是这样,下为兑而上为震,上刚下柔,是女子居下于男子,正好与《咸》《渐》相反,所以前者吉而此卦凶。因此《彖传》说‘出征凶,是因为爻位不当’,就是说下为兑、上为震。”童子说:“娶妻一定要男子居下于女子吗?”先生说:“夫妇关系是用来端正人伦的,礼义是用来培养廉耻的。因此娶妻的礼仪,从纳采到亲迎,没有不是男子居下于女子,并且还要循序渐进的。” 所以《渐》的《彖传》说‘渐卦的进展,是女子出嫁吉’,就是这个意思。怎么能像《归妹》那样让女子居下于男子而前往,难道会有不凶的吗?”},{
童子问曰:“《兑》之《彖》曰顺乎天而应乎人,何谓也?”曰:“‘《兑》,说也’。‘说以先民,民忘其劳。说以犯难,民忘其死’。说莫大于此矣。而所以能使民忘劳与死者,非顺天应人则不可。由是见小惠不足以说人,而私爱不可以求说。”
童子问曰:“‘《萃》聚也’,其辞曰‘王假有庙’;‘《涣》,散也’,其辞又曰‘王假有庙’何谓也?”曰:“谓《涣》为散者谁欤?《易》无其辞也。”童子曰:“然则敢问《涣》之义?”曰:“吾其敢为臆说乎!《涣》之卦辞曰‘利涉大川’,其《彖》曰‘乘木有功也’,其《象》亦曰‘风行水上,《涣》’。而人之语者,冰释汗浃皆曰涣。然则涣者流行通达之谓也,与夫乖离分散之义异矣。呜呼!王者富有九州四海,万物之象莫大于《萃》,可以有庙矣;功德流行达于天下,莫大于《涣》,可以有庙矣。”
童子问曰:“《节》之辞曰‘苦节,不可贞’者,自节过苦而不得其正欤?物被其节而不堪其苦欤?”曰:“君子之所以节于己者,为其爱于物也,故其《彖》曰‘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者是也。节者物之所利也,何不堪之有乎?夫所谓苦节者,节而太过,行于己不可久,虽久而不可施于人,故曰‘不可贞’也。”童子曰:“敢问其人?”曰:“异众以取名,贵难而自刻者,皆苦节也。其人则鲍焦、于陵仲子之徒是矣,二子皆苦者也。”
童子问曰:“《小过》之《象》曰‘君子以行过乎恭,丧过乎哀,用过乎俭’者,何谓也?”曰:“是三者施于行己,虽有过焉,无害也。若施于治人者,必合乎大中,不可以小过也。盖仁过乎爱,患之所生也;刑过乎威,乱之所起也。推是可以知之矣。”
童子问曰:“《既济》之《象》曰‘君子思患而豫防之’者,何谓也?”曰:“人情处危则虑深,居安则意怠,而患常生于怠忽也。是以君子既济,则思患而豫防之也。”
童子问曰:“‘火在水上,《未济》。君子以慎辨物居方’,何谓也?”曰:“《未济》之《象》,火宜居下而反居上,水宜居上而反居下,二物各失其所居,而不相济也。故君子慎辨其物宜,而各置其物于所宜居之方,以相为用,所以济乎未济也。”
?
