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五·居士集卷十五◎赋五首

译我恭敬地整肃祠庭来办理祭祀，仰望高峻的玉宇；收敛视听来澄清思虑，斋戒自己的心灵来献上诚意。于是从静中寻求动，观察万物的情状。这时早晨的雨突然停止，微风也没有兴起。四面没有云，青天一片；雷声轰轰，留下余响。于是我坐在芳草地上，面对华美的轩窗。古树有几株，空庭的草丛之间，有一种东西在树梢鸣叫。它引着清风长声呼啸，抱着细枝长久叹息。〔声音〕不像管乐器，清冷得像琴弦；突然放声鸣叫又重新咽住，凄切得仿佛要断却又连绵不断。吐出孤独的声韵，难以用音律规范，却自然包含五音。我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它的名字叫蝉。难道它是依凭万物造形、能够变化的东西吗？是从粪土中出生而仰慕清虚的吗？是乘风高飞而知道止息之处的吗？是喜爱清凉树荫、寄居在美好树木上的东西吗？是呼吸风露而能够尸解成仙的吗？是双鬓轻柔、身姿修长美好的东西吗？它的声音，不快乐也不悲哀，不属于宫调，也不属于徵调。为什么忽然鸣叫，也为什么忽然停止？我曾经感叹万物没有不喜欢鸣叫的。比如四时更替，百鸟嘤嘤鸣叫；一气到来，百虫惊动；娇儿美女，发出如黄鹂般的谈语；织机上的络纬、草间的蟋蟀，也都发出声响。转动喉舌，实在可爱；牵动腹部和大腿，难道是勉强做出来的吗？至于污浊的池水，得到雨水便喧闹；饮泉水、吃泥土，整个长夜都在歌唱。那青蛙本来像是有所欲求，可蚯蚓又有什么追求呢？其余大小各种形状的虫物，不能全部叫出名字。它们各有自己的气类，随着各自的形体而鸣叫。不知道自行停止，仿佛在争比才能；忽然时令变化、万物改变，便全都默然无声。唉！通达之士所看作平等的，是把万物看成同一类。人在万物之中所以尊贵，大概是因为他巧于言语，又能够把言语传写成文字。因此竭尽思虑、耗损血气，有时吟咏自己的穷愁，有时抒发自己的志意。虽然同样会和万物一起终结，却能在百世之后长久鸣响。我又怎么知道事情是否真是这样呢？姑且把它写成乐章来自我欣悦。正要考察得失，比较同异，忽然阴云又兴起，雷电一齐震击，大雨已经降下，蝉声于是停止。〈一本赋后有跋说：“我因为学习书法，起身写作这篇赋的草稿。别的孩子看了一眼就走过，只有小子〔缺字〕守着它不肯离开。这个孩子将来一定能替我写成这篇赋，因此把它送给他。”〉 【秋声赋〈嘉祐四年〉】欧阳子正在夜里读书，听见有声音从西南方传来，惊恐地仔细听着，说：“奇怪啊！”起初淅淅沥沥而萧瑟，忽然奔腾澎湃，像夜里的波涛突然惊起，风雨骤然到来。它触及万物时，发出铮铮的金属声，仿佛金铁都在鸣响；又像奔赴敌阵的士兵，口中衔着枚急速行进，听不见号令，只听到人马行走的声音。我对童子说：“这是什么声音？你出去看看。”童子说：“星星和月亮明亮洁白，银河横在天空，四下没有人的声音，声音是在树间传来的。” 我说：“唉呀，悲哀啊！这是秋天的声音。它为什么来呢？秋天的形态，大概是它的色彩惨淡，烟雾弥漫，云气收敛；它的容貌清明，天空高远，太阳明亮；它的气息寒冷凛冽，刺入人的肌肤骨骼；它的情意萧条，山川寂静空旷。所以它发出的声音凄凄切切，呼号而愤激。茂盛浓密的绿草争相生长，葱茏可爱的树木令人喜悦；草被它拂过，颜色就改变；树木遭到它侵袭，叶子就脱落。它使万物摧败零落，是秋气余威的结果。秋天，是掌管刑罚的官，在四时中属阴；又是战争的象征，在五行中属金。这就是天地的正气，常常以肃杀为本心。上天对于万物，使春天生长、秋天结果。所以在音乐中，商声主西方之音，夷则是七月的音律。商，就是伤，万物已经衰老而悲伤；夷，就是杀戮，万物过于茂盛便应当被杀。” “唉！草木没有感情，有时也会飘零。人是有生命的动物，是万物中最有灵性的；百般忧虑触动他的心，万件事情劳累他的形体，内心一有触动，就必然损耗他的精神。更何况还要思虑自己的力量所不能达到的事情，忧虑自己的智慧所不能解决的问题，难怪红润的脸色会变成枯木般憔悴，乌黑的头发会变成星星点点的白发。为什么要凭着并非金石的身体，想同草木争夺荣盛呢？想想是谁使自己遭受残害，又何必怨恨秋声呢！” 童子没有回答，低着头睡着了。只听见四面墙壁间虫声唧唧，好像在帮助我的叹息。【病暑赋〈和原父作〔嘉祐四年〕〉】我将向东走到泰山去，登上高峻的山峰；在摇曳的白云下乘凉，听石间流水发出清脆的声音。松林茂密，仰头看不见太阳；幽深山谷阴惨惨的，多有悲凉的风。路途遥远，不能坐等它自己到来；哪里能得到仙人的法术，变化飞行如蓬草呢？我将向西登上昆仑山，走出九州之外；观看星辰沉浮，观察日月隐现。打开天门，迎受清风；饮用黄河般的大水。可是双腋下没有羽翼可以插上，又害怕身体升起后坠落下来。既想漂浮到南海去，那里瘴毒流动，浓烈得能熔化骨头；这和为了躲避喧闹而奔向集市有什么不同，又像厌恶影子却跑到太阳底下一样。又想来到北方荒远之地，那里聚集着飞雪和层冰；鬼方穷发之地没有人的踪迹，正是龙蛇混杂居住的地方。四面八方、上天下地都不能前往；面对这场大热，我不知道还能逃到哪里。万物一同生长在天地之间，难道只有我的身体遭受暑热吗？任凭寒暑自然运行，成就一年的功业而不劳苦。只是衰老和疾病使人不能承受，仿佛枯木被火燎烧灼焦。何况空屋低洼潮湿，比龟和蜗牛蜷缩之处还要厉害。飞蚊趁我露天坐着来袭，墙上的蝎子窥伺着我进入屋内。幸赖有客人怜悯我，赠送端石和蕲竹。能够吃饱而安睡，枕头洁净如冰，竹席凉润如玉。知道既然无可奈何，便安然接受，这正是圣贤的高尚行迹。只要凝神息虑，也许可以忘掉烦热酷暑。【憎苍蝇赋〈治平三年〉】苍蝇，苍蝇，我叹息你为何要这样生存！既没有蜂蝎的毒尾，也没有蚊虻的利嘴。幸好不至于使人害怕，为什么不能使人喜爱呢？你的形体极其微小，欲望却很容易满足：杯盂中的残酒，砧板和几案上剩下的腥味，所希望的不过一点点，得到过多却承受不了。苦苦追求什么却还觉得不够，于是整天营营飞动吗？追逐气味、寻找香味，哪里都到得；片刻之间便聚集起来，又有谁相互通报呢？它在万物中虽然微小，造成的祸害却极其严重。比如华美的屋椽、宽广的厅堂、珍贵的竹席和方形大床，炎热的风气，漫长的夏日，使人精神昏沉、气息窘迫，汗水流成浆；四肢委顿，不能抬起，双眼昏花迷蒙。只希望高枕而睡一觉，暂且忘掉烦闷。可是它为什么偏偏给我带来祸害？它们扑头打脸，钻进衣袖、穿过衣裳；有的聚在眉端，有的沿着眼眶爬行。眼睛刚想闭上又被惊醒，手臂已经麻木却还要挥赶。在这种时候，孔子怎么还能仿佛梦见周公，庄子又怎么能够同蝴蝶一起飞舞？只能让仆人和丫鬟挥动大扇子，全都垂下头、累得手腕脱力；每次站着就昏睡，甚至跌倒僵卧。这是它造成的第一种祸害。

