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集説卷九十九

译德辉由内而发，百姓没有不承奉听从的；礼用来整治仪容，所以理发见于外，百姓没有不承奉敬顺的。圣王如果能够详细审慎地穷尽礼乐的奥妙，将其施行并安置于天下，百姓都会恭敬顺从，不再有难以处理的事情了。张氏说：“动”是指触动，用礼乐来感动百姓。乐用来治理内心，所以说触动内在；礼用来检束行迹，所以说触动外在。

译延平周氏说：“乐感动于内心，所以能达到极致的和谐；和谐说的是内心的状态。礼规范于外表，所以能达到极致的顺从；顺从说的是外在的仪态。”

长乐陈氏说：“礼乐对于天下，辨别上下的地位，那么礼在上位者之间交互作用，乐在下位者之间相互应和，彼此相通以发挥功用；确定内外的分别，那么乐感动于内，礼规范于外，相互区别以确立体制。它们的体制和功用虽然不同，但用来职司感动的道理则是一样的。记录者两次分别论述，是为了说明不同的端绪和缘故。曾子说：‘君子端正仪容，就能远离粗暴傲慢；端正脸色，就能接近诚信。’诚信体现于脸色，恭敬体现于仪容。君子内心和谐以通达诚信，那么百姓看到他的脸色就不会与他争执，这是以内在的诚信影响外在；外在顺从以通达恭敬，那么望见他的仪容，百姓就不会产生轻慢之心，这是以外在的端正影响内在。《曲礼》说：‘端正你的脸色，端正你的仪容。’《祭义》说：‘有愉悦脸色的人，一定有温婉的仪容。’《冠义》说：‘礼义的开端，在于端正身体仪态，整齐脸色。’因此，脸色对于仪容来说是内在，仪容对于脸色来说是外在。所以在讲内在和谐的乐时提到脸色，在讲外在顺从的礼时提到仪容。子张问政，孔子回答说君子明白礼乐，推行并安置它罢了。那么推行礼乐的道理，将其推行并安置于天下，那么安定上位者、治理百姓，改变风俗，就像翻手掌一样容易。为政难道很难吗？这就是孔子将在卫国为政时，深深哀悼礼乐不能兴起的缘故。乐虽然以和谐为主，但未曾不顺从，和谐顺从积聚于心中就是这样；礼虽然以顺从为主，但未曾不和谐，礼的运用以和谐为贵就是这样。”

严陵方氏说：“乐感动于内心，而彼此的情意不相违背，所以它的极致是和谐。礼规范于外表，而上下的体制没有违逆，所以它的极致是顺从。内心和谐，那么百姓看到他的脸色就不会与他争执。外在顺从，那么望见他的仪容，百姓就不会产生轻慢之心。脸色指的是面部，仪容则兼指手脚而言。看近处而望远方，所以如此。看他的脸色，望他的仪容，已经足以使百姓不与他争执而不产生轻慢之心，更何况亲自受到熏陶呢？听也无不顺从。因为乐有声音，所以特别用听来说。听与顺都是说下位者承奉上位者的方式。这样交错论述，将其交错安置于那里，因为没有人不听从不顺从，所以说安置于天下。”

庆源辅氏说：“乐产生于外，而感动于内；礼根植于内，而规范于外。乐感动于内，所以它的极致是和谐；礼规范于外，所以它的极致是顺从。和谐是从内心说的，顺从是从行为迹象说的，而内心与行为迹象起初并非两件事。内心和谐那么外在就顺从了，礼乐难道是两条不同的道路吗？内心和谐而外在顺从，那么端正衣冠，庄重注视，庄严的样子让人望而生畏，哪里敢有轻慢之心呢？何况与他争执呢？‘德辉感动于内’，以下这又是重复上面的意思。所以内心和谐而外在顺从，百姓瞻望他达到这样的程度，大概是因为德辉感动于内，百姓没有不承奉听从的；礼理发用于外，百姓没有不承奉顺从的缘故。德辉指的是乐，所谓振奋至德的光辉。德辉感动于内，那么必然形见于外。理就是礼，礼理发用于外，那么根植于内就可以知道了。举言举之，自我开始。推行乐来治理内心，推行礼来治理自身罢了。然而果真能把礼乐的道理推行于自身，那么将其推行并安置于天下，百姓没有不顺从的，又有什么难的呢？”

金华邵氏说：“礼乐为什么能如此感动百姓呢？大概圣人与百姓都具备这礼乐，在天赋本性之中，只是圣人先得到了我心所共同认可的，所以一举而安置于天下，那么这边以心感应，那边以心回应，适宜其容易而没有困难。”

乐，是感动于内在的。礼，是规范于外在的。所以礼主张减损，乐主张充盈。礼减损而进取，以进取为美德；乐充盈而反求，以反求为美德。礼减损而不进取，就会消亡；乐充盈而不反求，就会放荡。所以礼有回报而乐有反求。礼得到回报，就快乐；乐得到反求，就安宁。礼的回报，乐的反求，它们的道理是一样的。

郑氏说：礼主张减损，是人所疲倦的；乐主张充盈，是人所欢喜的。进取是指自我勉强，反求是指自我抑制。文就是美，善。放荡淫溺于声乐，不能停止。报读作褒，就是进取。得是指通晓其义理，知道吉凶的归宿。其义一是指都趋向并立足于中道，不消亡不放荡。孔氏说：这一节论述礼乐的体制，有的减损有的充盈，事情各不相同，王者应当各自依据事情来调和节制。礼既然减损，如果不勉强自进，那么礼道就会消衰；乐主张盈满，如果不反求自抑，那么乐道就会流放。张氏说：威仪繁多广阔，容易产生厌倦，所以礼的过失在于减损；洋洋盈耳，不想休止，所以乐的过失在于盈满。过失在于减损，应当自我勉强；过失在于盈满，应当自我抑制。

河南程氏说：“礼乐只在进取与反求之间，便得到了性情的正。”长乐陈氏说：“礼未曾不主张减损，然而宴享必定达到百拜，仪节必定达到三千，那么以进取为美德就可以知道了。乐未曾不主张充盈，然而合乐必定止于三终，演奏《韶》乐必定止于九成，那么以反求为美德就可以知道了。”在《风》中的《蟋蟀》：“节俭必定要合乎礼，快乐必定不要荒废。”在《雅》中的《楚茨》：“礼仪希望它完备，钟鼓希望它警戒。”也是这个意思。销则铄于外物，不

译能够依靠自我修养而有所成就，像鲁国人那样跛行倾斜的人也有；放纵自己而追逐外物，不能自我反省，像魏文侯那样不知疲倦的人也有。《乐书》中严陵方氏说：“人的情感减退时，知道退让却不知进取，所以应当用进取来修饰它；人的情感充盈时，知道向外发散却不知回归，所以应当用回归来修饰它。”所谓“报”，是施予对施予的回应，施予称为“出”，而“出”意味着退让；回应称为“入”，而“入”意味着进取。进取与回应，其实是一回事。礼制讲究差异，所以有的叫“进”，有的叫“报”；乐教讲究和谐统一，所以只说一个“反”字罢了。前面说“礼是对情感的回应”，这不是指礼中有“报”的含义吗？又说“君子通过回归情感来调和心志”，这不是指乐中有“反”的含义吗？

