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集説卷三十七　　　　宋　卫湜　撰

译《堂阴符记》。这一卷书的出处，解释者意见不同。现在暂且申述郑玄的观点，加以解释。查考吕不韦召集众多儒士，编撰成十二个月的纪事，合计十余万字，名为《吕氏春秋》。每篇开头都有月令，与本文相同，这是第一个证据。又周朝没有大尉这一官职，只有秦朝官制中有，而此月令中说“乃命大尉”，这是官名不符合周朝法度，第二个证据。又秦朝以十月建亥为岁首，而月令中说“为来岁授朔日”，即九月为岁末，十月为授予朔日，这是时节不符合周朝法度，第三个证据。又周朝有六冕，郊祭上天迎接节气则使用大裘，乘坐玉辂，树立绘有日月的大常旗，而月令中的服饰、车驾、旗帜都依照时节颜色，这是事制不符合周朝法度，第四个证据。然而查考秦始皇十二年，吕不韦死；十六年，统一天下，然后以十月为岁首，那么吕不韦怎么能以十月为正朔呢？又说“周书先有月令”，怎么能说是吕不韦所造呢？又秦朝统一天下设立郡县，怎么能说是诸侯呢？又秦朝好战杀戮，怎么能布施德行恩惠呢？春天不兴兵，既然如此不同，郑玄必定认为吕不韦是作者，是因为《吕氏春秋》十二月纪正与此相同，所以如此。况且吕不韦召集诸儒所作为一代大典，也是采择旧章而成，只是秦朝自己不能实行罢了。又秦朝自文公获得黑龙，认为是水德的祥瑞，怎么知道未统一天下前不以十月为岁首呢？又说：“月令，包罗天地阴阳之事。”然而天地有上下的形体，阴阳有生成的道理，日月有运行的度数，星辰有次舍的常理。现在既然解释其文，不得不略言其旨趣。凡说天地形状的不同，有六种：一曰盖天说，见于《周髀》，如同盖子在上面；二曰浑天说，形状如弹丸，地在其中，天包在外面，犹如鸡蛋清包裹蛋黄；雄桓、谭、张衡、蔡邕、陆绩、王肃、郑玄等人所依据使用的；三曰宣夜说，旧说说是殷代的制度，其形体事义无所依据，只是用言语来说；四曰昕天说，昕读作轩，说天北高南下，如同车子的轩，这是吴国时姚信所说的；五曰穹天说，说穹隆在上面，虞氏所说，不知其名；六曰安天说，是晋代虞喜所说。论郑玄注《考灵曜》使用浑天法，现在也应当以浑天说来解释。查郑玄注《考灵曜》说：“天是纯阳清明无形，圣人效法它，制作璇玑玉衡来度量它的象。”如郑玄此言，则天是太虚，本无形体，只是指诸星运转以为天罢了。但诸星的运转从东向西，必定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星又回到旧处。星既左转，日则右行，也是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至旧星之处，即以一日之行为一度，计算二十八宿一周天，共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这是天一周的度数。天如弹丸，圆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查《考灵曜》说：“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千四百六十一分里之三百四十八，周天一百七十一千里，这是天圆周里的数目。”以围三径一来说，则直径三十五万七千里，这是二十八宿圆周直径的数目。然而二十八宿之外，上下东西各有万五千里，这是四游的极限，称为四表。据四表之内，并星宿内，总有三十八万七千里。然而天的中央，上下正半之处，则一十九万三千五百里，地在其中，这是地距离天的数目。郑玄注《考灵曜》说：“地盖厚三万里，春分之时，地正当中，自此地渐渐而下，至夏至，地下游万五千里，地的上畔与天中平。夏至之后，地渐渐向上，至秋分，地正当天的中央，自此地渐渐而上，至冬至，上游万五千里，地的下畔与天中平。冬至后，地渐渐而下。”这是地的升降在三万里之中。但浑天的形体虽绕于地，地则中央正平，天则北高南下，北极高于地三十六度，南极下于地三十六度。然而北极之下三十六度，常见不没；南极之上三十六度，常没不见。南极去北极一百二十一度余，若逐曲计之，则一百八十一度余。若以南北中半来说，称为赤道，去南极九十一度余，去北极亦九十一度余，这是春秋分之日道。赤道之北二十四度为夏至之日道，去北极六十七度；赤道之南二十四度为冬至之日道，去南极亦六十七度，地有升降，星辰有四游。又郑玄注《考灵曜》说：“天旁行四表之中，冬南，夏北，春西，秋东，皆薄四表而止。地亦升降于天之中，冬至而下，夏至而上。二至上下，盖极地厚也。地与星辰俱有四游升降。四游者，自立春，地与星辰西游；春分，西游之极，地虽西极，升降正中。从此渐渐而东，至春末复正。自立夏之后，北游；夏至，北游之极，地则