译童子问:“《兑卦》的《彖传》说‘顺应上天而响应人心’,这是什么意思?”先生说:“‘兑’就是喜悦。用喜悦来先导百姓,百姓就会忘记劳苦;用喜悦来使百姓赴难,百姓就会忘记死亡。喜悦没有比这更大的了。然而,能够使百姓忘记劳苦和死亡,若不顺应天意、响应人心,是做不到的。由此可见,小恩小惠不足以使人喜悦,偏爱私恩也不能用来求得人心的喜悦。” 童子问:“‘萃’是聚集,它的卦辞说‘王者来到宗庙’;‘涣’是离散,它的卦辞却又说‘王者来到宗庙’,这是什么意思?”先生说:“说《涣》是离散的,是谁说的呢?《易经》没有这样的卦辞。”童子说:“那么冒昧请问《涣》的意义。”先生说:“我难道敢凭空臆测吗?《涣》的卦辞说‘利于渡过大河’,它的《彖传》说‘乘木而行便能成事’,它的《象传》也说‘风吹行于水面,这就是涣’。而人们平常说话,冰融、汗出都称为‘涣’。那么,涣就是流行通达的意思,与乖离分散的意义不同。唉!君王拥有九州四海,万物聚集,没有比《萃》更大的,所以可以建宗庙;功德流行,通达天下,也没有比《涣》更大的,所以也可以建宗庙。” 童子问:“《节》的卦辞说‘苦于节制,不可守正’,是说节制过分而苦,因而不能合乎正道吗?还是说事物受到节制,承受不了这种苦楚呢?”先生说:“君子约束自己,是因为爱护万物,所以《彖传》说‘以节制建立制度,不损伤财物,不伤害百姓’。节制是有利于事物的,有什么承受不了的呢?所谓苦节,是节制过度;施行在自己身上不能长久,即使能长久,也不能施行于别人,所以说‘不可守正’。”童子说:“请问这样的人是谁?”先生说:“以异于众人来求取名声,以艰难自守为高贵并自我刻苦的人,都属于苦节之人。像鲍焦、于陵仲子这类人就是这样,二人都是苦节的人。” 童子问:“《小过》的《象传》说‘君子行事过于恭敬,丧事过于哀痛,日用过于节俭’,是什么意思?”先生说:“这三件事用来约束自己的行为,即使有所过分,也没有害处。如果用来治理别人,就一定要合乎中正大道,不可以只取小过之道。仁爱超过适度的爱护,就会产生祸患;刑罚超过适度的威严,就会引起混乱。由此推论,就可以明白了。” 童子问:“《既济》的《象传》说‘君子思考祸患而预先防备’,是什么意思?”先生说:“人处在危险中就会深思,处在安稳中就会意志懈怠,而祸患常常产生于懈怠疏忽。因此,君子已经渡过难关之后,便思考祸患而预先加以防备。” 童子问:“‘火在水面之上,这就是《未济》。君子因此谨慎辨别事物,使各自处在适宜的位置’,是什么意思?”先生说:“《未济》的卦象中,火本来应当处在下面,却反而处在上面;水本来应当处在上面,却反而处在下面。两种事物都失去了应处的位置,因而不能相互作用。所以君子谨慎辨别事物各自适宜的性质,把各种事物分别安置在适宜的位置上,使它们相互发挥作用,这就是用来完成尚未完成之事。” (原文仅作问号,具体内容不明。)
●卷七十八·易童子问卷三
童子问曰:“《系辞》非圣人之作乎?”曰:“何独《系辞》焉,《文言》、《说卦》而下,皆非圣人之作,而众说淆乱,亦非一人之言也。昔之学《易》者,杂取以资其讲说,而说非一家,是以或同或异,或是或非,其择而不精,至使害经而惑世也。然有附托圣经,其传已久,莫得究其所从来而核其真伪。故虽有明智之士,或贪其杂博之辩,溺其富丽之辞,或以为辩疑是正,君子所慎,是以未始措意于其间。若余者可谓不量力矣,邈然远出诸儒之后,而学无师授之传,其勇于敢为而决于不疑者,以圣人之经尚在,可以质也。
童子曰:“敢问其略?”曰:“《乾》之初九曰‘潜龙勿用’,圣人于其《象》曰‘阳在下也’,岂不曰其文已显而其义已足乎。而为《文言》者又曰‘龙,德而隐者也’,又曰‘阳在下也’,又曰‘阳气潜藏’,又曰‘潜之为言,隐而未见’。《系辞》曰:‘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其言天地之道、乾坤之用、圣人所以成其德业者,可谓详而备矣。故曰‘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者,是其义尽于此矣。俄而又曰:‘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阴阳之义配日月,易简之善配至德。’又曰:‘夫乾,确然示人易矣。