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六十四·居士外集卷十四◎记二十首

译什邡是汉代的某县，有若干户人家，可以征发徭役的有若干家，担任里胥、供给官府差事的又有若干家，其中豪强又有若干家。县大而富饶，官吏和百姓尤其蛮横凶恶、狡猾奸诈，善于用财物买通法律，成为祸害。中原人凡是到蜀地做官的，都是远来的客人、孤独寄居者，一心想回去，能够勉强任满一年、没有过失而离开，便觉得幸运。做官时间不长，又不能深入了解当地风俗，常常来不及清理整治，便又调任离去。而县中的大吏，都在当地任职多年，对事务根深蒂固、势力盘根错节。做他们的长官，如果不是特别明察锐利，就很难在短期内攻破。因此一县政事，常被吏员把持，上下操纵；但他们尤其不喜欢秀才儒生，因为儒生能够接触官府、知道他们的长短，便把诬陷儒生视为自己的祸患。每当有穿儒服拿名帖到县门的人，吏员就坐在门下，嘲笑喧骂、傲慢侮辱，使他羞惭离去。严重时，暗中利用乡里的无赖来使他受苦，用法律罗织罪名，一定要把他破坏掉才罢休。百姓一向富裕，安于乡里，不急于求取俸禄，又苦于官吏的作为，所以从来没有以儒业和儒服出游的人。那些好学者，不过专心研究一经，擅长歌诗，悠闲自养，做个乡里的长者而已。近些年，蜀地士人以进士身份参加有司考试的逐渐增多，唯独什邡极少。陈君是什邡的乡里长者，有个贤能的儿子叫岩夫。岩夫小时候喜欢读书，想考进士，努力学习，很有志向。然而他也从来不敢穿儒服戴儒冠去拜见县门，出入乡里都穿着普通衣服，乡人没有人知道他在做什么。后来州府下达天子诏书，征求乡里举荐的秀才，岩夫才换上儒服，到县门应诏。吏员正相互惊讶，却也无法阻止。州试之后，将他送往礼部。临行时，陈君告诫并约定说：“唉！我只知道进士会损害他们自己的利益，却不知道它也可以成为荣耀。你这次出行，如果有幸被有司选中，我将有所表示来彰显你的志向，使我们乡里荣耀，以此劝勉乡人。”于是召来工匠，准备材料，好像将要修建亭子。第二年，岩夫考中丙科回来。陈君建成这座亭子，和乡人在亭下宴饮。县中吏员后悔而感叹说：“陈家有贤良的儿子，我们乡里有才华横溢的进士，难道不是荣耀吗！” 岩夫起初任伊阙县主簿，当时我任西京留守推官，他曾把这些事告诉我，希望我为他记载。岩夫作为县吏有才干而且有内在德行，不向上官求取名声；上官每年荐举、任用下级官吏中有才能的人，并没有人数限制，但最终也没有轮到他。唉！岩夫成为乡里的进士，乡人起初并不知道，最终却能够使乡里荣耀。他作为下级官吏，有可以升迁的势头，却不肯出卖一点所长来求取上官赏识，由此可以知道他守道自修。陈君有这样的儿子，也是一位贤能的长者。我既然和岩夫交好，遗憾不能登上这座亭子，到亭下拜访陈君，并且借此认识那个地方的长者。又赞赏岩夫果然能够使乡里荣耀，于是用“荣乡”为亭子命名，并作此记。某年某月，欧阳修记。【游大字院记〈天圣九年〉】六月庚日，金气潜藏，火气显现，常常暑气形成的彩虹在白昼明亮，惊雷仿佛劈裂屋柱，浓云蒸腾而下雨，斜风酷热；没有清幽胜景，便不能消除烦闷炎热，所以我和诸位君子游览普明寺后园。春笋脱去笋壳，夏日积水涨满水渠，引水流穿过树林，设席面对流水；红薇刚刚开放，花影映照在水面，折花拨弄流水，含杯饮酒，封棋对弈。没有清雅的吟咏歌唱，不足以舒展欢乐之情，所以我和诸位君子作避暑诗咏。太素最不能饮酒，却独自最先写成诗，在座的人欣然接续作诗。太阳西斜，酒兴正浓，来不及把诗遍写下来，只在墙上留下姓名便离去。后来谈起并说到此事，拂去尘土看墙壁，原来是某人的题字。于是共同搜集旧日诗句，揭示刊刻在木版上，以记载一时的美好，也作为日后相会时寻访的凭证。【伐树记〈天圣九年〉】官署东园长期荒芜，没有治理。我到任后，才开始开辟它；给贫瘠的土地施肥，给干枯的地方灌溉，开成十几畦菜圃，又栽种花木、果树、梧桐、竹子共一百余株。春日阳气已经升起，萌芽的植物将要萌动。园丁启奏说：“园中有一棵樗树，根系粗壮而叶子很大。根壮就会堵塞地脉，耗损阳气，使新栽的树木不能滋长；叶大就会形成浓荫遮蔽，使新栽的树木不能舒展茂盛。而且它的木材拳曲臃肿，疏松轻脆而不坚实，没有培育价值，应当砍掉。”于是把它全部砍作柴薪。第二天，菜圃的管理人又说：“菜圃南边有一棵杏树，它的根荫大约有六七尺，树下土地最肥沃，但因为杏树遮蔽，特别不能种菜，这也应当砍作柴薪。”我说：“唉！如今杏树正逢春天并且开花，将来还要结果，难道不能只减少几畦地，把它作为杏树的土地吗？”于是没有砍它。