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一二·奏议卷十六◎翰苑进札状十三首

译国家几十年来，士大夫都把恭敬谨慎、安静慎重当作贤德。等到这种风气的弊病出现，便变成因循沉默、苟且敷衍、颓废懒惰、宽弛松懈，逐渐成为习惯和风俗，大家不认为这是错误，以至于各种职务都不修治，纲纪废坏。当时天下正无事，固然还没有觉察到它的危害；一旦狡猾的敌人侵犯边境，军队出动却没有功效，财用又空虚，公私都困窘，盗贼一同兴起，天下骚然不安。陛下奋然醒悟，想革除这些弊病，进用数位大臣，锐意进行改革。就在这时，朝廷开始增加设置谏官的员额，以优宠任用敢于进言的臣子，使他们履行职责。于是整顿纲纪、纠正废坏，打算分别贤能和不肖，进用和罢退有才与无才之人。然而长期积累的弊俗突然受到触动，便惊骇起来，共同指责进言的人，诋毁他们：有的说他们喜欢揭发隐私，有的说他们公开互相倾陷，有的说他们沽名激进，有的说他们为自己谋求进取，种种议论几乎使圣听迷惑。幸赖陛下极其圣明，察知诸臣本是忘却自身、奉行国事，并非为自己谋利，谗言离间不能进入圣听，他们于是得到保全。朝廷内外的人，时间久了也渐渐相信了他们。自此以后，二十年间，御史台和谏官的选任屡屡得到正直敢言的人。期间斥退奸邪，屏除权幸，弥补遗漏、挽救过失，不可胜数。这就是说，采纳谏言的好处，自古以来就是难以做到的；自陛下临朝以来，实在成为盛大的德政，对朝廷补益的功效，不能说没有功劳。如今朝廷内外习惯安定，上下已经信任谏官，奸邪之人一举一动，常常畏惧进言的臣子；时政无论大小，也都只听从言事官。推究从最初开通言路到如今取得成效，哪里容易做到！难道不值得珍惜吗？说人的过错，像是在窥伺揭发；驱逐人的职位，像是在倾陷他人。进言的臣子能够使自己得到说明，唯一的原因就是从中没有得到利益；天下人之所以相信他们，也正因为他们没有从中得到利益。如今包拯先后驱逐两位大臣，自己占据他们的职位，使将来的奸佞之人得以借此制造说辞，迷惑君主的听闻；从今以后，进言的人将不再被人信任，也无法为自己申明。这就使圣明任用谏官的功效，一旦因为包拯而毁坏。有所不取叫作廉洁，有所不做叫作知耻。近臣的举动，是人们所仿效的法则；如果包拯在这时有所不取、有所不为，就可以用廉耻的节操感化天下。可是包拯取了不该取的东西，做了不该做的事情，哪里只是使自身名节变得浅薄，也会诱使后来进言的臣子以倾陷他人来希望取得职位，彼此习染，最终形成风气。这种祸患，难道能说小吗？然而包拯所倚仗的，只是认为自己本来没有这样的心思。心藏在内，别人看不见；行迹显露在外，天下人都看得到。如今包拯想让别人相信自己内心不可见的想法，却要掩盖外在为天下所见的行迹，这就像手伸进去拿取东西，嘴上却说不想要；即使自己愿意相信，谁会相信他呢？这就是臣所说的嫌疑不可不避。何况像包拯这样的人，早年有孝行，在乡里闻名；晚年有正直的节操，在朝廷显著。只是他的学问不深，思虑不成熟，处理事情又不恰当，这个人也实在可惜。恭请陛下另选有才干的臣子担任三司使，而安排包拯担任其他职务，留在京师。使包拯能够避开嫌疑的行迹，解除天下人的疑惑，并保全包拯的名节，臣将不胜幸甚。