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十九·居士集卷三十九◎记十首

译岷江水流汇合蜀地众多河流，流出三峡后成为荆江；江流曲折回旋，时直时弯，水势冲撞激荡，受束缚便形成急流，遇到阻碍便掀起巨浪。顺流而下的船一会儿就能行驶数百里，来不及回头观看；只要稍有差错撞上山崖巨石，船就会粉碎，漂流沉没，连踪迹也看不见。因此蜀地凡是可以充实内府、供应京师以及转运到各州的物资，都从陆路运出；至于多余的、不急需的物品，才放入江中运输，仿佛把它们丢弃一样。水路的险恶和不可预测，就是如此。夷陵作为州，正处在峡口，江水出了峡谷才开始变得温缓，成为平流。因此船夫到了这里，必定洒酒再拜相互庆贺，认为自己获得了重生。尚书虞部郎中朱公再次治理这个州三个月后，在江边渡口修建至喜亭，作为船夫停留休息的地方；同时记载天下最大的险处到了这里才开始平缓，以表达行人的欣喜和幸运。夷陵本来只是下州，粮食和俸禄都很微薄，又偏僻遥远，即使有良好的政绩，也不足以形成声誉、帮助仕进。朱公能够不因地方鄙陋而安于职守，他的内心又为人们离开忧患而趋向快乐平易感到高兴，正是《诗经》所说的恺悌君子。自从朱公到来，年年多有丰收，借助百姓的余力，然后才兴办建设，给往来的人以恩惠，供他们住宿、慰劳他们，所做的事情都没有违背农时，百姓也因此得到依靠，这些都应当记载。所以朱公的属吏们共同商议，请我欧阳修作文记述。《襄州谷城县夫子庙碑记》（宝元元年） “释奠”“释菜”，都是祭祀的简略形式。古代士人拜见老师，用蔬菜作为见面礼，所以刚入学的人一定要举行释菜礼，以礼敬自己的老师。学校官员四季举行的祭祀，则都用释奠礼。释奠有音乐而没有尸；释菜没有音乐，这就又比释奠更简略了，所以这种礼后来失传了。如今释奠礼幸而还保存着，但也没有音乐，而且不在四季都举行，只在春秋两季举行罢了。《礼记》说：“举行释奠，一定要有会合；如果有国家大事，就不举行。”意思是，凡是有国家的，各自祭祀本国的先圣、先师，如唐虞时代的夔、伯夷，周代的周公，鲁国的孔子。没有这些先圣先师的国家，就一定要同邻国会合起来祭祀。然而自从孔子去世以后，后世学者没有不尊奉他的，所以天下都尊他为先圣，后世再没有人可以替代他。学校废弃很久了，求学的人不知道应当尊奉谁为老师，于是又选取孔子弟子中最优秀的颜回来配祀，把他作为先师。隋、唐时期，天下州县都设立学校，设置学官和生员，释奠礼于是由法令正式规定下来。后来州县学校废弃了，但释奠礼因为法令已有规定，所以没有废止。学校虽已废弃，无处可以祭祀，于是都建庙来祭祀。荀卿子说：“仲尼，是一位没有得到权势的圣人。” 然而，假如他得到权势，就会成为尧、舜那样的人了。他不幸没有遇到施展抱负的时代便去世了，只因为后世学者尊奉他，才享有弟子在春秋两季祭祀的礼仪。后世的人不去推究所谓释奠的含义，只看到官府为孔子建祠，州县无不祭祀他，便以为孔子的尊贵是因此更加隆盛。更有甚者，竟说孔子活着虽没有得到官位，死后却有祭享，认为这是给孔子增光，说有德行所得到的报偿，即使尧、舜也比不上。这样的论调多么荒谬啊！祭祀的礼仪，以迎尸、斟酌鬯酒为最隆重。释奠礼只是陈设祭品、进献酒食，直陈其物而祭罢了，所以说是祭祀的简略形式。释奠原本还有音乐、舞蹈和授予祭器等礼仪，如今这些也废除了，那么连这种简略的礼仪也不完备了。