后来我醒悟并叹息说：“唉！庄周的说法是：樗树、栎树因为没有用处而终享天年，桂树、漆树因为有用而遭受伤害、夭折。如今樗树确实没有用处，却一旦被全部砍掉抛弃；杏树的材质最坚密美好而且有用，反而被保留下来。难道才与不才各自遭遇是否合时的不同吗？” 有一天，客人遇到我，仆人正拖着柴薪经过堂下，我便指着柴薪，把自己的疑惑告诉客人。客人说：“这有什么奇怪的？把无用之物放在无用之处，正是庄周所看重的。用无用之物去妨害有用之物，怎么能够免于砍伐呢！那棵杏树有花有果，凭借有生命的功能保护自己的根，已经是幸运了。至于桂树、漆树不能逃脱斧头，大概是因为对它们有利的东西存在于死亡之中，形势使它们不能保全生命，这与杏树结果不同。如今樗树臃肿无材，却凭借粗大妨害其他树木，它被砍伐，确实应当如此；这又不同于有才者死亡、无才者生存的说法。万物的幸运与不幸，只看它处在什么位置罢了。”客人离去后，我认为他说得对，便记下了这件事。【丛翠亭记〈明道元年〉】

译九州都有名山作为镇山，而洛阳处在天下中央，周朝经营过、汉朝建都过，自古常以王者的制度统御四方；它的山川形势应当雄伟深厚、壮丽奇伟，以壮大万国所仰望之地。从都城向南再向东，靠近的山有阙塞、万安、嵩辕、缑氏，连接着嵩山、室山，首尾盘曲绵延超过百里。从城中登高眺望，群山曲折连绵，时隐时现，只有嵩山最远而又独自突兀。它岩石峭拔、山峰秀丽，高高耸立在群峰之上，无法被遮蔽。大概因为它的名字列在祭祀典籍中，和四岳一起作为天子巡狩时望祭的对象，祭祀等级十分尊贵，所以它高大奇特本来就是当然的。城中可以望见的地方，像巡检署在洛阳城北的居所尤其高。巡检使、内殿崇班李君刚进入该署，就观察西南角，增高修筑，在上面建亭，敞开南北两面用来远望。只见群山相连、山峰相接、山洞相间，连续不断地延伸；低的相互依附，高的彼此摩擦，有的亭亭然升起，有的骤然停止；有的迎面而来，有的背向离去；倾斜的山崖、奇怪的深谷，有的像奔跑，有的像蹲伏，有的像争斗，有的像倚靠，世间所传的嵩阳三十六峰，都可以坐在亭中一一数清。于是取其苍翠丛聚、排列成列的形态，便以“丛翠”命名这座亭子。亭子建成后，李君和宾客带着酒食登亭举行落成礼，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居处高明而远眺四方吧！后来他想记载最初建造的年月，于是请求我作文并刻在石上。【非非堂记〈明道元年〉】秤一旦活动，衡量物体的轻重就会产生差错；静止时，即使一丝一毫也不会失准。水面一旦动荡，就不能照见物体；静止时，即使毫毛头发也能辨清。对于人来说，耳朵主管听觉，眼睛主管视觉；心神躁动，就会扰乱听觉和视觉；心神宁静，听到和看到的一切就一定能审察清楚。处身于世，如果不被外物迷惑摇动，那么内心就会安静；内心安静，智慧和见识就会明达，对的是对的，错的是错的，无论施行什么都不会失当。把对的说成对的，接近于谄媚；把错的说成错的，接近于讥刺。若不幸有所过失，宁可讥刺，也不要谄媚。把对的认作对的，是君子的常态；至于“是之何加一以观之”【疑有脱文或衍误】，不如把错的说成错的更为正直。我居住在洛阳的第二年，已经翻修了厅堂，并在墙壁末端写了一篇文章作为记述。又在厅堂西侧建了一间堂屋，门朝北，种植丛竹，在南面开门，以纳入日月的光辉。堂中设置一张几案、一张床榻，架上摆放数百卷书，早晚都居住在其中。因为这里幽静，我便闭目澄心，阅览当今、鉴照古代，思考推究，无所不至。因此把这座堂命名为“非非堂”。《明因大师塔记》（明道二年） 明因大师道诠，姓卫，是并州文水县百姓家的儿子。出生于太平兴国辛巳年，死于明道癸酉年正月，享年五十三岁。他起初做童子，辞别家人，进入洛阳妙觉禅院，依从真行大师惠▯，学习佛法。咸平五年，才去掉姓氏，剃发登记为僧。此后二十四年，获赐紫衣，于是主持僧众。又过四年，获赐“明因”之号，并兼领右街教门事务。他总共做了三十一年和尚。他去世的第二年，弟子们把他的遗骨葬在城南龙门山下。当初道诠还没有去世时，我经过他的住所，问他年纪多大，他说：“五十二岁了。”我问他是什么地方人，他说：“本来是太原的农家子弟。”于是我同他谈道：“《诗经·唐风》说，晋国本来就是唐尧遗俗之地，那里的百姓受到尧的德化；而且《诗经》多用俭朴来讽刺当时的奢侈。然而晋人勤于谋生而俭省吝啬，质朴厚重而纯正坚固，最能保存古代遗风。现在还能谈谈你们那里的风俗吗？当地民俗怎么样？确实像《诗经》所说的那样吗？《诗经》距离今天已经一千多年了，那里还像《诗经》所写的时代吗？