臣忝列侍从，职任名为论思；从前曾亲眼见到朝廷最初采纳谏言非常困难，如今又再次看到陛下任用谏官的功效已经显著，实在不愿因为包拯而使它毁坏，是替朝廷爱惜此事。臣的言论狂妄、计策愚昧，恭候诛戮。《乞与尹构一官状》（嘉祐四年） 臣等看到，已故起居舍人、直龙图阁尹洙，文章学问和议论为当世所称道；忠义刚正，有古人的节操。当初承蒙朝廷提拔进入馆阁，却能够不畏惧权臣，竭力排斥众党，因为论说范仲淹之事，终于获罪被贬。后来元昊僭越叛乱，在一方用兵。正当国家有西顾之忧、想得到有才干谋略的臣子来应对多事之时，尹洙自从出兵开始，直到元昊投降归顺，始终都在军中；同一时期的人相比，他出力最多。然而群邪嫉恨正直，编造诬陷的说辞无数，终于使他陷入罪责，流窜而死。先前承蒙陛下仁圣恩恤，哀悯他的冤枉，特意赐予昭雪，使他恢复官资，足以感动众心，劝勉忠义。如今尹洙的孤儿年幼，都在西京，家境屡屡空乏，衣食不能供给。尹洙只有一个儿子尹构，年纪才十多岁，孤单无依，实在令人叹惜怜悯。臣看到，将来举行祫享大礼时，附近的群臣都可以奏请恩荫子孙。恭望圣上慈爱，记念尹洙遗留的忠节，怜悯尹洙的不幸，特意赐给他的儿子一个官职，使他多少得到俸禄，免受饥寒，那么天地的仁德，幽明两界都会蒙受恩泽。臣等忝列侍从，惭愧没有进献纳谏；只要有所见闻，便不敢不说。谨具状上奏，恭候敕旨。《举丁宝臣状》（嘉祐四年） 臣私下看到，太常丞、湖州监酒务丁宝臣，先前任知端州时，因为遭遇侬智高之事而停职，按叙理改任监当。正当侬智高攻掠岭南时，各州县都因为平素没有防备，官吏纷纷逃跑。听说当时唯独丁宝臣曾经捉到侬智高的探事人，立即斩决，并且曾经同敌人交战。朝廷因为他有这些表现，所以其他人都削夺两级官阶，唯独丁宝臣只削夺一级；由此可见，同众人相比，他的情理较轻。臣看到，丁宝臣操行清白纯正，很有为官办事的能力。只是海贼突然到来，力量不足而导致失败，出于不幸。如今恰逢祫享恩赦，想望圣上慈爱，特许他不必等监当任期届满，恢复他的官资，随即改任一个亲民差遣。如果他以后犯有侵吞入己的赃罪，臣甘愿同他一起获罪。谨具奏上，恭候敕旨。《乞免举台官札子》（嘉祐四年）

译臣近来奉到敕令，因为台官有空缺，命学士院让臣同孙▯等共同保举两人上奏。臣认为，学士的职位设置于有唐，起初是以文章辞藻供奉君主；后来渐渐受到亲信，至于朝廷机密和重大任命，常常被君主询问，都参与决定。当时担任此职的人，选择既精，信任也重。下至五代，没有不是这样。本朝遵循采用唐制，更加重视这个职位。可是近年以来，选用之时有时容许谬误滥用，职位因人而废，官职也因人而轻。从前台官有空缺，只命一名学士独自保举；如今却命三人共同保举。如果认为三人都可信，那么一人也足以公正保举；如果认为三人都不可信，那么即使多人保举，难道就能得到合适的人吗？如果认为其中有可信的、有不可信的，那么本来就应当舍弃不可信的，只委托可信的人。不可信的人既然不称职，罢免他也可以。臣想来，朝廷所以突然改变旧制，而学士不足以取得信任，都是因为任用的人不合适，像臣就是这样。如今在院的三名学士中，孙▯、胡宿都曾经独自保举台官，朝廷曾经信任他们；只有臣从未保举过人。臣想到自己才识平庸昏暗，不能知人。如果臣随众署名，臣实在感到羞耻；想让三人的见解完全相同，按道理又必定做不到。