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六十七·居士外集卷十七◎书七首

译司谏不过是七品官，但您得到这个职位，我却偏要郑重地写信祝贺，实在是因为谏官关系到天下政事的得失和一时的公议。如今世上的官员，从九卿、百官，到外地一郡一县的官吏，并不是没有尊贵的官位、重大的职务可以施行自己的道；然而县官越过本县界限，郡官超出本郡境界，即使是贤能的长官也不能越权行事，因为各有职守。吏部的官员不能管理兵部的事务，鸿胪卿不能管理光禄寺的事务，因为各有主管部门。至于天下政事的得失、百姓的利害、国家的重大谋划，只要是自己见到听到而不属于某一职司管辖的，只有宰相能够施行，谏官能够进言罢了。所以读古书、怀抱道义的士人出仕于当世，不能做宰相，就一定做谏官；谏官虽然官位低微，作用却与宰相相等。天子说不可以，宰相说可以；天子说是，宰相说不是，坐在朝廷之上，和天子争论可否的，是宰相。天子说是，谏官说不是；天子说一定要实行，谏官说一定不可实行，站在殿阶之前和天子争论是非的，是谏官。宰相地位尊贵，实行自己的道；谏官地位卑下，实行自己的言论。言论得到实行，道也就得到实行。九卿、百官、郡县官吏各守一职，只承担一职的责任；宰相、谏官关系到天下的事情，也就承担天下的责任。然而宰相以及九卿以下的官员失职，会受到主管部门的责罚；谏官失职，则会受到君子的讥评。主管部门的法令只在一时实行，君子的讥评却会记载在史册上而昭然可见，流传百世而不能磨灭，这是十分可怕的。一个七品官，却承担天下的责任，害怕百世的讥评，难道不是责任重大吗？不是有才而且贤能的人，不能担任这个职位。近来您刚从陈州被召回时，洛阳的士大夫相互议论说：“我了解范君，知道他的才干。他来京城，不做御史，就一定做谏官。”等任命下达，果然如此，他们又相互议论说：“我了解范君，知道他的贤能。将来听说有站在天子殿下，正直地陈词、严肃地当面争辩、在朝廷上议论的人，不是别人，一定是范君。”您接受任命以来，他们都抬头踮脚，等待听到您的言论，却终于没有听到。我私下感到疑惑，难道洛阳的士大夫能够预料到前面，却不能预料到后面吗？还是您有所等待，准备以后再有所作为呢？从前韩退之作《争臣论》，用来讥讽阳城不能极力进谏，阳城最终却因进谏而显名。人们都说阳城不进谏，大概是有所等待才这样；韩退之不了解他的用意，便妄加讥讽。我却认为不是这样。韩退之写《争臣论》时，阳城任谏议大夫已经五年；又过了两年，才在朝廷上议论陆贽，以及阻止裴延龄任宰相、想撕毁任命诏书，这才两件事罢了。唐德宗时，可以说是多事之秋：授官任职不合宜，叛将和强臣遍布天下，又多猜忌，任用小人。在这种时候，难道没有一件可以进言的事，却必须等待七年吗？当时的事情，难道没有比阻止裴延龄、议论陆贽更紧急的吗？按理说，早晨授予官职，晚上就应当上奏疏。幸亏阳城做了七年谏官，恰好遇到裴延龄、陆贽的事情，一次进谏便罢免了他们，用来完成自己的职责。假如他只做了五年、六年，便升任司业，那么他将终身一言不发就离职了，这有什么可取呢？如今做官的人，大多三年升迁一次，有的只一两年，甚至有人半年就升迁一次；这更不能等待七年了。当今天子亲自处理各项政务，教化政治清明，即使可以说没有什么大事，但他从千里之外下诏召您，授予这个官职，难道不是想听到正直的议论、喜欢听到正言吗？然而如今还没有听说您有什么言论，使天下知道朝廷有正直之士，也使君主显出能够采纳谏言的明智。那些身穿布衣、束着韦带的士人，困居在草野之间，坐着诵读书史，常常遗憾自己不被任用。等到被任用，又说那不是我的职分，不敢进言；或者说我的地位还低，不能进言；终于能够进言了，又说我有所等待。这样就终究没有一个人进言，难道不可惜吗？希望您思考天子任用您的用意，害怕君子百世的讥评，进献一次正直的言论，以不辜负君主的重望，同时解除洛阳士大夫的疑惑，那就非常幸运了，非常幸运了。