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礼记集説》卷一百四十七宋衞湜撰
儒行第四十一
孔氏曰：「案郑目録云：『名曰儒行者，以其记有道德者所行也。』此于别録属通论。」
蓝田吕氏曰：「儒行者，鲁哀公问孔子儒服，孔子不对，因问儒行，而孔子厯言之。今考其书，言儒者之行，诚有是事也。谓孔子言之，则可疑也。儒者之行，一出于义理，皆吾性分之所当为，非以自多求胜于天下也。此篇之説，有矜大胜人之气，少雍容深厚之风，似与不知者力争于一旦。窃意末世儒者，将以自尊其教，有道者不为也。虽然，其言儒者之行，不合于义理者殊寡，学者果践其言，亦不愧于为儒矣。此先儒所以存于篇，今日讲解所以不敢废也。」
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与？」孔子对曰：「丘少居鲁，衣逢掖之衣；长居宋，冠章甫之冠。丘闻之也：君子之学也博，其服也乡。丘不知儒服。」
郑氏曰：「哀公馆孔子，见其服与士大夫异，又与庶人不同，疑为儒服，而问之也。逢，犹大也。大掖之衣，大袂，禅衣也。此君子有道艺者所衣也。孔子生鲁，长而之宋，而冠焉。宋其祖所出也。衣少所居之服，冠长所居之冠，是之谓乡言。不知儒服，非哀公志不在于儒，乃今问其服。庶人襌衣，袂二尺二寸，袪尺二寸。」
孔氏曰：夫子自衞反鲁，哀公馆于孔子，问以儒行，记者録之，以为《儒行》之篇。孔子説儒凡十七条，十五条皆明贤人之儒，其第十六条则明圣人之儒，其十七条则夫子自谓也。今此一节，明哀公疑孔子之服为儒服，遂问儒行。为孔子命席，方説儒行之事也。臣朝于君，应着朝服，而着常服者，孔子自衞新还，哀公馆之，非是常朝，故衣冠异也。掖谓肘腋，礼大夫以上，其服侈袂。郑注《司服》云：「侈之者半而益一，袂三尺三寸，袪尺八寸。」朝祭之服，必表里不襌也。孔子若依寻常侈袂之服，则哀公无由怪之，以其大袂襌衣异于士大夫常服，故问之。夫子着襌衣与庶人同，其袂大与庶人异，故谓衣为逢掖，是大袂深衣也。
蓝田吕氏曰：「古者衣服之制，自天子至于庶人，皆有差等，未闻儒者之有异服也。末世上下僭乱，至于无别，儒者独守法度，有异于众，此众所以谓之儒服，哀公所以发问也。逢掖，鲁衣也；章甫，宋冠也。少居鲁，则衣鲁之衣；长居宋，则冠宋之冠，因其俗而已，非苟异于人也。故曰：『其服也乡』。」
严陵方氏曰：「逢掖之衣，王肃以为深衣，是矣。章甫之冠，郊特牲所谓殷▯，是矣。掖当臂之下，其制特大，则可以运肘，故燕居之所服。」庄子曰：「宋人资章甫而适越，」则是宋之所冠也，明矣。公西赤掌孔子之丧，用章甫之冠，则孔子之冠衣固如是已。君子之学也，博者无狭其所居也，其服也，乡者不忘其所本也。
山隂陆氏曰：学不游不博，博则其服宜乡，示不忘本也。丘儒服，犹问舜冠不对也。
石林叶氏曰：「博学所以立本，服从乡所以趋时。哀公所问者儒服而已，故孔子答以不知也。」
晏氏曰：「逢掖、章甫，是乃儒服。而曰不知儒服者，唯耻服其服而无其行尔。故必以其学也博先之。盖能博学，则有其德；又将以成德为行，然后可称其服也。」
哀公曰：「敢问儒行？」孔子对曰：「遽数之不能终其物，悉数之乃留更仆，未可终也。」
郑氏曰：「遽，犹卒也；物，犹事也；仆，太仆也。君燕朝，则正位掌摈相，更之者为乆，将倦，使之相代。」
孔氏曰：「孔子答言儒行深逺，非可造次。若急説，则不能尽事；若委细悉説之，则乃太久。仆侍疲倦，宜更代之，未可终也。者若不代仆，则未可尽也。」
晏氏曰：「物者，事物之物也。周礼以乡三物教万民，以五物询众庶。文王世子曰：『行一物而三善皆得，皆若是而已。』盖儒者之行，非一事之可尽故也。」
哀公命席，孔子侍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强学以待问，怀忠信以待举，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郑氏曰：「为孔子布席于堂，与之坐也。君适其臣，升自阼阶，所
译儒行第四十一
孔氏说：“查考郑玄的目录记载说：‘篇名叫《儒行》，是因为它记载了有道德的人的行为。’这一篇在《别录》中属于通论类。”
蓝田吕氏说：“《儒行》这一篇，是鲁哀公问孔子儒者的服饰，孔子没有回答，于是又问儒者的行为，孔子便一一陈述。现在考察这本书，说儒者的行为，确实有这些事。如果说这是孔子说的，那就值得怀疑了。儒者的行为，全都出于义理，都是我们本性分内应当做的，并不是为了自我夸耀以求胜过天下人。这一篇的论述，有矜持好胜、压倒别人的气势，缺少雍容深厚之风，好像与不懂的人争辩于一旦。我私下认为，这是末世的儒者，想要自尊其教派，有道的人是不会这样做的。虽然如此，它所说的儒者行为，不合乎义理的很少，学者如果真能践行这些话，也不愧于称为儒者了。这就是先儒之所以保留这一篇，今天讲解之所以不敢废弃的原因。”
鲁哀公问孔子说：“先生的服饰，是儒者的服饰吗？”孔子回答说：“我年轻时住在鲁国，穿宽袖的单衣；长大后住在宋国，戴章甫冠。我听说：君子的学问要广博，他的服饰要顺应乡俗。我不知道什么是儒服。”
郑氏说：“哀公接待孔子，看到他的服饰与士大夫不同，又与平民不同，怀疑是儒服，于是问他。逢，就是大的意思。大掖之衣，就是大袖子的单衣。这是君子中有道艺的人所穿的。孔子出生在鲁国，长大后去宋国，并在那里戴冠。宋国是他祖先的发源地。穿年轻时居住地方的衣服，戴长大后居住地方的帽子，这就是顺应乡俗的意思。说不知道儒服，并不是哀公的心意不在于儒，而是现在问他的服饰。平民穿单衣，袖子二尺二寸，袖口一尺二寸。”
孔氏说：孔子从卫国回到鲁国，哀公接待孔子，问他儒者的行为，记录者记录下来，作为《儒行》这一篇。孔子论述儒者共有十七条，十五条都是阐明贤人之儒，第十六条阐明圣人之儒，第十七条是孔子自述。现在这一节，阐明哀公怀疑孔子的服饰是儒服，于是问儒者的行为。为孔子安排席位，正要论述儒者行为的事情。臣子朝见君主，应该穿朝服，而穿常服的原因，是孔子刚从卫国回来，哀公接待他，不是常规的朝见，所以衣冠不同。掖指肘腋，礼制规定大夫以上的服饰，袖子宽大。郑注《司服》说：“加宽的部分是原来的一半再加一，袖子三尺三寸，袖口一尺八寸。”朝祭的服饰，必定表里不穿单衣。孔子如果依照平常宽大的服饰，那么哀公就没有理由奇怪，因为大袖单衣不同于士大夫的常服，所以问起。夫子穿单衣与平民相同，但袖子大与平民不同，所以称为逢掖，就是大袖深衣。
蓝田吕氏说：“古代衣服的制度，从天子到平民，都有等级差别，没听说过儒者有特殊的服饰。末世上下僭越混乱，以至于没有区别，儒者独自遵守法度，与众人不同，因此众人称之为儒服，哀公因此发问。逢掖，是鲁国的衣服；章甫，是宋国的帽子。年轻时住在鲁国，就穿鲁国的衣服；长大后住在宋国，就戴宋国的帽子，只是顺应那里的风俗罢了，并不是故意与众不同。所以说：‘他的服饰顺应乡俗’。”