希望圣上慈爱，免除臣共同保举的事情，却仍依照旧制，只命一名学士专门保举。何况孙▯、胡宿曾经保举过官员，可以不必怀疑。如果认为臣不可单独承担此任，请等将来台官再有空缺时，也不要派臣专门保举。这不是臣有意逃避职事，只是任用并非臣的才干所能胜任，不足以取得信任，已经使朝廷不得不改动旧制，因此臣不敢不说。现请陛下裁决。《荐布衣苏洵状》（嘉祐五年） 臣卑微地凭借平庸空疏的资质，忝列侍从，没有什么可以补益国家，常常内心惭愧。臣私下仰慕古人荐举贤能、推崇善人的心意，认为替当世求得人才，也是报效国家的一种途径。从前国家下诏告诫时文，劝导激励学者接近古文；从天圣到现在二十多年，通晓经学、学习古人、履行忠诚、守持道义的人，得到的不可胜数。然而四海这样广大，不可能没有隐居山林草野而被遗漏的人；那些自重的人既然隐伏不出，朝廷也就无法听闻，这正是我们这些人应当访求并上报朝廷的。臣看到眉州布衣苏洵，操行淳厚坚定，性情见识明达，也曾经一次参加有司考试而未中，于是退居后努力学习。他的论议精通事物的道理，善于认识变化和权宜；文章不作空洞言辞，而以有用为目的。他所撰写的《权书》《衡论》《几策》二十篇，文辞雄辩宏伟，广博地取法古人而适合当今，确实是有用的言论，不只是善于作文的人。他的文章和品行长久以来为乡里所称道，却守道安贫，不经营求取仕进；如果没有推荐引进，就会被圣明时代遗弃。他所撰写的二十篇文章，臣谨随奏状一并进呈。恭望圣上慈爱，下交两制官详细审阅；如果有可以采纳的，请赐予甄别录用。谨具状上奏，恭候敕旨。《论许怀德状》（嘉祐五年） 右件，臣本月初四日当值，奉内降诏令，命臣为许怀德辞让恩命的表章撰写批答。臣查考，昨日许怀德因▯享而加恩，按理应连续上两道表章陈述辞让，却只递进了一道表章；批答之后，又始终没有递进第二道表章。拖延到今天，已经四十多天了，制书还留在阁门，他既不接受任命，也不陈述辞让。直到近日调任镇守之地，才在辞让表中借叙述此次▯享加恩之事，请求把两项任命一并寝罢。大概许怀德认为因▯享而加恩的任命分量较轻，所以没有另上表章辞让，只是在这次的表章中顺带叙述陈说。他此前所领受的恩制，已经拖延很久，既不辞让又不接受，显然是轻侮朝廷、怠慢君命。阁门没有上奏举劾，台司、风宪也没有弹劾纠察。何况许怀德身为将领，职掌禁卫，竟敢这样违背废弃国家典制，罪行重大而且不恭敬。对于这道批答，臣不敢撰写措辞，请求交付有关部门查勘弹劾许怀德，按照典刑治罪，以期整肃朝纲，警戒不敬职守之人。谨具此状上奏，恭候圣旨。《再论许怀德状（嘉祐五年）》臣私下认为，治理天下在于明确号令，端正朝廷在于整饬纲纪。号令能够推行，纲纪能够振作，是因为君主掌握着赏罚的权柄。倘若号令发出却无人服从，纲纪松弛而不能整顿，又不以赏罚加以约束，却想端正朝廷、治理天下，臣不知道这样能否做到。如今陛下亲自祭祀宗庙，不敢独自享受福佑，把恩惠推及群臣，遍及朝廷内外，这是圣德极其深厚的表现。然而臣下竟敢任意分出轻重，认为这种按惯例普遍施及的恩典分量轻微，因而轻视怠慢；推究其中情理，难道可以宽恕吗？▯享刚刚结束，恩典开始推行，诏命发布的那天，宰相押班，百官列队，宣扬制诰，布告天下。可是将领却傲慢懈怠，不肯接受命令，扣留制书四十多天，有关部门没有上奏举劾，安然处之，竟不认为奇怪。