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十二·居士集卷四十二◎序六首
【归田录序〈治平四年〉】
《归田录》者，朝廷之遗事，史官之所不记，与夫士大夫笑谈之余而可录者，录之以备闲居之览也。
有闻而诮余者曰：“何其迂哉？子之所学者，修仁义以为业，诵六经以为言，其自待者宜如何？而幸蒙人主之知，备位朝廷，与闻国论者，盖八年于兹矣。既不能因时奋身，遇事发愤，有所建明，以为补益，又不能依阿取容，以徇世俗。使怨嫉谤怒丛于一身，以受侮于群小。当其惊风骇浪卒然起于不测之渊，而蛟鳄鼋鼍之怪方骈首而窥伺，乃措身其间以蹈必死之祸。赖天子仁圣，恻然哀怜，脱于垂涎之口而活之，以赐其余生之命。曾不闻吐珠、衔环，效蛇雀之报。盖方壮也，犹无所为，今既老且病矣，是终负人主之恩，而徒久费大农之钱，为太仓之鼠也。为子计者，谓宜乞身于朝，远引疾去，以深戒前日之祸，而优游田亩，尽其天年，犹足窍知止之贤名。而乃裴回俯仰，久之不决。此而不思，尚何归田之录乎？”
余起而谢曰：“凡子之责我者，皆是也，吾其归哉，子姑待。”治平四年九月乙未，欧阳修序。
【诗谱补亡后序〈熙宁三年〉】
欧阳子曰：昔者圣人已殁，六经之道几熄于战国，而焚弃于秦。自汉已来，收拾亡逸，发明遗义，而正其讹缪，得以粗备，传于今者岂一人之力哉！后之学者因迹前世之所传，而较其得失，或有之矣。若使徒抱焚余残脱之经，伥伥于去圣千百年后，不见先儒中间之说，而欲特立一家之学者，果有能哉？吾未之信也。然则先儒之论，苟非详其终始而抵牾，质于圣人而悖理害经之甚，有不得已而后改易者，何必徒为异论以相訾也。
毛、郑于《诗》其学亦已博矣。予尝依其笺、传，考之于经而证以序、谱，惜其不合者颇多。盖《诗》述商、周，自《生民》、《玄鸟》，上陈稷、契，下迄陈灵公，千五六百岁之间，旁及列国、君臣世次，国地、山川、封域图牒，鸟兽、草木、鱼虫之名，与其风俗善恶，方言训故，盛衰治乱美刺之由，无所不载，然则孰能无失于其间哉？予疑毛、郑之失既多，然不敢轻为改易者，意其为说不止于笺、传，而恨己不得尽见二家之书，未能遍通其旨。夫不尽见其书而欲折其是非，犹不尽人之辞而欲断其讼之曲直，其能果于自决乎？其能使之必服乎？
世言郑氏《诗谱》最详，求之久矣不可得，虽《崇文总目》礻必书所藏亦无之。庆历四年，奉使河东，至于绛州偶得焉。其文有注而不见名氏，然首尾残缺，自周公致太平已上皆亡之。其国谱旁行，尤易为讹舛，悉皆颠倒错乱，不可复考。凡诗《雅》、《颂》，兼列《商》、《鲁》。其正变之风，十有四国，而其次比，莫详其义。惟封国、变风之先后，不可以不知。《周》、《召》、《王》、《豳》同出于周，《邶》、《▯》并于卫，《桧》、《魏》无世家。其可考者，《陈》、《齐》、《卫》、《晋》、《曹》、《郑》、《秦》，此封国之先后也；《豳》、《齐》、《卫》、《桧》、《陈》、《唐》、《秦》、《郑》、《魏》、《曹》，此变风之先后也；《周南》、《召南》、《邶》、《▯》、《卫》、《王》、《郑》、《齐》、《豳》、《秦》、《魏》、《唐》、《陈》、《曹》，此孔子未删《诗》之前，周太师乐歌之次第也；《周》、《召》、《邶》、《▯》、《卫》、《王》、《桧》、《郑》、《齐》、《魏》、《唐》、《秦》、《陈》、《曹》、《豳》，此郑氏《诗谱》次第也；黜《桧》后《陈》，此今《诗》次比也。
