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五·奏议卷九◎谏院进札子七首

译臣听说杨畋近日与蛮贼交战，斩得七八十颗首级。又听说他进入蛮贼巢穴，夺取他们的粮食，挫伤贼人的锋芒，增长我军士气。杨畋的勇气和谋略，当然值得嘉奖；然而朝廷谋划事情，应当考虑长远。臣私下担心上下都急于平定贼乱，听到这点小胜，便流露出虚浮的喜悦，不能保持镇静，反而在外表上显得轻率。这里有两件事尤其应当深思：一是不等成功便施行厚重的赏赐；二是认为蛮贼可以杀尽，更不肯招降。如果果真如此，就是谋划上的重大失误，也会给事情造成深重祸害。如今湖南捕贼，杀一人取首级赏钱十千，官军贪图赏钱，见到平民也一概杀死。平民惊恐，全都起来做盗贼。除邓和尚、李花脚等几十个头领外，其余大小结伙成群的，多得数不清。现在杨畋所攻打的只是一处山洞，聚集的已经有二千多人；在二千多人中杀死七八十人，只是二十分之一，其余人暂时四散，如鸟群飞散，必定还会重新聚集。臣看自古以来蛮夷成为祸害的，从没有听说过能够全部杀尽，必须采用招降办法。昨天因为邵饰等人对黄捉鬼失信，所以恐怕今后更难招诱。如今如果趁杨畋取得小胜，向他们显示恩威，正是上天赐予招降他们的机会，不可错过。如果命令杨畋自行筹划，招降那些大头领，趁着这次小胜传播捷报；其余各处聚集的人，分别前去招诱，借助这种声势，一定可以全部降服，十天之内，湖南就可以安定。如果错过这个时机，逐渐进入夏季炎热时节，以我方患病的士兵，对付那些习惯当地水土的贼人，稍有失败，他们的势力就会重新强盛；不仅会成为湖南的祸害，还必然会由此给朝廷留下忧患。如今事情尚未办完就施行厚赏，那么各处巡检、捕贼官等看见杨畋得到赏赐，就会争着杀害平民；杨畋等人又自以为凭借战斗取得功劳，坚决主张不招降，朝廷也依仗杨畋的小胜，再没有招抚辑安的想法，上下都失去谋划，必定酿成大祸。杨畋等人，伏请暂且降下敕书加以奖谕，授予他们处理此事的方针，等到蛮贼招安后，再施行厚赏。如今湖南贼人的数目虽然很多，但首恶和真正的贼人很少，其余都是无辜遭到杀戮、被逼迫胁从而成为盗贼的人，按照人情，哪里忍心把他们全部杀死？只有能够使更多人保全性命的人，功劳才更大。还请求明确说明这个意思，告谕杨畋。赏赐的典礼，请稍微延后实行，这才合乎事情的实际。请裁决。《再论湖南蛮贼宜早招降札子（庆历四年）》臣听说湖南蛮贼近来逐渐猖獗，杀害官吏，锋芒不可抵挡。新近派去的杨畋热衷于进攻讨伐，与郭辅的意见不同，不肯招降。王丝出发时，朝廷也没有另作安排。臣担心王丝到那里后，会与杨畋共同谋划。蛮贼只可以招抚携纳，最终很难用武力剪除，而杨畋等人急于表现功效，恐怕会错失时机。如今深入山中进攻，那么山林险恶，巢穴深远，所有议论此事的人都知道不可行。如果在外围用兵防守，等他们出来再攻击，却又看不出这样做有什么好处。蛮贼所依凭的山地，在衡州、永州、道州、桂阳监之间，四面都可以出来侵寇。官军守在东面，他们就从西面出来；官军守在南面，他们就从北面出来；四面都防守，用兵就太多；分兵拦截他们，兵力少又容易失败。这样看来，进退都没有便于攻击的办法。如今盘氏正蛮已经被邓和尚、黄捉鬼兄弟诱导，其余山民、莫徭一类的人，也都自行起事成为盗贼。臣私下听说常宁一县几乎没有平民，大小盗贼有一二百伙。推究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据说莫徭的习俗，在衣服和语言上都与正蛮相同。黄、邓刚起事时，捕盗官吏急于讨伐进攻，遇到蛮人便杀，屡次杀害平民，于是使莫徭惊恐成了这个样子。由此看来，他们本来没有做盗贼的心意，当然有可以招降的道理。然而想让各处盗贼肯于投降，必须先得到黄、邓二人。