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九·奏议卷十三◎翰苑进札状七首

译臣私下看到，朝廷近来因臣僚建议，打算堵塞商胡，开通横垄，把黄河改回旧河道，已经下令三司，等待今年秋天兴工，现在正令京东计算筹备物料。臣认为，国家兴办大工程、调动大批民众，必须先顺应天时、衡量人力，在开始时谋划并审慎考察，然后才能实行；估计所得到的利益多，才可以没有后悔。臣看到近年以来，频繁兴役，劳民伤财，起初没有精细筹划，轻信片面谈论利害的说法，事情刚开始就已经仓促慌乱，众议一动摇，不久又后悔停止。臣不敢远举其他事情来烦扰圣听，只说往年黄河在商胡决口的事。当时执政大臣没有慎重谋划，仓促谋求修堵。摊派一千八百万梢芟，惊扰六路一百多个州军，官吏催逼驱使，急迫得像流星飞火；百姓愁苦，充满道路。有的物料已经运到官府，有的人还在路上，尚未兴工便突然停止修筑，白白耗费民财，替国家聚集怨恨，办事轻率草率，造成的祸害竟然如此。虽然过去的过失难以追悔，但可以借鉴的事迹还不遥远。如今又听说将要再次兴修河道，聚集三十万民众，开挖一千多里长的河道，计算所需物力，将是往年的数倍。〔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十万人〕 在天灾、年成干旱之时，在百姓困苦、国家贫乏之际，不考虑人力，也不顺应天时，臣知道这件事有五项大不可行：从去年秋天到今年春天，半个天下都苦于旱灾，而京东尤其严重，河北次之。国家平时还总要设法安定、赈济百姓，尚且担心饥民起而为盗，何况要在这两路聚集民众、兴办大役呢？这是第一项必不可行。河北自恩州用兵以后，又接连遭遇灾年，百姓流亡，十户中失去八九户。几年来，百姓稍稍归来复业，然而死亡之后所剩无几，创伤尚未平复，物力尚未恢复，如今又遇上旱年。京东从去年冬天起没有雨雪，麦子不出苗，已经到了晚春，粟还没有播种；不只是眼下缺粮，将来生活也没有希望。却想在这两路兴起三十万人的劳役，如果从别的路调夫役，路远的难以赶来服役；如果就在河道附近征调，又是这两路的人力所不能承受的。这是第二项必不可行。臣伏见往年河在滑州决口，曾商议修堵；当时公私的财力和人力还不像今日这样贫乏空虚，然而仍然收集物料、诱导征取民财，过了几年才得以兴工。何况如今国用正缺，民力正疲，又要堵塞商胡的大决口洪流，这本身就是一项大工程；又要开通横垄、挖掘长期废弃的旧河道，这又是一项大工程。从横垄到海边一千多里，河岸早已废坏，必须立即修缮，这又是一项大工程。往年在公私财力充足的时候，兴办一项大工程尚且需要几年；如今把三项大工程合在一起，在灾旱、贫乏、空虚之时仓促兴办，这是第三项必不可行。即使商胡可以堵塞、旧河道可以改回，也还应当慎重考察天时和人力的困难，何况商胡未必能够堵住，旧河道未必能够改回呢？臣听说鲧筑堤拦洪，九年没有成功；禹得到《洪范》五行之书，知道水向低处流的性质，于是顺着水流疏导，使它流向低处，水患才平息。这样看来，凭大禹的神功，也不能阻挡、堵塞水流，只能顺应形势加以疏导。如今想违逆水性，把它阻挡堵塞，夺走洪河的正常水道，凭人力扭转使它改道，这是大禹也不能做到的，这是第四项必不可行。横垄淤塞，已经二十年；商胡决流，也已经好几年；旧河道已经淤塞，难以开凿，平稳流淌已经很久，也难以改回。前些日子听说朝廷曾派故枢密直学士张奎计算工程和物料，所需工程量极大；近来再次检查计算，所减的工程量竟然很少。工程量少，所开河道就浅窄；河道浅窄，水势就难以改回，这是第五项必不可行。臣伏见国家连年灾祸谴责很多，在京东一带，异常灾变尤其严重。