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集説卷二十四　　　　宋　卫湜　撰

译这些都是升降官员的法度，因此排在巡守之后。对有罪者进行征讨，既然已经动用军队，军队就不能没有准备。通过田猎来操练军队，就有准备了。如果借田猎之机暴殄天物，就失去了辅佐相成、裁度成就的道理。所以从无事时每年举行三次田猎，到不杀害幼兽、不捣毁鸟巢，都是与万物交往的道理，因此排在出征之后。与万物交往遵循道义，而财物是用来聚集民众的，尤其不能没有节制。所以从冢宰制定国家用度，到天子每日进食时奏乐，都是用财的节制，因此排在交物之后。财物用度充足，就可以兴办礼制，而礼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丧礼和祭礼。所以从天子死后七天入殓，到寝庙不超越宗庙的规制，都是丧祭的礼制，因此排在财用充足之后。征税是获取财物，还未能达到创造财物。让士农工商四民安居乐业、顺应地利，才是创造财物的方法。所以从司空执掌法度、测量土地，到乐于从事、勉励功业，都是创造财物的方法，因此排在征税之后。冢宰的职责是治理邦国，而治理是为了使邦国安定；司空的职责是管理邦国事务，而事务是为了使邦国富裕。国家富裕了，就要教化百姓。所以从司徒修明六礼，到乐正设立四种教化，选拔人才称为进士，都是教化的大成，因此排在生财之后。司徒、乐正能够教化百姓使其成才，还未能辨别他们的才能；司马则根据他们的长处授予官职。才能已经辨别清楚了，然而君子选拔人才并不只有一种途径，有的看德行，有的看事功，有的看言论。所以从司马辨别议论官员的才能，到被逐出乡里不与士人同列，都是议论辨别的方法，因此排在教化之后。司马所授予的是邦国政事，而刑罚是用来辅助政事不足之处。君子推己及人而慎用刑罚，就审慎量刑而后使用；治理安定后端正刑罚，就一定诛杀而不赦免。所以从司寇端正刑罚、明确法度，到四种诛杀不经过审讯，都是审慎克制、必定诛杀的意思，因此排在政事之后。有刑罚就有宪令禁令来展示，从而纠正尚未发生的过错；用刑罚来惩戒，从而惩治已经发生的罪行。所以从圭璧金璋不在市场上买卖，到禁止奇异服饰、识别奇异言论，都是在事情未发生前就加以制止，因此排在刑罚之后。治理达到政令刑罚的地步，治道就已经完备，事功也就成就了。百官于是在年终考核功绩，考察官员的罢免或留任。所以从天子接受谏言，百官接受质询，都在于罢免或留任，因此排在刑禁之后。天子在上接受谏言，就有道德准则；百官在下接受质询，就有法律守则。而道德统一于天下，是治理的终结。然而奉养老人以致孝道，抚恤孤寡以救济不足，是王道的开始；划定田界、平均谷禄，是仁政的开始。所以从慰问老人、慰劳农民，到诸侯大夫不世袭爵位，其中关于养老恤孤、分田制禄的论述，也是用来成就开端的。《王制》所论述的顺序就是这样。然而关于九州土地的记载，近乎荒诞不经；关于朝聘的言论，疑似是晋文公所制定，这也是可以挑剔的。

译高氏（文虎）说：《王制》这一篇，都是先王治理天下的规模，其本末先后的顺序从未没有确定的次序。大王的制度，没有比设置官员、分配职事，颁授爵位、制定俸禄，划分土地、建立邦国更大的了，以此作为百姓的终极依靠，所以一定要使内外相互维系，上下相互制约，井然有序，有不可逾越的法度，这确实是立国的根本。所以《王制》以此为首，接着叙述朝聘，又接着叙述巡守，大概是考虑到天下太平治理而人情容易疏忽，这是为了通达上下之间的壅塞蔽障。又接着叙述田猎，又接着叙述国家用度，大概是考虑到君主心意放纵安逸而施行苛捐杂税，这是为了寄托仁爱百姓、爱惜万物的意思。由国家用度谈到丧祭，又重申君臣上下丧祭的等级，这些都是纲纪制度所在，是有国者所凭借扶持的，不可不首先讲明。然后才谈到养育百姓，有不征不税等事，又谈到居住百姓，都遵循因地制宜、顺从风俗的道理，百姓因此安居乐业，廉洁羞耻、礼义之心产生，所以接着叙述兴办学校，那些教化而成材的就任用他们，那些不遵从教化的就摒弃他们。教化已经施行，但其中顽固的百姓终究不能用道德感化，所以接着叙述刑罚。百姓之所以触犯刑禁，其根本在于市场防闲之间，见到利益就必定争夺，邪僻奢侈之风盛行，先王禁止它，所以接着叙述市场。治理的大体已经具备，于是年终之时，天子、冢宰以下直到六官，斋戒接受谏言，或者接受质成，或者跟随接受质成，君臣之间参验考察，一定要看到这一年成就如何，大的经义大的法度已经确定。这就是休养老人、慰劳农夫，完成一年的事务，因此接着叙述养老、抚恤鳏寡孤独。后世之所以多有凶年饥荒，都是上面的人夺取了他们的田地，所以人到了流离饿死的境地，于是确定经界的法度，辨别古今的尺寸，使天下的土地都可以井田化，百姓都归于安生乐业，而人君也可以分田制禄了。虽然如此，想要使人君完全施行古制，天下都遵从大王的制度，其根本又在于人伦天理的不丧失，这就是最后以六礼、七教、八政结尾的原因吗？唉！《王制》这一篇，本末先后不差就是这样。曾经读《孟子》，认为周室颁授爵禄，诸侯厌恶它损害自己而都去除了它的典籍，由此知道天下没有比这更优先的，所以《王制》把它放在开头。又说：暴君污吏必定轻慢经界，又知道天下没有比这更紧急的。《王制》，所以把它放在结尾。读《王制》的人，请深入考察它。

龙泉叶氏说：“《王制》这一篇，当时大概想要施行，是博士诸生考察议论所形成的，不同于各自根据见闻记录的人，所以比起其他篇章颇为斟酌，也有次第。然而孔子时，周朝衰微而未灭亡，圣人的力量尚能统一，以承接唐虞夏殷的统绪，所以他所述的都是三代的旧制。到了孟子时，六国并立称雄，那么周朝已经灭亡，只是尚未灭绝罢了，他想要在当世施行的，与孔子已经稍有不同，不只是孟子，即使孔子复出，也不能相同了。秦朝灭亡汉朝兴起，郦食其请求立六国后裔，而张良认为不对。到文帝初年，贾谊所说的，正朔、官名、颜色崇尚黄色，数字用五而已。中年（贾谊）已死，新垣平得势，才开始有作《王制》、封禅、巡守的说法。尧舜三代以礼让守天下，而类禋、封禅、巡守都是实治。汉朝以兵夺取，以力守成，而儒生学士想用虚文追还帝王之道吗？那么治理后世的天下，而求不失去古人的意思，大概必有说法，不是区区陈迹所能干预的。”

孙氏（景南）说：查前汉《郊祀志》记载文帝派博士诸生从六经中采集制作《王制》，谋划议论巡守封禅的事，就知道《礼记》的书杂出于汉儒，是明显的。只是那时距离古代不远，老师宿儒从载籍的记录、传闻的旧事，罗列三代的令典，尚足以垂范当年而诏示后世。至于《王制》所采用的，从分田的法度、建国的制度、设官爵命的数量、朝聘巡守的礼仪、丧祭的仪式、征役的限度，直到冢宰制定国家用度、司马评定官员才能、司空测量土地安置居民、司徒修明礼教、司寇正刑明法，以及海内地域的广狭、内外诸侯的多寡，大体都具备了。如果认为不是古制，难道是汉儒凭臆测而言吗？大致秦汉以下谋国的人，类多为一切简便，没有复古人的意思。比如统率诸侯的权力，自五国则有属长，十国则有连帅，三十国则有卒正，二百一十国则有州伯，这难道是后世维持郡国的人所能顾及的吗？举贤的法度，在乡里评议则为秀士，在司徒评议则为选士，升入学校则为俊士，在大司乐评议后则为造士，在司马评议后则为进士。大概授官、授爵、授禄，还都有所等待，这难道是后世选用人才所能顾及的吗？听狱一事，史官以狱案告于正，正听审后告于司寇，司寇又听审后告于王，王命令三公参听，然后告于王，王三次宽宥然后行刑，多么谨慎啊！受质一事，司会以其成质于天子，而冢宰接受后退出，司徒、司马、司空又以质于天子，而百官接受后退出，又多么审慎啊

译详实吗？如果不是夏、商、周三代的法制，谁能做到这样呢？然而如果认为这是先秦的古书，而不是汉代儒生编纂辑录的，那么其中难免会有相互矛盾的地方。看它论述服劳役侍奉上级的人，祝官、史官、射手、御者、医生、占卜者、各种工匠，都不能与士人并列，《周礼》把这几种人并列在六官的属官中，这是不对的。古代所说的史官，不只是掌管天文历法，拿着简册记录，实际上兼任史职，他们的权力还重于宰相。《左传》也说日官位居卿位，不是低贱的职务。太史公自己感叹文史星历之职接近于卜祝之间，皇上把他们当作俳优一样蓄养，这是汉代人失去了古人的本意，说他们不与士人并列，是不可以的。古代选拔士人没有比射箭更重要的，诸侯贡举士人，天子亲自到射宫考核，直到举行大射、宾射、燕射，从天子、诸侯到卿大夫、士，都参与其事。又怎么能不与士人并列呢？至于论述古今，周代的尺和古代的亩，不是现在的亩；古代的里，不是现在的里。这就明显不是先秦的古书了。而我之所以为汉代儒生感到遗憾，是因为博士诸生能够考证古代的制度，却不能劝说当时的君主恢复古制的万一，于是使得汉朝一代的制度苟且简略、粗疏。后来有志于复古的人，再也没有可以考证的依据。必然有人要承担这个责任了。知道古代建国分为八州，多达一千八百个国家，为什么诸侯王的封地，连城数十，不能稍微削弱他们的权力，于是使得喜好作乱的人相继兴起呢？知道古代朝聘以三年、五年为期，为什么春朝秋请，完全听凭诸侯的方便，于是使得有诈病不朝的国家呢？知道古代授田都以百亩为限，为什么让富人连阡陌，穷人没有立锥之地，如此不平等呢？知道古代巡守之初没有封禅的礼仪，为什么接受献祭的说法，建立中和的制度，以开启后世的奢侈之心呢？知道丧制不可逾越，为什么用日易月呢？知道祭礼不可亵渎，为什么在雍地祭祀五帝呢？知道征税有限度，为什么算赋、献赋的缴纳不统一呢？知道使用民力有限度，为什么更卒、戍卒的服役不统一呢？知道辨别官员才能如此审慎，为什么背负世俗累赘的人仍然不加选择呢？知道司空安置居民、丈量土地设置城邑，为什么迁徙豪杰到诸陵，不忧虑土地狭小、人口众多的祸患呢？知道司寇正刑审察轻重，为什么既废除了收孥相坐的法律，却又有三族夷灭之刑呢？知道司徒的教化如此详尽，为什么废除先王德教的官员，而任用执法的官吏呢？知道司市的禁令如此严格，为什么松弛商贾的法律，使得他们能够操纵奇货以乘国家之急呢？议论的人都认为遭遇秦朝断绝学术，而古制不可再认识。仔细考察诸生所考证的，也已经很详尽了。文帝能够让人整理编纂这些书籍，却不能采用，这与叶公好龙有什么不同呢？我曾经论述汉代人不能复古，阅览《王制》这本书，每每为之叹息。

译江陵项氏说：“《王制》中关于爵位和俸禄的论述，取自《孟子》；关于天子巡守的论述，取自《虞书》；关于每年三次田猎以及大司徒、大司马、大司空这三个官职的论述，都取自《公羊传》；关于诸侯朝见聘问的礼节，则取自《左传》。其余内容必定也都有所本。大概是汉文帝综合了汉初今文经学博士的传授，加以斟酌增删，合编为一部书，目的是要振兴王道制度、实现天下太平，所以它的说法自然应当与古文经籍不合。郑康成无法贯通其中的矛盾，强行解释说：‘这是殷代的制度。’从此以后，凡是无法贯通的地方，都用这句话来搪塞，这难道不是遁辞吗！”

永嘉徐氏说：“《王制》一书，叙述了三王四代的制度，大概是圣王用来治理天下的根本大法，作为万世的法则。该书阐明了分封爵位、制定俸禄的方法，祭祀和养老的意义，确立国家的纲纪制度，讲究整齐划一而不相逾越。夏商周三代之所以享国长久，即使有昏乱的君王，但维持秩序的人不乱，大概是掌握了其中的道理。周朝衰微后，上面没有道德准则，下面没有法律约束，诸侯破坏法纪，毁坏先王的制度，已经很多了。暴君和污吏，轻慢田界，使得井田制度，孟子只听说其大概。诸侯厌恶井田制度损害自己的利益，都毁弃了相关典籍，使得分封爵位俸禄的制度，孟子没有听说其详情。凡是先王旧有的典礼经籍，大概仅有留存的了。自从秦朝把井田改为阡陌，废除封建改为郡县，分田制禄的方法，全部被扫除。这是汉代儒生追思古制，而《王制》之所以创作的原因。”

天王的制度，关于俸禄和爵位：公、侯、伯、子、男，共五等。诸侯的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共五等。

郑氏说：“两个五等象征五行，刚柔十日，是俸禄所受的粮食和爵位的等级次序。上大夫称为卿。”

孔氏说：“这一经论述的是天王制定俸禄爵位，公侯卿大夫以下以及士人的方法，大体上总记三王的制度。凡是天王制定俸禄爵位，重视俸禄的是粮食，所以郑玄注《司禄》说：‘禄的意思是粮食，年成粮食丰收才制定俸禄。’爵的意思是尽，所以《白虎通》说：‘爵是尽的意思，用来尽人才。’考查下文说：‘职位确定然后给予俸禄。’又《大司徒》说：‘以贤能制定爵位，以功绩制定俸禄。’都是俸禄在爵位之后，这里俸禄在爵位之前，大概是因为这一经下文先说天王的田地，再说诸侯的田地，接着说制定农田，又说下士的俸禄比照上等农夫，又说君主的俸禄是卿的十倍，最后才说次国上卿相当于大国中卿，这是后来说爵位。那些受食禄受爵位的人，有公侯伯子男，都是南面称君的君主，效法五行刚日甲丙戊庚壬，共五等。那些诸侯之下北面称臣的人，有上大夫卿，有下大夫，有上士，有中士，有下士，效法五行柔日乙丁己辛癸，共五等。《元命包》说：‘公的意思是平，公平正直；侯的意思是候，观察天王的顺逆；伯的意思是白，明白于德行；子的意思是奉，奉行宣扬德行；男的意思是任，承担功业。’考查这五等，虞、夏及周代的制度，殷代则是三等，即公侯伯。这里公侯伯子男唯独以侯称呼，是举中间而言，又《尔雅》以侯为君，所以如此。上大夫卿，下文说：‘下大夫是上士的两倍，卿是四个大夫的俸禄。’所以下大夫之上则有卿，所以知道上大夫就是卿。这里上大夫卿之外只有下大夫，而下文卿之外还有上大夫、下大夫的，是说在下大夫之中再分为上下罢了。《白虎通》说：‘卿的意思是向，是人们所归向的；大夫的意思是达，是说扶持通达于人；士的意思是事。’

长乐刘氏说：“《王制》，是说作为天下的天王，做百姓父母的人，应当立法度，节制财用，来安定天下的百姓，使他们不至于遭受冻饿，所以叫《王制》。”《易经》说：“地上有水，是比卦。先王因此建立万国，亲近诸侯。”是说先王有亲近团结万民的方法，必定先建立万国，亲近诸侯，使他们各自养育百姓并教导他们礼义。所以这一经以建立诸侯尊崇德行为首，设置官职分工为次，都是为了确立最高的准则。公侯伯子男，共五等，是用来区别他们的德行而尊崇他们在万民之上，让他们施行正道，作为其国家的表率。又设置上大夫、卿，共五等，来辅佐其君主的德行，奉行天子的礼制，对百姓运用中道。尧、舜、禹、汤、文、武拥有天下时，他们制定俸禄爵位没有不是这样的。所以周公思念兼采三王来施行四事，制定六典，于是说：‘只有天王建立国家，辨别方向确定职位，规划都城经营郊野，设置官职分工，作为百姓的准则。’从天子到五等诸侯，没有不执守这作为大法的，然后辅以礼乐政刑。不说是‘尊崇他们的德行，作为表率’吗？

长乐陈氏说：“公侯伯子男，到中士下士，是爵位。天王的田地，到君主俸禄是卿的十倍，是俸禄。爵位用来使人尊贵，不是天王授予爵位就没有尊贵；俸禄用来使人富有，不是天王授予俸禄就没有富有。所以周官太宰、内史、司士对于爵禄，都只是向天王禀告而已。这就是说天王制定俸禄爵位。制定爵位依据德行，制定俸禄依据功绩。德行有厚薄，所以爵位有高下；功绩有多寡，所以俸禄有厚薄。周官凡是说到爵禄，都”

译先确定爵位，然后才给予俸禄。《礼记》也说：“任命官职然后授予爵位，职位确定然后给予俸禄。”这里所说的先定俸禄而后定爵位，大概是因为田地不划分清楚就无法制定俸禄，俸禄不制定就无法确定爵位。先王衡量财物来制定用度，观察俸禄来制定爵位，这样就没有多余或不足的祸患了。那么，“爵禄”是指颁布爵位和俸禄的次序；“禄爵”是指制定爵位和俸禄的次序。从公到男，共五等，都是君主；从诸侯的上大夫、卿到下士，共五等，都是臣子。君主的德行纯粹，所以公、侯、伯、子、男没有上、中、下的区别；臣子的德行不一定纯粹，所以大夫和士有上、中、下的差别。然而都只分为五等，是因为五是天地之间的中数，先王制定法度无不以此为本。所以五典、五礼、五服、五刑都称为天理。制定爵位的等级，也不过是顺应自然罢了。孟子说：“天子一个等级，公一个等级，侯一个等级，伯一个等级，子和男同一个等级，共五等。君一个等级，卿一个等级，大夫一个等级，上士一个等级，中士一个等级，下士一个等级，共六等。”这与本文不同的地方在于，本文说的是制定爵位的方法；孟子说的是颁布爵位的方法。制定爵位出于天子，所以不必说天子；颁布爵位以天子为首，所以兼及天子和君而言。制定爵位和俸禄只限于诸侯及其臣子，而不包括王朝的臣子，大概是因为制定诸侯及其臣子的俸禄，是以农田的多少为差别；制定王朝公卿大夫的俸禄，则是以诸侯为参照。制定爵位的方法也是如此，这就是不提及王朝臣子的原因。有爵位的人一定有俸禄，有俸禄的人不一定有爵位。庶人在官任职，虽然没有爵位，但他们的俸禄也有差别，那么俸禄的施予，并非只针对有爵位的人。所以在制定制度时，不先定爵位而先定俸禄。

译严陵方氏说：先定爵位而后定俸禄，这是区分贵贱的次序；先定俸禄而后定爵位，这是区分多寡的次序。以贵贱作为次序，所以孟子说“班爵禄”，大概是厘清贵贱的区别的缘故；以多寡作为次序，所以《王制》说“制禄爵”，大概是确定多寡数额的缘故。这段文字虽然以禄爵为次序，但事情又以爵禄为次序，大概是因为制定制度的实质从未不加以厘清的缘故。诸侯以上大夫为卿，《周官》说大宰是卿、小宰是中大夫，那么卿就是上大夫。以上大夫为卿，不只是诸侯如此。这里不提及中大夫，是因为诸侯的缘故。天子和诸侯设置官员，必定像这样，为什么呢？大概先王的意思，爵位想要端正其名分，所以官职必须单独设置；俸禄想要节省费用，所以职务有时可以兼任。然而治理需要合并的，即使职位高也不必单独设置，像三公九卿之类就是这样；事务需要专管的，即使职位低也不可兼任，像蝈氏、射鸟氏之类就是这样。哪里曾经有拘泥的呢？只是符合其名称罢了。管仲因为官职事务不兼任，而孔子批评他，这是从主管者的角度说的；桓公想要官职事务不兼任，而孟子赞同他，这是从设置者的角度说的。卿、大夫、士有上下的区别，公、侯、伯、子、男却没有这种区别，这是因为君道尊贵而臣道卑微的区别的缘故。孟子将五等爵位中的子、男合并为一等，这里却将它们分为二等，大概孟子所说的是地位的等级，这里所说的是名称的等级。地位虽然子是男所共有的，名称则是子与男所不同的缘故。况且《王制》兼采三王的制度，孟子则只指周朝而言，所以其间不能没有小的差异。

延平周氏说：“说制定禄爵只限于诸侯及其臣子，而不涉及王朝的臣子，为什么呢？王朝的臣子，入朝则为公卿大夫，出外则为公侯伯子男，而且他们的俸禄又相同，所以说到五等君主时就兼括他们了。”孟子说：“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共五等。”君主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共六等。这与五等不同，为什么呢？诸侯有君道，也有臣道，有君道所以与天子同为五等，有臣道所以与其臣子又同为六等。子男的俸禄同为五十里，所以可以说同一位。中士的俸禄是下士的两倍，下士的俸禄与在官府服役的平民相同，所以不能说同一位。这就是有六等的原因。