译升降到达最下；到了夏季又回到正中。立秋之后，向东游移；秋分时，向东游移到达极点，地的升降则处于正中；到了秋季又回到正中。立冬之后，向南游移；冬至时，向南游移到达极点，地的升降则处于最上；冬季又回到正中。这就是地和星辰四游的道理。」星辰也随着地升降，所以郑玄注释《考灵曜》说：「夏天太阳运行在黄道上与四方地平齐，向下到东井十二度为三万里，那么就是夏至那天向上极点一万五千里，星辰向下极点一万五千里。所以夏至那天向下到东井三万里。」太阳有九条运行轨道，所以《考灵曜》说：「万代不失去九条轨道的谋划。」郑玄注释引用《河图帝览嬉》说：「黄道一条，青道两条出于黄道东边，赤道两条出于黄道南边，白道两条出于黄道西边，黑道两条出于黄道北边。」太阳春天向东沿着青道，夏天向南沿着赤道，秋天向西沿着白道，冬天向北沿着黑道。立春时，星辰向西游移，太阳则向东游移；春分时，星辰向西游移到达极点，太阳向东游移到达极点，太阳与星辰相距三万里；夏天则星辰向北游移，太阳则向南游移；夏至时，星辰向北游移到达极点，太阳向南游移到达极点，太阳与星辰相距三万里。由此类推，秋冬的情况照此可知。计算夏至那天，太阳在井星，正当嵩高山之上，因为它向南游移到达极点，所以在嵩高山以南一万五千里，因此夏至有一尺五寸的影子。这时太阳又向上到达极点，星辰向下到达极点，所以太阳向下到东井三万里。然而郑玄注释四游的极点，原本出自《周髀算经》的文字，只是太阳与星辰四游相反。春分时，太阳在娄星，那么娄星极西，太阳本体在娄星东边，距离娄星三万里，用度数来说，是十二度。那么太阳落山时，距离黄昏中天的星近相差十度，早晨太阳极东，距离早晨中天的星远相差十度。如果秋分时，太阳在角星，那么角星极东，太阳本体在角星西边，距离角星三万里，那么太阳落山时，距离黄昏中天的星远相差十度，早晨太阳极西，距离早晨中天的星近相差十度，这些都与历法违背，在数值上不合。郑玄没有指明解释这件事，有疑惑，只是礼仪是郑学的，所以详细陈述罢了。贤者裁断吧。只是二十八宿，按照《汉书·律历志》说：冬至时，太阳在牵牛初度；春分时，太阳在娄四度；夏至时，太阳在东井三十一度；秋分时，太阳在角十度。如果太阳在东井，那么极长八尺的圭表，有一尺五寸的影子；如果春分在娄，秋分在角，昼夜相等，八尺的圭表有七尺五寸的影子；冬至太阳在斗，那么白天极短，八尺的圭表有一丈三尺的影子。一丈三尺之中，去掉一尺五寸，那么剩余一丈一尺五寸的影子，这是冬夏往来的影子。大凡在地上千里就相差一寸，那么夏至距离冬至太阳本体逐渐向南向下，相距十万五千里。又《考灵曜》说：正月假设向上八万里，假设向下十万四千里。之所以有假设向上假设向下的，郑玄注释《考灵曜》的意思，认为天距离地十五万三千五百里，正月雨水时，太阳在上假设于天八万里，向下到地十一万三千五百里；夏至时，太阳向上极点与天表平齐。后来太阳逐渐向下，所以郑玄注释《考灵曜》说：夏至太阳与圭表平齐，冬至时，太阳向下到地八万里，向上到天十一万三千五百里。详细曲折都见于《考灵曜》注。大凡二十八宿及众星，都顺着天向左运行，一日一夜绕天一周。一周天之外，再行一度，计算一年三百六十五周天又四分之一度。日月五星则向右运行，太阳一日一度，月亮一日十三度又十九分之七度，这是相通的数值。现在历家的说法，那么月亮一日到四日运行最快，太阳运行十四度余；从五日到八日运行次快，太阳运行十三度余；从九日到十九日运行则慢，太阳运行十二度余；从二十日到二十三日又稍快，太阳运行十三度余；从二十四日到晦日运行又最快，太阳运行十四度余，这是月亮运行的大致规律。二十七日月亮运行一周天，到二十九日强，半月赶上太阳，与太阳相合，才成为一个月。所以《考灵曜》说：九百四十分为一日，二十九日与四百九十九分为月，是一个月二十九日之外，到第三十日分至四百九十九分，月亮赶上太阳，计算九百四十分，那么四百七十为一半。现在四百九十九分，是过半二十九分。只是月亮是阴精，太阳是阳精，所以《周髀算经》说：「太阳如同火，月亮如同水。火则向外发光，水则包含影子。所以月光产生于太阳所照耀，月魄产生于太阳所遮蔽。对着太阳则光盈，靠近太阳则明尽。」京房说：「月亮与星辰是阴的，有形无光，太阳照耀它才有光。」先师认为太阳像弹丸，月亮像镜子；有人认为月亮也像弹丸，太阳照耀处则明，不照耀处则暗。按照《律历志》说：「二十八宿的度数：角十二度，亢九度，氐十五度，房五度，心五度，尾十八度，箕十一度，东方七十五度；斗二十六度，牛八度，女十二度，虚十度，危十七度，营室十六度，壁九度，

译北方九十八度；奎宿十六度，娄宿十二度，胃宿十四度，昴宿十一度，毕宿十六度，觜宿二度，参宿九度；西方八十度；井宿三十三度，鬼宿四度，柳宿十五度，星宿七度，张宿十八度，翼宿十八度，轸宿十七度；南方一百一十二度。丑位是星纪的起始，从斗宿十二度开始，到婺女宿七度结束；子位是玄枵的起始，从婺女宿八度开始，到危宿十五度结束；亥位是娵訾的起始，从危宿十六度开始，到奎宿四度结束；戌位是降娄的起始，从奎宿五度开始，到胃宿六度结束；酉位是大梁的起始，从胃宿七度开始，到毕宿十一度结束；申位是实沈的起始，从毕宿十二度开始，到井宿十五度结束；未位是鹑首的起始，从井宿十六度开始，到柳宿八度结束；午位是鹑火的起始，从柳宿九度开始，到张宿十七度结束；巳位是鹑尾的起始，从张宿十八度开始，到轸宿十一度结束；辰位是寿星的起始，从轸宿十二度开始，到氐宿四度结束；卯位是大火的起始，从氐宿五度开始，到尾宿九度结束；寅位是析木的起始，从尾宿十度开始，到斗宿十一度结束。五星之中，东方是岁星，南方是荧惑，西方是太白，北方是辰星，中央是镇星。它们运行速度的快慢，都记载在《律历志》中，不必赘述。因此，天高地低，日满月缺，觜宿度数少，井宿和斗宿度数多。日月向右运行，星辰向左旋转，四游升降的差别，天地运动的规律，都不是由人的意志造成的，都是自然造化的结果。于是有人用人事来附会其义，有的依据道理是真实的，有的则是虚构荒诞、不合常理的，既然没有确切的文献可以凭据，现在都略去不录。