然而古代所谓吉礼、凶礼、乡射礼、宾客宴饮之礼，百姓还能亲眼见到；如今全都废失了，而州县幸而还保有祭祀社稷、释奠以及风伯、雨师、雷神的礼仪，百姓还可以由此认识先王的礼器。至于祭祀所用牲畜、酒、器物、币帛的数目，以及进退俯仰的礼节，官吏又大多不能熟习，到了临事时，举止多不合礼，神色也不庄重，使百姓无从瞻仰。看见这种情形的人几乎要感到危险，因而以为古礼不足以恢复使用，真是可叹啊！大宋兴起至今，已经八十年了。天下太平无事，正要修明礼乐，崇尚儒术，以文治来彰显太平的功业。朝廷认为王爵不足以尊崇孔子，又加封“至圣”的称号来褒扬尊崇他，把礼仪讲求订正后颁行到州县。但有些官吏不能领会皇上的意旨，凡是主管官署账簿文书中没有要求办理的，就说是不急之务；不是尊师重道、喜好学习的人，没有谁肯尽心去做。谷城县令狄君栗，到任还不到一年，便修建文宣王庙，把它迁到县城左边，扩大正殿，又在旁边建造学舍，收藏九经，率领本县子弟兴办学校。随后考订礼制，制作俎豆、笾篚、尊爵、簠簋等器物若干，以便同本县百姓举行礼仪。谷城县的政务废弛已久，狄君治理这里，一个月便有了政绩；又能够承载国家的典章，修明礼仪、兴办学校，把主管官署不认为紧要的事看得紧要，孜孜不倦，唯恐来不及，可以说是有志之士了。《御书阁记〈庆历二年〉》醴陵县城东二十里，有一座道宫叫登真宫，宫前有山，世代相传仙人王乔曾在这里炼药。唐开元年间，神仙、道家的学说兴盛起来，天子书写了六个大字，赐给这里悬挂。太宗皇帝时，下诏寻访天下前代的名山奇迹，而他尤其喜爱书法，听说登真宫有开元年间所赐的字，认为十分奇异，便取到京师来观看，后来又归还给它，并另赐御书飞白字，让登真宫收藏。后来登真宫遭遇大火，只有飞白书保存下来。康定元年，道士彭知一打开自己的私藏书箱，拿出它来换取工匠材料，全部恢复了宫观旧貌，建造了若干尺高的楼阁来收藏御赐书法。我的故友处士任君把这件事告诉我，来请求我写文章记述，前后请求十多次也没有懈怠。我所掌管的是职方，全面掌管天下图籍，于是考察图籍来验证此事；醴陵县中老子、佛教的祠宇共有八十处，所谓登真宫的传说都与记载相合，于是为它写下这篇记。老氏和佛教的学说，在世间流行都很久了。信奉它们的人常常互相诋毁攻讦，仿佛在世上彼此不能相容。这两家的学说都受到我们儒者的排斥，按理说应当联合力量、共同防守来抵御儒学，可是他们反而互相攻击，唯恐不能削弱对方，这是什么原因呢？难道是因为他们所持的关于生死、性命的学说相互抵牾，所以才这样吗？因此，两家学说各自随着时代的好恶而兴衰，即使善于辩说的人，也不能把两种学说合并为一。至于喜爱建造宏大宫室，用来向世人夸耀，这一点二家所做的事情相同。然而佛教能够钳制人情，用祸福来鼓动人心，趋附它的人常常又多又热烈；老氏却只喜欢讲清静、远离尘世和神仙飞升变化的法术，这些事幽深玄远，不可凭事实考究，所以通常把淡泊无为作为追求。因此，凡是佛教发动人力、兴建事业，往往十分容易；道家若不是遇到君主的喜好和崇尚，就不能独自兴盛。在这种情况下，能够依靠自身力量而不使道术废弃的人，难道不比一般道士贤能吗？彭知一就是这样的人。庆历二年八月八日，庐陵欧阳修记。《画舫斋记〈庆历二年〉》