译又比如高大的屋宇、宽敞的厅堂，嘉宾贵客来到，买来酒和肉脯，铺设筵席。姑且享受一天的闲暇，怎奈苍蝇数量众多，无法抵挡！有的聚集在器皿上，有的聚在几案和格架上；有的醉在浓酒中，因而沉溺其中；有的投入热汤，随即丧命。想来即使死了也不后悔，倒也可以作为贪得之人的警戒。尤其忌讳红头苍蝇，号称“景迹”，一旦有它沾污食物，人们全都不再吃。它却引类呼朋，摇头鼓翼，聚散迅速，往来不绝。正当宾主互相敬酒、衣冠整齐庄严时，弄得我又挥手又跺脚，改变面容，惊慌失色。在这种时候，王衍哪里还有闲暇清谈，贾谊也足以为之长叹！这是它造成的第二种祸害。又比如醋和肉酱之类，腌制的酱肉之类，到了时令便收藏起来，谨慎地把瓶罐封固；它们却集合力量来攻钻，想尽各种办法窥伺觊觎。至于大块肥美的牲肉和美味佳肴，只要收藏处稍微露出缝隙，守护的人有时又打了个盹，防守稍有松懈，便立即留下它们的种类。没有不使食物滋生繁殖、淋漓腐败的。以至于亲朋突然来到，向你索取却没有东西，因而扫兴；奴仆心怀忧惧，也因此获罪。这是它造成的第三种祸害。这些都是较大的祸害，其余的难以一一命名。唉！《止棘》这首诗流传在六经之中，从这里可以看出诗人博识万物，也看出比兴手法的精妙。用你来讽刺毁谤者扰乱国家，实在应该嫉恨、憎恶！◎杂文五首 【醉翁吟〈并序嘉祐元年〉】我在滁州修建了醉翁亭，太常博士沈遵是个喜好奇异事物的人，听说后便前往游览。他喜爱那里的山水，回来后用琴声描写它，创作了《醉翁吟》三叠。去年秋天，我奉命出使契丹，沈君在恩州、冀州之间遇到我。夜深酒喝到一半，他拿琴弹奏这首曲子，有曲调却没有歌词，于是我替它写了歌词送给他。歌词说：醉翁刚来到这里时，野兽见了便深深躲藏，鸟儿见了便高高飞去。醉翁清醒时出行，醉了便回来；早晨清醒、晚上醉倒，从不分春夏秋冬。鸟儿在林中鸣叫取乐，野兽出游于小径；鸟儿在醉翁面前发出啁啾杂鸣，而醉翁醉了却不知道。内心有情，不能装作无情；有相聚就一定有离别。流水潺潺，醉翁忽然离去，连头也不回；山岭高峻，醉翁又回来，不知要到什么时候？风儿轻轻吹，山中树木凋落；春天年年到来，山草年年芳菲。可叹我对滁州人没有什么恩德，却对山中的禽鸟和野鹿有深厚感情。贤明啊，沈先生！能够描写我的心情，来安慰我和它们彼此的思念。【山中之乐〈并序〉】佛者慧勤，是余杭人。他年少时离开父母，长大后没有妻子儿女；靠佛门中人的衣食生活，往来京师二十年。这个人聪明有才智，也曾向贤士大夫求学。如今他要向南归去，将走遍吴、越、瓯、闽江湖海上的各座山，以尽情享受自己的志趣。我赞赏他曾经从我这里有所听闻，因此在他出发时，为他写作《山中之乐》三章，极力铺陈山林中的事情，以打动他的心意，最后使他归于正道。歌词说：江上的山啊，海上的峰；青苍的山色浓郁，幽深得看不清山丛。霞光飞动，雾气消散，远处只见青色天空；天工鬼斧般削成的峭壁，直立在混沌苍茫之间。悬崖高挂，石阶断绝，险峻而又走到了尽头；穿过云层，渡过水流，忽然找到道路，却不知道它到底有多少层深。中间有平坦的田地和宽广的山谷，同世间隔绝，仍然保留着太古遗风。泉水甘美，土地肥沃，鸟兽和乐；那里的人像麋鹿一样淳朴，既长寿又富足。不知道人世间经过了多少时候，只看见草木花开花落，便知道春去冬来。唉，世上的人啊，为什么不归来山中？山中的快乐你看不见，如今您去了，又有谁能遇见呢？红色的茎、翠绿的藤蔓，使岩谷玲珑可爱；水声哗哗，花香蒙蒙。石头参差横在道路上，风声飒飒吹过松林。云色昏暗，细雨纷纷；白猿在夜里长啸，青枫树间一片幽深。早晨太阳从林间升起，山涧峡谷间青红交错。千林在秋月下寂静，百草在春风中飘香。唉，世上的人啊，为什么不归来山中？山中的快乐无法得到，如今您去了，又有谁跟随呢？沿着悬崖架设险峻的道路，建起佛寺仙宫；光彩照耀空山，山势浓郁高耸。那里的人本来也是眼睛明亮、耳朵聪敏；宠辱不能扰乱他的思虑，仁义也没有施行在他的自身。他荫蔽于茂盛的长松下，坐卧在丰美柔细的草上。只要内心自我满足，便忘记自己穿什么衣服，甚至像颠狂的孩子一样。自古以来，聪明而杰出的人，本来也有远离世俗、逃避踪迹的；可惜天资非常优良，却自行抛弃在无用之中。唉，那个人为什么要老死在山中？山中的快乐不能长久，等您回来时，又有谁和您相伴呢？【杂说三首〈并序〉】夏季六月，暑雨已经停止，欧阳子坐在树下，抬头观察天空、月亮和星辰运行的度数，看见有星星坠落。夜深以后，露水降下，听见草间蚯蚓的叫声更加急促。耳目所感受到的事物，在内心有所触动，于是写作《杂说》。蚯蚓吃泥土、饮泉水，它的生活简朴而容易满足。然而它仰对着自己的洞穴鸣叫，像号哭，像呼喊，像长啸，像歌唱，它难道也有所求吗？还是因为它的要求容易满足，便自行鸣叫来表现快乐？是苦于自己的生活卑陋，因而自我悲叹不幸吗？还是自得于自己的声音，便向同类鸣叫吗？难道是时令到来、气机发动，它自己不知道为何如此，却不能停止吗？为什么这样喧闹地叫个不停呢？我由此产生了感触。星星坠落到地上，原本只是腥臭、坚硬而丑陋的矿物，后来化成了恶石。它在天空中明亮地存在、万物都仰望它，是因为精气聚集在那里罢了；等到它陨落死亡，也就连瓦砾都不如。人的死亡，骨肉腐臭，成为蝼蚁的食物罢了。人之所以贵于万物，也在于精气。如果人的精气没有被外物夺走，就会蕴积成为思虑，发扬成为事业，显著地表现为文章，在百世之上明亮可见，又受到百世之后人们的仰望；不像星辰的精气，随着星辰陨灭也就消失了。这难道不值得珍贵吗？可是人活着时被利欲弄得昏昧、耗损，死后又腐臭抛弃；那些糊涂的人却说：“满足于利欲，才足以使我的身体丰厚。”我由此产生了感触。天向西运行，太阳、月亮和五大行星都向东运行。太阳一年运行一周，月亮比太阳快，一个月运行一周；天又比月亮快，一天运行一周。星辰有的慢，有的快；有的逆行，有的顺行。这四者各自运行，好像彼此并没有商量；它们运动却不疲劳，运行不停，从古以来从未停息片刻。这是为什么呢？这四者是用来互相配合、形成昼夜和四时寒暑的。如果停息片刻，四时就不能平衡，万物也不能生长，大概是因为它们所承担的责任重大。人有君子的存在，他所承担的责任也同样重大。万世的治理、万物的利益，都依赖于此，所以说“自强不息”，又说“死而后已”，这就是懂得自己所承担的责任。那么君子的学习，难道可以一天停止吗？我由此产生了感触。？