初，予未见郑《谱》，尝略考《春秋》、《史记·本纪·世家·年表》，而合以毛、郑之说，为《诗图》十四篇。今因取以补郑《谱》之亡者，足以见二家所说世次先后甚备，因据而求其得失，较然矣。而仍存其图，庶几以见予于郑氏之学尽心焉耳。夫尽其说而有所不通，然后得以论正，予岂好为异论者哉。凡补其谱十有五，补其文字二百七，〈〔《谱序》自“周公致太平”已上皆亡，其文予取孔颖达《正义》所载之文补足，因为之注。自“周公”以下，即用旧注云。〉增损涂乙改正者三百八十三，而郑氏之谱复完矣。
【续思颍诗序〈熙宁三年〉】
译《归田录序〈治平四年〉》《归田录》所记，是朝廷的遗闻旧事，是史官没有记载的事情，以及士大夫笑谈之余而值得记录的内容，把它们记录下来，以备闲居时阅览。有听闻这件事而责备我的人说：“您多么迂腐啊！您所学习的，是修养仁义并把它作为事业；您诵读六经并把它作为言论，您对自己的要求应当怎样呢？而且有幸得到君主的知遇，充任朝廷官员，参与听闻国家大政，至今大约八年了。既不能乘时奋发，遇到事情便激愤而有所建言，以求补益国政；又不能依附逢迎来取得容纳，迎合世俗。结果使怨恨、嫉妒、诽谤、愤怒集中到自己一身，受到群小的侮辱。当惊风骇浪突然从不可测的深渊中兴起，蛟、鳄、鼋、鼍等怪物正一齐伸头窥伺时，您却把自己置身其中，踏上必死的祸患。幸赖天子仁慈圣明，深切怜悯您，把您从垂涎的口中救活，赐给您余生。可是您竟没有听说吐珠、衔环，像蛇雀那样报恩。您正当壮年时尚且没有什么作为，如今已经年老而且多病，这终究是辜负君主的恩德，只是长久耗费大农的钱粮，做太仓里的老鼠罢了。替您打算，应当向朝廷请求退休，远远引退，以疾病为由离去，深深吸取前日遭祸的教训，优游于田亩之间，享尽天然寿命，这还足以获得知止的贤名。可是您却徘徊观望，犹豫很久不能决定。连这个都不思考，还谈什么《归田录》呢？” 我起身道谢说：“您责备我的这些话，全都正确。我大概应该归田了，您姑且等着吧。”治平四年九月乙未，欧阳修序。《诗谱补亡后序〈熙宁三年〉》欧阳子说：从前圣人已经去世，六经之道在战国时几乎熄灭，在秦朝又被焚毁抛弃。从汉代以来，人们搜集散佚的经籍，阐明遗留下来的义理，订正其中的讹误，才得以大致完备，流传到今天，难道是一人的力量吗？后来的学者依据前代所流传的内容，比较它们的得失，也有人这样做。但如果只是抱着焚烧后残缺的经书，在圣人去世千百年后茫然无措，既看不到前代儒者在中间所作的论说，又想独立创立一家学说，果真能够做到吗？我不相信。然而，前代儒者的论说，如果不是详细考察其始终而发现彼此抵牾，或者拿它同圣人相验证，确实严重背离义理、损害经旨，到了不得不改的地步，何必只为了标新立异而互相诋毁呢？毛氏、郑氏研究《诗经》，他们的学问已经很广博了。我曾经依照他们的笺注、传文，考察经文并用《诗序》《诗谱》加以验证，可惜其中不相合的地方很多。《诗经》叙述商、周两代，从《生民》《玄鸟》开始，上溯记载稷、契，下至陈灵公，前后有一千五六百年；旁及列国、君臣世代次序，国土、山川、封域和图籍，鸟兽、草木、鱼虫的名称，以及各地风俗的善恶、方言训诂、国家盛衰治乱和诗歌美刺的缘由，无所不载。既然如此，谁能保证其中没有错误呢？我怀疑毛氏、郑氏的错误已经很多，但不敢轻易改动，是因为想到他们的说法不只见于笺、传，而又遗憾自己不能把两家的著作全部看到，不能完全通晓其中的意旨。