夫坤,ㄨ然示人简矣。’又曰:‘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其德行常易以知险。夫坤,天下之至顺也,其德行常简以知阻。’《系辞》曰‘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者,谓六爻而兼三材之道也。其言虽约,其义无不包矣。又曰:‘《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材而两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材之道也。’而《说卦》又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材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系辞》曰‘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又曰‘辨吉凶者存乎辞’,又曰‘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又曰‘《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系辞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断也’,又曰‘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其说虽多,要其旨归,止于系辞明吉凶尔,可一言而足也。凡此数说者,其略也。其余辞虽小异而大旨则同者,不可以胜举也。谓其说出于诸家,而昔之人杂取以释经,故择之不精,则不足怪也。谓其说出于一人,则是繁衍丛脞之言也。其遂以为圣人之作,则又大缪矣。孔子之文章,《易》、《春秋》是已,其言愈简,其义愈深。吾不知圣人之作,繁衍丛脞之如此也。虽然,辨其非圣之言而已,其于《易》义,尚未有害也。而又有害经而惑世者矣。《文言》曰‘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是谓乾之四德。又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贞者,性情也’,则又非四德矣。谓此二说出于一人乎,则殆非人情也。《系辞》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所谓图者,八卦之文也,神马负之自河而出,以授于伏羲者也。盖八卦者非人之所为,是天之所降也。又曰:‘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然则八卦者是人之所为也,河图不与焉。斯二说者已不能相容矣,而《说卦》又曰‘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则卦又出于蓍矣。八卦之说如是,是果何从而出也?谓此三说出于一人乎,则殆非人情也。人情常患自是其偏见,而立言之士莫不自信,其欲以垂乎后世,惟恐异说之攻之也,其肯自为二三之说以相▯牾而疑世,使人不信其书乎?故曰非人情也。凡此五说者自相乖戾,尚不可以为一人之说,其可以为圣人之作乎?”
译《易童子问》卷三,即《欧阳修集》卷七十八。童子问:“《系辞》不是圣人所作的吗?”先生说:“何止《系辞》呢,《文言》《说卦》以下的篇章,都不是圣人所作;而且其中各种说法混杂错乱,也不是一个人的言论。从前学习《易经》的人,杂取这些内容来资助自己的讲说,因此各家学说并不相同,有的相同,有的不同;有的正确,有的错误。他们选择不精,终于损害经义、迷惑世人。然而这些文字假托圣人经典,流传已经很久,无法考究其来源、核验其真伪。所以即使有明智的人,有时也贪恋它驳杂广博的辩说,沉溺于它富丽的文辞;有时又认为辨析疑义、订正是非,是君子所应谨慎的事,因此从未对其中的问题认真措意。像我这样的人,可以说是不自量力了:远远站在诸儒之后,又没有师承传授,却敢于这样做,并且决意不疑,因为圣人的经典还在,可以拿来验证。” 