山阴陆氏说：这里说诸侯的上大夫、卿、下大夫，那么就没有中大夫，可知《周官》中公的卿是三命，其大夫是再命，大概是下大夫。那么《王制》中说下卿再命，不说不过，可能有过此的情况。凡是大国的卿，以三命为正；小国的卿以再命为正。对天子说五等君爵，对诸侯说五等臣爵，也是说话的法则。《周官司服》说公的服饰从衮冕以下如同王的服饰，孤的服饰从希冕以下如同子男的服饰，大概也是如此。

石林叶氏说：“四代的礼制，预先包含在其中，而特别称王者，是以《王制》来统摄的。俸禄用来宣告功劳，爵位用来宣告德行，都是王者的事，所以制定其等级，从公到下士，是爵位的名称。从天子方圆千里的田地，到平民，在官府服役者的俸禄差别。靠近天子而爵位盛大，重大所以必须以无私为德行，所以称公。远离天子而在外屏障，想要他们有所屈从，所以称侯伯。侯伯是长的意思，说他们的道足以统领人。子是宗的意思，养的意思，说他们的道足以养育人。男是任的意思，说他们的道足以安顿人。五等者，是臣属于天子的。诸侯拥有一国，也是人君。有君主就没有不有臣子的，所以靠近诸侯，想要他们承奉上级，结群而不结党，知道进退，就称为卿。对上以忠诚辅佐君主，对下以智慧率领众人，就称为大夫。志有所崇尚，仕有所从事，就称为士。王比喻为天，他的臣子数量就有公侯伯子男。有卿大夫士。诸侯比喻为地，他的臣子数量止于卿大夫士，而不能称公侯伯子男。即使是附庸，不合于天子朝贡，不能自行通达，依附于其国，也不是用来臣属他们的。因为地统属于天，地统属于天，那么即使是他们的卿大夫士，也不能纯粹臣属于诸侯。天统属地，所以即使诸侯为君，也必须纯粹臣属于天子。”

永嘉徐氏说：先王根据贤能来制定爵位，根据功绩来制定俸禄。禄爵两种权柄，是圣王用来辨别仪等、确定名分、建立国家纲纪，与天下共同遵守而不互相逾越的。从寰外诸侯五等的差别而下，以及五等诸侯的差异，都是爵位用来任命有德之人。从天子方圆千里的田地之外，而下及三等侯国的土地，都是俸禄用来任命有功之人。禄爵的经制一定，使上下有纲纪，内外相互维系，而立国的大意就显现了。衰微以来，王纲不振，而诸侯卿大夫遵守先王训诫的，没有几个。子产辅佐郑国，一知道遵守周班列的爵位，而晋楚不敢加兵。晏子、叔向之类，唯独不肯轻易接受禄地，以遵守先王的旧制，大概还是秉持周礼的人。自此之外，天子建国，而甸侯却想要建国。天子一圻，而列国乃至数圻。鲁国三家甚至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诸侯卿大夫

译互相越级超越制度，爵位就混乱了。伯氏的封地，骈邑有三百户；施氏的家臣，拥有百户的封邑。俸禄和封地随意赐给他人，不再恢复古代的制度了。所以周朝分封爵位和俸禄的制度，诸侯知道对自己不利，都毁弃了相关典籍。大概先王分封爵位授予俸禄的法度，在孟氏时代就已经亡失了。天子在千里王畿之外，都分封土地给诸侯守卫，而王畿之外有五等诸侯交错面向内，以尊崇天子。大概从尧协调万邦的诸侯，到舜收集五等诸侯的瑞玉并分赐给他们，修定五礼五玉，手持圭璧的人不相混淆，那么五等爵位从尧舜以来就没有改变，而说殷朝的爵位只有三等，是不对的【郑玄认为公封百里，侯封七十里，伯封五十里】。武王分爵位为五等，分土地为三等，大概是沿袭殷朝的旧制罢了。到了周公从而增减其制度，上公五百里到男爵百里，大概是指开方而言的实际情况，与《王制》相差并不太远。况且《王制》中的五等爵位，如同天造地设，不可混乱。到了春秋时期，礼制已经亡失，霸主凭自己的心意向背来决定升降，各国凭势力强弱来决定上下，盟会征伐，又因先后次序改变其顺序。比如曹伯本是伯爵，却有时排在子男之下【僖公、成公时期】；楚子本是夷狄，却有时排在侯伯之上【僖公二十一年、二十七年】。诸侯受不了这种混乱，比如鲁国按周朝班序排在郑国之后，而郑忽敢于发怒【周威烈王六年】；楚国因为先歃血，晋国就不敢推辞。滕、薛争谁为长，就说：“我先受封。”蔡、卫争谁为先，就说：“不是崇尚年长。”放纵私意，不顾王爵，使得大小相互维系、上下相互统属的意义完全消失了。《春秋》是严明名分的书，以此显示混乱的根源。那么仪位作为等级界限，防止渐生弊端，并且记载王制的丧失。秦朝毁坏封建制改为郡县制，五等爵位就亡失了。到了汉朝分割疆土，只有二等爵位，同姓封王，有功封侯。然后王爵超越制度，建立几十座城池，倔强不可控制。削地的诏书一下，七国合纵以对抗京师。至于汉初封侯的约定，从景帝以后，开始不凭功劳封侯，从而破坏了汉朝的制度。东汉爵位也是二等，皇子封王，从郡升为国。然而列侯即使是寇恂、邓禹这样的元勋，也不过封四县，没有无功臣被剁成肉酱的担忧，而同姓的王也没有听说有七国之乱。大概是纠正汉朝过度制度，而得其道了。又说：诸侯在天子之国有君道，在其本国则南面称君。大概礼制不纯为臣，而得以在其境内自设臣妾。列国有三卿、五大夫、二十七士，大国三卿：司徒、司马、司空是也。这些本来由王朝任命，是侯国的长官。诸侯除了天子任命的卿之外，凡卿大夫各自举荐任用，都能专断。那么诸侯的臣子不都由天子任命，而甸服之外的官吏是诸侯牧伯的事。诸侯的臣子，只有中大夫、元士与天子不同。《周礼》天子六官的正职都是卿，其副职则是中大夫【小宰中大夫二人】。公、侯、伯的士虽然是一命，不得称元士。其余自上大夫到下士，诸侯的臣子其名称与天子的臣子相同。大概王朝的臣子则王畿内的诸侯都侍奉王者，而得以在王畿内享有采地。诸侯的臣子侍奉诸侯，而享有其国的俸禄。《王制》论述五等诸侯所以不言王朝的臣子，而自设其国的臣子。《春秋》列国的官制，大概不再有王制的旧制。宋朝官制的制度，设置左右二师以比拟三公，又有六卿，没有等级差别太严重了。晋国三军的制度，将佐都是卿。至于司马、司空，实际位列大夫。天子的卿仅存其名号罢了。废除任命卿的制度，而普遍安置私人。先王的制度大概荡然无存了。秦朝鉴于诸侯世袭，而得以私自任用其人，所以收取天下的版图，凡四海之内都受制于天子，而郡守县令都由朝廷选择，郡县的权力既轻，就不能有所作为了。汉朝兴起，沿袭秦朝的弊端而反过来，藩国百官制度同于京师，吏四百石得以自行调任，只有丞相由天子任命，御史大夫以下都自行设置。那些不能擅自设置的，是傅相、中尉、侯二千石的人。大概诸侯官吏上同汉朝，只知道用来纠正秦朝的弊端而为之，而不知道其制度同于京师就太过分了。当其兴盛时，淮南王、悼惠王私自设置二千石，而汉法不敢加罪，天子的法令且不行于诸侯了。其后景帝鉴于吴楚之乱，抑制削减其权力，罢免诸侯御史大夫官，而改丞相曰相，大概是为了区别不同，而不使其与汉朝同制。到了其兴盛时，天子亲自为衡山王设置六百石以上的官吏，大概不再有四百石得以自行调任的意思，而诸侯的权力更轻。终汉之世，犹有所谓州郡佐吏，自别驾、长史、县令、刺史、太守得以自行辟除，稍近古制。若诸侯的官制，则始终都失之矣。

译天子的封地，纵横各一千里。公、侯的封地，纵横各一百里。伯爵的封地，纵横各七十里。子爵、男爵的封地，纵横各五十里。封地不足五十里的，不能直接朝见天子，依附于诸侯，称为附庸。郑玄说：“天子的封地，象征日月的宏大，也取日影相同之意。”这是指王畿之内，用来俸禄公、卿、大夫、元士的土地。公、侯以下的封地，都象征星辰的大小。不合，是指不能参与诸侯的朝见和会盟。小城称为附庸。附庸，是指将国事依附于大国，不能以自己的名义直接通达天子。这是殷商沿袭夏代三等爵位制度的情况。殷商有鬼侯、梅伯。春秋时期变革周代的文饰，遵循殷商的质朴，将伯、子、男合并为一等，那么殷商三等爵位，就是公、侯、伯。在王畿之内特别称为子爵。周武王刚平定天下，重新设立五等爵位，增加了子、男两等，但仍然沿用殷商的土地划分，因为当时九州的疆界尚且狭小。周公摄政，达到太平盛世，扩大九州的疆界，制定礼制，完成武王的意愿，封王者的后裔为公，以及有功的诸侯，大的地方纵横五百里，其次侯纵横四百里，其次伯纵横三百里，其次子纵横二百里，其次男纵横一百里。所沿用的殷商诸侯，也根据功绩进行升降，那些不符合标准的，都增加土地使其达到一百里。因此周代有爵位尊贵而封国狭小，爵位低微而封国广大的情况，只有天子王畿之内的土地不增加，用来俸禄群臣，不主要用于治理百姓。

孔颖达说：从这一节到附庸，论述天子王畿之内的田地，以及王畿之外五等诸侯，还有王畿之内公卿受地多少的法度。查考《元命包》说：太阳圆形，望之广一尺，对应千里。所以郑玄注说：象征日月的大小。郑玄注《司徒》说：凡是日影在地上，千里相差一寸，这是千里同一寸的意思。仔细说来，在千里之内，也是渐渐分数不同。这里说同一寸，是大略而言，不仅象征日月大小，又取日影相同，所以注中说“也”。下文说：三公的田地，比照公侯；天子的卿，比照伯以下，这是俸禄公卿大夫士。下文注说：等待封王之子弟，这里只举公卿大夫元士是举正而言。又《元命包》说：王者封国，上应列宿之位。注说：如角亢对应郑，房心对应宋之类。又说：其余小国不中星辰的，作为附庸，是百里、七十里、五十里，象征星辰大小。《援神契》说：王者之后称公，大国称侯，都是千乘。又象征雷震百里，其七十里的是百里的一半，五十里的是七十里的一半。所以《孝经》说：“德行不加倍的不改变其爵位，功劳不加倍的不改变其土地。”所以辗转相半以区别优劣。不合的，是指不能与诸侯集合朝见会盟天子。庸，是城。小国的城，不能自己通达，以其国事依附于大国，所以叫附庸。郑玄注：殷商沿袭夏爵三等之制，是因为夏代在涂山会盟诸侯，执玉帛的有万国，如果不是百里、七十里、五十里，就不能成为万国。所以知道夏爵三等。郑玄不直接举夏时，而说殷商沿袭，如果指夏时，那么下文应当说万国，不能说千七百七十三国，所以认为是殷商沿袭夏爵三等之制。注引鬼侯、梅伯，证明殷商有侯、有伯。二王之后称公，那么殷商也有公，是三等。注说：春秋之时，合伯子男为一者，《公羊传》桓公十一年：“郑忽为什么称名？春秋伯子男是一等的，辞无所贬。”就是这样。说殷爵三等者，公百里，侯七十里，伯五十里是也。王畿之外既有公侯伯标异，王畿之内特称为子爵。虽为子，若作三公则受百里之地，若作卿则受七十里，若作大夫则受五十里。防、子、箕子都是王畿内采地的爵位，所以说异王畿内称为子。先前中国方三千里，周公扩大。大九州之界，方七千里，诸侯大的，地方五百里，以下都是大司徒职。文说“以功黜陟之者”，是说殷商的诸侯，大的百里，今天有功则升陟，或二百里，或三百里。若党纣为恶，则都黜退之，不得为诸侯，或黜减至七十里、五十里，或附庸。其不合者，都益之为百里，谓不以功过黜陟，都使满百里。爵尊而国小者，若虞、虢之君，爵公，地方百里；爵卑而国大者，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男二百里，都大于虞、虢。王畿内公卿大夫采地不增益者，本以禄群臣，不需增益其地，以其不主于治民故也。

长乐陈氏说：先王的法度，看似烦琐而简约，看似分离而结合。诸侯之国，必有附庸，可谓烦琐了。然而天子分治于诸侯，诸侯分治于附庸，那么上之所分治者不劳，这就是简约的原因。附庸不合于天子，可谓分离了。然而附庸通于诸侯，诸侯通于天子，那么下之所通者不壅，这就是结合的原因。周官之地至于五等，书曰：“分土惟三。”左传云：“天子之地一圻，列国一同，皆止于三等者，不兼附庸言之也。”天子、诸侯而

译下，不称地而称田，是因为政事以农业为根本，俸禄以田地为主，用它来制定俸禄。所以虽然地称为田，就像县内所封的邑，因为它有君主的道理，所以虽然邑称为国。又说：《尚书》记载舜接受禅让时说：“整理五种瑞玉，修明五种礼仪，恢复五种礼器。”记载武王遵循旧制时说：“爵位分为五等，土地分为三等。”那么从唐尧到周朝，五等爵位是一致的。郑玄解释《王制》认为殷朝沿袭夏朝的爵位，有公、侯、伯而没有子、男。《公羊传》解释《春秋》认为春秋时期变革周制而遵循殷制，将伯、子、男合并都称为子，难道真是这样吗？设立五等爵位，是为了称颂他们的德行；划分三等土地，是为了区分他们的功绩。德行不同而功绩有相同之处，所以公、侯的土地相同，都是百里；子、男的土地相同，都是五十里。土地相同而附庸有所差异，所以诸公的土地方圆五百里，诸侯的土地方圆四百里，诸伯的土地方圆三百里，诸子的土地方圆二百里，诸男的土地方圆百里。大概三等土地是正式封地，五等附庸是扩大封地。正式封地则每一寸土地都不是他的领土，每一个百姓都不是他的臣民，尊贵者嫌过于兴盛而没有屈从之处，卑贱者嫌过于削弱而没有立足之地，所以公的土地必须向下顺从侯，男的土地必须向上顺从子。至于扩大封地，则是希望上级的政令有所统辖而不烦杂，下级的职贡有所依附而不耗费，又不是诸侯能够擅自占有的。而尊贵者不嫌过多，卑贱者不嫌过少，所以公的土地必须是五百里而与侯不同，男的土地只有一百里而与子不同。民众的劳役称为庸，朝见守卫称为合，称为附庸，是因为有所依附然后对民众有功。称为不能达到五十里不合于天子，是因为才能不足以担当五十里，那么就不足以单独通达于王。古时候天子的土地象征日月，诸侯的土地象征雷震，那么《周官》所说的从五百里到百里是兼有附庸就很明白了。郑康成以《大司徒》所说的为正式，封地则说：“公没有附庸，侯的附庸九同，伯的附庸七同，子的附庸五同，男的附庸三同。”鲁国按周法不得有附庸，所以说“赐给他二十四附庸”，这种说法不对。既然说“侯的附庸九同”，鲁国是侯爵，不得有附庸，为什么呢？《诗经》说：“赐给他山川、土田、附庸，拥有奄、防，于是平定大东。”《礼记》说：“土地方圆七百里。”这就是所说的“赐给他【礼书】

译延平周氏说：政事以农业为根本，所以王畿地区以田地为主。天下没有不是天子的土地，而田地只限于方圆千里，这是表示天子与诸侯共享财富。《礼运》说：“天子有田地来保障其子孙”，就是这里所说的方圆千里。公侯方圆百里，伯爵方圆七十里，子爵和男爵方圆五十里，说的是实际封赐的土地，而不包括附庸国。

马氏说：普天之下，没有不是天子的土地，而天子兼有全部，所以天子的田地方圆千里，用来俸禄王畿内的臣子。方圆千里，用开方法计算，大约是一万里。天子的田地必须方圆千里，是为了显示根本大而末节小，就像身体运动手臂，手臂指挥手指一样。方圆千里不足以使天下的诸侯信服。低于天子的，就是公侯，所以公侯的田地方圆百里，用开方法计算，大约是一千里。如果不是一千里，那么朝见聘问、防务相遇的烦扰就会有所供给不足。至于伯爵，又有所减少，因为伯爵的国家小，爵位低，子爵和男爵也是如此，所以伯爵方圆七十里，子爵和男爵方圆五十里。方圆七十里，用开方法计算，七七四十九，大约是四百九十里。方圆五十里，用开方法计算，五五二十五，大约是二百五十里。

石林叶氏说：“《周官·大司徒》说诸公的土地封疆方圆五百里，下至诸男还方圆百里，这与这里的制度不同，郑氏认为武王刚平定天下时，分封土地只有三等，到周公扩大九州的边界而分封土地为五等，通过比较它们的异同，扩大封疆边界是有的，但说五等封赐的实际可耕种土地则不对。因为《周官》把山林川泽都算在内，所以称为地；《王制》只限于可耕种的土地，所以称为田。如果地方方圆五百里而去掉山林川泽，取其可耕种的一半，那么附庸国就在其中；如果田地方圆百里都是可耕种的土地，而山林川泽不在其中，那么附庸国就在其外。由此看来，周公扩大九州的边界，公侯的国家大概增加了附庸国，而百里、七十里、五十里的制度也没有增减。这就是鲁国之所以有七百里，而孟子也说周公封于鲁，地方百里。《诗经》说：‘赐给他山川、土田和附庸’，附庸是就其虚封而言，所谓七百里就是如此；土田是就其实封而言，所谓方圆百里就是如此。然而方圆百里、七十里的国家，其大足以兼有附庸；方圆五十里的国家小不足以兼有附庸。所以司徒的职责说诸子的土地封疆方圆二百里，其中可耕种的占四分之一，这是去掉山林川泽而其一应于实封，五十里没有附庸可以知道。虽然如此，诸男的土地封疆方圆百里，其中可耕种的占四分之一却只止于二十五里而不符合实封的数量，为什么呢？因为封疆有五种等级，而其可耕种的土地实际上不过三种，就像授田，其方法也有上中下：公侯方圆百里则赐以上等地，伯爵方圆七十里则赐以中等地，子爵和男爵方圆五十里则赐以下等地。上等地则山林川泽占其一半，中等地则占三分之一，下等地则占四分之一。至于诸男只止于二十五里，则怀疑是附庸国，这是周司徒所以区别于殷商而具备五等，而实际上则是附庸。那么诸男的土地下止于二十五里则为附庸，上至于五十里则为诸侯。《周官》分开来说，所以举其下；《王制》合起来说，所以举其上。正因为分开，不说诸男是附庸，而通过其封疆推断，其意思可见；正因为合起来，不说附庸则怀疑是诸侯。男爵足于五十里，这是《王制》所以再次说‘不能五十里不合于天子’曰：‘附庸也’。”

庐陵胡氏说：郑玄说这是殷商沿袭夏朝爵位三等之制。《春秋》改变周朝的礼文，遵循殷商的质朴，把伯、子、男合并为一。那么殷商爵位三等者，是公、侯、伯。这种说法不对。《春秋公羊传》桓公十一年：“郑忽为什么称名？”《春秋》“伯、子、男是一等的。”何休于是说：《春秋》改变周朝的礼文，遵循殷商的质朴，把伯、子、男合并为一，所以郑玄依据这种说法。又《元命包》说：周朝爵位五等，效法五情；《春秋》三等，象征三光。解说者因此认为文家爵位五等，质家爵位三等。又《礼纬含文嘉》也说：殷商爵位三等，夏朝也是三等。所以诸儒多跟随郑玄的说法，都是没有根据的。查考《春秋》尊崇周朝，何曾改变周朝？又何曾把伯、子、男合并为一？而且如〇进入《春秋》，记载为侯；庄公二十七年，贬黜为伯；到僖公二十三年，贬称子。如果以伯、子、男为一，何必记载为侯、为伯、为子来贬黜〇？《公羊传》是妄说。根据《明堂位》说：“脯鬼侯。”《天问》说：“梅伯受醢，箕子徉狂。”那么殷商有侯、有伯、有子，那么也有男可知了。这是殷商也具备五等。郑氏却说：防子、箕子是王畿内采地的爵位，不能算作子男之子，那么天子三公也不能称为公侯之公吗？推论此则郑玄说殷商爵位三等是不对的。夏朝有涂山之会，执玉帛的万国，如果只有三等诸侯，就不能称为万国。又《孝经》“夏制也”，而说“公侯伯子男”是五等，那么郑玄说殷商