译横渠张氏说：“《月令》大体上是秦代的法度，然而它采录了夏、商、周三代的文献而编纂成书，并非没有古意。其中的衣服、器皿、官名，都是秦代的礼制。《月令》中讲到迎接节气，既然迎接了节气，就要进行祭祀，既然不采用五帝的名号，那么五帝是指什么呢？是指五行之帝。五行本不相离，为什么要分开呢？因为它们运行的气是均同而不相离的。它们周遍所到的地方，在时节上也有偏重主宰的。如今春天温和，万物丛生，这是木的德性；夏天炎热，这是火的德性；秋天清肃，这是金的德性；冬天严凝，这是水的德性。有了这样的体象，《月令》中尽有美好的意旨，不容易被驳倒。柳子厚的论述也不妥当。如果说春天施行赏赐，秋天施行刑罚，只是举出大纲如此。就像说商汤执守中道，周文王视民如伤，周武王不疏远近臣也不遗忘远人，不能说圣人各只有一件事值得称道，只是姑且据一处而言罢了。又如冬天喝热水，夏天喝冷水，难道一定要说冬天不能喝冷水，夏天不能喝热水吗？”又说：“《礼运》说声、色、味不包括臭，因为臭的作用不是急迫的，所以《月令》中的五臭不被世人所用。”

长乐陈氏说：“天与人的道理虽然不同，但象征类比的理则是一致的。圣人将要有所作为，将要有所行动，仰观日月星辰霜露的变化，俯察虫鱼草木鸟兽的化育，不先于时节而起，不后于时节而止。用它来授予民事，没有不顺利的；用它来顺应物性，没有不适切的。这就是《尧典》中‘若昊天以授民事’，《周官》中‘正岁年以序事’的意思。”

马氏说：“观测日月星辰的历象，以授予人们时节，自从尧以来就没有改变过。舜整治七政，周代使用五纪，其究竟是一致的。大概日月星辰的往来无穷，或分离或聚合，或盈满或亏缩，进退相互替代，始终相互遵循，天以此命令万物，而人奉承它作为准则，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在周代的时候，用冯相氏来观测天位，保章氏来辨别地域，又用太史来校正岁年，而须要官府、都鄙来有序地处理事务，颁布邦国来告朔，其作为象法的做法，是让万民在正月的吉日观看，又让官员率领其属吏在正岁观看，并且法则让巡行知晓。而夏代的政典，对于先于时节和不及时节的人，其罪甚至达到死刑，大概是想让百官万民谨慎地遵循命令而顺承它。《月令》这本书，也是继承先王的遗绪，而后儒附会增益而成。”

高氏说：“《月令》一书，先儒曾经详细论述过它的创作渊源。汉代的马融、贾逵，晋代的孔晁，都认为作于周公；郑康成、高诱、唐代的孔颖达，则认为作于秦时的吕不韦。他们的说法之所以有异同，大概是因为《月令》中有任命相及太尉、奄尹、大酋的文字，这些官名都与周代不同，所以怀疑是秦时的书。有人说吕不韦时，秦始皇还未称帝，未称帝则仍用周正，而《月令》中所称必定是天子，又纪以夏正，所以又怀疑不是吕氏的书。有人说秦始皇既已为天子，秦人取吕不韦的十二纪，增加而成。殊不知秦始皇并天下后，既罢侯置守，建立三十六郡，以十月朔为正，吏民称为黔首了。而《月令》所载，封诸侯、命四监，季冬共同整顿国典，孟春庆及兆民，则都不是秦制，又怀疑不是秦始皇为帝时的书。又有人说既然不是周公时的书，又不是吕不韦的书，又不是秦始皇为帝时的书，乃是汉代的淮南王安与诸儒取吕氏十二纪，附益为《时则训》，而礼家又有所增加。所以《月令》杂用虞、夏、商、周、秦、汉的制度罢了。凡是有这几种说法的，总之都不是深知《月令》的人。大概《月令》一书，之所以著入六经而垂训万世，自有深意。怎么说呢？人君出来临治天下，位称为天位，民称为天民，举措行为，应当体察天象，顺从天时，一毫也不可以凭私意自为。现在考察这本书，每月的开头，必定确定日星的运行，黄昏黎明的次舍，大概是要考中星以正王者的位置。每时的更替，必定记载用意的柔刚，帝神的异号，以此来显明造化而定其主宰的权柄。音律成数，用来遵循天地的自然；臭味祭祀，用来辨别人事的有序；以至于鸟兽昆虫草木盛衰的不同，都用来确定十二个月的气候，使天下都知道四时有常运。于是人君居处的室，必定因时而分其位；乘车驾马，必定因时而正其色；以及衣服的细微，食器的末节，无一不是顺天所在。这固然是人君循守所应当先行的。在东南西北的郊外迎接节气，每孟月不敢不谨慎；盛德在木、火、金、水的运行，太史不敢不告；司天日月星辰的运行，以初为常，则见于岁首；论时令以待来岁的适宜，则见于岁终。这又是人君一岁之间，不敢有所懈怠的。至于春作，夏长，秋敛，冬藏，哪一项不是顺时的治理？左圣乡仁，右义背藏，哪一项不是顺时的法则？以至于上而朝廷百官，下而农工商贾，大而礼乐兵刑，微而法令品式，全都顺天时而定人事。这固然是《月令》一篇的大义，而《月令》之所以著入六经，其深意还未曾听闻。”