还是也随着时代推移而改变了呢？”他回答说：“种麻来做衣服，烧陶瓦来煮食，筑土来造房，甘的、辛的、苦的、淡薄的滋味都能接受。一年到头耕作，每天积蓄，有余粮就挖窖收藏，通常上千百年也不轻易打开。这种勤劳和节俭确实有古代遗风，直到今天也没有改变。”他又说：“我小时候听长者说，晋地从春秋时代起就是强盛之国。到了唐朝建立时，并州因而兴盛，世代成为北京。朱氏拥有中原以后，后唐依靠并州成为强国，最终也以此称王；后来晋祖又以此称王，汉也以此称王。由于时势的缘故，接连从这里出了三位天子。刘崇父子又自行建立国家。因此百姓熟悉战斗，供应军粮，拼死作战，辛劳困苦了几百年而不得休息。后来圣人出现，四方依次平定；有一天兵临城门，便把继元捉来带走。” 并州百姓这才受到政令教化，放弃兵事而专心务农，使劳苦得到休息，成为太平时代的幸运之人。并州平定后的第二年，我才出生；小时候又依从佛门，出生时没有见过战乱，长大后也没有拿过农具，不穿麻衣，不吃陶器煮的食物，不住土屋，不劳作耕种便能安逸休息，这又是并州人的另一种幸运。如今我老了，而且有病，即使死去也没有遗憾。” 我喜爱他说话质朴而详细。后来有一天，我再次经过他的住所，却没有见到他。一打听，才知道他已经死了，我为此感到悲痛。等到他下葬时，他的弟子有人请求我记述他的生平始末，于是我把他平日对我说过的话一并写下来，只是用来记明年月罢了。《李秀才东园亭记》（明道二年） 我的朋友李公佐有一座亭子，位于他住宅的东园。今年春天，他写信送到洛阳，命我为它作记。李氏世代居住在随地。随国，是春秋时期汉水以东的大国。鲁桓公以后，楚国开始强盛，随国靠近楚国，常常同它争斗，两国互有胜负。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它的山川土地既没有高峻深厚、壮阔坚实的形势，疆域之广又只同郧、蓼相接，才一二百里，并不具备古代强大诸侯国的规模，为什么却被称为大国呢？春秋时期，它从未同中原诸国举行盟会、朝聘。僖公二十年，才在经书中出现，是因讨伐之事而被记载。哀公元年，才开始同列国诸侯订约，一次会盟便结束了。此后才很少再见于记载。它偏居荆夷之间，大概只是处在蒲骚、郧、蓼等小国之中，特别大一些罢了。所以到今天，虽然名义上是藩镇，实际上只是下州；山泽所产没有优良木材，土地所贡没有上等物品。朝廷中显达的官员和大人物，从闽地边远地区、岭外边徼出来而显贵的，往往都是这样的人；而随地靠近天子千里之内，差不多一百年间竟没有出一个士人，难道它从古以来就如此低下、贫瘠、浅薄、鄙陋吗？

译我年轻时因为到江南谋食而居住在那里，能够说出它的风土情况。那里的土地既贫瘠干枯，百姓维持生计也不宽裕，即使丰年，大户人家和积蓄丰厚的人家，也从来没有树林池沼可以游赏，把它作为一年四时闲暇时的娱乐。只有城南李氏是当地著名的大姓，家中藏书很多，用学问教育子孙。我还是童子时，曾同李氏的孩子们在他家玩耍，见李氏正在整治东园，佳木美草，全都亲手栽植；他环视并培土护树，每天都勤勤恳恳地往来园中。李氏去世后，公佐继承家业，又在园中建造亭子，更加修整先人所做的事业。我也已经壮年，不再到他家去。后来我离开此地，客居汉沔，游历京师。过了很久才回来，再次走过城南，公佐领我登上亭子，遍寻童年时所见的景物：当年树木刚萌发的枝条如今已经粗到合抱，原来合抱的树木如今又更粗大了；当年刚发芽的草已经长成丛，当初才露头的草木如今已经结实【“ぼ”字疑为OCR误字】。我问起当年一起游玩的孩子，才知道他已经有了孩子，正如我童年时的年纪。我们一起倒数过去的时间，至今已经过了七个闰年；然而恍惚间却像前一天的事一样，于是叹息徘徊，不能离去。唉！我正在仕宦途中奔走，不知道再次来到城南登这座亭子，还要过几个闰年；即使有幸再次到来，东园中的景物又会改变多少呢？想来亭子的梁木大概会被虫蛀，瓦砖会被雨水冲刷，石头也会剥蚀了吧！随地虽然鄙陋，又不是我的故乡，但它是我成长的地方，我难道能对随地没有感情吗！公佐好学而有品行，乡里人都推重他；他同我友好相交。明道二年十月十二日记。《樊侯庙灾记》郑地的盗贼中，有人进入樊侯庙，剖开神像的腹部。不久又刮起大风，下了冰雹，郑地附近田里的麦苗全都死了。人们都惊骇地说：“这是樊侯发怒造成的。” 我认为，樊侯本来凭借屠狗的本领建立军功，辅佐沛公直到他成为皇帝，位列列侯，食邑在舞阳，剖符传封，和汉朝长久相存，这就是《礼记》所说的“对百姓有功德就应当祭祀”的人吧！