童子说:“请问大略。”先生说:“《乾》卦初九说‘潜藏的龙,不可施展作用’,圣人在它的《象传》中说‘阳气处在下方’,难道不是说文字已经显明、意义已经充足了吗?可是《文言》作者又说‘龙,是有德而隐居的人’,又说‘阳气处在下方’,又说‘阳气潜藏’,又说‘所谓潜,就是隐藏而尚未显现’。《系辞》说:‘乾凭借平易使人明知,坤凭借简约使人能够实行。平易便容易知晓,简约便容易遵从。容易知晓便能使人亲近,容易遵从便能成就功业。能够长久便是贤人的德行,能够广大便是贤人的事业。能够长久,是贤人的德;能够广大,是贤人的业。’它谈论天地之道、乾坤的作用以及圣人用来成就德业的道理,可以说详尽而完备。因此说‘平易简约,天下的道理就都获得了’,其意义到这里已经完备了。可是过了一会儿又说:‘广大可以配合天地,变化通达可以配合四时,阴阳的意义可以配合日月,平易简约的善可以配合最高的德。’又说:‘乾,坚定地向人显示平易。坤,ㄨ然地向人显示简约。’又说:‘乾是天下最刚健的,它的德行总是平易而能知晓险阻;坤是天下最柔顺的,它的德行总是简约而能知晓阻碍。’ 《系辞》说‘六爻的变动,是天地人三才之道’,意思是六爻兼具三才的道理。它说得虽然简约,意义却无所不包。又说:‘《易经》这部书,广大而完备。包含天道、人道、地道。兼备三才而各取阴阳两面,所以成为六爻。六爻并非别的,就是三才之道。’《说卦》又说:‘建立天道称为阴与阳,建立地道称为柔与刚,建立人道称为仁与义。兼备三才而各取两面,所以《易经》用六画组成卦。分别阴阳,交替使用柔刚,所以《易经》用六位形成文理。’《系辞》说‘圣人设立卦象,观察卦象并系上文辞,以说明吉凶’,又说‘辨别吉凶在于卦辞爻辞’,又说‘圣人观察天下事物的运动,考察它们的会合贯通,施行典章礼法,系上文辞来判断吉凶,所以称为爻’,又说‘《易经》有四种象,是用来显示道理的;系上文辞,是用来告知的;用吉凶来确定,是用来判断的’,又说‘设立卦以穷尽真情和伪情,系上文辞以穷尽其言辞’。这些说法虽然很多,归根结底只是说系上文辞来说明吉凶,用一句话就可以概括。”},{ 以上五种说法,只是它们的大概情形。其余说法虽然措辞略有不同而大意相同的,多得无法一一列举。假如说这些说法出自诸家,只是古人杂取它们来解释经书,所以选择得不精,这倒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假如说这些说法出自同一个人,那就是繁衍琐碎的言论了。如果竟然认为这是圣人所作,那就更加荒谬了。孔子的文章,《易》和《春秋》就是了;他的言辞越简约,含义越深。我不知道圣人所作的文章,怎么会这样繁衍琐碎。即使如此,这里不过是辨明它不是圣人的言论罢了,对于《易》的义理,尚且没有造成损害。可是,又有损害经义、惑乱世人的说法。《文言》说:“元,是善的首领;亨,是美善的会合;利,是义理的调和;贞,是成事的根本。”这说的是乾卦的四种德性。又说:“乾卦的元,是创始而通达;利贞,是它的本性和情状。”这样说来,又不是四种德性了。假如认为这两种说法出自同一个人,恐怕不合人情。《系辞》说:“黄河出现图,洛水出现书,圣人取法于它们。”所谓河图,就是八卦的文字;有神马背负着它从黄河中出来,把它交给伏羲。这样看来,八卦不是人所创制的,而是上天降下来的。《系辞》又说:“包羲氏统治天下时,抬头便观察天上的现象,低头便观察地上的法则,观察鸟兽的纹理和大地的形势,近处取法于自身,远处取法于万物,于是开始创作八卦。”这样看来,八卦又是人所创制的,河图并不在其中。这两种说法已经不能相容了;而《说卦》又说:“从前圣人创作《易》时,暗中得到神明的辅助,于是产生蓍草;参照天数为三、地数为二而安排数目,观察阴阳的变化而创立卦象。”这样一来,卦又是由蓍草推演出来的。八卦的说法既然如此,它究竟是从哪里产生的呢?假如认为这三种说法出自同一个人,恐怕也不合人情。人通常总是担心自己的偏见被认为正确,而著书立说的人没有不相信自己的;他们想把自己的说法流传后世,只怕不同的说法来攻击它,难道会自己提出两三种互相矛盾的说法来使世人疑惑、让人不相信自己的书吗?所以说,这不合人情。以上五种说法彼此矛盾,尚且不能认为是同一个人的说法,难道能够认为是圣人所作吗?”
