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中〔本论上见居士外集卷十〕】

译从前尧、舜和三代治理天下，设置井田制度，登记天下人口，按照人口给每个人授予田地；凡是人的力量能够胜任耕作的，没有不拥有田地并耕种的。赋税按十分之一征收，分别规定各种征赋，用来督促那些不勤劳的人。使天下人的力量都用在田地上，没有闲暇顾及其他事情。但又担心他们劳苦而懈怠，因而陷入邪僻，于是制定牲畜、酒醴来养护身体，设置弦乐、笙匏、俎豆来愉悦耳目。在他们不耕作、休息力气的时候，就用礼来教导他们。因此根据田猎制定搜狩之礼，根据嫁娶制定婚姻之礼，根据死亡和安葬制定丧祭之礼，根据饮食聚会制定乡射之礼。这些不只是为了防止他们作乱，也借此教导他们，使他们懂得尊卑长幼等各种人与人之间的大伦。所以凡是养生送死的办法，都顺着人的欲望为他们制定制度。用各种色彩和纹饰加以装点，使它美观，用来使人喜爱而容易趋向它；顺应人的情性加以节制，用来防止他们过度。然而还担心这样仍不够，于是又建立学校来讲习阐明这些道理。所以从上至天子的郊外，下至乡党，没有地方没有学校；选择百姓中聪明的人加以教育，使他们互相告诫劝说，诱导那些愚钝懒惰的人。唉，安排得多么完备啊！三代治理天下，大概就是这样：他们考虑百姓，心思极其精细；治理百姓的工具极其完备；防范百姓的办法极其周密；诱导百姓的道路极其深厚。勤勉地推行这些措施，并使它们遍及万物，教化逐渐浸润，深入人心。因此百姓生活时，不用力于田地，就从事礼乐活动；不在家中，就在学校之间。耳朵听到、眼睛看到的，没有不是仁义礼乐，他们便自然趋向这些而不知道疲倦。一生都没有见到其他异样的事物，又哪里有闲暇去羡慕外面的东西呢？所以说即使有佛教也没有途径进入，是因为有这些治理百姓的设施。到了周朝衰败、秦兼并天下时，秦把三代的制度全部废除，王道中途断绝。后世拥有天下的人，不能勉力恢复这些制度，治理百姓的措施不完备，防止百姓逐渐变化的办法也不周密。佛教就在这时乘隙进入。千余年之间，传来的佛教日益增多，我们所实行的制度日益败坏。井田最先废除，于是土地兼并和游荡懒惰的奸邪兴起；后来所谓搜狩、婚姻、丧祭、乡射之礼，以及一切用来教导百姓的设施，也相继全部废除。这样以后，奸邪的百姓有了余力，便想着去做其他邪僻的事情；善良的百姓看不见礼义施及自身，也就不知道应该趋向哪里。奸邪的百姓有了余力，便想做邪僻之事；善良的百姓看不见礼义，便不知道应当趋向何处。佛就在这时乘着空隙，鼓吹它荒诞雄辩的说法来牵引百姓，百姓就不得不随从而归依佛教。又何况王公大人往往倡导佛教并驱使百姓说：佛是真正值得归依的。既然如此，我们的百姓还有什么疑虑而不归依呢？幸而有一个不受迷惑的人，正气愤地说：佛是什么东西，我要拿起武器驱逐它！又说：我要提出道理来排斥它！然而延续千年的祸患遍布天下，哪里是一个人在一天之内能够解决的？百姓沉溺其中，已经深入骨髓，不是凭言语能够胜过的。既然如此，那么将怎么办呢？回答说：不如修治根本来战胜它。战国时期，杨朱、墨翟的学说交相惑乱天下，孟子对此忧虑，专门讲仁义，所以仁义的学说兴盛后，杨、墨的学说就衰废了。汉代时，诸子百家同时兴起，董仲舒对此忧虑，退而修明孔子的学说，所以孔子的道术彰明，百家之说便止息了。这就是所谓修治根本来战胜它的功效。