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十八·居士集卷四十八◎策问十二道

译问：六经，是先王治理天下的工具，也是后世取法的依据。《尚书》记载上古之事，《春秋》记述历史，《诗经》用含蓄的言辞感发并讽刺时事，《易经》的道理幽隐而深远；其中与现实最切近的，是《礼》和《乐》。自秦朝焚书以后，六经几乎全都散失了。到了汉代重新出现的，都是残缺、脱漏、颠倒的篇章，有的传自老师宿儒昏聩衰老的说法，有的从坟墓、屋壁之间取得，因此学者不能明白经义，异说纷纷出现。何况《周礼》出现得最晚，然而这部书却最为完备。它统摄天地万物，制定礼仪、制作音乐，建立国家、治理人民，奉养生者、办理死者之事，禁止非正、倡导善行；作为治理天下的方法，条理全都具备。三代的政治已经很美盛，而周代的治绩之所以比夏、商二代更详细地见于后世，正是因为《周礼》记载了它。然而汉武帝认为它是亵渎、混乱而不可信的书，何休也说它是战国六国阴谋家的说法，这是什么缘故呢？不过如今考察它，确实有可疑之处。内则设置公卿、大夫、士，以下直到府史、胥徒，使他们互相辅佐分担；外则划分九服、建立五等爵位，区别尊卑以便相互统属治理，这就是《周礼》的大概内容。但六官所属的官员，在经文中略见的就有五万多人，而乡里、闾、县、鄙的长官，以及军师、卒伍之类，还没有计算在内。王畿方圆千里的土地，可以分成多少井田，容纳多少户民众？王官、王族所拥有的国邑有多少？百姓的贡赋有多少？而且还要在其中容纳五万人，这些人是耕种并纳赋的吗？如果不耕种却要纳赋，那么靠什么供给他们？治理天下，难道竟然要烦琐到这种程度吗？这是第一个可疑之处。秦朝既然诋毁古制，就把古代制度全部废除了。汉代以后，帝王的称号、官府制度，全都承袭秦制，一直到今天，虽有沿袭也有改革，但大体仍是秦朝的制度。从来没有谁真正有意采用《周礼》，难道是因为它规模太大而难以实行吗？还是它果真不可实行呢？制定法令、确立制度，是为了留给后世；如果难以施行，使万世都不能实行，那就同不可实行一样了。这样说来，反倒不如沿袭秦制。如果偶然实行，也不能使国家兴盛，甚至还会因此招致祸乱，王莽和北周宇文氏就是这样，那么它不可采用便可以确定了。这又是一处可疑之处。不过它关于祭祀、服饰、车马、旗帜的规定，似乎有可以采纳的地方，难道这就是所谓文采郁郁盛美吗？三代的治理，其要领究竟是什么？《周礼》经文的失误在哪里？适合今天采用的道理，应当从哪里着手？请全部陈述，不要隐瞒。问：古代治理天下有繁有简，施行于百姓也有深有浅，不过是各自适合实际情况罢了。三代盛世时，土地方圆万里，而天子亲自治理的只有千里，其余地方分封给诸侯。至于礼乐刑政，只颁布大法而使诸侯遵守，那么它的总体原则大概是如此简略。诸侯的大小国家大约有几千个，必定各自建立都邑、设置宗庙；卿士大夫朝见、聘问、祭祀，教导农事、训练士卒，安置居民、测量土地，从一个成年男子以上的各种事务都有法制，那么对于众多事务来说，又是多么繁琐啊！如今从京城直到海边和边远险要之地，一个小吏、一个士卒的任用都必须由朝廷任命，政务无论大小都从朝廷发出，州县官吏不过奉行而已。这是把天下全都置于中央直接治理，在治理的大体上说，反而是繁琐的。可是州县的大小、乡邑闾里、田地井田、教导农事、训练士卒，从一个成年男子以上的事务几乎完全没有制度，对于众多事务来说，又是多么疏忽而简略啊！礼用来治理人民，乐用来使他们和谐；以德义、仁恩长久养育、浸润人民，这就是三代治理深入民心的原因。政令只求统一人民，刑罚只用来防止他们作恶，这只是浅层的治理罢了。如今从宰相到州县各级官署，没有不发布文书、处理吏务的，他们所急切做的不过是催督赋税、审断狱讼而已，这也只是浅层的治理。礼乐仁义，官吏尚且不知道应当怎样实行，却希望百姓受到它们的教化，难道能够做到吗？