严陵方氏说：“逢掖之衣，王肃认为是深衣，是对的。章甫之冠，是《郊特牲》所说的殷代冠帽，也是对的。掖在手臂之下，其制度特别宽大，这样就可以活动肘部，所以是闲居时所穿的服饰。《庄子》说：‘宋人拿着章甫帽到越国去，’那么这就是宋国所戴的帽子，很明显了。公西赤主持孔子的丧事，用章甫冠，那么孔子的冠衣本来就是这样。君子的学问，广博者不狭隘其所居之处，他的服饰，顺应乡俗者不忘其根本。”
山阴陆氏说：学问不游历就不广博，广博那么他的服饰就应当顺应乡俗，表示不忘根本。问孔子儒服，就像问舜的帽子一样，孔子不回答。
石林叶氏说：“博学是为了确立根本，服饰顺应乡俗是为了顺应时势。哀公所问的只是儒服罢了，所以孔子回答不知道。”
晏氏说：“逢掖、章甫，这就是儒服。却说不知道儒服，是因为以只穿这种服饰而没有相应的行为为耻。所以一定要以博学为先。大概能够博学，就有德行；又将以成就德行为行为，然后才可以称得起这种服饰。”
哀公说：“请问儒者的行为？”孔子回答说：“匆匆列举不能说完所有事项，详细列举就会停留太久，即使更换侍者，也不能说完。”
郑氏说：“遽，就是急的意思；物，就是事的意思；仆，是太仆。君主闲居朝见，太仆正位掌管宾相，更换的人是因为时间久，将要疲倦，让他互相替代。”
孔氏说：“孔子回答说儒者行为深远，不是可以仓促说清的。如果急说，就不能尽述事项；如果详细细说，那就太久了。侍者疲倦，应该更换替代，还不能说完。如果不更换侍者，就不能尽述。”
晏氏说：“物，是事物的物。《周礼》用乡三物教导万民，用五物咨询众庶。《文王世子》说：‘实行一事而三种善都能得到，都像这样罢了。’大概儒者的行为，不是一件事能尽述的缘故。”
哀公安排席位，孔子陪坐说：“儒者有席上的珍宝以等待聘请，早晚努力学习以等待询问，怀抱忠信以等待举荐，努力实行以等待录用。他们自立就有这样的表现。”郑氏说：“为孔子在堂上铺席，与他一起坐。君主到臣子那里，从阼阶上去，所
在如主席。上之珍席，犹铺陈也。铺陈往古尧舜之善道，以待见问也。大问曰：聘举见举用也，取进取位也。」
译身处如同主席的位置。那上面的珍贵席子，还是铺陈摆设。铺陈往昔尧舜的善道，以等待被询问。大问说：聘举是指被举荐任用，取进是指获取职位。
孔氏曰：此经明孔子侍坐于哀公，説儒行修己立身之事。珍谓美善之道，如此者言如此在上诸事也。蓝田吕氏曰：使是君为尧舜之君，使是民为尧舜之民，儒者之志也。儒者之学，未尝不欲用于天下也。故古之君子，三月无君则吊。及其进也，不由其道不仕也，非其招不往也。盖知所谓自治，然后可以治人；知所以自贵，然后贵于物也。故君子之用于天下，有待而不与求焉。其学也足以为天下用，非志于用而后学焉。此韫匵藏玉，所以待贾而沽之者也。席上之珍，自贵而待贾者也。儒者讲学于闲燕从容乎席上，而知所以自贵以待天下之用也。强学以待问，怀忠信以待举，力行以待取，皆我自立而有待义，犹是也。德之可贵者，人必礼之；学之博者，人必问之；忠信可任者，人必举之；力行可使者，人必取之。此四者之别。山隂陆氏曰：席上之珍，若伊尹乐尧舜之道于畎亩之中是也。
庐陵胡氏曰：「席，犹卷怀。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郑谓席，铺陈；卢云席，坐席。恐非。」
严陵方氏曰：「命席则与之坐也，侍侧坐对之也。席所以借物，曲礼所谓执玉有借是也。席以借之，则所借之物居上，故谓之席上，所以防外物之或防，尊之至也。强学所以为己，待问所以为人。能为己然后能为人，故强学乃能待问也。忠信非由外铄也，故言怀力行者，强勉之谓忠信。力行在我之事，举取在彼之事也。尽其在我之事，然后足以致其在彼之事，故怀忠信以待举，力行以待取也。儒者立身之本，非有资于人焉，故曰：『其自立有如此者』。」
晏氏曰：以礼严分，则君坐而臣立；以道忘分，则坐而论道，谓之三公。鲁哀公方与孔子论儒者之行，是坐而论道者也，故命席而孔子侍坐焉。得非哀公乐道而忘人之势乎？君子比德于玉，故称珍焉。方其藏器于身，则玉韫于匵中；及其待时而动，则珍陈于席上。故曰：「席上之珍，以待聘。」日出而作，夙在日出之前，于此而学，是先众人而有作也。日入而息，夜在日入之后，于此而学，是后众人而未息也。非自强之学，而何？「席上之珍」，则其德可贵；夙夜强学，则其道可尊。二者有师道焉，故曰：「待聘，待问。」怀忠信，则其言有物；力行，则其行有常。二者有臣道焉，故云：「待举，待取。」先聘问而后举取，则学焉而后臣之者也。君子虽有为师为臣之道，而未尝屈道以伸身，必待彼之聘问举取，然后徐起而应之。故曰：「其自立有如此者。」
儒有衣冠中，动作慎；其大让如慢，小让如伪；大则如威，小则如愧；其难进而易退也。粥粥若无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
郑氏曰：中中闲，谓不严厉也。如慢，如伪，言之不愊怛也。如威，如愧，如有所畏也。
孔氏曰：「儒者所服衣冠，在常人中不自异也。人以大物与己，己让此大物，辞貌寛缓，如傲慢然；让小物如似诈伪，亦谓寛缓不急切。言儒不以利动也。如威如愧，皆谓重慎自贬损。粥粥是柔弱颛愚之貌。」郑注：「愊怛急切之意。」
横渠张氏曰：「人心中虽广大，然言貌欲处之约。言貌不约，则便陷于妄。若言有条理，则犹是狂；若无条理，则妄而已矣。天下之人不陷于此者鲜，但有浅深多少之异尔。故莫如谨礼。衣冠中，读为丁仲反，谓衣冠中于礼也。其大让如慢事，固有大让、小让，如让国、让位，是谓大让也。大让则诚然而后让，若不有之，故似慢也。直是不受，如汤之让天下，岂为饰而已？诚心而让，其貌若不受也。若夫饮食辞辟之间，是小让也。小让实如伪为之以为仪尔，未必实让。」
蓝田吕氏曰：儒者未尝无意乎天下之用，然非其义也。禄之以天下，弗顾也。辞其大者，若自尊以骄人，然非自尊也，尊道也。辞其小者，若矫饰而不出于情，然非矫饰也，欲由礼也。由尊道而不屈于世，若有所威；由礼而不犯非礼，若有所愧。此儒者所以贵于天下也。衣冠中所谓其服也，乡得其中制，不异于众，不流于俗而已。动作慎，则非礼勿履
译孔氏说：这段经文阐明孔子侍坐在鲁哀公身旁，讲述儒者修养自身、确立人格的道理。“珍”指美善的道理，“如此者”是说像上面所述的那些事情。蓝田吕氏说：让这样的君主成为尧舜那样的君主，让这样的百姓成为尧舜那样的百姓，这是儒者的志向。儒者的学问，没有不想在天下施行的。所以古代的君子，三个月没有君主就派人去慰问。等到他们出仕时，如果不通过正当的途径就不做官，如果不是合乎礼制的征召就不前往。这是因为知道如何自我修养，然后才能治理他人；知道如何自我珍重，然后才能被万物所尊重。所以君子被天下任用，是有所等待而不主动去谋求的。他们的学问足以被天下所用，并不是为了被任用才去学习的。这就像把玉藏在匣子里，等待识货的商人来购买一样。“席上之珍”，是自我珍重而等待被任用的意思。儒者在闲暇安逸时于席上讲学，知道如何自我珍重以等待天下的任用。勤奋学习以等待别人的询问，怀抱忠信以等待被举荐，努力践行以等待被任用，这都是自我确立而有所等待的道理，都是一样的。德行可贵的人，别人一定会以礼相待；学问广博的人，别人一定会向他请教；忠信可任的人，别人一定会举荐他；努力践行可驱使的人，别人一定会任用他。这是这四者的区别。山阴陆氏说：“席上之珍”，就像伊尹在田间耕作时乐于尧舜之道那样。