译夏代爵位分为三等，这种说法也是错误的。《元命包》和《含文嘉》中的文字虚妄，是可以知道的。况且像《孟子》回答北宫锜的提问：“周朝分封爵位和俸禄的情况是怎样的？”孟子说：“天子是一个等级，公是一个等级，侯是一个等级，伯是一个等级，子和男同属一个等级，总共是五个等级。”这似乎符合纬书家所说爵位分为五等的观点。然而孟子又说：“君是一个等级，卿是一个等级，大夫是一个等级，上士是一个等级，中士是一个等级，下士是一个等级。”那么纬书家又可以说爵位有六等了。孟子又说：“天子的封地纵横千里，诸侯的封地纵横百里，伯的封地纵横七十里，子和男的封地纵横五十里。”那么纬书家又可以说爵位有四等了。孟子又说：“大国的封地纵横百里，次一等的国家纵横七十里，小国纵横五十里。”另外《尚书·武成》篇说：“分封土地只有三种。”孔安国说：“公和侯的封地纵横百里，伯的封地纵横七十里，子和男的封地纵横五十里，这是三种品级。”那么纬书家也可以说爵位有三等了。因此认为周朝崇尚质朴而爵位等级较少，可以吗？难道是改变文饰来顺从质朴吗？既然如此，那么殷商有三等，周朝也有三等；周朝有四等、五等、六等，殷商也有四等、五等、六等了。所以自从虞朝用五种瑞玉作为五种信物以来，制度就定为五等，夏、殷、周三代沿袭这一制度，没有改变过，不能说虞、周有公、侯、伯、子、男五等的制度，而殷商唯独只有三等。假使说殷商改变了虞、夏的制度，合并为三等，这在《尚书》中没有记载，在《诗经》中也没有记载，却相信《礼纬》的说法，可以吗？

译临川王氏说：“《王制》规定封国分为三等。古代九州之地，以及四海之内，没有不各有君主的。如果排斥并扩大它们，将百里之地增加到五百里，那么被削减、废除、削灭的，就不止一个国家了。这在人情上似乎是不合理的。或许有人认为商朝末年诸侯互相侵吞兼并，合成为大国，到了周朝才开始裁减，确立从五百里到百里的制度，那么就不应当说分封土地只有三等。武王分封土地只有三等，那么到了周公时又为何增加封国到五百里呢？况且孟子的话怎么能废弃呢？孟子的话与鲁人的说法不同，此时鲁国已经不知道其始封时的大小了。又子产‘一同’的说法与孟子相合，那么‘五百里’的说法也就不足信了。凡是谈论王制的，难道都是商朝的制度吗？郑玄因为国家大小的缘故才这样说。”

永嘉徐氏说：天子王畿千里之外，划定四海的疆域。王畿之内，划定受田三百万夫的土地，畿内诸侯的俸禄从中取得，财赋自给自足，不向诸侯索取。大概不千里就无法统一天下，而巩固其国本大、末梢小的态势。诸侯大的不过百里，大概是因为他们要缴纳天子的贡赋，而又面临朝见、聘问、会盟、防务的烦扰，不到百里就无法供给。齐、鲁始封时，土地少于百里，他们并非不知道开拓国土以扩大疆域，实在是不敢放纵欲望以破坏王制。到了孟子时，诸侯兼并国家越来越广，而受禄超过制度，齐国方圆百里的土地有十分之九在太公所封之地，鲁国方圆百里的土地有十分之四在周公所封之地，废弃王制太严重了。这正应当是诸侯厌恶其害己，而去掉司禄的职位。当春秋之时，圣王不出现，诸侯放纵恣意，晋国人曾责备郑国人侵扰小国【襄公二十五年】，子产回答说现在大国之地多数方圆千里，这是一国方圆数千里了。晋国女叔侯说晋国之大，大概是因为八个姬姓国家都被灭掉而兼并了【虞、虢、焦、滑、霍、杨、韩、魏】，至于鲁国的济西、汶阳之田，被邻国侵扰多次了。诸侯吞并，国家日益扩大，而周王的田地日益缩小，土地未能远远超过曹、滕，却求金求车，天子甚至派遣他的臣下跟随列国到鲁国，等到周朝灭亡时，黄河、洛水之外合并起来只有七座城而已【河南、洛阳、偃师、巩、新城、平阳、缑氏，见《通典》】，难道不是根本小、末梢大，外部胜过内部以至于灭亡吗？到了秦朝削去五等爵位，制定郡县制，外部权力既轻，却也随之灭亡。汉朝封诸侯列城数十座，地方千里，设置官吏征收赋税，任由他们自行其是，而天子自三河仅十五郡，而列侯、公主颇在其中有封邑，末梢可谓大，根本可谓小了。而枚乘论吴国的富实超过天子，汉朝合并二十四郡，十七个诸侯错出，贡赋还不如东山的府库，水陆转运粮食还不如海陵的仓库。以汉朝之大，而赋税收入不增加诸侯，非常不符合居重驭轻、强干弱枝、以身使臂的意思。七国之乱，吴国实为首祸，汉朝君主分担其责，众建诸侯的防备，所以在文帝之世痛哭。又说：附庸土地狭小，迫于大国之间，德行不足以合瑞于天子，土地不足以敌大于诸侯，虽有命令让其自居于其国，而其势也难以专断。通达于上朝，不参与会盟也不及，必须等待依附大国赋税而后通达。大概诸侯有功，天子赐给他们邦域之内，作为社稷之臣。八州之中，二百一十国之外，取闲田以禄附庸，所以诸侯得以兼统之而食其赋，但也得以专臣。周制，凡是诸侯牧正帅长及有德者才有附庸，并非国家都有。侯、伯、子、男之国，自附庸九同至于三同，其次序不可乱了。只有上公无附庸，因为其位尊而势极。周公有大勋劳，受上公之地，为方五百里。《明堂位》说封于曲阜者，合七百里，加上四等之附庸，为方百里者二十四，大概是异恩。周以伯禽为东藩，赐给他土田附庸，大概是法所不当有，赐给他而后接受。春秋附庸之国，独鲁为可考，以传考之。凡蒋、邢、茅、胙、祭【襄公十二年，六国多居高平陈郡之间，皆国近为宗鲁之国】，则是周公之子别封。邾、郳、须句【僖公二十二年】、颛臾，则是异姓在鲁国之中，同附于鲁以达于周，则鲁之所属亦广矣。中季以来，如二邾者皆有功于王室，赐命为列国，与盟会，专征伐，而鲁地亦已削弱矣。方其盛也，邾人灭须句【僖公二十二年】，鲁以附鲁之故，伐邾而取之，君子善其能保小恤寡。至其衰也，季氏专鲁，动兵于邦域之中，而伐颛臾，社稷之臣失先王以大字小之意矣。然而附庸之始封也，皆出于天子之命，诸侯不得以擅封也。至春秋时，此制遂泯，许叔居许东偏【隐公十一年】，则出于郑伯之命；纪季入居于酅，则迫于齐侯之命而不请于天子矣。又其甚者，肆其强暴而私役属之，宋盟齐人请邾，宋人请滕【襄公二十七年】，利其贡赋以自封殖。由是观之，列为十二，并为七国，非一朝一夕之故，

译这其中的渊源已经很久了。大司徒规定：附庸之地九同，伯七同，子五同，男三同，一同等于一百里。注释说：附庸九同，是指诸侯如果有功劳可以晋升为公爵，作为四百里之上的同，得以晋升为五百里。说“同”，是指聚集众多的附庸之地而凑满一同。公爵没有附庸。鲁国因为周公的缘故，得以兼有四个等级，加上二十四附庸，七百里侯九同，伯七同，子五同，男三同，总共二十四同。

译五峰胡氏说：将天下分封给有德行、有功绩的人，而不把天下据为私产，因此就有了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不足五十里的邦国制度。因此就有了君主朝见、卿大夫大聘、大夫小聘、天子巡守述职的礼乐法度。因此就有了千雉、百雉、三分之一、五分之一、九分之一的高城深池。因此就有了井邑、丘甸、县都的赋税人数。因此就有了十乘、百乘、千乘、万乘的车马数量。因此就有了伍、两、卒、旅、师、军的编制。因此就有了乡大夫、司徒、乐正选拔士人的方法。邦国的制度被废除，郡县的制度建立；世袭的制度消亡，频繁更替的弊端产生，百姓就没有了安定的志向。述职的礼仪被废除，上下之间的情意无法沟通，其弊端多得说不完。城池的制度被废除，抵御暴客、威慑四方夷狄的方法就丧失了。家庭赋税的制度被废除，百姓的人数就无法详查。百姓人数无法详查，车马就不能随意出动，军队就不能隐藏在农民之中。军队不隐藏在农民之中，坐吃闲饭的人就多，公私都陷入困穷。又说：制定井田制，是为了控制诸侯国；控制诸侯国，是为了控制王畿。王畿安定强盛，万国亲近归附，以此来保卫中原、抵御四方夷狄。先王建立万国，亲近诸侯，高城深池遍布天下，四方夷狄虽然像虎狼一样凶猛贪婪，怎么能放纵欲望、逞强作恶呢？这是三位圣王为万世考虑，抵御四方夷狄的上策。王公设置险阻来守卫国家，这是孔子在《易经》习坎卦的卦辞中所记载的。修筑城墙沟池作为坚固的防御，这是孔子回答言偃提问时的话。自从秦朝以来，实行郡县制统治天下，中原世代遭受戎狄的祸患。

新安朱氏说：“孟子说天子的制度，土地纵横各千里；公和侯都是纵横各百里，伯是七十里，子和男是五十里，共四个等级。不足五十里的，不能直接朝见天子，依附于诸侯，叫做附庸。以下是分封俸禄的制度。‘不能’，就是不足的意思。小国的土地不足五十里，不能直接朝见天子，通过大国以姓名通报，称为附庸。《春秋》中邾仪父之类就是如此。”

刘氏【孟冶】说：君臣有尊卑的分别，制度有隆重的和简省的差异。所以孟子也说：‘天子的制度，土地纵横各千里；公和侯都是纵横各百里，伯是七十里，子和男是五十里。’然而天子的田地必定说是纵横各千里，公和侯的田地必定说是纵横各百里，大概是因为不足千里不足以接待诸侯，不足百里不足以守护宗庙的典籍。由此推论，伯、子、男既然比公和侯低一等，所以有七十里、五十里的制度。不仅如此，天子手持镇圭，公手持元圭，侯手持信圭，伯手持躬圭，子手持谷璧，男手持蒲璧，手持玉器也有隆重和简省的差别。从上到下，各有等级的区别。虽然如此，王者的制度是这样，但如果施行赏赐恩惠，则无不是天子的命令。所以从公侯以下，对百姓有功绩德行的人，增加土地提升等级；有喜庆的，就增加土地；有罪责的，就削减土地，又不可拘泥于固定的法则。孟子所说的‘进入其疆域，土地荒芜，遗弃老人，失去贤人，搜刮民财的人当权，就有责备；一次不朝见就贬低爵位，两次不朝见就削减土地’就是如此。才能微小，不能治理五十里的土地，所以不符合朝见的规格，将国事依附于大国，因为不能直接沟通。称为‘附庸’的，也有对百姓有功绩的人称为庸。《周礼》也说：‘百姓的功绩称为庸。’所以取用附庸的含义。

李氏说：“诸侯对于附庸，可以使其归属，但不能占有它，所以孔子说颛臾在邦域之中。”

江陵项氏说：“王莽封诸侯，设置附城，那么汉代人大概用‘城’来解释‘庸’。古文‘庸’就是‘墉’字，后人加上土旁来区别它。不成国家的称为附城，就像现在说支郡属于属城一样。”

礼记集说卷二十四

<经部,礼类,礼记之属,礼记集说》>

钦定四库全书

礼记集说卷二十五 宋 卫湜 撰

天子三公的田地，比照公和侯；天子的卿，比照伯；天子的大夫，比照子和男；天子的元士，比照附庸。

郑氏说：“‘视’就是比照的意思，‘元’是善的意思。善士就是命士。”

孔氏说：“查考《周礼》的注疏，天子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那么上、中、下之士都称为元士。天子的士之所以称为元，是与诸侯的士不同。《周礼》中公、侯、伯的士虽然是一命，不能称为元士。”

长乐陈氏说：“《尚书》说：爵位分为五等，分封土地分为三等。王畿内的臣子，其爵位等级与诸侯不同，其受封土地与诸侯相同。所以孟子说：‘天子的卿受封土地比照侯，大夫受封土地比照伯，元士受封土地比照子和男。’然而《周礼》中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天子的三公八命，卿六命，大夫四命，而士不说明命数。大概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用八命的公、六命的卿，其土地比照九命的公、七命的侯；用四命的大夫，其土地比照七命的伯；用三命的元士，其土地比照五命的子男。大概在内朝的人降低其命数而俸禄必定比照外朝，那么名分有所……”

译屈居下位而实际有所供养；在外任职者尊崇其使命而俸禄与在朝者无异，那么名义上有所伸展而实际上有所坚守。《载师》篇说：士的田地在近郊，家邑的田地在稍地，小都的田地在县地，大都的田地在畺地。这就是所说的比照侯、伯、子、男来分配土地。士所受田地很少，近郊之地足以容纳，所以分配在近郊；公卿大夫所受田地很多，非远地不可，所以分配在县地和畺地。这是周代采地制度的区别。郑玄解释《大司徒》篇说：用《王制》中王畿之内的数量作为夏代的采地制度，周代的采地制度则未曾听闻。解释《小司徒》篇又说：“采地：百里之国共有四都，五十里之国共有四县，二十五里之国共有四甸【孔颖达说：家邑采地各二十五里，在三百里范围内；小都各受五十里，在四百里范围内；大都各受百里，在五百里范围内】既然说周代的采地制度未曾听闻，又说采地二十五里之国共有四甸，其言论不仅与孟子不同，而且自相矛盾。”又说：这部经书与孟子说法不同的原因是什么呢？大概《周官》中有卿而没有三孤和上大夫，而公就是冢宰，因此公、孤、上大夫同为六卿。所以上大夫作为卿，所受田地不超过七十里，这是《王制》所说的天子之卿比照伯的情况。孤作为卿，所受田地可达百里，这是孟子所说的天子之卿受地比照侯的情况。孟子又说：“大夫受地比照伯”，这是指上大夫。因为孤出封则封为侯，上大夫出封则封为伯罢了。附庸虽然不能达到五十里，但总体大致而言，也可以称为五十里。这就是为什么有的说元士比照子男，有的说元士比照附庸【均见礼书】

译延平周氏说：“侯和伯都是七命，就无法区分他们与孤的不同了。侯所受封的土地，之所以与公同为百里，是因为：各位公的土地，封疆方圆五百里，其中一半供其享用；诸侯的土地，封疆方圆四百里，其中三分之一供其享用。因此侯的封疆不如公那样广阔，其附庸也不如公那样众多，那么侯的食邑虽然与公相同，本来也不嫌与各位公有抗衡之意。这里说元士比照附庸，孟子说元士比照子男，为什么呢？附庸和子男都是五十里，但人的才智不能治理那五十里土地的，就不能通达于天子而依附于诸侯，称为附庸。这就是说元士，有的说比照附庸，有的说比照子男的原因。”

石林叶氏说：“这段经文与孟子不同，为什么呢？大概古代三公没有固定的职务，大夫虽然有固定的职务，但也有由卿担任的情况，司徒、冢宰之类，他们的职务就是六卿。入朝与君王讨论治国大道，就是三公；出外担任六卿，就是大夫。所以公、卿、大夫的事务，本来就有相同的地方。职务有相通之处，而他们的俸禄制度也不过分为三等。所以三公与六卿，他们的田地都比照公侯；卿与大夫，他们的田地都比照伯；大夫与元士，他们的田地都比照子男，以及附庸。大概孟子举出低位的来显示高位的，所以只说卿大夫、元士；《王制》确定尊卑的次序，所以虽然三公没有固定职务，附庸不能直接朝见天子，也一定要详细论述。正因为《王制》的说法详细，所以孟子才自称‘我也只听说过大概’。”

山阴陆氏说：“这与孟子所说的各相差一等，并不是不同。孟子说的是受封土地，大概天子之卿的田地，比照伯就是受封土地，比照侯，其他类推。”

李氏说：“卿大夫所受封的田地与诸侯相同，这是作为臣子的人之所以没有侥幸出封的念头，而一心效忠于王室的原因。”

永嘉徐氏说：先王设置官职、制定俸禄，境外的诸侯，从公侯直到附庸，王朝的臣子，从三公直到元士，受封的田地相互比照，内外统一，以此来制约天下偏重一方的祸患，而使远近如一。划分田地的法则，之所以内部必须比照外部，是因为先王的制度，出外做列国的君主，就入朝做王朝的臣子，以此来统一内外。在内部做三公，称为公；在外部做诸侯，也称为公。所以毕公以父师的身份保全治理东土，卫侯以列国君主的身份入朝在周做相，周公居东，又辅佐成王，山甫前往齐国，迅速返回，有的以三公身份出外，又入朝做内部的诸侯，所以出入都同样辛劳，而内外的轻重不分。春秋以来，郑武公入朝做周司徒，郑庄公做平王的卿士，而滕侯也说‘我是周的卜正’，大概境外诸侯入朝担任王官，是先王用来统一内外的方法，这就是内部诸侯的俸禄比照外部诸侯而制定的原因。所以三公就受封百里之地，六卿就受封七十里之地，二十七位大夫就受封五十里之地，而元士分三等，也比照附庸而受封田地。田地，是俸禄的来源，而担任官职的俸禄就是田地。古代内部的诸侯，从公卿到大夫都有采邑的土地，他们的田地由官府供给，耕种的人本来就有。大夫享用采邑之地，大概是担任官职有功的人才开始享用，他们的子孙继承世袭的，可以得到世袭的俸禄，但不能世袭官职，所谓大夫有采邑是为了防止他们的子孙。那些没有功劳的大夫，就没有采邑，也与士一样从上级领取俸禄，用圭田来祭祀罢了。从三公直到元士，大的受封邑，小的受封田，所谓划分田地、制定俸禄，可以坐在这里就确定，大致可以考察了。从天子三公的田地到天子的元士，这是王畿内诸侯公卿大夫士制定俸禄的方法；从诸侯的下士到君十倍于卿的俸禄，这是王畿外诸侯以下卿大夫士制定俸禄的方法。然而王畿内的卿大夫有采邑，至于诸侯的卿大夫都衡量俸禄分配田地给他们。王畿内的公卿大夫元士都世袭俸禄，至于诸侯的卿大夫则衡量俸禄分配田地而不世袭俸禄了。

严陵方氏说：“元士，是天子的上士。与元子、元侯称‘元’意义相同。只有天子的上士能这样称呼，因为他们的才能不仅在于侍奉人，还可以统领人。不说中士和下士，是因为比照附庸，只有上士才符合这个称呼，所以如此。然而王畿方圆千里，公卿以下所享用的邑，如果完全按照外部诸侯的数量，那么土地就不够了。经文所说的，不一定完全按照那个数量，只是比照它作为等级差别罢了。”

刘氏【孟冶】说：这是说天子王畿内的田地，公卿以下所享用的邑禄的多少，比照外部诸侯的数量而制定等级差别罢了，并不是直接说比照他们的田地数量而享用那些田地的俸禄。如果完全按照外部诸侯的制度，那么方圆千里的王畿，公、侯、伯、子、男众多，土地就不够了。说元士，是因为天子的士不同于诸侯的士。

制定农田一百亩，一百亩的分配：上等农夫养活九人，次等养活八人，再次等养活七人，再次等养活六人；下等农夫养活五人。在官府任职的庶人，他们的俸禄以这个为标准作为差别。

郑氏说：“农夫都从公那里受田，田地肥沃贫瘠有五个等级，收入不同。在官府任职的庶人，指府史之类，由长官任命，不由天子任命。国君的分田，有的作为肥料。”

孔氏说：从这一节到卿禄一节，论述制定

译农田分为上、中、下三等，用来比照在官府任职的庶人以及士大夫、卿和君主的俸禄，这是王者制定制度，根据农夫的等级授予田地。查考《周礼》，土地分为九等，所以司徒规定：上等土地的家庭有七口人，中等土地的家庭有六口人，下等土地的家庭有五口人。郑玄注解说：有丈夫又有妻子才称为家庭。从二人到十人分为九等。一家男女七口人以上，就授予上等土地，因为需要供养的人多；男女五口人以下，就授予下等土地，因为需要供养的人少。之所以以七人、六人、五人为标准，是取中间情况而言。按照郑玄的说法，上等土地家庭七口人，是指中等土地的上等；家庭六口人，是指中等土地的中等；家庭五口人，是指中等土地的下等。由此类推，下等土地的上等家庭有四口人，下等土地的中等家庭有三口人，下等土地的下等家庭有两口人；那么上等土地的上等家庭有十口人，上等土地的中等家庭有九口人，上等土地的下等家庭有八口人，这样就有九等。这部经文中土地只有五等，是因为大司徒所说的农夫授田实际上有九等，而这部经文依据的是在官府任职的庶人中俸禄最低的也有五口人，所以从上等农夫到五口人而已。司徒说上等土地家庭七口人，这里说上等农夫供养九口人，是指上中等土地也属于上等土地。之所以不说“上上”，是为了让九口人对应下士的俸禄。郑玄注：庶人在官府，指的是府、史之类，由官长任命的人。查考《周礼·天官·太宰》说：府六人，史十二人，“之类”指的是工人、商人以及胥徒。官长指的是冢宰作为天官之长，任命的人指的是他所任命的官员，除去他们原有的名籍。《周礼》注说：凡是府、史以下的官员，由官长自行征辟任命，因为他们不在九命官制之内，所以知道他们不是由天子、国君任命的。