译●卷十六·居士集卷十六 ◎论序一首、论二首、或问一首〈正统论原本七首附〉 【正统论序〈康定元年〉】臣欧阳修叩头，冒死进言。臣恭敬地看到，太宗皇帝时曾命薛居正等人撰写梁、唐、晋、汉、周的史事，编成《五代史》，共一百五十篇；又命李〔缺字〕等人把前代年号编排成一篇，收藏在秘府中。而李〔缺字〕等人把梁视为伪朝。既然梁是伪朝，史书就不应当为它撰写帝纪，也不应当称为“五代”，这在道理上说不通。如今司天所使用的崇天历承接后唐，记载天祐至十九年，却完全废除梁所建立的年号。援引古例，只有张轨不用东晋太兴年号而虚称建兴，但这不能作为后世的法则。大概后唐一心憎恶梁，想要废黜梁；掌管历法的人不懂古代的义理，只采用有关官署传下的说法，于是没有再改。至于李〔缺字〕等人，当初并不是为了撰写史书，只是采集编排前代的年号，以备有关官署查问；他们沿袭旧有错误，并没有专门考订正误，因此同史官的记载互相抵牾，不相符合。这些做法全都不正确。臣愚昧，因此认为，所谓正统，是帝王用来统一人民、统治天下的名分。三代使用正朔，后世有建立年号的名称。然而自汉代以来，学者多谈三代改用正朔，却奇怪孔子曾经修订《尚书》《春秋》，同他的学生详细讲论尧、舜和三代之间的事情；对于正朔这样的大事，却独独没有明确说明，于是颇为怀疑三代并没有这件事。后来从《春秋》读到“十月陨霜，杀菽”、二月“无冰”，推究当时的气候，才知道周朝以建子月为正月，那么三代确实曾经改换正朔。孔子说要实行夏代的时令制度，这也说明圣人虽然没有明白说出正朔的事情，他的意思大概是认为商、周的做法不对：它们兴起时，只是改变百姓的耳目，不专门致力于纯粹施行德政，反而更改空洞的名号，甚至使四时运行同上天不相合，不如夏代时制正确。到了秦代，又以十月为正月。汉代开始稍微区分后元、中元，到了建元年间，便把年分命名为年号。从此以后，只把建立的年号加在天下之上，用来使万国相同、使人民统一。后世据此推求次序，把它看作帝王相继的统绪。只要上面不违背天时，下面可以施加于人民，那么用年号纪年，就同三代改换岁首一样方便。然而后世僭越作乱、假托名义而穷困的政权很多，于是年号名目纷乱复杂，不知道应当遵从哪一个；这样一来，关于正统、闰统、真伪的议论兴起，而是非判断往往失去恰当的标准。然而尧、舜和三代统一天下的正统，不必议论便很清楚。自秦昭襄王直到周显德年间，经历一千多年，治乱兴亡的迹象不能不加以辨析，但前代论者没有确定的说法。臣恭敬地认为，大宋兴起，统一天下，同尧、舜和三代没有不同。因此臣说，不必议论便很清楚。臣谨慎地采集秦代以来直到显德年间兴亡始末的事迹，撰作《正统论》。臣愚昧，不足以洞察其中的真相，希望交给后世学者考察确定是非，取其中道。【正统论上〈康定元年〉】《左传》说“君子大居正”，又说“王者大一统”。所谓“正”，是用来纠正天下不正的；所谓“统”，是用来使天下不统一归于统一的。由于有不正和不一，才产生了正统的议论。尧、舜相传，三代相继，有时凭借至公之心，有时凭借大义，都取得了天下的正统，使天下归于一统，因此君子不加评论；这是因为帝王治理天下的道理已经实现，始终的次序也很清楚。到了后世动乱，僭越伪立和盗窃篡夺兴起，于是有占据正统却不能使天下统一的，例如周平王时有吴、徐；有使天下统一却不能占据正统的，前代把秦视为闰统就是这样。于是正统的议论便兴起了。从汉代以下直到西晋，又向下推到宋、齐、梁、陈；从唐代以上直到后魏，再向上推，则被称作夷狄。这样，帝王治理天下的道理错乱，始终的次序不清，于是学者产生疑惑，是非判断也多不公平。从周朝灭亡直到显德年间，实际上有一千二百一十六年；其中有治有乱，有夺取有承传，有分裂有统一，其道理不能一概而论。大致说来，其中值得怀疑的时期有三个：周、秦之际，东晋、后魏之际，五代之际。秦亲自取得周朝而统一天下，它的行迹同禹、汤没有不同，评论者却把它排斥在正统之外，这是第一个疑点。把东晋接在西晋之后，便没有结局；把隋接在后魏之后，便没有开端，这是第二个疑点。五代各朝取得国统的方式虽然不同，但归根到底都是贼乱，而前代议论者却唯独把梁视为伪朝，这是第三个疑点。所谓议论，是为有疑问的地方设置的。尧、舜和三代的始终，清楚地显现在万世之中而没有疑问，本来不必议论就很明白。后世占有天下的人，治理天下的道理有时错乱，始终次序不明，就不能不产生疑问。因此说，由于有不正和不一，然后才有正统的议论。然而议论的人很多，他们判断是非、决定取舍，各自坚持不同的标准，使后世不知道应当听从谁，这是什么原因呢？大概是在那些值得怀疑的地方，又夹杂了自私之心，并且沉溺于不是圣人之学的学说。西晋灭亡以后，南方成为东晋、宋、齐、梁、陈，北方成为后魏、北齐、后周、隋。偏袒东晋的人说：“隋取得陈以后，天下才统一。”于是推排正统说：晋、宋、齐、梁、陈、隋。偏袒后魏的人说：“正统一定有所承受。”于是推排正统说：唐承受隋，隋承受后周，后周承受后魏。双方说到极端相互抵触时，作《南史》的人就辱骂北方为胡虏，作《北史》的人就辱骂南方为夷狄。这是出于私心的偏颇说法。自古以来帝王兴起，一定有盛大的德行来承受天命；有时是功业恩泽施及百姓，有时是世代积累渐渐形成王业，哪里能把它偏归于一种德行呢？至于商汤、周武王兴起，是为了挽救弊乱、拯救百姓，大概有不得不如此的原因；而说五行运行有盛衰，一方面因为那个衰败，另一方面因为这个兴盛，这是历官、术士一类人的说法。说帝王兴起必然乘五运而来，是荒谬妄诞的说法，不知道出自什么人。大概自孔子去世以后，周朝更加衰弱混乱，先王之道不明，人们各自立说，放纵发表怪异荒诞的言论。后来的学者不能卓然奋发，努力把它们斥绝，反而跟随它们增饰其说，以相互结合巩固。因此自秦代推演五行相胜、以水德自称以来，汉代以后凡是建立国家的，没有不依据这种说法的。这就是所谓沉溺于不是圣人之学的学说。只有天下最公正的大义，才能消除人的疑惑，使人不能遂行私心。内心没有私欲，疑惑得到决断，那么关于是非的不同议论就会停止，正统也就明白了。所谓不是圣人的学说，可以搁置起来，不必讨论。