庐陵胡氏说：“‘席’，如同收敛怀抱。国家无道时，就可以收敛起来怀藏起来。郑玄认为‘席’是铺陈；卢植说‘席’是坐席。恐怕不对。”
严陵方氏说：“命令铺设坐席，就是让他坐下，侍立在旁边坐着应对。‘席’是用来借用的器物，《曲礼》所说的‘执玉有藉’就是指这个。用席来垫着，那么所垫的器物就在上面，所以称为‘席上’，这是为了防止外物有所妨碍，表示极度的尊重。勤奋学习是为了自己，等待询问是为了别人。能为自己然后才能为别人，所以勤奋学习才能等待询问。忠信不是从外部强加的，所以说‘怀’；努力践行的人，是勉力去做忠信之事。努力践行是我方之事，举荐任用是对方之事。尽到我方之事，然后足以招致对方之事，所以怀抱忠信以等待举荐，努力践行以等待任用。儒者立身的根本，不依赖于别人，所以说：‘他自我确立就有像这样的情形。’”
晏氏说：用礼来严格区分等级，那么君主坐着而臣子站着；用道来忘记等级，那么坐着谈论大道，称为三公。鲁哀公正与孔子讨论儒者的品行，这是坐着谈论大道的人，所以命令铺设坐席而孔子侍坐。这难道不是哀公喜爱大道而忘记了人的权势吗？君子把德行比作玉，所以称其为“珍”。当他把器物藏于自身时，就像玉藏在匣中；等到他等待时机而动时，就像珍宝陈列在席上。所以说：“席上之珍，等待被聘用。”太阳出来就劳作，清晨在日出之前，在这个时候学习，是比众人早起而有所作为。太阳落下就休息，夜晚在日落之后，在这个时候学习，是比众人晚睡而尚未休息。如果不是勤奋自强的学习，那是什么呢？“席上之珍”，说明他的德行可贵；早晚勤奋学习，说明他的道术可尊。这两者具有师道的意味，所以说：“等待聘用，等待询问。”怀抱忠信，那么他的言语有实质；努力践行，那么他的行为有常规。这两者具有臣道的意味，所以说：“等待举荐，等待任用。”先被聘用询问而后被举荐任用，那么是先学习而后成为臣子。君子虽然有作为老师和作为臣子的道理，但从未曾委屈道来伸展自身，一定要等待对方聘用询问举荐任用，然后才从容起身而回应。所以说：“他自我确立就有像这样的情形。”
儒者衣冠合乎中道，行动举止谨慎；他的大度谦让看起来像傲慢，小度谦让看起来像虚伪；大事上显得威严，小事上显得惭愧；他难以进用而容易退让，谦卑柔弱好像无能的样子，他的容貌就有像这样的情形。
郑氏说：“中”指中间，意思是态度不严厉。像傲慢，像虚伪，是说言语不恳切。像威严，像惭愧，是说好像有所畏惧。
孔氏说：“儒者所穿的衣冠，在普通人中间不显得特异。别人把大的东西给自己，自己推让这大的东西，言辞和态度宽缓，好像傲慢一样；推让小的东西好像像诈伪，也是说宽缓而不急切。这是说儒者不为利益所动。像威严像惭愧，都是说慎重而自我贬损。‘粥粥’是柔弱愚钝的样子。”郑注：“‘愊怛’是急切的意思。”
横渠张氏说：“人心中虽然广大，但言语和容貌要处于简约。言语容貌不简约，就会陷入虚妄。如果言语有条理，那还是狂妄；如果没有条理，那就只是虚妄罢了。天下的人不陷入这种情况的很少，只有深浅多少的不同罢了。所以不如谨慎守礼。‘衣冠中’，读作‘丁仲’，意思是衣冠合乎礼制。他的大度谦让像傲慢，事情本来有大让和小让，像让国、让位，这叫做大让。大让则是真诚地然后才让，好像不拥有它，所以看起来像傲慢。直接是不接受，像商汤让天下，难道只是为了装饰而已吗？诚心而让，他的态度好像不接受。至于饮食辞避之间，这是小让。小让实际上像虚伪地做样子以作为礼仪，未必是真心推让。”
蓝田吕氏说：儒者未曾没有意于天下的任用，但不符合道义。即使把天下作为俸禄给他，他也不顾惜。推辞大的东西，好像自尊而骄傲待人，但不是自尊，而是尊重道。推辞小的东西，好像矫饰而不出于真情，但不是矫饰，而是想要遵循礼。因为尊重道而不屈服于世俗，好像有所威严；因为遵循礼而不触犯非礼，好像有所惭愧。这就是儒者在天下被尊贵的原因。‘衣冠中’所说的‘其服’，是指服饰合乎中道，不与众人不同，不流于世俗罢了。‘动作慎’，那么不合礼的事就不做。
而已。故曰：难进而易退也。粥粥若无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非容貌之可贵也，德可贵而已。翔而后集，非义则不就。此所以难进。色斯举矣，礼貌未衰，言弗行也，则去之。所以易退。难进易退，此所以德可尊也。
译罢了。所以说：难以进用而容易退隐。谦卑恭顺好像没有才能的样子，他的容貌就有这样的表现。并不是容貌值得珍贵，而是德行值得珍贵罢了。飞翔然后栖息，不合乎道义就不去接近。这就是难以进用的原因。看到脸色不善就飞走，礼义没有衰败，但言论不被采纳，就离开他。这就是容易退隐的原因。难以进用而容易退隐，这就是德行值得尊崇的原因。
严陵方氏曰：「衣冠中者，中于礼也。其容貌之大也，则有所不可犯，故如威；及其小也，则有所不敢为，故如愧。三揖而后进，故曰难进；一辞而遂退，故曰易退。」山隂陆氏曰：「大则、小则，犹言大让、小让。读如敬慎威仪，维民之则之则。」
晏氏曰：「衣冠中者，中于礼，非先王之法服而不敢服，故也。与子臧聚鹬冠者异矣。动作慎者，慎于事，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故也。与莫敖举趾髙者异矣。大让者，禄之以天下弗顾，系马千驷弗视，故如慢如威。小让者，觞酒豆肉让而受，恶袵席之上让而就贱，故如伪如愧。难进者，进以礼也，礼主于敬，故三揖而进，不亦难乎？伊尹之三聘是已。易退者，退于义也，义主于断，故一辞而退，不亦易乎？仲尼之不脱冕是已。是皆动容周旋而可见者，故曰：『其容貌有如此者。』」
儒有居处齐难，其坐起防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道涂不争险易之利，冬夏不争隂阳之和。爱其死以有待也，养其身以有为也。其备豫有如此者。
郑氏曰：「齐难，齐庄可畏难也。行不争道，止不选处，所以远鬭讼。」
孔氏曰：「涂，路也。君子行道路，不与人争平易之地，而避险阻以利己。冬温夏凉，是隂阳之和。处此，世人所竞，唯儒者让而不争也。」
横渠张氏曰：「居处齐难，齐者，齐庄；难者，防慎也。其难其慎，必先信思。可信则言是，先信也。行必中正，乃可行诸后。是皆备豫之道也。」
山隂陆氏曰：「难，犹戒也。洗心曰齐，防患曰难。」
蓝田吕氏曰：事豫则立，不豫则废。儒者之学，皆豫也。拟之而后言，议之而后动，拟议以成其变化。故学有豫，则义精；义精则用不匮。唯其始也不敬，则道不立；不立则道不充。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賔，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见大賔，如承大祭，敬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恕也。居处齐难，坐起防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所谓如见大賔，如承大祭者也。道涂不争险易之利，冬夏不争隂阳之和。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者也。唯敬与恕，则忿惩欲窒，身立德充，可以当天下之变而不避，任天下之重而不辞。备豫之至，有如此者也。