译我到滑州后的第三个月，就利用官署东边的一间屋子，修整成宴饮和闲居的处所，命名为画舫斋。斋室只有一间那么宽，却有七间那么深，各室用门相通，凡是进入我的屋子的人，就像进入船中一样。那间温室的深处，就在屋顶开孔来作为采光之处；那间空敞、通风的屋子，就在两旁设置栏杆，作为坐立时的凭靠。凡是在我的斋中躺卧休息的人，也像躺卧休息在船中一样。山石高低错落，佳花美木栽植排列在两重屋檐之外，又像漂浮在水流中央；左边的山和右边的树林相互映衬，都很可爱。所以便借用船来给它命名。《周易》的卦象说到身临险境、遭遇艰难时，总要说“涉川”。这是因为船这种东西，是用来渡过险阻艰难的，并不是用来安居的。如今我在官署里修建斋室，是为了宴饮安居，却反而用船来命名，难道不是相违背吗？何况我又曾因获罪被贬，奔走于江湖之间，从汴水渡过淮河，漂行在大江上，到达巴峡，又转而进入汉水、沔水，计算水路有几万多里；我困顿不幸，最终又遭遇风浪的惊恐，常常呼喊神明来暂时保全性命，这样的情形有好几次。正当恐惧的时候，回头看看前后，船上的人不是商人就是做官的，于是私下叹息，认为若不是为了谋利或出于不得已，谁肯来到这种地方呢？幸亏上天施恩，使我保全性命，如今得以除去过去的罪责，列身朝廷官员之中，来到这个州任职，吃饱官府的俸禄，安居在官署里。回想从前经历过的山川、舟楫的危险、蛟龙和鼋龟的出没、波涛的汹涌，本来应该睡觉时惊醒、梦中也惊惧；可是我竟忘记了那些险阻，仍然用船来命名我的斋室，难道我真是喜欢住在船上吗？然而我听说古代有人逃离尘世，远走江湖之上，终身不肯回来，他们一定是从中得到某种乐趣。假如不是为了在险境中谋利，也不是因为获罪而不得已；如果顺着风、平着浪，傲然躺在席上，一天便能行驶千里，那么乘船而行难道不是很快乐吗！不过我确实还有来不及顾及的事情，而舫本来就是宴饮游乐之船，姑且用它来命名我的斋室，又怎么能说不合适呢？我的朋友蔡君谟擅长写大字，字体颇为奇伟，我将请求他写大字题在楹柱上，又怕他怀疑我为斋室命名的缘由，所以把这些情况详细告诉他。又因此把这篇文字放在墙上。壬午年十二月十二日书写。《王彦章画像记〈庆历三年〉》太师王公，名彦章，字子明，是郓州寿张人。他侍奉梁朝，任宣义军节度使，以身殉国，葬在郑州管城县。晋天福二年，才追赠太师。王公在梁朝凭借智谋和勇敢闻名。梁、晋之间交战数百次，勇将很多，但晋人唯独害怕王彦章。自乾化以后，他常常与晋军作战，多次使庄宗在黄河边陷入困境。到了梁朝末年，赵岩等小人掌权，梁朝的大臣和老将大多因为受到谗毁而不被信任，都愤怒起来并产生懈怠之心，而梁朝也完全失去了河北，事情的形势已经不可挽回。各位将领大多心怀观望，唯独王公奋发自持，毫不屈服懈怠；志向虽然没有实现，最终却以忠诚而死。王公死后，梁朝也灭亡了。可悲啊！五代前后不过五十年，却更换了十三位君主，五次改换国号，八个姓氏相继称帝。士人不幸生在那个时代，能够不玷污自身、保全节操的实在少有。王公本是武人，不识书，却说话质朴，平生曾对人说：“豹子死了留下皮，人死了留下名。”这大概是因为他的义勇忠信出于天性罢了。我在撰写《五代史》时，私下怀有褒善贬恶的志向；每写到王公的传记，没有一次不感慨愤懑、叹息惋惜，只可惜旧史残缺简略，不能完整记载王公的事迹。康定元年，我以节度判官的身份来到这里，向滑州人访求，得到王公孙子王睿所记录的家传，其中记载比旧史丰富得多，尤其详细记述了德胜之战。家传又说，敬翔因末帝不肯任用王公而发怒，想在皇帝面前自杀。王公于是用笏板画出山川形势，被御史弹劾而罢职。又说王公有五个儿子，其中两个和父亲一同为守节而死。这些事情都是旧史没有记载的。家传又说，王公在滑州时因受到谗毁，自己返回京师；而史书说是奉召回去。