译【正统论下〈康定元年〉】凡是论述正统的人，都想使统绪相承而不断绝；到了统绪中断、不能连接的时候，就勉强用一个假托的对象来接续它，所以他们的论说曲折而不通。占据天下的正统，使天下归于一统，这才是正统；尧、舜、夏、商、周、秦、汉、唐就是这样。开始时虽然不能占据正统，最终却能使天下统一，既然统一天下又占据正位，那就是天下的君主，可以称为正统；晋、隋就是这样。天下大乱，上面没有君主，僭越窃取的势力同时兴起，正统没有归属。在这时奋然起兵、共同争夺天下，有功劳的强盛，有德行的称王，威势和恩泽都施及百姓，号令都加于当世。幸运地以大兼小、以强并弱，终于统一天下，那么大的、强的政权称作正统，还说得过去。不幸两方并立，不能相互兼并，考察它们的事迹都算正当，比较它们的义理也相等，那么正统将要给予谁呢？东晋、后魏就是这样。有的从始至终都不能占据正统，又不能使天下统一，那么可以称为正统吗？魏和五代就是这样。既然如此，如果不幸恰逢这样的时代，正统也有时会断绝。因此正统的次序，从尧、舜开始，经过夏、商、周、秦、汉而断绝；晋得到它而又断绝；隋、唐得到它而又断绝。自尧、舜以来，正统三次断绝而又重新延续。只有有断绝也有接续，然后是非才能公正，取舍才能恰当，正统才能明白。然而各位儒者的议论，到了秦以及东晋、后魏、五代之际，见解大多不同。憎恶秦而排斥它、把它视为闰统的，是谁呢？这是汉人的偏私议论，是沉溺于不是圣人之学的曲折学说的人。其理由有三条，不过是说秦灭弃礼乐，使用严苛的法律，以及秦兴起时不应合于五德运行而已。五德之说可以放置不论。前两点只是秦始皇个人的事情罢了，然而他们却没有考察秦朝的始末。从前尧把天下传给舜，舜传给禹。夏朝衰落时，商汤取代它而称王；商朝衰落时，周取代它而称王；周朝衰落时，秦取代它而称王。它们兴起，有的凭德行，有的凭功业，大体都是乘着前朝的弊病而取代它。起初，夏代衰落，夏桀昏庸暴虐，商汤拯救乱局而兴起，逐渐治理诸侯并讨伐他们，《尚书》所说“汤征自葛”就是这件事。后来终于攻打夏桀而灭亡夏朝。到了商代衰落，商纣昏庸暴虐，周文王、周武王拯救乱局而兴起，也治理诸侯并讨伐他们，《诗经》所说的“崇”“密”就是这件事。后来终于攻打商纣而灭亡商朝。推究秦的兴起，它的功德固然有高下之分，但它的行迹难道有什么不同吗？秦国史书《纪》说：秦的先祖大业，是颛顼的后代。传到孙子伯翳，辅佐禹治水有功，在唐、虞之间被赐姓嬴。到了非子，为周王养马有功；秦仲开始成为受命的大夫。后来襄公拥立平王，于是接受岐、丰之地的赏赐。在这时，周朝衰落已经很久了；动乱开始于周穆王，接着有厉王、幽王的祸乱，平王东迁，于是同列国一样。齐、晋是大诸侯，鲁、卫是周王室同姓，各自擅自攻伐，相继兴起而削弱周朝，并不只是秦国暴虐造成的。秦在这个时候，已经平定犬夷，于是取得周王赏赐的岐、丰之地。自秦穆公以来，开始向东侵伐晋国，土地扩展到黄河；又完全消灭各戎族，拓展国土千里。后来函谷关以东强大而僭越的诸侯日益增多，周朝的土地日益狭小，直到再也没有天子的制度，只剩下天子的名号而已。秦昭襄王五十二年，周朝君臣叩头向秦投降。到了秦的后世，便消灭诸侯而统一天下。这就是秦兴亡始末的事迹。它的德行虽然不足，但它的功力难道还不胜过魏、晋吗？秦开始兴起时，专门凭武力取胜；到了秦始皇，便悖逆抛弃先王的典礼，又自行推定以水德为主，更加任用法律而少施恩德；它的制度、文饰，都不是古代的，却自以为是，这就是它被排斥的原因。秦始皇没有德行，不过像夏桀、商纣一样；桀、纣并没有使夏、商的正统废除，那么秦始皇也不能使秦的正统被废除。那些偏袒东晋的论者说：周朝迁都而向东，天下于是不能统一。然而孔子作《春秋》，细心尊崇周王而贬斥吴、楚，难道不是因为正统所在吗？晋朝迁都而向东，同周朝没有不同，如今却排斥它，为什么呢？有人说：这有道理可讲，是比较它的德行和事迹后得出的结论。周朝最初兴起时，来历很远。它强盛时，规划天下，把土地划为大小不同的国家，广泛建立诸侯来维系王室，确定名分，使它传给子孙而守护，以此作为万世的计划。到了周厉王之乱，周王室十四年没有君主，天下诸侯却不敢侥幸窥伺周室。由此才能看出周德深厚，周文王、周武王和周公所创立的，确实是圣人的事业。何况平王东迁时，周朝土地虽然缩小，但周德仍存在于人心，没有使人厌弃；法制对人民的统治也没有改变。平王以儿子的身份继承父亲，从西方迁到东方，并没有走出王畿范围。因此正统在周，推究它的德行和事迹，可以不必怀疑。晋成为晋，和周成为周，是不同的。晋用来维系天下的德行和法制，并没有万世的计划，也没有圣人的事业；只是因为接受魏的禅让而统一天下，推究比较它的事迹，可以说它占据了正位而形成统绪。从晋惠帝之乱直到愍帝、怀帝之间，晋朝国势危如一线；只是因为继承的君主世代相传，推究其事迹，可以说它处于正位。建兴年间晋朝灭亡，晋的正统在这里就断绝了。周朝向东迁，是以周朝的身份向东迁移；晋朝向南迁，难道仍然是以晋朝的身份向南迁移吗？自从愍帝死于叛贼朝廷，琅邪王在江南起兵，他的地位不是继承君主，正统也不是继承世代，只是因为他作为晋朝臣子，怀有不忘晋朝之心，出于忠义而起兵，却没有成功，实在可悲！如果因此便窃取正统的名号，可以吗？《春秋》说“君主被杀而贼人没有讨伐”，便认为没有臣子。假使晋朝臣子遇到圣人，恰好会受到《春秋》的诛责，何况还想求取天下的统绪呢？至于国家已经灭亡，宗室子弟在一方自行建立政权，最终又不能使天下重新统一，那么晋朝的琅邪王，和后汉的刘备、五代汉的刘崇有什么不同？刘备和刘崇从未成为正统，那么东晋是否属于正统也就可以知道了。

译那些偏袒后魏的论者说：后魏的兴起由来已久。自昭成帝建立国家、改立年号以来，承接天下衰败的局面，能够奋发力量，在中原争夺天下。传到第七代孝文帝，才去除夷狄习俗而接近华夏，改变姓氏、建立都城，于是平定天下的动乱；然后修治礼乐、兴立制度，使国家文治昌盛。考察它逐渐积累的根基，它的道德虽然比不上三代，但它建立的功业，和王者兴起有什么不同？如今只因为它不能同晋、宋争夺并统一一方，就因小的缺陷而排斥它的大功，不能承接百王的正统，这是什么道理呢？回答说：把这件事拿来请教圣人，就没有疑问了。如今替后魏辩护的人，不过说它功劳多、国势强罢了。这一点圣人并不赞同。春秋时期，齐桓公、晋文公可以说有功劳；吴、楚的僭越政权，也曾相继比诸侯强大。圣人在《春秋》中所尊崇的却是周王。这样看来，功劳和强盛，并不是圣人一定取法的。论者又说：秦从夷狄兴起，因为能够灭周而统一天下，所以被列入正统；后魏也是夷狄，因为不能灭晋、宋而被排斥。这样就是根据成败来毁誉它们，哪里是最公正、最确切的论断呢？回答说：事情并不是这样，只是各自偏袒自己的党派罢了。周、秦兴起的道理，前面已经详细说明了。后魏兴起时，刘渊以匈奴身份起兵，慕容氏以鲜卑身份起兵，苻生以氐族身份起兵，弋仲以羌族身份起兵；赫连、秃发、石勒、季龙之类，都是四夷中的雄杰。他们力量不足的便弱小，有余力的便强盛，其中最强的是苻坚。苻坚时期，除了晋以外，天下没有不属于秦的；他停止兵革，兴办学校，差不多可以整治刑法政令。不幸没有多久便失败混乱，接着更强的就是后魏。