这是陛下的号令不能在朝廷中推行，纲纪却在武士中松弛败坏。凡是懂得治理体制的人，都替陛下感到惋惜。臣认为当今国家全盛，天下没有忧患，并没有强臣悍将难以控制的祸患；可是掌握兵权的将帅却动辄敢这样不畏朝廷，大概是由于从前不顾全大局，因循宽纵，逐渐造成了这种局面。如今若又不端正他的罪罚，公然纵容松弛，那么恐怕朝廷失去刑法的威严，就从这件事开始了；武臣骄傲怠慢，也从这件事开始；号令不能在下属中推行，纲纪于是从上面败坏，也从这件事开始。古人所说在事情尚未萌发时就看见它，是智慧的明察；如果事情已经萌发而能堵塞其渐变的趋势，这是次一等的做法；如果已经看见趋势却放任发展，逐渐形成日后的祸患，就非常值得警戒。臣前些日子因为许怀德的事情曾经上奏论列，大略陈述了其中的要点。只是因为如今施行赏罚，只依据簿书法令办理，很少考虑治理国家的体制。何况像许怀德这样的情况，在法律上罪责不轻，在国家大体上影响又很重大。所以臣再次竭尽愚昧浅陋之见，恭请圣上裁夺施行。《论茶法奏状（嘉祐五年）》

译右件，臣伏见朝廷近来改革茶法，本来想挽救其中的弊病，却有误国之人不能深思远虑，探究事情的始末，只知道谋求利益，却不知道考虑祸害。正当一两位大臣急于改革时，他们乐于看到事情合乎自己的意图，仓促而轻率地相信了意见，于是决定实行。命令下达那天，还担心天下有人认为不对，便直接诋毁善于进言的人，指称他们是故意标新立异的人，严酷地设置刑罚名目，禁止他们发表议论。事情施行以后，人们知道它不便利的，大概十人中有八九人。然而君子知道当时正厌恶言论，心意已经疲惫，所以不肯说；小人害怕法律、畏惧罪责，所以不敢说。如今实行已经一年多了，公私都不便利，造成的祸害已经很多。而一两位大臣因为先前推行得过于果断，命令又过于严厉，形势已经难以挽回，不能立即改动。士大夫中了解这件事的人，只在道路上私下议论，却不敢在朝廷公开说；偏远地方的百姓每天遭受它的祸害，只能在乡里怨叹，却没有办法让天子听到。陛下聪明仁圣，广开言路，过去能够容纳意见，所得到的补益尤其多。如今一旦下令更改事务，却先设置严厉的法律，禁止断绝人们的言论。朝廷内外听到这件事，没有不叹息惊骇的。俗话说：“堵塞百姓的嘴，比堵塞河流更严重；河流堵塞而决口，伤害的人一定很多。” 如今堵塞百姓的嘴已经一年多了，百姓遭受祸害的也已经很多，古人的话并不是空说，今天已经看到了它的应验。臣还听说，刚要改革茶法时，商议已经定下，仍然选派几名官员，分别到各路去访求利弊。这样看来，一两位大臣不但当初并没有伤害百姓的意图，实际上也并没有十分自信的把握。只是所派的人既然看出朝廷一定要更改，不敢阻挠议论，又一心迎合上意，以求功劳和赏赐。传闻他们到达州县后，不容许官吏百姓有所陈述，直接说：“朝廷的意旨在于一定实行，你们来这里只是要一份审问供状罢了。”如果传闻属实，那么误事的原因只在这几个人而已。最初由于轻易相信他人，施行得过于果断，如今如果明白看见它的危害，挽救过失为什么还要迟疑？祸患没有比坚持错误更大的，过失没有比不肯改正更深的。臣对于茶法本来并不详细了解，只是外面的议论已经喧腾，听到得多了，渐渐熟悉其中情况。古代治理国家的人，允许平民在道路上批评，允许商旅在市场上议论，允许士人在朝廷上传播言论，正是为了这种情况。