大地贵在安静，一动就会发出声响。巨▯山崩塌，海水震荡，这样的灾变持续不止近十年，天地的警戒一定不是凭空发生的。臣认为，灾变发生的地方尤其应当加意防备畏惧。如今却要在凶年旱年，聚集三十万大军民，在灾变最严重的地方兴工，臣恐怕地动山摇，灾祸会由此开始。如今京东赤地千里，遭受饥荒的百姓正在苦于天灾，又听说河工将要发动，往往砍伐桑树、拆毁房屋，再没有生活的办法。流亡、盗贼的祸患，不可不防备。希望圣上特别降下恩德诏令，赶快停止此事，在这样的灾年务必安定人心。慢慢下诏令有关部门详细审查利害，即使河道可以恢复，也请等到丰年有余力时，再逐步兴办。臣实在庸愚，本来没有远见，只是听到外间议论，不敢不说。谨此具状奏闻。【论修河第二状〈至和二年〉】臣伏见学士院召集两省、台谏官讨论修河的事情，还没有形成确定的意见。这大概是因为贾昌朝想恢复旧河道，李仲昌请求开六塔，双方各执一说，不知道谁对谁错。以臣愚见，二者都不对。主张旧河道的人，没有详察利害的根本；陈述六塔好处的人，近于欺骗蒙蔽的谬论。为什么这样说？如今说旧河道可以恢复，只是看见河北水患，想把水引回京东，却不思考天禧以来黄河屡次决口的原因，所以不知道旧河道已经有不能恢复的趋势。这就是臣所说的没有详察利害根本。至于说开六塔有利，这种说法自己就会被事实驳倒。况且开六塔既然说能够减弱黄河水势，那么如今恩州、冀州的灾患为什么还报告危急？由此可知所谓减水的好处是虚妄的。开六塔的人又说，可以把黄河全部改回，使它恢复横垄旧河道。现在六塔只是分流减水，下游没有防护设施，已经成为滨州、棣州、德州、博州的祸患；如果把黄河全部引入六塔，那祸害将会怎样？这就是臣所说的近于欺骗蒙蔽的谬论。

译臣听说黄河本来就是泥沙之河，没有不淤积的道理。淤积的趋势通常先发生在下游；下游淤高，水流不畅，于是就在上游较低的地方决口，这是它通常的趋势。然而避开高处流向低处，是水的本性，所以河水已经废弃的河道，自然难以恢复。臣不敢远引书史、广泛叙述河源，只就如今想恢复的旧河道，说明天禧以来屡次决口的原因。起初，天禧年间，黄河从京东流出，水流经过如今所谓的旧河道。河道淤塞不畅，于是在滑州天台埽决口，不久修堵，水又回到旧河道。没过多久，又在滑州南面的铁狗庙决口。〈如今所谓的龙门埽。〉此后几年，又商议修堵，使水恢复旧河道。不久又在王楚埽决口，决口稍小，水流与旧河道分流；然而旧河道的水最终还是因为壅塞淤积，于是又在横垄大决口。这说明决口并非不能用力堵住，旧河道也并非不能用力恢复，但不久终究必定会在上游决口，是因为旧河道淤积抬高，水不能通行。等到横垄决口以后，水流顺着低处而下，所以十多年间黄河没有造成灾患。到了庆历三、四年，横垄的水又从下游先行淤塞；当时臣任河北转运使，海口已经淤积了一百四十多里。此后，游河、金河、赤河三条河又相继淤塞，下游既然堵塞，于是又在上游商胡口决口。这样看来，京东、横垄两条河的旧河道，都是下游淤塞后黄河已经放弃的高地。京东旧河道屡次恢复、屡次决口，按道理不可能恢复，事实证明得十分明白；那么六塔所开旧河道不可能恢复，也不用多说就容易知道了。臣听说议论者计算京东旧河道的工程物料，只说铜城以上的地势高，却不知道大体上向东去的地势都高，只是铜城以上特别高；它向东与铜城以上相比似乎较低，与商胡以上相比实际上却高。如果说铜城以东地势陡然下降，那么当时水流应当在铜城以上决口，为什么会突然在横垄口淤塞，又为什么会在那里大决口呢？既然两条河的旧河道都不能利用，那么河北的水患究竟怎样才能除去呢？臣听说，智者处理事情，遇到不能确定的情况，就比较利害的轻重，选择祸害较少的去做，这尚且胜过祸害多而利益少，何况是有害而无利呢？