【与郭秀才书〈明道二年〉】我昨天因办理官府事务到了汉东，秀才在叔父家中会见我，拿两篇启事和门刺一同呈上。您从宾客的台阶上拜见，起身后立即退避，礼仪非常周全。坐下交谈时，答应和应对都十分谨慎。我读您的文章，温和细密、文辞华美而丰富，十分可爱。看您接待我的心意，既殷勤又合乎礼节。古人相见，必定有欢欣交往的真诚心意，却不能直接表达，于是取羔羊、雁、野鸡、鸭等物来表达心意，作为见面礼。先已表达了心意，又以没有文饰为羞耻，便用虎豹皮、彩绘的布来装饰它，然后心意才得到表达，情感才得以交接。客人到来后，主人一定用礼物答谢，陈设酒食、币帛竹箱、壶矢和宴饮音乐等物来表达心意，又作诗来陈述情感。如今秀才爱好学习，十分精深，博闻强记书史，致力于写作文章，不用羔羊禽鸟、皮革布帛来装饰自己，只用言辞文章来文饰自身；您的见面礼已经很美好，心意也已经很殷勤了，按理说您应当要求我用丰厚的礼物答谢。我没有主人所应具备的礼物来行礼，只作了《诗经·女曰鸡鸣》的末章送给秀才，说：“知道你要来，把杂佩赠给你。”取的是知道客人将来，预先储备佩玉中珩、璜、琚、瑀等美物来送客的意思；虽然没有这些东西，还是用言语说出来，以表达深厚的心意。我确实没有这些东西，可以说只是空话罢了。秀才年纪还轻，容貌厚重而神色昂扬，志向锐利，学习敏捷，应当趁此增进学业、修饰文辞，不断地锤炼、磨砺、缀辑、织造，使文章呈现五彩斑斓的文采，像山涧水泽一样光彩浓郁。若拿这样的见面礼去拜见当世的公卿大人，就不只是像我这样用空话相赠了；他们一定会与您分庭抗礼，增加笾豆礼器，充实币帛竹箱，延请您作为上宾。只希望您不断努力！【与张秀才▯第一书〈明道二年〉】修叩头写信给秀才足下。前些日子承蒙您把诗、赋、杂文、启事作为见面礼送来，我反复读了三四遍，不能立即停下。足下家籍属于河中，是乡里荐举的进士，学业精深，品行奋勉，曾经已经在乡里被选拔、在府中升荐，又到有关部门参加考试，确实可以说是那个地方的优秀人才。然而士人居处，交游必定要有朋友，求学必定要有老师。您的乡里一定有先生长者，府县一定有贤能的长官和属官，能够替您称扬才华、陈述美德的人应当不少。如今您却越过数百里路，冒着风霜，来到大国，拜访官府，低头在门吏面前通报姓名，奔走跪拜在别人的台阶廊庑之间，这是多么辛劳啊！难道是因为您心中自负才华，想要一举展示出来吗？还是回头看见自己的乡里狭小鄙陋，不足以扩展自己的才华，认为大国有许多贤士君子，可以使自己奋发扬名、光耀远方吗？那么足下这次来，志向难道浅近，所求难道微小吗？莫非是磨炼光彩、洗濯色泽，经过周密筹划、占得吉兆，然后才勇敢决意前来的吗？

译如今集市的门早晨一开，商人便奔向那里，做买卖的人坐在那里；拿着宝物想要估价的人也到那里去，带着钱想买宝物的人也到那里去，闲散百姓没有资本，只是挽起袖子来游逛的人也到那里去。洛阳是天下的大市场，来这里想估价的人有，坐在那里替人评定轻重贵贱的人也有。我处在他们中间，官位、学问、品行都没有足以动人的地方，是非可否也不足以使人信服，不过是一个没有资本而挽袖游逛的人罢了。如今足下来到这里，已经把自己的才华拿给可以评定轻重的人看，却反而把我也包括在内。让一个没有资本的人承担评定价值的责任，即使知道自己贪图所得，却不知道凭什么来替人估价。因此承蒙您屈尊相赠文章，我又惭愧又高兴；既不能满足您的请求以报答厚意，姑且说这些作为谢意。【与张秀才▯第二书〈明道二年〉】修叩头告白秀才足下。前些日子分别后，我又取出先前承蒙您赠送的十多篇古今杂文，反复阅读；像《大节赋》《乐古》《太古曲》等篇，言论尤其高远，志向极其宏大。探究足下的心意，难道不是忧悯世道、痛恨习俗，探究古道、阐明道理，想援引古代来恢复它，同时剪除、剥离、整齐如今纷乱、混杂、繁冗的事物吗？这样以后，更知道足下爱好学习，是很有志向的人。然而讲述三皇、太古的道理，舍弃近处而取求远古，务求高远的言论而缺少事实，这是一个小过失。