如今身高八尺的人，披着铠甲、扛着长戟，勇力足以超过三军，可是见到佛像就下拜，听到佛法就产生敬畏仰慕之心，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他虽然确实强壮俊伟，但内心茫然，没有可以守持的道理，所以才这样。一个普通士人，身材瘦弱，举止进退畏缩怯懦，可是听到有佛之道，义正之色便显现在脸上，不但不向它屈服，反而想驱逐并断绝它，为什么呢？他没有别的缘故，只是学问明白、礼义熟习，内心有所守持，可以用来战胜它。因此，礼义就是战胜佛教的根本。如今一个普通士人懂得礼义，尚且能够不向佛教屈服；如果天下人都懂得礼义，就可以战胜佛教了。这是自然的形势。【《本论》下〈庆历三年〉】从前荀卿子的学说认为人的本性原本是恶的，并写了一篇文章来坚持这一论点。我起初很赞赏他，等到看见世人归依佛教，才知道荀卿的说法错了。人的本性是善的，实在太明显了！那些信奉佛教的人抛弃父子亲情，断绝夫妻关系，这对于人的本性是非常乖戾的；而且还有像蚕食虫蛀一样侵害百姓的弊病，可是百姓仍然纷纷归依它，这是因为佛教有教人行善的说法。唉！假如真能使我们的百姓明白地知道礼义就是善，怎么知道他们不会纷纷跟随礼义呢？只是教导、晓谕他们还没有达到应有的程度罢了。佛教的学说，百姓听惯了，也深入人心很久；至于礼义之事，却从来没有见过、听过。如今如果向众人宣布说：“禁止你们信佛，改行我们的礼义！”百姓就会惊骇逃走。不如逐渐施行，使他们在不知不觉中趋向礼义，这样才可以。鲧治水时采用堵塞的方法，所以水患更加猛烈；等到禹治水时采用疏导的方法，水患才平息。大概祸患深重、势力强盛，就难以正面抵抗；不如逐步驯导，使它自然消除，这样容易得多。如今尧、舜以及三代的政教，其学说还流传着，制度也都存在；如果确实能够讲求、修明它们，勤勉地实行，并逐渐浸润百姓，使百姓都乐于趋向它，那么它就会充实行于天下，佛教便无从施展了。《传》说：“没有什么事物能够同时发展到极盛。”这是自然的形势，何必一定要说“烧掉佛教的书”，又说“焚毁佛寺”呢！从前戎、狄、蛮、夷杂居在九州之间，所谓徐戎、白狄、荆蛮、淮夷之类就是这样。三代衰微以后，这些族类一起侵入中原，所以秦国凭借西戎占据宗周，吴国、楚国也都僭越而称王。《春秋》记载鲁国使用曾阝子的名号，《左传》记载有人在伊川披发而行，孔子也把不穿左衽衣服看作值得庆幸的事。在那个时候，即使佛教没有传来，中原又有多少不像夷狄呢？由此说来，王道不彰明、仁义被废弃，夷狄的祸患就会到来。等到孔子作《春秋》，尊重中原而贬抑夷狄，王道才重新彰明。如今九州的百姓，没有不右衽、戴帽、穿衣冠的；他们所遭受的祸患，只是佛教罢了。战胜佛教的方法，并没有什么特别高深难行的学说，只是忧虑人们忽视它而不去做罢了。

译郊祀上天、祭祀大地以及宗庙、社稷、朝廷的礼仪，都是天子的大礼，如今都已经举行。至于所谓田猎、婚姻、丧葬祭祀、乡射之礼，是郡县官府主管的事务，只在于讲明并颁布它们罢了。然而如果不勤勉实行、逐渐浸润，就不能深入人心而形成教化。自古以来，王者的政教一定要经过一代人以后才能使仁德普及。如今议论的人将说：“佛教传来已经一千多年，有势力的人尚且对此无可奈何，为什么还要采用这种迂缓的办法呢？”这就是因为一日之功不能迅速完成，便抛弃必须经过一代人才能完成的功业而不去做，难道不可惜吗！从前孔子感叹制作陪葬木俑的人不仁，大概是感叹这种渐进的开端最终会发展到用活人殉葬。