当时梁军全都归段凝统领，京师的弱兵不到几千人，王公率领五百名保卫銮驾的士兵到郓州，在中都因兵力少而失败；史书却说他率领五千人前往，这些记载也都是错误的。王公进攻德胜时，最初在皇帝面前接受命令，约定三天攻破敌军；梁朝的将相听说后都暗自发笑。等到攻破南城，果然只用了三天。当时庄宗在魏州，听到王公重新被任用，料定王公一定会迅速进攻，便从魏州骑马赶来救援，却已经来不及了。庄宗善于料敌，王公善于出奇制胜，这是多么神妙啊！如今国家停战四十年，一旦元昊反叛，军队接连失败，将领接连被杀，持续了四五年，进攻和防守的策略至今仍未确定。我曾独自坚持用奇谋取胜的主张，感叹边将屡次失去战机；当时听到我这番话的人，有的笑我以为狂妄，有的置若罔闻，连我自己也疑惑起来，不能相信自己。等到读到王公家传中德胜大捷的事情，才知道古代的名将一定要出奇制胜，然后才能获胜。然而，不精审于谋划的人不能出奇；奇在迅速，迅速在果断。这是天下伟丈夫所能做到的，不是拘泥于通常计策的人所能达到的。每次读到他的传记，我没有一次不想见到他这个人。过了两年，我又来担任州府通判。这年正月，我经过当地俗称铁枪寺的地方，又得到王公的画像，便对着画像拜祭。画像年代久远，已经磨损，只能隐约看见，我立即命工匠修补整理，却不敢有所增饰，怕失去它原来的真实面貌。王公善于使用长枪，当时号称“王铁枪”；王公死后已经一百年，到如今民间仍然用这个名字称呼这座寺，儿童和牧童都知道王铁枪是良将。一杆枪的勇力，同时代难道没有别人吗？可是王公独独能够不朽，难道是因为他的忠义节操使然吗？这幅画像已有一百多年，修补后还可以保存一百年；然而王公的名声不被磨灭，并不取决于画像是否存在。我之所以尤其这样尽心，大概是因为对他的仰慕到了极点。读他的著作，还可以想见他的为人；何况如今能够拜见他的画像，认清他的面貌，实在不忍心看着它毁坏。画像修好后，于是把我所得到的情况写在后面，交还给得到它的人，让他收藏。《吉州学记〈庆历四年〉》

译庆历三年秋，天子开启天章阁，召见八位执政大臣，询问治理天下的要领有几项，施行于今天应当先做什么，让他们坐下写出答复。八个人都震恐失色，俯伏叩头，说这些事情不是愚臣所能达到的，只要陛下想做什么，就是天下的大幸。于是诏书屡次下达，劝勉农桑，考核督责官吏，举荐贤能人才。第二年三月，又下诏天下都要设立学校，设置学官，于是海角边塞以及四方万里之外，没有一个地方没有学校。唉，盛大啊！学校是王政的根本。古代治道的盛衰，要看学校的兴废。《礼记》说：“国中有学，遂有序；党中有庠；家中有塾。”这是夏、商、周三代极盛时期完备的制度。宋朝兴起，大概已有八十四年，而天下学校才得以大规模建立，难道不是盛大美好的事情必须经过长久时间才达到完备吗？因此诏令下达那天，臣民都欢喜庆幸，而奔走办理这件事的人，都把自己落后于人看作羞耻。这一年十月，吉州的学校建成了。州中原有孔子庙，在城西北；如今知州李侯宽之到任，谋划同州人把它迁移并扩大，事情正在上报请求时诏令已经下达，学校于是建成。李侯治理吉州，敏捷而有方法；他兴建学校时，吉州士人都拿出自己的钱一百五十万来帮助。所用人工共二万二千工，而百姓不认为劳苦；所用优质木材和坚实砖瓦共二十二万三千五百，而百姓不认为太多；学校有讲堂、筵席之所、斋舍和讲学之处，有藏书阁，有宾客之位，有游息之亭，庄严整齐、雄伟宏阔、光彩照人，而百姓不认为奢侈。学校建成后，来求学的人常有三百多人。我家世代居住在吉州，却在朝廷滥居官位，进身朝廷不能赞扬天子的盛美，退居乡里又不能同诸生在学校中行揖让之礼。