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礼记集説》卷一百二十一宋卫湜撰

译聚集在一起却没有确定的规范。正值教化尚未彰明的初期，天下之人没有君臣、上下、尊卑、长幼的节度。圣人制定礼制来引导民众，设立堤防来示众。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使民众在堤防规范之中安然行事，得以实现他们的愿望，然后饮食、男女、养生、送死等事物，都能安于其应有的位置。由此说来，君子制定礼制，并不是为了禁止欲望而推行，而是为了设立堤防以实现欲望。譬如人的身体，从头顶到脚底，都有自卫的方法：寒冷时有御寒的堤防，暑热时有避暑的堤防。当面对所尊敬的人、应对所敬重的人时，在外有相应的堤防；当闲居在家、穿着便服时，在内有相应的堤防。如果这身体没有堤防，怎能一天安宁保养呢？由此类推，人的居室，是用来安顿身体的。上面有栋梁，下面有屋檐，墙壁屏障设置得无所不至，然后才能安宁。如果有一个缝隙或洞穴没有防备，那么一家就会不得安宁。圣人因为天下民众苦于没有堤防而不能自立，所以在朝廷之上共同为之制定制度，有减损有增益，有纲纪有秩序，世道变迁则随之调整，前后相继，使得大堤防既已建立，君臣、上下、尊卑、长幼的秩序井然不乱，谁能逾越这礼制之外呢？当周朝衰微，圣王不再出现，用来设立堤防的方法逐渐废坏，开始有人违背先王的大堤防，自己制定规模，所以各国政令不同，各家风俗各异，权谋诈伪的风气形成，抢夺杀害的祸乱兴起。凡是天下的民众出于私意，凭借小聪明，纷纷脱离制度堤防之外。孔子的门徒号称儒者的学问，深入考察古代，看到后世风俗的变迁，思念先王的大堤防，认为其中必有深意，推究其极其细微精妙之处，在百世之前制定，以为百世之后，如果废弃而不治理，那么大的弊端和极度的混乱，将不可挽救。然而当时的人自行逾越法度之中，而先王所说的堤防也荡然无存。先王的堤防既已丧失，自秦以后，由汉到唐，数百年之间，那些在上位做君主的各自制定制度，认为自己的大堤防足以安定利益天下，休养生息。这些弊端虽然不至于像暴秦那样严重，但大多苟且简略，不再有美好的用意，有的凭借智力，有的凭借诈谋，有的凭借术数，有的凭借刑名，又有疏阔朴陋的，致使奸雄之人看到堤防不足以依赖，开始在规矩准绳之外放纵行为，做出犯上作乱的事情；豪杰超越之士，认为堤防不足，于是率意妄行，不再遵循轨辙，以至于自弃于异端邪说的人，也是有的。古代圣贤用来堤防天下的方法，其细致周密，不能用一个方面概括。自从那些率意自用、脱离堤防制度的人，常常用严苛的手段来堤防天下，先王之道常常苦于难以阐明。学者如果能由此道推演，严格地自我堤防，而宽厚地堤防民众，对于天下的事情，深入考察详尽周全，以此来对待朋友，以此来对待家庭，以此来对待乡党，以此来侍奉君主，从而治理天下。其中事变的难易，人情的顺逆，关键是要能将天下引向法度之中，而不失先王的大原则罢了。读《坊记》这一篇，又知道儒者看到了根本，考察了源流，其用意很好，但他们所掌握的还有未尽之处。后来的学者得到所谓的根本，用心探究，那么古人记录这一篇的意图就明白了。

译子说：“君子的道理，好比是堤防吗？堤防是用来防止百姓所不足的（德行）。即使建造很大的堤防，百姓仍然会逾越它，所以君子用礼来防止德行的缺失，用刑罚来防止淫邪的行为，用教令来防止欲望的放纵。”郑玄说：“百姓所不足的，是指仁义之道。失去正道就会放纵邪僻，即使建造很大的堤防，百姓仍然会逾越它。”这是说即使严格禁止，尚且不能制止，何况不禁止呢？命，指教令。

孔颖达说：“这一节是发起端首，总说所防之事。这一篇共三十九章，只有这一章称‘子言’，其余都称‘子云’，因为这一章是整篇的总纲，所以特别称‘子言’。但这一篇所防的体例不一，有的几段经义共同论述一事，有的只论述一事，有的引用《诗》《书》来总结，有的不引用《诗》《书》，都没有固定的义例。君子防止百姓的过错，好比堤防阻挡水流，防止百姓所不足的，是解释设立堤防的意义。因为百姓逾越德行，所以设立礼来防止百姓德行的缺失，制定刑罚来防止百姓的淫邪，设立法令来防止百姓的贪欲。

横渠张载说：“君子的道理，好比是堤防吗？辟，读如譬喻的譬。下面说的礼、刑、命，就是君子的道理。用教令来防止欲望，命指规矩制度；用礼来防止德行，德逸，就是德。”