治理大的国家而采取简约办法，力量就有余；治理小的事务而安排周密，事情就不会遗漏；用浅近的办法约束百姓，就能防止他们走入邪僻；用深厚的教化逐渐感化百姓，教化就可以形成，这就是三代能够治理好天下的原因。如今一切都违背古制，把本应繁密的事情简化，把本可简化的事情弄得繁琐，只顾浅近之务而忽略深厚的教化。因此国家建立百年，仁政仍未成功，百姓生活仍未富厚，原因就在这里。然而如果想使国家体制无论大小都适合繁简的原则，使法令政事的宽严张弛都运用深浅相济的方法，诸侯、井田制度又不能仓促恢复，那么施行于今天应当采取什么办法？礼乐刑政不能仓促完成，今天采用它们有什么便利？违背古制的过失，根源从哪里产生？修复的办法，应当从哪里开始？考察治乱、贯通古今，是诸位大夫的职责，请尽心陈述。问：关于礼乐的书籍散失了，大多杂见于诸儒的言论中，只有《中庸》出自子思。子思是圣人的后代，他所传授的道理应当得到真传，可是其中的说法却有不同于圣人的地方，这是为什么呢？《论语》说：“我十五岁开始立志学习，三十岁能够立身，四十岁不再迷惑，五十岁懂得天命。”大概孔子从十五岁开始学习，学习十五年以后才有所成就；他的道术又要每过十年才能进一层。孔子的圣明，必定是学习以后才达到的，经过长久修养以后才成就的。然而《中庸》说：“由真诚而明白天理，叫作本性；由明白天理而达到真诚，叫作教化。”由真诚而明白，是生来就知道；由明白而达到真诚，是学习以后才知道。像孔子这样，可以说是学习以后才知道的人；既然孔子也必须学习，那么《中庸》所说由真诚而明白、不学习便能知道的人，谁能够当得起呢？尧任用四凶，起初并不是没有思考，只是思考也不可能没有过失，所以说“只有帝尧也觉得这件事很难”。舜遇到事情，一定向别人询问，然后选择可行的意见，所以说“舜喜欢询问”。禹遇到事情，自己不能决定，而别人有好的意见告诉他，就行拜礼并听从，所以说“禹拜受善言”。商汤有了过错，后来知道了就一定改正，所以说“改正过错毫不吝惜”。孔子也曾有过错，所以说：“幸运的是，假如有了过错，人们一定会知道。”可是《中庸》说：“真诚的人，不用勉强就能合乎中道，不用思考就能有所获得。”尧的思虑常常有失误，舜、禹常常要依靠别人的帮助，商汤和孔子也常常有过错。这五位君子，都是上古圣人中明智的人；他们即使勉力思考，仍有达不到的地方，那么《中庸》所说“不用勉强就合乎中道、不用思考就能获得”的人，谁能够当得起呢？这五位君子都不能当得起，那么自有天地以来就没有这样的人，难道这是空洞夸大的言论而没有实际用处吗？孔子必须学习以后才达到圣境，尧的思虑有时会有失误，舜、禹必须借助别人，商汤、孔子不能没有过错，这些都是勉励人努力实践、不要懈怠的有益言论。如果《中庸》所说的真诚而明达是无法达到的，就会使懒惰的人停步不前，成为没有用的空话。因此我怀疑《中庸》是传授过程中出了错误，您认为怎样呢？《南省试进士策问三首》

译问：从前禹治理洪水，安定山川，尧称赞这是造福万世的功业。遭遇大小灾患，没有谁比尧更严重；竭尽力量抵御大灾患，没有谁比禹更强；辨别四海、九州、山川地形，顺应水的本性，了解它的利害并用有法则的办法治理，没有哪部书比《禹贡》写得更清楚。因此后世谈论水利的人，一定以禹为根本；寻求治理水患的方法和事迹，也一定要考察《禹贡》。那么这是学者应当尽心研究的。国家天下广大，造成水灾的不过一条河，并没有尧时代那样的大患。自从横垅、商胡两处再次决口以来，三十多年间，天下竟没有一个人能够兴修水利，难道是有这样的人却没有寻求他吗？还是寻求了却没有找到吗？或者是不懂水性，违背了疏导、排泄的方法，是因为《禹贡》的学问长期废弃而造成的吗？这是当今的急务，也是学者应当留意的事。况且尧时的九州，哪里地势高，哪里地势低？禹治理水患时，哪一处先治理，哪一处后治理？考察他治理水患的踪迹，就是疏导大水，使它按照来处和归处顺势流行；小水则有的附着大水一同流行，有的停留在适当之处蓄积，然后各条河流都得到合宜的安排。竭力治理大的水患，小水也随之得到治理，这难道不是其中的方法吗？