自长江以北，天下都归于后魏；幸而传了几代之后才发生动乱。这样说来，后魏只是才能胜过苻坚而已，哪里能够干涉、承当正统呢？五代取得天下的那些君主，都是以贼乱起家的君主。可是唯独把伪梁黜斥出去，是因为憎恶梁的人所持的偏私议论。唐自僖宗、昭宗以来，已不能向天下发号施令，于是各地藩镇起兵。后来，小的势力被大的兼并，弱的势力服从强的势力。其中尤其强大的，朱氏凭梁、李氏凭晋，一同起兵窥伺唐朝，而梁先取得了天下。李氏便借讨贼之名，同梁争夺中原，最后终于取得天下；按照当时的形势，不得不把梁说成伪朝。后来继承李氏的政权，也就沿袭这一说法，使梁独自蒙受“伪”的名号。梁固然不能算正统，那么唐、晋、汉、周凭什么能够算正统呢？如今也把它们一概黜斥。但是论者仍对汉朝有所疑问，认为契丹灭掉晋朝后，天下没有君主，而汉从太原兴起，逐渐进军进入汴京，同梁、唐、晋、周的情形不同；如今却把它们一概看待，可以吗？回答说：比较它们的内心和行迹，小有不同而大的方面相同罢了。况且刘知远是晋朝的大臣。当时晋朝发生契丹之乱，他竭尽力量救难；力量不能胜任，不能保全晋朝，出于无可奈何，这一点还可以说比其他四国略有不同。唯独汉朝不是这样。契丹同晋交战已经三年，汉却独自高拱着手旁观，像齐国人旁观越国人一样，最后竟庆幸晋朝败亡而夺取了它。等契丹北归时，把中原交给许王从益，自己离去。从益的力量虽然不能保全晋朝，但如果忠于晋朝的人能够拥立他，还可以希望有所作为。汉却先把他杀掉，然后才进入中原。以此比较它的内心和行迹，同其他四国有多少不同呢？何况它们都不曾真正统一天下。对于正统问题，断绝它们的资格还有什么可疑的呢？【有人问《康定元年》】有人问：“您在《史记·本纪》中，不把梁说成伪朝，反而把它列入正统；在讨论正统时，却又黜斥梁、断绝其正统资格。君子取信于后世，本来就应当这样吗？” 回答说：“孔子本来就曾这样做过。平王、桓王、庄王在《春秋》中被尊奉，记作‘天王’；在《诗经》中却受到贬抑，地位下降到同列国相同。孔子对于这三位君王，并不是在一处故意尊崇、在另一处故意贬抑，而是其中的道理本来就应当如此。梁是以贼乱取得天下的君主。它想要干犯天下的正统，当然不可以；即使不加论述也可知道。然而把它称为伪朝，就太过分了。它拥有梁的土地，臣服着梁的官吏和百姓，建立梁的宗庙社稷，并且能够对梁人行使生杀赏罚、发号施令，那么它就是梁的君主，怎么能说是伪朝呢？所以在正统问题上应当断绝它；但就它所拥有的国家而言，不能说它是伪朝，这其中的道理本来就应当如此。难道只有梁是这样吗？魏以及东晋、后魏也都是如此。尧、舜、桀、纣，都是君主，只是善恶不同罢了。梁的种种罪恶，我在《史记》中没有抹杀事实，已经详细论述过了。有人又说：‘正统的说法，六经中没有出现，圣人也没有讲过，您为什么要讨论它呢？’ 回答说：“孔子、孟子的时代还没有这种说法，所以他们没有谈论它，本来是应该的。后世关于正统的说法多得不可胜数，对于是非、取舍，每个人都有不同看法，使求学的人感到迷惑，不知道应当听从哪一种。又有偏重某一种德行的说法，再加上五行相胜的学说，这些都是不合圣道的曲解之学。自秦、汉以来，这种说法沿袭流传已久。假使孔子、孟子重新出现，看到了这些说法，难道会不加以辨析、制止纷纷的争论吗？这就是我不得已而论述它的原因。唉！尧、舜的德行达到极点。夏、商、周的兴起，都是凭借天下最公正的原则和最大的正义。秦以后，德行不足了，所以考察其始末，有的是对的，有的是错的，前后参差不齐；这就是这篇论说所以写作的原因。德行不足，就必定要依据实际行迹来评论，这样才能平息争论。” 有人又说：“如果评论一定要依据行迹，那么东周时期，吴、徐、楚都称王了，这些是正而不能统治天下的国家，您为什么偏偏不加以论述呢？” 回答说：“东周的正统，因为不必比较就容易知道，所以不必论述。至于东晋、后魏，两者互相抗衡，取舍难以判定，因此不能不论。吴、徐、楚并不是周的敌手，即使是童子学习，也知道应当尊奉周，何必还要论述呢？” 【附论七首·原正统论】《左传》说：“君子大居正。”又说：“王者大一统。”所谓正，是用来纠正天下的不正；所谓统，是用来统一天下的不一。正因为有不正和不一，才产生了正统的议论。尧、舜相互传承，三代相互替代，有的凭天下至公，有的凭天下大义，都取得了天下的正道，把天下统一起来，因此君子不加以论述；这是因为帝王之道已经实现，始末也清楚明白。到了后世动乱时期，僭越伪诈兴起，盗窃篡夺发生，于是有占据正道却不能统一天下的，周平王拥有吴、徐就是这样；有统一天下却不能占据正道的，前人把秦称为闰统就是这样。于是正统的议论兴起了。

译从汉以后直到西晋，又往下推到宋、齐、梁、陈；从唐往上直到后魏，再往上推，就成了夷狄。帝王之道错乱，始末的界限不清楚，因此学者产生疑惑，是非判断也不公正。并不是他们故意不公正，而是其中的是非难以判定。自周朝灭亡直到显德年间，实际上有一千二百一十六年；有时政治清明，有时动乱，有时夺取，有时传承，有时分裂，有时统一，其道理不能一概而论，所以论者在这里感到困难。大体说来，其中有四个容易疑惑的时期，有三种不同的说法，这正是论者感到困扰的地方。什么叫容易疑惑的时期？就是周、秦之际，汉、魏之际，东晋、后魏之际，以及朱梁、后唐之际。秦亲自取得周朝的天下并统一全国，行迹同禹、汤没有不同，论者却黜斥它，这是第一个可疑之处。王莽取得汉朝天下并统一全国，但王莽没有终其一生，汉朝又复兴，论者称王莽为伪朝，这是应当的。魏取得汉朝天下后，天下三分，论者却称魏为正统，这是第二个可疑之处。以东晋承接西晋，却没有承接到西晋的终点；以周、隋承接元魏，却没有承接到元魏的开端，这是第三个可疑之处。梁取得唐朝，同魏、晋取得天下没有不同，而梁却被称为伪朝。刘备是汉朝后裔，因为不能统一天下，自己另外称蜀，不得正统，这是可以的。后唐并非李氏的唐朝，也未曾统一天下，却取得正统，这是第四个可疑之处。什么叫三种不同的说法？有昧于事理者的说法，有出于私心者的说法，有因袭他人而来的说法。正统的说法是从谁开始的呢？是从《春秋》的写作开始的。当东周迁都以后，王室衰微，吴、徐一同僭越称王，天下有三个王，而天子的号令不能施加到诸侯身上；《诗经》也降低到同列国相同，天下人不知道正统在哪里。仲尼认为周平王虽然是周朝开始衰弱的君王，但正统仍在周，于是作《春秋》，从平王以下，常常推尊周王室，说明正统所在。所以记载“王”字，并把正月加在它后面，以此约束诸侯。王室使者虽然地位微弱，也一定把它列在上位；诸侯虽然强大，也不允许他们擅自分封；以天子加尊于王室，并区别吴、楚。