这三种方案，可以比较选择。臣见往年商胡刚决口时，曾商议修堵，计算要用一千八百万梢芟，摊派给六路一百多个州军。如今要堵的正是往年的商胡口，必然要使用往年那么多的物料。至于开凿旧河道，张奎原先计算的工程物料极多，后来李参等人把它全部大幅削减，仍要用三十万人。然而想凭五十步宽的河道容纳黄河的水，这是可笑的。又想把每个民夫开挖的三尺见方增加一倍，成为六尺见方。且宽三尺、深厚三尺、长六尺，已经是一倍的工程量，对于人力来说已经很劳苦；如果说是六尺见方，按开方法计算，便是八倍的工程量，这哪里是人力所能承受的？这样看来，前一项工程浩大而难以兴办，后一项工程虽说缩小却不能实际奏效。大体说来，堵商胡、开旧河道，共是两项大工程，都使国家困乏、百姓劳苦；所举措又是这样，却想开挖已经证明难以恢复、屡次决口的旧河道，使费用白白耗费，而商胡不能堵住、旧河道不能恢复，这就是所谓有害而无利。即使侥幸暂时堵住、暂时恢复，以缓解眼前的祸患，但最终上游必然决口，如龙门、横垄那样，再加重国家的困乏和百姓的劳苦，这就是所谓利益少而祸害多。至于六塔，对黄河只有减水的名义，而没有减水的实际。如今下游分散的水已经造成很多祸患，如果把黄河全部改道引入六塔，那么滨州、棣州、德州、博州这些河北所依赖的州县，将承受无法承受的灾害；而且旧河道淤塞不畅，上游必然会有从别处决口的忧患。这只是有害而无利，是智者不会做的事。如今如果顺着水流所在的地方，增加修治堤防，疏通下游，疏浚河道使水流入海，就可以没有决口、泛滥、漫流的忧患。现在黄河经过的几个州县土地，确实已经成为祸患；每年修堤防所用的民夫，确实也很劳苦。但与其白白耗费天下钱财，白白发动大规模劳役，却不能成功，最终仍免不了成为几个州县的灾患，劳累每年服役的民夫，不如选择祸害较少的方案；这就是智者所选择的。大体说来，如今黄河的形势，担负着三种决口的忧患：恢复旧河道，上游必然决口；开六塔，上游也必然决口；如今黄河下游如果不疏浚使其入海，上游也必然决口。臣请求选派懂水利的臣僚，到下游寻找入海的道路并加以疏浚。否则，下游堵塞不畅，最终必然担心上游决口，祸患没有尽头。臣并不懂治水，只是根据当前事情中可以验证的事实加以比较罢了。臣的言论狂率、谋划愚拙，不足以满足圣明君主广泛访求意见的需要。这是大事，伏乞将臣的意见交付众人广泛谋议，再加以裁决选择。谨此具状奏闻，恭候敕旨。【论修河第三状〈至和三年〉】

译臣伏见朝廷已经决定开修六塔河口，把水引回横垄旧河道。这是大事，中外臣僚都知道不便，却没有肯替国家极力说明利害的，这是为什么呢？大概有三种原因：一是害怕大臣，二是害怕小人，三是没有奇策。如今执政大臣在河事上用心也很辛苦，起初想试行十万人的工程来开通旧河道，后来又放弃旧河道而修六塔，还没有开始兴工就突然停止。不久终于被主张有利的人说服，如今又再次修建；这样看来，形势已经难以再停止了。执政大臣锐意主持此事，又有难以停止的势头，本来不是一个人的言辞所能改变的。这就是大家虽然知道不便，却很少肯说的原因。李仲昌是小人，凭利口说虚假之言，众人共同厌恶他。如今执政大臣既然采纳他的建议，必然会维护这个人。而且自古没有完全不发生灾患的河流；如今黄河浸淹恩州、冀州，眼前的祸患虽小，但已经显现；把水引入六塔，将来的祸害必然很大，而那祸害尚未到来。以利口小人为大臣所支持，要同他争论尚未显现的祸害，势必难以胜过。即使能够驳倒他的建议，进言者仍须独自承担恩州、冀州受灾的责任，使李仲昌可以借此寻找借口，大臣也可以把罪责推给进言者。这就是大家虽然知道不便，却很少敢说的原因。