长乐刘敞说：“君子的道理，源于内心。心中有邪僻，就会害了正道。必须有礼来端正其志向，然后邪僻之心消除，而德义之心兴起。所以说：‘君子的道理，好比是堤防吗？’‘与’是表示疑问未定的语气词。至于一般百姓，不知道用礼来防止其心，所以邪僻之意在心中萌发，害了正道，而自己却不知道。行为违背礼法，触犯刑宪，内心缺失，外在仁义不足。所以说：‘防止百姓所不足的。’即使建造很大的堤防，百姓仍然会逾越它，这是说他们违背礼教而触犯刑罚。”

严陵方敦说：“君子有礼来防止德行，有刑来防止淫邪，有教令来防止欲望。作为堤防，可以说很大了。然而有的失去德行而犯礼，有的沉溺淫邪而犯刑，有的顺从欲望而犯命。所以说：‘即使建造很大的堤防，百姓仍然会逾越它。’那些失去德行、沉溺淫邪、顺从欲望的人，就是所谓的邪僻。”

马氏说：“礼是用来制约中道的，所以用礼来防止德行；刑是用来禁止过错的，所以用刑来防止淫邪；教令是用来使人知分而安守的，所以用教令来防止欲望。用礼来防止德行，就是所谓‘戒之用休’；用刑来防止淫邪，就是所谓‘董之用威’；用教令来防止欲望，则是圣人教化之盛。”

山阴陆佃说：“君子的道理，好比是堤防吗？是说君子的道理，以比喻来说就是堤防。防止百姓所不足的，堤防百姓所不足的，是说百姓所不足的，就是堤防。即使建造很大的堤防，百姓仍然会逾越它，这就是所谓百姓所不足的，用教令来防止欲望。”孟子所说的“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庆源辅广说：“以礼作为堤防，那么德行就不会丧失，所以说‘大德不逾闲’。人有所畏惧，就不敢放纵，用礼来防止德行，用刑来防止淫邪，是略而言之。至于用教令来防止欲望，则是深入而言，这三者就是所谓的大堤防。那些因一事设一禁的，难道是君子的道理吗？”金华应氏说：“天理人欲相互消长，欲望发动情感胜过，人欲炽盛而有余，天理消灭而不足。礼防止所不足的，制约所有余的。性的善为德，礼来防止它而涵养其本源；性的荡为淫，刑来防止它而遏制其流出。德则入于淫，所以出礼则入于刑。圣人防止百姓的工具，到这里就完备了。然而人的欲望无穷，不是防范所能尽的，圣人于是有教令的说法。命出于天，各有分限，截然不可逾越。天命至严，人力无法施展，以此来防范，那么觊觎者堵塞，羡慕者停止，而欲望就不能放肆了。”《诗经》说：“抱着被子和床帐，实在命运不好。”如果不知道命运有贵贱，那么贱妾进御，求逞其欲，怎么能尽其心呢？

子说：“小人贫穷就困窘，富有就骄傲。困窘就盗窃，骄傲就作乱。礼，是顺应人的情感而制定节文，作为百姓的堤防。”所以圣人制定富贵，使百姓富有不足以骄傲，贫穷不至于困窘，尊贵不怨恨在上位者，所以作乱就逐渐消亡。郑玄说：“约，就是穷困。这节文，是指农民有田里的差别，士人有爵命的等级。”慊，是恨不满的样子。慊或作嫌。

孔颖达说：“这一节，说明小人贫富都失于道，所以圣人制礼而为之节文。圣人制定富贵贫贱的法度，不说贫贱略其文。制定富者居室丈尺，俎豆衣服之事，须有法度，不至骄傲。为贫者制农田百亩，桑麻自赡，比闾相赒，不令至于困窘。贵谓卿士之属，制其禄秩，随功爵而施，则贵臣无慊恨，君禄爵之薄也，益渐也。亡，无也。为乱之道，渐无也，不云贱者从，可知也。”

长乐刘敞说：“约谓愧耻乎其不足，所以愧耻之极，斯为盗矣。骄谓逾违于礼法，所以逾违之极，则为乱矣。圣人所以自天子至于子男为之田制，而差其礼乐之度数也。自卿大

译至于为平民制定俸禄制度，并确定他们衣食用度的等级差别。上下尊卑既然区分清楚，百姓的心志也就安定下来，僭越逼上的念头就不会在心中产生，所以动乱更加消亡，这正是礼制的功效。