译我曾经阅读《洪范》一书，然后才明白了其中的道理。大概《月令》这一篇，其大体宗旨与《洪范》是相通一致的，只是以前的儒家学者没有把它讲清楚罢了。为什么呢？《洪范》所说的第一项“五行”，就是《月令》中金、木、水、火、土的运行规律，体现在每件事都有其所归属的范畴。第三项“农用八政”，就是《月令》中鼓励督促农桑、积聚储备财物、祭祀神灵、安顿养育百姓、修习礼乐、追捕奸恶、恭敬接待宾客、简练军队的意思。第四项“协用五纪”，就是《月令》中关于年、月、日、星辰、历数等方面的事务。第六项“乂用三德”，就是《月令》中布施恩德惠政，不可轻易动用武力杀戮有罪之人，严格断决刑罚等，以顺应天时的情形。第七项“明用稽疑”，就是《月令》中命令太史通过衅祭、筮占来观察征兆，审察卦象吉凶的做法。第八项“念用庶征”，就是《月令》中气候运行没有差错，风雨寒暑各按时节出现，草木昆虫各按时节生长，所有这些都属于吉祥的征兆。每个月的末尾，如果说到时令有时会出现错乱，从而产生狂风暴雨、寒热失调、大旱灾荒之类，所有这些都属于凶险的征兆。第九项“向用五福”，就是《月令》中奉养老人、礼遇贤者、授予爵位俸禄，必定推崇那些值得尊敬礼遇的人。至于“威用六极”，就是时令失当适宜，百姓多患疾病瘟疫，流离失所迁徙逃亡之类的情形。虽然如此，《月令》与《洪范》固然相互关联成为一个整体。然而《洪范》之所以能使五行、八政、五纪、三德以及稽疑、庶征、五福、六极都各得其宜，是因为它有“敬用五事”、“建用皇极”作为根本原则。而《月令》又取法于什么呢？唉！《月令》的根本原则，学者们大概还没有考察清楚吧。大抵阴气生于午位，阳气生于子位，在这个时候，正是阴阳相争、生死分界的时刻。所以君主在冬至和夏至这两个时节，要竭尽斋戒的诚意，亲身修养隐忍的德行，停止声色享乐，淡薄滋味享受，节制嗜好欲望，安定心气，让百官安静办事，不要以琐事扰乱君主的听闻，以此来安定阴气所形成的状态，等待阴阳的确定。古人修养元气必定在子、午这两个时辰，并由此推广开来，所以在子、午这两个月份，君主如果能够涵养此心，毫无牵累，那么在视、听、言、貌、思之间，具备肃、乂、哲、谋、圣的德行，然后才可以成为百姓的父母，做天下的君主，建立皇极而不偏私，执持大中之道于天下。而所谓的“五皇极”，就是《月令》中每个月发布政令，没有不当之处，没有歪曲偏颇，没有差错懈怠，没有结党营私，全都归于大公至正，这些都是皇极的体现。像这样，寒暑就不会差错，疾病就不会发生，即使是昆虫草木尚且能顺遂其生长，适宜让百姓都归于仁义长寿而具备五福，又怎么会有凶短夭折所谓的六极呢？至于中央土，只有帝神的称号，音律气数所归属，气味祭祀所寄托，以及天子居住、衣服、车马、饮食所取用的东西。至于土德的运行，则是分别旺盛于四季，这难道不是礼中所说的将五行播散于四时吗？那么综合起来论述，就称之为《洪范》，分散开来列举，就称之为《月令》。所以《月令》之所以被著录进入六经，垂训万世，大概就在于此吧？

译孟春这个月份，太阳位于营室星次，黄昏时参星位于中天，黎明时尾星位于中天。

郑玄说：“‘孟’是长的意思。日月运行，一年有十二个防（即十二次）。圣王依据这些防来划分，作为大的历数。观察北斗所指向的方位，来命名四季。这里说孟春，是指日月会合于娵訾星次，而北斗指向寅位的时候。凡是记载黄昏和黎明中天的星象，是为了让君主面南而治天下，观察时节来指导百姓从事农事。”