然而我听说，教学的方法根本在于人的本性，通过磨炼、熏陶和迁移改变，使人趋向善良；对人的勉励要勤恳，善性进入人的内心要逐渐深入。善于教化的人，以不知疲倦的心情等待迟久的功效，直到礼让兴起并得到实行、风俗纯厚美好，然后才算学校教育成功。如今州县官吏不能长久任职，也不能亲自从事教化，所以李侯的功绩只达到学校建立，却来不及等到它取得成效。希望后来的人不要废弃、怠慢天子的诏令，以致中途停止。假如有幸我日后能够借机荣归故乡，来到学校门前拜访，将会看见吉州士人个个道德高尚、聪明俊秀，可以做公卿；询问当地风俗，会发现婚丧饮食都合乎礼节；走进乡里，会看见长幼在家中互相孝敬慈爱；行走在郊外，会看见年轻人搀扶衰弱老人，壮年人替人担负行李走在道路上，那时学校教化的乐趣便实现了。我还能够时时跟从乡里的先生、老人，坐在众宾之后，听乡乐的歌唱，饮用宾主献酬的酒，以诗歌颂扬天子太平的功业。再周游观看学校，思念歌咏李侯留下的恩德，不也是很美的事吗！所以在学校刚建成时，把文字刻在石碑上，立在廊屋中，等待将来验证。【又一篇初稿附刊】庆历三年，天子开启天章阁，召见八位执政大臣，赐他们座位，询问治理天下的要领有几项，施行于今天应当先做什么，让他们写在纸上回答。八个人都震恐失措，俯伏叩头，说这件事重大，不是愚臣所能达到的，只希望陛下恩准下诏让我们陈述。于是退下后把意见详细写成条目。第二年正月，才下诏州郡官吏用赏罚来劝勉农桑。三月，又下诏天下都要设立学校。三代仁政的根本，开始于井田，完成于学校。《礼记》说：“国中有学，遂有序；党中有庠；家中有塾。”这是三代极盛时期完备的制度。凡是学校教育，根本在于人的本性；通过磨炼、熏陶和迁移改变，使人趋向善良，直到风俗养成、颂歌兴起。大概这种功业和方法，施行起来各有次第；教导人的一方要勤勉，进入人的内心要逐渐深入。勤勉就不会疲倦，渐进就需要长久而后深厚。以不知疲倦的心意等待长久之后取得成功，这是三王用心的地方。所以他们制定的法度一定要长久施行，之后才能达到太平；国家都延续六七百年而不停止，这就是它的功效。三代的学校制度记载得很详细，但后世很少能够实行；即使实行了，有时也不明白其中道理，根本和末节又不完备，却想求快，不等它取得成效就懈怠，所以学校之道常常废弃，只能勉强保存。只有天子圣明，深深探究三代达到治理的根本，认为要点在于先使百姓富足，再对他们施行教化。因此先从农桑开始，接着兴办学校，想使那些衣食不足、受饥受寒的百姓都懂得孝敬慈爱和礼让。所以诏书再次下达后，官吏和百姓都感动喜悦，奔走办理事务的人把自己落后于人看作羞耻。这一年十月，吉州的学校建成了。吉州原先就把孔子庙改作学校，建在城西，但还没有完备。如今知州事、殿中丞李侯宽之到任，谋划同州人把它迁移并扩大，事情正在上报请求时诏令已经下达，学校于是建成。李侯治理吉州，敏捷而有方法；他兴建学校时，吉州士人都拿出自己的钱一百五十万来帮助。所用人工共二万一千工，而百姓不认为劳苦；所用优质木材和坚实砖瓦共二十二万三千五百，而百姓不认为太多；学校有讲堂、筵席之所、斋舍和讲学之处，有藏书阁，有宾客之位，有游息之亭，庄严整齐、雄伟宏阔、光彩照人，而百姓不认为奢侈。学校建成后，来求学的人常有三百多人。我家世代居住在吉州，却在朝廷滥居官位，进身朝廷不能赞扬天子的盛美，退居乡里也不能同诸生在学校中行揖让之礼。只希望吉州学校的教导者明白，学习根本在于勤勉和渐进，要以长久而不懈怠的态度来治理教化，不要废弃、怠慢天子的诏令。