没有看完他们的著作，却想判定其中的是非，就像没有听完一个人的话，却想判断诉讼的是非曲直；这样能够果断地自行裁决吗？能够使对方一定服气吗？世人说郑氏的《诗谱》最为详尽，我寻找了很久也没有得到；即使《崇文总目》所记载的皇家收藏中，也没有这部书。庆历四年，我奉命出使河东，到绛州时偶然得到了它。书中文字有注，却没有注明作者姓名；但首尾残缺，从“周公致太平”以前的内容全都亡佚了。各国世谱用横向排列的方式书写，尤其容易发生讹误，全部颠倒错乱，无法再考察。书中凡是《雅》《颂》，还兼列《商》《鲁》。各国正风、变风共有十四国，但它们排列次序的意义没有详细说明。只有封国、变风的先后次序，是不能不知道的。《周》《召》《王》《豳》同出于周，《邶》《鄘》并属于卫，《桧》《魏》没有世家。可以考察的封国先后是：《陈》《齐》《卫》《晋》《曹》《郑》《秦》；变风先后是：《豳》《齐》《卫》《桧》《陈》《唐》《秦》《郑》《魏》《曹》；这是孔子删定《诗经》以前，周太师所奏乐歌的次第：《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豳》《秦》《魏》《唐》《陈》《曹》。《周》《召》《邶》《鄘》《卫》《王》《桧》《郑》《齐》《魏》《唐》《秦》《陈》《曹》《豳》，这是郑氏《诗谱》的次序；把《桧》排除后接在《陈》之后，是今天《诗经》的编排次序。起初，我没有见到郑氏《诗谱》时，曾经大略考察《春秋》《史记·本纪·世家·年表》，并结合毛氏、郑氏的说法，作成《诗图》十四篇。现在便用它来补充郑氏《诗谱》的亡佚部分，足以看出两家所说的世代次序、先后关系相当完备；于是依据这些内容探求其得失，也就清楚了。因此仍然保存这些图，希望可以让人看出我对于郑氏之学已经尽心。把它的学说全部考察后发现有不能贯通的地方，然后才能加以论定订正；我难道是喜欢故意提出异说的人吗？总共补写其谱十五处，补写文字二百零七处（《谱序》从“周公致太平”以前全都亡佚，文字取孔颖达《正义》所载来补足，并为它作注；“周公”以下则采用旧注），增删、涂改、订正三百八十三处，于是郑氏的谱就重新完整了。《续思颍诗序〈熙宁三年〉》
皇▯二年，余方留守南都，已约梅圣俞买田于颍上。其诗曰：“优游琴酒遂渔钓，上下林壑相攀跻，及身强健始为乐，莫待衰病须扶携。”此盖余之本志也。时年四十有四。其后丁家艰，服除还朝，遂入翰林为学士。忽忽七八年间，归颍之志虽未遑也，然未尝一日少忘焉。故其诗曰：“乞身当及强健时，顾我蹉跎已衰老。”盖叹前言之未践也。时年五十有二。自是误被选擢，叨尘二府，遂历三朝。盖自嘉▯、治平之间，国家多事，固非臣子敢自言其私时也。而非才窍位，谤咎已盈，赖天子仁圣聪明，辨察诬罔，始终保全。其出处俯仰，十有二年。今其年六十有四，盖自有蹉跎之叹又复一纪矣。中间在亳，幸遇朝廷无事，中外晏然，而身又不当责任，以谓臣子可退无嫌之时，遂敢以其私言。天子恻然，闵其年犹未也，谓尚可以勉。故奏封十上，而六被诏谕，未赐允俞。今者蒙上哀怜，察其实病且衰矣，既不责其避事，又曲从其便私，免并得蔡，俾以偷安，此君父廓大度之宽仁，遂万物之所欲，覆载含容养育之恩也。而复蔡、颍连疆，因得以为归老之渐，冀少偿其夙愿，兹又莫大之幸焉。