译马氏说：“乐由内心发动，所以以充盈为主；礼由外在表现，所以以减省为主。这是讲礼乐的体性。礼虽减省却要进取，以进取为文饰；乐虽充盈却要收敛，以收敛为文饰。通过礼的回报、乐的收敛，这是讲礼乐的作用。从体性来说，所以礼称为减省，乐称为充盈；从作用来说，所以礼称为进取，乐称为收敛。乐是内心发动的，所以其体性以充盈为主，因为乐从内心发出，是人心所喜爱的；礼是外在表现的，所以其体性以减省为主，因为礼从外部施加，先王借此来约束世人。礼以减省为主，所以君子努力践行，以进取为文饰；乐以充盈为主，所以君子加以抑制，以收敛为文饰。以进取为文饰，然后才能保全礼；以收敛为文饰，然后才能保全乐。经过七次迎宾的仪式才相见，不然就太粗疏了；经过三次辞让才到达，不然就太急促了。一次献酒的礼仪，宾客和主人要拜一百次；酒清澈人渴却不敢喝，肉干人饿却不敢吃；天色已晚人疲倦，却仍整齐庄重不敢懈怠，以完成礼节。这些都是努力进取的表现。进旅退旅，用来显示有所和谐；匏笙簧，会守拊鼓，用来显示有所统制。混乱时互相询问，急促时以雅乐调和；开始演奏时用柷，停止时用敔。这些都是加以抑制的表现。礼减省而不进取，那么礼的道理就几乎断绝了，所以消亡。乐充盈而不收敛，那么乐的道理就流于放纵了，所以放荡。先王知道礼乐各有偏颇，所以礼有回报，乐有收敛。礼有回报，必定借助于乐；乐有收敛，必定借助于礼。所以说：礼的作用以和谐为贵。说礼的作用以和谐为贵，那么乐的作用以节制为善。礼得到回报，就快乐；乐得到收敛，就安定。礼得到回报，就是礼借助于乐，借助于乐就快乐，因为乐就是快乐。传文说：‘行动而快乐，就是乐。’乐得到收敛就安定，就是乐借助于礼，借助于礼就安定。所以传文说：‘有礼就安定。’礼的回报，乐的收敛，虽然不同，但相互借助的道理是一致的。所以说：‘它们的意义是一致的。’李氏说：‘阳刚以动辟，所以其道常丰饶；阴柔以静翕，所以其道常匮乏。礼属阴，常匮乏，所以以减省为主；乐属阳，常丰饶，所以以充盈为主。然而阳若无阴就无法合其施；经若无纬就无法成其幅。放阴的阳刚上升而文饰其柔，所以成为礼的文饰；阳的阴柔下降而文饰其刚，所以成为乐的文饰。所以说：礼减省而进取，以进取为文饰；乐充盈而收敛，以收敛为文饰。’《易经》在复卦说：‘反复其道’，而在姤卦说：‘品物咸章’。盖上面是阳所在的地方；下面是阴所在的地方。阳上进，而阴下退，所以成为复。礼以减省为主，乐以充盈为主，这是复的道理。外面是阳所在的地方；里面是阴所在的地方。阳内入，而阴外出，所以成为姤。礼以进取为文饰，乐以收敛为文饰，这是姤的道理。至于礼减省而不进取，就陷入藏匿，所以消亡；乐充盈而不收敛，就流于放荡，所以放荡。消亡就不能像消那样有留存，放荡就不能像息那样有停止。因此君子体行礼，得到回报就快乐而不忧愁；体行乐，得到收敛就安定而不忧虑。所以孔子说：‘谦以制礼，就接着复；以自知言，作乐崇德，就接着向晦入宴息。’都是因为这个原因。盖一反一报，也出于理之自然，而道之常。所以坎者，阴也，然而含阳；离者，阳也，然而含阴。此信道致诎，诎道致信；一满一虚，以相为终始，相为先后。所以说：‘乐的收敛，礼的回报，它们的意义是一致的。’

新安朱氏说：‘礼以减省为主，礼以撙节退逊检束为主，然而因为难以实行，所以必须勇猛力进才能做到，所以以进取为文饰。乐以充盈为主，乐以舒畅发越为主，然而如果一直这样，必定流于放荡，所以以收敛为文饰。礼的进取，乐的收敛，便得到情性的正。’又说：‘以减省为主的应当进取，必须努力实行；以充盈为主的应当收敛，必须回顾身心。’庆源辅氏说：‘礼以减省为主，减省是用来裁节外在的；乐以充盈为主，充盈是充盛于内心的。乐而不充盈，就无法形于外；礼而不减省，就无法合于内。来而不往，不是礼；往而不来，不是礼。所以说：礼有回报，往来不已，这也是进取的意思。’

金华邵氏说：‘礼用来节制人情，所以圣人制定礼的初始，就以减省为主。减省就便于实行。乐用来使人快乐，所以圣人制作乐的初始，就以充盈为主。充盈就满足欲望。礼固然以减省为主，但必须增加而进取，如经礼三百，曲礼三千，所谓进取，所以以进取者为文饰。乐固然以充盈为主，但必须有以约束而收敛，如清庙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唱而三叹，所谓收敛，所以以收敛者为文饰。’在风诗中的《蟋蟀》，节俭必欲其中；礼乐必欲其毋荒。在雅诗中的《楚茨》，礼仪欲其既备；钟鼓欲其既戒。礼有回报借助于乐，乐有收敛借助于礼，这样礼乐都得以完善。

夫乐者，乐也。人情

译这是人所无法避免的。音乐必定通过声音表现出来，通过动静形态呈现出来，这是人的常理。声音与动静，是性情和技艺的变化，全都包含在这里面了。

译郑氏说：“‘免’就是自我克制的意思。‘人道’，指人的行为。‘性术’，是说这出于人的本性。‘尽于此’，指不可超过这个限度。”

孔氏说：“从这一句到本章末尾，总括阐明音乐的德行。音乐的本质，是人情所欢乐的，是人不能自我抑制退却的。内心欢乐，表现在声音上，就是嗟叹咏歌；表现在动作上，就是手舞足蹈。这是人道的自然常理，‘术’指道路，‘变’指变动。是说声音和动作是本性道路的变转，竭尽于此，不可超过这个限度。”

严陵方氏说：“声音产生于气，所以说‘发动’；静体现在仪容上，所以说‘形’。发动所以能听见，成形所以能看见。”

庆源辅氏说：“人出生时是安静的，这是天的本性；受到外物感应而活动，是本性的表现。咨嗟咏歌，手舞足蹈，是本性表现的变转。超过这个限度就会淫逸放荡，所以说‘尽于此’。”