昨天邵饰等人最初招降黄捉鬼时，失于恩信，使他惊逃；后来将他捕获，又割断他的脚筋，因而导致他死亡。如今邓和尚等人如果把前事当作警戒，料想一定不会轻易投降。即使说暂且招降，恐怕也难以成功，必须拿出可信的事情给他们看，用感人的恩惠推导他们归服。如果黄、邓先投降，其余各处便可以指挥安定。如今深入进攻既不可行，等他们出来再攻击也不可行，又不能一边杀戮一边招降。依臣思考，不如停止用兵，曲法赦免，表示信用，施加恩惠，或许能够招降他们，使他们听从命令。臣又广泛询问从南方来的人，他们说我们如果施以信义，他们并不难以招降。邓和尚等人，最大的希望不过是授予一班行的名位，其次不过是殿侍罢了。正蛮中的叛乱者，得到一个团主的名号也就足够了。莫徭一类的人，只要让他们安心耕织，每年输纳皮张和粮食，能够成为平民，就是他们最大的幸运，不只是可以满足心愿而已。如今如果不停地攻打他们，他们造成的祸害就会更加严重。何况逐渐接近夏季暑热，南方瘴湿，士卒不习惯当地水土，还必须考虑死亡和伤残。还恐怕逼迫得太急，潭、郴、全、邵各寨已经归向朝廷的蛮人，也都会被诱骗胁迫而起事，那么湖南全路就会成为国家的忧患。臣想请求迅速命令两府大臣深入研究招降与杀戮的利害，共同思考长远的策略，决定朝廷的谋划。如果拖延错过时机，使他们日益猖獗，不幸官吏频频遭到杀害，那么朝廷的体面就难以屈法招降他们。他们因为所犯罪行已经很多，一定担心朝廷不能信任自己；这样军队长期不能解散，祸害将没有尽头。伏望圣明，在事情尚早时就作出决断。请裁决。《论水洛城事宜乞保全刘沪等札子（庆历四年）》

译臣近来听说狄青和刘沪因水洛城的事情发生争执，朝廷把刘沪等人戴上枷锁押送来奏报。臣私下认为，边将不和，是用兵的大患。况且狄青、刘沪都是值得爱惜的人，此事必须设法两全，利害最难处置。臣听说水洛城自曹玮以来，人们都明知它有利，只是苦于难以取得，所以一直没有来得及经营。如今刘沪能够取得它，那么对刘沪个人来说功劳不小，对秦州来说利益极多。昨天韩琦等人从西边回来，听说有人上奏议论此事，他们并不是认为水洛城不便，只是担心难以取得、难以建成。如今刘沪能够取得，又有建成它的意愿，正应当专门委托这件事，责成他一定完成。可是狄青的看法不同，于是造成了嫌隙。其中的利害，臣请求详细说明。国家近年边军屡屡失败，常常忧虑大将没有权威。如今如果再挫伤狄青，释放刘沪，那么不仅不能满足狄青的意愿，而且沿边各将都会因此威势受挫，这是不便之一。臣听说刘沪经营水洛城之初，奋力承担任务，取得了不少功效，先凭力战取胜，然后诱导各族归服，这正是党留诸族畏惧刘沪的威势和信义。如今忽然看见刘沪先获罪，戴着枷锁入狱，那么新近投降的生户难道不会惊疑吗？如果使他们突然重新叛乱，那么今后的边臣还凭什么用威势和信义招诱各族呢？谁还肯听从？不仅水洛城再没有建成的期限，沿边生户也永远没有可以招抚的道理，这是不便之二。自从用兵以来，各将为国家建立功业的很少。水洛城不仅自曹玮以来一直未能取得，听说韩琦近来在秦州时，也曾想经营却没有时间。如今刘沪奋力夺取，功业即将完成，却在中途获罪，终于一事无成，那么今后的边将谁还肯为国家建立功业？这是不便之三。臣又听说水洛的戍守虽然能够救援秦州，却必须借助渭州的应援。如今刘沪既然与狄青意见不同，即使水洛城筑成，日后万一遇到紧急情况，狄青因刘沪与自己意见不合而恼怒，又想满足自己的偏见，稍不予以支援，水洛城就必然重新失守，这是不便之四。因为这个缘故，竟要把狄青调到别路去，就成了因一个小将而调动一个部署，这是不便之五。这就是臣所说的利害很多、最难处置的事情。臣认为现在应当派一名中使，命令鱼周询等人迅速和解，务必做到两全。首先应秘密告谕狄青说：‘刘沪修筑水洛城，本来有所禀报，并不是擅自行动。