既然如此，创立佛教的人，岂不是比制作木俑更加严重吗？佛教刚传来时，还没有显现它的危害，人们便引进来使它进入中原。如今它的危害已经明显，不只是先知先觉的人看见了，为什么大家还安然处之、不觉得奇怪呢？事物发展到极点就会反转，规律到了穷尽就会发生变化，这是常理。如今佛教兴盛已经很久，正可以趁它达到极盛、走向穷尽的时候使它反转变化，并不困难。从前三代的政教，都是圣人的事业；但时间久了，必然会产生弊病。因此三代的政治方法，都改变其质朴或文饰的一面，互相补救。即使佛教是圣人的学说，等到它产生弊病，也应当加以补救；何况它并不是圣人的学说呢？奸邪之人能够得到人们信任，虽然是小人，也一定有某种长处可以取得信任。因此古代的君主被他们迷惑，以至国家混乱灭亡还没有醒悟。如今佛教的教法，可以说既奸邪又不正了。它所提出的说法，大概也有能够迷惑人的地方。假使世上的君子看见它的弊病，却不思考如何补救，难道还算善于识破迷惑的人吗？或者只是没有找到补救的方法罢了。补救它，不如修治根本来战胜它。舍弃这个办法而贸然有所作为，即使有孟贲、夏育那样的勇力，孟轲那样的辩才，太公那样的谋略，我看他们的力量还没有来得及施展，言语还没有来得及说出，计策还没有来得及实行，就已经先陷入祸败了。为什么呢？祸患深重、势力强盛，难以正面抵抗，只有逐渐引导、逐步施行才可以。所以说“修治根本来战胜它”，于是作《本论》。【《为君难论》上〈庆历三年〉】俗话说做君主很难，究竟难在哪里呢？大概没有比任用人才更难的了。任用人才的方法，是委任就必须专一，信任就必须深厚，这样以后才能充分发挥他的才能，并且共同成就事业。可是如果用错了，想要专一委任他，就不再同别人谋划，拒绝众人的议论，这是想发挥一个人的作用，却先失去了众人的心；想要深信他，就对一切都不怀疑，果断地一定实行，这是既不审察事情是否可行，也不考虑功业成败。违背众人意见而办事，又不审慎谋划便轻率行动，接连做什么都失败，终于招致祸败，这是理所当然的。然而也有侥幸成功的事情，人们总是把成功说成是对的，把失败说成是错的，于是称赞这种行为，把违背众人说成独具见识，把拒绝劝谏说成不受众议迷惑，把偏信一人、轻率行动说成能够决断。假如后世的君主仰慕这三点，以此要求自己，等到信任的人一旦失误而招致祸败，即使后悔也来不及了。这实在令人叹息！前代做君主的人，极力拒绝众人的议论，专门信任一个人，却不能及早醒悟而招致祸败的，多得数不过来，不能一一列举，请姑且举一两个例子。从前秦国苻坚土地广大、军队强盛，拥有九十六万军队，号称百万，轻视东晋，把它看作偏居一隅的小国，认为只凭气势就可以吞并它。然而全国的人都说晋国不可攻伐，进一步反复劝说的人更数不胜数。他们陈述天时、人事，苻坚就用强词辩解加以驳斥，忠言正论都被压制得屈服而离开。像王猛、苻融这样的老成之言，他不听；太子宏、少子诜这样的至亲之言，他不听；沙门道安是苻坚平生所信任敬重的人，多次向他进言，他也不听。唯独听信一名将军慕容垂。慕容垂说：“陛下内心已经作出神明的谋划就够了，不必广泛询问朝臣，以免扰乱圣明的思虑。”苻坚大喜说：“能和我共同平定天下的，只有你了。”于是他决意出兵，毫不疑惑，便大举南伐。军队到了寿春，晋军用几千人攻击他，秦军大败而归；等到退到洛阳，九十六万军队已经损失了八十六万。苻坚从此军威沮丧，不能再振作，终于陷入混乱而灭亡。