君子求学，致力于求道；求道必定要寻求了解古代，了解古代、明白道理以后，再亲身实行，把它施用于事情，又在文章中表现出来、阐发出来，以取信于后世。所谓道，就是周公、孔子、孟轲这些人经常亲身履行、实行的道；所谓文章，就是六经所记载、直到今天仍被人取信的文章。它的道理容易理解而可以效法，它的言语容易明白而可以实行。等到荒诞的人来谈论道，便把混沌蒙昧、虚无空洞当作道，把洪荒时代的宽泛简略当作古；这样的道难以效法，这样的言语难以实行。孔子谈道说：“道不远离人。”谈中庸的人说：“顺着人的本性就是道。”又说：“可以离开的就不是道。”《春秋》这部书，因为成公、隐公有谦让之举却没有予以正名，传《春秋》的人说：“《春秋》信奉正道而不信奉邪说。”意思是隐公没有能够践行正道。齐侯迁移卫国，书中记作“筑楚丘城”，赞许他的仁，却不赞许他擅自封立，传《春秋》的人说：“仁不能胜过道。”凡是这里所说的道，都是圣人的道，是亲身践行、施用于事情而可以得到的道，难道像荒诞之人的说法吗？尧、禹的《书》都说“考察古道”。传说中说：“做事不以古人为师”，“不是传说所听闻的。”仲尼说：“我爱好古代，勤勉敏捷地求取它。” 凡是这里所说的古代，所指的都是君臣、上下、礼乐、刑法这些事情，又怎么会像荒诞之人的说法呢？这就是君子所学习的东西。所谓舍弃近处而取求远古，孔子生在周代，距离尧、舜已经很远；与今天距离尧、舜相比，哪一个更远呢？孔子删定《尚书》，从《尧典》开始，却不谈《尧典》以前的事情；他所谓的学习，只说“继承并阐述尧、舜”。像孔子这样圣明而勤勉的人，尚且不谈尧、舜以前的事，难道是不能吗？大概是因为年代渐远，事迹难以彰明，不能使后世相信。如今生在孔子之后久远的时代，反而想探求尧、舜以前的事情，这就是世人所说的致力于高远言论而缺少事实。唐、虞之道是历代帝王之道的开端，仲尼感叹说“广大无边啊”，意思是它高深宏大，无法形容。到了《尧典》《舜典》二篇，把它记述得光明显著，使后世只能尊崇仰望而不能达到。它庄严得如同上天，那么《尚书》的言语难道不高远吗？然而其中所写的事情，不过是亲近九族、使百姓安定、忧虑水患、询问臣下谁可以任用、把女儿嫁给舜，以及祭祀山川、接见诸侯、统一法度、谨慎衡量，使臣下诛杀或流放四名罪人罢了。孔子以后，只有孟轲最懂得道，但他说的也不过是教人种桑麻、养鸡猪，认为使百姓能够养活自己、安葬死者，是王道的根本。《尧典》《舜典》的文章难道不算文章吗？孟轲所说的道，难道不算道吗？而他所讲的事情，正是世人最容易理解、最切近的事情，不过是切合实际罢了。如今的学者不从根本上深入学习这些，反而喜欢荒诞之人的言论吗？把混沌蒙昧看作古代最初，把无形无迹看作最高的道，认为没有高下远近之别。假使贤人能够做到，愚人也可以勉力达到；没有过与不及，一切根本都归于大中，所以能够贯通万世，可以实行而不改变。如今却认为这些不足以学习，反而以追求高远为优越，致力于扩大荒诞之人无用的说法，这不是学者应当尽心的事情。应该稍微降低高远的姿态，使远古之道接近现实，以达到中正之道，这样或许就能达到了。我所谈论的这些，都是陈旧浅显的话；像足下这样见闻广博、学问深厚的人，本不该由我来讲给您听。然而我之所以这样说，本来是想降低足下过于高远的志向，使您俯身接近现实，哪里敢务求说奇异的话来抬高自己呢？希望足下稍加思考。【答西京王相公书〈景▯元年〉】某月某日，某谨慎斋戒沐浴，叩头复信给相公阁下。您派来的使者二十一日到达许州，我得到您赐下的一封信，恭敬地反复阅读，又惭愧又惊惧。修有幸充任您的属吏，承受您的恩宠光耀，每天在您面前奔走，私下仰慕古人在堂下进献一言的做法，想着有所陈述，却遗憾自己愚昧无知，不足以自我效力，只是怀抱这点心意已经很久了。