如今执政大臣在这件事上用心过度，不思考自古以来没有不发生祸患的河流，只想使黄河不发生灾患。如果能使黄河不为患，即使耗尽人力，也应当去做。何况听说李仲昌能说会道、诡辩，声称耗费物料少、使用工力不多，不能不把它相信为奇策，于是决意采用。如今进言者说旧河道既不能恢复，六塔也不能修建，追问那应当怎么办，却又没有奇策来取得胜利。这就是大家虽然知道不便，却很少肯说的原因。众人不敢说而臣如今独自敢说，是因为臣认为大臣并非有私意偏袒李仲昌，只是想兴利除害罢了。如果真的知道这样做会造成更大的祸患，哪里会不改变主意呢？至于顾虑得罪小人之后的祸患，那不是臣所考虑的。况且要了解利害、权衡轻重，遇到不得已的情况，就选择祸害较少、忧患较轻的方案去做，这不是明智之士不能做到的。何况治水本来没有奇策，不过是观察地势，谨慎修治堤防，顺应水流所趋罢了，即使大禹也不过如此。所谓奇策，不是带来大利，就是带来大害；遵循通常办法，虽然没有大利，也不会造成大害，这是明智之士善于选择有利方案的做法。如今主张修六塔的人，说这是奇策，然而最终不能成功，反而使祸害更大；主张顺水修堤的人，说的是平常的办法，虽然没有大利，却也没有大害。不知道替国家筹划的人究竟想选择什么？如果认为利害无法确定，只管聚集民众、兴办大役，劳累百姓、困乏国家，去试验奇策，侥幸希望成功，臣认为即使是执政大臣也未必愿意这样做。臣以前已经把河道的利害详细陈述过了，却没有得到采纳。如今再次略述其中大意，只希望陛下诏令计议之臣加以选择。臣认为黄河从来不会不造成灾患：如今顺着已经决开的水流，在恩州、冀州修治堤防，祸患只有一种而且来得迟；堵塞商胡、恢复旧河道，祸患有两种而且来得快；开六塔把如今的河水引回去，祸患有三种而且无穷无尽。自从黄河在横垄决口以来，大名金堤埽年年增加修治；等到商胡再次决口，金堤更大力加以修治。唯独恩州、冀州之间，自商胡决口以后，议论者贪图建立堵塞河流的策略，从未留心堤防，所以如今河水逐渐泛滥。如果现在专心并力修治恩州、冀州之间的堤防，那么河患可以防御，不至于造成大害。所谓第一种祸患，是十几年之间，今河下游淤塞，上游必然会有决口的地方；这是祸患来得迟。如今想堵塞商胡口，使水归入旧河道，修堤修埽，工程和物料浩大，劳累百姓、耗费物资，使公私困弊，这是第二种祸患。即使侥幸商胡能够堵住，旧河道能够恢复，然而淤积高处难以通行，不过一两年之间上游必然决口；这是祸患来得快。如今六塔河口虽然说已经有上下约束，但要完全堵塞黄河的主流，工程并不小。又要开通六塔河道，修治二千多里的堤防，迁移一县两镇，计算其工程费用，又比堵塞商胡多出几倍。这样使公私困乏，数也数不清，这是第一种祸患。即使侥幸能够堵住，水流进入六塔向东，横向漫流扩散，滨州、棣州、德州、博州以及齐州的边界都将受害。这五州一向号称富饶，是河北一路财用所依靠的地方；如今把水引入那里，不仅五州百姓的田产会被破坏，河北一路也将坐看贫困空虚，这是第二种祸患。三五年之间，五州凋敝，河水泛滥，时间久了又会淤积抬高，水流堵塞不畅，上游必然决口；这是第三种祸患，也就是所谓造成无穷无尽的祸害。如今替国家错误筹划的人，本来想除掉一种祸患，反而招来三种祸患，这是臣所不能理解的。至于六塔不能容纳黄河大水，横垄旧河道本来因为淤积过高、难以通行而导致商胡决口，如今又把水赶去引入那里，必然横向漫流泛滥；从澶州到海边二千多里，堤防河埽不可能很快修好，即使修成，也不能抵挡洪水。这样的事情很多，士人无论愚笨聪明，都共同知道，不必等臣说了以后才全部明白。臣在以前没有奉使契丹时，就曾详细说过旧河道、六塔都不能实行，只有修治堤防、顺应水势才是正确的办法。