译长乐陈氏说：规定俸禄等级的方法，是从上往下推行的；制定俸禄数额的方法，是从下往上推行的。因为规定等级是从上往下，所以从天子的田地开始，依次到公、侯、伯、子、男；从公、侯、伯、子、男依次到附庸小国。因为制定数额是从下往上，所以先制定农夫的田地，然后才到庶人。在官府任职的人，从庶人在官者开始，然后才到士大夫。《周官》说：上等土地，每户七口人；中等土地，每户六口人；下等土地，每户五口人。那么农夫的差别只有三等罢了。这五等爵位，是先王对于百姓，养育他们希望他们富裕，保护他们希望他们人口众多。所以每户七口人的，必定授予能养活九人的上等土地；每户六口人的，必定授予能养活七人的中等土地；下等土地则根据土地状况对应人口罢了。凡是希望下等土地的百姓人口繁衍，以及达到中等和上等土地的水平，然后才感到满足。这就是使百姓富裕且人口众多的方法。三等的田地，从士到大夫，他们俸禄的差别不依据国家的大小；从卿到君主，他们俸禄的差别则依据国家的大小。因为君主和卿的俸禄丰厚，所以丰俭的标准不同；士大夫的俸禄微薄，所以没有丰俭的区别。这就是次国（中等诸侯国）的卿享有三大夫俸禄，君主享有十大夫俸禄；卿的俸禄是小国卿俸禄的两倍，君主享有十大夫俸禄；而次国和小国的士大夫俸禄则是一样的。又《礼书》说：《禹贡》中的田地，从上上到下下，共九等。蒍掩区分楚国土地，从土田到衍沃，也是九等；而《周礼》所说的上、中、下地只有三等，大概是总括其大致情况如此。郑氏认为从二人到十人为九等，七、六、五为其中等。这样，那么二人、三人、四人是下地的三等；五人、六人、七人是中地的三等；八人、九人、十人是上地的三等。孟子《王制》列举上、中地而没有提到下地；《周礼》列举中地而没有提到上、下地。然而《周礼》说上地、中地、下地，而《孟子》《王制》有时说上次、下次，有时说上、中、下，这是九等土地包含在其中了。谁说各自只列举偏颇的一面呢？遂人所说的三等田地，大司马所说的三等军赋，它们所说的上、中、下地与司徒所说的三等土地相同。

严陵方氏说：一男一女受田一百亩，所以农田的制度，以一百亩作为标准。虽然都受田一百亩的份额，但是土地有肥沃和贫瘠的不同，计算一年能养活的人数，或多或寡，这就是农夫有上、下差别的原因。以能养活九人的为上等，能养活五人的为下等，那么能养活八人到六人的为中等，农夫的详情可以知道了。虽然有五等的差别，其大略不过三等罢了。府、史、胥、徒之类，他们的田地就是《载师》所说的官田。又有工匠、商人、阉人、奚奴，他们地位的高低无法详细得知，所以俸禄的多寡无法确定。这里说他们的俸禄以农夫为差别，那么多的不能超过养活九人的俸禄，少的不能低于养活五人的俸禄，可以知道了。这里说一百亩的份额，孟子说一百亩的粪肥，大概份额是用来平均分配而存在于法度中，粪肥是用来治理土地而存在于人力中，法度出自上面，人力出自下面，它们的话也是互相补充完备的。

马氏说：一百亩是按周尺来说的，六尺为一步，百步为一亩。一男一女受田一百亩，一百亩的粪肥，上等土地每亩产一钟，而一钟是六斛四斗。一百亩的田地，上等丰收时收获，则有六百四十斛。所以上等农夫可以养活九人。然而田地有肥沃和贫瘠，那么它们的产出也有多寡，所以其次养活八人，其次养活七人，其次养活六人，其次养活五人。而庶人在官者，他们的俸禄也以这个为差别。庶人在官者，不是由天子诸侯直接供养的。诸侯的下士，比照上等农夫，就以九人为节制，而庶人在官者，知道他们养活八人罢了。上等土地的上等，可以养活十人，而下等土地的下等，可以养活二人。而在这里只说养活九人，而下面只说养活五人，是因为俸禄与《周官》大概没有不同。《周官》有不换种、一年换种、两年换种的差别，而上等土地的上等可以养活十人，上等土地的中等可以养活九人，上等土地的下等可以养活八人，中等土地的上等可以养活七人，中等土地的中等可以养活六人，中等土地的下等可以养活五人，类推下去，到下等土地的下等可以养活二人。然而在上面只说上等土地的中等，而在下面只说中等土地的下等，大概《周官》是制定农田的方法，而这里则是根据它制定俸禄来说的。上面只说养活九人，是根据诸侯下士所比照的情况来说的；下面只说养活五人，是根据庶人在官者俸禄最低者养活五人来说的。

李氏说：“孟子说：‘分配田地制定俸禄，可以坐着就定下来了。’又说：‘没有君子，就没有人治理野人；没有野人，就没有人供养君子。’大概是用农夫来制定俸禄，那么被治理的人一定会思考如何供养他们；被供养的人一定会思考如何治理他们，并且显示他们不能互相没有。庶人在官者，他们的家也授予田地，就是《周官》所说的官田。俸禄足以代替耕种，而又授予他们田地，所以要求他们廉洁能干、廉洁善良。”

永嘉徐氏说：“先王的制度，给在官的庶人俸禄，都按人口计算，养活多寡的数目，则看农夫作为标准。大概府、史、胥、徒，不由天子任命，是由国君、官长自己征辟的，都出自百姓。轮番上工休息，免除他们的赋税徭役，而在官府任职。”

译地位高了，就都有田地俸禄。大概他们家中所受的田地，就是载师所掌管的官田，也就是庶人在官的田地。先王时代，庶人在官的，授予田地俸禄，只是用来供养他们的防微杜渐罢了，不曾让他们担任官职。到了秦朝，任用文法而责求官吏，才开始有担任小吏而进入仕途，计算功劳次序而晋升官职的情况了。那些小吏中有才能谋略的，御史监郡可以推荐给朝廷，萧何曾经不接受御史的推荐，是可以考证的。到了汉朝有百石的小吏，从计算俸禄的佐吏到不及啬夫，每年的收入才不过百石，每月才十六斛罢了。与先王的制度相比，在官的俸禄虽然厚薄相差不远，但古代在官的都是平民担任，服完公事之后又接受田地成为平民；汉朝作为官吏而进入仕途，就不能接受田地成为平民了，他们的俸禄收入不是太微薄了吗？萧望之俸禄不足，曾经有担忧父母妻儿的心思，何况他的职位接近平民，侵吞渔利百姓，就不奇怪了。自从宣帝神爵年间的诏书，更加勤勉事务的小吏，百石以下俸禄增加十五，小吏才开始增加俸禄。赵广汉奏报长安游徼狱吏，他们的秩级是百石，所以官吏开始有秩级而稍微自重，那么小吏的俸禄确实不能不丰厚。况且汉朝百石的官吏，都是人有才能品行的人才担任，刺史太守可以自己选择贤能的人，从佐吏以下都可以考察防范晋升秩级，大的甚至做到公卿，像王尊、张敞、赵广汉、尹翁归这类人都出自郡县小吏，虽然他们的俸禄不薄，但进入仕途就由此路出，朝廷对待他们本来就很优厚。后来朱博不喜欢儒生官吏，而致力于压制摧折，官吏之道才开始衰败。光武帝刚即位，凡六百石以下的都增加在西京旧秩之上，大概是优待小吏。卓茂担任县令，自己说亭长接受米肉馈赠的放置而不追究，这是习见小吏的常态而不责备他们。

译新安朱氏说：“孟子说耕种的人所获得的收成，一个成年男子耕种一百亩。一百亩地施肥后，上等农夫的收成可供九人食用，上等偏次的可供八人，中等的可供七人，中等偏次的可供六人，下等的可供五人。平民在官府任职的人，他们的俸禄就以此作为等级差别。一个成年男子和一个成年女子耕种一百亩田地，加上施肥，施肥多且勤劳的为上等农夫，他的收成可供九人食用。其次用力不均，所以有这五个等级。平民在官府任职的人，他们接受的俸禄不同，也有这五个等级。”

刘氏【孟冶】说：这是授予田地的制度。《王制》讲述制定俸禄爵位的制度，而涉及到农田制度的原因，大概是三代衰微，典籍不存，孟子已经不能详细列举爵位俸禄的制度，何况后世呢？明白了授予田地的制度，那么从诸侯的下士逆向推演，直到大国的卿、次国的卿、小国的卿，都可以推演出来。说一家有男女九人，授予上等田地；最少的一家男女五人，授予下等田地。田地有肥沃贫瘠的不同，所以供养的人数有多有少。从供养九人到供养五人，是有五个等级的田地。现在用《周官》大司徒授予田地的制度来考证，田地有三个等级：一易之田，土地贫瘠，休耕一年才能再次耕种；再易之田，土地更贫瘠，休耕两年才能耕种；不易之田，每家一百亩；一易之田，每家二百亩；再易之田，每家三百亩。这是制定田地只有三个等级，而每家都是一百亩。小司徒也说上等土地每家七人，中等土地每家六人，下等土地每家五人。这是授予田地只有三个等级。而《王制》有五个等级的制度，为什么呢？大概是三个等级的制度，从三个等级又分别出上、中、下三个等级。现在司徒只列举七人、六人、五人，是举中等制度来说的。所以《周礼》说上等土地每家七人，中等土地的上等每家六人，中等土地的中等每家五人，中等土地的下等。因此知道这里说上等农夫，是从上等土地的中等来说的，不说上等土地的上等，是想取九人对应下士的俸禄，所以只说上等土地的中等而不及上等土地的上等。由此知道《王制》是因为讲述制定俸禄而涉及到授予田地的制度。平民在官府任职，是指府、史、胥、徒，多的不过得到供养九人的俸禄，少的不过得到供养五人的俸禄，以此作为等级差别。

延平周氏说：“这是说平民在官府任职的人，他们的俸禄以此作为等级差别。孟子说下士与平民在官府任职的人俸禄相同，为什么呢？宰夫的职掌，府排在前面，史排在其次，胥排在再次，徒排在最后。大概做府的人与下士俸禄相同，史与胥、徒则用这农夫的两个等级作为差别。”

延平黄氏说：先王使用人，不吝惜他们在事务上出力，不委屈他们的才能去处理物品。物品到来就应对，事务发生就办理，而人虽然耗尽体力，从未有怨恨的。制定秩禄来规定他们的常例，赐予的多寡；制定叙位来排列他们的事务，治理的先后罢了。使用人的费用有稍食，稍食就是月俸。《中庸》说：饩廪与事务相称，用来鼓励百工。《王制》说：平民在官府任职的人，他们的俸禄以此作为等级差别。这是秩所说的常赐。孟子说：守门打更的人，都有常赐。《王制》说：九十日有秩，酒正的秩，是酒；内则的秩，是膳食。

金华应氏说：上等农夫供养九人，下士比照上等农夫，互相累积而加倍的三分之一，就是中士；就是上士；就是大夫。从此累积而四倍，就是卿；又从此累积而十倍，就是君。都是从农夫来计算的。所以没有比平民更贱的，而在官府任职以农夫为等级差别；没有比君更尊贵的，而俸禄也比照农夫所累积的。不仅使从事杂役卑贱的人不敢立刻忘记本业，而且俸禄丰厚、物资供奉完备的人，也知道他们的根本没有不基于农业的。

诸侯的下士比照上等农夫，俸禄足以替代他的耕种。中士是下士的两倍，上士是中士的两倍，下大夫是上士的两倍。卿是四倍大夫的俸禄，君是十倍卿的俸禄。次国的卿是三倍大夫的俸禄，君是十倍卿的俸禄。小国的卿是两倍大夫的俸禄，君是十倍卿的俸禄。

郑氏说：这是排列俸禄尊卑的差别。

孔氏说：“大夫以下，地位低俸禄少，所以大小国没有区别。卿与君俸禄重地位尊，所以俸禄随国家的大小来节制。查考《周礼》天子卿大夫士与诸侯的臣子执贽相同，那么俸禄也相同。这里从下士到小国的卿两倍大夫俸禄，都是根据没有采地的人来说的。”

严陵方氏说：“下文说次国、小国，那么上文说诸侯，正指大国可知。大国就是公侯方圆百里的国家，次国就是伯方圆七十里的国家，小国就是子男方圆五十里的国家。下士比照上等农夫，大概得到供养九人的俸禄，足以替代他的耕种。用一个成年男子所耕种的田地，来俸禄下士的家庭，他的俸禄并不优厚，仅仅足以替代他的耕种罢了。因为他从事于公事，没有空闲从事于私事。次国与小国，不说大夫、士，那么俸禄的多寡与大国有相同可知。从卿以上三个国家所不同的，从大夫以下三个国家所相同的，大概卿以上他们的俸禄逐渐丰厚，如果不加以削减，那么土地所产出的不足以供给大夫以下。大夫以下他们的俸禄逐渐微薄，如果也加以削减，那么臣子所供养的不能自给。这是俸禄的多寡所以有时相同有时不同的原因。然而孟子所说的，其顺序与此不同的，他以贵贱作为顺序，这里以

译这是因为根据人数的多少来排列次序的缘故。

译马氏说：有人认为卿、大夫、士与诸侯的臣子所执的贽礼相同，那么他们的俸禄也相同。这种说法大概是不对的。上文说天子的三公的封地比照公、侯，天子的大夫比照子、男，那么他们的封地大概不同，如果说他们的俸禄也相同，那就是不对的。又说从下士到小国的卿、大夫的俸禄，是根据没有采邑的情况来说的，那么这种说法又不对了。大概《王制》中说到大夫、士，是因为要说明爵位和俸禄的多少，而不是根据有没有采邑来说的。所谓“君十卿禄”，是与天子拥有方圆千里的土地相同的。

长乐陈氏说：“《周官·载师》中有官田，那么在官府任职的庶人就有田地了。”《春秋传》说：“只有卿拥有百邑。”《国语》说：“大国的卿，有一旅之田；上大夫，有一卒之田。”那么诸侯的卿、大夫大概没有田地的，俸禄出自官仓；有田地的，俸禄出自田地。下士比照上农夫，那么供养九人；中士是下士的两倍，那么供养十八人；由此积累到上士，那么供养三十六人；下大夫则供养七十二人。三等国家的士、大夫的俸禄不以国家的大小为差别，而只有君、卿不同的，是因为士、大夫分别治理各自的职事，那么一定要用俸禄来称量职位；君、卿则兼治一国的事情，那么一定要用俸禄来比照国家的情况。《周官》中说子、男的卿是再命，《国语》说：“诸侯有卿，伯、子、男有大夫，没有卿，是因为他们没有天子任命的卿。”《王制》也说：“小国的卿，都由他们的国君任命。”

李氏说：“天子的卿、大夫、士，就通过制定他们的田产来管理；诸侯的卿、大夫、士，就通过确定他们的俸禄来管理。制定田产，是为了在凶年能够减轻征收；确定俸禄，是为了在丰年不能多取。”

延平周氏说：“说俸禄的多少，制定俸禄的方法，必定以上层为标准。农夫，是显示他们的俸禄出自农业。俸禄足以代替自己耕种罢了。如果自己成为士，那么他家又有士田。”

永嘉徐氏说：“先王衡量俸禄来分配田地，根据人口来计算粮食，其等级差别，上面不至于超过制度，下面不至于不足。诸侯的下士享受百亩的利益，如果足以代替耕种免除劳苦罢了，虽然不能有余，但也不至于不足。其余从卿以下，他们的俸禄各递减一倍，就没有多占封邑超过制度的过失。诸侯分得的田地虽然多，俸禄收入自有定数，也没有尾大不掉的祸患，这是先王制定俸禄的美好用意。况且先王分封土地给诸侯，固然应该让他们完全得到土地，以享受侯国的富有。现在山泽所有的归公，闲田所有的归公，侯国的俸禄剩余又等待用于天子而不敢私占。诸侯所得除了十卿的俸禄之外，没有觊觎之心，防范过于严格了。然而君十卿的俸禄是国君自己得到的，而侯国的公用则从土地收入中支取。山泽间的田地虽然归公，由王官统领，但实际上使财富藏于天下，这也是封建制度的美好用意。春秋以来，诸侯土地各有财赋，都足以役使百姓和征发兵力，山泽的赋税各国也私自占有，不再有君十卿俸禄的制度，而在卿、大夫的俸禄和封地上大多超过古制，一时诸侯都凭自己的心意进行私赏，所以多产生强宗大族成为国家的祸患。晋惠公刚回国，就答应里克汾阳百万亩的田地，答应丕郑负蔡七十万亩的田地，这难道是常理吗？在齐桓公时，伯氏也有骈邑三百；在鲁成公时，施氏的家臣有百室的封邑，其他国家可见一斑。后来如郑国奖赏入陈的功劳，子产以上卿的身份接受八邑三十二井作为封邑，一井九百亩，推算起来，与古时卿四大夫俸禄的制度，也大大相去甚远了。宋国的盟会，国君给左师六十个邑，子罕削减后授予他；齐国庆父之乱，国君给晏子六十个邑，晏子推辞后归还，这只是害怕足以招致祸患，所以推辞不接受，至于先生制定的制度来不及讨论了。卫国的免余在卫国说：‘只有卿拥有百邑’，晋国的叔向赋诗说秦、楚公子的俸禄都够百人食用，这都是顺从春秋时期的乱法，不是王法。汉代诸侯官吏的俸禄，诸侯相秩真二千石，傅与中尉秩二千石，二千石俸禄每月得二十斛，一年总共得一千四百四十石罢了，又汉天子为诸侯设置官吏，不得私自增加他们的俸禄。官吏的俸禄，本来有定制。至于诸侯王、彻侯得以自行赋税征收，那么几乎国家的收入，都给他们了。这不是超过制度吗？当时汉代的赋税收入，不如吴、海陵的粮仓，而梁国的富有，有的多于京师。所以诸侯容易叛逆。后来，从武帝削弱侯国的势力，实行酎金之法，而诸侯更加衰弱。列侯、封君的税入，不够用以至于低头，仰仗富商大贾供给。更严重的，诸侯王只得以衣食租税为生，贫穷到乘坐牛车。这是汉代内外防备竭尽，而王氏因此夺取汉朝的原因。又说：考察君以下所食用的俸禄，都是助法的公田，借农夫的力量来耕种，而收取其租税。没有田地的士和在官府任职的庶人，就只从官府接受俸禄，如同田地的收入罢了。

次国（中等国家）的上卿，地位相当于大国的中卿，中卿相当于大国的下卿，下卿相当于大国的上大夫。小国的上卿，地位相当于大国的下卿。

译中间相当于上大夫，下面相当于下大夫。其中设有中士、下士的，人数各自占其上一级的三分之一。

译郑氏说：“这是诸侯派遣卿大夫出使聘问以及随行护卫的次序。如果爵位相同，小国的卿大夫排在下面；如果爵位不同，小国的卿大夫自然排在上面。其中提到中士、下士，是指他们作为副使或者单独出行并参与护卫的情况。‘居’，就是相当的意思。这是依据大国来说的，大国的士为上等，次国的士为中等，小国的士为下等。各国士的人数都是二十七人，各自分为上九、中九、下九三等。因为地位相当，所以次国的上士相当于大国的中士，次国的中士相当于大国的下士，小国的上士相当于大国的下士。凡是没有受封命的士，也没有出使护卫的事情。《春秋传》称士为‘防’。”

孔氏说：“这一节论述诸侯派遣卿大夫士出使聘问时排列次序的方法。郑玄注说：‘爵位相同，指都担任卿，那么小国的卿在大国的卿之下；爵位不同，指大国是大夫，小国是卿，那么小国的卿位应当在大国的上大夫之上。其中中士、下士的人数各自占据上一等三分之一的，是说大国的士已经在朝中护卫。如果有次国的士、小国的士，他们的行列人数各自占据上一等国家的三分之二。意思是次国以大国为上，次国的上九相当于大国的中九，次国的中九相当于大国的下九，这相当于大国的三分之二；小国以次国为上，小国的上九相当于次国的中九，小国的中九相当于次国的下九，这也占据上一等的三分之二。’也就是各自占据上一等的三分之一。这篇文章以大国为主，用次国、小国来对应。”

严陵方氏说：“三等国家的土地和国君等级互相降低一等，所以他们的卿大夫所应当处的位置，也互相降低一等。上大夫就是卿了，有上、中、下卿，又有上大夫，那是下大夫之上的职位。后面说三等国家，只说上士二十七人，就知道中士、下士，诸侯国有的有，有的没有。所以这里说有中士、下士，是说有的国家有，有的国家没有。三分，是分成三等。上士二十七人，中士、下士与他们一起分为三等，那么合起来就是八十一名士。所以说人数各自占据上一等的三分之一，是说各自与上一等分为三等。大夫说的是他们的地位，士只说他们的人数，大概地位以上下来说，人数以多少来说。三等国家，卿大夫的地位有的相当于中等，有的相当于下等，地位的上、中、下各自随着他们的封命而定。所以从地位来说，至于士，殷朝以前都不封命，所以只说人数的多少罢了。”