然而所疏导的大水，名称有多少呢？想要治理水患，却不知道地形的高低、治理的先后、用力的多少以及水道的名称和数目，那么凭什么了解水势的利害？所以希望听到有关情况。禹之所以能够用这样的办法疏通、治理水患，一定还掌握了其中的要领。希望全部陈述，不要隐瞒。问：三王治理天下，各有损益不同之处，但制度和文物典章，只有周代最为完备。《周礼》的制度设置六官来治理万民，于是各种事务都能得到治理；这样看来，公卿所负的责任实在很重。至于祭祀天地、日月、宗庙、社稷、四郊、明堂等事，天子和大臣亲自参加的，一年之中有多少次？又有巡狩、朝会、出师田猎、射礼、耕耤、宴饮等事，凡是大事的举行，一年之中又有多少次？百姓也有畋猎、学校、射礼、乡饮酒礼，凡是大型聚会，一年之中有多少次？又有州、党、族等官员所主持的事务，以及岁时、月朔、春秋、▯▯、询问政事、宣读法令，一年之中又有多少次？斋戒、供应、召集、奔走，废去的日子有多少？这样看来，恐怕官员不能安居官府，百姓不能安居家中，又哪里有空闲修治政事、经营生业呢？为什么会烦琐到这种程度？然而议论者说，周代用这些办法来达到太平。难道朝廷的礼乐文物、万民的富裕和和乐，必定要像这样勤劳而周详，然后才能达到吗？后世苟且简略，不能完备举行，所以不能达到三代盛世吗？然而治理天下果真要劳苦到这种程度吗？把它用于今天，果真能够安然实行而不使人疲倦吗？还是其中的设施自有办法，只是我们没有深入考察罢了？请诸位先生说明。问：六十四卦所说的《易》，是圣人的书。如今称为《系辞》，古时称为《大传》，也都说是圣人所作。书中说：“两仪产生四象，四象产生八卦。”又说：“黄河出现图，圣人便取法它。”又说：“从前庖牺氏统治天下时，仰观天象，俯察大地，观察鸟兽的纹理，近取自身，远取万物，于是开始创作八卦。”又说：“从前圣人创作《易》时，幽冥地赞助神明而产生蓍草，参验天数、取法地数而建立数目，观察阴阳的变化而设立卦象。”同一部书却有四种说法，那么八卦究竟是根据什么产生的呢？如果说河图的说法确实可信，那么就是天生神马背负八卦从水中出来，这不过是天地自然形成的纹理罢了，为什么还要说庖牺氏开始创作呢？如果依照神明赞助而产生蓍草的说法，又似乎是八卦直接因蓍草的数目而产生的。至于两仪、四象相互生成而形成八卦，则又不需要前面三种说法便可以有卦了。因此，假如其中一种说法成立，另外三种说法就可以废弃。那么究竟应当听从哪一种说法呢？占卜，自尧、舜以及三代以来一直使用，大概是古代圣人的方法，没有必要追究它的起源是否在遥远而模糊不可考的时代以前。然而《系辞》既然是圣人所作，必定有深刻的旨意，希望替我解决这个疑惑。《问进士策四首》问：孟子认为井田分配不均，粮食和俸禄就不会公平；经界一旦划定，分配田地、制定俸禄就可以安坐而定，所以说“仁政一定要从划定经界开始”。这大概就是三代井田的制度。自周朝衰落直到今天，田制废弃而不能恢复，已经一千多年了。凡是治理天下国家的人，他们治理有方的事迹虽然不同，但其典章制度、礼乐刑政没有不取法三代的，唯独对于井田制度却废弃而不采用，难道是因为它不可实行吗？难道是害怕困难而不去做吗？然而不采用井田也不妨碍他们治理天下。仁政果真一定要从划定经界开始吗？不可实行和难以实行的制度，果真是万世通行的法则吗？王莽曾依照古制改称民田，然而天下百姓忧愁困苦、怨恨反叛，最终共同起兵灭亡了他。王莽加在人民身上的罪恶虽然不止一件，但更改田制这件事，当时百姓尤其认为不便。唉！孟子所放在首位的办法，后世都不采用却仍能治理天下；采用它却使百姓特别忧愁怨恨，认为不便，那么孟子称它为仁政，难道可以吗？《礼记》说：“时代不同，情况不同，不能互相沿袭。”《尚书》又说：“办事不效法古代，便不是可取的说法。”《尚书》和传记中的话，彼此竟如此矛盾，那么究竟听从哪一边呢？孟子是世人所尊奉的老师，难道他拘泥于古制而不能通晓后世吗？难道他就是所谓迂腐空疏的人吗？