严陵方氏曰：「或居或处，不失乎齐难；或坐或起，不失乎防敬。爱其死，非贪生也，将以有待于时而已。养其身，非苟安也，将以有为于世而已。且居处齐难，则人斯齐难之矣；坐起防敬，则人斯防敬之矣。言先信，则人斯取信矣；行中正，则人斯取正矣。以至不争其利，故人资其利；不争其和，故人饮其和。爱其死，故足以有待；养其身，故足以有为。若是，则非有待物之备，先物之豫，固不足以致此。」
晏氏曰：「居处齐难者，端庄而不改易；坐起防敬者，谨饬而不敢慢；言必先信者，无妄言；行必中正者，无诐行。道涂不争险易之利者，不以地利便己而移害于人；冬夏不争隂阳之和者，不以天道适己而移乖于人。爱其死者，非乐夀而哀夭也，盖将以俟天之时，故曰有待。养其身者，非丰己而忘物也，盖将以行己之道，故曰有为。」
讲义曰：「道路之闲，必欲舍险而趋乎易，人之常情也。于此而不争险易之利，冬而欲温，夏而欲凉，亦人之情也。于此而不争隂阳之和者，推利害之心与人同之而已。有待有为，盖将有立于天下也。上焉，如防子去纣而存殷祀，箕子为奴，而后为武王陈洪范；下焉者，若管仲不死子纠之难而霸齐也。」
儒有不寳金玉而忠信以为寳，不祈土地，立义以为土地，不祈多积，多文以为富。难得而易禄也，易禄而难畜也。非时不见，不亦难得乎？非义不合，不亦难畜乎？先劳而后禄，不亦易禄乎？其近人有如此者。
郑氏曰：祈求也。立义以为土地，以义自居也。难畜，难以非义久留也。劳，犹事也。积，或为货。
孔氏曰：「此明儒者怀忠信与义之事。儒怀忠信而与人交，不贪金玉而与人竞。人则亲而近之，积积聚财物也。非道之世则不仕，是难得也
译严陵方氏说：“衣冠合乎中道，是符合礼制的。其容貌宏大时，就有一种不可侵犯的气度，所以显得威严；其容貌细微时，就有一种不敢妄为的态度，所以显得惭愧。多次作揖然后才前进，所以说难以进用；一次推辞就随即退下，所以说容易退隐。”山隂陆氏说：“大则、小则，相当于说大让、小让。‘则’字的读音如同‘敬慎威仪，维民之则’中的‘则’。”
晏氏说：“衣冠合乎中道，是符合礼制，不是先王的法服就不敢穿，所以如此。这与子臧聚鹬冠的做法不同。动作谨慎，是做事谨慎，不是先王的德行就不敢做，所以如此。这与莫敖举趾高的做法不同。大让，是指把天下作为俸禄也不顾念，把千驷马匹系在门前也不看，所以显得傲慢而威严。小让，是指对一杯酒、一豆肉谦让后接受，厌恶在舒适的席子上谦让而选择低贱的位置，所以显得虚伪而惭愧。难进，是指依礼而进，礼以敬为主，所以多次作揖才前进，不也很难吗？伊尹三次被聘请就是如此。易退，是指依义而退，义以决断为主，所以一次推辞就退下，不也容易吗？孔子不脱去礼帽就是如此。这些都是通过仪容举止和周旋应对可以看见的，所以说：‘他的容貌就是这样。’”
儒者居住和处所端庄可畏，他们坐起时防范恭敬，说话一定先守信，行为一定中正。在道路上不争夺险阻与平易的利益，在冬夏不争夺阴凉的舒适。爱惜生命是为了有所等待，修养自身是为了有所作为。他们预备周全就有这样的表现。
郑氏说：“齐难，齐庄可畏难。行走时不争夺道路，停留时不选择地点，这是为了远离争斗诉讼。”
孔氏说：“涂，是路。君子行路，不与人争夺平易之地，而避开险阻以利于自己。冬天温暖夏天凉爽，是阴阳的和谐。处于这种舒适环境，是世人所竞争的，只有儒者谦让而不争夺。”
横渠张氏说：“居处齐难，齐是齐庄；难是防范谨慎。这种谨慎，必须先有诚信的思虑。可信的话才说，这是先信。行为必须中正，然后才能推行于后世。这些都是预备周全的道理。”
山隂陆氏说：“难，如同警戒。洗涤心灵叫齐，防范祸患叫难。”
蓝田吕氏说：事情预先准备就能成功，不预先准备就会失败。儒者的学问，都是预先准备。经过揣度后才说话，经过商议后才行动，通过揣度商议来成就变化。所以学问有预备，道义就精纯；道义精纯，应用就不匮乏。只有开始时不恭敬，道义就不能确立；不确立，道义就不能充实。仲弓问仁，孔子说：‘出门如同会见贵宾，役使百姓如同承当大祭。自己不愿意的，不要强加给别人。’如同会见贵宾，如同承当大祭，这是敬；自己不愿意的，不要强加给别人，这是恕。居处端庄可畏，坐起防范恭敬，说话先守信，行为中正。这就是所谓的如同会见贵宾，如同承当大祭。在道路上不争夺险阻与平易的利益，在冬夏不争夺阴凉的舒适。这就是所谓的自己不愿意的，不要强加给别人。只有敬与恕，就能抑制忿怒、惩戒欲望，使自身立德充实，可以面对天下的变故而不逃避，承担天下的重任而不推辞。预备周全到极点，就有这样的表现。”
严陵方氏说：“无论居住还是处所，不失去端庄可畏；无论坐还是起，不失去防范恭敬。爱惜生命，不是贪生怕死，而是为了等待时机。修养自身，不是苟且安适，而是为了在世上有所作为。况且居处端庄可畏，人们就会对他端庄可畏；坐起防范恭敬，人们就会对他防范恭敬。说话先守信，人们就会信任他；行为中正，人们就会效法他的中正。以至于不争夺利益，所以人们资助他的利益；不争夺舒适，所以人们享受他的舒适。爱惜生命，所以足以等待；修养自身，所以足以有所作为。像这样，如果没有对事物的预备，在事物发生之前的准备，本来不足以达到这种境界。”
晏氏说：“居处齐难，是端庄而不改变；坐起防敬，是谨慎而不敢怠慢；言必先信，是没有虚妄的话；行必中正，是没有偏邪的行为。道涂不争险易之利，是不因为地利方便自己而把害处转移给别人；冬夏不争隂阳之和，是不因为天道适合自己而把乖戾转移给别人。爱其死，不是喜欢长寿而哀叹夭折，而是为了等待天时的到来，所以说有待。养其身，不是丰富自己而忘记外物，而是为了践行自己的道，所以说有为。”
讲义说：“在道路上，一定想要舍弃险阻而趋向平易，这是人之常情。在这种情况下不争夺险易的利益，冬天想要温暖，夏天想要凉爽，这也是人之常情。在这种情况下不争夺阴阳的和谐，只是把利害之心推己及人而已。有待有为，大概是为了在天下有所建树。上者，像微子离开纣王而保存殷商的祭祀，箕子身为奴隶，后来为武王陈述洪范；下者，像管仲不死于子纠之难而称霸齐国。”
儒者不珍视金玉而把忠信当作珍宝，不祈求土地，把树立道义当作土地，不祈求多积蓄，把多文采当作富有。难得而易于受禄，易于受禄而难以畜养。不合时宜就不出现，不也很难得吗？不合道义就不合作，不也难以畜养吗？先劳苦而后受禄，不也易于受禄吗？他亲近人就有这样的表现。
郑氏说：祈求。立义以为土地，是以义自居。难畜，是难以用非义的手段长久留住。劳，如同做事。积，有的版本作货。
孔氏说：“这说明儒者怀有忠信与道义。儒者怀有忠信而与人交往，不贪恋金玉而与人竞争。人们就亲近他，积积聚财物。不是符合道义的时代就不出仕，这是难得。”