舞阳距离郑地并不远，汉、楚两军又曾经在荥阳、京、索一带苦战，那也是樊侯平生提戈斩敌建立功勋的地方，所以为他建庙祭祀，是合宜的。当樊侯任沛公的车右，在鸿门事势危急时，他怒目一瞪，回头一看，就使项羽失去气势；他的勇力足以超过常人，所以后世谈到雄强威武时都称樊将军。他理应聪明正直，还留有灵验。然而当盗贼拿刀刺入他的腹中时，他偏偏不能保护自己的心腹肾肠吗？反而把愤怒施加给无罪的百姓，以放纵自己的暴戾，这是什么道理呢？难道他活着时能够抵挡万人，死后却不能庇护自身吗！难道他的神灵不能显威驱逐盗贼，反而能对平民显灵，使他们惊恐吗！风雷雨雹，是上天用来震动显耀威势、惩罚有罪者的手段，难道樊侯又能滥用它们吗？听说阴阳二气发怒，就相迫而成为风雷；其中不和谐到极点的，凝结起来就成为冰雹。如今这一年已经长期干旱，潜伏的阴气不能兴起，强盛的阳气刚烈干燥，我怀疑是阴阳不和而凝结成灾，难道只是恰好同百姓自取的灾祸相遇吗？不然的话，樊侯发出低沉怒吼和呵斥，使风飞驰、雷霆轰击，那岂不是樊侯的威灵过于暴烈了吗！《东斋记》（明道二年） 官署东面有一座用来休息的阁，有人称它为“斋”，说是闲居在这里，平心静气以涵养思虑，如同在这里斋戒，所以叫作斋。河南主簿张应之居住在县署，也整理出一间小斋。河南虽是赤县，但征收赋税的民户才七八千户，每亩田地的收入通常不到一锺。人口少，土地又不肥沃，所以争讼很少。幸而年成没有大灾，也没有拖欠租税。主簿所负责的事务很少，因此从来不用忧虑吏务考责，能够从容游乐。应之又素来身体瘦弱多病，正适合借闲居来平静心情。应之虽然有病，却努力自学，常说：“我的病，是气停滞而不能运行，血液滞塞而逆流，所以患咳血病。然而每当身体不舒适时，我有时就取出六经、百家以及古人撰述的文章来诵读，喜爱其中深刻博大、通达宏阔、雄健丰厚而壮丽的言论，便一定会茫然沉入思考，畅快而心平气和，释然到不知道疾病还在身体中。于是我多取古书文字收藏在斋中，稍有休息，就拿来阅读。” 世上高明的医生，必定大量储藏金石和百草之类的药物，用它们攻治疾病，等病人眩晕之后病才痊愈。应之却能独自安居在这间斋里，涵养思虑，又用圣人的道理使内心和平，从而忘掉自己的疾病，真是古代所说的乐于行善的人吧。旁边有一口小池，四周环绕着竹子树木，应之常常带客人坐在池边，饮酒谈笑，整日不知疲倦。我曾经跟随应之到这里，因此把这篇文章写在墙上。《戕竹记》洛阳竹子最多，樊氏园圃像棋子一样错落分布。竹笋包裹在箨中，竹材和竹笋每年的收益尚且有十多万缗；坐享安逸而等待获利，难道肯成为渭川那样的竹林吗？然而治理水道、利用土地物产，以及删减、砍伐、培育竹木，大都必须谨慎严密。人家必定有小斋和闲馆隐藏在竹木遮蔽之间，宾客想要观赏，往往乘坐肩舆进入，不管什么辟疆之禁，安然自若，毫不觉得奇怪，也不互相责让。因此人们把这种风俗称作“好事”。壬申年秋天，人们和官吏大都拿着镰刀斧头，不分公家、私人，也不问是谁，砍伐竹木、击打竹丛，没有砍尽就不停手。郡守发出命令说：“有谁敢藏下一丝一毫作为私有，不替公家急难出力，就是轻慢王法；使王民受损，就是悖逆。”这样过了好几天，土地变得荒芜，园林光秃，再也看不到有人面带吝惜之色；由此知道百姓急于奉上公用之物。唉！古代砍伐山林、收取木材芦苇，只要是本地的好物，一定要送入王府，按照需要使用；不能供给，就叫作背弃废弛；不合时令地取用，就叫作暴殄天物。如今土地广大，赋税收入堆积，皇上更加崇尚节俭，并没有广建居室、大造园囿的奢侈。县官所需的材料，难道不是多到溢出、朽坏、蛀蚀还不够用吗？可是只要发生非常之事，便无节制地搜刮。想来大概是营造修饰佛像庙宇的需要有差错吧！《尚书》不是说“不做无益之事而损害有益之事”吗？又说“君子节约费用而爱护人民”。天子和有关官署本应早晚谋划思虑，守住官职职责和正道，不可忽视。由此类推并推广开来，那么砍竹一事还只是末节。《养鱼记》折檐前有一块空地，方圆四五丈，正对着非非堂，四周有修长的竹子环绕遮映，一直没有种植什么，于是挖掘它作为池塘。池塘不拘方形，也不拘圆形，任凭地势；不雕琢，不筑堤，保持它的自然形态。放开锄头挖深，用井水汲来灌满。水面浩荡深湛，清澈明亮；微风吹来便起波纹，无风时便平静如镜，仿佛星星、月亮，光彩一直映入水底。我在池边仰卧休息，身形仿佛潜藏在细微光芒中；沿着水波和岸边行走，茫然间产生江潮千里的遐想。这足以舒展忧愁和困窘，使孤独穷困的生活得到欢娱。于是我向渔人求取渔网，买来几十条鱼，让童子养在池中。童子认为斗斛大小的水不能容纳太多鱼，大概只养活其中小的，舍弃大的。我觉得奇怪，便问他，他就这样回答。唉！这个童子恐怕昏昧无知吧！我看见大鱼枯死在池旁，不能得到合宜的处所，而一群小鱼却在浅狭的水中游玩，仿佛自得其乐；我为此感慨，于是写了《养鱼记》。《湘潭县修药师院佛殿记》（景祐三年）