如果不是这样，必定另有解释。三代以后，拥有天下而最为强盛的，莫过于汉、唐。汉、唐的治理同三代相比怎样？它们对民田的制度、税赋的等级又怎样？哪些办法可以施行于今天，又怎样施行？都希望听到详细说明。问：孔子不谈怪异之事，是因为知道这些话对实际事务没有益处，反而会使人迷惑，所以不把它们写进前代的典籍。然而《尚书》记载凤凰来到舜的朝廷，《诗经》记录玄鸟降生商族，《易经》称黄河、洛水出现图书，《礼记》记载龟和龙游于宫廷池沼。《春秋》彰明是非、端正王道，所谓“六▯”“鸲鹆”，同人事有什么关系呢？《周南》《召南》本来是歌咏后妃功德的诗，“麒麟”“驺虞”这类祥瑞，难道是妇人能够招来的应验吗？从前孔子看见制作木俑的人，感叹他不仁，认为这是以活人殉葬的开端。何况六经是万世的法则，却容纳这些异说，亲自开启了异说的源头。自秦、汉以来，各位儒者所撰述的荒诞虚妄之说，没有什么不存在。推究它们的来源，难道也是逐渐发展而来的吗？如果根本没有这些事，圣人不会把它们写下来；即使确实有这些事，记载下来没有益处而且有害，不写也可以。然而圣人把它们写下来，难道另有用意吗？还是这些并非圣人所写的呢？我都不能明白，请博学善辩、见识明达的人详加说明。

译问：治理政事的人，是遵循名义，还是沿袭旧迹？三代的名，是端正名分；三代的迹，是治理的事迹。所谓名，是万世不变的法则；所谓迹，是万世遵行的制度。端正名分、确立制度，言语就顺当，事情就能办成，然后根据名和迹来考察实际，于是典章文物和各种事物都灿然完备，可以说盛大了！董仲舒所说的三代因质朴与文饰不同而有改制之名，却没有改变治道的实质，正是这个意思。自秦朝肆意施行暴虐，毁弃古代典章以后，三代的名和迹都改变了，也丧失了实际内容，难道这就是所谓改变治道吗？然而从秦代到今天，已经一千多年，时而太平，时而混乱，国家废兴、国运长短的形势，都只是由于当政者的作为罢了。沿袭秦朝的名号不能改变，三代的制度又不能恢复，难道这是事理自然如此吗？难道三代的制度只能适用于三代，不能施行于后世吗？王莽寻求三代的旧迹而恢复井田，宇文氏寻求三代的名义而恢复六官，这两者本来都是昏乱败亡的国家。那么孔子说“治理政事一定要先端正名分”，孟子说“治理政事一定要从划定经界开始”，难道是空话吗？然而自秦以来，治理天下最接近三代的君主，只有唐太宗。唐太宗的名号和制度本来没有恢复三代的一两分，可是他的治理却接近三王，难道所谓名和迹并不是指这些吗？难道是舍弃名和迹而直接考察实际吗？难道孔子、孟子所说的另有深意，只是学者没有深入考察吗？请斟酌古今情况的适宜与差异来回答。问：古代选拔士人，上下双方互相依靠，共同成就彼此的美德；如今选拔士人，上下双方反而互相伤害，这样想要成就事业，可以吗？古代的士人有一向的教育培养，进取也有次序。上位者以厚礼对待下位者，所以下位者自守其身也更加看重。上位者若没有厚礼，就不能得到士人；士人若不自重，也不能受到上位者的礼遇。因此拥有国家的人，在朝廷设置爵位、俸禄、车服、礼乐，来等待士人的到来；做士人的，在家中修养仁义、忠信、孝悌，来等待上位者的任用。朝廷所设置的这些待遇，知道下位者能够配得上自己的期待，就更加优厚；处于下位的人知道上位者并不轻视自己，所以更加自重。这难道不是上下互相成就美德吗？后世的士人却相反。上位者对待下位者，认为他们不过是谋求利益、求取进身罢了，虽然设置了爵禄，却每天制定防范措施，来革除求进者泛滥的弊端。下位者看待上位者，认为即使自己自重，上位者又有谁了解我；如果不主动求进，就不能通达。因此上位者对待下位者越来越淡薄，下位者自守其身也越来越不受重视，反而变得轻浮。唉！处在上位的人想得到贤能之士，处在下位的人想推行自己的道术，难道能够实现吗？请说明三代选拔士人的制度是怎样的；汉、魏直到今天，制度又怎样变化了。应当逐一详尽说明。选士制度失去了根本，导致它反而违背古制，应当从哪里开始改变？