濓溪周氏曰：「君子以道充为贵，身安为富，故常泰无不足；而铢视轩冕，尘视金玉，其重无加焉尔。」
蓝田吕氏曰：儒者之于天下，所以自为者，主于德而已；所以应世者，主于义而已。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贵之在人者也。若夫贵之在己，人不得而贱之。食前方丈，侍妾数百人，堂髙数仞，榱题数尺，我得志弗为也。以人之贵为贵者也。若夫我之所可贵，人不得而夺之。此金玉土地多积，不如信义多文之贵也。主于德，在我者也。在我者，不敢不尽；在人者，不敢必也。志非不欲行也，时止则止，时行则行，不可必其见也。道非不欲合也，非其义也，一介不以取诸人，不可必其合也。难得难畜，主于义而所以自贵也。虽曰自贵，时而行义，而合劳而食，未始逺于人而自异也。
严陵方氏曰：「孟子以忠信为天爵，以义为正路。以令闻广誉施诸身，不愿人之文绣，非谓是乎？货财以多积为富，金玉以难得为寳故于忠信言寳于多文言富。易禄者，易为禄也。先劳而后禄，则易为禄矣。畜为畜而制之也。夫众人之近人也，或以金玉，或以土地，或以多积，或见之不以时，或合之不以义。而儒者之近人则有异焉。」
石林叶氏曰：「寳珠玉者，殃必及其身；忠信者，吉德也，故以为寳。土地所生，以利义则胜，利者也，故以为土地。多积必厚亡，而诗书礼乐之文，则畜其德者，故以为富。」
庐陵胡氏曰：「立义以为土地，非义不处也。故君子里仁而处义。」
晏氏曰：小人怀璧，不可以越乡而言。忠信者可行蛮貊，故不寳金玉，而忠信以为寳。非其义也，禄之天下弗顾，而义人之正路。故不祈土地，而立义以为土地。经天纬地曰文，故多文以为富。事君者量而后入，故非时不见，而难得不可则止。故非义不合，而难畜。不以小言受大禄，故先劳而后禄。《易》曰：「何以聚人？曰财。」夫金玉土地多积，与夫禄利皆财也。众人之近人，以此而已。儒者之近人，则异于是。仲尼以忠信为教，而义之与比。百官之富，翔而后集。色斯举矣，皆此之意。
儒有委之以货财，淹之以乐好，见利不亏其义，劫之以众，沮之以兵，见死不更其守，鸷虫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往者不悔，来者不豫，过言不再，流言不极，不断其威，不习其谋，其特立有如此者。
郑氏曰：淹谓浸渍之劫，劫胁也。沮谓恐怖之也。鸷虫、猛鸟、猛兽也。字从鸟，鸷省声也。程，犹量也。重鼎，大鼎也。搏猛、引重，不量勇力堪之与否，当之则往也。虽有负者，后不悔也。其所未见，亦不豫备，行自若也。不再，犹不更也。不极，不问所从出也。不断其威，常可畏也。不习其谋，口及则言，不豫其説而顺也。断或为继。孔氏曰：此明儒者之行，挺特而立，有异于众之事。儒者委之以贷财，淹渍之以乐好，执持操行，不亏损己之义，苟且而受也。攫搏引鼎，喻儒者见艰难之事，遇则行之，不豫度量也。虫，是鸟兽通名。兽挚从执下着手，鸟鸷从执下着鸟。今一鸷包两义，以兽鸷从鸟，故郑云省也。以脚取之谓之攫，以翼击之谓之搏。蓝田吕氏曰：儒者之行，既得其所以自贵，然强立而不反者，不可以不诚。至于己诚，则所以自贵者犹可保而往也。见利不亏其义，见死不更其守，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大人所以立于世也。鸷虫攫搏，不程其勇者，自反而缩，千万人吾往矣。其勇也，非虑胜而后动者也。引重鼎，不程其力者，仁之为器重，举者莫能胜也。其自任也不知其力之不足者也。往者不悔，几于所过者化；来者不豫，几于所存者神也。过言不再，知之未尝复行也。流言不极，不倡游言也。不断其威，将至于俨然可畏也。不习其谋，将至于不思而得也。此成德君子之事也。二者皆特立大过人者也。
严陵方氏曰：「货财也，乐好也，皆人之所利者。见利而狥利，则亏其义矣。故见利不亏其义者，是不狥利也。」众言人之多，兵言器之利
译濂溪周氏说：“君子以道义充实为尊贵，以身心安适为富有，所以常常安泰而没有不足；把高官厚禄看得像铢两那样轻微，把金玉看得像尘土那样平常，没有什么比这更看重的了。”
蓝田吕氏说：“儒者对于天下，用来修养自身的，主要在于德；用来应对世事的，主要在于义。赵孟所尊贵的，赵孟也能使之卑贱。这是尊贵在于他人。如果尊贵在于自己，别人就不能使之卑贱。面前摆满丰盛的食物，侍妾有几百人，厅堂高几仞，屋檐伸出几尺，我如果得志也不会去做。这是把别人的尊贵当作尊贵。至于我所看重的，别人不能夺取。这就是金玉土地积累再多，也不如信义和礼乐文化那样尊贵。主于德，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不敢不尽力；掌握在别人手中的，不敢一定得到。志向并非不想施行，时机停止就停止，时机行动就行动，不能一定被任用。道义并非不想契合，如果不是合乎义理，即使是一根草也不从别人那里获取，不能一定契合。难以获得难以蓄养，主于义而用来自我尊贵。虽然说是自我尊贵，但适时地施行义，并且先劳苦而后受禄，从未远离众人而自我标榜。”
严陵方氏说：“孟子把忠信看作天爵，把义看作正路。把美好的名声和广泛的赞誉施加于自身，不羡慕别人的文绣，不就是这个意思吗？货财以积累多为富，金玉以难得为宝，所以在忠信上说是宝，在多文上说是富。易禄，就是容易得到俸禄。先劳苦而后受禄，就容易得到俸禄了。畜，是蓄养并制约的意思。众人亲近别人，有的靠金玉，有的靠土地，有的靠大量积累，有的不合时宜，有的不合道义。而儒者亲近别人则与此不同。”
石林叶氏说：“珍视珠玉的人，灾祸一定会降临自身；忠信是吉祥的德行，所以把它当作宝。土地所产的东西，如果利于义就胜过利于私，所以把它当作土地。积累太多必然损失惨重，而诗书礼乐的文化，则是蓄养德行的，所以把它当作富。”
庐陵胡氏说：“确立义作为土地，不合义的地方就不去。所以君子内心仁爱而行为合乎义。”
晏氏说：“小人怀揣宝玉，不能越过乡界而言说。忠信可以在蛮貊之地通行，所以不珍视金玉，而把忠信当作宝。不合义理，即使天下的俸禄也不顾，而义是人的正路。所以不祈求土地，而确立义作为土地。经天纬地叫做文，所以多文作为富。侍奉君主的人要估量然后进入，所以不合时宜就不出现，难以获得不可强求就停止。所以不合义理就不契合，难以蓄养。不因为小的言论接受大的俸禄，所以先劳苦而后受禄。《易经》说：‘用什么来聚集人？回答说：财物。’金玉土地大量积累，以及俸禄利益，都是财物。众人亲近别人，只靠这些罢了。儒者亲近别人，则与此不同。孔子以忠信为教化，而义与之并列。百官的富有，像鸟一样飞翔然后聚集。看到脸色不对就飞走，都是这个意思。”
儒者被托付以货财，被沉溺于享乐爱好，见到利益不损害自己的义；被众人胁迫，被兵器恐吓，见到死亡也不改变自己的操守；猛禽猛兽攫取搏斗，不衡量自己的勇气；举起沉重的鼎，不衡量自己的力量；过去的事不后悔，未来的事不预设；说过的话不再重复，流言蜚语不穷究；不中断自己的威严，不熟习自己的谋略，他们特立独行就是这样。