所有讽刺、讥评、褒扬、贬斥，全都依据周朝的法度。凡是其中的用意，没有不在尊崇周朝的。后来学者不懂其中的旨意，于是说孔子贬黜周而尊鲁为王。有的说《春秋》从鲁隐公的不正开始，有的说是从让国的贤君开始，拘泥于这些说法而偏私鲁国。他们哪里知道圣人的心意在于尊崇周朝，以周的正道统辖诸侯。到了秦始皇称帝，既没有天下至公的大义，又违背、抛弃先王之道，自创五行相胜的说法。汉朝兴起后，诸儒既不明白《春秋》正统的旨意，又沿袭秦代不合经典的说法，于是想尊崇汉而黜斥秦，却没有依据，便创立三统五运之论，贬斥秦为闰统。汉所以拥有天下，是因为凭天下至公的大义而兴起；议论者却只说汉凭火德承当天统罢了。更严重的，甚至引用蛇龙等妖异之事作为旁证。至于王莽、魏、晋，则只是直接使用五行相胜的说法。所以说，这是昧于事理者的议论。西晋灭亡后，南方先后有东晋、宋、齐、梁、陈，北方有后魏、后周、隋。偏袒东晋的人说：隋取得陈以后，天下才统一，于是推定正统为晋、宋、齐、梁、陈、隋。偏袒后魏的人说：正统一定有所承受，于是确定正统为唐承受隋，隋承受后周，后周承受后魏。到了双方矛盾最激烈的时候，撰写《南史》的人贬称北方为虏，撰写《北史》的人贬称南方为夷。所以说，这是出于私心的议论。梁取得唐，同魏、晋取得天下没有不同；魏、晋如果能够成为正统，梁也应当是正统。为什么唯独称梁为伪朝呢？因为有后唐的缘故。后唐起初同梁是世代仇敌。等唐灭亡后，它想借唐的名号，托称大义来窥伺天下，于是不得不指斥梁为伪朝，替唐讨伐贼寇。后来晋、汉承袭这种说法，便一直没有改变。所以说，这是因袭他人的议论。在四个可疑时期采用这三种不同的说法，因此彼此以是非相攻，很少能够得到恰当的结论。《易经》说：“天下的变动，以正道归于一统。”帝王的正统不容许有两个。但是论者却如此议论，士大夫先生们也从未有人加以纠正，难道是因为兴亡交替之际、治乱的根本道理很难说明吗？自《春秋》以后，记述的人很多；能够贯通古今、说明统绪类别的人却很少。司马子长排列帝王次序，却把项羽也列入《本纪》，这难道可以作为法则吗？文中子作《元经》，想要裁断南北正统的疑问，却在元徽五年断绝宋统，在太和元年进列魏统。这样断绝宋却没有得到宋的终点，进列魏却没有得到魏的开端。以司马子长的博学通达、王氏的好学，尚且有这种不周全的论断，难道这件事果真难以说明吗？如果推求天下最公正的原则，依据天下最大的正义，考察它们的兴亡，追溯其始末，辨明那些可疑的时期，那么不同的议论就会平息，正统也就明白了。【附论七首·明正统论】凡是提出正统论的人，都想使正统相承而不断；到了断绝而无法接续时，却往往牵强地借用他人来续上，因此他们的论说曲折而不通。占据天下的正道，把天下统一起来，这才是正统。〈尧、舜、三代、秦、汉、晋、唐。〉天下虽然没有统一，但所占据的是正道，仍可说天下本应归于正道，到了我这里而统一，这也可以称为正统。〈东周、魏、五代。〉开始时虽未能占据正道，最终却能把天下统一起来；统一天下而居于其上，就是天下的君主，这也可以称为正统。〈隋就是这样。〉天下大乱，上面没有君主，僭越篡窃者一同兴起，正统没有归属。在这种时候，奋然兴起，共同争夺天下，〈东晋、后魏。〉有功劳的强盛，有德行的称王，威势和恩泽都施及百姓，号令都能加于当世。幸而以大的兼并小的，以强的兼并弱的，终于把天下统一起来，那么大的、强的那个可以称为正统，还说得过去。不幸的是两方并立，不能相互兼并；考察它们的行迹都算正，比较它们的道义又相等，那么正统应当归于谁呢？〈东晋、后魏就是这样。〉如果有的始终不能占据正道，又不能统一天下，那么可以称为正统吗？〈魏及五代就是这样。〉不可以。既然如此，如果不幸生逢这样的时代，正统也有时会断绝。所谓正统，是万世共同认可的公正原则；有的能够得到它，有的不能得到它。可是论者想让它永不断绝，便牵强地借用他人来续接，所以说其论说曲折而不通。有人说：既然正统可以断绝，那么王者的史书为什么还要以它来编年呢？

译回答说：想让正统不断绝，便牵强地借用他人来续接，这是史家的过错。处在当代而了解古代，把当代的事情记下来以取信于后世，这就是史书。天下有正统，就按照有正统来记；天下没有正统，就按照没有正统来记。这样史书才可以作为后世的准则。从前周厉王时发生动乱，天下没有君主，周公、邵公共同执政十四年，后来宣王才即位。这样，周的正统曾经断绝十四年而又续上。然而撰写周史的人记载周公、邵公执政的年数，称为“共和”，太史公也把它列入《年表》。汉朝中途衰微，王莽篡位，十五年后失败。这样，汉的正统曾经断绝十五年而又续上。然而撰写汉史的人记载他的事迹，作《王莽传》。由此看来，正统断绝，哪里会妨碍记载事实呢？正统是万世共同认可的公正原则；史家只是一个官署中负责记事的职务。把万世的公正原则借给他人，迁就一个官署的记事方式，实在是太糊涂了。“正”和“统”作为名号，十分尊贵而重要。尧、舜、三代取得这个名号，有的凭天下至公，有的凭天下大义。自秦、汉以下，战乱接连不断。它们兴亡的行迹、治乱的根源，有的不是由天下至公大义而兴起，有的虽由此而兴起却没有成功，因此正统屡次断绝，而得到正统的政权很少。正统的说法是：尧、舜、夏、商、周、秦、汉、魏、晋，正统到晋而断绝。此后天下大乱。从东晋太建元年起，到陈正明三年止，共二百多年。开始时，有力量的势力纷纷起兵争夺天下，乘时而起的人苟且偷取、假冒名义，争夺、掠取和败乱的事情多得不可胜数；大略可以按次序记载的，有十六七家。后来大的兼并小的，强的兼并弱的，经过很久逐渐合并，天下仍分为四部分：东晋、宋、齐、梁、陈，又分出后梁，成为两部分；后魏、后周、隋，又分出东魏、北齐，成为两部分。这四者都没有取得正统。后来后周兼并北齐，把天下传给隋。隋先兼并后梁，又兼并陈，于是天下统一，重新取得正统。所以从隋开皇九年起，重新确定正统为：隋、唐、梁、后唐、晋、汉、周。秦朝，从汉以后的人都把它看作闰统。如今却把秦提升为正统，作《秦论》。魏同吴、蜀构成三国，陈寿没有让魏统辖另外两方，而是并列撰写三部《志》。如今却黜斥吴、蜀两国，提升魏并使它统辖天下，作《魏论》。东晋、后魏，议论者各自认为它们是正统。如今一并黜斥，作《东晋论》《后魏论》。朱梁，是四代都黜斥的政权。如今把它提升为正统，作《梁论》。这就是所谓辨明那些可疑的时期，使不同的议论平息，正统因而明白。【附论七首·秦论】把秦称为闰统的是谁呢？这是不考察事情始末的论说，是汉代儒生的偏私说法。