译严陵方氏说：小人没有道义来安于贫困，所以贫困就会拘谨局促；没有德行来守住富贵，所以富贵就会骄傲自大。拘谨局促就会感到不足，产生羡慕他人的念头，所以拘谨局促就会导致盗窃；骄傲自大就会不谦逊，产生冒犯上级的心理，所以骄傲自大就会导致动乱。凡此种种都是人的常情，而礼制就是根据人的常情来制定节制和文饰，以此作为百姓的堤防罢了。下文中兼及贫困，而上文中只说制约富贵者，这是因为礼制难以制约的，尤其在于富贵之人。说到富贵必定接着说贫困，说到尊贵却不接着说卑贱，这是因为难以制约的地方需要详细论述，容易制约的地方可以简略论述的缘故。如果大夫家族的财富不超过百辆兵车，这是为了制约富贵而不使他们骄傲；普通百姓受田一百亩，这是为了制约贫困而不使他们拘谨局促；能够使用冰的贵族家庭不蓄养牛羊，这是为了制约尊贵而不使他们感到满足（从而生怨）。像这样，各自得到应有的制约，反而能够互相治理了。

山阴陆氏说：“尊贵者不满足于上级，就像上公的服饰如同王者一样。所以动乱更加消亡，怨恨和动乱常常说更加消亡，这是因为动乱容易平息却难以治理，怨恨容易平息却难以安抚的缘故。”

石林叶氏说：“贵贱尊卑，是礼的节制；升降上下，是礼的文饰。有节制来规范等级，有文饰来区别地位，那么富贵者不骄傲，贫困者不拘谨，尊贵者不满足于上级。虽然如此，礼制所制约的方法也有很多。唯独先制约富贵者，是因为人世间最大的欲望存在于富贵之中罢了。”

庆源辅氏说：拘谨是气，满足和骄傲是气，堤防主要在于礼，所以这里特别加以论述。制定制度的人称为圣人，所以制约富贵，是圣人的事。慊，意思是满足。尊贵者不满足于上级，就像水满而不溢出，高而不危险的意思。

子云说：“贫困却喜好安乐，富贵却喜好礼义，家族众多却能安宁的，天下能有几人呢？”《诗经》说：“百姓贪恋动乱，宁愿遭受荼毒。”所以国家的兵车不超过一千辆，都城的城墙不超过三百丈，大夫家族的财富不超过一百辆兵车，用这些来防范百姓，诸侯中还是有背叛的。

郑氏说：大家族人口众多，家中常常多生祸乱，天下能有几人呢。意思是像这样的人很少。宁，是安宁的意思。百姓贪恋动乱，宁愿遭受荼毒？意思是说那些贪恋作乱的百姓，安于遭受荼毒的行为，厌恶这种状况。古代方圆十里，其中六十四井，出兵车一辆，这是兵赋的制度。成国的赋税为一千辆兵车，雉是城墙的度量名称。高一丈，长三丈为一雉，一百雉就是长三百丈，方圆五百步，子男之国的城墙方圆五百步，一百雉的，这是指大都，是三国之一。孔氏说：这一节阐明上下制度有限度，防范奢侈僭越和背叛逆乱的事情。贫困却喜好安乐，富贵却喜好礼义，家族众多而得到安宁，像这样三种情况，天下极少，所以说很少。引用《诗经·大雅·桑柔》的篇章，这是讽刺周厉王的诗。天下作恶的人多，所以设立限度：诸侯之国不得超过一千辆兵车的赋税，卿大夫的都城不得超过一百雉，卿大夫的财富采地不得超过一百辆兵车。当时，卿大夫也有背叛的，而只说诸侯，是举其重者，其余可以推知。皇氏说：查《司马法》说：方圆十里，出兵车一辆；又说：甸方圆八里，出长毂一辆。郑玄注《小司徒》说：如果包括沟洫之地，就是十里；除去沟洫之地，就是八里，所以说六十四井出兵车一辆。注解说：成国的赋税为一千辆兵车，襄公十四年《左传》说成国不超过半天子的军队，谓满一千辆兵车就是成国，这是公侯的封地。查一千辆兵车的赋税，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零。查《周礼》公五百里，侯四百里，这就超过一千辆兵车了。说不过一千辆兵车，是土地虽然超过，但兵赋只有一千辆兵车。所以《论语》注说：即使大国的赋税，也不超过这个数。兵赋的制度，王畿之内六乡的制度，每家出一人，一万二千五百家为一乡。《大司马》说：五师为一军，那么一万二千五百人为一军，就是一乡出一军。又说：天子六军，是出于六乡。凡是军制，《大司马》说：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这是师的制度。凡是出兵的方法，乡为正兵，遂为副兵，那么遂的出兵与乡相同。所以郑玄注《小司徒》说：乡的田制与遂相同，那么就知道遂的军法与乡相同。公邑出兵也与乡相同。所以郑玄注《匠人》说：采地制井田异于乡遂及公邑，那么就知道公邑地制与乡遂相同，明白公邑出兵也与乡相同。公卿大夫的采地既然是井田，不同于乡遂，那么出兵也不同于乡遂。所以郑玄注《小司徒》：“井十为通，士一人，徒二人；通十为成，革车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为终，革车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终为同，革车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这是说公卿大夫采地出兵车的制度。王畿之外，称为诸侯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都出于乡遂，所以《费誓》说：“三郊三遂。”这是诸侯有遂的意思。诸侯按土地出兵，那么《司马法》说：“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马一匹，牛三头；四丘为甸，出长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马四匹，牛十二头。”所以《成元年》“作丘甲”，杜预和服虔都引用此文来解释。这些都是说