郑氏说：“淹，是浸渍的意思；劫，是胁迫的意思；沮，是恐吓的意思。鸷虫，是猛鸟猛兽。字从鸟，鸷省声。程，就是衡量。重鼎，是大鼎。搏斗猛禽、举起重鼎，不衡量勇力是否能胜任，遇到就去做。即使有负担，事后也不后悔。那些尚未见到的，也不预先准备，行为自然如常。不再，就是不更改。不极，就是不问来源。不断其威，就是常可敬畏。不习其谋，就是说到就讲，不预先陈述而顺从。断，有的版本作继。孔氏说：这是阐明儒者的行为，挺立特出，与众人不同的事。儒者被托付以货财，被享乐爱好所浸渍，坚持操行，不损害自己的义，苟且接受。攫搏引鼎，比喻儒者见到艰难的事，遇到就去做，不预先衡量。虫，是鸟兽的通称。兽的‘挚’从执下着手，鸟的‘鸷’从执下着鸟。现在一个‘鸷’字包含两义，因为兽的‘鸷’从鸟，所以郑玄说省声。用脚抓取叫做攫，用翅膀击打叫做搏。蓝田吕氏说：儒者的行为，既然得到了自我尊贵的道理，然而强立而不反复的，不可以不真诚。至于自己真诚，那么自我尊贵的道理还可以保持并前行。见到利益不损害义，见到死亡不改变操守，这就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是大人在世上立足的原因。猛禽猛兽攫取搏斗，不衡量勇气的，是自省而理直，即使千万人也敢前往。他的勇，不是考虑胜利后才行动。举起重鼎，不衡量力量的，是仁这种器物沉重，举的人不能胜任。他自我承担，不知道自己的力量不足。过去的不后悔，接近所经过的地方都感化；未来的不预设，接近所存留的地方都神奇。说过的话不再重复，是知道后不再犯同样的错误。流言不穷究，是不倡导游移之言。不中断威严，是将达到俨然可畏。不熟习谋略，是将达到不思而得。这是成德君子的作为。这两者都是特立大过众人的。”
严陵方氏说：“货财，享乐爱好，都是人们所利的。见到利益而顺从利益，就损害义了。所以见到利益不损害义的，是不顺从利益。”众，指人多；兵，指兵器锋利。
。见死而惧，则更其守矣。故见死而不更其守者，是不惧死也。虽然，前言「爱其死以有待」，此言「见死不更其守」，何哉？孟子不云乎：「可以死，可以无死，死伤勇。」见死不更其守者，以其可以死也，召忽是矣。「爱其死以有待」者，以其可以无死也，管仲是矣。不程勇以况儒者，勇足以犯难而无所顾也。不程其力以况儒者，材足以任事而有所胜也。往者不悔，非有所吝而不改也，为其动足以当理而未尝悔。来者不豫，非有所忽而不防也，为其机足以应变而不必豫尔。过言不免乎出，一之为甚，矧可贰乎？流言不免乎闻，必止之以知，讵可穷乎？威无所屈，人不能断而絶之。谋有所定，已不必习而成之。凡此非特然而立乎？
译看见死亡而感到恐惧，就会改变自己的操守。所以，看见死亡而不改变操守的人，是不畏惧死亡的。虽然如此，前面说“爱惜生命以等待时机”，这里说“看见死亡也不改变操守”，这是为什么呢？孟子不说过吗：“可以死，也可以不死，如果去死就损害了勇敢。”看见死亡也不改变操守的人，是因为他处于可以死的情境，召忽就是这样的人。“爱惜生命以等待时机”的人，是因为他处于可以不死的情境，管仲就是这样的人。不用勇敢的标准来衡量儒者，是因为儒者的勇敢足以面对危难而无所顾忌。不用力量的标准来衡量儒者，是因为儒者的才能足以胜任事务而有所成就。对过去的事不后悔，不是有所吝惜而不改正，而是因为他们的行动足以符合道理，所以不曾后悔。对未来不预先忧虑，不是有所疏忽而不防备，而是因为他们的机智足以应对变化，所以不必预先忧虑。错误的言论难免会脱口而出，一次已经太过分了，何况再来一次呢？流言蜚语难免会听到，一定要用智慧来制止它，难道可以穷尽吗？威严不被任何事物所屈服，别人不能强行切断它。谋略有确定的方向，自己不必刻意练习就能成就它。所有这些，难道不是自然而然地确立的吗？
山隂陆氏曰：「即程勇者而当之，是怯也；威不断而立，谋不习而成。」
黄氏曰：儒者咸有智勇，不程勇及不程力者，谓非当危难之际则不程量，显见己之勇力。盖君子以仁义闻，则可以勇力闻则耻也。不程量者，谓不比小人无德可称，唯较量力勇以夸矜于人，其临事则反无谋也。故云：仁者必有勇，以其临难不苟，见危致命，好谋知几，则临事之功必克全而无失矣。乃儒者勇力之道也。往来两义，谓儒者消长否泰之时也。谓时往者，虽屯否亦不为悔吝；时来者，虽通泰亦不为逸豫。唯守道从义，不以穷达移其操。
横渠张氏曰：「鸷虫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与勉焉。日有孶孶，不知年数之不及，毙而后已。同义于向道，亦然；当事，亦然。如子路者，亦无愧于此矣。过言不再，不贰过也；流言不极，极者不更深思极虑也。不断其威，读为刚断之断；不习其谋，断与习皆临事断习也。不断不习，言威常着，谋常足，不临时旋安排也。此所谓能特立者也，非有立焉，能如此。」
庐陵胡氏曰：鸷虫攫搏，虽猛；引重鼎，虽有力；然不敢与儒者较量勇力，堪之与否，当之则往。此乃暴虎之为，非儒者也。不断其威，加威必审；不辄断也。不习其谋，好谋而成；不临事，乃习也。习犹试也。
晏氏曰：「鸷虫而能攫搏之人，皆以为勇，吾则不。程计其勇，为其暴虎者尚勇而不尚义也。重鼎而能引之人，皆以为有力，吾则不。程计其力，为其杠鼎者尚力而不尚德也。先儒以谓儒者，若遇鸷猛之虫，不程量堪当而即攫搏之；若重鼎则不豫前商量己力堪引而见即引之。信如是，则一勇之夫，岂儒者之事哉？不断其威，则权足以制物；不习其谋，则知足以决事。」
儒有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其居处不淫，其饮食不溽，其过失可防辨而不可靣数也。其刚毅有如此者。
郑氏曰：「淫，谓倾邪也。恣滋味为溽，溽之言欲也。」孔氏曰：「儒性刚俭，饮食常质，不溽不浓厚也。」
蓝田吕氏曰：儒者之立，立于义理而已。刚毅而不可夺，以义理存焉。以义交者，虽疏逺必亲；非义加之，虽强御不畏。故有可亲、可近、可杀之理，而不可劫迫辱也。淫侈溢也，溽浓厚也。侈其居处，厚其饮食，欲胜之也。欲胜则义不得立。不淫不辱，所以立义也。其过失可防辨而不可靣数也。此一句疑尚气好胜之言，于义理有所未合也。所贵于儒者，以见义必为，闻过而改者也。何谓可防辨而不可靣数？待人可矣，自待则不可也。子路闻过则喜，孔子幸人之知过。成汤改过不吝，推是心也。苟有过失，虽怨骂且将受之，况靣数乎？
严陵方氏曰：「德虽可亲，而不可劫之以力；迹虽可近，而不可迫之以势；身虽可杀，而不可辱之以威。不以四肢之安而过其行，不以口腹之养而污其身。防辨者，讽谕之也；靣数者，指斥之也。凡此皆所体者刚，所用者毅然也。然居处不淫，饮食不溽，而以为刚毅何也？盖淫于居处，溽于饮食，皆人之欲也。孔子曰：『枨也欲，焉得刚』？非谓是乎？」
马氏曰：「可亲以情，而不可劫以力；可近以义，而不可迫以势；可杀其身，而不可辱其志；可杀以有命也，不可辱以有义也。」
山隂陆氏曰：「不淫不奢，淫也；不溽不卑，溽也。」
晏氏曰：「可亲者，为其有仁，非暴厉无亲也。而仁者必有勇，故不可劫。可近者，为其有礼，非近之不逊也。而秉礼者未可动，故不可迫。可杀者，为其有义，虽杀之而不怨也。而羞恶者，义之端，故不可辱。」