所以人不能没有音乐，音乐不能没有表现形式，有了表现形式却不遵循正道，就不能没有混乱。郑氏说：“‘形’，指声音和动作。‘耐’，是古书中‘能’字的意思，后世改变了写法，这里单独保留了下来。”古时把“能”字写成“三台”。

孔氏说：“这是阐明人禀受自然的本性，而有喜乐欢乐，既然表现在声音和动作上，却不依循道理，或者歌舞没有节制，白天黑夜颠倒，不能没有混乱的事情，以至于导致亡国丧家。”

长乐陈氏说：“情感在心中感动而表现在言语上，是人作诗的原因；情感在内心欢乐而表现在外部，是人作乐的原因。凡是这些天机的发动而不能自己停止，并不是有东西驱使它这样的。所以人不能没有音乐，音乐不能没有表现形式，有了表现形式却不遵循正道，通达则开始于治理，最终却结束于混乱。”【乐书】

严陵方氏说：“前面说音乐是人情所不能免的，所以这里又说人不能没有音乐。前面说音乐必然表现在动作上，所以这里又说音乐不能没有表现形式。”

庆源辅氏说：“有了表现形式却不遵循正道，就是郑卫之乐了。”

先王以这种混乱为耻，所以制定雅颂的音乐来引导它，使它的声音足以让人快乐而不流于淫逸，使它的文辞足以让人讨论而不止息，使它的曲折、直率、繁复、简约、清峻、肥满、节奏足以感动人的善心罢了。不让放纵的心和邪气得以接触，这是先王设立音乐的方法。

郑氏说：“‘流’，就是淫逸放荡；‘文’，指篇章辞藻。‘息’，就是消亡。‘曲直’，指歌声的曲折。‘繁瘠’、‘廉肉’，指声音的洪大和细小。‘节奏’，指乐曲的结束和开始，进退所应合的节拍。‘方’，指方法。”

孔氏说：“这一节论述先王以混乱为耻，所以设立正乐来节制它。先王制定雅颂的音乐，创作有节制，使人喜爱音乐，不至于流逸放荡。‘文’指音乐的篇章，是说音乐的德行深远，讨论义理而不可止息。‘曲’指声音回曲，‘直’指声音放直，‘繁’指繁多，‘瘠’指省约，‘廉’指廉棱，‘肉’指肥满。凡是声音的适宜，有的需要繁多肥满，指粗大；有的需要简约清峻，指细小。凡是乐器大而粗的，声音洪大；乐器小而细的，声音细小。节奏指有时演奏有时停止，演奏时就奏响，停止时就节制。是说声音之中，有的曲折有的直率，有的繁复有的简约，有的清峻有的肥满，有的节制有的演奏，随分而作，以防其适宜，使足以感动人的善心罢了。既用雅颂来节制，又用律吕来调和，容貌得其恭敬，内心得其和谐，所以放纵的心和邪气不能接触性情了。”

长乐陈氏说：“王政的废兴，在于雅而不在于风；盛德的形容，在于颂而不在于雅。制定雅颂的音乐来引导它，那么审察音乐就足以知道政治，听到音乐就足以知道德行。使声音足以让人快乐而不流于淫逸，文辞足以让人讨论而不止息。声音足以让人快乐而不流于淫逸，所以安定；文辞足以让人讨论而不止息，所以长久。中正的雅乐，不过如此罢了。大概清峻直率的声音兴起，百姓就肃敬；繁简的声音兴起，百姓就康乐；肥好清美的声音兴起，百姓就慈爱。先王制定雅颂，来引导曲折、直率、繁复、简约、清峻、肥满的声音，又使节奏合而成文。这有什么不足以感动人的善心呢？上文论述六音，这里涉及廉直、繁简、肉好，而不涉及噍杀、粗厉、涤滥，是因为它们不合雅颂的声音。”【乐书】

严陵方氏说：“先王以混乱为耻，不是随便耻之而已，一定有方法来引导它。制定雅乐来引导它使其端正，制定颂乐来引导它使其公正。声音，是道的表现；文辞，是理的寄托。声音足以让人快乐，是乐于其道；文辞足以让人讨论，是讨论其理。道用来节制欲望而有节制，所以虽然快乐而不至于流于淫逸；理用来阐明义理于无穷，所以可以讨论而不至于止息。‘曲’，是声音的柔，像丝弦一样；‘直’，是声音的刚，像金属一样；‘繁’，是声音的杂，像笙一样；‘瘠’，是声音的纯，像磬一样；‘廉’，是声音的清，像羽音一样；‘肉’，是声音的浊，像宫音一样；‘节’，是声音的制，像徵音一样；‘奏’，是声音的作，像合奏一样。丝金，是乐的音；笙磬，是乐的器；羽宫，是乐的声音；节奏，是乐的文辞。互相列举以相完备。音乐达到这个程度，那么它的教化就不会废弛，所以用‘方’来说它。”

李氏说：“如果没有中声，那么淫乐就不可胜听了。大概音乐是百姓所不能免的，而没有中声来节制文饰它，那么百姓的德行就会混乱了。所以

译圣人在《豫》卦中说：“创作音乐以推崇德行，是用来涵养人的正气并防范邪念的。”因此制定雅、颂的乐声来调和人心，因为乐声和谐，所以足以使人快乐而不放纵；因为文采光明，所以足以使人议论而不枯竭。这样确实就能防止郑、卫之音的侵入了。大道本身是没有固定方位的，但当它应对万物时，就有了具体的方位。

译延平周氏说：“没有放逸之心，就没有邪气；有了邪气，就有放逸之心。”庆源辅氏说：“先王以混乱为耻，与孟子所说的‘武王以之（指商纣的暴政）为耻’意思相同。道，是说宣扬其和乐的意义；中声所止之处，所以足以让人快乐而不流于放纵。君子在此谈论，在此宣扬。古时文辞足以论述它。”不息，是说意味深远，言语不能穷尽。乐易，失之于放逸；有放逸之心，邪气就会相应而生。

新安王氏说：“雅颂，是中声。声音足以让人快乐，文辞足以论述，这就是和。曲调的直与折，歌唱的曲折与繁简，廉肉（清浊）声音的隆起与衰减，节奏有时兴起有时停止。”

因此，音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共同聆听，就没有人不和敬；在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共同聆听，就没有人不和顺；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共同聆听，就没有人不和亲。所以音乐，是审察统一来定下和谐，配合各种乐器来修饰节奏，节奏相合来形成文采，用来调和父子君臣的关系，使万民亲近。这是先王设立音乐的方法。

郑氏说：审一，是审察人的声音。比物，是说杂用金、革、土、匏等类乐器。以成文，是五声八音能够和谐，相互应和。

孔氏说：这一经再次论述圣王设立音乐的事。君臣以敬为主，乡里以顺为主，父子以亲为主。人的声音虽然统一，但所感动的有喜怒哀乐的不同。应当详细审察其声音，来定下调和的曲调；配合八音的器物，来修饰音曲的节奏。有时演奏兴起，有时节制停止，来成就五声的文采。调和父子君臣的，上文“和敬”“和亲”就是。使万民亲近的，上文“和顺”就是。张氏说：正乐流行，所以随着所在之处各自尽其善。宗庙有君臣所主，在于和敬；乡里有长幼所主，在于和顺；闺门有父子所主，在于和亲。前章使亲疏贵贱长幼男女的道理，都显现在音乐中，就是这个意思。