臣私下听说议论此事的人认为，新茶法实行以后，百姓没有私自贩茶的罪名，每年省下的受刑人数很多，这是一个好处。然而它造成的祸害有五项。江南、荆湖、两浙几路的百姓，过去缴纳茶税，如今改为缴纳租钱，使百姓破产亡家，怨叹忧苦，无法忍受；有的全族逃亡，有的上吊自杀。这是第一项祸害。新法实行以后，小商贩运的茶极少，大商人完全不能流通。前代制定法令抑制豪商，只是不让他们过分侵夺国家利益，或借此追求僭越奢侈罢了；至于使货物和财物流通，即使是夏、商、周三代的极盛时期，也还要让士农工商四民彼此分工，以互相获利、相互供养。如今却断绝商旅流通，这是第二项祸害。新法实行以来，征收茶税的各路还剩下旧茶税，新茶税却极少。过些年旧茶税缴尽，新税又不能增加，国家财政就会突然亏损。这是第三项祸害。从前官茶允许百姓掺杂出售，所以茶多而便宜，能够遍行天下。如今百姓自己买卖，必须要真正的好茶，而真茶不多，价格于是昂贵。小商人不能大量贩运，又没有空闲远行，因此在产茶较近的地方，顿时只能买到昂贵的茶；在远离产茶地的地方，今后更没有茶可吃。这是第四项祸害。近年河北军粮采用现钱办法，百姓把米交给州县，再在京师用钞兑换茶。三司在各茶场中选择较近的场分，特意留下八处，专门供应河北交米的人兑换钞券、领取茶叶。如今茶场全部废弃，但还存在旧茶可以兑换，所以河北的和籴目前还没有受到妨碍。臣私下听说，从明年以后，旧茶应当用尽，再没有可以兑换领取的茶，那么河北和籴实际上就必须使用现钱。不仅商旅得到的钱无法转运流通，而且每年还要从京师运钱到河北办理和籴，按道理必定不能做到。这是第五项祸害。一个好处不足以补偿五项祸害；如今即使想减少、免除租钱来挽救弊病，这也只是使百姓得到宽免的一个方面，并没有把公私双方的利害全部解决。恭请圣上特别下诏给主持议论此事的大臣，不要陷于过去的错误，深思如今的祸害，去掉坚持错误的心态，不要沿袭压制非议的做法，废除从前的命令，允许人们进献意见，赶快加以详细审定，精心寻求恰当的办法，希望不要失去祖宗的旧制。臣冒犯禁令进言，恭候罪责。谨具此状上奏，恭候圣旨。《论监牧札子（嘉祐五年）》

译臣所管领的群牧司，近来奉准宣令，派吴中复、王安石、王陶等共同考察监牧的利弊。臣私下认为，国家养马的制度，是祖宗建立的。年代久远以后，官府失去职守，积累的旧习形成弊病，并非只是一时的问题；前后因循已久，因而更难改革。如今幸蒙朝廷因为谏官有所陈述，选派臣僚考察并谋求改革。臣认为，设置监牧的制度和法令都还存在，条目已经很多，弊病也很多。如果只是坐在案前依据文籍加以增删，恐怕不足以彻底革除弊病的根源。如果想大力改革、创立制度，那么一切利害都难以从远处估量，必须亲眼看见、心中明白，熟悉其中事务，然后才能审慎详细地裁定，果断决定而不疑惑。谋划开始时不精细，后来实行就难以长久。何况这是臣本职所在，怎敢推辞劳苦！请求暂时派遣臣，仍在吴中复等三人中另派一人，与臣一同到左右厢监牧的所在地，亲自察看。至于土地的宽窄，水草的好坏，四时繁殖放牧，官吏士卒的勤惰，以及牝马、牡马的种类，各自适宜于什么地方，马棚和水井的冷热是否便利，还有过去为什么导致马匹减少、如今怎样才能使马匹繁殖增多等，都要考察清楚。详细探究它的根源，同时从各方面采纳众人的意见。