近世五代时，后唐清泰帝担心晋祖镇守太原，那里接近契丹，又倚仗兵力而骄横跋扈，便商议想把他迁到郓州。满朝官员都劝谏，认为不可。清泰帝决意一定要迁徙他，夜里召来平常与自己谋划的枢密直学士薛文遇，询问他以决定可否。薛文遇回答说：“我听说在路边筑舍，三年也不能建成。这件事由陛下决定就行了，何必再询问群臣呢？”清泰帝大喜说：“术士说我今年应当得到一位贤能的辅佐来帮助我中兴国家，您大概就是这个人吧！”立即命学士起草诏书，把晋祖迁到郓州。第二天早晨宣布诏令，朝廷上的大臣全都脸色大变。六天以后，晋祖反叛的文书送到，清泰帝忧惧得不知怎么办，对李崧说：“我刚才见到薛文遇，因为这件事气得浑身发抖，想亲自拔刀刺死他。”李崧回答说：“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后悔也来不及了！”君臣二人只是相对流泪罢了。由此说来，能够极力拒绝众议而专门信任一个人的，没有比这两位君主更果断的；由于这样做而招致祸败、混乱和灭亡的，也没有比这两位君主更惨的了。当苻坚想和慕容垂共同平定天下时，清泰帝把薛文遇看作贤能的辅佐、帮助自己中兴国家的人，可以说都是身临乱局的君主把自己的臣子当作贤能之人的例子。有人责问我说：“既然如此，任用人才就不可以专门信任他吗？”我回答说：“齐桓公任用管仲，蜀先主任用诸葛亮，可以说是专一信任了，却没有听说齐国、蜀国的臣民非难他们。大概是因为命令发出后，两国的臣民全都服从；事情实行后，两国的臣民全都得到便利，所以齐桓公、蜀先主能够专一任用而不改变。假使命令发出而两国的人不服从，事情实行而两国的人不便利，那么这两位君主难道肯专一任用并信任他们，以致失去众人的心、聚集全国的怨恨吗？” 【《为君难论》下】唉！任用人才已经很难了，却还不如听取意见困难。人的言论不是只有一种：巧妙的辩说纵横驰骋，令人喜爱；忠直的话质朴，往往说得不流利。这不是听言的困难，而在于听取者是否明智或昏暗。阿谀的话顺合心意，容易使人喜悦；直率的话违逆耳朵，容易使人发怒。这也不是听言的困难，而在于听取者是贤能还是愚昧。这些都还不足以称为困难。如果听来觉得某人的话可以采用，采用它却往往败坏事情；听来觉得某人的话不可以采用，但不按照他的话做就不能成功，这才是听取意见的困难。请姑且举一两个例子。

译战国时期，赵国有一名将领叫赵括，善于谈论军事，自称天下没有人能抵挡他。他的父亲赵奢，是赵国的名将，长期熟悉用兵。每次和赵括谈论军事，赵奢也不能驳倒他。然而赵奢始终不认为赵括有才干，叹息说：“赵国如果任用赵括为将，一定会败坏赵国的事业。”后来赵奢死了，赵国便任用赵括为将。赵括的母亲亲自去见赵王，也说赵括不可任用。赵王不听，派赵括率军攻打秦国。赵括被秦军射死，赵军大败，投降秦国的四十万人在长平被活埋。大概当时没有像赵括那样善于谈论军事的人，也没有像赵括那样造成惨败的人。这就是听他的言论似乎可以采用，任用他却往往败坏事情的例子，赵括就是这样的人。秦始皇想要攻打荆国，询问将领李信需要多少军队。李信当时年轻而勇敢，回答说：“不过二十万人就够了。”秦始皇非常高兴。又拿这件事询问老将王翦，王翦说：“没有六十万人不行。”秦始皇不高兴，说：“将军老了，怎么这样胆怯呢！”于是认为李信可以任用，给他二十万人，让他攻打荆国。王翦便称病辞职，退居频阳养老。不久李信被荆人打得大败，损失七名都尉而归。秦始皇非常惭愧，亲自驾车到频阳向王翦道歉，并强行请他出山。