役使众人筑城，与行军作战时不同；刘沪看见有利便坚持己见，意在成功，不可以因为违背节制就加罪。应当释放刘沪，朝廷不想直接释放，是担心挫伤您的威势，您可以亲自释放他，使他感激您的恩惠。以后如果出兵临阵，有违背进退命令的地方，任凭您自行按照军法处置。’然后秘密告谕刘沪说：‘你违背大将的指挥，本来就应当获罪。朝廷因为你在水洛建立了功效，希望你成功，所以告谕狄青赦免你，并责成你完成此事，以此自行赎罪。’等水洛城建成后，再告诫狄青说：‘不可以因为以前曾经有过不同意见，便坚持不修，只希望它失败来证明自己的偏见。今后水洛遇到缓急，更须竭力支援；万一稍有疏失，就是你挟带私情故意陷害它，必定要受到重责。’这样，水洛城的利益可以实现，蕃户对朝廷的恩信不会丧失，边将建立功业的心也不会懈怠，大将的威势也不会受挫。如果不这样做，就看不出还有什么可行的办法。因为给刘沪定罪不可，废弃水洛城不可，挫伤狄青也不可。此事关系到利害，伏望圣上深思。请裁决。《再论水洛城事乞保全刘沪札子（庆历四年）》臣恭敬地看到，朝廷近来因为修筑水洛城的事情，虽然已经派鱼周询等人到那里考察筹划，臣听说周询近来有奏章送来，说水洛蕃族看见狄青给刘沪等人加上枷锁，因而惊扰，周询反而请求把刘沪等人带到那里去；由此完全可以证明，刘沪能够凭借恩信使那一方归服。朝廷一定知道水洛有利而不愿废弃，也知道非刘沪不能守住。然而刘沪与狄青、尹洙已经形成意见分歧，很难让他们共同完成这件事。臣认为如果实在不得已，宁可调动尹洙，不可调动刘沪。臣还担心议论者一定会说，不能因为一个小将而调动大将。如今如果只调动尹洙而不动狄青，就不是特意为了小将而调动大将了。如果调动他的路分，再升迁他的差遣，或者召回授予其他官职，只要不与前后因事调换的人相类似，就不是因为刘沪而调动他。这样，对尹洙没有损害，刘沪可以保全功劳，对边防也有利，三方面都能获得好处。如果曲意袒护尹洙、狄青，却把立功的将校轻率地挫抑，那么危害有三点：一般来说，文武官员常常按类别区分，武官常常怀疑朝廷偏爱文臣。假如两个人发生争执，实际是武人理屈，武人却仍不肯服气，只会说执政大臣都是文臣，彼此结党保护，轻视打击武士。何况如今刘沪与尹洙争执，而刘沪确实有功效，理并不屈。若曲意给刘沪定罪，那么沿边武臣都会鼓动怨怒，这是危害之一。自从西部战事以来，朝廷提拔任用的边将极多，能够建立功效的却极少，只有范仲淹修筑大顺城，种世衡修筑青涧城，刘沪修筑水洛城而已。臣又听说这三件事中，只有刘沪尤其艰苦，他的功劳并不在范仲淹、种世衡二人之下。如今如果无理地加以轻视挫抑，那么今后的武臣就不肯为朝廷办事，这是危害之二。刘沪如果不在水洛，蕃族恐怕认为别人不能安抚他们，另行制造事端；这样今后的边防就永远不能招抚辑安蕃部，这是危害之三。如今三项利益和三项危害，道理十分明白；只要大臣出于公心，不要对尹洙曲意偏袒，就不会给边防造成祸患。这关系到国家极大的利害，伏望圣意决断施行。请裁决。《论陈留桥事乞黜御史王砺札子（庆历四年）》

译臣恭敬地看到，朝廷近来因为王尧臣、吴育等人争论陈留桥的事情，彼此陈说是非，陛下想尽量做到公正，特意派台官裁定。可是王砺这个小人不能上副圣意，挟持公义而徇私情，妄自把小事夸大，说王尧臣与豪民有私下情弊，诬告慎钺命令凶恶的官吏暗中杀人，又妄称真宗皇帝在位时迁移桥梁不便，导致百姓至今咬牙切齿等事。等到查出事情真相，王尧臣原来根本没有接受豪民请托，慎钺也没有命令小吏暗中杀人；又根据先朝日历，真宗皇帝亲自谕告王旦，因为陈留桥损害舟船，特意命令修缮更换。查验证明王砺所说的全是虚妄，用来迷惑圣听。幸亏陛下圣明，慎重听取裁断，没有轻易相信他的话，另命吕觉根究查办。如今已经查明事实，才知道王砺不公。