长乐陈氏说：“公的孤卿四命，卿三命，大夫再命，士一命。诸侯的卿大夫也是这样。子男的卿再命，大夫一命，士不命。大国、次国的卿大夫士的封命相同，而他们地位相当却不整齐，大概是因为看国家等级而不看封命。卿拿着羔羊，大夫拿着大雁，所拿的本来不同。而小国的下卿还不能相当于大国的上大夫，大概也是因为看国家等级而不看所拿的礼物。上大夫就是卿了，有上、中、下卿，又有上大夫，那是下大夫之上的职位。卿大夫是宾客，宾客按地位排序，所以从地位来说；士是副使，副使只按人数对待，所以从人数来说。其中有中士、下士，人数各自占据上一等的三分之一，那么中士的礼仪只占上士的三分之一，下士的礼仪只占中士的三分之一。传曰：‘名位不同，礼仪的等级也不同。’那么有地位就一定有相应的等级。而在卿大夫士中分别论述地位和人数，是因为他们所主管的不同，也是互相完备。”山阴陆氏说：“从国君到十卿的俸禄以上说俸禄，从下相当于上大夫以上说地位，从人数各自占据上一等的三分之一说人数。后面说上士二十七人，没有中士、下士的人数，所以这里这样说。三分读作去声，意思是如果上士二十七人，那么中士、下士各八十一人。”

延平周氏说：“上士二十七人，中士、下士各自占据上一等的三分之一，那么就是二百四十三人。”

庐陵胡氏说：“次国的上卿直到下等，相当于大国的下大夫，这是臧宣叔的话。见于《左传》成公三年。中士、下士，是说诸侯国内自有上、中、下三等士。士的人数，各国都是二十七人。三分之上，士的人数占大半；中士、下士的人数各自是上士的三倍。先儒说占据上一等的三分之二，根据经文只说占据上一等的三分之一，并没有说三分之二。又前面说上士是中士的两倍，中士是下士的两倍，难道也是大国的士为上，次国的士为中，小国的士为下？郑玄错了。”

永嘉徐氏说：“先王分封土地，只有大国、次国、小国的区别。从三卿到二十七士，他们在国内的俸禄，倍数差别不同；他们出国聘问，班列有等级。先王难道随意制造差异吗？大概是为了让他们安守本分而没有非分之想，端正名分而不致于扰乱次序。他们辨别上下、安定民心，本来就是这样。而且《王制》记载次国的上卿，相当于大国的中卿；大国的上卿，则略而不说。春秋时士大夫曾经说过，认为周制列国的卿，相当于小国的君，这不过是借口，所以常常以臣敌君，安然主持盟会，护卫而不推辞。于是垂陇之盟，三国之君都在，而士谷专断；新

译城之盟，七国的君主都在那里，而赵盾独揽大权。没有防备却乐于林之师，四国的君主率领军队来防备晋国的大夫，却不觉得愧疚，放肆地无所顾忌。于是多次大夫在鞌之战中，以对抗齐侯；众多大夫在溴梁之盟中，以傲慢对待他们的上级，这都是开始做事的验证。然后才知道先王不用明确言语的原因，正名定分，防范之意深远。成公的时候，晋国的荀庚、卫国的孙良夫来结盟。这时荀庚地位是下卿，而孙良夫地位是上卿。臧宣叔引用周制来回答成公，他的话符合周制。于是说：“卫国在晋国，不能成为次国，卫国和晋国都是侯爵，而以盟主先于晋国，这是又以强弱为大小了。”春秋时期的士大夫虽然能谈论周礼，但被习俗所改变，只知道巧取利益，而不能遵循礼制。而左氏认为礼制超过了。晋国的叔向说：“以国家不以财富，怎么能以强弱呢？”这话说得对。

译马氏说：“如果都是大夫，就按照国家的大小来排列次序，大国的地位在上。如果是小国的卿和大国的大夫，就按照爵位的尊卑来排列次序，小国的地位本来就在上。由此说来，解说的人就得到正确的理解了。”

长乐刘氏说：“《春秋》隐公元年，鲁隐公和宋人在宿地结盟。《公羊传》说：‘是谁与宋人结盟的呢？’这说明中士、下士也有单独出行，与邻国结盟的情况，不仅仅作为国君的副使。”

刘氏（孟冶）说：这是说诸侯派遣卿大夫前来聘问，排列班次行列的法则。国家分为三等，所以尊卑上下的次序也有三等。《春秋》记载滕国和薛国争夺长幼次序，挟带着好胜的私心，扰乱了先后的次序，这哪里懂得朝廷的次序、进退的节度呢？所以天子的制度，一定要辨别大小的次序。次国的上卿出行时的位次，只相当于大国中卿的位次；中卿相当于大国下卿的位次；下卿相当于大国上士的位次。小国的大夫，参照次国来划分等级罢了。天子的制度，在一次聘问或会盟之间，详细地加以辨别，严格地制定礼仪。诸侯的卿大夫，看着仪容，听着唱喏，那么即使有僭越奢侈的心思，也没有施展的地方；即使有非分的企图，也没有发作的途径。谁说一次聘问会盟的礼仪，是先王所敢推后的呢？

金华邵氏说：这是参照三等国家的说法，其卿大夫士的俸禄相当的情况就是这样。郑玄看到有‘位次相当’的文字，于是认为这是诸侯派遣卿大夫聘问会盟的次序，这是不对的。俸禄以位次为差别，说了位次的相当，就足以知道俸禄的相当了。其中提到中士、下士的，数量各自占其上级的三分之一。大概古代诸侯虽然有上士、中士、下士，只有上士常常设置，中士、下士有时空缺，如果有设置，那么他们俸禄的数量应当是上士的三分之一。正如孟子所说：‘上士的俸禄是中士的两倍，中士的俸禄是下士的两倍’。所以下文说大国三卿都由天子任命，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国三卿，两卿由天子任命，一卿由其国君任命，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都不提中士、下士，由此知道他们有时是空缺的。

大凡四海之内，有九州，每州方圆千里，每州建立方圆百里的国家三十七个，方圆七十里的国家六十五个，方圆五十里的国家一百二十个，总共二百一十个国家。名山大泽不用于分封，其余的土地作为附庸和闲田。八个州，每州二百一十个国家。

郑氏说：“建立大国三十个，对应十三公。建立次国六十个，对应十六卿。建立小国一百二十个，对应十二小卿。名山大泽不用于分封，是为了与百姓共享财物，不得阻塞管理，只是征收赋税罢了。这大边界方圆三千里，三三得九，方圆千里的有九个。其中一个为天子县内，其余八个各立一州，这是殷代的制度。周公制定礼制，九州大边界方圆七千里，七七四十九，方圆千里的有四十九个。其中一个为畿内，其余四十八个，八个州各有方圆千里的六个。设定一州，分封方圆五百里的不超过四个，称为大国。又分封方圆四百里的不超过六个，又分封方圆三百里的不超过十一个，称为次国。又分封方圆二百里的不超过二十五个，以及其余方圆百里的，称为小国。凑足上述四等的数量，加上四十九，一州二百一十个国家，那么其余方圆百里的有一百六十四个。大凡方圆千里的有五个，方圆百里的有五十九个，其余方圆百里的四十一个，是附庸的土地。”

孔氏说：这一节论述四海之内九州各自建国数量的多少以及附庸闲田的法则。《尔雅·释地》说：九夷八狄七戎六蛮称为四海。那么这里说的四海之内，是指夷狄之内。每州方圆千里，一州建立方圆百里的国家三十七个，方圆七十里的国家六十五个，方圆五十里的国家一百二十个。郑玄说：十三公，是指天子县内三公的国家方圆百里，现在畿外大国也是方圆百里，这是比照畿内三公的土地。每十个国家就比照一个公，三十个国家比照三公。十六卿，也是以畿内六卿的土地方圆七十里，现在畿外次国也是方圆七十里，所以比照六卿六十个。连同三孤就称为九卿，根据有职事的来说称为六卿。十二小卿，小卿就是天子畿内大夫的国家方圆五十里，现在畿外小国也是方圆五十里，这是比照大夫，应当十个对应十二个小卿。十二小卿上面重复有一个‘十’字，是一州总共二百一十个国家。其外的剩余土地作为附庸闲田。如果分封的人依附于大国，称为附庸；如果没有分封人，称为闲田。每州二百一十个国家所剩余的土地，就是下文说的：方圆百里的十个，方圆十里的六十个。名山大泽，如果分封给诸侯，那么诸侯就是主人，百姓不能获取那里的财物。所以不封给诸侯，让百姓共同获取。《山虞》的职掌说：‘命令百姓按时砍伐木材，有规定的日期’就是这样。既然不封给诸侯，那些诸侯就不能阻塞管理禁止百姓获取物品，只是随着他们获取的情况征收赋税罢了。《泽虞》说：‘让当地的人守护那里的财物，按时缴纳到玉府’就是这样。知道是殷代制度的原因，是因为夏朝时有万国，那么土地剩余三千里；周朝又中国方圆七千里。现在大边界三千里，不是夏朝也不是周朝，所以知道是殷代的制度。郑玄注说：周朝九州大边界方圆七千里。考察《大行人》：‘邦畿方圆千里，其外方圆

译五百里称为侯服、甸服、男服、采服、卫服、要服，每一服五百里，贯通王畿四面相距为七千里。《大行人》说要服以外就是九州之外，称为蕃国，这说明要服以内就是中国。说“设定一州封地方圆五百里的不超过四个”，是说假设为法，并非实际封地。所以《职方》说：“方圆千里的封给公爵，以方圆五百里计算则有四个公爵”，注解说：“每件事说‘则’的都是假设为法”。每州四个公爵，八州就是三十二个公爵。周朝的上公只有宋国，所以知道并非实际封地。一州有方圆千里的六个方格，一个方圆千里的方格，等于方圆百里的方格一百个。一个方圆五百里的国家，等于方圆百里的方格二十五个。四个二十五个，使用方圆千里的方格一个，所以方圆五百里的不超过四个。又封方圆四百里的不超过六个，因为一个方圆四百里的国家，等于方圆百里的方格十六个。六个十六为九十六，是使用方圆百里的方格九十六个，作为六个方圆四百里的国家，所以说方圆四百里的不超过六个。使用方圆千里的方格一个，还剩余方圆百里的方格四个。又封方圆三百里的不超过十一个，因为一个方圆三百里的国家，等于方圆百里的方格九个。一个九为九十九，是使用方圆百里的方格九十九个，所以说封方圆三百里的不超过十一个。使用方圆千里的方格一个，还剩余方圆百里的方格一个。又封方圆二百里的不超过二十五个，因为一个方圆二百里的国家，等于方圆百里的方格四个。二十五个方圆二百里的国家，使用方圆千里的方格一个，所以说封方圆二百里的不超过二十五个。将这些方圆百里的小国一百六十四，凑足公侯伯子四等的数量。四十六个为一州二百一十个国家，这是凑足上四等的数量。四等既有四十六，若凑满二百一十，必须一百六十四，所以说方圆百里的有一百六十四。说凡是方圆千里的方格五个，方圆百里的方格五十九个，封公爵四个，是使用方圆千里的方格一个。封侯爵六个，又使用方圆千里的方格一个。封伯爵十一个，又使用方圆千里的方格一个。封子爵二十五个，又使用方圆千里的方格一个。封男爵一百个，又使用方圆千里的方格一个。这是方圆千里的方格五个，男爵国家还需要六十四，则应需要方圆百里的方格六十四。但方圆千里的方格六个，封侯爵之外，还剩余方圆百里的方格四个。方圆千里的方格封伯爵十一个之外，还剩余方圆百里的方格一个。是五个方圆千里的方格内，总共剩余方圆百里的方格五个，可以作为五个男爵国家。则五个方圆千里的方格外，又得到五十九个方圆百里的方格，是凑满六十四。说其余方圆百里的四十一，是附庸地的，以方圆百里的方格一百，减去五十九，所以剩余四十一。查郑玄注《大司徒》说：侯的附庸九个同，伯的附庸七个同，子的附庸五个同，男的附庸三个同。现在一州只有方圆百里的方格四十一，能备齐侯伯子男二百一十个国家，附庸者郑玄注《司徒》说：凡是诸侯作为牧正帅长及有德行的人才有。附庸不是国家，国家都有，况且这里说州别二百一十个国家及侯附庸九个同，都是假设为法而言，并非实事。

译临川王氏说：“《王制》中提到的‘千七百国’，是周朝的事情。如果认为拿着玉帛朝见的有万国，并认为这是大禹在涂山会盟时的情况，这是《左传》的谬误。大禹在涂山会盟，不过是召集东方的诸侯罢了，难道会让四海之内的人都聚集在一座山下吗？如果大禹时代有万国，就不应当特指涂山而言。《尚书》说‘万邦’，是总括四海之内，大概而言的。郑玄认为畿内五百里的国家是依据制度而言的。既然是依据制度而言，那么万国就不能认为是确切的数目。况且九州之地，现在还可以看到，如果都认为是国家，那么山川沼泽无法居住人民，单独设立一个君主，谁来做他的百姓呢？这大概是因为距离古代久远，书籍散失，从孟子时代就已经无法得知周朝分封爵禄的详细情况了，何况在焚毁诗书之后，汉文帝时代呢？”

长乐刘氏说：“郑玄认为这部经典记载的是殷商的制度，这是对的。认为殷商天下的边界方圆三千里，这是不对的。认为周公摄政时达到太平，扩大九州，边界方圆七千里，这是对的。大概是不了解这部经典中州方圆千里，分封三等国家二百一十国，是殷商的制度罢了，不必认为它的土地仅限于千里。《夏书·禹贡》说：‘五百里甸服，五百里侯服，五百里绥服，五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东边延伸到海，西边覆盖到流沙，北边南边都到达，声威教化遍及四海。’那么夏后氏拥有天下，设立五服方圆五千里，它的边界是以四海为邻的。《殷颂》说：‘古帝命令武汤，端正四方疆域，命令诸侯，拥有九州。’又说：‘邦畿千里，是人民居住的地方，划定四海疆域，四海来朝，来朝的人众多，景员以黄河为界，殷商受命都很适宜。’又说：‘敬奉上帝，帝命在九围施行。’那么商汤拥有天下，也是以四海为邻，与夏后氏没有不同。纣王无道，诸侯舍弃他而离去，归附文王。天下有九州，不离开纣王的只有三个州罢了。周公摄政，开始制作璧羡，用来确立天下的尺度，又制作土圭，用来测量天下的疆界，用这两样东西来显示天下疆界的实际数目，于是划分五服为九服，而大规模开启诸侯五等的分封。虽然如此，它的边界也不过是以四海为邻，与夏、殷没有区别。只是殷商虽然还没有灭亡，但土地已经削减，因为诸侯都朝见周朝。所以文王作为西伯，三分天下有其二了。而这部经典说：‘凡四海之内九州，州方圆千里，州建立百里见方的国家三十七个，十里见方的国家六十五个，十里见方的国家一百二十个，总共二百一十个国家。名山大泽不用于分封，其余的作为附庸和间田。’现在用制度推算，二百一十个国家，几乎三等共为方圆百里者八十九个，方圆十里者四十个，其余方圆百里者十个，方圆十里者六十个，作为附庸和间田。那么千里之内，又应当减去三分之一，作为名山大泽、五沟、五涂、大川所占用的土地，不在这个数目之内。那么知道这部经典是殷人确立九州的大法，不必认为它的土地仅限于此。郑玄拘泥于制度来确定疆域的大小，不是太疏漏了吗？何况文王、武王作为西伯，侍奉纣王，小心翼翼，有君临百姓的大德，有侍奉君主的小心，怎么容许夷狄侵虐中原，来拥有那里的百姓呢？所以《诗经》称文王时代，西边有昆夷的祸患，北边有玁狁的灾难，凭借天子的命令，命令将帅派遣戍役，来守卫中原，所以作《采薇》来送别戍役，作《出车》来慰劳还师的将帅，作《杕杜》来劝勉归来的士兵。武王继承他，统一海内，而周公继承他摄政，四海百蛮，无不面向中原而朝见京师，这就是他之所以扩大的原因吧？所以增加上公的封地为方圆五百里，诸侯方圆四百里，伯方圆三百里，子方圆二百里，男方圆百里，而名山大川、五沟五涂在其外，才开始显现天下广轮的实际数目，而制度就在其中了。殷商的大边界，方圆三千里，是九州分封国家等级的大法，而土地的实际数目不在其中。那么三代都以其德行作为百姓的父母，作为天下的王，没有不以四海作为大边界的。所以这部经典说：‘从恒山到南河千里而近，从南河到长江千里而近，从长江到衡山千里而远，从东河到东海千里而远，从东河到西河千里而近，从西河到流沙千里而远，西边不穷尽流沙，南边不穷尽衡山，东边不穷尽东海，北边不穷尽恒山。凡四海之内，补齐短处，方圆三千里，作为田地八十万亿一万亿亩。’那么四海之内是殷商的疆土，与夏、周相同。因此知道这部经典是其分封国家的制度，是很明显的。”

长乐陈氏说：“夏朝的五服，甸、侯、绥、要、荒，而甸就是王畿之地。《国语》说：‘邦内甸服’，又说：‘先王划定方圆千里作为甸服’。《王制》说：‘千里之内叫甸’，从甸到绥共三服，每服五百里，面宽一千五百里，那么就是方圆三千里了。周朝的六服，侯、甸、男、采、卫、要，而侯就是王畿之外的地方。从侯到卫共五服，每服五百里，那么就是方圆二千五百里了。方圆二千五百里与王”

译王畿方圆千里，那么就是三千五百里了。《王制》说：“西边不到流沙尽头，南边不到衡山尽头，东边不到东海尽头，北边不到恒山尽头。大凡四海之内，防止短缺而补充不足，方圆三千里。”而《禹贡》说“东边延伸到海边，西边覆盖到流沙，北边南边都到达，声威教化遍及四海”，由此可知是方圆三千里。《尚书》说：“辅助完成五服制度，直到五千（里）”，大概是兼及要服和荒服而言的。周公开拓广大的中国不过五百里罢了。大概从三千里而开方为三三得九，成为方圆千里的有九个；从三千五百里而开方为五五二十五，又有方圆百里的二十五，九州的大边界不过如此。而郑康成认为周朝的地方方圆七千里，七七四十九，成为方圆千里的有四十个，其中一个为王畿之内，其余四十八个，八州每州二百一十国，剩余方圆百里的四十一，是附庸之地。那么职方氏的制度，大概是兼及附庸而言的。难道在百四十六国之外，还有方圆百里的四十一作为附庸吗？周朝设立制度，州建立百四十六国，而附庸包含在其中。这里说二百一十国诸侯的附庸，不属于周制。又说：名山大川，都由天子派遣官吏治理，并征收其贡赋。九州的水泽山陵，各有职方氏管理，不属于诸侯的版图。春秋时期诸侯有时兼并而独占，齐国垄断山海之利，晋国私占郇瑕之地，宋国有孟猪泽，楚国有云梦泽，都不纳入王官管辖。所以孔子作《春秋》，虎牢不归属郑国，沙麓不归属晋国，缘陵不归属莒国，楚丘不归属卫国，大概是区分天子的守地。先王不将这些分赐出去，是为了消除诸侯的奢侈之心，而与百姓共享利益。又说：《王制》说大凡四海之内，九州八州二百一十国，天子直属领地内共有九十三国，然后总括为九州，共一千七百七十三国。天子的元士、诸侯的附庸不在其中，这是一代的礼制。郑康成把这八州每州二百一十国当作殷礼，把下文天子直属领地九十三国当作夏礼，这是错误的。天子的土地，有的叫甸，有的叫畿，有的叫圻，有的叫县，有的叫寰，而后世还有县官的称呼。谁说畿只用于殷周，而县只用于夏呢？严陵方氏说：名山，像鲁国的泰山、晋国的梁山之类；大泽，像豫州的孟猪、楚国的云梦之类；山泽中大的，就一定有名称。对于山称为名，对于泽称为大，大概是互文而言。名山大泽，是神物藏匿的地方，宝物产出的地方，不是内外诸侯所能独占拥有的。所以对于外部不以此分封，对于内部不以此分赐。外部是测量土地而分封，让子孙传承，所以叫封；内部是划分城邑来分赐，让享用俸禄罢了，所以叫朌。

译马氏说：从唐尧到周朝，虽然治理与混乱的情况不同，但土地面积的广狭，通过补偿长短，其大致的边界都是方圆三千里，并没有改变。三乘三等于九，这就是方圆千里有九个。其中一个是天子直辖的县内，其余八个各自设立一个州，每个州方圆千里。州内建立方圆百里的国家三十个，这是公、侯的国家；方圆七十里的国家六十个，这是伯的国家；方圆五十里的国家一百二十个，这是子、男的国家。方圆百里的国家三十个，相当于方圆百里的面积三十块。方圆七十里的国家六十个，相当于方圆百里的面积二十九块多一点。方圆五十里的国家一百二十个，相当于方圆百里的面积三十块。分封方圆百里的国家相当于三十块方圆百里的土地，那么剩余方圆百里的土地还有七十块；分封方圆七十里的国家相当于二十九块多一点方圆百里的土地，那么还剩余方圆百里的土地四十块多一点；分封方圆五十里的国家相当于三十块方圆百里的土地，那么还剩余方圆百里的土地十块多一点。合计二百一十个国家来计算，分封的土地共八千九百四十里，还剩余一千六十里的土地作为附庸、闲田、名山、大泽而不分封，其利益归入天子，诸侯不参与分配。闲田，如果诸侯有功，就从闲田中取用以作为俸禄；如果有被削地的，就归还给闲田。郑氏认为州方圆千里，州内有二百一十个国家，称之为殷代的制度，那么他的说法是不对的。又认为周公扩大了九州的边界，七乘七等于四十九，方圆千里的有四十九块，其中一块为畿内，其余四十八块各自设立一个州，州方圆千里，那么他的说法不合常理，君子也不去考察它罢了。