王翦说：“如果一定要任用我，没有六十万人不行。”于是秦始皇最终给他六十万人出征，终于灭掉了荆国。这就是起初听来似乎不可采用，但不按照他的话做就不能成功的例子，王翦就是这样的人。况且听取别人的计策，应当怎么办呢？听来觉得他的话可以采用，采用它本来是合适的，却往往败坏事情；听来觉得他的话不可采用，舍弃它本来是合适的，但一定按照他的主张做才会成功。这正是困难所在。我又认为，秦、赵两位君主不仅错在听取意见，也由于喜欢任用新进之士，轻视并抛弃老成之臣，这就是他们失败的原因。大体说来，新进之士喜欢勇猛锐进，老成之人多半谨慎持重。这就是君主中喜欢建立功名的人，听到勇锐之士的话就容易接受，听到持重之人的话就难以听进去的原因。至于赵括，还有一层原因。我大略考察《史记》的记载，当时赵国正派廉颇攻打秦国。廉颇是赵国的名将，秦人畏惧廉颇，却知道赵括只有空谈，容易对付，于是对赵国施行反间计说：“秦人所害怕的就是赵括，如果赵国让他做将领，秦国就害怕了。”赵王没有识破反间计，便任用赵括为将，代替廉颇。蔺相如极力劝谏，认为不可，赵王不听，终于导致失败。由此说来，赵括只有空谈、没有实际才能而不可任用，他的父亲知道，他的母亲也知道，赵国的群臣如蔺相如等人也知道，甚至敌国也知道，唯独赵王没有醒悟。任用人才的错误，天下人都知道不可行，唯独君主不知道，这是最大的祸患。前代由于这个原因而发生祸乱、失败和灭亡的事情，多得数不胜数。【《朋党论》〈在谏院进呈。庆历四年〉】我听说朋党的说法自古就有，只希望君主能够辨别其中的君子和小人罢了。大凡君子和君子，因为志同道合而结为朋党；小人和小人，因为利益相同而结为朋党，这是自然的道理。然而我认为小人没有真正的朋党，只有君子才有真正的朋党，为什么呢？小人所喜爱的是俸禄和利益，所贪求的是财货。在利益相同的时候，暂时互相勾结引荐、结成朋党的，是虚假的。等到见到利益便争先，或者利益耗尽而交情疏远，就反过来互相残害，即使是兄弟亲戚也不能互相保护。所以我说小人没有朋党，他们暂时结成朋党的关系是虚假的。君子却不是这样。他们所守持的是道义，所实行的是忠信，所珍惜的是名节。用这些来修养自身，就会志同道合、互相增益；用这些来侍奉国家，就会同心协力、共同渡过困难。始终如一，这才是君子的朋党。因此，做君主的只应当斥退小人的虚假朋党，任用君子的真正朋党，天下就可以治理好了。尧在位时，小人共工、兜等四人结成一党，君子八元、八凯十六人结成一党。舜辅佐尧，斥退四个凶恶小人的朋党，进用八元、八凯这些君子的朋党，尧的天下便大治。等到舜自己做了天子，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一同列于朝廷，彼此称赞、彼此推让，二十二人结成一个朋党，舜却全都任用他们，天下也大治。《尚书》说：“纣有臣子亿万人，却各怀亿万颗心；周有臣子三千人，却只有一条心。”纣的时代，亿万臣民各怀异心，可以说并没有结成朋党，但纣仍因此亡国。周武王的臣子三千人结成一个大朋党，周却借此兴盛。后汉献帝时，把天下的名士全部逮捕囚禁，指斥为党人。等到黄巾贼兴起，汉室大乱，后来才悔悟，把党人全部释放，但已经无法挽救了。唐朝末年，逐渐兴起朋党的议论。等到昭宗时，把朝廷中的名士全部杀死，有的投入黄河，还说：“这些人是清流，应当投入浊流。”唐朝于是灭亡了。