童子曰:“于此五说,亦有所取乎?”曰:“《乾》无四德,河、洛不出图书,吾昔已言之矣。若元亨利贞,则圣人于《彖》言之矣。吾知自尧、舜已来,用卜筮尔,而孔子不道其初也,吾敢妄意之乎?”童子曰:“是五说皆无取矣,然则繁衍丛脞之言与夫自相乖戾之说,其书皆可废乎?”曰:“不必废也。古之学经者皆有《大传》,今《书》、《礼》之传尚存。此所谓《系辞》者,汉初谓之《易大传》也,至后汉已为《系辞》矣。语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也。’《系辞》者谓之《易大传》则优于《书》、《礼》之传远矣,谓之圣人之作,则僭伪之书也。盖夫使学者知《大传》为诸儒之作,而敢取其是而舍其非,则三代之末,去圣未远,老师名家之世学,长者先生之余论,杂于其间者在焉,未必无益于学也。使以为圣人之作,不敢有所择而尽信之,则害经惑世者多矣。此不可以不辨也,吾岂好辨者哉!
童子曰:“敢问四德?”曰:“此鲁穆姜之所道也。初,穆姜之筮也,遇《艮》之《随》,而为‘《随》,元亨利贞’说也,在襄公之九年。后十有五年,而孔子始生,又数十年而始赞《易》。然则四德非《乾》之德,《文言》不为孔子之言矣。”童子曰:“或谓左氏之传《春秋》也,窃取孔子《文言》以上附穆姜之说,是左氏之过也,然乎?”曰:“不然。彼左氏者胡为而传《春秋》,岂不欲其书之信于世也?乃以孔子晚而所著之书,为孔子未生之前之说,此虽甚愚者之不为也。盖方左氏传《春秋》时,世犹未以《文言》为孔子作也,所以用之不疑。然则谓《文言》为孔子作者,出于近世乎。”
童子曰:“敢问八卦之说?或谓伏羲已授河图,又俯仰于天地,观取于人物,然后画为八卦尔。二说虽异,会其义则一也,然乎?”曰:“不然。此曲学之士牵合傅会,以苟通其说,而遂其一家之学尔。其失由于妄以《系辞》为圣人之言而不敢辨,故不得不曲为之说也。河图之出也,八卦之文已具乎,则伏羲授之而已,复何所为也?八卦之文不具,必须人力为之,则不足为河图也。其曰观天地、观鸟兽、取于身、取于物,然后始作八卦,盖始作者前未有之言也。考其文义,其创意造始其劳如此,而后八卦得以成文,则所谓河图者何与于其间哉?若曰已授河图,又须有为而立卦,则观于天地鸟兽、取于人物者皆备言之矣,而独遗其本始所授于天者,不曰取法于河图,此岂近于人情乎?考今《系辞》二说离绝,各自为言,义不相通,而曲学之士牵合以通其说,而误惑学者,其为患岂小哉!古之言伪而辨、顺非而泽者,杀无赦。呜呼,为斯说者,王制之所宜诛也!”
童子曰:“敢问生蓍立卦之说?或谓圣人已画卦,必用蓍以筮也,然乎?”曰:“不然。考其文义可知矣。其曰‘昔者圣人之作《易》也’者,谓始作《易》时也。又曰‘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者,谓前此未有蓍,圣人之将作《易》也,感于神明而蓍为之生,圣人得之,遂以倚数而立卦,是言昔之作《易》立卦之始如此尔。故汉儒谓伏羲画八卦由数起者,用此说也。其后学者知幽赞生蓍之怪,其义不安,则曲为之说,曰用生蓍之意者,将以救其失也。又以卦由数起之义害于二说,则谓已画卦而用蓍以筮,欲牵合二说而通之也。然而考其文义,岂然哉?若曰已作卦而用蓍以筮,则大衍之说是已。大抵学《易》者莫不欲尊其书,故务为奇说以神之。至其自相乖戾,则曲为牵合而不能通也。
童子曰:“敢请益。”曰:“夫谕未达者,未能及于至理也,必指事据迹以为言。余之所以知《系辞》而下非圣人之作者,以其言繁衍丛脞而乖戾也。盖略举其易知者尔,其余不可以悉数也。其曰‘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又曰‘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云者,质于夫子平生之语,可以知之矣。其曰‘知者观乎彖辞,则思过半矣’,又曰‘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云者,以常人之情而推圣人可以知之矣。其以《乾》、《坤》之策‘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而不知七八九六之数同,而《乾》、《坤》无定策,此虽筮人皆可以知之矣。至于何谓‘子曰’者,讲师之言也。《说卦》、《杂卦》者,筮人之占书也。此又不待辨而可以知者。然犹皆迹也,若夫语以圣人之中道而过,推之天下之至理而不通,则思之至者可以自得之。”童子曰:“既闻命矣,敢不勉!”