山阴陆氏说：畿内方圆百里的国家三十个，其中十三个是公。方圆七十里的国家六十个，其中十六个是卿。方圆五十里的国家一百二十个，是上面六十个国家的一倍。畿内方圆百里的国家九个，是一个大国的命数。方圆七十里的国家二十一个，是三次三等国的命数。方圆五十里的国家六十三个，是上面二十一个国家的三倍。

李氏说：“方圆千里可以得到方圆百里的土地一百块，方圆百里可以得到方圆十里的土地一百块，方圆七十里可以得到方圆十里的土地四十九块，方圆五十里可以得到方圆十里的土地二十五块。伯的田地是子、男的两倍，公、侯的田地是伯的两倍，天子的田地是诸侯的十倍。不这样，不足以作为维持稳固的基础。”

石林叶氏说：郑氏认为殷代的大边界方圆三千里，用开方计算，方圆千里的有九个，其中一个为县内，其余八个各自设立一个州，合计内外总共一千七百七十三个国家。周公恢复了唐尧虞舜的土地，将五服分为九，其要服之内方圆七千里，意思是夏末已经衰败，中原的土地被四夷侵犯，直到周公才能恢复。现在考察《禹贡》，其中所说的五服都以五百里为区别，那么要服之内通向四面，距离中原的土地方圆三千里，到达荒服止于五千里。郑玄既然认为殷代的大边界方圆三千里，本来符合《禹贡》中原的土地，那么所谓被四夷侵犯的究竟是哪里的土地呢？周公虽然扩大了九州的边界，但比《禹贡》增加的土地才五百里。现在《职方氏》分九州的国家，方圆千里为王畿，而从侯、甸、男到采、卫都是方圆五百里，这是五服的土地方圆二千五百里，加上王畿计算，方圆三千五百里。从方圆三千五百里划分，合计四面相距方圆七千里，正是郑玄所说的要服之内。大概《禹贡》所说的要服、荒服，就是《周官》所说的蛮、夷、镇、蕃，通要服、荒服合并于《禹贡》中原的土地，那么唐尧虞舜夏殷之时中外总共方圆一万里，通蛮、夷、镇、蕃合并于《周官》，那么周公之时中外总共一万一千一千里，因为多出一千里，所以周公扩大封疆才五百里。郑玄不知道差异在此，只看到要服之内方圆七千里，于是牵强附会《左传》“执玉帛者万国”的说法，而说唐尧虞舜之时不是七千里不能容纳。况且《仲虺之诰》曾经说“表正万邦，继承禹的旧服”，那么商汤之时本来就有万国了。所谓大边界三千里，怎么能容纳呢？那么九州之内一千七百七十三个国家，未必是殷代的制度，而与虞、夏、周的制度又怎么符合呢？大概所谓万国，是约略的成数，未必实有那么多。商汤既然能用三千里建立一千七百七十三个国家，那么唐尧虞舜夏周之时中原也是方圆三千里，怎么知道尧舜不能建立呢？现在《周官·职方氏》国家方圆千里分封公则四个，侯则六个，伯则七个，子二十五个，男一百个。郑玄用开方约略计算，方圆千里的有九个，其中一个为畿内，其余八个州各方圆千里，从公的分封而下直到诸男增加填补四等的数量。也是一个州，二百一十个国家，这是周代的制度，与《王制》相合。知道周公之时，九州也建立，一千七百七十三个国家。《王制》所述，大多多是周代的制度。如果五等诸侯受田视地，与农夫制禄，都符合孟子班爵的顺序。而一千七百七十三个国家总相属而言之，则怀疑是周代的制度了。然而由郑玄的说法来寻求，商汤用三千里而建国，如此；周用三千五百里又建国，如此。这也不足以相信。孔子说：“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

译既然已经怀疑而不能确信，空缺下来而不加质询，是可以的。

译新安朱氏说：关于分封诸侯的制度，汉代儒者的说法，只是设立了一个计算法则，不仅施行于当今不可行，就是考察过去的时代也难以理解。况且像九州的土地，冀州极为广阔，河东、河北都归属于它；雍州也很广阔，陕西五路都归属于它。至于青州、兖州、徐州、豫州，它们的疆界就有不足的地方了。假如夏朝分封的国家，到了商朝革命之后，难道不是土地多的削减其封国，以给予土地少的吗？像这样的话，他们未必会心服，或者会因此产生动乱。又如周王把原地的田地赐给晋文公，那里的百姓不服从，以至于要讨伐他们，大概是世代守护那片土地，不肯立刻顺从他人。如果分封王侯子弟，必须有空余的地方才可以分封。《左传》记载齐地的情况，蒲姑氏先占据那里，后来太公望才占据那里。如果武王没有得到蒲姑的土地，太公望也没有突然放置的地方。

永嘉徐氏说：一州有一百个方圆百里的区域，就是方圆万里。方圆万里的土地，除了分封方圆百里的国家三十个，即方圆三千里为三万里的土地，剩下方圆七千里。再将方圆二千九百四十里的土地，分封方圆七十里的国家六十个，总共前方五千九百四十里，剩下方圆四千六十里。又分封方圆五十里的国家一百二十个，总共前方八千九百四十里，即八万九千四百里，剩下方圆一千六十里，即余下的万六百里作为附庸。

讲义说：“君王拥有四海，所以以四海为边界。在四海之内，划分为九州。郑氏认为这是殷代的制度，难道不是因为周代大司徒建立国家，从诸公五百里到诸男百里，与此不同吗？”然而孟子说周朝分封爵位俸禄，也说：“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由此可知《周官》所载，大概是连同山川附庸一起说的。大体上从大禹治水之后，划分为九州。殷代沿袭夏代，没有改变。周代将冀州分为幽州、并州，合并徐州、梁州为雍州、青州，而实际上还是大禹的制度。所以这段经文大概说的是九州的制度，不一定是殷代的制度。州方圆千里，建立二百一十个国家：方圆百里的三十个国家，方圆七十里的六十个国家，方圆五十里的一百二十个国家。郑氏取国家的数量，来凑足州的封域，那么适宜其不合了。因为这只是说其大概罢了。建立州的法则，必须以千里为标准，少于千里的不可以作为州，而封疆的广阔不止于千里。建立国家的法则，州必须有二百一十个国家，国家必须分三等，而土地有的增加有的减少，有的兴起有的废弃，有的合并有的分裂，州未必全有二百一十个国家，并非实际有这三等的制度。

延平周氏说：“州二百一十个国家，并非实际有这些国家，只是计算土地所能容纳的数量，所谓凡九十三国，意思相同。”

慈湖杨氏说：“《尧典》说协和万邦，《春秋传》说大禹在涂山会盟，手持玉帛的有万国，这是说其大概数目罢了。即使不满万，也可以说万；不止于万，或者倍于万，也可以说万。就像说万物，物哪里止于万呢？万民，民哪里止于万呢？都是举其大概而言罢了。先儒却一定要整齐地解释所谓万的数目。郑康成说《尚书》州十有二师者，是说州立十二人为诸侯师，大概百国一师，州十有二师，那么州有一千二百个国家。八州九千六百个国家，余下的四百个国家在畿内，那么整整恰恰为一万个国家，不多一个，不少一个，唉，可笑啊！”《公羊传》说殷代三千诸侯，周代一千八百诸侯；《孝经》说也说周代一千八百诸侯。这可能是依据古志而言，汉代博士寻求其说法而未得，于是为之解释说：“四海之内，九州州方圆千里，州建立方圆百里的国家三十七个，方圆七十里的国家六十个，方圆五十里的国家一百二十个，总共二百一十个国家。八州一千六百八十个国家，又天子县内方圆百里的国家九个，方圆七十里的国家二十一个，方圆五十里的国家六十三个，总共九十三个国家，合计为一千七百七十三个国家，以应周代一千八百诸侯的数目。”武王兴起，不期而会盟于盟津的有八百诸侯。郑康成又于是说三分有二，那么殷末有一千二百诸侯，牵强附会可笑的样子，像这类情况怎么列举得尽？唯独不考虑诸侯的建立，不知其所自始。人群生于天地之间，都有血气心知，不能没有欲望，有欲望就争夺，争夺就打斗，打斗就伤害，伤害就杀戮。其天性美好，稍显公正的，就足以使邻居信服。邻居归附他，凡是百事都取平于他，那么五人有长，十人有长，百人有长，千人有长。其德行越大，所服的人越广。所以有小国的君主，又有大国的君主。那些作为君主作为长者的人，土地相等德行相当，不能互相超越。其间有圣人出现，举天下都归服他，这就是帝为王。所谓作为君主作为长者的人，都是诸侯。大小的数目，多少的数目，哪里能够预定？既然不能预定，那么又怎么能新立法，更改它，增减它，以符合《王制》所说的数目呢？虽然有改朝换代，武王克商，灭国五十罢了，其余都沿袭其旧制，那么周代所分封的也不多，难道能全部更改吗？虽然有功德就增加土地，有罪就削减土地，有功德的人，固然不常见，有罪的人也不常见，暂且沿袭其旧制，乃是势之常，而汉代儒者却为此等等差差不可小有增减

译减损的节制，其考虑不周也太过分了。

译《礼记集说》卷二十五

<经部，礼类，礼记之属，《礼记集说》>

钦定四库全书

《礼记集说》卷二十六 宋 卫湜 撰

天子王畿之内，方圆百里的诸侯国九个，方圆七十里的诸侯国二十一个，方圆五十里的诸侯国六十三个，总共九十三国。名山大泽不用于分赐，其余的土地用来俸禄士人，作为闲田。

郑玄说：“县内，是夏代所居州界的名称。殷代称为畿。《诗经·殷颂》说：‘邦畿千里’。周代也称畿。畿内大国九个，是三公的田地三个，因为考虑到有退休的人，加倍作为六个。其余三个，等待分封给天子的子弟。次国二十一个，是卿的田地六个，也因为考虑到有退休的人，加倍作为十二个，另外三个是三孤的田地。其余六个，也等待分封给天子的子弟。小国六十三个，是大夫的田地二十七个，也因为考虑到有退休的人，加倍作为五十四。其余九个，也用来等待分封给天子的子弟。三孤的田地不加倍，是因为他们没有职位辅佐三公讨论治国之道。虽然他们退休，仍然可以就近谋划国事。”朌，读作班。

孔颖达说：“这段经文阐明天子王畿内诸侯国数量的多少以及俸禄士人的方法。《周礼》职方氏说千里称为王畿。考察殷代和周代称畿，唐虞称服，没有称县的，现在特别称县，所以郑玄认为是夏代的制度。考察郑玄注《益稷》说：禹在涂山会盟诸侯，执玉帛朝见的有万国，其中四百国在王畿内。现在这里王畿内只有九十三国，大概是因为夏代王畿内称县，当夏禹之初有四百国，到了夏代末年土地减少，所以与禹的时代不同。不知道当时县内诸侯国的数量有多少。商汤继承夏后，制定为九十三国，记载者说县，明确它是继承夏代的余制，诸侯国数量是殷代的制度，所以与四百国不同。三公在朝廷，既有正式的田地，现在既然退休，不能继续享用三公的采邑，身体还健在，也不能完全没有田地，所以公卿大夫都有正式职位的田地，又有退休后的副邑。等待分封天子的子弟，如《礼运》所说：天子有田地来安置他的子孙。又《周礼》有都宗人、家宗人，祭祀时都将福肉献给天子，就是这样。但是天子的子弟有同母、异母、亲疏的不同，亲近受宠的封地与三公相同，一般的与六卿相同，疏远的与大夫相同，所以有三等差别。考察《周礼》三公虽然没有正式职务，仍然列于官职，参与六卿的事务，所以司徒说乡老每两乡则有一公，三孤则不列于官职，所以说无职，只是辅佐三公讨论治国之道，在朝廷和在家中的事务同等，虽然退职退休，仍然可以就近谋划国事，所以没有退休后的副邑。名山大泽，王畿外的列土诸侯，有封建的意义，所以说不用来分封王畿内的臣子。既然不世袭职位，有分赐的意义，所以说不用来分赐，也是为了与百姓共享财富，不垄断管理，百姓获取其中的财物，也收入玉府，《周礼》山虞、泽虞所掌管的就是这样。其余用来俸禄士人作为闲田的，是指九十三国之外的土地，下文说其余方圆百里的六十四，方圆十里的九十六就是这样。用九十三国分封公卿大夫，所以这里特别说用来俸禄士人，是指没有封地的士人给予土地来抵当他们的俸禄，不能成为采邑。实际上公卿的儿子，父亲死后，既然不世袭爵位，得以享用父亲的俸禄，所以下文说大夫不世袭爵位，未赐爵位，视同天子的元士来统治他们的封国，那么这里的俸禄士人就包括在内了。那些不封给公卿大夫以及俸禄士人以外的，都作为闲田，就是《周礼》中的公邑。不说附庸，是因为王畿内没有附庸。王畿外的诸侯有大功德才开始有附庸，所以闲田少，王畿内经常需要分赐，所以闲田多。依照《周礼》，闲田从二百里之外直到五百里，大夫在二百里处作为采地，卿在三百里处作为采地，公在五百里处作为采地。所以《载师》说：‘用公邑的田地治理甸地，用家邑的田地治理稍地，用小都的田地治理县地，用大都的田地治理畺地’，就是这样。不知道殷代制度如何，周代王畿内采邑的大小没有听说。那么郑玄注《小司徒》说：‘百里之国共有四都，五十里之国共有四县，二十五里之国共有四甸’，这是说王畿内大国百里，次国五十里，小国二十五里。又注《大司徒》说：‘王畿内的制度没有听说’，大概也是怀疑而未确定罢了。

长乐陈氏说：周官有在乡的县，有在遂的县，有采邑的县，有闲田的县。所以王畿称为县。县内方圆百里的诸侯国九个，是三公所视同公侯的土地；方圆七十里的诸侯国二十一个，是卿所视同伯的土地；方圆五十里的诸侯国六十三个，是大夫所视同子男的土地。公卿大夫不称为采邑，而称为国，是因为臣子谨慎度量以侍奉君主，就完全符合臣道；节制以驾驭下属，就兼具君道。从臣道来说，虽然是国也称为家，孟子‘千乘称家’就是这样。从君道来说，虽然是邑也称为国，这采邑称为国就是这样。又《礼书》说：‘周礼载师宅田，治理近郊的土地，家邑、小都、大都的田地，在三百里到五百里的地方。用近而狭的土地俸禄退休的臣子，用远而广的土地俸禄公卿大夫及子弟。’那么

译这是退休官员的俸禄较少，而公卿大夫及其子弟的俸禄较多。郑玄认为三等采邑都有退休官员的田地，与公卿大夫子弟的田地相等，恐怕先王的制度并非如此。

译马氏说：“《诗经》说：‘王畿方圆千里，是百姓安居的地方。’天子的王畿如果不满千里，就不足以接待诸侯。大概根本宏大而枝末细小，然后才行。这就像身体指挥手臂，手臂指挥手指，这就是强干弱枝的意思。天子直辖的王畿方圆千里，折合为方百里的土地共一百块，分封方百里的诸侯国九块，这是公爵的封国。分封方七十里的诸侯国二十一塊，这是卿的封国。分封方五十里的诸侯国六十三块，这是大夫的封国。方百里的九国，相当于方百里的九块土地。方七里的二十一国，相当于方百里的十块多土地。方五十里的六十三国，相当于方百里的十五块多土地。分封方百里的九国，相当于方百里的九块土地，那么还剩余方百里的九十一块土地。又分封方七里的二十一国，相当于方百里的十块多土地，那么还剩余方百里的八十块多土地。又分封方五十里的六十三国，相当于方百里的十五块多土地，那么还剩余方百里的六十四块多土地。合计九十三国来计算，分封的土地相当于方百里的四十五块多，那么还剩余方百里的六十四块多，方十里的九十六块多，这些就作为禄士和闲田。”

山阴陆氏说：《周官》用大都的田地来承担疆地的赋税，公所受的封地就在其中；用小都的田地来承担县地的赋税，卿所受的封地就在其中；用家邑的田地来承担稍地的赋税，大夫所受的封地就在其中。《王制》所说的县内，是取中间的情况来说的。那么用公邑的田地来承担甸地的赋税，元士在这里受地就可以知道了。大凡这些情况，其土地有多有少，大概有通用的法则存在。虽然卿有时在疆地，虽然大夫有时在县地，只要取足于封地就可以了。

庐陵胡氏说：查考《诗经·鸱鸮》篇说：“王畿方圆千里。”《周官·职方氏》说：“方圆千里称为王畿。”殷、周都称为畿，不称为县，所以郑玄认为是夏代的制度。查考《月令》说：“百县”，难道也是夏代的制度吗？总之，畿和县都是通用的称呼。《王制》大概是通论三代的地制罢了。先儒却说：“夏禹之初，有四百个国家；末世土地减少，商汤继承夏末，制定为九十三国。”所以与四百国不同，这大概是附会防备郑玄的说法。探究经文的意旨，大约记载的是先代的制度，不必指明是哪个朝代。县内大国九，三公的田地三，其余六，用来等待赏赐。三公中有功劳的，也可能等待君王另外有所分封。次国二十一，卿的田地六，其余十五，用来等待赏赐。卿中有功劳的，也可能等待君王另外有所分封。小国六十三，大夫的田地二十七，其余三十六，用来等待赏赐。大夫中有功劳的，也可能等待君王另外有所分封。所以下面说：“名山大泽不用于赏赐”，就知道这九十三国并不全作为公卿大夫的田地，大概是等待上面另外有所赏赐。郑玄却说：“是为了给退休的人作为副职，又其余的用来分封君王的子弟。”在经文中哪里能看到呢？况且公卿大夫在位时有定员，如果退休则或多或寡，哪有定数？现在说“三公退休的三人，卿退休的六人，大夫退休的二十七人”，限定以员数，恐怕不是通论，现在不采纳。

永嘉徐氏说：天子直辖的县内也有百个百里，是方圆万里、十万里之地。除了分封方百里的九国，是方九百里，为九千里之地。剩下方九千一百里，是九万一千里。再将方千二十九里，分封二十一个方七里的国家。总共前方千九百二十九里，是一万九千二百九十里。剩下方八万七百一十里。又将方千五百七十五里，分封六十三个方五十里的国家。总共前方三千五百有四里，是三万五千四十里。剩下方六千四百九十六里，是剩余六万四千九百六十里作为禄士和闲田。又说：古代金玉的掌管，都出自王官，而诸侯国不得擅自拥有。关隘讥察所禁止的，都归于公上，而诸侯国不得擅自私有。因此名山大泽，王畿之外不用于分封列土的诸侯，王畿之内不用于赏赐禄仕的王臣，都是天子派官吏治理，而缴纳其贡税的缘故。虽然统领于王官，而富实藏于郡国，财物虽然同于王民，而利益实际上归于公上。诸侯除了自食田税之外，其余不敢过问。大概先王不用于分封的意思，是用来抑制他们的强大，而防范他们的奢侈之心。查考《周官》：凡山泽的数量，司书掌管，用来计算官吏治理山泽的赋税。大府掌管，用来等待丧纪之用。九州的山川泽薮，职方氏实际掌管天下的地图，而诸侯无所干预。至于伯禽在东方鲁国为侯，而赐给他山川，乃是天子的加赐，这固然是特殊的恩惠，而不能作为常规来看待。又说周制山林川泽，有虞衡的官吏为之厉禁。如果专门利于上级，那么就没有遗留在民间的利益了。查考《山虞令》：万民按时砍伐木材，有规定的日期，那么未曾不与民共享，而有司徒禁止他们不使戕害罢了。泽虞则派人看守其财物，按时送入玉府，那么实际上是为民看守，而王官按时以其职责送入王库罢了。推究先王统领于王臣的意思，大概是使诸侯国不得以障管云云，并非不与民共享财物。周德既衰，凡王国所依赖的，诸侯都得以

译（齐国）独占其利。齐国搜刮山海的宝藏，晏子告诉齐侯，山林川泽各有其管理者，不可独占。这还算是知道遵守王法的人。至于桃林要塞，是古代的函谷关，实际上由晋国守卫。郇瑕之地，是古代的解池，实际上由晋国占有。凡是天子的要塞城邑，都不隶属于王官，而是只凭私意获取。《春秋》的编纂，在郑国不关联虎牢，在卫国不关联楚丘，这类情况不止一处。大概是为了区别天子的重要土地，而诸侯国不得擅自兼并。自从秦国耗尽天下的财富，归于公室，凡是山泽陂池的赋税，都成为天子的私藏。而汉朝制度将其归属少府，用来供养皇帝。然而起初制度宽泛，吴地的山海资源，得以铸钱煮盐，从而酿成七国之祸。到了汉武帝时期，凡是五岳都在天子的郡县，而不属于侯国。而郡国也设置盐铁官，隶属于司徒。凡是郡中有川泽的地方，都设置官吏掌管。诸侯只收取租税而已。这虽然抑制了诸侯的强盛，但先王不尽取利益以留给百姓的本意，大概已经荡然无存了。

译严陵方氏说：天子的元士比照附庸，所以在外面称为“其余”，以附庸在内也称为“其余”，把俸禄给士作为闲田的，增加诸侯土地就从这里取，削减诸侯土地就归还到这里。大概削减不是常有的事，那些比照封赏土地的闲田没有事务，所以称为闲田。《左传》所说的“宋郑之间有隙地”就是这种情况。闲田，是内外所共有的。司勋掌管六乡赏地的法规，郑玄说赏地就是赏田。大概有赏也应当有罚，那么增减土地的法规也像对外诸侯那样可以推知。畿内的采地也称为国，是因为其广狭比照诸侯，又让家臣来治理，所以称为国。因此公卿大夫又称为内诸侯，就是这个原因。