长乐陈氏说：宗庙以敬为主，族长乡里以顺为主，闺门以亲为主。音乐以敬为主的，听的人没有不敬的；以顺为主的，听的人没有不顺的；以亲为主的，听的人没有不亲的。就像道所在之处，仁者见之为仁，智者见之为智。又《乐书》说：音乐合于生气的和谐，体现五常的行为。使主敬、主亲、主顺的道理，都汇聚归于和。父子兄弟在闺门中和亲，音乐的教化行于一家；长幼在族长乡里中和顺，音乐的教化行于乡遂；君臣上下在宗庙中和敬，音乐的教化行于一国与天下。古乐的发动，修身及家，平均天下，就是这样罢了。五声之所以统一，是以宫声为君；十二律之所以统一，是以黄钟为本。所以审察宫声，五声的和谐就定了；审察黄钟，十二律的和谐就定了。这就是审一以定和。用金石来发动它，用丝竹来推行它，用革木来节制它，这就是比物以饰节。用节奏来停止音乐，用演奏来兴起它。一节一奏，配合杂乱来形成文采。这就是节奏合而成文。指八音来说，叫做比音；指八音的器物来说，叫做比物。其实是一样的。审一以定和，是乐的情；比物以饰节，是乐的节；节奏合而成文，是乐的文。三者具备了。在闺门之内，是用来调和父子的；在宗庙之中，是用来调和君臣的；在族长乡里之中，是用来使万民亲近的。

严陵方氏说：“音乐之所以为音乐，是统一的，而听的人各自有所主，所以他们的感动都不同。至于所以为和，是统一的，所以每每用和来说。君臣说在宗庙，而不说在朝廷，是因为君臣以敬为主，而宗庙尤其适宜。况且孔子在宗庙朝廷，言辞谨慎，在宗庙朝廷的礼仪，本来也是相同的。族，是亲属聚集的地方；长，是众人所跟随的人。乡里与《祭义》说一命者在乡里按齿序排列，同族长则指其人，乡里则指其地。特别在族长乡里说长幼，是因为乡党之中没有比齿序更重要的。老子说：‘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就知道音乐也是得一以和。况且音乐是天地之和，天地之和，同出于一气罢了。乐的道理，在于审察其一，然后其和可以定。乐有自然的节奏，比物则是因它来修饰罢了。合言道，和言情，离散的可以使他们依附，疏远的可以使他们亲近。”

庆源辅氏说：“前面说制定雅颂的声音，来宣扬乐的意义罢了。这里又说先王作乐的方法，一者是万物所不能脱离的。在礼中就是节，在乐中就是和。所以审一以定和，这是先王制乐的本意。难道只是为了取悦人的耳目吗？”

金华应氏说：一者，是心。心一，而所应的是不一的。在众理之中精审密察，以求得当，所谓惟精惟一。守一以凝定其和，杂比以显饰其节。等到形成文采，那么文可以调和其至亲至严的大伦，使至疏至众的万民亲近。大概乐发自我的心，而感动人心，没有两种道理。

庐陵胡氏说：“音乐之所以为音乐，是统一的；而感动各有不同。其和是统一的，所以每每用和来说。先王作乐，本于情性，考察度数，审察其用”

译在情感尚未萌发的初始阶段，纯粹专一而不混杂，因此在情感合乎中道的时刻，使其安定，和谐顺遂而不违背。从自身近处探求，通过审视专一来确立和谐，这是乐所蕴含的情感；从外物远处探求，通过类比事物来修饰节度，这是乐所表现的形式。情感与形式都完备无缺，节奏与节度都协调一致，那么乐的根本与枝节就都具备了。所以对内能调和父子关系，对外能调和君臣关系，推广开来能调和天下万民。先王制定乐教的方法，不过是追求这种和谐罢了。所以说：“保持并融合最高的和谐。”

译所以聆听雅、颂的音乐，心志意念得以宽广。手持干戚等舞具，练习俯仰屈伸的动作，仪容姿态得以庄重。按照舞位的标记，把握音乐的节奏，行列得以端正，进退得以整齐。因此，音乐是天地的教命，中和的纲纪，是人情所不能避免的。

郑玄说：缀，是标记。用来标记行列的。《诗经》说：“荷戈与缀兆，域也。”这是舞者进退所到达的地方。要，如同防范。命，是教令。纪，是总括的名称。

孔颖达说：这一节论述先王制定音乐，得到天地的和谐，从而感动人心，使其和善。雅乐用来施行正道，颂乐用来赞颂功业，聆听它们则淫邪之气不能侵入，所以心志意念得以宽广。干戚是威仪的器物，俯仰屈伸，是说动作举止合乎礼仪，所以仪容得以庄重恭敬。依据舞位的标记，所以行列得以端正；跟随音乐的节奏，所以进退得以整齐。音乐感应天地之气，是天地的教令；音乐调和律吕之声，是中和纲纪的总括。人因感应天地而出生，又感应阴阳之气。音乐既然符合天地的教令，协调中和的纲纪，感动于人，是人情不能自己避免的。现在查考《诗经》作“荷戈与祋”，与郑玄的说法不同，郑玄所见的齐鲁韩《诗》版本不同。张载说：前面说先王制定音乐，声音体现在动静之中，这里证明其事。雅颂是发于声音，手持干戚，是体现在动静之中。