?
●卷七十九·外制集卷一
◎制敕五十首
【劝农敕】
译童子说:“对于这五种说法,您也有所取舍吗?”我说:“乾卦没有四种德性,黄河、洛水并没有出现图书,这些话我过去已经说过了。至于元、亨、利、贞,圣人在《彖传》中已经说过了。我只知道从尧、舜以来,人们使用卜筮罢了,至于卜筮的起源,孔子没有说。我哪里敢妄加推测呢?”童子说:“这样看来,这五种说法都没有可取之处了。那么,那些繁衍琐碎的言论,以及彼此矛盾的说法,它们所在的书都可以废弃吗?”我说:“不必废弃。古代学习经书的人都有《大传》,如今《书》和《礼》的传还存在。这里所说的《系辞》,汉初称为《易大传》,到了后汉已经称为《系辞》了。俗话说:‘做赵、魏的老者还算优胜,却不能用来做滕、薛的大夫。’《系辞》如果称作《易大传》,远比《书》《礼》的传优胜;如果称作圣人所作,那就是僭越伪托的书。只要使学习者知道《大传》是各位儒者所作,敢于取其正确之处而舍弃错误之处,那么其中还杂有三代末年、距离圣人不远时,名师名家世代相传的学问,以及长者先生遗留下来的议论,这些未必对学习没有益处。如果把它当作圣人所作,不敢有所选择而全部相信,那么损害经义、惑乱世人的地方就多了。这一点不能不辨明,我哪里是喜欢辨析争论的人呢!” 童子说:“冒昧请问,什么叫四德?”我说:“这是鲁国穆姜所说的。当初穆姜占筮,得到艮卦变为随卦,便为‘随,元亨利贞’作了解说,那是在鲁襄公九年。此后十五年,孔子才出生;又过了几十年,孔子才开始为《易》作传赞。这样看来,四德不是乾卦的德性,《文言》也就不是孔子所说的话了。”童子说:“有人说,左氏为《春秋》作传时,私自取用孔子的《文言》,把它附会在穆姜的说法之上,这是左氏的过错,是这样吗?”我说:“不是。那个左氏如果为《春秋》作传,难道不希望自己的书取信于世吗?怎么会把孔子晚年所著的书,说成是孔子出生以前的话?即使非常愚蠢的人,也不会这样做。大概当左氏为《春秋》作传时,世人还没有认为《文言》是孔子所作,所以他使用它时并不怀疑。这样看来,认为《文言》是孔子所作的说法,是近世才出现的。” 童子说:“请问八卦的说法。有的人说,伏羲已经得到河图,又俯仰观察天地,观察取法于人物,然后才画出八卦。两种说法虽然不同,但会通其意义就是一回事,是这样吗?”先生说:“不是。这是曲解经义的学者牵强附会,姑且使自己的说法能够相通,以成就一家的学说罢了。他们的错误在于妄自把《系辞》当作圣人的话而不敢辨析,所以不得不曲意作出这种说法。河图出现时,八卦的文字已经完备了吗?如果已经完备,那么伏羲只要接受它就行了,还有什么作为呢?如果八卦的文字并不完备,必须依靠人的力量来创作,那就不足以称为河图了。至于说观察天地、鸟兽,取法于自身、万物,然后才开始创作八卦,这本来是说开始创作,即此前从未有过的事情。考察它的文义,既然创意发端、创制八卦如此辛劳,后来八卦才得以形成文字,那么所谓河图与此有什么关系呢?如果说已经接受了河图,又还必须有所作为才能创立卦象,那么观察天地鸟兽、取法人物都已经详尽说了,却偏偏遗漏最初由上天授予的根本,不说取法于河图,这难道合乎人情吗?