前代的君主中，能够使人人各怀异心、不结成朋党的，没有比纣更厉害的；能够禁止善人结成朋党的，没有比汉献帝更厉害的；能够杀尽清流朋党的，没有比唐昭宗时期更厉害的。然而他们都使自己的国家陷入混乱而灭亡。彼此称赞、彼此推让而不互相猜疑，没有比舜的二十二位臣子更突出的；舜也不猜疑他们，把他们全部任用。然而后世并不讥讽舜被二十二人的朋党蒙骗，反而称舜为聪明的圣人，因为他能够辨别君子和小人。周武王时期，全国三千名臣子共同结成一个朋党，自古朋党人数之多、势力之大没有比周更突出的；但周借助这个朋党而兴盛，是因为善人即使很多也不会令人厌恶。兴亡治乱的事迹，做君主的可以把它们作为鉴戒了。【《魏梁解》】我讨论正统问题，辨明魏、梁不应视为伪朝。议论的人有的责怪我严重违背《春秋》的宗旨，认为魏、梁都有篡夺、弑杀的罪恶，应当加以诛绝，而我反而把它们列入正统，这是奖励篡夺，并不是《春秋》的意旨。我回答说：这正是《春秋》的意旨。鲁桓公弑杀隐公而自立，鲁宣公弑杀子赤而自立，郑厉公驱逐世子忽而自立，卫国公孙剽驱逐他的君主而自立，圣人在《春秋》中都没有断绝他们作为君主的名分。这就是我不黜斥魏、梁的原因，是采用《春秋》的法则。

译魏、梁的罪恶，三尺童子都知道可恶；如果我没有圣人的法则作为依据，难道敢把它们列入正统而不感到疑惑吗？那么《春秋》也奖励篡夺吗？回答说：正因为没有断绝这四人成为君主的名分，才可以从这里看出《春秋》的用意。圣人在《春秋》中用意深远，所以劝善惩恶恳切，说话真实可信，善恶才明确。要把他们的罪恶昭示给后世，关键在于不抹杀事实。事实是他们曾经做过君主，就记载他们做过君主；事实是他们篡夺了君位，就记载他们篡夺。分别传述事实，使后世相信，那么这四位君主的罪行就无法被掩盖。假使做君主的人不能掩盖自己的罪恶，那么世上做恶的人或许就会因此止息。这就叫用意深远而劝戒恳切，说话真实可信而善恶分明。凡是作为恶名的东西，不只是君子憎恨它，即使是小人也知道它可恶。然而小人常常做到恶事，大概是因为把别人看作可以欺骗，又希望侥幸无人知道，便可以掩盖它。地位没有比国君更尊贵的了，可是国君也不能逃脱大恶的名声，这正是要向人们表明：人不可欺骗，恶行不可掩盖。即使四位君主因为圣人加以诛绝而使罪恶彰明，后世作恶的人也会说：他们只是不幸遇到了圣人，被贬斥断绝了君位，所以罪恶才显露；我没有孔子，世上没有人贬斥我，就可以希望别人能够欺骗，罪恶能够掩盖。这样一来，侥幸心理就被开启了。《春秋》让他们保有君主名分，却使他们不能掩盖自己的罪恶，这正是《春秋》的深意。夏桀、商纣，不能贬低他们作为王的名分，却是万世共同憎恨的人。如今普通士人和颜回、闵子骞相比就高兴，和桀、纣相比就发怒，这说明大恶之君还不如一个有善行的士人。《春秋》对于大恶之君不加诛绝，并不妨害它褒扬善行、贬斥恶行的宗旨。只是因为不抹杀事实来彰明他们的罪恶，使后世相信；同时让他们保有君主名分，却不能掩盖自己的罪恶，以便使人停止作恶。能够懂得《春秋》的这个宗旨，然后才知道我不黜斥魏、梁是正确的。[原文仅存问号，文意不明。]●卷十八·《居士集》卷十八 ◎经旨十首〈附辨一首〉 【《易或问三首》〈景祐四年〉】有人问：“大衍之数，是《易》的根本吗？学《易》的人没有不在这上面尽心的。”我说：“大衍之数，是《易》的末节，何必在这上面尽心呢？《易》是文王创作的，它的书就是六经，它的文字就是圣人的言论，它所涉及的事情就是天地万物、君臣父子夫妇以及人伦的大原则。