译这是天子与诸侯的兵赋制度。又《异义》说：“天子拥有万乘兵车，诸侯拥有千乘兵车，大夫拥有百乘兵车。”这是大致而言，体现尊卑相差十倍的原则。其中细微差别，乡、遂、公邑等具体分类各不相同。所以《鲁颂》说：“公车千乘”，是指全国土地总计出的军队；“公徒三万”，是指乡、遂的兵员数量。这说明按国界计算土地与按乡、遂计算人数是不同的。诸侯在方圆十里之地出赋时，虽然一辆革车配备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但在临敌对阵时，则遵循乡法，五人组成一伍，五伍组成一两等编制。所以《左传》说：“邲之战，楚军的一辆战车配有一卒，一卒等于两偏。”又说：“一两的一卒，前往吴国。”这说明临军对阵时遵循乡法。《牧誓》说：“武王有戎车三百辆。”孔安国注说：“一辆车配步卒七十二人。”这是出兵时的编制。经文中说“千夫长”“百夫长”，是指对敌作战时的称呼。根据《司马法》的记载，诸侯的车、甲、牛、马都按土地计算，命令百姓自行提供。如果乡、遂的民众每七十五人就要派出一辆革车、三名甲士、四匹马、十二头牛，恐怕百姓无力承担，这些都是由国家提供的。所以《周礼·巾车职》说：“车辆损坏折断，由职币官负责赔偿。”又《周礼·马质》说：“凡从主管官员那里接受马匹的，要记录马的齿龄、毛色和价格。马死了，在十天内更换。”又《司兵职》说：“发放兵器时，依照司马的法令来颁布，收回兵器时也是如此。”这说明是由国家提供的。说“方圆五百步”，六尺为一丈，五乘六得三十，所以三百丈等于五百步。说“子男国的城墙方圆五里”，《周礼·典命》说：“子男爵位为五命，其国家宫室以五为等级。”国家指方圆之地，所以子男国的城墙方圆五里。说百雉，是指大都，即国土的三分之一。说子男国方圆五里，总共一千五百步。《左传》说：“大都占国土的三分之一。”子男国的大都占国城的三分之一，所以大都五百步等于百雉。经说：“家富不过百乘的，是诸侯卿大夫的采地。”所以《左传》说：“只有卿大夫拥有百邑，地方百里。”只说“只有卿大夫拥有百邑”，不知道天子、诸侯、公、卿、大夫采地的大小。查考郑玄注《小司徒》说：“百里之国，共有四都；五十里之国，共有四县；二十五里之国，共有四甸。”又说：“采地食邑的，都是国土的四分之一。”解说者据此认为公食邑百里，卿食邑五十里，大夫食邑二十五里。至于诸侯的卿、大夫，传中说“卿备百邑”；《论语》说“百乘之家”，这是依据诸侯臣下的采地。那么公国的孤卿、侯伯国的卿大夫与天子的三公相同，都方圆百里；公国的卿与侯伯国的大夫都方圆五十里；公国的大夫与侯伯国的下大夫都方圆二十五里。至于子男国的土地，只有方圆二百里以下，其卿的采地不能再方圆百里。查考《易·讼卦》注说：“小国的下大夫采地方圆一成，其定税为三百家。”只有这一条记载，对于子男国的中都、大都没有提及。查考郑玄注《论语》说：“伯氏拥有骈邑三百家。”说是齐国下大夫的制度，似乎公、侯、伯的下大夫只有三百家，但春秋时期，齐国的强臣特别多，所以伯氏只拥有三百家的邑，与礼制不同。

译严陵方氏说：“规定诸侯国的规模不超过一千辆兵车，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千乘之国’。千乘之国，也就是方圆百里的国家。按照井田制的法规，一平方里为一井，十井为一乘，方圆百里的国家正好有一千乘。都城的高度不超过百雉，这就是《左传》所说的‘都城超过百雉，是国家的祸害’。都，大概是公卿和王子弟所封食的采邑。一雉等于五堵墙，百雉就是城墙有五百堵长。大夫家的财富不超过一百辆兵车，这就是孟子所说的‘百乘之赋’。千乘、百乘都是从所缴纳的赋税来说的。‘乘’是用兵车的多少来衡量，‘雉’是用城墙的宽窄来衡量，有的说多少，有的说宽窄，二者互相补充。对国家说‘制’，对大夫家说‘富’，都是指限制其财富，也是互相补充罢了。所防范的事情不仅仅针对平民，经文每每以平民为言，大概是因为平民缺乏自我防范的方法，所以设立防范制度是以平民为主要对象。至于君子能够用礼来自我防范，就不需要别人为他设立防范了。”