长乐陈祥道说：季札在鲁国观看周乐，听到《大雅》时说：“广大啊，和乐啊！”听到《颂》时说：“达到极致了啊！”广大而不宣扬。师乙对子路谈论音乐，说广大而安静的人适宜唱《大雅》，宽厚而安静的人适宜唱《颂》。这是《雅》为王政的兴起，《颂》为王业的成就，它们的体例未曾不广大，何况聆听它们的音乐呢？大概内在的是心志，外在的是仪容，陈列的是行列，变化的是进退。聆听《雅颂》的音乐，就知道反求内心以调和心志，所以心志意念得以宽广。手持干戚，练习俯仰屈伸，就不会轻慢随意而违犯节度，所以仪容得以庄重。按照舞位的标记，把握音乐的节奏，那么歪斜与正直各归其位，所以行列得以端正，进退得以整齐。然而《雅颂》的音乐，是诗歌的歌唱；干戚，是舞蹈的器物；俯仰屈伸，是舞蹈的姿态；缀兆，是舞蹈的位置；节奏，是声音的装饰。说到《雅颂》则风教举起了，说到干戚则羽籥举起了，说到俯仰屈伸则快慢举起了，说到缀兆则远近举起了，说到节奏则文采举起了。音乐出于虚空，藏于无形，天地依附于实体，显现于有形。实体必然受命于虚空，有形必然受命于无形。这就是音乐之所以能生成天地，而不是天地所生成的原因。万物没有天地不能生成，天地没有音乐不能生成，那么音乐就是天地所接受的命令。现在那开始天地的，是太始。音乐有所彰显，以至于六变而天神降临，八变而地祇出现。如果不是能命令天地而不被天地命令的，谁能做到这样？喜怒哀乐没有发作而处于中，是性，天下的大本存在其中。发作都符合节度而达到和，是情，天下的达道存在其中。先王制作音乐，以性情为纲，以中和为纪。没有中作为纲纪，就会放纵而至于过度；没有和作为纲纪，就会差异而至于乖违。古代的神瞽考察中声而用制度来衡量，所引导的是中德，所咏唱的是中声，使听音不失误，以契合神人，以中作为纲纪。契合生气的和谐，引导五常的施行，使阳气不散，阴气不闭塞，刚气不愤怒，柔气不恐惧，以和作为纲纪。然而音乐的道理，向上推演以观察其奥妙，这就是天地的教命；向下推演以观察其边界，这就是中和的纲纪。以音乐作为中和的纲纪，那么礼就是中的纲纪罢了。这与《易经》在《乾》卦中言变化，在《坤》卦中特言化，意思相同。【乐书】严陵方说：人的心志意念公正则宽广，私邪则狭窄，所以聆听《雅颂》的音乐，心志意念得以宽广。手持干戚，练习俯仰屈伸，都是用来体现于仪容的，因为所持所习如此，所以仪容所得如此。缀兆，是舞蹈的区域；行，是行走有序；列，是数量有制。节奏，是音乐的终始，所以把握节奏，进退得以整齐。进，是说音乐响起而进；退，是说音乐结束而退；要，是说总括而防范。行列希望止于统一，所以说正；进退担心不整齐，所以说齐。天地的教命，是说天道化育万物，使大小长短各有所受。教命既已确立，然后得到天地的正气而为中，得到天地的冲气而为和。中是性，和是情。纪是矫正事物而有常，说天下的性情，没有不取正于音乐，以它为常的。教命、性、情，都系于此，又岂是人情所能避免的呢？以人情来说，是因为它动而发于声，尤其不能避免。马氏说：天地所命令给人的，不过是中和而已。传曰：生命是天地所委派的和；又说：人承受天地的中而生。那么音乐，以中为体，以和为用，而中和的要旨，大概不出于此。延平周氏说：音乐能统御天地，而天地不能得到它，那么或许几乎停息，所以说天地的教命；又能引导中和，而中和

译获得它，那么万物就各有条理，所以称之为中和的纲纪。虽然大到命令天地，小到记载中和，但它们归结于乐则是相同的。所谓乐，是人情所不能避免的。庆源辅氏说：后世士人做这种事必定感到惭愧，反而以此为耻，哪里知道先王制定这些是为了庄重他们的容貌呢？所以后人面对善事而不勇敢，是因为乐的教化没有推行。乐是天地的命令，不是人所能创造的，然而却是人情所不能避免的，中和在这里成为总纲，人情所不能避免，这就是它成为天地命令的原因。横渠张氏说：天地的命令，是乐的道理；中和的纲纪，是乐的制度。

译音乐，是古代圣王用来修饰喜悦之情的。军队和斧钺，是古代圣王用来修饰愤怒之情的。所以古代圣王的喜怒，都符合其应有的类别。喜悦时，天下人便与之和谐；愤怒时，暴乱之人便畏惧他。古代圣王的治国之道，礼乐可以说是非常隆盛了。

郑玄说：“侪，就是类别。天子对于天下，用礼乐来节制喜怒，那么亿万民众就会和顺服从并敬畏他。礼乐是王者经常推行的，所以说它隆盛。”孔颖达说：“这一章是反复阐述乐道之盛。用音乐来修饰喜悦，不是喜悦就不奏乐，这是喜悦符合其类别；用斧钺来修饰愤怒，不是愤怒就不随意动用斧钺，这是愤怒符合其类别。不是善行就不喜悦，所以天下人和谐；不是恶行就不愤怒，所以暴乱之人畏惧。上一章论述乐的末尾，兼及了礼，因为这一章总括礼乐，所以用礼乐来结尾。”

长乐陈氏说：“六艺中有六乐，居其一；五礼中有军礼，居其一。乐由阳气而来，而喜悦属于阳；礼由阴气而生，而愤怒属于阴。用乐来修饰喜悦，那么用礼来修饰愤怒。以斧钺为礼的器具，那么钟鼓就是乐的器具。先王用乐来修饰喜悦，乐是关乎天下的，所以天下安定治理的人，没有不和乐共鸣的。用礼来修饰愤怒，忧是关乎天下的，所以天下暴乱的人，没有不畏惧其威严的。”孟子说：“现在君王在这里奏乐，百姓听到后，都欢欣鼓舞露出喜色，这就是所谓乐用来修饰喜悦。接着互相告诉说：‘我们的君王大概没有生病吧’，这就是所谓喜悦则天下和谐。说君王勃然大怒，于是整顿军队，这就是所谓军旅斧钺用来修饰愤怒。接着，一发怒就安定了天下的百姓，这就是所谓愤怒则暴乱者畏惧。”先王对于喜怒，从未掺杂私心，都符合其应有的类别。这难道是道义上的过失吗？由此可知先王之道，礼乐正是其隆盛之处。有子说：“先王之道，以礼的应用以和谐为贵，那么兼及乐来说，有不隆盛的吗？喜怒符合其类别，那么喜怒必然与其同类相应。”这与《春秋传》所说的“喜怒以类同意”相合。

严陵方氏说：“显现出来叫做修饰喜悦，喜悦之心生于内心则是隐微的，必须通过声音节奏表现出来然后才显现，这就是喜悦的原因，所以说修饰喜悦。愤怒之心生于内心也是隐微的，必须通过军旅斧钺表现出来然后才显现，这就是愤怒的原因，所以说修饰愤怒。喜悦合乎乐，就不是人为的喜好，一定是天下人所共同认可的；愤怒合乎礼，就不是人为的厌恶，一定是天下人所共同认可的。愤怒时言语和顺，天下人畏惧；言语涉及暴乱者，暴乱者尚且畏惧，那么天下就没有不畏惧的了。”这里说礼乐，就知道前面所说的军旅斧钺，是相对于乐而言的礼。五礼中特别提到军礼，是因为相对于喜悦而言愤怒的缘故。

马氏说：“用乐来修饰喜悦，而不被认为放纵，是因为喜悦符合其类别；用军旅斧钺来修饰愤怒，而不被认为残暴，是因为愤怒符合其类别。喜悦符合其类别，那么天下人和谐；愤怒符合其类别，那么暴乱者畏惧。先王治理天下的方法，不是单一方面能概括的，但其大要在于礼乐。所以先王之道，礼乐可以说是隆盛了。然而上面说礼乐，这里却说乐，接着说军旅斧钺，大概是因为礼是用来揖让的，而军旅斧钺是用来征伐诛杀的。揖让、征伐，都称为乐。荀子说：‘出去征伐诛杀，就没有不听从的；进来揖让，就没有不服从的。’揖让、征伐，其意义是一致的。那么揖让、征伐都称为乐，而礼就在其中了。”