这样做，不出两三个月就可以周遍考察。然后再把前后臣僚提出的请求，与众官共同详细审查处理。与其坐在这里遥远推测，仓促改革，所得和所失是不能相提并论的。臣又私下思考，如今的马政都因袭唐代制度；可是现在马匹的多少与唐代不同，其中的利弊很多，不能一一列举。至于唐代的牧马地，都与马的习性相宜：西起陇右金城、平凉、天水，外至河曲的原野，内有岐、豳、泾、宁，东接银、夏，又向东到楼烦，都是唐代养马的地方。拿今天的情况考察，有的陷没于夷狄，有的已经变成百姓的田地，都不能再得到。只听说如今河东岚、石之间山地荒芜很多，汾河旁边的草地也很广，其中草柔水甜，最适宜放牧养马。从前河东的军马常在这里牧放，如今马匹数量全都减少了，闲置土地极多。这就是唐代楼烦监的牧地，可以在这里兴置一监。臣认为，沿着旧迹追寻，楼烦、天池、元池三监的土地，或许还可以得到。臣又在往年奉使河东时，曾经走过威胜以东以及辽州平定军，看到那里没有耕种的土地很多。而且河东一路山川深峻，水草非常好，地势高而寒冷，一定适合马的习性。至于京西唐州、汝州之间，长期荒废的土地数量也很广大。请求再下令给河东、京西转运司，派官员就近在所辖地区访求草地，寻找可以兴置监牧的地方。如果略微有了眉目，就请朝廷派官员和群牧司官员一同前往实地踏看、筹划。如果可以兴置新的监牧，那么河北各监中有些土地不适宜养马的地方，就可以议定废罢。只有估马一司，利弊最容易看清。如果国家广泛拿出金帛，卖马所得利益丰厚，前来卖马的人必定多，就能在众多马匹中时时得到好马。如果有关部门吝惜费用，蕃部所得利益微薄，前来的马就会逐渐减少，好马也不会来。然而招徕诱导的办法并非只有一种，也必须了解其中曲折。请求特别派群牧司或礼宾院官员一人，直到秦州一带，亲自询问蕃部卖马给官府的利弊。以上三件事，虽然只是暂时派遣官员办理，但等到吴中复等查阅本司文书、研究商议而尚未完成时，他们已经各自回来。这样就可以互相参照斟酌、共同考察，不至于仓促轻率地改革。如果准许臣所请，请赐予施行。现在谨候圣旨裁决。《举章望之、曾巩、王回等充馆职状（嘉祐五年）》右件，臣以才能平庸空疏，过分承蒙奖掖任用。臣私下想到，古人报效国家的办法，没有比荐举贤才更优先的。虽然知道识人的确困难，惭愧自己不能广泛发现人才，但才高而品行实践的人，也确实不容易多得。如果有所发现，怎敢默默不说？臣私下见秘书省校书郎章望之，学问广博，文辞敏捷华美，不急于求取仕进，品行义理自我修养。东南的士人把他当作师法榜样。太平州司法参军曾巩，自从考中进士以来，早已有了声望；他所写的文章流传远近，志向节操高尚爽朗，自守坚定不改。前亳州卫真县主簿王回，学问品行纯正坚定，议论精确明白，尤其通晓史传和姓氏方面的书籍，可以供朝廷咨询。这三人都是当时的杰出人才，应当受到朝廷乐于培养人才的仁恩。可是他们有的闲居江湖，有的沉沦州县，不能得到朝廷闻知任用，议论此事的人都替他们惋惜。章望之、曾巩、王回三人，臣现今保举，认为能够充任馆阁职务。希望圣上仁慈，特别加以甄别提升。如果以后他们不符合臣保举的情况，臣甘愿与他们同罪。谨具此状上奏，恭候圣旨。《举苏轼应制科状（嘉祐五年）》右件，臣伏思国家设置科目，用来等待选取杰出贤才，又诏令两省大臣荐举自己所了解的人，各自上报朝廷，使求取人才的道路更加广泛，符合陛下求贤若渴的愿望。