等到奉使往来河北，向懂治水的人询问，他们的说法全都如此；即使恩州、冀州如今受水灾的人，也知道六塔不便利，都愿意暂且修治恩州、冀州的堤防，认为这样才对。下面的实情如此，有谁替上面通报呢？臣既然知道得这样详细，哪里敢默不作声？伏乞圣上施恩，特别告谕宰臣，让他们重新审察利害，赶快停止六塔工程，调换不用李仲昌等人。选一二名精干臣僚，与河北转运使、副使以及恩州、冀州官吏共同考察堤防，合力修治，那么如今黄河的水势一定不至于造成大患。况且河水造成的灾害属于天灾，不是人力所能改变的，只应当顺势疏导、防御阻挡罢了，不必寻求奇策，建立难以保证成功的功劳，作为小人侥幸求取恩赏的资本。何况工程必定不能成功，日后后悔也来不及呢？臣的言论狂率、谋划愚拙，只请陛下裁量选择。【荐王安石吕公著札子〈至和中〉】

译臣伏见陛下仁慈圣明、聪慧明察，宽容接纳谏诤。即使有狂直之士冒犯圣颜、触犯忌讳，也未曾不始终保全他们，往往还立即加以擢用，这正是自古明君贤主最难做到的事。然而采纳言论固然困难，进献言论的人也并不容易。议论小事的人既可鄙而不足以任用，陈述大计的人又似乎迂阔而不能迅速见效；想委婉讽谏，又不能感动君心；想直截陈说，又先得罪权贵。旁边又有众多议论，被群体力量压倒，所陈之事大多没有施行，那个人很快就改任升迁了。这使陛下有勤于听取言论的名声，却没有看到采纳言论的成效，于是很容易怀疑言事之职只是求得快速升迁的阶梯。大概因为台谏官的资历声望已经很高，稍微加以升擢，便能进入清贵显要的职位。臣下中有厌恶听取人言的人，也因此可以进言，直说这些人只是务求官职，所以多言。这样会使后来进言者的话更加轻贱，使君主无法因此取信，辜负陛下纳谏的本意，也违背陛下奖赏进谏者的心意。臣认为要挽救这种弊病，只应选择沉默端正、守节而难于进取的臣僚安排在谏署，这样既没有求取进用的嫌疑，他们的言论或许也值得相信。臣伏见殿中丞王安石，德行文章，为众人所推重，坚守道义、安于贫困，刚正而不屈服。司封员外郎吕公著，是吕夷简的儿子，器量见识深远，沉静少言，富贵不能污染他的内心，利害不能改变他的操守。王安石长期历任吏职，又有应时之才，曾被召试馆职，却坚决推辞不就。吕公著性情喜爱闲退，对世俗事务淡泊。然而这正是所谓平时不说话，一开口必定说到要害的人。往年陛下向上遵循先帝的制度，增置台谏官四员；不久中途废止，又只保留两员。如今谏官还有空缺，伏乞任用这两个人，补足四员的数目，他们一定能够规正朝廷的得失，帮助陛下更加明察。臣承蒙恩荣，却不知道如何报效，如果有所见闻，不敢不说。请陛下裁决。【荐张立之状】臣伏见朝廷议论政事，常常忧虑当今士人的名节不能树立，民间风俗的礼义不能修养，因此取士多有滥杂，浮华虚伪难以辨明，愚民无知而冒犯礼法的人很多。这大概是因为教化设置得不够笃实，而奖善没有适当办法。臣伏见徐州进士、同三礼出身、现为守选人的张立之，能够侍奉父母，有极其孝顺的行为，在乡里闻名。本州百姓、僧人、道士联名上状称赞推荐，前后长吏多次为他保明，安抚使和臣僚也曾论奏此事，直到现在还没有得到朝廷甄别提拔。此人的母亲年已八十，没有俸禄来供养。铨司近来的制度，对于选人只许授任边远官职。张立之家在本地，如果留在家中，就担心俸禄不能供养母亲；如果想就任远方官职，又难以扶持侍奉母亲。他有极为孝顺的行为，却在进退之间无所适从；有多次被推荐的美名，朝廷却没有及时褒奖劝勉。对于张立之奉养亲人的愿望，能够满足的少之又少；对于朝廷奖善的原则，能够施行的却也太少。伏望圣上施恩，特别下令铨司，查阅本人品行和前后论荐的文状，准许他作为本州合格人员入仕。