山阴陆氏说：“和”读去声。

子贡去见师乙并问道：“我听说声音和歌唱各有适宜的对象，像我这样的人适宜唱什么歌呢？”师乙说：“我是低贱的乐工，哪里值得询问适宜唱什么？请让我背诵我所听到的，而您自己来决定吧。”仁爱之人适宜唱《商》，温和善良而能决断之人适宜唱《齐》。歌唱，是抒发自我而陈述德行，感动自我而天地响应，四季调和，星辰有序，万物生长。所以《商》是五帝遗留下来的声音。宽厚而安静，柔和而正直之人，适宜唱《颂》；心胸广大而安静，疏朗通达而诚信之人，适宜唱《大雅》；恭敬节俭而喜好礼仪之人，适宜唱《小雅》；正直而安静，廉洁而谦逊之人，适宜唱《风》；坦率正直而慈爱之人。

郑玄说：“子贡，孔子的弟子，师乙是乐官。乙，是名字。声歌各有适宜，是气顺性也。贱工，乐人，称工执，犹处也。此文换简，失其次。宽厚而安静，宜在上；仁爱之人适宜唱《商》，宜承此下。行读云：‘坦率正直而慈爱之人适宜唱《商》，《商》是宋国的诗歌。’爱或为哀，抒发自我而陈述德行，各因其德行唱适宜的歌，育生也。”

孔颖达说：从这到问乐，依据别录，是师乙的章节。凡声歌各遂人性所宜。子贡让师乙观察自己的性情适宜听什么歌？师乙不敢确定适宜什么，所以请背诵所闻之诗。宽谓德量宽大，静谓安静，柔谓和柔，正谓正直。颂其成功德泽厚，故性之宽柔静正者宜歌之。广大而静谓志意宏大而安静，疏达而信谓疏朗通达而诚信。大雅者歌其大正，故广大疏达者宜歌之。恭谓以礼自持，俭谓以约自处。好礼则动不越法，小雅者小正也，故恭俭而好礼者宜歌之。正直而静退，廉约而谦恭，故宜歌诸侯之风。商者五帝

译商乐是五帝遗留下来的乐声，五帝之道广大，所以性情直率、慈爱的人适宜歌唱它。齐乐是夏、商、周三代遗留下来的乐声，三代兴起干戚之舞以裁断是非，所以性情温良、善于决断的人适宜歌唱它。歌唱的人应当端正自身来陈述自己的德行，自己具备了这种德行，就适宜歌唱这种乐。歌唱的人运动自身的德行，天地就会感应，四时就会调和，星辰就会条理，万物就会化育。所谓“和”，是指阴阳顺遂；所谓“理”，是指不悖逆；所谓“育”，是指众生物各得其所。郑玄注解说“商、宋之诗”，根据下文“商人识之，齐人识之”，都是依据其时代而言，宋是商的后代，所以知道这里的“商”是指宋人所歌唱的诗。长乐陈氏说：人天生正直，而德行就是怀着正直的心去践行。歌唱用来抒发德行，而德行就是端正自身来陈述它。端正自身就能遵循事理而没有屈曲，陈述德行就能顺应本性而没有隐瞒。那么歌唱所抒发的，难道是来自外界的吗？人的歌唱，与阴阳相互流通，与物象相互感应。所以声音和谐则形体和谐，形体和谐则气息和谐，气息和谐则气象和谐，气象和谐则万物和谐。运动自身而天地感应。形体和谐，四时就和谐；气息和谐，星辰就条理；气象和谐，万物就化育；万物和谐，天、地、人三才相通而有感应，有感应就有回应。四时变化而不违背常理，不违背常理就和谐了；星辰各有度数而不混乱，难道能不条理吗？万物各有其理而自然生长，难道能不化育吗？《中庸》说：宽裕温柔足以包容，齐庄中正足以使人尊敬。这是说宽柔是君子的容德，静正是君子的敬德。颂是赞美盛大德行的乐歌，所以宽厚而静正、柔和而端正的人适宜歌唱它。雅乐因政事而后成就，政事因德行而后完善。君子的德行有小大广狭之分，嫌于离开静正而趋向躁动，疏达嫌于背离诚信而接近虚妄。大雅是政事中的大事，所以广大而静正、疏达而诚信的人适宜歌唱它。恭敬节俭而明智，喜好礼节则恭敬而能安守，不至于过于谦退；节俭而能广博，不至于过于鄙陋。小雅是政事中的小事，所以恭敬节俭而喜好礼节的人适宜歌唱它。《洪范》论述君王的德行，以正直为开始；论述王道，以正直为终结。正直就是不偏倚于刚强，也不偏倚于柔弱，只是合乎中道罢了。用静正来辅助，那么其正足以有所坚守，其直足以有所行动。廉洁而用谦卑来辅助，那么廉洁不至于狭隘，谦卑不至于轻浮。国风出自德性，系于一人之根本。所以正直而静正、廉洁而谦卑的人适宜歌唱它。用《尚书》的九德来考察：宽厚而静正，就是宽厚而谨慎；柔和而端正，就是柔和而能立；广大而静正、廉洁而谦卑，就是简捷而廉洁；疏达而诚信，就是刚强而充实；恭敬节俭，就是谨慎而恭敬；喜好礼节，就是治乱而恭敬；正直而静正，就是直率而温和。性情直率而慈爱的人，适宜歌唱商乐；性情温良而善于决断的人，适宜歌唱齐乐。解说见后文《乐书》。严陵方氏说：人的德性不同，而歌唱的体裁也不统一。所以德性浅狭的人，不足以歌唱大雅；德性宏大的人不可以歌唱小雅。师乙之所以诵读他所听到的，是让弟子自己选择。宽厚是包容的德行，柔和是顺从的德行。包容或许会失之于杂乱，所以用静正来辅助；顺从或许会失之于盲从，所以用端正来持守。这都是德行盛大的人，所以适宜歌颂。广大的人用静正来镇守，疏达的人用诚信来持守。这都是政事中的大事，所以适宜歌唱大雅。恭敬就不受侮辱，节俭就不被掠夺。然而恭敬而无礼，或许会失之于劳苦；节俭不合中礼，或许会失之于鄙陋。劳苦就超过了礼，鄙陋就不及礼，所以必须喜好礼节来制约中道。这是政事中的小事，所以适宜歌唱小雅。正直而用静正来坚守，廉洁而有分寸界限，对于事物或许有所决绝，所以用谦卑来坚守。这样就能感动教化一国，所以适宜歌唱国风。直率所以为德，慈爱所以为仁；温良就会至于懦弱而没有立场，良善就会至于宽纵而没有节制，所以又贵在能决断。决断则在自身有所立场，在事物有所节制，所以适宜歌唱齐乐。大概温良所以为仁，能断所以为义。歌唱出于志向所向，不可以刻意造作，只是端正自身罢了。造作则隐晦，直率则陈述，所以必须用陈述的话来说。《仲尼燕居》说：升堂歌唱《清庙》，是显示德行，不是陈述又是什么呢？歌唱不过发自声音，声音不过发自气息。虽然千变万化，无非是一气所作为。所以通达天地的是，一气的升降；运行于四时的是，一气的往来；显现于星辰的是，一气形成的象；散布于万物的是，一气形成的形。那么歌唱运动自身，以致天地感应、四时调和、星辰条理、万物化育，本来就是适宜的。山阴陆氏说：这一节文字疑似脱漏错乱，因而失去了先后的顺序。大概文字应当说：歌唱的人，是端正自身而陈述德行；运动自身而天地感应，四时调和，星辰条理，万物化育。宽厚而静正、柔和而端正的人，适宜歌唱颂；广大而静正、疏达而诚信的人，适宜歌唱大雅；恭敬节俭而喜好礼节的人，适宜歌唱小雅；正直而静正、廉洁而谦卑的人，适宜歌唱风；性情直率而慈爱的人，适宜歌唱商；性情温良而善于决断的人，适宜歌唱齐。所以商乐，是五帝遗留下来的乐声，商人识得它，所以称为商；齐乐，是三代遗留下来的乐声，齐人识得它，所以称为齐。“内爱”二字是衍文。大雅，大概是《文王》等三篇；小雅，大概是《鹿鸣》等三篇；颂，大概是《清庙》；风，大概是《周南》：《关雎》、《葛覃》、《卷耳》；《召南》：《鹊巢》。