延平周氏说：“封用土，说‘朌’用恩，说的是禄士、元士的采邑，所以接着说‘天子的元士’，不包括在内。”

凡九州，有一千七百七十三国。天子的元士，诸侯的附庸，不包括在内。

郑玄说：不包括在内，不在数目之中。《春秋传》说：禹在涂山会合诸侯，手持玉帛的有一万个国家。说手持玉帛，那就是只指中原地区。中原地区而说有一万个国家，那就是诸侯的土地有方圆百里的、有方圆七十里的、有方圆五十里的。禹继承尧舜就是这样。要服之内，地方方圆七千里，才能容纳得下。夏朝末年已经衰败，夷狄从内部侵扰，诸侯互相兼并，土地减少，国家数目变少。殷汤继承它，重新制定中原地区，方圆三千里的疆界，也分为九州，而建立这一千七百七十三国。周公恢复唐、虞的旧疆域，把五服分为九服，其中要服之内，也是方圆七千里，而沿袭殷代诸侯的数目，扩大他们的土地，增加他们的爵位罢了。《孝经》解释说：周朝有一千八百个诸侯，分布在方圆五千里之内。这篇文章改用了周朝的法度，关联兴盛与衰败之中，三与七之间，以此作为解说。

孔颖达说：这一节总说明殷代畿内、畿外国家数目的法度。前文说“凡四海之内”，说明殷代畿外的诸侯；接着经文说“天子县内”，说明殷代畿内的国家数目。这段经文总说明畿内和畿外。郑玄引用《春秋传》哀公七年《左传》的文字：“知道中原地区手持玉帛的是觐礼诸侯，享王用璧和帛，这就是手持玉帛。”考察《大行人》“侯、甸、男、采、卫”要服，各自按照其服贡物。下面说“九州之外称为蕃国，各自用贵重的宝物作为见面礼”。郑玄注“贵重的宝物比如白狼、白鹿”，那是夷狄不手持玉帛。说“一万个国家有方圆百里、方圆七十里、方圆五十里的”，因为周朝的大国方圆五百里往下，就不能有一万个国家。考察一万个国家的数目，郑玄注《皋陶谟》“尧初制定五服，禹所辅佐，每服五百里，所以开始有百里的封地”，仍然用要服之内作为九州，州立十二人作为诸侯的师长，大概一百个国家一个师长，那么州有十二个师长，那么每州有一千二百个国家。八州有九千六百个国家，其余四百个国家在畿内。大概禹在治水之后，德化逐渐扩大，所以中原地区更广而有一万个国家。说要服之内地方方圆七千里，考察《尚书·咎繇谟》注：“禹辅佐完成五服，距离王城五百里叫甸服，其辅佐当侯服，距离王城千里；其外五百里为侯服，当甸服，距离王城一千五百里；其辅佐当男服，距离王城二千里；又其外五百里为绥服，当采服，距离王城二千五百里；其辅佐当卫服，距离王城三千里；又其外五百里为要服，与周朝要服相当，距离王城三千五百里，四面相距为七千里。”这是在九州之内。必定知道《王制》的文字是殷代制度，正因为方圆百里、七十里、五十里的国家与周朝不同，又一千七百七十三国与禹的一万个国家数目又不同。又虞、夏及周都叫“牧”，这段经文称“伯”，所以知道大略都依据殷代而言。说周公恢复唐、虞旧疆域，是说治水之后的旧疆域。考察《周礼·职方》说：“方圆千里叫王畿，其外方圆五百里叫侯服，又其外叫甸服，又其外叫男服，又其外叫采服，又其外叫卫服，又其外叫蛮服，又其外叫夷服，又其外叫镇服，又其外叫藩服，都是方圆五百里。”蛮服就是要服，把五服分为九服，而要服之内方圆七千里。说周朝沿袭殷代诸侯的数目，考察《洛诰》传说：天下诸侯来进见受命于周朝的，有一千七百七十三诸侯，与这个数目相同。说扩大他们的土地，大司徒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与此公侯不同。说增加他们的爵位，殷代爵位三等，周代爵位五等，引用《孝经》说谓《孝经纬》文“一千八百国”的，是举成数，其实也是一千七百七十三诸侯。说这篇文章就是《孝经纬》文，改周朝的法度，是说改周朝兴盛时的法度，盛谓地方方圆七千里，衰谓地方方圆三千里，所以说关联兴盛与衰败之中，三与七之间。

李氏说：禹自从平定水土之后，天下方圆五千里。自王城之外，五百里甸服，就是所谓的邦畿千里。五百里侯服，五百里绥服，这是禹九州的土地方圆三千里。外五百里要服，五

译百里之外的荒服，这天下纵横各五千里。所以说“辅佐成就五服制度，达到纵横五千里”。商朝拥有天下，也不过说是“继承禹所确立的旧有服制”罢了。等到周公开拓扩大九州，把夏代的要服改为蛮服，于是九州的土地才开始纵横各三千五百里。而九服的土地也不超过纵横五千里。大概《禹贡》说的是面积，《周官》说的是纵横里程。在面积上为五百里，那么在纵横里程上就是千里。所以《禹贡》所说的五百里甸服，就是周代纵横千里的王畿。这里说九州有一千七百七十三国，未必都是确切的数目。所以春秋时代，见于经书的只有九十几个国家，吴国、楚国也在其中，怀疑并没有那么多国家【这一说法与前文叶氏的观点互相印证阐发，所以一并录下】

译庐陵胡氏说：“这段经文总括说明了王畿内部和外部的大致情况，地域方圆三千里，王畿之外有八个州，每个州有二百一十个诸侯国，八个州共有一千六百八十国，加上王畿内的九十三国，总计一千七百七十三国。下文说：‘方圆百里的有六十四，方圆十里的有九十六’，这是天子的元士。下文又说：‘其余方圆百里的有十个，方圆十里的有六十个’，这是诸侯的附庸，不在一千七百七十三国的数目之内，所以说‘不与’。郑玄认为禹继承尧舜，拥有万国，这倒是对的。但他认为汤在夏朝末年之后，也划分九州，建立这一千七百七十三国，似乎不太对。况且郑玄必定认为这是殷商的制度，然而下文提到‘天子七庙’以及杂论虞、夏、殷、周四代的制度，难道只是专门依据殷商吗？又《洛诰》传文说：‘天下诸侯前来进见，在周接受命令，退下后拜见文王、武王神主的有一千七百七十三位诸侯。’又《孝经》解释说：‘周朝有一千八百位诸侯，分布在这五千里之内。’又《异义》《公羊》说：‘殷商有三千诸侯，周朝有一千八百诸侯。’那么周朝的制度正好与这一千七百七十三国的数目相合。郑玄不依据周朝而依据殷商，为什么呢？况且《孝经纬》及《异义》《公羊》的说法，本来就不值得完全相信。如今考察《尚书》说‘武王伐纣，拥有天下的三分之二，八百诸侯’，那么殷商的诸侯只有一千二百左右，与这个国数也不相合。郑玄又援引《孝经纬》这种不经之谈作为依据，现在不予采纳。”

马氏说：“‘不与’的意思是在数目之外。大凡四海之内，九州每州有二百一十个诸侯国，加上天子直接管辖的王畿内部，合起来计算，就是一千七百七十三国。天子的元士，诸侯的附庸，不在其列。郑玄认为禹在涂山会合诸侯，手持玉帛的有万国，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凡是称呼事物的数目，叫做万，万是盈满之数。《尚书》说：‘表率端正万国’，这是说的殷商。《诗经》说：‘安抚万国’，这是说的周朝。那么殷商、周朝的时候，都是万国，为什么唯独夏朝是这样呢？自从尧、舜之后，土地广阔，必定达到七千里，然后才能容纳万国。而又把‘中国方圆三千里’当作殷商衰微之时，把‘方圆五千里’当作武王灭殷之初，他的意图似乎在于关涉盛衰之中，而以三、七之间的数字来说明，大概是不对的。”

长乐刘氏说：“天下虽然广阔，贤才并不多，寻求具备六德、六行、六艺，并且能够修养自身、以中庸之道治理百姓的人，本来就很难找到这样的人。那么一千七百个国家都能得到贤才，这才是大治。因此文王、武王积累世代的功德，建立乡三物来教育士民，施行于政治，用来规范风俗。因此设立属、连、卒、州的制度，互相作为纲纪。上至天子，则划分天下由两位方伯统领，想要统一他们的道德，以同一天下的风俗。大概一千七百个国家，未必都能得到合适的人，所以是这样的。”

延平周氏说：“在王畿内部已经说了五十里的诸侯国，反而说元士不在其列，大概是因为五十里的诸侯国都是指王子的子弟而言的。”

天子方圆百里之内，用来供给百官；方圆千里之内，用来供给天子的御用。

郑氏说：“这是说这些地方的田税所供给的。官，是指文书财用。御，是指衣食。”

孔氏说：“这一节论述王畿内部方圆千里之地田税所供给的事情。百里之内，是指距离王城百里，四面相距则是五百里；千里之内，是指四面相距为千里，距离王城四面五百里。两者是相互对应的。田税所供给，恐怕是《周礼》中按人口征收的货币。然而《周礼》大府九赋的货币，按人口征收的各有其用途。官，是官府所需要的，所以是文书财用；御，是进奉天子所需要的，所以是衣食。但是官是卑下的，所以用近处的物品；御是尊重的，所以用远处的物品。这是殷商的制度。长乐刘氏说：王城之外，各以百里计算，这是方圆百里的四个区域，而六乡六遂就在其中了。官，是指王国所俸禄的士大夫；御，是指王的卿掌管政教以驾驭天下诸侯的人。说百里之内，不取来作为自己的利益，专门用来供养乡遂的百姓，并教育他们三物，选拔其中的贤能，来供给王官，兴起政教，以倡导天下。千里之内，不取来作为自己的利益，专门用来供养天下的大贤大能，用作王的公卿上大夫，以掌管六卿的治理，用来驾驭八州的诸侯以进行治理。”

严陵方氏说：“用百里所出的少量物资，资助百官的供给，似乎不足，然而卑下者所称呼的并不觉得不足；用千里所出的大量物资，作为一人的御用，似乎有余，然而尊者所称呼的并不觉得有余。况且把近处的物资给人，是想让他们容易供给而没有劳苦；把远处的物资奉给自己，是想让它难以得到而有节制。百里之内，并非不用于御用，总之是以供给百官为主；千里之内，并非不供给百官，总之是以御用为主。御，是以卑下驾驭尊贵的称呼，尊贵没有比天子更尊贵的了。所以凡是天子所用的物品，都称为御。”也见于《曲礼》“琴瑟不御”的解释。马氏说：“官，是官爵所用的，而其用途较轻，所以取百里以内近地所出的物资来供给；御，是天子所用的，而其用途较重，所以取千里

译用远方地区出产的物品来供给他们。”百里之内，距离王城五十里，而四面相距，就是百里；千里之内，距离王城五百里，而四面相距，就是千里。孔颖达认为百里之内距离王城百里，相距为二百里；千里之内距离王城五百里，相距为千里，他的说法自相矛盾。

译山阴陆氏说：“‘官’是官府所用的，‘御’是御府所用的，御府，是天子所御用的。百里之内，用来供给官府；就像《禹贡》所说，百里之内赋税缴纳总物。千里之内，用来供给御用；就像《禹贡》所说，四百里之内缴纳粟，五百里之内缴纳米。孔氏认为所缴纳的精细物品少，粗劣物品多。”

石林叶氏说：“‘官’，是天子宗庙、社稷、宾客、宴享，由有司所供给的。‘御’，是车马、服饰、饮食，以及分赐赏予，是王所私用的。君子在奉养自己方面谨慎，在侍奉神人方面严格，所以有司所供给的主要在百里之内，王所私用的主要在千里之内。这就好比家中制造器物，以祭器为先，牺牲赋税为次，日常用具为后，都是因为奉养自己不是最紧急的。”

长乐陈氏说：“《周礼》中的大府，关市之赋用来等待王的膳食服饰；邦中之赋用来等待宾客；四郊之赋用来等待马匹饲料；家削之赋用来等待分赐赏予；邦甸之赋用来等待工程事务；邦县之赋用来等待币帛；邦都之赋用来等待祭祀；山泽之赋用来等待丧葬礼仪。有的根据当地所便利的，有的根据当地所适宜的，有的根据类别所归属的。然而都不曾用远方的物品来供给近处，用近处的物品来供给远方。难道是因为近处供给官府，远方供给御用吗？况且大宰的制度，国家用度必须合并王府的财物来进行调度，才可以。难道官府所供给的仅限于百里？膳食服饰的御用必须来自千里吗？”刘氏（孟冶）说：“天子的官职有六类，大五官、六府等众多官员，又有府、史、胥、徒等属员。百里之内，天所生长、地所养育的，不可多得。如果不足以供给百官的需求，天子的奉养，有大府来掌管九赋九功的副本。如果按照式法颁布财物，授予司会，用八法八则来均匀节制国家的财用；司书用八法八则周知百物的出入。又有宰夫稽查职内，考核职岁、职币。如果有常限规定。百里之内为何如此微薄，千里之内为何如此丰厚呢？大概君主尊贵如天，不丰厚其奉养，凭什么显示天子的尊贵？臣下卑微如地，不微薄其利益，凭什么表明臣下的卑微？一尊一卑，一厚一薄，大概是有不可轻易改变的。”

临川王氏说：“这一说法也不知是什么时候的，在其他经典中也没有见到这样的记载，恐怕在事理上也难以如此。大概应当合并王府的财物而通盘调度，才可以。”

千里之外设立方伯，五国组成一个属，属有长官；十国组成一个连，连有统帅；三十国组成一个卒，卒有正官；二百一十国组成一个州，州有州伯。八个州八个州伯，五十六个正官，一百六十八个统帅，三百三十六个长官。八个州伯各自率领其所属归附于天子的两位老臣，将天下分为左右两部分，称为二伯。

郑氏说：“属、连、卒、州，都是聚集的意思。伯、帅、正，也都是长官的意思。凡是长官都因贤能的诸侯而设立。殷代的州长称为伯，虞、夏及周都称为牧。老，指上公。《周礼》说：‘九命者作伯。’《春秋传》说：‘自陕以东，由周公主持；自陕以西，由召公主持。’”

孔氏说：“这一节论述千里之外设立方伯以及连帅、卒正，兼及二伯之事。属是系属，连是连接，卒是卒伍，州是聚居，所以郑氏总括说都是聚集的意思。伯、帅、正都是长官，只是名称不同。既然统领诸侯，非贤能不可，所以因其州内的贤侯担任，不是从州外另取州牧。《舜典》说：‘觐见四岳群牧’，又说：‘咨询十二牧。’《左传·宣公三年》说：‘夏代正有德的时候，九牧贡金。’《周礼·大宰》建立其牧，所以郑氏说：‘虞、夏及周都称为牧。’郑氏回答张逸说：‘畿内的州不设置伯，有乡遂的官吏主持，伯就是牧。’所以《周礼·大宰》说：‘在邦国施行典法，建立其牧，设立其监。’这是说畿外邦国有牧，畿内不设置，所以有八伯。注引《周礼·大宗伯》职文，《春秋传》隐公五年《公羊传》文。”

临川王氏说：“千里之外设立方伯，方伯连帅，固然应该有。五国、十国、三十国，也应当可能是这样。但州必定是二百一十国，恐怕不一定如此。”

长乐陈氏说：“古代的官职有常名，有异名。在内作为比长、闾师、族师、党正、州长、乡大夫，这是常名。等到委任以师田之事，就成为军将、师帅、旅师、卒长、两司马、公司马，这是异名。在外作为公、侯、伯、子、男，这是常名。等到寓以连属之法，就成为属长、连帅、卒正、州伯，这是异名。属是系其人，连是结其众。因为其民众众多，足以抵御突然的变化，所以称为卒；因为其地域广阔，足以通达于重川之远，所以称为州。属有长，则足以统领五国而已，不足以率领十国之众；所以连有帅，帅足以率领十国而已，不足以正三十国之众；所以卒有正，正足以正三十国之众而已，不足以统领二百一十国；所以州有伯。那么作为人长者，是才；率领人者，是智；正人者，是义；统领人者，是仁。《易经》说：‘体仁足以长人’，那么外部的八伯，内部的二伯，都是因为他们能够体仁的缘故。大概王者有分

译土地，不分给百姓；建立万国，是为了划分土地；亲近诸侯，是为了团结人民。不划分土地，那么守卫就不专一；不团结人民，那么势力就不统一。《王制》说：“凡是九州有一千七百七十三个国家”，这是划分土地；接着实行方伯、连帅的制度，这是团结人民。《周官》大司马说：“小国服从大国，以和睦邦国”；职方氏说：“凡是邦国大小相互维系”，说的就是这个。古代实行什五之法，在州乡则联合百姓，在军队和田猎则联合徒众，在宿卫则联合官员，所以能使中原地区像一个人一样，而没有内部祸患。设立属、连、卒、州来联合各国，设立长、帅、正、伯来联合人民，所以能使天下像一家一样，而没有外部忧患。然而不只看重官职，更看重人选，那么法令就能推行，事情就能办成。《诗经》说：“四方诸侯有王，郇伯辛劳辅佐”，就是这个意思。如果人选不当，那么法令虽然存在，事情也会荒废。《诗经序》说：“卫侯不能修习方伯连帅的职责”；《公羊传》说：“下面没有贤能的方伯”，就是这个意思。方伯连帅的职责，是周代的正道，所以《尚书》和《周礼》中的“伯”都称为“牧”。大概从内部来说，他们屈从于二伯，所以称为牧；《周官》大宗伯说：“八命作牧”；《曲礼》说：“九州之长，进入天子的国家称为牧”，就是这个意思。从外部来说，他们伸张于诸侯之上，所以称为伯。《王制》称为“方伯之国”，就是这个意思。虞代有十二州，就有十二牧；夏代有九牧；周代有九州，就有九伯；而《王制》说“八州八伯”，那么王畿之内就不设立伯了。郑玄认为这是殷代的制度，这是对的。然而周代牧伯的名称，在经传中多见。连帅只见于《诗经序》。至于五国之属，在经书中没有听闻。《左传》说：晋侯宴请鲁公，鲁公请求归属鄫国，这难道是周代所说的连属吗？《公羊传》说：从陕地以东，由周公主管；从陕地以西，由召公主管。《尚书》说：毕公率领东方诸侯进入应门右侧，太保率领西方诸侯进入应门左侧。这就是所说的九命作伯吗？与殷代所说的天子之老二人是一样的。周代有九伯，那么王畿之内大概也设立牧。而大宰说在邦国施行典法，设立牧官，是因为牧官的设立主要是为了邦国。【礼书】

译延平周氏说：“方”是从地域角度说的，“属连”是从人员角度说的，“卒”是从军队角度说的。方伯，是一方之长；属长，是其所属人员之长。连，是联结众人；帅，是率领士兵，足以应对突然发生的变故，并为其所任用。正，所以称为卒正。其地延伸到远方之外，而担任其长官的，所以称为州伯。老，是有成就的德行而人们所侍奉的人。二伯，是有成就的德行而天子所侍奉的人。所以说他们是天子的老臣。

严陵方氏说：方伯就是州伯。王畿位于中央，八州位于外围，各设一位方伯。长，是说足以统领众人，所谓比长之长，也是如此。帅，是说所率领的人众多，不仅仅是统领而已，所谓师帅之帅，也是如此。正，是说端正于一而止，不仅仅是率领而已，所谓党正之正，也是如此。伯也是长的意思，必定称为伯，是因为以成就的德行来称呼，因为作为一州之长，没有成就的德行不足以担当这个职位的缘故。所谓宗伯之伯，也是如此。能够统领众人，然后才能率领大众；能够率领大众，然后才能端正于一；能够端正于一，然后他的德行就成就了。所以其顺序是这样的：正、帅、长。这大概是八伯的下属。八伯又是二伯的下属。所以说：八伯各自以其下属隶属于天子的两位老臣。然而二伯又称为老，是因为他们处于人臣的最高职位，不仅贵在拥有德行，还贵在拥有年资。国有国老，乡有乡老，都是因为这个缘故。《曲礼》中说到他们自称，也说“天子之老”，大概自称时其含义如彼，他人称呼时其含义如此。二伯以八伯为下属，也只称为伯，就像天子、诸侯通称为君，而天子又是诸侯的君一样。这也见于《曲礼》。五官之长，九州之长，解释天下九州只限于八州，有伯是因为王畿内部由天子亲自治理，所以不设伯。管仲又说“五侯九伯”，因为他们是九州诸侯之长，所以称为九，不必是九个人，也就像“百揆”称百，“四岳”称四一样。《明堂位》称之为九采，《左氏传》称之为九牧，都是因为这个缘故。

马氏说：“天子的王畿，外部有公、侯、伯、子、男的差异；王畿内部有公、卿、大夫的区别。其内外已经完备，而在千里之外，又设置方伯、属长、连帅、卒正、州伯。到了伯，就已经到了极点，而隶属于天子的老臣。大概先王兴盛的时候，上下有相互维系的方法，然后才可以达到长久。‘连’与‘属’有相互维系的意思；‘卒’与‘州’有相聚的意思。”