山阴陆氏说：“天下治理得差不多了吧？是说天下治理接近完善了。百姓贪婪作乱，难道甘愿遭受那样的毒害吗？现在像这样，可以说治理接近完善了。规定诸侯国不超过千乘，千乘之国，是指完整的诸侯国。子爵和男爵大概不包括在内，所以说‘七命’。赐予千乘赋税的国家，方圆三百一十六里有余，那么从伯爵以上，千乘之国，其赋税相当于一百乘。从王畿内部来看，相当于七十里见方的国家。方圆百里，出兵车一百乘，那么卿所受封的土地大概附有元士的土地。《春秋传》说：‘只有卿拥有百邑。’先儒认为卿拥有百邑，方圆百里。那么卿的土地方圆百里，还相当于诸伯方圆三百里的土地呢。”

石林叶氏说：“贫穷而没有怨恨，很难做到；喜好音乐，则是安于贫困的极致，愚夫愚妇都能胜过我。众人之中而能安宁，则是安于众人之中的极致。以快乐安于贫困，以礼制安于富贵，那么能使众人安宁的，本来就是身处尊贵地位者该做的事。有土地，就有兵车；‘乘’是车用来载人的，所以规定国家规模就说‘乘’。‘雉’这种动物，守死而不越过分际，有自我防卫之道，所以规定都城就说‘雉’。诸侯虽然富贵不达到极致，但作为国家，拥有千乘百雉。至于大夫，他的上面还有君主，不是完全尊贵的人，所以只说家富罢了。先王辨别贵贱的等级，而诸侯和大夫的等级差别如此，大概是以防范平民为主要目的。其弊端在于，诸侯背叛君主互相篡位，这就是所谓‘后义而先利，不夺取就不满足’的情况。”

子夏说：“礼，是用来彰明疑难、区别细微，作为百姓的防范的。所以贵贱有等级，衣服有区别，朝廷有位次，那么百姓就有谦让的依据。”子夏说：“天上没有两个太阳，地上没有两个君王，家里没有两个主人，尊贵者没有两个至上者，这是向百姓显示君臣的区别。”《春秋》不称呼楚、越的君王为‘王’，丧礼中君主不称‘天’，大夫不称‘君’，是怕百姓产生疑惑。《诗经》说：‘看那盍旦鸟，尚且担心它呢。’子夏说：“君主不与同姓的人同乘一辆车，与异姓的人同乘一辆车，也不穿同样的衣服，这是向百姓显示没有嫌疑。”用这些来防范百姓，百姓还是会有同姓的人弑杀君主的情况。

郑玄说：“朝廷的位次，指的是朝会的位次。楚、越的君主僭越称号称王，不记载他们的葬礼，是指不书写‘葬’字。《春秋传》说：‘吴、楚的君主不书写葬礼，是避讳他们僭越的称号。’臣子，天子称天子为天王，称诸侯不称‘天’，是避讳王号。大夫有臣子的，称他们为‘主’，不称‘君’，是避讳诸侯的称号。这些说法都是为了不让百姓疑惑，不知道谁才是尊贵的。《周礼》说：‘主友的仇敌，视同堂兄弟。’盍旦，是夜间鸣叫祈求白天的鸟。祈求不可得到，人们尚且厌恶它想要颠倒昼夜、扰乱昏暗与光明，何况臣子僭越君主，也是祈求不可得到的同类，扰乱上下，迷惑大众。同姓的人，是指先王、先公的子孙有继承爵位之道的。如果不是这样，就没有嫌疑了。车右和车左平时穿朝服，君主则根据时事穿着，只有在军中才穿同样的衣服。”

孔颖达说：“从这一节到‘犯君’一节，阐明彰明疑难、区别嫌疑，担心尊卑互相僭越，使人疑惑的事情。疑，指是非不决，礼用来彰明它；微，指幽隐不明显，礼用来分别它。”《楚越书》记载葬礼就应当称‘葬某王’，避讳‘王’的名号，所以不书写葬礼。盍旦，想要把夜晚变成白天，就像臣子奢侈僭越，想要把下位变成上位一样。这是逸诗：‘仆从和车右，身穿朝服。’所以《曲礼》说：‘乘坐路马，必须穿朝服。’就是这样。在朝服之内，则有虎裘、狼裘，所以《玉藻》说：‘君主的右边，穿虎裘；左边，穿狼裘。’就是这样。僖公五年《左传》说：‘穿着同样的衣服，威武的样子，夺取虢国的旗帜。’又《公羊传》成公二年鞌之战，逢丑父做齐顷公的车右，衣服与顷公相似，这是在军中穿同样的衣服。长乐刘氏说：‘尊卑有疑惑的，用亲疏来辨别；亲疏有疑惑的，用贵贱来辨别；贵贱有疑惑的，用先后次序来辨别；先后次序有疑惑的，用德行和年龄来辨别。’这就是礼彰明疑惑的地方。”