译《采蘩》、《采苹》。所以季札观赏乐舞，当演奏《周南》、《召南》时，他说：“美好啊！这是奠定王业的基础。所谓正直而沉静，廉洁而谦逊的人，适宜歌唱《周南》、《召南》的大概就是这种风格吧？”当演奏《小雅》时，他说：“美好啊！思念而不二心，怨恨而不直言。所谓恭敬节俭而喜好礼制的人，适宜歌唱《小雅》的大概就是这种风格吧？”当演奏《大雅》时，他说：“广大啊！和乐的样子，委婉而内含正直的体统，这大概是文王的德行吧。所谓宽广而沉静，通达而诚信的人，适宜歌唱《大雅》的大概就是这种风格吧？”当演奏《颂》时，他说：“达到极致了啊！正直而不傲慢，委婉而不屈服，静止而不沉滞，行进而不随波逐流。所谓宽厚而沉静，柔顺而端正的人，适宜歌唱《颂》的大概就是这种风格吧？”

译金华邵氏说：人的身体，凡是天地、四季、星辰、万物的道理，没有不全部具备的。如今只是坦露自己而通过歌唱来陈述德行，适宜地有时应和、有时唱和，有时条理分明、有时滋养化育，有那些不期然而然的现象，并不是歌唱能使它这样。德行寄托在歌唱中，听到那歌唱而受到感动罢了。坦露自己，就是没有掩饰覆盖，达到正直而实行它。金华应氏说：师乙是地位低下的乐工，却传诵他所听到的，有后世儒者所不及的地方。大概是因为先王的恩泽尚未消散，人多习闻声乐的道理。等到孔子正乐而感发更加深刻，不但学者有所领悟理解，就连乐师的职责也都研习而精通了。所以师挚开始演奏，《关雎》结束时的合奏，悠扬充盈于耳。而师乙关于声歌的回答，也值得观察。后来音乐更加僭越混乱而纠缠不清，师挚这类人都逃避离开，进入河海之中，难道是偶然的吗？李氏说：歌唱，是乐的语言。用乐的语言作为文采的，必定以乐的德行为根本。中正、和谐、恭敬、平常、孝、友，就是所谓的乐德。不过分叫做中，不亢奋叫做和。恭敬，是敬意体现在行为上；平常，是有常道而能变通。孝，是仁的根本；友，是义的根本。宽厚柔和，是和的德行；安静端正，中的德行。宽厚而安静，柔和而端正，是中正的极致。广大，不足以称为宽厚；疏朗通达，不足以称为柔和；诚信，不足以称为端正。宽厚大而安静，疏朗通达而诚信，是中和的次一等。恭敬节俭而喜好礼仪，就是恭敬。正直而安静，是中而不足以称为和。廉洁而谦逊，是和而不足以称为中。坦率正直能决断，是义。慈爱温良，是仁。坦率正直而慈爱，是以义为本而用仁来辅助。温良而能决断，是以仁为本而用义来辅助。颂，是赞美盛大德行的形容，用它来向神明报告成功。所以具备中和德行的人，适宜歌唱颂。《大雅》，是讲述天下的大事，体现四方风俗的大者，所以具备中和德行的人，适宜歌唱《大雅》。《小雅》讲述天下的小事，体现四方风俗的小者，所以具备恭敬平常德行的人适宜歌唱《小雅》。《风》讲述一国的事情，系于一人的根本，所以有的具备中的德行而不足以称为和，有的具备和的德行而不足以称为中，适宜歌唱《风》。人的情感，那欢喜悲伤嗟叹怨恨，都不能隐藏在音乐中，不就是坦露自己吗？它的文采止于礼义，它的言辞明于法度，它的道理通于性命，不就是陈述德行吗？那发自至诚的，对于诗是相近的，所以宏大足以感动有形的天地，幽深足以感动无迹的鬼神。

商朝的遗声，商人认识它，所以称为商。齐国的，是三代的遗声，齐人认识它，所以称为齐。明白商音的人，面临事情而屡次决断；明白齐音的人，见到利益而谦让。面临事情而屡次决断，是勇；见到利益而谦让，是义。有勇有义，不是歌唱谁能保持这些？

郑氏说：“屡，是多次。多次，决断事情因为他的坦率正直，见到利益而谦让，因为他的温良能决断。断，就是决断。保，就是安定。知道。”

孔氏说：“五帝道完备，三王德行盛大。只是遗声在后世，坦率正直而慈爱，温良而能决断的人，适宜听那歌声。不是说能实行那道德。因为他的坦率正直慈爱，所以面临危险疑惑的事情，多次能决断割舍，这是勇。因为他的温良能决断，所以见到利益不私自占有，这是有义。有勇有义的人，不是歌声辨别他，谁能知道呢！”