台宪官的职务，本来是要纠正纲纪，王砺却只图挟持私情，欺骗蒙蔽皇帝的耳目，应当予以贬黜责罚。他的罪过有四条：第一，诽谤亵渎先朝的圣政。谨按日历记载，真宗皇帝亲自谕告王旦迁移桥梁一事，是先帝知道民间的利弊，迁移这座桥以求便利。所以史官将此事记载下来，用来彰明圣政，作为后世的法则。如今王砺却说，真宗朝的权臣接受豪民贿赂，迁移这座桥使它不便，百姓至今咬牙切齿。如果按照王砺所说，那就是真宗误信权臣而迁移桥梁，导致百姓怨恨，这是当时的缺失政事。如今国史记载迁桥有利，彰明先帝的圣政；王砺却说迁桥不便，这就是说先朝有缺失的政事。臣不知道国朝旧史是否可信，还是王砺的话可以凭信？他虚妄诽谤、亵渎先朝的罪过，已经足以诛罚，这是第一条。第二，诬陷无辜，使今后劳能之臣不再受到鼓励。臣看从前三司使不能筹划钱粮，甚至强行向豪民借钱二十万贯，购买天下官私货物，连税收瓜果蔬菜一类的小事也细碎刻剥。自从王尧臣任三司使，没有听说他向外额外搜刮，而直到现在财用也没有极度匮乏。又听说南郊大礼逐渐临近，各项事情也稍有准备。在这样困窘缺乏财用的时候，能够做到不向百姓增加赋税，而国家用度大体充足，也可以说是勤劳能干的臣子。正应当责成他办理事务，如今却因为迁移一座桥的小事，王砺诬说他与豪民有私情，导致兴起大狱；等到查究后，完全没有私弊。这是王砺不顾朝廷的体统，在财用匮乏之际，反而因小事妄加伤害能干办事的臣子，他的第二条罪过。第三，诬奏平民是杀人贼。凡是台官议论政事，允许根据传闻上奏，指的是耳目无法达到、亲眼不能见到的事情，才允许据传闻上奏。如今王砺亲眼看见慎钺派去的小吏，既没有武勇，也没有兵器，却说他们怀有杀人的意图。等到查究后，完全没有任何迹象和实情，这是他的第三条罪过。第四，挟持私情以迎合旨意。起初，朝廷本来是因为省、府之间互相争执，才另选与此事没有牵连的官员来裁定。王砺既然是吴育举荐的人，就应当自行陈明，请求另派官员，怎么可以诽谤亵渎先朝、迎合举主呢？况且王砺说慎钺是王尧臣所举荐的，受恩一定很深；如今王砺是吴育举荐的，难道不会怀有感恩之心吗？吴育与王尧臣本来没有怨恨，只是分别议论本司的公事，所见有同有异，这是平常的事情。但王砺是小人，妄想迎合，故意夸大，欺骗蒙蔽，这是他的第四条罪过。况且，如果不重重责罚王砺诽谤亵渎先朝圣政的罪过，就无法彰明陛下以孝治理天下的圣明；如果不重重责罚他中伤王尧臣，就会使劳能之臣不能安心施展才能；如果不重重责罚他诬告慎钺派吏杀人以及挟私迎合举主的罪过，就会使今后小人任意妄作，诉讼案件必然增多。此事关系到朝廷的体统，臣身为谏诤之官，不可不说。对于王砺，伏请重重贬黜。请裁决。《论王砺中伤善人乞行黜责札子（庆历四年）》臣近来曾上札子，也曾当面奏陈：台官王砺特意被派任此事，却胆敢徇私，妄称王尧臣因迁移桥梁另有私弊等事，欺骗蒙蔽朝廷。幸赖陛下圣明，再次命令推究查办，查明王尧臣并没有私曲，已经蒙受圣恩释放。自从王砺妄加弹劾，罗织无罪之人，想借助国家威势来报私怨，朝廷官员人人自危。等听说王尧臣没有陷入冤屈刑罚，又蒙陛下恩典释放，朝廷内外的士大夫才稍稍重新安心。然而小人在朝，并不是国家的利益所在。如果王砺的善恶还没有辨明，尚且可以包容；如今既然通过事情检验过他，已经看见他奸险的行迹，难道还可以让他滥居台宪之职，中伤善人吗？伏望圣上仁慈，早日施行贬黜责罚，以此警戒在位的奸邪之人，同时也使今后被选用的人，不敢再辜负委任，另外制造过失。如果王砺不被贬黜，臣私下担心今后被派任的人动辄犯错，那么陛下就无法任用人了。这件事关系重大。请裁决。[原文仅有“？”，无法确定其含义。]●卷一 ○六·奏议卷十 ◎谏院进札状七首 《论任人之体不可疑札子（庆历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