山阴陆氏说：五国组成一个属，属以官职来命名。六属制定名称，说大事则听从其长官，小事则直接通达。十国组成一个连，连以联结来命名，说授予邦国职事，役使国家事务，如同联结一样。三十国组成一个卒，卒以卒来命名，说以比追胥，命令贡赋，如同卒一样。以仁德来统领，所以属有长；以智慧来率领，所以连有帅；以道义来端正，所以卒有正。到了伯，则在一州为长，他的仁德可以知道，他的智慧与道义也可以知道。那些正以下的人，我只是驱使他们罢了。所以有时称之为牧。至于二伯，又有比这更大的责任。能够充任这个职位的人，大概近乎圣人了吧？周公就是这样，召公还有惭愧的德行。八州八伯，大概天子的县内不在这个数目中。郑氏回答张逸问说：“王畿内的州不设伯，是错误的。”《尚书》说：“咨询十二牧。”然而《王制》九州而八伯，是因为以方称二十一。十国组成一个州，州有伯。天子的县内不可以进入这个数目。天子的县内共有九十三国。

庐陵胡氏说：属联连比，卒伍州聚。根据《左氏传》州牧可以征召五侯九伯，就知道周制牧之下有二伯，侯可以担任。所以《诗经·旄丘》责备卫伯。卫是侯爵而担任州伯，如果伯中的贤者也可以进升为牧。所以《周礼》宗伯八命作牧，是说侯伯有功德者加命得以专征伐为牧。郑氏却说：殷代的州长称为伯，虞、夏及周都称为牧。现在考察《尚书》觐见四岳群牧，是虞代称为牧。《左氏传》宣公三年说：夏代贡金九牧，是夏代称为牧。大宰说：施行典章于邦国，建立其牧，是周代称为牧。然而虞代虽然称为牧，而《书传》说：只有元祀巡行四岳八伯，则也称为伯。周代虽然称为牧，而郑氏回答张逸说：周官王畿内的州不设伯牧，即伯，则也称为伯。现在认为殷代独称伯，虞、夏、周都称牧不称伯，这是不对的。

永嘉徐氏说：先王广泛建立诸侯，而设置方伯连帅的职位，有的子男附庸之类，不能直接通达于天子，所以贡赋朝聘的数目，全都让他们听命于牧伯，这只是一个方面罢了。先王举天下以封建诸侯，如果在其中没有纲纪，那么强弱就有相互吞并，大小没有相互维系，非常不符合长治久安的防备。大概方伯连帅的设置，所谓褒表功德，关乎盛衰，深根固本，是不可防备的。其所关系也很大了。自从黄帝设置左右大监，监察大国，而二伯的职位就开始了。

译在此。尧帝时，羲和掌管天地之官，三公担任此职，实际上就是二伯【羲伯主管东方，凡是南方的事务都配合他；和伯主管西方，凡是北方的事务都配合他】。殷朝的制度是二伯权力大，而八伯权力小，但八伯之间如绳索丝线般牵连联系，相互维系而不混乱。周文王曾经担任过殷朝的西伯。到了周朝兴盛时期，天下诸侯大概有一千八百个国家，周公和召公作为东西二伯，以陕地分界而分别主管。姜太公被封于齐国，也接受了统领五侯九伯、专自主持征伐的命令。《尚书》记载《顾命》篇，毕公、太保率领东西诸侯入朝。至于蔡仲、管叔监管荆州和豫州【荆州牧是蔡仲，豫州牧是管叔】，君陈、毕公交替居住在东郊，那么大的方面设为二伯，小的方面设为八伯，全都出自天子的任命，用来统领天下的诸侯。方伯、连帅设置在下位，而礼乐征伐出自上位，这是先王分封制度的大权。周宣王中兴，这种制度尚未泯灭，韩侯在韩地，召虎在淮地，申伯在荆地，方叔在齐地，分布在诸侯中以统领万国，恢复古代的事业就在此时。延及周平王，于是对纲纪不再在意，王制毁坏，牧伯懈怠职守，东迁的变故，只依靠晋、郑两国，而方伯、连帅中没有听说有能安定王室的了。假使平王凭借这两国来振兴牧伯的职责，那么诸侯还可以有所作为。奈何因为文侯贤能而让他回国，因为郑伯有功却剥夺他的政事，那么周朝的事权就此丧失了。从此互相吞并，没有人能统领纲纪，春秋时期，可以考证的，只有一百七十多个国家罢了。由此看来，方伯的设置，所关系的重要吗？曾经论述春秋初期，齐僖公、卫宣公虽然是太公、唐叔的后代，当时未曾见他们接受任命，而以牧伯之事考证经传，齐僖公自认为是东州的小伯【齐国是东州的诸侯，见《国语》】，而他的臣子也以方伯、连帅的职责来要求。卫宣公在蒲地的战役，两国又互相推许，而《春秋》也记载说“胥命”【桓公三年】。那么诸侯没有适当的主宰，而希望大国能安定。周王室既然不在意，齐侯自认为是牧伯的后代，而夺取方伯、连帅的权力，并借此获利。当时，中原大概多事端了，这大概是开始变化。不久，齐桓公、晋文公沿袭他们的余迹，而牧伯之事开始大肆放纵，不出自王命，而强大的得以专行于弱小的。虽然如此，周王派遣召伯赐给齐侯侯伯的命令【庄公二十七年】，这还是有待于王的任命。晋文公使周天子到践土，而策命诸侯为侯伯，君子认为这与要挟而夺取有什么不同？况且这两位公侯自身，他们亲自屠杀消灭的很多，与古代牧伯小事大国的道义相比，究竟如何呢？又更严重的，郤犫作为公族大夫，来主持东方诸侯【成公十六年】，将要率领诸侯，却让他的大夫来主持，哪里在于他是诸侯的宗主呢？到了秦人废除诸侯设置郡守，这种形势的激发，由来已久了。汉朝初年，相国统辖诸侯王，御史执法统辖郡守【相国主管诸侯国，御史主管郡】，三公分别设置于郡国，当时没有设置刺史。自从汉武帝设置十三刺史，这是古代牧伯的职责。西汉的制度，御史所上奏的案章，先下达给三公参决，然后有所罢黜退免，这还保留着八伯隶属于天子之老二人的意思。中兴以来，矫正偏差过于直接，刺史弹劾奏报不经过三府，直接罢免。这时朱浮深以为不对。只有考察先王设置方伯的本意，以及春秋霸主擅权的原因，以及汉朝刺史轻重变化的缘由，可以论述世道的变迁了。眉山孙氏说：有人问，周公、召公辅佐成王为左右，难道是把他们放在左右作为近辅，像阿衡辅佐商王、傅说辅佐高宗那样吗？还是作为左右丞相的官职，像秦朝的斯与去疾，汉朝的勃与平那样？回答说：这都不对。《王制》说，天子之老二人，把天下分为左右，叫作二伯。周公、召公辅佐成王为左右，就是二伯。怎么证明呢？《乐记》解说《大武》之乐，象征武王的功业，五成而分，周公在左，召公在右，这是举出他们分陕而治的事。二公在分陕的时候，实际上是二伯，来辅佐武王。等到武王去世，周公摄政，行使天子之事，那么七年之中，二伯的职责应当空缺。等到成王即位执政，周公还政，仍然与召公同为二伯，所以孔子记载说“辅佐成王为左右”，大概是周公为东伯，而召公为西伯。所以知道是这样，《毕命》记载“毕公代替周公为太师，为东伯”，可以推知。成王将要去世，命令召公、毕公率领诸侯辅佐康王，而太保率领西方诸侯进入应门左边，毕公率领东方诸侯进入应门右边。天子面向南明亮地治理，太保进入应门左边，就在天子的右边，是西方诸侯的伯；毕公进入应门右边，就在天子的左边，是东方诸侯的伯。东西二伯辅佐天子为左右，经传非常明白，只是学者考察研究不够详细。《公羊传》说：“天子三公，是什么？是天子的相。天子的相为什么是三个？从陕地以东，周公主管；从陕地以西，召公主管；一个相在内。”《公羊》氏这话，也是用来论述中分天下的二伯。而在三代时期，本来有天子的相而不作为三公的情况。

译《公羊传》只看到三公的官职不一定齐备，而中分天下的两位方伯大多兼任三公，所以将三公与二伯合并在一起论述。所谓“天子的宰相为什么是三个”，意思是说上公虽然有三个人，但天子的宰相何必一定是三个呢，实际上只有两位方伯罢了。于是用周公、召公分陕而治的事实来证实这一说法。三公自有三公的职任，二伯自有二伯的职任，而《公羊传》将它们混为一谈，这种说法既然已经不通，又说二伯担任宰相，其中一位宰相在内朝任职。他们只是看到周公、召公分陕的时候，周公在内朝，召公在外朝，这就是所说的“召伯的教化在南方各国显明”；而在周公、召公辅佐成王作为左右大臣的时候，召公在内朝，周公在外朝，这就是所说的“周公初次在新邑洛邑祭祀，用来告知商朝的遗民”。于是确立了一个固定的论断，说“一位宰相在内朝任职”，却不知道召公、毕公作为二伯辅佐康王的时候，召公担任冢宰，毕公担任司马，难道没有一起立于王朝吗？到了康王十二年，命令毕公安抚治理东郊，来代替君陈，于是毕公在外朝任职，而在周公去世时已经代替他担任东伯，作为二伯也已经很久了，怎么可以说二伯中只有一位宰相在内朝任职呢？这就是我论述《公羊传》的说法考证不明，不足以采信的原因。

又说：有人问：“舜任命九官，让伯禹掌管百官，伯益担任我的虞官，伯夷主管三礼”，孔安国传注说‘禹是崇伯，对于益不称臣名，而对于伯夷却称臣名，这三者的含义，究竟是怎样的呢？’回答说：禹代替鲧担任崇伯，入朝担任司空，所以称为伯禹，大概是用谥号配合爵位，追述在虞朝的称呼。益，是大临的别名，兼用字来称呼他叫伯益，又叫伯翳，是因为读音相近而混淆了。至于伯夷被称为伯，则既不是爵位也不是字，大概是官名。查考《尚书大传》记载尧的事情，自从羲和死后，分设八伯，而伯夷位居第一，担任阳伯，这是在舜任命官员之前，伯夷已经是八伯的官员了。等到任命官员的时候，四岳推举伯夷主管礼仪，而帝舜对他不直呼其名，只说：“咨伯，你担任秩宗。”史官记述他谦让的话，也说：“伯拜稽首，让给防龙”，与其他大臣不同，都是举出他的官名。《周礼》六卿，春官称为宗伯，制定名称的含义，大概取自秩宗和阳伯。况且伯这个字的含义，其事有四：只有公侯伯子男中的伯，不必论述；而至于东西二伯中的伯，方伯连帅中的伯，用谥号配合字的伯，即使是明智之士，尚且会有所错误，何况后来的学者，考证不详细的人呢？《王制》将天下分为左右称为二伯，那就是东西二伯中的伯。《王制》以二百一十国为一州，州有伯，那就是方伯连帅中的伯。臧僖伯、臧哀伯、士文伯、士景伯之类，那就是用谥号配合字的伯。

译刘氏孟冶说：古代内外相互维系，大小相互隶属，天下虽然遥远，却如同一个身体。君主有所作为，就像身体指挥手臂，手臂指挥手指，没有偏废而不能举动的弊病。这是因为属长、连帅、卒正治理得有条理而不混乱。所以内部的公卿，竭尽辅佐之力，庄重恭敬而互相谦让；外部的诸侯，竭尽捍卫之力，惶恐谨慎而不懈怠。这都是上下互相约束的法度，井然有序。像这样，方伯就是州伯。二百一十个国家组成一个州，州中有伯，就是千里之方的方伯。属，取其有统属的意义；连，取其相互连接的意义；卒，取其能率领众人的意义。这是计算八位州伯、正、帅、长的数目。所说的属，隶属于天子的两位老臣，即天子五官之长，他们在诸侯面前自称“天子之老”，就是这种情况。既然看重他们的德行，又看重他们的年岁，所以用“老”来称呼他们。虽然如此，属长、连帅、卒正隶属于八位州伯，八位州伯又隶属于两位州伯。总之，两位州伯将一年的政绩向天子汇报，虽然这是总揽天下大权，也不是两位州伯敢专断的。

千里之内称为甸，千里之外称为采，称为流。

郑氏说：甸，指服治田地，缴纳谷物税。称为采，指九州之内的土地，采取美好的物品来抵充谷物税。称为流，指九州之外。夷狄流动迁徙，有的进贡，有的不进贡。《禹贡》荒服之外三百里是蛮，二百里是流。

孔氏说：这一节总论王畿以内、王畿以外、九州治理田地以及采取美好物品，还有九州之外有的进贡有的不进贡的事情。查考《禹贡》，五百里称为甸服，下面又说百里缴纳赋税，总共二百里缴纳铚及秸粟米等，可见甸是治理田地。千里之外，指方圆千里之外，如果在王城五百里之外，按殷代的制度来说，中原地区方圆只有三千里。采取美好物品，所以说称为采。周代则在王畿之外，每面有别于三千里，采取美好物品，就是《周礼》大行人六服所进贡的物品。流指九州之外，殷代则是每面别于千五百里之外，二千五百里之内称为流；周代则是三千五百里之外，五千里之内为流。

延平周氏说：“千里之内称为甸，就是五百里甸服。千里说的是方圆，五百里说的是每面。在侯服中提到采，就显示出荒服中有蛮；在荒服中提到流，就显示出侯服中有诸侯。”

长乐陈氏说：“甸就是《禹贡》所说的甸服，采就是《禹贡》所说的侯服中的百里采，流就是《禹贡》所说的荒服中的二百里流。甸，是君王亲自治理的地方；采，在这里有采地，是公卿大夫和王子弟所拥有的；流，是将流放的罪人安置在这里。侯服较近，所以举出内部的，那么所有服制中内部的就可以知道了；荒服较远，所以举出外部的，那么所有服制中外部的就可以知道了。《周礼》大司马：千里称为国畿，其外方圆五百里称为侯畿，直到甸、男、采、卫、蛮夷、镇、蕃为九服。其大概或许与《禹贡》相同，只有蕃畿则在《禹贡》之外了。《尚书》对于六服，有的说侯、甸而不提采、男、卫，有的说侯、甸、男、卫而不提采，这与这里说甸、采、流是一样的。”

清江刘氏说：“这是根据绥服居中来说的，内千里，外千里，那么五服就可以知道了。采也应该写作蔡，是声音错误。”

马氏说：流，是说他们有的进贡有的不进贡，流动迁徙没有常定。天子治理近处详细，治理远处简略。近处则加以长官管理，所以服治田地以缴纳谷物税，采取美好物品以抵充谷物税，都是要求他们缴纳赋税。远处则加以安抚，所以他们有的进贡有的不进贡，流动迁徙没有常定，而不责求他们。然而同样是甸服，而《禹贡》中有缴纳铚、缴纳总、粟米的区别，也是有远近的节制。同样是采服，而《周礼》对于进贡，有祭祀、嫔妃、器物、币帛的区别，也是有远近的差别。同样是流服，而《禹贡》的荒服，则有三百里蛮、二百里流的分辨，也是有轻重的意思。

李氏说：“采在侯服中最为接近，流在荒服中最为遥远。九州举出内部的以显示外部的，四海举出外部的以包含内部的。”

虙氏说：“这正是夏代的制度。夏代的五服，甸服在王畿之内；周代的九服，甸服在王畿之外。这里说千里之内称为甸，千里之外称为流，知道这不是周代的制度。然而《王制》说甸、采、流，而不说其他的，也是省略的言辞，没有其他义理。”

刘氏孟冶说：方圆千里之外称为甸服，距离王城每面五百里，所以说千里之内是甸服，五百里之外有侯服。侯服内部的百里称为采服，侯服五百里之外有绥服，绥服五百里之外有要服，要服五百里之外有荒服。荒服内部有流。《王制》从千里的甸服直接说到二千里的流服，大概是说从近到远，都在天子教化范围之内，没有不被其声教覆盖的。眉山孙氏说：禹制定天下为五服，王畿包括在内，所谓侯、绥、要、荒就是。周公分天下为九畿，而王畿不包括在内，九畿就是九服，所谓侯、甸、男、采、卫、蛮、夷、镇、蕃就是。其夷、镇、蕃

译三服位于九州之外，世代才出现一次，各自以当地珍贵的宝物作为见面礼，虽然设立了这样的法规，却从未强行要求他们履行，大概是因为他们来朝不拒绝，离去不追赶。蛮服位于五服之外，也称为要服，取“约束”之意，就是后世的羁縻制度。大禹的五服，每服相距方圆五千里；周朝的九服，加上王畿，相距方圆万里。这样看来，周朝的土地是大禹时期的两倍，难道周公改变了古制而致力于扩大疆土吗？不是的。四海九州的山川地理万古不变，只是政教施加的范围有远近不同，所以制度也不同罢了。大禹在尧帝时辅佐制定了五服，其中的要服和荒服也在九州之内，之所以称为要荒，是因为那里的君长未能自觉与华夏各国相同，所以圣人也不能用对待中原地区的方法来对待他们。从虞、夏到商、周，天下的风俗日益趋向文明，过去的要服、荒服既已革除蛮夷习俗而自觉与华夏风尚相同，礼乐制度都禀承王朝，朝见会同不失礼节，那么圣人能不重新制定制度，将他们提升到冕服采章的行列，纳入邦国侯卫的范围吗？回答说：称为采服、卫服，意义大概就是这样；那些尚未忘记蛮夷习俗的，也就用政教来羁縻他们罢了。这就是九州之地之所以外迫四海之地，所以在禹时称为要、荒二服，在周时称为采、卫、蛮三服的原因。追溯上去，禹的侯服、绥服在周时则为侯服、甸服、男服三服。禹的甸服在周时则为王畿。推演下去，周朝六服之外，又有夷服、镇服、蕃服三服，这是因为武王攻克商朝，开通了通往九夷、八蛮及海外各国的道路，他们都服从王化，所以如此。有人问：五服的制度，每五百里为一服，禹制与周制相同。我认为禹的侯服、绥服，在周时为侯服、甸服、男服三服；禹的要服、荒服，在周时为采服、卫服、蛮服三服。难道古代相距千里的地方，在后世相距一千五百里吗？为什么相差如此之大？回答他说：里程以步来计算，而步的长度并不相等。《王制》说：“古代以周尺八尺为一步，现在以周尺六尺四寸为一步。”郑玄注说：“按照礼制，周朝以十寸为一尺，有的说周尺八寸，那么一步就是八八六十四寸。”以此计算，古代的百里相当于现在的一百三十五里。根据《王制》和郑玄的话推论，古代相距千里的地方，在后世应当相距一千三百五十里。那么禹的甸服方圆千里，王城在其中，就是四方各五百里。禹的五百里，与周的五百里相比，多出一百七十五里。这甸服一方多出一百七十五里，加上侯服、绥服两服的直径一千三百五十里，总共是一千五百二十五里，所以在周朝得以分为侯服、甸服、男服三服。又要服、荒服两服的直径，在后世也是一千三百五十里，而后世九州的边界更加广阔，那么增加的不止一百五十里，达到一千五百里有余，所以在周朝得以分为采服、卫服、蛮服三服。至于夷服、镇服、蕃服三服，在九州之外，不是禹足迹所及之处，无需讨论。由此说来，禹的五服，包括王畿，相距五千里，而土地没有减少；周的六服，加上王畿，相距七千里，而土地没有增加。制度虽然不同，土地实际一样，谁说周公改变了古制而扩大了周朝的土地呢？提问者又说：“夏、周的制度是这样，商朝也有五服制度吗？”回答他说：“根据传记考察，商朝也有五服，只是以五百里为一服。”《祭公谋父》劝谏周穆王的话，难道不是商朝的制度吗？他说：“先王的制度，邦内为甸服，邦外为侯服，侯卫为宾服，蛮夷为要服，戎狄为荒服。”甸服负责祭祀，侯服负责祀祭，宾服负责享献，要服负责进贡，荒服负责称王。所谓的甸服、侯服，沿袭了夏礼；所谓的宾服，则包含了周的五服；所谓的要服、荒服，是按照四夷距离中原的远近排序的。如果不是商朝的五服，祭公谋父怎么会得到这五个名称呢？“邦内为甸服”，而《诗经》说：“邦畿千里，是百姓居住的地方。”“荒服称王”，而《诗经》说：“从那些氐羌之地，没有敢不来称王的。”确实如此，这是商朝的制度。《王制》所载说：“甸”、“采”、“流”，这是记载商朝制度，而没有提到五服。《武成》所称“邦甸侯卫骏奔走”，也是说商朝畿内的诸侯及宾服的君主帮助周朝祭祀。况且祭公谋父是周公的后裔，举先王的制度来劝谏他的君主，理应使用周礼，却把王畿称为甸服，为什么呢？韦昭说：“甸，是古名，世俗所习惯的。”所以周襄王对晋文公说：“从前我们先王的制度，拥有天下，划定方圆千里作为甸服。”就是这样。韦昭的说法很好。而甸服实际上始于大禹，大概是因为大禹的功绩万世依赖，所以如此？《商颂》说：“天命众多诸侯，在禹的功业基础上设立都城，每年按时来朝，不要给予灾祸。”这是商朝要求诸侯朝贡，只以禹的功业为准。《周雅》说：“丰水向东流，是大禹的功业，四方共同遵循，周王是君主。”这是周朝要求四方会同，只以禹的功业为先。那么商朝的五服、周朝的六服，都是大禹奠定功业的地方，而辅佐制定五服的功绩，所以不可

译不效法大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