臣虽然平庸昏昧，怎敢不尽力？臣伏见新授河南府福昌县主簿苏轼，学问广博，天资见识明敏，文采灿然，议论纷呈。他的品行修养严谨，声名流传很远。臣现今保举他，认为能够应试材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希望圣上仁慈，召他交付有关部门，考试他的对策。如果臣荐举错误，臣甘愿接受朝廷典法。谨具此状上奏，恭候圣旨。《请求免进五代史状（嘉祐五年）》右件，臣奉中书札子，内容是知制诰范镇等上奏，请求取臣所撰《五代史》稿本，交付《唐书》局缮写进呈。臣想到自己本来孤陋笨拙，原没有其他才能，年轻时急于奉养双亲，于是学习求取俸禄，勉强从事科举学业，以应付有关部门。自从侥幸取得科名，不忍忘掉平素所学，时常有些妄作，都是应试和应用的文字。至于删削编订旧史，褒贬前代，写成可以为后世遵循的定法，臣哪里敢担当？过去曾任夷陵县令以及知滁州，因为获罪被贬任官职，居处闲僻而无事，因而将《五代史》试着加以补缀编辑；但在外地难以得到文字资料查阅，所以编次还没有完成。昨天回到朝廷以后，便承蒙派在《唐书》局任职，因此没有空闲再顾及自己的书稿，以致全然没有编成次序。想等到外侄获得差遣，或许可以借公事闲暇逐步整理编成此书，再仔细加以考订，才敢进呈。希望在崇尚文治的朝廷，不至于被众多士人讥笑。谨具此状上奏，恭候圣旨。《论删去九经正义中谶纬札子》

译臣伏见国家近年以来重新确定贡举科目，把它作为选取士人的法度，建立学校，来勤勉培养士人。然而士子的文章尚不纯正，节操品行尚不笃实，不符合朝廷鼓励贤能、兴起善行的意旨，也不符合教化百姓、形成风俗的目标。臣愚昧地认为，士人学习的根本在于六经。自从暴秦焚烧书籍以后，圣人之道中断。汉朝兴起，搜集散失的典籍，保存下来的已经很少，有的残编断简出自屋壁，有的由年老而昏昧的人得到口头传授。距离圣人已经很远，无法考证，偏僻的学说和异端说法于是各自自称一家；但传授相承仍然有师法。到了晋、宋以后，师道逐渐衰亡，讲解经文的篇章各家私自收藏，后来各自撰作笺注传疏，附着在经文上。它们的学说有的保存、有的亡失，随着当时的好恶而变化，学者茫然昏昧，不知道应当归依哪一种。到唐太宗时，才下诏命名儒撰定九经的疏文，称为《正义》，总共数百篇。从那以后，把它写成定论，凡是不依据《正义》的都称为异端，于是它成为学者奉为宗师、百代都信取的著作。然而它记载的内容既广博，选择又不精当，常常引用谶纬之书，使内容混杂紊乱；其中怪异诡奇、偏僻不正的说法，正是所谓非圣人之书，与《正义》这个名称不相称。臣请求特别下诏给名儒和学官，把九经的疏文全部取来，删去其中谶纬的文字，使学者不被怪异的言论迷惑扰乱；这样以后经义就能纯正统一，不再驳杂。所花功夫极少，所获得的益处却很多。臣愚昧地认为，想使士子学习古道、勉励品行，却不以六经为根本；想学习六经，却不去掉其中诡异驳杂的内容；还希望教化功效能够完成，是不可能的。恭请圣上将臣的意见交付外廷详细议论。现在谨候圣旨裁决。？●卷一一三·奏议卷十七 ◎枢府进札子四首 《论均税札子（嘉祐五年）》臣在担任谏官时，曾经首先进言均税的事情，请求派郭谘、孙琳办理，承蒙朝廷依照臣的意见，先从蔡州一个县开始，采用方田法均平税额。