孔颖达说：这里说孟春，是指夏历建寅的月份。吕不韦在秦代时，秦国以十月为岁首，但《吕氏春秋》不用秦历而用夏历，是因为夏历符合天时的正朔。《周礼》虽然以建子为正，但其祭祀田猎也使用夏历。郑玄注释说日月运行，一年有十二防，意思是太阳运行缓慢，一个月运行二十九度半有余；月亮运行迅速，一个月运行天的一周，即三百六十五度又四分之一度，超过一周再运行二十九度半有余，逐渐追上太阳而与太阳会合，会合的地方叫做辰。郑玄在注释《周礼·大师职》时说：“十一月的辰在星纪，十二月的辰在玄枵，正月的辰在娵訾，二月的辰在降娄，三月的辰在大梁，四月的辰在实沈，五月的辰在鹑首，六月的辰在鹑火，七月的辰在鹑尾，八月的辰在寿星，九月的辰在大火，十月的辰在析木。”这就是一年的十二防。圣王依据日月自然的防，划分为十二分，作为大致的历数。之所以作为大致的历数，是因为二十九日过半才追上太阳，月亮不能分为两个月，各个月都有二十九日，又两个月各有大半日，合两个半日成为一日，所以一个月有三十日，一个月有二十九日，一大一小之外，仍然有余分，一年十二个月，六个大月六个小月，总共有三百五十四日，这是一年十二防的实际数目。仍然少了十一日又四分之一日，未能凑满一周天。圣王总共以三百六十五日又四分之一日作为十二会的大数，一会即一辰。这样一辰有三十度，十二辰总共有三百六十度，余下五度又四分之一度，每度分为九十六分，总共五度有四百八十分，又四分之一度为二十四分，合并为五百四分，十二辰平分，各得四十二分，这样每辰有三十度又九十六分中的四十二分。计算日月实际运行，一会只有二十九分过半，如果通算一年的会数，则每会有三十度又九十六分中的四十二分，因此将其作为大数。营室号娵訾，娵訾是亥次的名称。立春时，太阳在危宿十六度，雨水节气时，太阳在营室十四度。只是星次向西流，太阳向东转，东西相逆，如果月初时，太阳在星次的初端，月半时，则太阳在星次的中间，月末时，在星次的末端，凡十二个月太阳所在的位置，或举月初，或举月末，都依据大致情况，不详细与历数完全相同。其黄昏和黎明的中星，也是如此。查考《三统历》，立春日在危宿十六度，正月中旬日在营室十四度。《元嘉历》，立春日在危宿三度，正月中旬日在营室一度。黄昏参星中天，查考《三统历》，立春黄昏毕宿十度，中天距太阳八十九度；正月中旬黄昏井宿二度，中天距太阳九十三度。《元嘉历》，立春黄昏昴宿九度，月半黄昏觜觹一度，中天都不在黄昏参星中天。计算正月黄昏参星中天，依据《三统历》，在立春之后六日，参星初度黄昏得中天。大概《月令》黄昏黎明中星，在一个月之内有中天的，都可以记载。只是二十八宿，其星体有宽窄，相距远近，或月节月中的日子，黄昏黎明之时，前星已过于午后，星未至正南。又星有明暗，出现有早晚，明亮的则黄昏早现而黎明晚没，昏暗的则黄昏晚现而黎明早没。所以黄昏黎明的星象，不可正依历法，只是举大致情况罢了。其余月份的黄昏黎明，从此可知。郑玄注释观斗所建，是说北斗循天而转行，建一月一辰，每辰三十度又九十六分中的四十二分。正月建寅，二月建卯，三月建辰，四月建巳，五月建午，六月建未，七月建申，八月建酉，九月建戌，十月建亥，十一月建子，十二月建丑。其十二辰的名义，见《律历志》。郑玄说记载黄昏黎明中星，是为了让君主观察时节指导百姓从事农事。查考《书纬·考灵曜》说：主管春季的是鸟星黄昏中天，可以种稷；主管夏季的是心星黄昏中天，可以种黍；主管秋季的是虚星黄昏中天，可以种麦；主管冬季的是昴星黄昏中天，则入山可以砍伐，准备器械。王者面南而坐，观察四星的中天，而知百姓的缓急，则不征发力役，所以恭敬地指导百姓从事农时。长乐陈氏说：阳气生于子，所以太阳的运行，自北而西，经过南而东。冬至在牵牛，春分在娄，夏至在东井，秋分在角。《月令》正月在营室，二月在奎，三月在胃，四月在毕，五月在东井，六月在柳，七月在翼，八月在角，九月在房，十月在尾，十一月在斗，十二月在婺女。那么娄、井、角是以三仲月中天而言的。斗是以仲冬月本而言的。其余或举月本，或举月末，不必都是月

译这是中天的位置。太阳每日向西运行于天，所以星辰显现。春天在南天可见，夏天在东天可见，秋天在北天可见，冬天在西天可见。仲春时节，日影居中，星鸟（即柳、星、张三星）昏时中天，井宿和鬼宿在午位，柳、星、张三星在巳位，轸宿和翼宿在辰位。仲夏时节，白昼漫长，星火（即心宿）昏时中天，角宿和亢宿在午位，氐、房、心三星在巳位，尾宿和箕宿在辰位。仲秋时节，夜晚居中，星虚（即虚宿）昏时中天，奎宿和娄宿在午位，胃、昴、毕三星在巳位，觜宿和参宿在辰位。仲冬时节，白昼短促，星昴（即昴宿）昏时中天，斗宿和牛宿在午位，女、虚、危三星在巳位，室宿和壁宿在辰位。《月令》记载：正月昏时参宿中天，旦时尾宿中天；二月昏时弧星中天，旦时建星中天；三月昏时星宿中天，旦时牛宿中天；四月昏时翼宿中天，旦时女宿中天；五月昏时亢宿中天，旦时危宿中天；六月昏时火宿中天，旦时奎宿中天；七月昏时建星中天，旦时毕宿中天；八月昏时牛宿中天，旦时觜宿中天；九月昏时虚宿中天，旦时柳宿中天；十月昏时危宿中天，旦时七星中天；十一月昏时壁宿中天，旦时轸宿中天；十二月昏时娄宿中天，旦时氐宿中天。大概《尚书》所说的，都是昏时的中星，火宿指的是房、心二宿。《尚书》在仲夏提及房、心二宿，而《月令》提及亢宿；《尚书》在仲秋提及虚宿，而《月令》提及牛宿；《尚书》在仲冬提及昴宿，而《月令》提及壁宿。那么《尚书》的中星常在后，而《月令》的中星常在前。大概《月令》是依据月份，而《尚书》是依据月中（即每月的中间）。《月令》在四月、五月、十二月的昏时和旦时列举节气之星；在八月的昏时和旦时列举中气之星；在十月的昏时列举节气之星；在正月、六月、十月的旦时列举节气之星；在正月、八月、九月的昏时列举中气之星；在三月、七月的旦时列举中气之星，有时列举朔气，有时列举中气，就像《尚书》在七星中，有时列举其名称，有时列举其次序，都是互相参见的。既然这样，圣人面朝南观察四星的中天，难道是徒然的吗？无非是为了授予百姓农时，安排民事罢了。不仅仅像孔氏所引用的纬书之言那样：如龙星出现而求雨，火星西流而授衣，天根星出现而筑堤，水宿昏时正位而栽树，日至而结束农事。凡是用来奉行天道、顺应人情的，没有不观察这些星象的。【礼书】