昨天因为刚离开府中，便借着奏记陈述自己的浅陋，承蒙大君子以美德宽容，认为我在离任时写的眷恋之辞已经安排得很有条理；又说自从您到任以来，施政有成，应当得到属官的帮助，而我懦弱无能，独自没有发挥作用，便以此作为谢辞；于是又妄想进献一言，来完成从前这点心意，作为忠诚恳切之意；又随即称赞您的德行，希望您扩大功业、更加美好，以此祈祷。我的诚意虽然殷切，言语却狂妄迷乱，犹如接连到神圣的蓍草龟甲前再三亵渎，难怪您拒绝而不答复。如今承蒙相公不立即弃绝我，仍屈尊赐信，逐条陈述、说明教诲，以此表示恩宠，这赏赐已经很厚重了。然而我恭敬地反复阅读、探求其中意思，似乎您还没有察知我的真实心意，冒昧地把我的说法最终讲完，以求逃脱责备。我听说古代治理政事的人，必定观察年成的丰歉。年成不好，就节省国家用度，救济百姓的困穷；奸盗由此产生，争讼增多，政务也就繁杂。年成丰收、百姓欢乐以后，才休息并简化安定政务，使一切恢复正常。这是善于治理政事的方法，也是礼典所记载的。我先前所陈述的，也不过就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等到经过凶年的灾害之后，灾祸消退，风雨应时，耕种已经顺利，常平仓的粮食已经发出、百姓有了食物，关西运来的粮食已经大量到达、军队不再缺粮，不发生旱灾和蝗灾，百姓安乐获利，天子没有忧虑，然后才应当致力于大体，简略处理细小事务罢了；难道竟然有直接以镇定风俗、救济百姓忧愁为名，却不设置军粮的说法吗？希望您详加考察。

译从前孔子曾经做过管理仓库的委吏，他一定说只要称职罢了。大概是说，既然守着自己的官职，就不敢怠慢职事而思考其他事情。希望相公所赐的信中关于居官不得越出职位的言论，正可以看出君子用心的原则。然而我所陈述的，并不是说轻视一个邦国的小事而不去做，非要等到面对四海之广才施行，也不是要抛弃本职而越出职分思考。只是希望增进德行、扩大功业，想要用这些来使君主圣明并惠及天下，而不以一个邦国为限；这既是祈祷，也是劝勉的话。唉！地位极其卑微的士人，竟敢用言语冒犯上级，大致有三种：不衡量地位轻重的形势，不估量贵贱的等级，非要据理争辩到最后才停止，这是直士；蒙受恩德、想着报答，不计较事情是好是坏，只求竭尽诚意来进言，这是懂得义理的士人；言论乖谬、不合道理，别人没有问他却自己僭越进言，这是狂士。然而直士的言论虽然违逆心意，也应当思考选择；报德之言虽然是好话，也应推究其心意的来源，应当包容采纳；狂人的言论既然狂妄，就不值得同他辩论。我是士人中地位卑微的，竟敢冒犯进言，以上三种人中我占了两种。希望相公选择其中可取的加以采纳，对不可取的也不必同我辩论而断绝我，一切听凭您的裁赐。【投时相书〈景▯元年〉】我没有什么才干，身体疲弱，不能使筋骨强健，不能同工匠、农夫一起坐在市区、服役于田野，承担体力劳动；只是喜欢取读古书文字，考察探究前代以来圣贤君子所做的事情，以及古代车旗、服饰、器物、名号、品类等制度，用来求得国家治理和贤愚任用的道理。遇到其中明白精深的地方，偶尔也穿凿剽窃，装饰成文辞，来自我欣赏。然而道理宏大深远、广大放肆，不是我这样愚昧迂腐的人所能探究到的。用功越精深，力量越不足；这种劳苦反而超过在市区田野服役，而我的所得，比起真正的成果确实有所不及。难道从事体力劳动、服役于实际职业，容易取得成功；用心求道，却难以达到吗？想要后悔所走的艰难道路，反而趋向容易的一边，却又想到圣人所说的“堆山只差一筐土也要停止”的话，不敢背弃它。因此退下来失去了小人的事务，向前又达不到君子的文章，内心茫然，不知道方向，像丢下车子渡河，漂流在江心，不能成功渡过；回头看陆地，只能徘徊顾望。然而我又思考，人有才干、怀抱道德、具有智慧谋略，却能够在世上施展自己的，即使圣人和贤人也未曾没有不幸。禹身体偏枯，▯克跛足，左丘明失明，这是身体方面的不幸。守关击梆、惶恐奔走，孟子处在战国，扬雄处在新室，这是时势方面的不幸。年少时就有才华，学习以后又不改变志向，贾谊遭受诋毁，董仲舒被禁锢；虽有时代条件，却有际遇方面的不幸。