这样贵在表彰一个士人的品行，劝勉一乡的人。臣认为古今治理天下，首先在于孝子，劝勉奖赏孝行最为勤恳。如今孝悌的科目，已经长期废置不举；表彰的礼制，也长期缺失不行。请求今后凡有孝行著名、又屡次受到荐举的人，准许给予本州官职，使他自行教化乡里，并请把这定为永久制度。至于张立之，如果准许臣的奏请，请交给铨司施行。【论狄青札子〈至和三年〉】臣听说，做人臣的若能竭尽忠诚，就不敢回避难以进言的事情；君主若善于驾驭臣下，就常常想听到难以听到的话。这样以后，下情没有隐瞒，上听没有阻塞，奸邪不会发生，祸乱不会产生。自古本来就有隐藏起来的祸患、尚未发生的危机，天下人都不知道，却有一个人能够独自说出，君主又能够听从并采用，于是消除祸患于未萌、转祸为福的情况。若是天下人都知道，唯独君主不知道，这就是最大的祸患。如今臣要说的，正是天下人都知道而只有陛下不知道的事。如今士大夫无论贵贱，都在亲戚朋友间互相谈论；下至百姓无论愚笨聪明，也在街巷道路上互相谈论，却唯独不把这些告诉陛下，原因是什么呢？大概是事情还隐藏着没有发生，进言的人难以明确指陈。臣私下看到枢密使狄青，出身行伍，号称勇武；自从在陕右用兵以来，已经建立了声名，等到在广西捕盗，又略有战功。从他起初掌管机密、进入大臣行列时，当时进言谈论这件事的人已经认为不妥。如今三四年间，虽然还没有看见他明显的过失，然而不幸有了得到军情拥戴的名声。推究其中原因，大概是军士本来多是小人，脸上有刺青，喜欢同类；看见他受到任用，便说我们这一类人中出了这样的人，既觉得荣耀，于是互相亲近仰慕。加上狄青的才艺确实超过常人，同辈之中又略有见识，所以军士都心悦诚服地佩服他的才能。国家过去难以得到将帅，经略、招讨常常任用文臣，他们有的不了解军情，有的不熟悉训练。自从狄青担任将领，既能用勇力使人服从，又懂得训练的方法，还颇能以恩惠和信用安抚士卒。以臣愚见，像狄青所做的，还没有达到古代一二位名将的程度；但如今士卒不习惯见到这样的事情，便说必须是我们同类中的人，才能了解我们的军情并用恩信安抚我们。狄青的恩信哪里能遍及每个人，只是小人容易被煽动诱导，所谓一只狗看见形影叫起来，百只狗也跟着叫，于是众人都欣然响应，喜欢共同称颂传说。况且武臣掌管机密而得到军情，不仅对国家不利，对他自身也未必没有祸害。这样看来，关于狄青的流言虽然受到军士喜爱，也是他不得已而被形势推成这样的。

译臣认为，狄青不得已而受到人们喜爱，也将不得已而成为给人带来祸害的人。替狄青考虑，应该主动退避权势，来停止浮泛的议论；但狄青本是武人，不懂得进退。近来以来，讹言更加厉害，有的说他的命运应合图谶，有的说他住宅有火光，道路上的传说已经成了人们日常谈论的话题，唯独陛下还没有听到。况且唐代的朱Г，本来不是反叛者，只是在仓促危急之际被军士逼迫罢了。大体说来，小人不能成事却能造成祸患的很多；Г虽然自取灭族，但成为德宗的祸患，难道还算小吗？小人陷入大恶，未必都是出自本心，往往只是逐渐积累，最终跌入错误，而当时的君主不能在祸患未萌时加以控制。因此臣冒死敢说别人难以说的话，只希望陛下早日听到并加以省察罢了。依臣愚见，狄青只是一个平常的人才，没有明显过失，只是被浮泛的议论喧扰，形势上不能容他罢了。如果依照外间众人的议论，则说狄青的用心有不可知之处，这一点臣无法断定。但武臣掌管机密，又受到军士拥戴，本身在事理上就不妥，不必计较狄青的用心究竟如何。伏望圣上深思远虑，以前代祸乱的踪迹为戒，在祸患未萌时加以控制，秘密访察大臣，早日作出圣断，罢免狄青的机务，给他一个外藩职位；借此观察狄青离任和就任之际的心志、行迹如何，再慢慢考察流言，就可以临事控制变化。