译湘潭县药师院新修佛殿，是县民李迁之所做的。迁之在江湖间经商，每年做一次买卖，收入数千万。迁之思量道：“百姓靠出力来谋生，出力多的所得丰厚，出力少的所得微薄。按照所得的丰厚或微薄，一定要看他出力多少并使之相当，这样各人享用自己的劳动所得才不会惭愧。士人不是我的同类，至于工匠、农民却同我们一样。雕琢、研磨、煎炼，调理筋骨、柔软皮革，这是工匠竭尽力气的劳动；用斧锄平治土地，在田亩中种植，这是农民竭尽力气的劳动；然而他们所得的食物都不过抵偿他们的劳苦。如今我却不是这样，只是侥幸随着物资的兴衰而上下调价，权衡时势的轻重而谋取额外利润。我在江湖上游玩嬉戏，出力极少而安逸，所得却超过他们，我对他们感到惭愧。凡是真诚地同我订约而不欺骗我，使我的斗斛权衡公平而不超过我，在关市出入时不刁难我，我能做什么呢？这些全是居上位、主持政事的人有办法庇护我。拿什么报答他们呢？我听说佛教行善，它的教法说：‘有人能舍弃自己的财物来崇饰庄严佛像，我就暗中帮助他，凡是他所希望的，都能如愿。’于是我说：何不把我所得的财物用于这里施舍，以此报答他们，同时也行善呢？” 于是他得到这座寺院废弃的佛殿，把它翻修一新；又按照佛法，塑造释迦佛和十八罗汉的像，全部完备。总共花费二十万钱，从景祐二年十二月癸酉开始，到三年二月甲寅完成。那年秋天，适逢我赴夷陵，便从真州借用他的船出行。船停在浔阳时，我看见他买了一块石头，磨治后装上船，问他准备拿来做什么；他于是详细说了自己所做的事情，并且说想回去后请人记下开始营造的年月。从他的神色看，好像想得到我的文章却不敢明说。我因此认为，他以经商为生，却知道出力少而所得多是侥幸，也知道是居上位的人庇护自己，于是想着有所报答；而且他所做这件事的用心又转向行善，这些都值得欣喜，于是为他作了这篇记。我问起寺院最初修建的缘由和年月，他都不能说清。九月十六日记。《游▯亭记》（景祐五年） 大禹治理的大水有七处，岷山导引江水，是其中一处。江水从刑州流出，汇合沅水、湘水，又汇合汉水、沔水，最后流入大海。它浩浩荡荡、漫无边际，是蛟龙和水中生物所凭依的地方，承载着波涛和幽暗昏冥中的种种变化怪异，真壮观啊！这是勇者所应观赏的景象。我的兄长晦叔为人慷慨而喜爱义举，勇敢并且有远大志向。他能够阅读前代史书，认识盛衰变化的踪迹；听他说话，心胸开阔明达。他困于地位卑下，终身没有机会施展才能，然而胸中的气概也已经很壮盛了。有气概者的快乐，如果不是登上高峻的山丘，面对奔流万里的江河，就不足以称为舒适。如今我的兄长家在荆州，面对大江；放着那浩浩荡荡、漫无边际的壮阔景象，正是勇者所观赏的地方不去享受，却反而在这里开一块方圆不过数丈的地作池塘，在池上修亭，把这当作快乐，这是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他敲着壶唱歌，解衣饮酒，陶然自得，不认为浩荡的江河才算广大，也不认为方丈之地就是局促，那么他的胸襟难道不是浩大开阔吗！面对富贵而不动心，身处卑微困顿而内心仍然浩然，这才是真正的勇者。那么，水波的涟漪、游鱼的上下游动所带来的适意，同庄周所说的惠施在濠梁上游观的快乐有什么不同呢？又何必以蛟龙游鱼的奇异变化作为壮观呢？所以把这座亭子命名为“游▯亭”。景祐五年四月二日，在船中记。《淅川县兴化寺廊记》（明道二年） 兴化寺新修了四行廊屋，共六十四间。工匠是某人，所用人工总计若干；土木、泥瓦、陶瓦、铁石等费用，以及工匠的佣钱和食费，总计若干。主持营造并负责此事的是僧人延遇。延遇自称余杭人，年少时离开父母，自称出家人。后来到了郓州，拜浮屠为师，学习他的教法。十九岁时，尚书祠部发给度牒，称为僧人，于是游行四方。淳化三年，停留在这座寺院，得到维摩院的废弃地基，筑屋居住，自立为师，教导弟子。居住了二十三年后，把师位传给弟子惠聪，自己年老退居。又过了十八年，他已经七十一岁，便收集自己的衣物、钵盂等用品和剩余财物，拿给惠聪看，叹息说：“我出生在乾德癸亥年，明年又将是甲子年，甲子循环将再次开始；我离开杭州来到淅川已经四十三年了。离开故乡坟墓，却没有在它的郊外哭泣；听到吴地俞▯【疑为人名OCR误字】，却不思念故土，难道我没有乡里亲戚之间的仁爱之情而喜欢这块土地吗？只是我信奉佛教的教义，既畏惧又相信它，以至于忘记了自己的生命，不知道在这里已经住了这么久。