大衍只是筮占的一种方法，并不是文王所做的事。”“既然如此，它就不值得学习吗？”我说：“掌握大的方面，就可以兼及小的方面；从来没有只学习小的方面而能够达到大的方面的。懂得这一点，才知道应该怎样学习《易》。六十四卦，自古以来就被使用。夏、商时期，关于筮占的说法在典籍中略有显现。文王遭逢纣的乱世，有忧虑天下的心，有为万世谋划的志向，却没有地方施展，于是认为卦爻起源于奇数、偶数，阴阳变化交错而形成文理，其中包含君子、小人、进退、动静、刚柔的象征，也具备治乱、盛衰、得失、吉凶的道理，因而借取这些来寄托自己的言论，把它命名为‘易’。到了后世，人们才用它来占筮。孔子生在周朝末年，担心文王的志向不能被后世看见，而《易》只被用来占筮，于是作《彖》《象》，阐发说明卦的意义，必定称说圣人、君子、王后等来对应所论之事，又常常用四方万国、天地万物这样广大的事物来作说明，大概是为了表明《易》并不只是用于卜筮，从而推究它的本意，纠正世人的错误；这样以后，文王的志向才大大彰明，《易》也才开始列入六经。《易》沦为卜筮之书，并不只是当今的事；如果没有孔子，文王的志向就会被埋没而不为人知。六爻的文字，是占辞；大衍之数，是占法，自古以来就使用它。文王改变了占辞，却没有改变占法，所以说大衍不是文王所做的事。所谓占辞，包含君子、小人、进退、动静、刚柔的象征，以及治乱、盛衰、得失、吉凶的道理。学者把这些占辞专门用于筮占，尚且被孔子认为不对，何况抛弃这些占辞而执守占法，想借此看见文王创作《易》的用意，不是离题更远吗？凡是想做君子的，就学习圣人的言论；想从事占筮的，就学习大衍之数，只看自己选择哪一种罢了。有人问：“《系辞》果真不是圣人所作，前代的大儒和君子为什么不加以论说呢？”我说：“何止《系辞》如此。舜涂饰粮仓、疏通井的故事，不见载于六经，也没有被孔子门徒讲说，大概只是街巷平民的传言。等到流传久了，孟子的门徒反而讲说它。事情本来就有出自荒谬妄诞之说的。起初，大儒、君子认为世人不会相信，便搁置而不论；等到流传久了，后世反而认为连大儒、君子都没有非难它，这件事就确实没有虚假了。因此，旁门的学者沉溺其中的很多。自从孔子去世，周朝日益衰微，王道丧失、学术废弛，接着进入战国，诸子百家的异端兴起。十翼的说法，不知道起于什么人；自秦、汉以来，大儒、君子都没有加以论述。”有人说：“那么凭什么知道它不是圣人所作呢？”我说：“大儒、君子对于学问，只是因为道理高远而已。中等才智以下的人，即使指明事迹、提点要领再加譬喻，仍然会有人迷惑；他们长期沉溺于习闻之说，旁门学者又喜欢提出奇异说法来取胜。所谓‘子曰’，是什么呢？那是讲师的言论。我曾经用它来譬喻求学者。‘元，是善的首长；亨，是美善的会合；” 利，是义的和谐；贞，是事业的根干’，这就是所谓《文言》。鲁国穆姜说这段话时，是鲁襄公九年；此后十五年孔子才出生。左氏传述《春秋》，固然有很多浮夸荒诞的言辞，但他的用心也一定是希望他的书能够被后世相信。假使左氏知道《文言》是孔子所作，就一定不会把它追溯附会到穆姜的说法上而使后世疑惑，大概左氏没有想到后世会把《文言》说成孔子所作。孟子说：‘完全相信书本，不如没有书本。’孟子难道喜欢非议六经吗？他只是排斥其中杂乱的说法，用来尊崇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