如今的士人都学习古代、通晓经书，渐渐懂得自重了；可是上位者用来礼待他们的办法，并没有更加优厚。唉！是先有上位者的厚待，然后才导致下位者自重吗？还是一定要先有下位者自重，然后上位者才会厚礼相待呢？二者都不肯先做，那么这种形势又凭什么能够结合起来呢？请把它的根本和末节，以及可以施行于今天的办法，全部陈述出来回答。？●卷四十九·居士集卷四十九 ◎祭文二十首 【祭桓侯文〈景▯四年〉】谨以猪肩和酒作为祭品，告慰桓侯张将军的英灵：农民从事农事也很辛劳，竭尽筋力，辛勤劳作一年，到头来几年的耕种不过收获一年的成熟粮食。粮食成熟了，还来不及享用，就要应付租税、赋敛；即使有剩余可以食用，又能得到多少？不幸遇上水灾、旱灾，接连不断地成为饿死的人。丰收年本来常常少，荒歉年却常常多。如今夏麦已经成熟，早熟的粟和稻，百姓都已经收食了。秋季如果又大获丰收，那么差不多可以支撑一两年的灾荒。年成将要完成，怎么忍心把它毁坏呢？今晚田里的秋庄稼将要结实，却少有雨水；降下的雨水频繁地在近郊，山地田亩偏远，需要下雨的地方都还没有得到。只愿神灵降下福佑，公平地施加恩惠，最终成就这一年的收成。神生前凭忠勇侍奉君主，威名震动荆楚；死后享受这里的祭祀，正是百姓应当向您禀告的事情。请享用祭品！【求雨祭文〈宝元元年〉】某年某月某日，乾德县令欧阳修谨以清酒和众多祭品祭告五龙之神说：方圆百里的地方一时不下雨，百姓遭受灾害的就有几千家。这样看来，水旱灾害是重大的事情，上天庇护、养育这些百姓，难道会愿意轻率地造成这种灾害吗？不幸遭遇灾害，就把原因归结为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官吏贪婪暴戾，不能使百姓安定，使怨恨呼号之气冲犯阴阳和气，因而造成灾害；另一种说法是凡山川中能够出云降雨的，都有神灵主管，调节丰歉，掌管百姓的命运。所以发生水旱灾害，不是责问官吏，就是向神灵祈告。唉！百姓不幸遭受灾害，欧阳修和神灵又不幸共同面对这件事，是因为官吏享受俸禄，神灵享受祭祀。如今这一年已经旱了，县令虽然愚昧，还知道害怕而奔走祈求；神灵最为灵验，难道不会被此触动内心吗？请享用祭品！【求雨祭汉景帝文〈宝元元年〉】某年某月某日，具官欧阳修祭告汉孝景帝的神灵：县里接到州府文书，要在各处祠庙祈雨。县令极其愚昧，原以为雨水还算按时，百姓不至于缺少，所以不敢烦扰神灵的视听。癸丑日，我出行到近郊，看见百姓的禾苗荒废在草丛中，询问他们，他们说：“等下雨以后再锄草培土。”又走去看见一位老人，他说：“这个月没有雨，年成就要歉收。”这样以后我才知道，先前所谓雨水还算按时，只不过是城郭附近的情况，而县境数百里山坡、田地之间，大概都还没有得到雨水。欧阳修因为有罪，做这里的县令，本应勤于民事、敬事神灵，以补偿自己的责任。如今既不能清楚审理百姓的狱讼，又不寻求百姓最急迫的需要，甚至离县城十多里以外，凡是百姓的事情都不能知道，顽固地怠慢祭祀神灵的事务，这使我的罪过又超过了当初来这里任县令的罪过。神灵是汉明帝，生前能够恩惠百姓，施行仁义、果断刚正，威灵的名声照耀后世，尤其受到这里百姓的信奉。愿神灵降下福佑，以回应这里百姓的信仰。请享用祭品！【北岳庙赛雨祭文〈庆历五年〉】古代诸侯的国家，遇到水旱、丰歉之事，需要向山川祈祷，就各自在自己的封地举行。祭祀微薄、等级低下，只限于一个国家；神灵所降的福佑，也不过遍及本国。哪里像高大的山岳，是四方的镇护、天下的雄山，由天子命令祭祀，受到公、王的尊崇呢？而我的职务既不是只守护一个州，河北千里之地，向上供给朝廷、向下使百姓丰足，全都由我承担责任。所以我的祈祷，不是只镇护一个州就停止，而是希望黄河以北都能蒙受您的恩惠。何况神灵所主管的，又不只是河北一地，利益和恩泽广大，应当施及无穷之地。既然已经得到恩赐，却又敢来烦扰，幸望神灵听察而且聪明。请享用祭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