译严陵方氏说：太阳运行到营室星宿，是指日月在营室星宿会合的时刻。在营室会合，由此可知月份建寅；在胃宿会合，由此可知月份建卯。所以日月会合之处称为“辰”，是因为每年有十二次会合。日月相会，这里却只称太阳，大概是因为阳以成就岁数为职责，而阴只是顺从它，所以以太阳为主。这与《尚书》中只说“出日”“纳日”而不提及月亮，意思相同。二十八宿分布在四方，昼夜运转而一年环绕一周。季冬之月，说“星回于天”，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每个月之中，有的昏时见于南方正中，有的旦时见于南方正中。昏时参星正中，旦时尾星正中，由此可知月份建寅。推究此理，其余月份也就可知了。“中”是指位于南方正中。先说昏时而后说旦时，是顺应阴阳的道理。《尚书》在春季说“星鸟”，夏季说“星火”，秋季说“星虚”，冬季说“星昴”，这与这里不同。为什么呢？大概《尚书》说的是二分二至时正中的星宿，这里说的是昏旦时正中的星宿，前者以时节为主，后者以月份为主，所以详略不同。然而它们都见于南方，这一点是相同的。从角宿到箕宿，是东方的七宿。它们的形象像龙，所以称为苍龙。角宿，有左右两颗星，位于苍龙之首，以象征两只角，所以称为龙角。亢宿，是喉咙，因为总摄奏事听讼，有出纳的象征，所以如此。氐宿，是邸舍，是人寄托住宿的地方，以此作为王者的后宫。房宿是东方的中星，在时令上对应辟户之卯，所以称为房。心宿，是火星，心藏属火，所以季夏也仅仅称为火。尾宿，是后宫的场地。箕宿，有簸扬的形象。从井宿到轸宿，是南方的七宿。它们的形象像鸟，所以称为朱鸟。井宿主水，衡宿又有八颗星，像八家一样。鬼宿是积尸，主死丧，又被称为舆鬼。柳宿主草木，草木不止于柳，因为它性质柔顺，得木之正，所以以此命名星宿。因为它有七颗星，所以称为七星。二十八宿都是星，称南方中星为“星”，是因为星是阳之精，南方正中得阳之正，所以如此。这也就像十二辰都是辰，正称卯巳之间为辰，是因为进则有亢，只有辰为时的缘故。张宿主施张，翼宿为羽翼，主远客。轸宿主任载。从奎宿到参宿，是西方的七宿。它们的形象像虎，所以称为白虎。奎宿主沟渎污秽，可以到达并在此洁净。娄宿为聚众，胃宿为五谷之府，就像人的六腑之胃。昴宿是西方的中星，而月亮乘临其上。毕宿主弋猎，它的形状又像掩兔的毕网。觜宿主收敛。参宿以三相参，又主杀伐，所以也称为参伐。从斗宿到壁宿，是北方的七宿。它们的形象像蛇，所以称为玄武。斗宿有挹注的形象，牛宿主牺牲，又被称为牵牛。女宿主嫁娶，所以称为女，又被称为婺女。虚宿主邑居，所以称为虚。危宿为盖屋，它的形状高而危。室宿为营宫，室宿的候应，所以称为营室。壁宿主图书之府，不及东方的箕宿、西方的昴宿、南方的鬼宿与张宿，是因为它们既不是太阳所在，又不是昏旦正中的缘故。弧宿与建星，不在二十八宿之数，而仲春昏旦提及它们，是因为弧宿靠近井宿，建星靠近斗宿。井宿有三十三度，斗宿有二十六度，它们的度数最宽，难以明确其星正中的缘故。至于孟秋昏时提及建星，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考察历法，其间固然不能没有差错。经文所说的，也是取其大略，姑且用来记时罢了。弧宿有张弧的形象，建星有建旗的意义，所以它们的名称如此。

其日为甲乙

郑氏说：“乙的意思是轧。太阳的运行，春季向东，沿着青道，发生万物，月亮作为它的辅助。当时万物都解开卵壳，甲自抽轧而出，因此以此作为日的名称。乙不作为月的名称，是因为君主统领臣下的功绩。”

孔氏说：郑注说太阳运行春季向东，沿着青道，是因为星辰的次序称为黄道。春季时星辰向西运行，黄道靠近西方，黄道之东称为青道。太阳本体不移，依旧运行，正当青道之上，所以说向东沿着青道。说月亮作为它的辅助，是因为日月都经天而行，月亮也沿着青道，阴辅助阳。知道月亮也沿着青道，是因为纬书说月亮行九道，九道者，都与太阳相同，青道二，黄道东赤道二，黄道南白道二，黄道西黑道二，黄道北，加上黄道共为九道。太阳能生养万物，万物都抽轧而生，所以以甲乙作为日功的名称。甲是孚甲，乙是轧，见于《律历志》。月亮既然辅助太阳，同有甲乙之功，就像君主统领臣下的功绩一样。

长乐陈氏说：太阳以辰为子，辰以太阳为母。母为干，子为支。干为阳，支为阴。阳所以二五而为十，阴所以二六而为十二。虽然阳中有阴存在，虽然阴中有阳存在。所以甲乙同为木为仁，而甲的数是九，乙的数是八。丙丁同为火为礼，而丙的数是七，丁的数是六。戊己同为土为信，而戊的数是五，己的数是九。庚辛同为金为义，而庚的数是八，辛的数是七。壬癸同为水为智，而壬的数是六，癸的数是五。甲己的位置不同而数相同，因为甲

译阳胜过了自己的阴，而自己作为它的配偶，就是这个缘故。丙和辛的位置不同而天数相同，是因为丙的阳胜过了辛的阴，而辛作为它的配偶，就是这个缘故。由此推究，凡是十天干中阴阳刚柔的关系都可以知道了。所以把它施行于一天，就是暮、夜、旦、昼的时段；把它施行于一年，就是春、夏、秋、冬的节候。它们相生是因为相继，它们相胜是因为相治。这就是十天干各自有所值日的原因。古人做事讲究仁义，就用甲庚来决断。就像《易经》所说的“先甲三日，后甲三日”、“先庚三日，后庚三日”那样。日子在甲庚，就用与它相应的物象来祭祀。就像《春秋》传所说神灵降临就用相应的物类来献祭，神灵到来的日子也是用同类物象祭祀那样。《月令》记载时节，必定先说天干之日。凡是想要顺应时节而兴作的人，不过是有所取象罢了。然而《月令》只说天干之日而不说地支之辰，是因为地支统属于天干之日的缘故。马氏说：甲、丙、戊、庚、壬是阳；乙、丁、己、辛、癸是阴。大概是一阴一阳，总是相互为用的。十天干分别依附于五行，当令者称王。所以甲乙在春季当令，是木王；丙丁在夏季当令，是火王；戊己在中央当令，是土王；庚辛在秋季当令，是金王；壬癸在冬季当令，是水王。这一行当令，那一行就衰竭了。所以说：五行的运动，是轮流相互衰竭的。