如今我老了，凡是我衣食之外的剩余财物，活着时没有乡里宗族可以继承，死后也不必等岁时祭祀的用品来使用，何不就拿去用于我一向信奉的事业呢？事情办完，我就没有遗憾了。” 于是准备工匠，估量材料，营建这座廊屋。廊屋建成，是明道二年的某月。寺院最初建于隋仁寿四年，名为法相寺。太平兴国年间，改名为兴化寺，房屋和墙垣十分壮丽宽广。从仁寿四年到明道年间，实际相隔四百四十四年，其间不知毁坏、改建过多少次，却从来没有人作记刻石；即使最初建寺的原因，也没有人能详知。到了延遇主持这次工程，才开始请求为它作记。我因此赞赏延遇能够把自己所学的佛法贯彻到底。惠聪从年轻时就拜他为师，年老以后，志向更加坚定而不改变；又竭尽自己的所有，希望同延遇一起完成所信奉的事业。世上的求学者，大多知道忧虑学业不能达到，却不知道忧虑自己不能把所信奉的事情贯彻到底。这正是把自己的信念贯彻到底的人。年月日记。《偃虹堤记》（庆历六年） 有从岳阳来的人，拿着滕侯的书信和洞庭湖的地图来告诉我说：“希望您能为此作一篇记。”我打开书信，按照地图查看，从岳阳城门向西，到金鸡山右侧，外面隐约有一条隆起而绵长的堤岸，叫作偃虹堤。我问是谁修建并命名的，他说：“是我们滕侯修建的。”我问修建它有什么利弊，他说：“洞庭湖是天下最危险的地方，而岳阳又是荆州、潭州、黔州、蜀地四方交通汇合的要冲。从前船只往来湖中，到了这里没有可以停泊的地方，便都停在南津；船上有人要到州城办事，路途遥远而且劳累，又常有风浪之险和翻船溺水之忧。如今船只来到这里，都停泊在堤下；有人要到州城办事，路近而且没有祸患。”我问堤岸的大小形制和所用人工，他说：“长一千尺，高三十尺，厚度再增加二尺；向上逐渐收窄，顶部厚度为底部的三分之二。使用民工一万五千五百人，没有超过时限就建成了。”我问最初谋划修建时的经过，他说：“州里把这件事上报转运使，转运使选择能干的官吏前去察看是否可行，前后三次往返复核，又上报朝廷，由三司裁决，最后才说可以；而且他们都不能改变我们滕侯的建议。”我说：“这是君子的作为，可以写下来。”

译大概因为对百姓的忧虑深切，所以开始谋划时就精密，因此能够少用力而取得很大功效。一条长百步的堤岸，抵御天下最危险、最难预料的祸患，使百姓受惠，并且惠及荆、潭、黔、蜀四地；凡是往来洞庭湖的人，无论远近，都能得到它的好处。况且岳阳是四方交通汇合的要冲，每天来到这里停泊的船只总有多少！假使堤上的土石幸而长久不朽，那么滕侯给人和物带来的恩惠，可以数得清吗？事情不怕不能成功，而怕容易毁坏。大概修建者没有不希望它长久存在的，但继任者常常使它濒于废弃。自古以来，贤明有才智的人为百姓抵御灾患、兴办有利之事，他们留下的遗迹往往还在。假使继任者都能像最初修建者那样用心，那么百姓直到今天仍能受其恩惠，天下哪里还会有被遗弃的利益呢？这就是滕侯所忧虑、想为后人留下记述的原因。滕侯志向远大，才干卓越，声名闻于当世。当朝廷急于用兵、急需人才时，曾经显著任用他。然而功业还没有完成，他便退守一个州，已经没有什么地方施展心思，只略微施展余力，也足以使百姓和万物受益。谋虑成熟，计划周密，用力不劳而功效加倍，做事可以成为后世的准则，这是第一个应当记载的理由。不苟求一时的声誉，而考虑为无穷后世谋利，并告诫后来者不要使它废弃，这是第二个应当记载的理由。岳阳的百姓以及湖中往来的人，都想为滕侯作记，这是第三个应当记载的理由。既然有三个应当记载的理由，就不能不写，于是为他作了这篇记。庆历六年某月某日记。《孙氏碑阴记》（皇祐三年） 皇祐三年夏天，元规以龙图阁直学士、尚书吏部郎中的身份担任陕西都转运使，路过南京时得了病，留在河边。我当时前去探问。元规的病稍有好转，拿出他皇祖少师的墓志铭，告诉我说：“这是太子太傅杜公所书写的。我家的世代德行，是杜公的父亲荣公实际作铭记载的。只有我们两家，都是当代显赫的家族；五代的战乱中，迁散到吴越，却没有显达，然而两家共同做官、互通婚姻，子孙之间的友好直到今天仍没有断绝。吴越国灭亡以后，士大夫家族都迁到北方。我不幸年少丧父，长大以后才靠俸禄奉养母亲。后来我担任御史、谏官，因为议论政事而被贬为处州太守，这才得以经过故乡，认识当地老人，却始终无法找到杜氏所作的铭文。如今过了十五年，才在这里得到它。自荣公为孙氏作铭以来，历经三代一百年，到我这个后辈，幸而承受祖先忠义的教诲，如今能够在朝廷获得荣宠显达，位列侍从。杜公凭借道德声望使天子相互彰明，承受上天的福佑，使家族长寿。