事情刚开始施行，议论的人多说不便利，不久就停止了。近来臣伏见朝廷特别设置均税一司，派官员分别到河北、陕西均税。起初听说河北流传谣言，百姓惊慌，砍伐桑树枣树，臣还不敢相信。后来看到陕西州郡有人上言说年成歉收、百姓饥荒，请求停止均税，才渐渐怀疑这件事果然难以实行。然而朝廷的意思决定一定要实行，进言的人于是不能把意见送达。近来又看到河北百姓总共千百人聚集到三司申诉。这样看来，道路上的传言和州郡的上言虽然未必值得全信，但像这样有千人在京师聚集的事情无法掩盖，百姓的情绪就可以知道了。均税本来不是为了谋求利益，而是为了便利百姓；像这样做，百姓果然便利了吗？臣私下知道，朝廷本来只打算按照现有税额的轻重来均平，并没有让它另外产生额外的数目。近来听说卫州、通利军搜查出百姓冒佃的田土，不在现有管催税额中把较重的部分均减后分摊给冒佃户，却另外产生并设立税额摊派给他们。这不是朝廷本来的意思，也是百姓喧哗申诉的原因。又听说澶州各县在现今实际税额和管催数目之外，把账头上历来登记、名义上有而实际上没有缴纳的数目，以及开阁将要施行的两项多年旧税，都牵连到祥符、景德以前，甚至五代长兴年间登记管理的虚数，一并摊派给现在的百姓。又听说按照土地肥瘠定为四等，其中下等田里有白碱带咸的土地、咸卤沙薄但还能耕种的土地、死沙而不能耕种的土地，也全都一律摊入税额，说这些地方虽然不能耕种，还可以煎盐。况且河北百姓自祖宗以来承蒙恩恤，允许卖盐而不禁，只让他们按照盐的斤两缴税。如今煎盐的人已经缴了盐税，又让他再缴田税，难道这是祖宗惠及河北百姓的本意吗？又听说河南不能耕种、属于禁盐地区的土地，也均摊税额，却不知道让百姓拿什么来缴纳。澶州、卫州离京师近，偶然还能听到的情况就有这些；其余远方地区，如果说所均的税都便利百姓，怎么可能呢？由此可见朝廷办事极其困难。小人迎合上意、承受诏旨，只说利益而不说祸害；庸俗的官吏贪图功劳、希求赏赐，看见小利便忘记大害，为国家向百姓积聚怨恨。朝廷不知道也就罢了，如果已经知道，难道能不设法挽救这个过失吗？希望圣上仁慈，特别下达指示，命令均税所只按照朝廷原来的议定办理，把实际征收、现有税额的轻重加以均平；其余后来新立的税额以及多年前的虚数，都予以放免；对于尚未均税的地区，也一并停止均税。况且均税这件事本来就是臣首先提出的建议，听说如今事情有不便利之处，臣实在不敢闭口不说。现在谨候圣旨裁决。《乞差检讨官校国史札子（嘉祐六年）》臣从前担任学士时，兼任史馆修撰，私下看到本馆的国史自从进呈本送入宫中以后，官员的职守空缺，因而具奏请求降付史馆收藏，以备检讨。不久奉准朝旨，从龙图阁抄写副本送交本馆，命修撰官亲自对读修改。那部国史很快已经抄写完成。只是因为本馆原有修撰官三人，后来孙▯和臣相继另受差遣，如今只剩胡宿一人，尚未对读的卷数还很多。臣私下担心抄写下来已经多日，却缺少官员校对，长期不能完成，逐渐会因循拖延。请求增派三两名检讨官共同对读，早日完成。何况检讨官检阅本朝旧事也是本职，还请求不要让他们泄露内容。现在谨候圣旨裁决。《论牧马草地札子（嘉祐六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