译那里的帝是大皥，神是句芒。

郑氏说：这是属苍精的君主，属木官的大臣，自古以来有德行、建功劳的人。大皥就是宓戱氏，句芒是少皥氏的儿子叫重，担任木官。孔氏说：从孟春之月直到甲乙日，阐明天道，事情大致完结。从此以下到鸿雁飞来，阐明圣人奉行天时以及万物的节候。所以蔡邕说：法象没有比天地更大的，变通没有比四时更大的，悬挂的象显著明亮没有比日月更大的。所以先建立春祭来奉行天道，奉行天道然后确立帝，确立帝然后谈论辅佐，谈论辅佐然后列举昆虫的区别。万物有形体可见，然后声音可闻。所以陈述声音有音，然后清浊可听。所以说钟律音声可以彰显。所以陈述酸、羶之类，各类物品以彰显五行对人类的功用，然后尊崇并祭祀它们。所以陈述五祀。以上都是圣人记录事情的次序。东风以下，是效法初气的次序。这两者既已确立，然后人君承奉天时施行各种政事，所以说帝居处的适宜，衣服的制度，布施政令的节度。大皥就是伏羲氏，是自古以来属木德的君主。查考《异义》《古尚书》说：元气广大叫做皥天，伏羲德行能力同于天，所以称皥。因为东方生养元气盛大，所以叫做大皥；西方收敛元气较小，所以叫做少皥。伏字应当在山下着笔，必定是古代的伏字。德行能力能够执伏牺牲，叫做伏羲。《律厯志》说：大皥制作网罟来田猎捕鱼获取牺牲，所以天下称他为庖牺氏。《帝王世纪》说：风姓，有圣德，为百王先帝，出于震方，没有所凭借，所以位在东，主春，象日之明，因此称大皥；句芒是说自古以来建功劳的大臣，共同祭祀以为神。句芒是主木的官。木初生之时，弯曲而有芒角，所以说句芒。查考昭公二十九年《左传》，蔡墨说：少皥氏有四个叔伯，叫重，叫该，叫脩，叫熙。重为句芒，该为蓐收，脩及熙为〇〇。颛顼氏有儿子叫犂，为祝融。共工氏有儿子叫句龙，为后土。这是重为句芒。然而查考《楚语》说：重为南正司天，犂为火正司地，之所以不同，大概是因为重为木正，兼任南正司天，犂为火正，兼任北正司地。所以韦昭注说：火应当为北，是对的。说大皥、句芒，是因为这两人，出生时木王主春，立德行、建功劳，等到他们死后春祀之时，就祭祀他们。句芒说他是神，那么大皥也是神。大皥说他是帝，那么句芒应当是臣。大皥在前，句芒在后，相隔遥远，不是同一时代。大皥木王，句芒有生木的功劳，所以选取他们相配。石林叶氏说：“《左氏》记载蔡墨的话，是说用人主持其官职，死后就祭祀他以为神。五行本是天地之气，无形可求，其神必定依附于人而行。上古不可得知了。自少皥以下，各自用他们的儿子担任，那么世间或许选择有才能的人相替代，如夏以柱为稷，周以弃为稷，就是这样。后世五行之官不再修治，后土祭于社，而句芒立春出土就祭祀他。祝融、蓐收没有固定的祭祀。”长乐陈氏说：“古代祭祀必定有配享，所以社配享句龙，稷配享弃。四时在郊外迎气，不可以没有配享。所以迎青帝就配享大皥，迎赤帝就配享炎帝。配享大皥就跟随句芒，配享炎帝就跟随祝融，直到中央秋冬的礼仪，都类似这样。大概五帝以德，五神以功。德就探究其所乘之势而本之，功就推究其所职之事而归之。”

马氏说：“大皥以木德称王，而句芒是木正重，所以祭祀他主春。炎帝以火德称王，而祝融是火正犂，所以祭祀他主夏。黄帝以土德称王，而后土是土正句龙，所以祭祀他主中央。少皥以金德称王，而蓐收是金正该，所以祭祀他主秋。高阳以水德称王，而〇防是水正熙，所以祭祀他主冬。大概天地以五行成就万物，必定有主持它的人，那么活着时对百姓有功德的人，死后祭祀他主时，事情不也适宜吗！”

那里的虫是鳞虫。

郑氏说：“象物有甲壳，将要解脱鳞甲，龙蛇之类。”

严陵方氏说：春则鳞虫属于它。鳞虫大概是龙蛇之类，因为它们的身体柔软。夏则羽虫属于它。羽虫大概是凤凰之类，因为它们的色彩花纹。秋则毛虫属于它。毛虫大概是虎狼之类，因为它们的力量强。冬则介虫属于它。介虫大概是〇鼈之类，因为它们的性质辨别。中央倮虫属于它。倮虫大概是鼃螾之类，因为它们的质地顺从。马氏说：万物凭借气以生形，所以因时而以类属之。苍龙属木，其类为鳞，所以春则其虫鳞。朱鸟属火，其类为羽，所以夏则其虫羽。人属土，其类为倮，所以中央则其虫倮。白虎属金，其类为毛，所以秋则其虫毛。〇武属水，其类为介，所以冬则其虫介。《书》称“鸟兽孶尾，希革毛毨，氄毛者”，是说四时的变化。这里称“其虫鳞羽倮毛介”，是说五行之