我们两家的盛衰，随着时代的治乱而升降，所以在他家衰微时我家兴盛，在我家不显时他家又显达。他们世代的德行和遗文，因为后继有人，能够保存而不坠落，所以过去隐晦而今天显明。” 现在将把铭文刻在碑上，树立在墓道旁，用来昭示后世子孙，您认为怎么样？我说：唉！行善所得到的报应没有不来的，只是迟早不必去追问。因此，报应不在自身实现，就会在子孙身上实现；有的在当时隐晦，后来一定会显明，说的不就是孙氏、杜氏吗？把它刻在金石上留给两家的子孙，并用来劝勉天下行善的人，不也是适宜的吗！《三琴记》（嘉祐七年） 我家有三张琴，其中一张传说是张越琴，一张传说是楼则琴，一张传说是雷氏琴；它们的制作都精良而合乎法度，但都不知道究竟是否确实如此。关键在于琴声怎么样，不必追问是古人还是今人制作的。琴面都有像蛇腹一样的横纹，世上懂琴的人凭这一点认为它们是古琴；大概琴漆经过百年才会出现断纹，不过是把它作为鉴别凭据罢了。其中一张用金徽，一张用石徽，一张用玉徽。金徽的是张越琴，石徽的是楼则琴，玉徽的是雷氏琴。金徽琴的声音流畅而悠远，石徽琴的声音清越坚实而舒缓，玉徽琴的声音和谐而余韵悠长。如今人们有其中一张就足以视为珍宝，而我三张都有；不过只有石徽琴适合老人。世人多用金、玉、蚌制的琴徽，这些东西夜里放在烛光下会闪耀发光；老人眼睛昏花，看琴徽难以准确，只有石头没有光泽，放在烛光下黑白分明，所以适合老人。我从年轻时就不喜欢郑声、卫声，唯独喜爱琴声，尤其喜爱《小流水曲》。一生经历患难，南北奔走，琴曲大多废弃忘却，只有《流水》一曲即使在梦中睡觉也没有忘记，如今老了，仍然时时能够弹奏。其他不过是几支小曲调，足以自我娱乐罢了。琴曲不必学习很多，关键在于使自己舒适；琴也不必收藏很多，但既然已经拥有了，也不必因为担心太多而抛弃。嘉祐七年上巳节后一天，我因病请假在家，学习书法，任凭笔意写下《欧阳氏三琴记》。《大明水记》（庆历八年） 世上传有陆羽的《茶经》，其中论水说：“山水最好，江水次之，井水最差。”又说：“山水中，乳泉以及从石池中漫流出来的水最好。瀑布飞涌、急流冲击的水不要饮用，饮用久了，会使人患颈部疾病。江水要取离人远的，井水要取汲取次数多的。”他的论说到这里为止，从未品评天下各地水味的等级。到了张又新撰写《煎茶水记》，才说刘伯刍认为适宜煎茶的水有七等，又记载陆羽为李季卿评论天下水的次第，共有二十种。如今考察这两种说法，同陆羽《茶经》的说法都不相合。陆羽说山水最好，乳泉、石池水更好，江水次之，井水最差。刘伯刍把扬子江列为第一，惠山石泉第二，虎丘石井第三，丹阳寺井第四，扬州大明寺井第五，松江第六，淮水第七，同陆羽的说法完全相反。李季卿所说的二十种水是：庐山康王谷水第一，无锡惠山石泉第二，蕲州兰溪石下水第三，扇子峡蛤蟆口水第四，虎丘寺井水第五，庐山招贤寺下方桥潭水第六，扬子江南零水第七，洪州西山瀑布第八，桐柏淮源第九，庐山龙池山顶水第十，丹阳寺井第十一，扬州大明寺井第十二，汉江中零水第十三，玉虚洞香溪水第十四，武关西水第十五，松江水第十六，天台千丈瀑布水第十七，郴州圆泉第十八，严陵滩水第十九，雪水第二十。像蛤蟆口水、西山瀑布、天台千丈瀑布，陆羽都告诫人不要饮用，饮用会生病；其余江水位列山水之上，井水位列江水之上，也都同陆羽《茶经》相反。我怀疑陆羽不应当用这两种说法自相矛盾。假使确实是陆羽所说的，那还有什么值得相信的呢？难道不是张又新妄自附会增饰的吗？他叙述陆羽辨别南零江岸的事情时，尤其荒诞妄诞。

译水味不过有美有恶罢了，想要把天下的水一一排列次第，是妄说。因此他的说法前后会有这样的不同。然而这口井，是水味美好的水。陆羽论水，厌恶停滞浸渍的水而喜欢泉源，所以说井水要取汲取次数多的；江水虽然源流长远，但各种水流混杂汇聚，所以次于山水。只有这种说法接近事物的实际情况。？●卷六十五·居士外集卷十五 ◎序八首 《传易图序》孟子说：“完全相信《尚书》，还不如没有《尚书》。”孟子是好学的人，难道唯独会轻忽《尚书》吗？大概是他自己感伤不能亲眼见到圣人的著作，而传抄者已经失去原意，无法考察订正，所以才这样说。然而难道不只是《尚书》如此吗？我读经书注解，读到其中引用《易》说“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又读到今天的《周易》中有“何谓”“子曰”等语；到了《系辞》，又说“圣人设卦”“系辞焉”。想要考察它的真实情况却无从得到，于是才知道孟子的叹息，是有所激愤而发的。有人说，秦朝焚书时，《易》因为用于卜筮而得以独自没有被焚毁。