这种说法有三点依据：无非是说秦灭弃礼乐、使用严苛的法令，以及秦的兴起不合五德运行的次序罢了。五德之说不是圣人的言论，关于这一点，在《昧者之论》中已经详细说明。至于第二点，那只是始皇帝的事情罢了；然而这样仍没有考察秦朝的始末。从前尧、舜、夏、商、周、秦，都出自黄帝的后裔，是他们的子孙相继替代而称王。尧把天下传给舜，舜传给禹。夏朝衰微时，汤取代它称王；商朝衰微时，周取代它称王；周朝衰微时，秦取代它称王。它们兴起，有的凭德行，有的凭功业，大体都是乘前代政治弊坏而取代它。起初，夏代衰败，桀昏庸暴虐，汤拯救乱局而兴起，逐渐治理诸侯并讨伐他们，《尚书》说“汤征自葛”就是这件事。后来终于放逐桀而灭亡夏朝。到了商代衰败，纣昏庸暴虐，周文王、周武王拯救乱局而兴起，也治理诸侯并讨伐他们，《诗经》所说的“昆”“崇”“共”“密”就是这些事情。后来终于攻打纣而灭亡商朝。推究秦的兴起，它的德行固然有高下之别，但它的行迹难道有什么不同吗？秦的《纪》说：秦的先祖大业，出自颛顼的后裔。到孙子伯翳时，辅佐禹治水有功，在唐、虞之间被赐姓嬴氏。等到非子为周朝养马有功，秦仲才开始担任受命的大夫。襄公参与拥立平王，于是接受了岐、丰地区的赏赐。在这个时候，周朝衰弱已经很久了，祸乱始于穆王，接着发生厉王、幽王的灾祸；平王向东迁都，于是同列国相同。” 齐、晋是强大的诸侯，鲁、卫又是周的同姓国家，擅自互相攻伐，共同起兵削弱周朝，并不只是秦暴虐。秦在这时已经平定犬夷，于是取得周王赐给它的岐、丰之地。从缪公以来，秦开始向东侵略晋国，土地延伸到黄河，又完全灭掉各戎族，扩展国土千里。后来关东各诸侯中强大而僭越的越来越多，周的国土日益缩小，直到再也没有天子统治的实际权力，只剩下天子的名号而已。至秦昭襄礻必年，周朝君臣叩头向秦自愿归附。到秦的后世，终于灭掉诸侯而统一天下。这就是秦兴起的始末行迹。它的德行虽有不足，但功业和力量难道还不如魏、晋吗？秦刚兴起时，致力于用力量取胜。到了始皇帝，便悖逆并抛弃先王的典礼，又自行推定水德，更加任用严刑峻法而少施恩惠；它的制度和文饰，都不同于古代却自以为是，这就是它被黜斥的原因。始皇帝没有德行，不过像桀、纣一样；桀、纣不能废掉夏、商的正统，那么始皇帝也不能废掉秦的正统。【附论七首·魏论】新朝和魏都取得了汉朝的天下；新朝很快败亡，魏却传了几代而成为晋朝。可惜东汉没有贤能的后代，而魏又成了无人讨伐的仇敌。如今正要黜斥新朝而提升魏朝，怀疑的人认为这是帮助奸邪、提升恶人，这件事不能不加以论述。从前三代兴起，都是凭功业和德行，有的积累数代以后才称王。它们灭亡时，衰败动乱的迹象也积累了几代，直到大坏而不能再支撑，然后才有人兴起取代它们。它们兴起时，都以天下至公的大义为根本。然而成汤尚且有惭愧之德，伯夷、叔齐甚至以不肯吃周朝粮食而饿死，何况他们的后世呢？自秦以来，兴起者凭借力量，所以只比较其行迹的逆顺和功业的成败罢了。汉朝的德行，从安帝、和帝开始衰败，到桓帝、灵帝时大坏；它衰败动乱的迹象积累了数代，同三代灭亡没有不同。因此豪杰纷纷起兵争夺天下，强大的势力取得了它。这只需比较其行迹罢了。所以魏取得汉，同汉取得秦、秦取得周没有不同。获得正统的是汉，获得汉天下的是魏，获得魏天下的是晋。晋曾经统治天下。推究它的根源和始末来说，应当提升魏而确定其为正统，没有什么可疑。【附论七首·东晋论】

译周朝迁都到东方，天下于是不能统一。然而仲尼作《春秋》，仍专意尊崇周朝，说明正统所在。晋朝迁到南方，同周朝的情形没有不同；如今却黜斥它，为什么呢？这其中是有道理的，是比较它们的德行和行迹后才这样判断。周朝开始兴起时，根基深远。它强盛时，把天下分为大小不等的国家，广泛建立诸侯来维系王室，确定名分，使他们传给子孙、世代守护，作为万世的计划。到了厉王之乱，周王室十四年没有君主，但天下诸侯不敢侥幸窥伺周朝。由此才看出周的德行深厚，而文王、武王、周公所建立的，确实是圣人的事业。所以即使天下没有君主，正统仍在周，不能改变。何况平王迁都时，国土虽然缩小，但周的德行在民众中还没有被厌弃，法制对民众的约束也没有改变。平王以儿子的身份继承父亲，由西方迁到东方，没有超出王畿之内。〈西周的土地八百里，东周六百里，按井田法计算，合起来成为方圆千里的土地。〉因此正统在周，推求其德行和行迹便可以确定无疑。晋之所以成为晋，同周之所以成为周不同。它用德行和法制维系天下，并没有万世的计划，也不是圣人的事业，只是因为接受魏的禅让而统一天下；推究比较它的行迹，可以说是正而且统罢了。自惠帝之乱以来，晋朝的政权已经丧失；愍帝、怀帝之间，晋朝的命运已如一线，只因继承的君主世代相传，推究其行迹，还可以说是正。建兴年间晋朝灭亡，晋的正统在此就断绝了。周朝向东迁移，是以周的身份向东迁移；晋朝向南迁移，难道还能够以晋的身份向南迁移吗？自愍帝死在贼人的朝廷，琅邪王在江南起兵，他既不是继承的君主，也不是承接前代的后嗣，只是因为晋的臣子有不忘晋朝的心，出于忠义而起兵，功业却没有成功，实在令人悲伤！如果因此就窃取万世共同认可的正统名号，能行吗？《春秋》的法则说“君主被杀而贼人没有受到讨伐”，就认为这是没有臣子的表现。假使晋的臣子遇到圣人，正好会受到《春秋》的责备，何况还想凭一个已经失国、共同拥立的君主来干犯天下正统呢？德行已经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只能看它的行迹究竟如何。如果国家已经灭亡，只凭宗室之子在一方自立，最终又不能重新统一天下，那么晋的琅邪王同后汉的刘备、五代汉的刘崇有什么不同？刘备和刘崇从来没有成为正统，由此东晋是否为正统也就可以知道了。【附论七首·后魏论】魏兴起以后，从成帝毛到圣武帝，共有十二代；有文字可考的，又有十一代。到昭成帝时建立国家、改换年号，大体具备了君臣的制度；恰逢天下衰乱到了极点，于是能够奋发力量，同各方争夺中原。又经过七代到孝文帝时，去除夷俗而采用华夏制度，改换姓氏，建立都城，终于平定天下的动乱；然后修明礼乐、兴建制度，使国家具有文治。考察它逐渐积累的根基，它的道德虽比不上三代，但它建立的功业同王者兴起有什么不同？如今只因它不能兼并晋、宋所占据的一方，就以小的不足抹杀它的大功，不让它承接百王的正统；这种做法拿来质问圣人，也是可以成立的。如今替魏朝立论的人，不过说它功劳多、国势强罢了。这一点圣人却有所不取。怎么知道呢？从《春秋》可以知道。《春秋》时代，齐桓公、晋文公可以说有功劳；吴、楚的僭越，也交替地在诸侯中强盛。