初，陆子履以余自南都至在中书所作十有三篇为《思颍诗》，以刻于石，今又得在亳及青十有七篇以附之。盖自南都至在中书十有八年而得十三篇，在亳及青三年而得十有七篇，以见余之年益加老，病益加衰，其日渐短，其心渐迫，故其言愈多也。庶几览者知余有志于强健之时，而获偿于衰老之后，幸不讥其践言之晚也。熙宁三年九月七日，六一居士序。
【孙子后序】
世所传孙武十三篇，多用曹公、杜牧、陈▯注，号“三家孙子”。余顷与撰四库书目，所见《孙子》注者尤多。武之书本于兵，兵之术非一，而以不穷为奇，宜其说者之多也。凡人之用智有短长，其施设各异，故或胶其说于偏见，然无出所谓三家者。三家之注，▯最后，其说时时攻牧之短。牧亦慨然最喜论兵，欲试而不得者，其学能道春秋、战国时事，甚博而详。然前世言善用兵称曹公，曹公尝与董、吕、诸袁角其力而胜之，遂与吴、蜀分汉而王。传言魏之诸将出兵千里，公每坐计胜败，授其成算，诸将用之十不失一，一有违者，兵辄败北。故魏世用兵，悉以《新书》从事，其精于兵也如此，牧谓曹公于注《孙子》尤略，盖惜其所得，自为一书。是曹公悉得武之术也。然武尝以其书干吴王阖闾，阖闾用之，西破楚，北服齐、晋，而霸诸侯。夫使武自用其书，止于强伯。及曹公用之，然亦终不能灭吴、蜀，岂武之术尽于此乎，抑用之不极其能也？后之学者徒见其书，又各牵于己见，是以注者虽多而少当也。
独吾友圣俞不然，尝评武之书曰：“此战国相倾之说也。三代王者之师，司马九伐之法，武不及也。”然亦爱其文略而意深，其行师用兵、料敌制胜亦皆有法，其言甚有次序。而注者汩之，或失其意。乃自为注，凡胶于偏见者皆抉去，傅以己意而发之，然后武之说不汩而明。吾知此书当与三家并传，而后世取其说者，往往于吾圣俞多焉。圣俞为人谨质温恭，仁厚而明，衣冠进趋，眇然儒者也。后世之视其书者，与太史公疑张子房为壮夫何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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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四十三·居士集卷四十三
◎序九首
【谢氏诗序〈景▯四年〉】
天圣七年，予始游京师，得吾友谢景山。景山少以进士中甲科，以善歌诗知名。其后，予于他所，又得今舍人宋公所为景山母夫人之墓铭，言夫人好学通经，自教其子。乃知景山出于瓯闽数千里之外，负其艺于大众之中，一贾而售，遂以名知于人者，ム其母之贤也。今年，予自夷陵至许昌，景山出其女弟希孟所为诗百余篇。然后又知景山之母不独成其子之名，而又以其余遗其女也。
景山尝学杜甫、杜牧之文，以雄健高逸自喜。希孟之言尤隐约深厚，守礼而不自放，有古幽闲淑女之风，非特妇人之能言者也。然景山尝从今世贤豪者游，故得闻于当时；而希孟不幸为女子，莫自章显于世。昔卫庄姜、许穆夫人，录于仲尼而列之《国风》。今有杰然巨人能轻重时人而取信后世者。一为希孟重之，其不泯没矣。予固力不足者，复何为哉，复何为哉！希孟嫁进士陈安国，卒时年二十四。景▯四年八月一日，守峡州夷陵县令欧阳修序。
【释惟俨文集序〈庆历元年〉】
惟俨姓魏氏，杭州人。少游京师三十余年，虽学于佛而通儒术，喜为辞章，与吾亡友曼卿交最善。曼卿遇人无所择，必皆尽其欣欢。惟俨非贤士不交，有不可其意，无贵贱，一切闭拒，绝去不少顾。曼卿之兼爱，惟俨之介，所趣虽异，而交合无所间。曼卿尝曰：“君子泛爱而亲仁。”惟俨曰：“不然。吾所以不交妄人，故能得天下士。若贤不肖混，则贤者安肯顾我哉？”以此一时贤士多从其游。