假如有幸我日后能够荣归故乡，来到学校门前拜访，将会看见吉州士人个个道德高尚、聪明俊秀，可以做公卿；经过市场，看见商人不出售淫邪之物；来到田野，看见耕作者不争夺田埂；走进乡里，看见长幼在家中互相孝敬慈爱；行走在道路上，看见年轻人搀扶衰弱老人，壮年人替人担负行李；那时学校教化的乐趣便实现了。我还能够跟随乡里的先生，坐在众宾之后，听乡乐的歌唱，饮用射壶礼上的酒，以诗歌颂扬天子太平的功业。再周游观看学校，思念歌咏李侯留下的恩德，不也是很美的事吗！所以在学校刚建成时，把文字刻在石碑上，立在廊屋中。《丰乐亭记〈庆历六年〉》我治理滁州的第二年，夏天，才开始觉得滁州的水甘美。向滁州人询问，得知水源就在州城南面一百步左右的地方。泉水上面是丰山，高耸而独立；山下是幽深的山谷，曲折深藏；山谷中有清泉，水势涌动，向上喷出。我俯仰左右观赏，回头看着它，感到非常快乐。于是疏通泉水，凿开山石，开辟土地建造亭子，并同滁州人一同来这里游玩。

译滁州在五代战乱之时，是用兵的地方。从前太祖皇帝曾经率周军在清流山下击败李景的十五万军队，在滁州东门外生擒他的将领皇甫晖、姚凤，于是平定了滁州。我曾经考察这里的山川，查阅有关图籍，登上高处眺望清流关，想寻找皇甫晖、姚凤被擒的地方，但当地的老人都已经不在了，大概天下太平已经很久了。自从唐朝失去政权，天下分裂，豪杰纷纷起兵争夺，各处成为敌国的地方，哪里数得清呢！到宋朝承受天命，圣人出现，四海统一。先前凭借险要地势自守的地方，经过削平消磨，百年之间，只是默默地看见山高水清罢了。想询问当年的事情，可是遗老全都死去了。如今滁州处在长江、淮河之间，是舟船、车辆、商人和四方宾客都不来往的地方，百姓看不到外界的事情，安于田地和衣食，以此快乐地生活、安然地送终。又有谁知道，皇上的功德是多么深厚，休养生息、涵养百姓已经持续了一百年呢？我来到这里，喜欢这里地处偏僻而政务简略，又喜爱这里风俗安闲。既然在山谷之间得到这眼泉水，于是每天同滁州人抬头眺望山峰，低头聆听泉声，采摘幽香的花草，在高大的树木下乘凉；无论风霜冰雪，景物都显得清秀明净，四季的景色没有不可爱的。我又庆幸百姓为年成丰收而高兴，也喜欢同我一起游玩。于是推究这里山川的由来，说明风俗的美好，使百姓知道之所以能够安享丰年的快乐，是因为有幸生活在太平无事的时代。宣扬皇上的恩德，同百姓共享快乐，是刺史的职责，于是写下这篇文章来给亭子命名。庆历丙戌六月某日，右正言、知制诰、知滁州军州事欧阳修记。《醉翁亭记〈庆历六年〉》环绕滁州的都是山。西南面的几座山峰，树林和山谷尤其美丽。远望那树木茂盛、幽深秀丽的山，就是琅琊山。沿山路走六七里，渐渐听到潺潺的水声，从两座山峰之间倾泻出来的，就是酿泉。山势回环，山路曲折，有一座亭子像鸟张开翅膀一样高踞在泉水上面的，就是醉翁亭。修建亭子的人是谁？是山里的和尚智仙。给它命名的人是谁？是太守用自己的别号命名的。太守和宾客来这里饮酒，喝得很少就醉了，而且年纪又最大，所以给自己取号叫醉翁。醉翁的情趣不在酒上，而在山水之间。欣赏山水的快乐，是领会在心里、寄托在酒中的。至于太阳出来，树林里的雾气散开；云气聚拢，山岩洞穴便昏暗了；这种明暗交替变化的景象，就是山间的早晨和晚上。野花开放，散发出幽香；美好的树木枝叶繁茂，形成浓荫；风霜高洁，水清澈、石头显露出来，这就是山间的四季景色。早晨前往，傍晚归来，四季景色各不相同，快乐也无穷无尽。