后来汉朝兴起，其他书虽然重新出现，却大多残缺；《易经》因此独自完整。然而像经书注解所引用的内容，在今天的《易》中却已经失传，难道今天的《易》也有亡佚的部分吗？这样看来，也不能说它是完整的书。过去孔子的弟子追记他的话，写成《论语》，开头一定用“子曰”，是为了区别孔子和弟子的话。又因为孔子的话不止一件事，所谈的事也不是同一时间，文章连续相接而难以安排次第，所以每换一件事就一定写“子曰”来开启。像《文言》这样的文章，是孔子自己所作，不应当自称“子曰”；而且它作于同一时期，文章有次第，又何必用“子曰”来开启呢？由此可知，今天《周易》所载的，并不是孔子《文言》的完整篇章。大概汉代的《易》学老师选择其中的文字来解释卦体，至于没有选取的地方，文字就断裂而不能连贯，所以用“子曰”来开头。它先说“何谓”，然后说“子曰”，是讲师自己设置问答的话，只是取卦辞作为回答；这也像《公羊传》《谷梁传》解释《春秋》，先说“何”“曷”，然后讲述他们老师所传的内容作为解释。如今《上系》中凡是有“子曰”的地方，也都是讲师的说法。这样看来，今天的《易》全都出自讲师临时的讲说了；幸而讲师引用的内容，还能够载入篇中，不幸而没有来得及引用的，失传的部分难道不是很多吗？唉！经过弟子们相互传授，又经过经学讲师的取舍，不仅流传下来的不完整，其中伪造和错误的地方难道还能考究清楚吗？“系”就是有所系属的意思，所以说“系辞焉”，用来断定吉凶。因此称为“爻”，是说它的辞语各自连接着某一爻。由此可见，孔子专门把爻辞称为“系辞”。如今却把孔子赞说《易》的文章称为上、下《系辞》，这是多么错误啊！卦爻的辞，有人认为是文王所作，有人认为是周公所作。孔子说圣人设立卦象并系上卦辞，这是指文王、周公的作品为系辞；他一定不会再把自己所作的文章也称为《系辞》。何况那篇文章只是概括论说《易》的总体，杂论《易》的各卦，辞语并没有系属某一爻，不能称为《系辞》。然而从汉代诸儒开始就有这个名称，不知是从什么时候错失了本义？汉代距离周代最近，不应当有这样的错误。但汉代所谓的《系辞》，难道不是另一种东西，而不是今天的《系辞》吗？《易·需卦》的卦辞说：“需于血，出自穴。”《艮卦》的卦辞说：“艮其限，列其夤。”《睽卦》的卦辞说：“见豕负涂，载鬼一车。” 这些话都险怪奇特、绝非世间通常的语言，没有训诂和考证可依据，学者便凭自己的臆见，随着具体事情随意解释，这果真能够得到圣人的旨意吗？《文言》《系辞》中有可以考察的内容，已经错误到这种程度；至于那些不是世间常用语言、又无从考察的内容，其错误也就可想而知了。如今只是听从那些凭臆测产生的说法，果真可以全部相信吗？这就是孟子感叹“还不如亡佚”的原因。《易》的传注比其他经书尤其多，但传到王弼为止。王弼以后虽然有人继续阐述，却未必都是亲自传授所得，只是承袭流传而已。大体说来，《易》到汉代分为三家：田何的《易》、焦赣的《易》、费直的《易》。田何的《易》传自孔子，有上、下两篇，又有《彖》《象》《系辞》《文言》《说卦》等，自成十篇，并且有章句。凡是有章句的《易》学，都以田氏为祖。焦赣的《易》没有师承传授，是从隐者那里自己得到的学问，专门研究阴阳占察之术。凡是学习阴阳占察的人，都以焦氏为祖。费直的《易》也没有传授来源，又没有章句，只用《彖》《象》《文言》等十篇解释上、下经。凡是把《彖》《象》《文言》等篇章参入卦文之中的，都以费氏为祖。田氏、焦氏的学说在汉末废绝，费氏独自兴盛，辗转传到郑康成。王弼所作注，有时采用郑康成的说法（例如《比卦》六四爻之类），所以王弼就是依据郑氏的本子作注。如今流行于世的只有王弼《易》，它的源头出于费氏，孔子的古经已经亡佚了。《张令注〈周易〉序》《易》这部书无所不包，所以解释它的人也无所不涉及。拘泥的人执着于卦象和数理，把它们当作作用；通达的人流连于变化而没有穷尽；谈论精微的人竭力探究幽深；喜欢夸张荒诞的人极力铺陈其广大。假如不是正道，就会偏失而都陷入邪说。至于能够推演天地的道理来说明人事的始终，又不失正道的，王氏远远超出前人。可惜他不幸短命，不能完成自己的事业。张先生的学问，勤勉到了极点，所作的论说也很详尽。他自己写的序，尤其多有发明。过去汉代儒生终身钻研一部经书，即使孔子也是晚年才学习《易》。如今您年纪正壮，所得已经很多，而且学习还不停止，难道还有什么达不到的吗！庐陵欧阳修作序。《删正〈黄庭经〉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