译皇祐二年，我正留守南都，已经约定梅圣俞在颍州买田。他的诗说：“悠闲地弹琴饮酒，终于可以捕鱼垂钓；在林壑之间上下往来，相互攀登；趁身体强健时开始享乐，不要等到衰老多病、需要人搀扶。”这大概就是我本来的志愿。当时我四十四岁。后来遭逢父母丧事，服丧期满返回朝廷，于是进入翰林院任学士。匆匆七八年间，归返颍州的志愿虽然一直没有时间实现，却没有一天稍稍忘记过。所以我的诗说：“请求退休应当趁身体强健的时候，可看着我蹉跎至今已经衰老。”这是感叹从前的话没有实现。当时我五十二岁。从此错误地受到选拔提升，忝居二府，经历三朝。大概嘉祐、治平年间，国家事务繁多，本来就不是臣子敢于自行谈论私人愿望的时候。我没有才干却占据职位，诽谤责难已经满身，幸赖天子仁慈圣明、聪慧明察，辨别查清诬陷，始终保全了我。我进退出处，转眼已经十二年。如今我六十四岁，大概自从有蹉跎之叹以来又过了一纪。期间我在亳州，幸而遇到朝廷没有大事，内外安宁，而我又不担负责任，认为这是臣子可以退处而没有嫌疑的时候，于是才敢说出自己的私愿。天子怜悯地认为我的年纪还不算老，说我还可以勉力任事。所以我上奏请求退休十次，六次受到诏书劝谕，却始终没有得到允许。如今蒙受皇上的哀怜，察知我的确已经患病并且衰老，既不责怪我逃避事务，又委曲地顺从我的私人愿望，免除我兼领蔡州的职务，使我得以苟且安闲。这是君父胸襟广大、度量宽宏的仁慈，是成全万物愿望、覆盖承载并包容养育万物的恩德。而蔡州、颍州疆界相连，因而得以把这里作为归老的渐进之地，希望稍稍偿还早年的愿望，这又是莫大的幸运。起初，陆子履把我从南都到任中书期间所作的十三篇诗编成《思颍诗》，刻在石上；如今又得到我在亳州和青州所作的十七篇，附在后面。从南都到任中书，十八年间才有十三篇；在亳州、青州三年间却有十七篇，用来表明我的年纪越大，疾病越加衰弱，时日渐渐短促，内心也越来越迫切，所以说的话反而更多了。希望读者知道我在身体强健时就有归颍的志愿，并在衰老之后得以偿还，不要讥笑我实现诺言太晚。熙宁三年九月七日，六一居士序。《孙子后序》世上流传的《孙武十三篇》，大多采用曹公、杜牧、陈皞的注，号称“三家孙子”。我前些时候参与编撰四库书目，所见到的《孙子》注本尤其多。孙武的书根本在于用兵，用兵的策略不止一种，而且以变化无穷为奇，所以解释它的人多，也是理所当然的。人的运用智谋各有长短，谋划施行也各不相同，因此有人会把自己的说法拘泥于偏见之中，但没有超出所谓三家。三家的注释中，陈皞最后出现，他的说法常常攻击杜牧的短处。杜牧也慨然喜爱谈论军事，只是想实践却没有机会；他的学问能够讲述春秋、战国时的事情，非常广博而详细。然而前代谈到善于用兵的人，都称道曹公。曹公曾经同董卓、吕布以及袁氏兄弟等较量力量并战胜他们，于是和吴、蜀分割汉室天下而称王。传说魏国的将领出兵千里，曹公常常坐在那里谋划胜败，把已经算定的策略交给将领；将领们采用他的策略，十次中有十次不会失败，只有一次违背他的谋划，军队就立即败退。因此魏国时代用兵，完全依照《新书》行事，他精通兵法就到了这种程度。杜牧认为曹公注《孙子》尤其简略，大概是惋惜自己的心得，于是另外写成一部书。