况且二府官员轮流劳逸、出入调动，也是常事。如果狄青的忠孝在任与退处时始终如一，权力既然去除，流言议论逐渐消失，那么他的忠诚节操就可以显明，能够始终得到保全。对于尚未萌发的祸患，进言的人常常难以让人完全相信；如果等到祸患已经发生，再进言就来不及了。臣官居学士，职任号称论思，听到外间议论喧嚣而事情关系国家安危，臣的言论狂率、谋划愚拙，不敢自己保持沉默。请陛下裁决。【论水灾疏〈至和三年〉】七月六日，翰林学士、朝散大夫、尚书吏部郎中、知制诰、充史馆修撰、判太常寺兼礼仪事、轻车都尉、赐紫金鱼袋臣欧阳某，谨冒死再拜向体天法道钦文聪武圣神孝德皇帝陛下上疏。臣伏见近来颁下诏书，以雨水为灾，准许中外臣僚上封进言，由此可见陛下敬畏上天、爱护百姓、恐惧反省的心意。臣私下认为，雨水造成灾害，自古就有；然而从未有过洪水进入国都城门，大臣奔走逃避，淹没社稷、毁坏都城的情况，这大概是天地发生的巨变。至于王城京邑，水势浩大如湖泊，冲击淹没，百姓昼夜奔逃呼号，人和牲畜死去的数量无法知道。侥幸逃脱的人，房屋倒塌，没有地方容身，只能捆扎木筏露宿；上面下着雨，下面浸着水，老幼成群，狼藉地躺在天街之中。又听说城外的坟墓也被水浸泡冲灌，棺椁漂浮出来，骸骨随水漂流。这些事情听来令人悲伤，看见更令人怜悯。活着的人已经不能安居室内，死去的人又不能保有坟墓，这也是近世水灾中从未有过的严重情况。此外四方奏报每天不断，有的说城门被水堵塞，有的说冲毁了市邑，有的说河口决开宽达千百步，有的说水头高达三四丈以上，道路隔绝，田里的禾苗全被冲毁。这样一来，大河小水都出来造成灾害，远方近畿没有不受灾的地方。这正是陛下因而警惕忧惧、最为重大的变故，也是陛下隐怀恻隐、至为仁厚之心，所以广泛征询意见，希望能够消除灾害、恢复安定。

译臣私下认为，天与人之间的关系，如同形影和声响一样不会有差误；从来没有不召而自行降临的灾害，也没有已经发生却没有应验的变故。变故既然重大，忧虑也就应该深重。臣愚昧地认为，不是略作一些事情就可以堵塞这种大异变，必须想到宗庙社稷的重要，察看国家安危祸福的关键；追究过去的过失，防止尚未萌发的祸患。这样的事情，不过一两件而已。自古以来，君主一定要有储君，是因为要让他承继宗庙社稷的重任，这件事不可缺少。陛下登基治理天下三十多年，却还没有册立储嗣，这是长期缺失的典制。近来听说群臣多次以此事进言，大臣也曾提出建议，但陛下的圣意久久不能决定。而那些只知道小节忠诚、不懂大体的庸臣愚士，因而把这看作异常之事，便产生了猜疑的议论，这是极其不加思考的。况且自古帝王有儿子二三十人的很多，才智高、年纪长而列于朝廷的也很多。然而作为他们君父的帝王，没有不享有长久安宁的，难道会因为有所嫌疑就斥逐自己的儿子吗？假如陛下的鄂王、豫王都还在，那么直到今天，储宫早已建立了。世上的庸人偶然看到陛下长久没有皇子，忽然听到这项议论，就说出这类话罢了。况且《礼》说：“一旦有了贤良的储君，天下万国便会因此得到端正。”〔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二十人〕 这大概是说，确定天下的根本，向上承继祖宗的重任，同时也可以断绝臣下的邪恶谋划。自古以来设置储嗣，就是为了使君主安定。假如真像庸人的猜疑之论所说，那么常常没有储嗣，君主反而安定；有了储嗣，君主反而危险。这正是臣所说的极其不加思考。臣又见自古帝王建立储嗣，既是为了继承宗庙的重任，也是国家值得庆贺的美事。所以每当册立太子，就不敢独自享有这份美誉，必定大赦天下，凡是做父亲和长辈的人都受到恩泽，用这种方式同天下共同庆贺欢喜，那么这并不是坏事。