至于背着东西的人在路上唱歌，行路的人在树下休息，前面的人呼喊，后面的人应答，弯腰驼背的老人和被牵扶的孩子，来来往往不断，这是滁州人在游玩。到溪边捕鱼，溪水深而鱼肥；用酿泉的水酿酒，泉水香而酒清。山中的野味、田野里的蔬菜，杂乱地摆放在面前，这是太守的宴席。宴饮尽兴的快乐，不在于音乐；射箭的人射中了，弈棋的人获胜，酒杯和酒筹交互错杂，起身坐下、大声喧哗，这是众位宾客的欢乐。面容苍老、头发花白、醉醺醺地倒在宾客中间的，是太守醉了。不久夕阳落在山头，人影散乱，太守回去，宾客们跟随他。树林浓荫遮蔽，鸟儿上下鸣叫；游人离去后，鸟儿便快乐起来。然而鸟儿只知道山林的快乐，却不知道人的快乐；人只知道跟随太守游玩而快乐，却不知道太守把他们的快乐当作快乐。醉时能同大家一起享受快乐，醒来能用文章记述这种快乐的，是太守。太守是谁？就是庐陵欧阳修。？●第四十卷·居士集第四十卷 ◎记八篇 《菱溪石记〈庆历六年〉》菱溪的石头有六块：其中四块被人取走了；一块稍小却尤其奇异，也藏在百姓家中；最大的一块横卧在溪边，僵然不动，因为难以搬迁，所以独自保存下来。每年寒霜降落、水位干涸而石头露出时，溪边的人看见它奇异，常常把它祭祀为神。菱溪在图籍和经典中都没有记载。唐会昌年间，刺史李▯写《荇溪记》，说水从永阳岭流出，向西经过皇道山下。按地名寻找，如今已经没有所谓荇溪；向滁州人询问，他们说就是这条溪。杨行密占有淮南时，淮南人为了避讳他的嫌名，把“荇”改作“菱”，这种解释或许是对的。溪边似乎有遗留下来的宅址，据说是故将刘金的住宅，这块石头就是刘家的东西。刘金在伪吴时期是显贵的将领，和杨行密一起在合淝起兵，被称为三十六英雄，刘金是其中之一。刘金本来是武夫悍卒，却能够懂得爱惜、赏玩奇异之物，像女子和孩子那样喜爱玩赏，难道不是因为身逢乱世，功业成就、志愿满足后，便骄纵于富贵的逸乐欲望之中而造成的吗？想来他当年的池塘、台榭、奇木、异草，同这块石头相称，也算一时的盛事吧。如今刘氏后人散落成为普通编户，仍有一些居住在溪边。我感叹人物和事物有兴有废，惋惜这样可爱的石头被遗弃，于是用三头牛把它拖到幽深的山谷中；又寻找那块较小的石头，从白塔百姓朱氏家中得到，便把两块石头分别立在亭子的南北两面。亭子背靠城墙而且距离很近，可以作为滁州人每年四时游玩的好去处。奇异的东西，如果被遗弃埋没在偏僻遥远的地方，实在可惜；放在众人耳目所及之处，又免不了被爱好它的人取走。唉！刘金虽然不值得称道，但也可以说是雄健勇武的人，他平生的志向难道不伟大吗？到了他的后世，宅园荒废淹没、零落衰败，直到子孙也湮没无闻，何况想要长久拥有这块石头呢？由此可以作为富贵之人的警戒。至于喜爱奇异事物的人，听说有这块石头，能够来观赏一次也就满足了，何必一定要把它取走呢？《海陵许氏南园记〈庆历八年〉》高阳人许君子春，在海陵郊外住宅的南面修治出一座小园，在园中建造了某亭、某堂。许君任江浙、荆淮制置发运使，所统辖的六路七十六州地域广大，凡是赋税征收的多少、山川距离的远近、舟船往来的情况以及物资调度转运，都能作出均衡节制；他把江湖数千里以外的事务，看得如同在手掌中运转一般，能够使人乐意去做，事情也因此得以完成。当国家用兵之后，他修复前人长期废弃的职务，补充京师匮乏的供给，做了六年，功绩非常显著；由国子博士升任主客员外郎，又由判官升任副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