这就是说，曹公完全掌握了孙武的兵法。然而孙武曾经拿自己的书去求见吴王阖闾，阖闾任用了他，向西攻破楚国，向北使齐、晋臣服，因而成为诸侯的霸主。假使孙武亲自运用自己的兵法，最多只能使吴国强盛称霸；等到曹公运用它，却最终也不能消灭吴、蜀，这难道是孙武的兵法只能达到这种程度吗？还是因为运用它的人没有把它的效能发挥到极致呢？后来的学者只看见这部书，又各自受到个人见解的牵制，所以注释的人虽然很多，真正恰当的却很少。唯独我的朋友圣俞不是这样。他曾评论《孙武子》说：“这是战国时代彼此倾轧的说法。三代王者之师，以及司马所说的九伐之法，孙武都比不上。”不过，他也喜爱这部书文辞简约而意旨深远；其中用兵作战、判断敌情、制胜取胜，也都有法度，言辞很有条理。只是注释者把它弄乱了，有的地方失去了原意。于是圣俞亲自作注，凡是拘泥于偏见的地方都加以剔除，贯通自己的见解来阐发它，这样一来，孙武的学说便不再混乱而清楚了。我知道，这部书应当同三家注本一起流传后世，而后世采用它的学说，往往会更多地取自圣俞。圣俞为人谨慎质朴、温和恭敬，仁厚而明达；衣冠整肃，举止进退，俨然是一个儒者。后世读到他的这部书，却把他看成与太史公怀疑张子房是壮士一样，岂不是相同的错误吗？【原文缺字】●第四十三卷：《居士集》第四十三卷 ◎序九篇 【谢氏诗序〈景祐四年〉】天圣七年，我开始游学京师，结识了我的朋友谢景山。景山年轻时凭进士身份考中甲科，因为擅长歌诗而知名。后来，我又在别处读到如今的舍人宋公为景山母亲夫人所作的墓志铭，铭文说夫人喜好学习，通晓经书，亲自教导自己的儿子。由此我才知道，景山出身于瓯闽数千里之外，凭自己的才艺立身于众人之中，一次应试便取得成功，于是以声名为人所知，这都是他母亲贤德的缘故。今年，我从夷陵到许昌，景山拿出他妹妹希孟所作的诗一百多篇给我看。这样以后我又知道，景山的母亲不只成就了儿子的声名，还把自己的余德留给了女儿。景山曾学习杜甫、杜牧的文章，以雄健高逸自我欣赏。希孟的言辞尤其含蓄深厚，守礼而不放纵自己，具有古代幽静娴雅、善良淑美女子的风致，不只是一般妇女所能达到的文才。然而景山曾同当世贤士豪杰交游，所以能在当时闻名；希孟不幸是女子，无法自行在世上显扬。过去卫庄姜、许穆夫人，得以被孔子收录，列入《国风》。如今若有一位杰出的伟人，能够衡量当时人物而取信于后世，只要他替希孟加以推重，她的作品就不会湮没。我本来就是力量不足的人，又能做些什么呢？又能做些什么呢！希孟嫁给进士陈安国，死时二十四岁。景祐四年八月一日，夷陵县令、守峡州欧阳修作序。【释惟俨文集序〈庆历元年〉】惟俨姓魏，是杭州人。他年轻时游学京师三十多年，虽然学习佛法，却通晓儒术；喜爱写文章，同我的亡友石曼卿交情最好。曼卿待人从不挑拣，对人一定竭尽自己的欢情。惟俨却不是贤士便不交往，遇到不合自己心意的人，无论贵贱，一概拒绝，断绝来往，丝毫不回头顾念。曼卿兼爱众人，惟俨耿介自守，两人的志趣虽不相同，但交往融洽，没有隔阂。曼卿曾说：“君子广泛地爱人，却亲近仁德之人。”惟俨说：“不是这样。我之所以不与荒唐之人交往，正是因此能够结交天下贤士。倘若贤者与不肖者混在一起，贤者哪里肯顾念我呢？”正因为如此，当时许多贤士都来同他交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