严陵方氏说：“如果君主在庙门外，就会与尸（代表祖先受祭的人）混淆，所以不在门外迎接尸，以明确这种疑惑。这不是礼用来彰明疑惑的例子吗？士人只在公门内脱去齐衰丧服，以表明其细微之处。这不是礼用来区别细微的例子吗？贵贱有上下的等级，衣服有隆重与简略的区别，朝廷有尊卑的位次。有等级、有区别、有位次，那么各自安守本分而不争抢了。所以百姓有谦让的依据。”

译“者”是君主的象征，天上既然没有两个太阳，拥有国土的人也就没有两个君王。拥有广大国土的人，既然没有两个君王；拥有小家庭的人，也就没有两个主人。所有这些，都是因为尊贵者不能有两个最高主宰的缘故。所以说：“这是向百姓显示君臣的区别。”盍旦，就是《月令》中所说的鹖旦。盍，是“何不”的意思？何不旦，就是祈求天亮罢了，所以用这个名字来称呼它。人们厌恶它，是因为它扰乱了昼夜的缘故。君臣的区别，就像昼夜的对应一样，怎么可以扰乱呢？所以引用佚诗来比喻这种情况。乘车的规矩，君主在左边，驾车的人在中间，勇士在右边。

译马氏说：君王祭祀宾客时，有旅贲穿着君王的服饰而快步应节。服氏穿着君王的服饰来维系君王的大常旗。在军阵之中，射人命令有爵位的人乘坐君王的副车，而没有人与君王同乘一车。

石林叶氏说：“章”疑与“决”不同。“疑”是指看似相同而实际不同；“章”意为显明，“决”意为决断。 “别微”不同于“明微”。“微”是指似有而无；“别”意为辨别，“明”意为显著。因为显明疑惑，所以贵贱有等级；因为辨别细微，所以服饰有区别。贵贱依据爵位排列，爵位用来宣告德行。观察其贵贱，就知道德行的厚薄。服饰依据功劳赐予，服饰用来彰显功业。观察其服饰，就知道功劳的大小。至于朝廷中有职位，那是爵位和服饰所确定的位置。百姓看到他们的职位，就知道确定名分而实行谦让退避。所以说：朝廷中有职位，百姓就有谦让。礼制辨别细微，则服饰有区别；至于辨别嫌疑，则亲疏就有差异了。所以同姓是亲近的，不嫌于相同，不同车，是为了疏远他们。异姓是疏远的，虽然同车，嫌于不同，不同服，是为了区别他们。所以百姓没有嫌疑。依据爵位的贵贱，进而推及君臣关系；依据服饰的差异，进而推及车驾。防范百姓的方法就是这样。同姓中还有弑君篡位的人。

子夏说：“君子辞去尊贵而不辞去卑贱，辞去富有而不辞去贫穷，那么祸乱就会更加消亡。”所以君子与其让俸禄超过人的德行，宁可让人德超过俸禄。子夏说：“一杯酒、一碗肉，谦让后接受，恶劣的百姓还会冒犯年长者；床席之上，谦让后就坐，下层的百姓还会冒犯尊贵者；朝廷之位，谦让后居于卑位，百姓还会冒犯君主。”《诗经》说：“百姓没有良善，互相怨恨一方。”接受爵位不谦让，祸乱就会降临到自己身上。

郑氏说：“‘乱益亡’，‘亡’是无的意思。‘食’，指俸禄。在上位而俸禄超过德行叫‘浮禄’，胜过自己则近于贪婪，自己胜过俸禄则近于廉洁。‘犯’，同‘僭’。‘齿’，指年龄。礼制规定，六十岁以上笾豆有所增加，贵秩不同，这是良善的表现。说没有良善的人，远远互相怨恨，贪图爵禄，喜好获取而不谦让，以至于祸乱不止。”

孔氏说：所引用的《诗经·小雅·角弓》，是讽刺周幽王的诗，‘相怨一方’，共同互相怨恨，各自在一方，不相往来，引用它来证明上面‘每事须让’的观点。

严陵方氏说：“卑贱不贪图尊贵，贫穷不羡慕富有，就没有争夺的祸患了。”所以祸乱更加消亡。权舆没有多余，不妨碍成为贤者；《伐檀》中的白吃，是君子所不做的。所以君子与其让俸禄超过人的德行，宁可让人德超过俸禄。这是辞去富贵的道理。‘浮’与‘行’，‘浮于名’的‘浮’相同。礼制规定，六十岁以上笾豆有所增加，所以用‘觞酒豆肉’来说冒犯年长者。三命不齿，席位在尊者东侧，所以在床席之上用冒犯尊贵者来说。族人不能凭借亲戚关系占据君位，所以在朝廷之位用冒犯君主来说。礼制中，卧者用衽，坐者用席，合称为一。