汉文帝即位的第二年，群臣再三请求册立太子，汉文帝也再三谦让，最后才答应。当时群臣不自我猜疑而敢于请求，汉文帝也不怀疑臣下有二心，这是因为君臣之间情意相通。五代的君主，有的出身武人，有的出身夷狄，其中后唐明宗尤其厌恶别人谈论太子之事，群臣没有人敢直说。有个叫何泽的人，曾上书请求册立太子。明宗大怒，对他的儿子从荣说：‘群臣想把你立为太子，我将回到河东养老。’从此臣下更加不敢谈论。然而汉文帝册立太子以后，享有国祚长久，成为汉太宗，这难道妨碍他成为明主吗？后唐明宗没有及早确定储嗣，秦王从荣后来因而起兵窥伺帝位，陷入大祸，后唐也随之陷于动乱。这是前代的事情。何况听说群臣所请求的，只是想从宗室中选择一人作为皇子，并不是立即把他立为储君。臣恭敬地认为，陛下仁厚圣明、聪慧明察，洞悉古今，必定认为这件事是国家的大计，应当慎重对待，不可轻率发动，所以才拖延至今，并不是厌恶别人进言而不愿实行。然而朝廷的大议论，朝廷内外已经都听说了，不应当长久拖延而不作决定。昨天从春初以来，陛下在宫中服药，大臣们早晚都不敢回家，饮食和医药侍奉在左右，如同子女侍奉父亲；自古以来君臣之间从没有像这样亲近的。下至群臣、士人、百姓、妇女和婴孩，昼夜祈祷，挤满道路，都是出于至诚，无法禁止。由此可见臣民都竭尽忠心，蒙受陛下深厚的恩德，对陛下的爱意深切，所以替陛下作长远的考虑。现在所请求的，是天下臣民出于爱护君主的考虑，陛下为什么疑虑而不答应呢？朝廷内外的臣子既为陛下圣体康复而高兴，又想看到皇子在宫中出入，早晚在陛下身边问安、侍奉膳食；然后文武群臣奉上表章向陛下祝贺，文人墨客称颂皇室宗支兴盛，为陛下歌咏赞颂，这难道不是美事吗？臣恭敬地希望陛下亲自作出圣断，选择宗室中贤能的人，依照古礼古制，暂且把他作为儿子，并不立即立为储君。这样既可以慢慢考察他的贤能与否，也可以等待皇子的出生。臣又见枢密使狄青出身行伍，后来掌管枢密院，起初议论此事的人已经认为不可。如今三四年之间，他在外表面上虽然没有显露过失，却不幸有了获得军情的名声。况且武臣掌管国家机密而获得军情，难道是国家的利益吗？臣以前有封缄奏章，所说得很详细，并且具体说明狄青算不上奇才，只是在当今将帅中略微可以称道罢了。即使他的内心并无恶意，却不幸受到士兵拥戴，臣深恐因此使狄青陷入祸患，并给国家带来事端。臣希望暂且罢免狄青的枢密职务，任命他为一州长官，既可以保全狄青，也可以替国家消除尚未萌发的祸患。因为军中士卒、里巷百姓，乃至士大夫之间，没有人不谈论这件事，只是陛下还不知道罢了。臣以前的奏章，请求留在宫中由陛下亲自裁断。如果陛下仍然对臣的话有所怀疑，希望发出臣以前的奏章，让执掌政务的大臣公开议论。这两件事，是当前最急迫的政务。凡是所谓五行灾异之学，臣虽然不深知，但其中的大意可以推知。《五行传》说：‘怠慢宗庙，就会使水成为灾害。’陛下严肃奉行祭祀，可以说已经做到极点，只是还没有册立储君。《易》说：‘主持祭器的人，没有比长子更合适的。’大概这正是上天的警戒吧？至于水属于阴，兵也属于阴，武臣也属于阴，这是由同类推求便容易看出的。上天的谴责和告诫，如果不是徒然发出，希望陛下深思并及早决定，或许可以消除灾患而转变为福应。臣恭敬地看到诏书说‘尽心陈述，不得有所忌讳’，所以臣才敢谈到这些。如果还有其他时政上的过失，一定会有群臣响应诏令替陛下进言。臣的言论狂妄、计策愚陋，只求陛下裁量选择。臣冒死拜了两拜。？●卷一一 ○·奏议卷第十四 ◎翰苑进札状十首 【再论水灾状〈至和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