长乐陈氏说：“五帝的声音，不能见到。在书中可见的，不过是诗言志，歌永言罢了。商人认识它，大概不能得到详细。所能歌唱的，不过是五帝的遗声罢了。商的声音，它的体性坦率而不拘束，正直而不屈服；它的功用则体恤下民作为慈，利于万物作为爱。那么坦率正直，是义；慈爱，是仁。仁的实质尽在于侍奉父母，义的实质尽在于侍奉兄长。乐，就是节制文饰仁义罢了。那么歌唱商音，不是坦率正直而慈爱的人，哪里适宜呢？”三代以仁得天下，未曾不始于温良；行仁以义，未曾不始于能决断。所以汤以宽厚代替暴虐，是温良；宣扬圣武，是能决断。说汤如此，那么夏、周就可以知道了。所以明白商音的人，面临事情而屡次决断，用勇来实行它，所以如此。明白齐音的人，见到利益而谦让，用义来守持它，所以如此。勇，是正直的德行；义，是刚强的德行。歌唱，是坦露自己而陈述德行的。不是歌唱，谁能保持这些不丧失呢？周人兼用六代的乐，而正考甫在周的太师那里得到商颂，难道不是五帝的遗声吗？周的礼乐全在鲁，而鲁太师挚到齐，难道不是三代的遗声吗？子贡通达于政事，不是不能面临事情而屡次决断；累于货殖，未必能见到利益而谦让。那么子贡适宜歌唱的，也可以知道了【乐书】

严陵方氏说：“明，是不被外物遮蔽的意思。坦率正直慈爱而不被慈爱遮蔽，是明白商音的人。所以面临事情而屡次决断，因为慈爱的遮蔽在于不能决断的缘故。温良能决断而不被能决断遮蔽，是明白齐音的人。所以见到利益而谦让，因为能决断的遮蔽在于不能谦让的缘故。只有有勇才能决断事情，只有有义才能谦让利益。歌唱五帝的遗声，就可以保持他的勇；歌唱三代的遗声，就可以保持他的义。所以说：有

译勇敢和道义，如果不通过歌唱，谁能保全它们呢？这是因为勇敢和道义是人所具备的，如果不通晓歌唱的音律，就无法保全它们的原因啊。

译金华应氏说：“奋起果决、刚明严厉，是商代治国的规范，所以通晓商乐之音，就能在决断时不乱；舒缓迟滞、宽和从容，是齐国风俗的气象，所以通晓齐乐之音，就能见利而谦让。”

延平周氏说：“人有勇德，如果不歌唱五帝遗留的乐声，谁能保持它呢？人有义德，如果不歌唱三王遗留的乐声，谁能保持它呢？因此人对于歌唱，不只是随便顺应适宜的情形罢了，还将借此在自身有所成就。”李氏说：“歌唱，不只是直抒己意、陈述美德，还足以修养人所未能具备的品德。所以直率而慈爱的人，适宜歌唱商乐，通晓商乐之音，就能临事而屡次决断；温和善良而能决断的人，适宜歌唱齐乐，通晓齐乐之音，就能见利而谦让。这就是古人之所以能通过音乐成就自身的原因。”

所以歌唱的声音，向上如举物高举，向下如物体坠落，曲折如折断，停止如枯木静止，刚直符合矩尺，弯曲符合钩弧，连绵不断，端正如同串起的珍珠。

郑氏说：“这是说歌声显著，触动人心审慎，好像真有这些事一样。”

孔氏说：“这是论述感动人心的情状如此。各种事物中，歌声高亢，感动人心，使人像举物高举一样；音声低沉，感动人心，使人像物体坠落一样；音声回曲，感动人心，使人像方折一样；音声静止，感动人心，像枯槁的木头，静止不动；音声雅正，感动人心，像符合矩尺；音声大弯曲，感动人心，像符合钩弧；音声的情状，连绵不断，感动人心，像串珠一样。是说音声感动人心，让人心中想象如此。”

严陵方氏说：“‘抗’是说声音的发出，‘队’是说声音的重浊，‘曲’是说其回转而整齐，‘止’是说其曲终后安定。‘倨’则不动，不动是方正的体性，所以符合矩尺，是说声音常态如此。‘句’则不直，不直是弯曲的体性，所以符合钩弧，是说声音变化如此。‘累累乎’，是说声音相互关联，‘端如贯珠’，是说其始终两端相互贯通而各自有成。”

所以歌唱所说的，就是拉长言语。喜悦，所以言语；言语不足以表达，所以拉长言语；拉长言语不足以表达，所以叹息；叹息不足以表达，所以不知不觉手舞足蹈。子贡问乐。

郑氏说：“长言，是引长其声。嗟叹，是和谐接续。不知不觉手舞足蹈，是欢乐到了极点。”子贡问乐，是上下共同赞美。孔氏说：“上文论述歌唱的形状，这里论述歌唱的终始相生。至于舞蹈，歌唱者引长其声，使之延长。喜悦所以言语，这又重复说明歌唱的意旨。有可喜悦之事来感动自己的情感，所以言语。直说不足以表达，所以拉长言语。拉长言语不足以表达，所以叹息之美而和谐接续。虽然叹息，情感仍未尽，所以不知不觉手舞足蹈。”严陵方氏说：“这里先长言而后嗟叹，而《诗》则先嗟叹而后永歌，先嗟叹是以嗟叹来唱，后嗟叹是以嗟叹来和。那以诗为主，而诗是乐的开端，所以以唱为序；这里以乐为主，而乐是诗的终结，所以以和为序。并非意见不同，只是各自有所侧重罢了。”最后说子贡问乐，大概是题述上文之事。与《文王世子》中周公践阼的意义相同。

山阴陆氏说：“这是眼前之事，适宜在子贡见师乙而问乐之前。”

金华邵氏说：“歌唱的意义，就是拉长言语。当人心中有所喜悦，就言语，言语不足以尽其喜悦，所以拉长言语。至于拉长言语不足以表达，就声嗟气叹；叹息不足以表达，就手舞足蹈。欢乐到了这种地步，大概有歌唱所不能尽表达的。所以最后说：‘子贡问乐’。记录者也不能在中间容言，就像说可以问而不可言。可以问而不可言，这难道是羽籥、干戚、钟鼓、管磬之类的意思吗？《中庸》最后说：‘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达到了极致！与‘子贡问乐’意义相同。有人认为这是总结上文‘问乐’的意义，是不对的。”

礼记集说卷一百

<经部,礼类,礼记之属,礼记集说》>

钦定四库全书

礼记集说卷一百一 宋 卫湜 撰

杂记上第二十

孔氏说：“查郑氏目录说，名为杂记，是杂记诸侯以下至士的丧事，这在别录中属于丧服类。”

严陵方氏说：这一篇虽然以记丧为主，下篇又兼言三患、五耻、观蜡、取盗之类，那么事情不一，所以用杂来命名篇目。就像《易》有说卦、序卦而有杂卦，《庄子》有内篇而有杂篇一样。

诸侯出行死在馆舍，那么招魂就像在其国内一样；如果在路上，就登上乘车的左毂，用其绥来招魂，用輤车。有裧缁布裳帷，用素锦做车屋而行。到了庙门，不毁坏墙，就进入停殡的地方。只有輤车在庙门外卸下。

郑氏说：“馆是主国所设，舍是招魂复魄。如在其国，主国馆宾与使者有之，得以升屋招魂，用襃衣。道是道上庐宿。升车左毂，象征升屋东荣。绥当为緌，緌是指旌旗的旄。去掉其旒而用之，不同于生者。輤是载柩将殡的车饰。輤取名于衬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