石林叶氏说：“富贵贫贱，以道义获得，都不推辞。君子有时推辞，是为了教导百姓顺从。古代依据功劳宣告俸禄，依据长久安定饮食。大概饮食与俸禄不同。饮食超过人的德行，就是非义。所以君子宁可让人德超过饮食。”

子夏说：“君子尊重别人而轻视自己，先考虑别人而后考虑自己，那么百姓就会谦让。”所以称呼别人的君主为“君”，称呼自己的君主为“寡君”。

郑氏说：“‘寡君’，是说德行少的君主，说话谦卑。”

严陵方氏说：“尊重别人而轻视自己，就不骄傲；先考虑别人而后考虑自己，就不争夺。所以百姓谦让。”《尚书》说：“你如果不矜持，天下没有人和你争能；你如果不夸耀，天下没有人和你争功。”杨子说：“把自己放在后面的人，别人把他放在前面；把自己放在下面的人，别人把他抬高。”都是这个意思。

山阴陆氏说：“引用这个，表明对于君主尚且如此，其他可想而知。”

子夏说：“利益俸禄先给死者而后给生者，那么百姓就不会背弃；先给亡故者而后给存活者，那么百姓就可以托付。”《诗经》说：“思念先君，以勉励我。”以此防范百姓，百姓还是背弃；死后号哭，无处申诉。

郑氏说：“说不偷生于死亡，那么对于生存就诚信。”引用卫国夫人定姜的诗：“定姜没有儿子，立庶子衎，这就是献公。‘畜’是孝的意思。献公对定姜无礼，定姜作诗，说献公应当思念先君定公，以孝道对待我。‘偝’是背弃，死后号哭，无处申诉。说死者被背弃，家中的老弱号哭称冤，无处申诉，没有道理。”

孔氏说：这一节阐明防范人背弃死者、趋向生者的事情，关于利益俸禄的事。假设死与生合并，都先给予死者，而后给予生者，那么百姓都不会背弃死者。‘亡’指身为国事，亡在外，先给予在外亡故的人，而后给予国内存活的人，那么百姓都仁厚，可以托付大事。所引用的诗是《邶风·燕燕》一篇，卫国庄姜送归妾。说归妾戴嬀思念先君庄公，以妇道勉励我。‘寡人’是庄姜自称，这里记以‘朂’为‘畜’。郑氏又认为是卫国定公夫人定姜的诗。与《诗经》注不同，是因为后来得到了毛传。凡是注与《诗经》不同，都仿照这个。

严陵方氏说：“‘死’指为国家死，‘亡’指为国家亡，而在外的人，利益俸禄的施予，不一定及于其身，记录那人的功劳，以及其亲族而已。若

译《周官》用国家的财物供养为政事而死者的老人及其孤儿，《礼记》中说到离开故国三代之后，爵位俸禄仍在朝廷中有名位之类，都是这个道理。因为死者，君主的心意尚且不忘，那么百姓就会勤于孝思，所以说“百姓不会违背”。因为亡者，君主的心意尚且不断，那么百姓就会勉力于忠义，所以说“百姓可以托付”。所谓无告者，是指呼喊却无处申诉的人。

译庐陵胡氏说：不偷生于死亡，那么对于生存就诚信了。这是《邶风·燕燕》篇，卫庄姜送戴妫，让她以妇道勉励自己。寡人庄姜，自称这是用来勉励蓄养郑国的。又认为是卫定姜的诗，让献公蓄养孝道。寡人郑国的自相矛盾，大多属于这类情况。

子说：“拥有国家的人，尊重贤人而轻视俸禄，那么百姓就会兴起谦让的风气；崇尚技艺而轻视车马，那么百姓就会兴起技艺。所以君子言语简约，小人言语在先。”

郑氏说：“说的是君主尊重崇尚贤能的人，而不吝惜给予俸禄和车服，那么谦让之道就会兴起。贤能的人，是人们所信服的对象。技就是艺。君子言语简约，小人言语在先。说的是人们崇尚德行而不崇尚言语。简约与在先是对举而言的。君子简约，那么小人就多了；小人在先，那么君子就在后了。《易经》说：‘君子因此多识前言往行，来蓄养他的德行。’”

孔氏说：“这一节，阐明崇尚贤能、重视言行举止的事情。简约言语就是节省，简约小人的行为在于后面，必定先使用他们的言语；君子则后说话，先实行他们的行为。这两者是相互对应的。”

长乐刘氏说：“君子所喜好，就是百姓所趋向的。拥有国家或封地的人如果尊贵贤人，那么他的百姓就没有谁不敢磨砺自己的德行。轻贱俸禄利益，那么他的百姓就没有谁不敢忘记廉洁。德行充实于内，而廉洁表现于外，那么礼让就会兴起。技巧，是轻薄风俗的人所为。君主崇尚技巧的工匠，那么舟车的工匠就会变得低贱，而末流技艺就会兴起。”