译属于角音。

它的音调是角声。

译郑玄说：“这是指乐器的声音。将羽律的长度三分并增加一分以生出角律，角律的数值为六十四，它属于木行，是因为其清浊程度适中，象征着民众。如果春气和顺，角声就会调和。《乐记》说：‘角声混乱则民众忧愁，百姓怨恨。’大凡声音的尊卑取象于五行，数值多的声音浊，数值少的声音清。最宏大的声音不超过宫声，最细微的声音不超过羽声。”

孔颖达说：“春季的音律应当对应角声，取象于木的声音。郑玄担心人们会误解为其他事物的声音，所以特别指出是乐器。不直接说‘其声角’，而说‘其音角’，是因为单独发出的叫‘声’，混合比较的叫‘音’。‘音’指的是乐曲。用春季的和气来调和音乐，以角声为主，所以说‘其音角’。注释说：‘将羽律三分并增加一分以生出角律，角律数值为六十四’，这是因为天地人合称为三才。又因为阳数的极致是九，所以《律历志》说：五声的根本产生于黄钟律的九寸作为宫声，在管子上是九寸，在丝弦上则是九九八十一丝。《律历志》又说：通过减损或增益来确定宫、商、角、徵、羽。宫声三分减一分向下生出徵声，徵声数值为五十四。徵声三分加一分向上生出商声，商声数值为七十二。商声三分减一分向下生出羽声，羽声数值为四十八。羽声三分加一分向上生出角声，角声数值为六十四，这就是损益相生的数值规律。《律历志》说：商声意为彰明，万物成熟可以彰明度量；角声意为触，触动地面而生长，顶着芒角；宫声意为居中，居于中央，通达四方，倡导开始施予生命，作为四声的纲领；徵声意为福祉，万物盛大而繁衍福祉；羽声意为聚集，聚集收藏覆盖于屋檐之下。说角声属木，是因为其清浊适中，象征民众。木声比土声清，金声比水声浊，火声……如今角声也比宫商清，比徵羽浊，所以角声属木。之所以清浊适中，大凡数值多的声音浊，数值少的声音清。现在宫声数值八十一，商声数值七十二，徵声数值五十四，羽声数值四十八，角声数值六十四，比宫商少，比徵羽多，所以说清浊适中。既然尊贵的为浊，卑贱的为清，民众比君主卑贱，臣子比事务尊贵，事物也处于尊卑之间，所以说它是民众的象征。查考《乐记》及《律历志》说：宫声代表君主，商声代表臣子，角声代表民众，徵声代表事务，羽声代表事物。羽声属北方，其数值少，所以黄钟在子位，其数值多，是因为冬季凝寒之气在地面上，水又清轻。羽声既禀受寒气，又象征水声，所以其数值少。冬至时阳气潜伏于地下，温暖积聚在土中，黄钟含藏阳气，又象征土声，所以其数值多，各自有其含义，互不依赖。说大凡声音的尊卑取象于五行，宫声主土，土声浊，其数值多，所以代表君主。商声主金，金声稍重，其数值稍多，所以代表臣子。角声主木，木声清浊适中，其数值多少适中，所以代表民众。徵声主火，火声稍轻，其数值稍少，所以代表事务，事务指人所经营的事务。羽声主水，水声极轻，其数值最少，所以代表事物。事物指人所使用的财物，指其所经营的，称为事务；论其所使用的实体，称为事物。人，是万物之灵，事物是人经营制作的，所以比人卑贱。最宏大的声音不超过宫声，最细微的声音不超过羽声。出自《国语》。”

《礼记集说》卷三十七

<经部,礼类,礼记之属,礼记集说》>

钦定四库全书

《礼记集说》卷三十八 宋 卫湜 撰

律中大蔟

郑玄说：“律是候气的管子，用铜制成，‘中’意为应和。孟春时节节气到来，大蔟律就会应和。应和，是指吹动葭灰。大蔟是林钟所生，三分加一分，律管长八寸。大凡律管中空周长九分。《周语》说：‘大蔟用来配合金奏，辅助阳气排出阻滞。’”

孔颖达说：“上文从日干甲乙，下文终结于祭祀门户，都总括主管三月一季之事。这里律中大蔟，只主管正月之气，适宜与东风解冻相连，必定在此处，是因为角是春季之音，律审察正月之气，音由气形成，因为音气相互依存，所以律和角同处。说的是正月时节候气飞灰，应和于大蔟。那六律六吕，都是候气管的名字，阳管为律，律即法度。说的是阳气与阴气作为法度，阴管为吕，吕即辅助。说的是辅助阳气宣发，又阴律称同，说的是与阳同。总括来说，阴阳都称律，所以十二月都说律中。正月之时，律的候气应和于太蔟之管，又计算大蔟管数加倍而减半，铸造为钟，名叫大蔟之钟。是大蔟之钟原本生于大蔟之律，律在前，钟生于后，所以《律历志》说：‘黄帝让伶伦从大夏以西昆仑之阴，选取嶰谷的竹子，截断两节之间吹奏，作为黄钟之宫，制作十二支竹管来聆听凤凰的鸣叫，雄鸣为六律，雌鸣为六吕。’这是律生在前。蔡邕认为太蔟是钟名，先有钟后有律，说律中此大蔟之钟，其义理不对。查考郑司农注《周礼》说：‘阳律用竹做管，阴律用铜做管。’郑康成则认为都用铜做管，知道这一点是因为查考《律历志》：‘量器龠、合、升、斗、斛，本起源于黄钟之龠，而五量加之，其法都用铜，声音中黄钟，以此为准，所以郑玄知道用铜。’郑玄注说：‘应和是指吹灰。’蔡邕说：‘以法为室，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