如今我有六尺之身，可以得到任用，生在太平有道的时代，没有求取仕进会遭毁谤获罪的恐惧；身体、时代、际遇这三方面，都比古人所遇到的幸运。唯独我还没有达到目标，难道是上天所给予的不能两全，还是我努力得还不够呢？恭敬地想，明公践行正道、怀抱正直之心，向上辅佐天下，以承当天子和国家的大计；向下治理公卿百官应做的事情。贤能的人任用他的才能，不贤能的人任用他的力气，从士大夫以下直到工商和卑贱的技艺之人，都使他们各得其分并收取他们的长处。像我欧阳修这样愚钝的人，既不足以凭才能任用，也不能凭力气任用，只是平常一直有志于学习罢了。如今有幸凭文章在有关部门接受考察，因而回顾自己在身体、时代、际遇三方面的幸运，不能默默无言而使自己惭愧，谨把所作杂文五轴作为见面礼交给守门人，等待您决定是进用还是退却。【与范希文书〈景▯元年〉】修叩头再拜，致信知郡学士希文足下。自从去年在洛阳，听说您因为进言论事被调出京城任睦州；等我来到京师，又知道您调任常州，不久又得到苏州，迁延在南方，年关将近了。南方山水优美，水乡盛产鱼和稻米，世上做官的人都把它看作好地方，称为东南胜地。然而我私下想着，希文身在朝廷，参与国家政事，每当顾念事情的是非，都不顾自身安危，那么即使有东南的快乐，哪里能成为一个忧心天下的人真正的快乐呢？至于登上高处眺望远方，饮美酒、吃佳肴，用来舒展、辅助精神，这也是君子起居饮食的适宜之事。我们分别已经很久了，您近来心中怎样？自古以来因进言论事获罪的人，解除贬谪后都应当再次被任用。您在远方居住已久，希望您省察思虑、节制行动；这不只是为了希文您自己慎重，也是为了使天下的士人君子得到慎重的榜样。谢希深学士遭逢父母丧事，将要谋划南归。有些私事需要托付您代为经营办理，因此借此信通报我的一点诚意，向您请问。？●卷六十八·居士外集卷十八 ◎书八首 【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书〈景▯元年〉】某月某日，具位某谨慎斋戒沐浴，献书给枢密相公阁下。我听说《传》中说：“言语没有文采，流传就不能久远。”这是君子所学习的道理。言语用来承载事情，文章用来修饰言语；事情真实，言语有文采，才能在后世显现。《诗》《书》《易》《春秋》都善于记载事情而且尤其有文采，所以流传得特别久远。荀卿、孟轲一类人也善于写文章，然而他们的道理有达到的、有未达到的，所以他们的书有的流传、有的不流传，仍然取决于当时人的好恶而兴盛或衰亡。其次，楚国有大夫，善于用文章修饰歌唱，使之流传。汉代盛世，有贾谊、董仲舒、司马相如、扬雄，能够用文采修饰自己的文辞而使之流传。从这以后，距离圣人越来越远，世道越来越浅薄或衰败，下至周、隋之间，其中也时时有善于修饰言语使之流传的人，但都纷乱、残缺，不能完全取信，所以一百篇中不能流传一篇。幸而有一篇流传下来，流传也不显著，不能像前面几家那样光明显现而广泛流行。言语要流传真是太难了！事情真实了，还需要文采；文采达到要求了，又取决于所承载的事情大小，以显示它流传得远不远。《尚书》记载尧、舜，《诗经》记载商、周，《周易》记载九位圣人，《春秋》记载文王、武王的法则，《荀子》《孟子》两家记载《诗》《书》《易》《春秋》的道理，楚国的辞章记载《国风》《雅》，汉代诸家各自记载当时君主的声名和礼乐文物的盛况，把它们写成文辞。后世的学者空空荡荡，没有什么可以承载的内容，因此他们的言论不能完全取信，流传也不能久远，这是形势使然。到唐朝兴盛时，像唐太宗的政治、开元年间的治理、唐宪宗的功业，他的臣下又争相用文章记载它们，有的词章传播为乐歌，有的刻在金石上。所以当时那些伟大人物、崇高德行、宏阔言论和高明议论，能够前后流传发扬，都依靠它们被记载在文章中。因此，言语所承载的事情重大而且有文采，流传就显著；言语所承载的事情不具文采而且微小，流传就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