考察今天流传的《系辞》中的两种说法,彼此割裂,各自成说,意义并不相通;曲学之士却牵强附会来使它们相通,因而误导迷惑学者,这种祸患难道小吗!” 古代对于明知虚伪却巧言辨饰、顺从错误而加以润色的人,都是杀无赦。唉,提出这种说法的人,按照王制本来就应当诛杀!”},{ 童子问:“请问关于产生蓍草、创立卦象的说法。有人说圣人已经画成卦,必定使用蓍草来占筮,是这样吗?”先生说:“不是。考察文字意义就可以知道。所谓‘从前圣人创作《易经》’,是说开始创作《易经》的时候。又说‘在幽深之中得到神明的辅助而产生蓍草,参照天三地二而建立数,观察阴阳的变化而创立卦象,发挥刚柔而产生爻’,意思是说,在这以前还没有蓍草,圣人将要创作《易经》时,受到神明感应,于是蓍草为此而产生;圣人得到蓍草,便用它来依据数而创立卦象。这是说从前创作《易经》、创立卦象的开始就是这样。所以汉代儒者说伏羲画八卦是从数开始的,就是采用了这一说法。后来学者知道‘幽赞而产生蓍草’的说法怪异,意义难以安顿,便曲意解释说,主张使用蓍草是为了挽救这一说法的缺失。又因为卦由数产生的意义与另外两种说法相冲突,便说圣人已经画成卦,再使用蓍草来占筮,想把两种说法牵合起来加以疏通。然而考察文字意义,难道真是这样吗?如果说已经创作了卦、再使用蓍草占筮,那就是大衍之数的说法了。大体上,学习《易经》的人无不想尊崇这部书,所以务必要制造奇异的说法来神化它;等到发现各种说法彼此矛盾,又曲意牵合,却始终无法贯通。” 童子说:“请允许我再听您说明。”先生说:“向尚未通达的人说明道理,还不能达到最高的道理,就一定要指着具体事情、依据事实痕迹来说。我之所以知道《系辞》以下不是圣人所作,是因为它们的言语繁多琐碎而且彼此矛盾。我这里只是略举容易知道的例子,其余无法全部列举。它说‘推究事物的开始,返回考察事物的终结,所以知道死生的道理’,又说‘精气凝聚成为万物,游魂浮动产生变化,因此知道鬼神的情状’,拿这些话同孔子一生的言论相验证,就可以知道其中的问题。它说‘有智慧的人观察卦辞,就能思考到一半以上’,又说‘八卦用象来告知,爻辞、彖辞用情理来说’,从常人的情理推想圣人,也可以知道其中的问题。它把《乾》《坤》的蓍策说成‘三百六十,正好相当于一年的天数’,却不知道七、八、九、六的数相同,而《乾》《坤》并没有固定的策数;这件事即使占筮的人也都能知道。至于所谓‘孔子说’,那是讲师的言语。《说卦》《杂卦》则是占筮者的占断书。这些又是不必辨析便可以知道的。然而这些都还只是事实痕迹;如果把圣人的中正之道说得过分,推论到天下最高的道理却不能贯通,那么思考深透的人便可以自行领会。” 童子说:“既然听到了您的教诲,我怎敢不努力!” (原文仅作问号,具体内容不明。) 《欧阳修集》卷七十九,《外制集》卷一。制敕五十首。《劝农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