圣人记载齐、晋，在实质上承认它们的功劳，文字上却不完全承认它们的道，所以认为功劳虽可以褒扬，道却不能因此认可。至于记载楚、吴，有时屡次提升它们的地位，却不能超过子爵。由此可见，功劳和强盛，圣人也有不取的地方。有人认为秦从夷狄中兴起，能够灭周而统一天下，于是提升秦；魏也是夷狄，却因为不能灭晋、宋而被黜斥。这样便是按照成败来决定毁誉，难道是天下至公的确论吗？回答说：不是这样，只是各自属于它们的同类罢了。周的兴起同秦的兴起，其中的道理已经详细说明过了。魏兴起时，刘渊以匈奴起兵，慕容氏以鲜卑起兵，苻生以氐族起兵，弋仲以羌族起兵，赫连、秃发、石勒、季龙之类，都是四夷中的雄杰。力量不足的衰弱，力量有余的强盛。其中最强大的，是苻坚时期；除晋以外，天下没有不属于秦的。苻坚停止战争，兴办学校，刑法政令也大致有了正确方向。不幸不久便失败动乱。后来强大的势力是魏，从长江以北，天下都属于魏。幸而传了几代以后才发生动乱。这样说来，魏不过是才能优于苻坚罢了。即使魏兴盛的年代长久，不能仍把它看作夷狄，也不过只能同东晋相比。这些都是有志于天下却没有成功的政权，就是前面所说的不幸两方并立而不能兼并。因此都不能提升为正统，是不得已的。【附论七首·梁论】把梁黜为伪朝的说法有三种：第一，后唐称唐，犹如后汉称汉，梁大概同新朝相类似。第二，梁虽然改换年号、登基称帝，但唐的正朔在李氏那里没有断绝，梁对于唐还不能算终结，而李氏又复兴。第三，因为后唐如此，所以沿袭而不改变。所谓因袭后唐，就是出于因袭他人的议论，这一点已经辨明了。至于第二点，应当有所说明。

译后唐自称唐，只是因为接受了赐姓。唐朝时期，被赐姓李的人很多，有的是为了掩饰臣子的异心，有的是为了笼络四夷；忠臣、茂正、思、忠、克用就是这样。唐朝衰败时，克用同梁一同起兵争夺天下，梁凭借强大先取得了天下。克用以争夺失败为耻，难以忍受身为臣下却同敌人抗衡的羞惭，不得不借唐的名义来寄托自己。后来的论者为什么反而要听从这种说法呢？后唐之所以能够取得正统，是因为它消灭了梁。假使梁没有灭亡，同光这个年号的势力不过在河南，那么它自称唐，也同▯▯没有区别。所谓正朔是什么？就是王者用来施加于天下、使天下归于一统的名号。从前周朝东迁，政权虽然衰弱，但周仍然存在。所以仲尼把王号加在正月之上，以此约束诸侯，是因为周还存在。唐灭亡时，天▯这个虚名也同唐一起断绝了，还能把它寄托在天下什么地方呢？假使幸而有忠于唐的臣子，不忍离弃唐而自行守护，虽然不合事理，有时还可以说他的诚心可嘉。像李氏这样，果真是忠于唐而不忍抛弃它吗？况且唐灭亡后，借托虚名的人并不只有李氏。王建在蜀称唐，杨行密在吴称唐，李茂正也在岐称唐，大体上不肯屈服于梁的人，都把自己寄托在这个虚名上。当初，梁祖从岐地夺取昭宗，便劫持他向东迁移，把天复四年改为天▯年号。克用和王建愤怒地说：“唐被朱氏夺去了，天▯不是唐的年号。”于是他们不奉行这个年号，只称天复。到天复八年，又自认为这样不对，重新称天▯。这尤其可笑。怎么能说正朔在李氏那里呢？所谓论说，是为疑问者设置的。尧、舜、三代的始末，在万世之后仍清楚显著而没有疑问，本来不需要论述就明白。后世取得天下的政权，帝王之道有时错乱，始末界限又不清楚，就不能不产生疑问。所以说，正因为有不正和不一，正统的议论才兴起。它们的德行已经不足以谈论了，只能推究它们的行迹来评论，希望这样不至于没有根据。【原文仅见问号，无法确定语义】●卷十七·居士集卷十七 ◎论七首 【纵囚论〈康定元年〉】信义施行于君子，刑罚杀戮施加于小人。被判处死刑的人，是罪大恶极的人；这又是小人中最为恶劣的一类。宁可为义而死，也不苟且求生，把死亡看作回归，这是君子中最难做到的。唐太宗贞观六年，登记死刑囚犯三百多人，放他们回家，约定期限让他们自己回来接受死刑；这就是用君子最难做到的事，来要求小人中最恶劣的人一定做到。那些囚犯到了期限最终都自己回来，没有一个逃走的，这正是君子难以做到而小人容易做到的事。这难道符合人情吗？有人说：“罪大恶极，确实是小人；等到施加恩德、以恩德对待他们，就可以使他们改变而成为君子。恩德深入人心、改变人的速度很快，有时确实会这样。”回答说：“太宗这样做，是为了求得这个名声罢了。但怎么知道他放囚犯离开时，不是料定他们一定会回来，希望借此获得赦免，所以才放他们走呢？又怎么知道囚犯被放走时，不是料定自己回来一定能够免罪，所以才回来呢？料定他们一定会回来而放走他们，这是上面在揣度下面的心思；料定一定会免罪而回来，这是下面在揣度上面的心思。我只看见上下相互猜度，才成就了这个名声，哪里有什么所谓施恩德、知信义呢？否则，太宗向天下施行恩德，到这时已经六年了，却不能使小人不犯极恶大罪；而一天的恩德，反而能使他们视死如归、保存信义，这也是说不通的论调。” “那么怎样做才可以呢？”回答说：“把他们放走，他们回来后仍杀掉而不赦免；再次把他们放走，他们又回来，这样才可以知道确实是恩德所导致的。但这是必然不会发生的事。至于放走他们，他们回来后便赦免，这种事偶尔做一次还可以；如果屡次这样做，那么杀人者都不会死，这能成为天下的常法吗？不能成为常法的，难道是圣人的法则吗？所以尧、舜和三王治理天下，一定以人情为根本，不故意标新立异来显示高明，不违背人情来求取声誉。” 【本论中〈庆历三年〉〔本论上见居士外集卷十〕】佛法成为中国的祸患已经一千多年，世上那些卓然不惑而又有力量的人，没有不想除掉它的。曾经除掉过它，但它又重新大规模聚集；攻击它，暂时被击破后反而更加坚固；扑灭它，尚未完全灭亡却反而更加炽盛，最终到了无可奈何的地步。这难道果真是无法除掉的吗？大概只是还不知道正确的方法。医生面对疾病，必定推究疾病从哪里发生，然后医治受到疾病侵害的部位。疾病侵入人体，是乘人体气虚而进入的。因此高明的医生不直接攻击疾病，而致力于调养人体的正气；正气充实，疾病自然就会消除，这是自然产生的效果。所以拯救天下的患难，也一定要推究祸患从哪里发生，然后医治承受祸患的地方。佛是夷狄，距离中国最远，但佛教已经存在很久了。尧、舜、三代时期，王政修明，礼义的教化充满天下；在这个时候，即使有佛教，也没有途径进入中国。等到三代衰败，王政废缺，礼义废弛，过了二百多年，佛教才进入中国。由此说来，佛所以成为我们的祸患，是乘着王政废缺、礼义废弛的时候而来；这就是祸患产生的根本。补救王政的缺失，修复礼义的废弛，使王政清明、礼义充足，那么即使有佛教，也无从施加于我们的百姓；这也是自然形成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