严陵方氏说：“尊重贤人而轻视俸禄，崇尚技艺而轻视车马，都是说任用贤能，赐予他们而不吝惜。”人指的是贤者，技指的是能者。说到俸禄就知道爵位，说到车就知道马。上位者的教化如此，不仅仅从事空谈而已，必定有实际行动来践行言语。所以接着说“君子言语简约，小人言语在先”。

石林叶氏说：“君子博学而详细解说，是为了最终回归简约。小人则致力于言语的详细，君子先实行他的言语然后才跟随他。小人致力于言语在先。”

庆源辅氏说：人贤能那么俸禄就优厚。然而国家所尊贵的，是尊贵人的贤能，不尊贵俸禄的优厚，那么百姓就会兴起谦让。车虽然是工匠聚集的地方，然而家国所尊贵的，是尊贵技艺的聚集，不尊贵车的器物，那么百姓就会兴起技艺。君子言语简约是务实，小人言语在先崇尚浮华。金华应氏说：以德行和才能来授予爵位俸禄，以功绩和言语来任用车服，这是隆盛古代的定制。等到德行衰败，俸禄未必能给予有德行的人，车服未必能给予有才能的人，有的不耕种却获取粮食，有的车很光亮而人却憔悴。君主必定尊贵那些可用的人，而不以俸禄富有的人为尊贵；尊贵那些有用的技艺，而不以车马华丽的人为尊贵，那么赏赐必定符合功绩，而虚言修饰外貌的人就没有市场了。记录者又分别君子和小人来说，大概君子崇尚实行而不从事虚言，小人没有诚心而专门崇尚利口，这是君主应当明察的。

子说：“上位者斟酌采纳百姓的言论，那么下位者就会像敬天一样敬奉上位者的施予；上位者不斟酌采纳百姓的言论，那么就会触犯；下位者不敬奉上位者的施予，那么就会混乱。所以君子以诚信谦让来治理百姓，那么百姓回报的礼节就厚重。”《诗经》说：“先民有句话，向割草打柴的人咨询。”

郑氏说：“酌，就是取的意思。取众百姓的言论作为政教，就能得到民心。得到民心，那么恩泽所加，百姓爱戴他就像爱戴天一样。说的是他的尊贵，涖是临的意思。回报礼节厚重，就是说能为难处而死。先民，指的是上古的君主。询是谋，刍荛是下民的事情。说的是古代的人君，将有政教，必定向庶民谋划，然后施行。”

孔氏说：“这一节论述上位者采纳百姓言论，那么百姓回报礼节厚重；上位者不采纳百姓言论，违背下面的意愿，那么百姓怨恨愤怒从而触犯上位者。下位者不敬奉上位者的施予，说的是下位者不仰视君主如天，不敬重上位者的恩泽，那么祸乱的事情就会兴起。所引用的《诗·大雅·板》篇，是讽刺厉王的诗，证明上位者斟酌采纳百姓言论的事情。”

严陵方氏说：“《尚书》说：‘天的聪明，来自我的百姓的聪明；天的明畏，来自我的百姓的明威。’天的作为，没有不是以百姓为依据的。上位者斟酌采纳百姓的言论，就与天相合了。所以下位者怎么会有不敬奉上位者施予的呢？言语必定说‘酌’，是因为言论有恰当与否，斟酌之后才施行。上位者不斟酌采纳百姓的言论，那么事情或许会妄行，而失去所坚守的，所以说‘就会触犯’。下位者不敬奉上位者的施予，那么百姓或许会放肆轻慢，而没有用来治理的方法，所以说‘就会混乱’。君子以诚信谦让来治理百姓，就是上位者斟酌采纳百姓的言论；百姓回报礼节厚重，就是下位者敬奉上位者的施予。”

马氏说：“君子对于众言，相同的就推演它而已，所以说‘酌’，就像所说的考察众人。”

山阴陆氏说：斟酌于百姓，反过来用来治理百姓，这就叫做天。所谓的雨，大概就是这样。老子说：代替大匠砍削，很少有不伤手的，这就叫做触犯。我无为，顺应百姓而已，哪里有触犯呢？

庐陵胡氏说：“百姓的言论，是医治国家的药石。取来用于国家，就符合天下的公愿。百姓蒙受其恩泽，戴他如天。这就是下位者敬奉上位者的施予。”庆源辅氏说：“上位者斟酌采纳百姓的言论，就是上位者敬重下位者；下位者敬奉上位者的施予，就是下位者尊重大位者。上下一理，而君主是百姓的表率。古人畏惧百姓，诚信就使百姓可信，谦让就制定行为不以自己来制约百姓。尊君如天，尽敬事

译如果君主真诚，那么回报的礼节就可以说是厚重了。然而百姓不能自己做到这样，是上位者有方法引导他们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