儒有忠信以为甲胄，礼义以为干橹，戴仁而行，抱义而处，虽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
郑氏曰：「甲，铠胄；兜鍪也。干橹，小盾大盾也。」
孔氏曰：甲胄干橹，所以御其患难。儒者以忠信礼义，亦御其患难。谓有忠信礼义，则人不敢侵侮也。戴仁而行，仁之盛；抱义而处，义不离身。虽有暴政，不更改其志操，逈然自成立也。与前「自立」文
译山阴陆氏说：“如果衡量勇气才去应战，这是怯懦；威严不靠决断而能树立，谋略不靠练习而能成功。”
黄氏说：“儒者都具备智勇，不衡量勇气和不衡量力量的人，是说他们不是在危难之际才去估量，而是明显地展现自己的勇力。大概君子以仁义闻名，如果以勇力闻名，那是可耻的。不估量的人，是说他们不像小人那样没有德行可称道，只较量勇力来向人夸耀，他们遇事反而没有谋略。所以说：仁者必定有勇，因为他们面临危难不苟且，看到危险不惜献出生命，善于谋划并洞察先机，那么遇事的功效必定能保全而没有过失。这就是儒者勇力的道理。‘往来’两义，是说儒者处于消长、否泰之时。说时运往去的，即使处于屯难否塞也不后悔吝惜；时运到来的，即使通达泰顺也不安逸享乐。只坚守道义，不因穷困或显达而改变节操。”
横渠张氏说：“猛禽捕捉搏杀，不衡量勇气；举起沉重的鼎，不衡量自己的力量而努力。每天勤勉不懈，不知道年岁不够，直到死才停止。这与向道的道理相同，遇事也是如此。像子路这样的人，对此也没有愧色。说过的话不再重复，是不犯同样的错误；流言不穷究，穷究的人不再深入思考。‘不断其威’，‘断’读作刚断的断；‘不习其谋’，断与习都是遇事时的决断和练习。不断不习，是说威严常存，谋略常足，不临时才匆忙安排。这就是所说的能特立独行的人，不是有所树立，而是能做到这样。”
庐陵胡氏说：“猛禽捕捉搏杀，虽然凶猛；举起沉重的鼎，虽然有力；但不敢与儒者较量勇力，能否胜任，一旦应当就前往。这是徒手搏虎的行为，不是儒者所为。不轻易决断威严，施加威严必定审慎；不轻率决断。不预先练习谋略，善于谋划而成功；不遇事，才去练习。习就是尝试的意思。”
晏氏说：“猛禽能捕捉搏杀的人，都认为是勇敢，我不这样认为。衡量计算他们的勇气，因为那些徒手搏虎的人崇尚勇力而不崇尚道义。能举起重鼎的人，都认为有力气，我不这样认为。衡量计算他们的力气，因为那些举鼎的人崇尚力气而不崇尚德行。前代儒者认为，儒者如果遇到凶猛的禽兽，不估量能否胜任就立即捕捉搏杀；如果遇到重鼎，不预先商量自己的力气能否举起就立即举起。如果真的这样，那么一个勇夫，难道是儒者做的事吗？不轻易决断威严，那么权谋足以制服外物；不预先练习谋略，那么智慧足以决断事情。”
儒者可以亲近但不能被胁迫，可以接近但不能被逼迫，可以杀死但不能被侮辱。他们的居住不淫邪，他们的饮食不浓厚，他们的过失可以委婉劝谏但不能当面列举。他们的刚毅就是这样。
郑氏说：“淫，指倾邪。放纵滋味为溽，溽就是欲望的意思。”孔氏说：“儒者性格刚毅节俭，饮食常常质朴，不浓厚。”
蓝田吕氏说：“儒者的立身，只立于义理罢了。刚毅而不可夺，因为义理存在其中。以义相交的人，即使疏远必定亲近；不以义施加的，即使强横也不畏惧。所以有可亲、可近、可杀的道理，而不能被胁迫侮辱。淫是奢侈过度，溽是浓厚。使居处奢侈，使饮食浓厚，是想胜过他。欲望胜过则义理不能确立。不淫不辱，是为了确立义理。他们的过失可以委婉劝谏但不能当面列举。这一句怀疑是尚气好胜的话，与义理有所不合。儒者可贵之处，在于见到义必定去做，听到过错就改正。为什么说可以委婉劝谏而不能当面列举？对待别人可以，对待自己则不可以。子路听到过错就高兴，孔子庆幸别人知道自己的过错。成汤改正过错不吝惜，推究这种心。如果有过错，即使怨恨责骂也将接受，何况当面列举呢？”
严陵方氏说：“德行虽然可亲，但不能用武力胁迫；踪迹虽然可近，但不能用权势逼迫；身体虽然可杀，但不能用威势侮辱。不因为四肢的安逸而逾越行为，不因为口腹的供养而玷污自身。防辨，是讽喻的意思；面数，是指斥的意思。凡此都是所体现的刚强，所使用的毅然决然。然而居处不淫邪，饮食不浓厚，为什么说这是刚毅呢？大概居处淫邪，饮食浓厚，都是人的欲望。孔子说：‘司马牛有欲望，怎么能刚强？’不是指这个吗？”
马氏说：“可以因情而亲近，但不能因力而胁迫；可以因义而接近，但不能因势而逼迫；可以杀死他的身体，但不能侮辱他的志向；可以杀死是因为有天命，不能侮辱是因为有道义。”
山阴陆氏说：“不淫不奢，是淫；不溽不卑，是溽。”
晏氏说：“可亲，是因为他有仁爱，不是暴厉无亲。而仁者必定有勇，所以不可胁迫。可近，是因为他有礼，不是接近而不谦逊。而秉持礼的人不可动摇，所以不可逼迫。可杀，是因为他有义，即使杀死也不怨恨。而羞恶之心，是义的开端，所以不可侮辱。”
儒者以忠信作为铠甲，以礼义作为盾牌，头戴仁德而行，怀抱道义而处，即使有暴政也不改变自己的操守，他们的自立就是这样。
郑氏说：“甲，是铠甲；胄，是头盔。干橹，是小盾和大盾。”
孔氏说：“甲胄干橹，是用来抵御患难的。儒者以忠信礼义，也用来抵御患难。是说有忠信礼义，那么人不敢侵犯侮辱。戴仁而行，是仁的盛大；抱义而处，是义不离身。即使有暴政，不更改其志操，迥然自成立。与前文‘自立’意思
蓝田吕氏曰：儒者刚毅而不可夺，则所得于天者可得而保者也。仁义忠信有礼，皆天之所授也。忠信则不欺，不欺者人亦莫之欺也。有礼者敬人，敬人者人亦莫之侮也。忠信礼义所以御人之欺侮，犹甲胄干橹可以捍患也。行则尊仁，居则守义，所以自信者笃，虽暴政加之有所不变也。自立之至者也。首章言自立，论其所学所行，足以待天下之用而不穷；此章言自立，论其所信所守，足以更天下之变而不易。二者皆自立也，有本末先后之差焉。
山隂陆氏曰：忠信以为甲胄，所谓忠信为周是也。马氏曰：自「忠信以为甲胄」至「虽有暴政不更其所」，皆言君子之所守，故曰「其自立有如此者」。待聘至待取，亦言自立，何也？所待者在人，所以待者在己，故言自立。而此防身逺害之道，亦自立也。
石林叶氏曰：甲胄者，自防之器；忠有诸中，信有诸己，亦以自防也。干橹，敌人之器；礼以区别，义以裁制，亦所以敌人也。仁为天下之表，故戴而行；义为天下之制，故抱而处。暴政者，时也；不更其所守者，己也。己之自立者，乃所以应时，故其言异于前之自立也。庐陵胡氏曰：前言「忠信以为寳，立义以为土地」，言平居时；此言「忠信以为甲冑，礼义以为干橹」，言行乎患难时。《表记》云：「仁之为道，逺行者莫能至，故仁在于力行。」「立义以为土地，故义在于自处所，犹守也。」《书》曰：「君子所其无逸。」《春秋传》曰：「以成吾所。」前言自立，与此言自立，本皆忠信。民无信不立。
晏氏曰：甲胄者，被之于身，冠之于首，乃设蔽以自营也。君子之处己，如之。干橹者，可以扞物，可以先众，乃持以待敌也。君子之应物，如之。仁主于有爱，常患乎昵而不尊，戴仁者所以尊之。义主于有断，常患乎严而不亲，抱义者所以亲之。
严陵方氏曰：「仁善为元元者首也，故于仁曰戴。义善为臧，臧者藏也，故于义曰抱。有立则有所，故曰：『虽有暴政，不更其所。』」
金华应氏曰：「被服礼义，操执忠信，所以自守而御外侮。而又负戴仁义，言儒者一身之中，无非义理也。捍御于外者愈固，而居处于内者愈安。虽有暴政，不能加之，故亦不为之迁易其所，而它之也。」
礼记集説卷一百四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
礼记集説》卷一百四十八宋卫湜撰
儒有一亩之宫，环堵之室，筚门圭窬，蓬户瓮牖。易衣而出，并日而食。上荅之，不敢以疑；上不荅，不敢以謟。其仕有如此者。
郑氏曰：「言贫穷屈道，仕为小官也。宫，谓墙垣也。环堵，面一堵也。五版为堵，五堵为雉。筚门，荆竹织门也。圭窬，门旁窬也，穿墙为之，如圭矣。并日而食，二日用，一日食也。上荅之，谓君应用其言。」
孔氏曰：此明儒者仕宦能自执其操也。径一歩长百歩为亩。若折而方之，则东西南北各十歩为宅也。墙方六丈，故云一亩之宫。环，谓周回也。东西南北唯一堵。郑注：五版为堵，定十二年《公羊传》文证堵之大小。髙一丈，长三丈为雉。筚门、柴门、蓬户，谓编蓬为户，又以蓬塞门，谓之蓬户。瓮牖，牖窓圆如瓮口。又云：以败瓮口为牖。易衣，谓更相衣，合家共一衣，出则更着之也。君应荅而用其言，己则竭力，不敢猜疑。有言而君不用，则静黙，不敢謟媚求进。
蓝田吕氏曰：儒者之仕，将以事道也。然有时乎为贫，食其力以求免死而已。辞尊居卑，辞富居贫，抱关击柝，乗田委吏，无所徃而不可也。故为贫者，非事道；事道者，不为贫。二者不可乱也。一亩之宫，环堵之室，筚门圭窬，蓬戸瓮牖，居之陋者也。易衣而出，并日而食，养之至不足者也。儒者所守之笃，穷至于是而不悔也。上之礼，荅不荅，繋乎知不知。虽穷如是，上苟知之，则必以是道自期，不疑乎上之未信也。为其多闻欤？则天子不召师；为其贤欤？未闻见贤而召之也。尊其所闻，行其所知，不疑乎上之未信而有所屈，盖事道不为贫也。上苟不知，则我知以力事
译蓝田吕氏说：儒者刚强坚毅而不可被改变，那么他从上天那里得到的东西就可以保全了。仁、义、忠、信、礼，都是上天所赋予的。忠信就不会欺骗，不欺骗的人别人也不会欺骗他。有礼的人尊敬他人，尊敬他人的人别人也不会侮辱他。忠信和礼义用来抵御别人的欺骗和侮辱，就像铠甲盾牌可以用来抵御祸患一样。行动时尊崇仁德，居处时坚守道义，因此自我信念坚定，即使暴政加身也有所不变。这是自立达到了极致的表现。首章讲自立，论述其所学所行，足以应对天下的需要而不会穷尽；这一章讲自立，论述其所信所守，足以经历天下的变化而不会改变。这两者都是自立，但有根本与枝末、先与后的区别。
山阴陆氏说：以忠信作为铠甲，这就是所说的“忠信为周”的意思。马氏说：从“忠信以为甲胄”到“虽有暴政不更其所”，都是讲君子所坚守的，所以说“他的自立就是这样”。等待被聘请到等待被任用，也是讲自立，为什么呢？所等待的对象在别人，而用来等待的条件在自己，所以说自立。而这防御自身、远离祸害的方法，也是自立。
石林叶氏说：铠甲是自我防护的器具；忠在心中，信在自身，也是用来自我防护的。盾牌是抵御敌人的器具；礼用来区分等级，义用来裁断节制，也是用来抵御敌人的。仁是天下人的表率，所以顶在头上行走；义是天下的法度，所以抱在怀里居处。暴政是时势；不改变所坚守的是自己。自己的自立，是用来应对时势的，所以这里的说法不同于前面的自立。庐陵胡氏说：前面说“忠信以为宝，立义以为土地”，讲的是平时；这里说“忠信以为甲胄，礼义以为干橹”，讲的是处于患难之时。《表记》说：“仁作为道，远行者不能到达，所以仁在于努力实行。”“立义以为土地，所以义在于安身立命之处，犹如守护一样。”《尚书》说：“君子所居之处不要安逸。”《春秋传》说：“用来成就我的立足点。”前面说的自立，与这里说的自立，根本都是忠信。百姓没有信用就不能立足。
晏氏说：铠甲是披在身上、戴在头上的，是设置遮蔽来保护自己。君子对待自己，也是这样。盾牌可以抵挡外物，可以领先众人，是拿着它来等待敌人。君子应对事物，也是这样。仁主要在于有爱，常担心因为亲近而不被尊重，所以推崇仁是为了尊重它。义主要在于有决断，常担心因为严厉而不亲近，所以怀抱义是为了亲近它。
严陵方氏说：“仁善于作为百姓的首领，所以对于仁说‘戴’。义善于作为善的储藏，‘臧’就是‘藏’，所以对于义说‘抱’。有立足点就有所在，所以说：‘即使有暴政，也不改变他的所在。’”
金华应氏说：“穿戴礼义，操持忠信，用来自我坚守而抵御外侮。而又背负仁义，说明儒者一身之中，没有不是义理的。对外抵御得越坚固，对内居处得越安宁。即使有暴政，也不能加害于他，所以也不因此改变他的所在而迁就它。”
《礼记集说》卷一百四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
《礼记集说》卷一百四十八 宋卫湜撰
儒者有一亩大的宅院，四周墙壁的居室，荆竹编织的门和圭形的门洞，蓬草编成的门和瓮口般的窗户。换穿衣服才出门，隔一天才吃一顿饭。上级回应他，不敢有怀疑；上级不回应他，不敢有谄媚。他做官就是这样。
郑氏说：“这是说儒者贫穷且委屈道义，做小官。宫，指墙垣。环堵，指一面墙。五块木板为一堵，五堵为一雉。筚门，是用荆竹编织的门。圭窬，是门旁的洞，穿墙做成，形状像圭。并日而食，是两天用一天的粮食。上荅之，指君主采纳应用他的话。”
孔氏说：这是阐明儒者做官能坚持自己的操守。径一步长百步为一亩。如果折算成方形，那么东西南北各十步为宅院。墙方六丈，所以说一亩之宫。环，指四周。东西南北只有一堵。郑注：五块木板为一堵，定十二年《公羊传》的文句证明了堵的大小。高一丈，长三丈为一雉。筚门、柴门、蓬户，指编蓬草为门，又用蓬草塞门，称为蓬户。瓮牖，窗户圆如瓮口。又说：用破瓮口做窗户。易衣，指轮流穿衣服，全家共一件衣服，出门时轮流穿。君主回应并采纳他的话，自己就竭尽全力，不敢猜疑。有言论而君主不采纳，就静默不语，不敢谄媚求进。
蓝田吕氏说：儒者做官，是为了践行道义。但有时是因为贫穷，靠出卖劳力来求得免于死亡罢了。辞去尊位居于卑位，辞去富贵居于贫穷，守门打更，管理畜牧仓库，没有哪里不可以去的。所以为了贫穷而做官，不是为了践行道义；为了践行道义而做官，不是为了贫穷。这两者不能混淆。一亩的宅院，四周墙壁的居室，荆竹门和圭形门洞，蓬草门和瓮口窗，居住得非常简陋。换穿衣服出门，隔一天吃一顿饭，供养极其不足。儒者坚守信念坚定，穷困到这种地步也不后悔。上级的礼遇，回应还是不回应，取决于是否了解他。虽然穷困到这种地步，上级如果了解他，就一定以这种道义自我期许，不怀疑上级还没有信任他。因为他博学吗？天子不召唤老师；因为他贤能吗？没听说过见到贤人就召唤他的。尊重所听到的，实行所知道的，不因为怀疑上级还没有信任而有所屈服，这是因为践行道义而不是为了贫穷。上级如果不了解，那么我知道尽力侍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