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礼记集说》卷一百十七宋衞湜撰

译穷尽本性以通达天命，其品德的纯洁清静，如同虚空一般不可被污染；其教化的精微深奥，如同阴阳变化一样不可穷尽，那么百姓就不敢在隐秘之处自我欺骗了，又怎敢用欺诈妄为来残害自己呢？谦卑自己以尊崇他人，这是恭；厚待他人而薄待自己，这是俭；彰显真诚而摒弃虚伪，这是庄；端正内心以修养身心，这是敬。用这些来教化百姓，就没有人不自我防范虚伪，哪里还会有烦琐谬误的风尚呢？古代按年编排的史书，都称为《春秋》。孔子尚未创作时，它已经被列为经典了。《春秋》的原则，重视记载事实以讨伐暴乱，用这个来教化百姓，那么人们就知道坚守诚信，行动遵循礼法，谁敢扰乱王室的纲纪而违背五常呢？这六点，是用来说明周朝王道虽然衰微，但诸侯治理国家，仍然有像这样的做法，这也是周文王、周武王的余风遗烈。至于礼乐政刑，用来规范百姓符合五常而达到中和境界，这是出自天子而在诸侯中推行的，四海风气相同，不是各国教化不同而各家风俗各异。文王武王的道统既已坠落于地，诸侯中的贤者学习六经来治理国家，那些不贤者虽然知道运用经典却难免出现过失，所以他们的君主和百姓不愚昧就欺诈，不奢侈就残暴，不烦琐就混乱，这就是各国之所以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父不像父、子不像子，而《春秋》由孔子所作的原因。

译严陵方氏说：“《诗》表达人的志向，《书》记载人的事迹，《乐》抒发人的情感，《易》阐明宇宙大道，《礼》规范人的行为体制，《春秋》确立社会的法则。”庄子说：“《诗》用来引导志向，《书》用来引导事迹，《礼》用来引导行为，《乐》用来引导和谐，《易》用来引导阴阳变化，《春秋》用来引导名分秩序。”其意义正与此相合。六经的教化，是先王用来承载大道的，它们的教化哪里会有失误呢？然而有时难免出现失误，是因为对经义理解的深浅不同罢了。如果理解得深刻，就不会出现失误了。

马氏说：“先王用统一的道德来使天下的风俗相同，而各国不实行不同的教化，是因为他们巡视四方、观察民情，而不改变当地适宜的习俗的缘故。”因此，进入那个国家，它的教化就可以知道了。教化可以知道，是因为知道它之所以形成这种教化的不同原因。大概上天生育众民，没有谁不具有善良的性情，顺着这种性情并使之通达的，就是教化。用来进行教化的，只有六经而已。六经中蕴藏着道德性命的道理，而它们的体制不同，言辞是事物的文采；事物是言辞的实质。所以，组织言辞、类比事迹，是《春秋》的体制。拘泥于温柔敦厚，而不知道用权变来通达，所以显得愚昧；拘泥于疏通知远，而不知道存疑并有所保留，所以显得虚妄；拘泥于广博易良，而不知道用礼来节制，所以显得奢侈；拘泥于絜静精微，而不知道有办法彰显它，就失之于残害；拘泥于恭俭庄敬，而不知道有办法赋予它神韵，就失之于繁琐；拘泥于属辞比事，而不知道有办法谨慎对待，导致僭越上级的祸患，就失之于混乱。虽然如此，六经的大道本身没有失误，而出现失误的原因，是由于上面的教化有失误罢了。

山阴陆氏说：《诗》关乎性情，所以说它温柔敦厚；《书》关乎政事，所以说它疏通知远。用这些来洗涤心灵，这就叫做洁净。《春秋》是孔子的文章。事情多得说不完，通过上下比照来探求义理，从可知晓的地方推究，重点就在这里。先儒说：《春秋》没有传注却意义显著，非常幽深却明白，即使是子游、子夏那样的弟子也不能随意措辞，这就叫做属辞比事。所以说：如果不设立关于五石六鹢的言辞，王道就不会衰微了。《诗》的事情浅近，《易》的事情深奥，所以《诗》的失误在于愚昧，《易》的失误在于残害。不说“失之”，而说“之失”，是因为六经本身没有失误，只是学习者的失误罢了。《书》的失误在于虚妄，就像孟子所说的：“以至仁讨伐不仁，为什么血流得能漂起舂米的木杵呢？”《诗》的敦厚近于愚昧，《乐》的广博近于奢侈，《礼》的恭俭近于繁琐。《春秋》拨乱反正多有权宜之计，所以它的失误在于混乱。

石林叶氏说：“教化，是上面用来勉励下面的；经典，是用来辅助完成教化的。《诗》的规劝讽刺、赞美褒扬，目的是使人归于善，这是仁的事。所以它的教化特点是温柔敦厚。《书》记载叙述治乱兴衰，目的是使人考察古代、验证当今，这是智的事。所以它的教化特点是疏通知远。《乐》能够调和天下的人际关系，它的教化使血脉动荡、精神流通，所以广博易良。《易》能够顺应性命之理，它的教化使吉凶与百姓同患，而退藏于密，所以絜静精微。《礼》节制民心，它的教化使人修饰容貌以端正行为，所以恭俭庄敬。《春秋》言辞简约而意义隐晦，它的教化使人赞美不过分、贬斥不损害美，所以属辞比事。大概《诗》《书》以政教根本为顺序，《乐》与《易》以道德精妙为顺序，《礼》与《春秋》以治理他人、修养自身的事为顺序。六者的失误，大概是因为没有深入探究其道理的缘故。”《易》说：“只有深入，所以能通达天下的志向。”

长乐陈氏说：伟大的音乐必定简易，广博易良而不奢侈，这是深谙乐教的人。伟大的礼仪必定简省，恭俭庄敬而不繁琐，这是深谙礼教的人。然而奢侈是乐的失误，繁琐是礼的失误，深入探究其理，补救其失误，那么礼乐的教化就会常兴而不废。那么，进入那个国家，它的教化难道还有不知道的吗？讲义说：周朝衰微，做诸侯的人不能用经术教化他们的国人，所以国人不知道经术，而国家之所以不能治理。进入那个国家，它的教化可以知道，是说诸侯受命进入那个国家做君主，他们教化人的道理不难知道。凡是做人想要知道《诗》的教化，那就是温柔敦厚。因为《诗》的创作，有的赞美有的讽刺，其言辞都温润优柔而不急促，而其旨意最终都归于忠厚。《书》的教化就是疏通知远。因为《书》所记载的，都是古代君臣的事迹，坦然明白可以考察知道。《乐》的教化就是广博易良。因为听雅颂的声音，志向意念广阔，使人容易正直、慈爱、诚信之心油然而生。《易》的教化就是絜静精微。因为《易》的书使人知道吉凶悔吝，而把自己置于无过错的地位，以达到穷尽事理、尽性命的妙处。《礼》的教化就是恭俭庄敬。因为《礼》所看重的，不在于其他，在于繁文末节之间，而根本在于真诚。《春秋》的教化就是属辞比事。因为《春秋》所记载的，都是当时事迹言辞的实质，而是非善恶足以使人知道劝善戒恶。人不学习《诗》，就没有所感发，废弃了就像面对墙壁一样。所以不学习《书》，就妄意揣测古人，没有依据可考，所以虚妄。不学习《乐》，就奸邪的声音、混乱的色彩，沉溺心耳，所以奢侈。不学习《易》，就在日常用度之间，行动必有吝惜，这是自残害。不学习《礼》，就伦理不明，做事无序，这就繁琐混乱了。至于不学习《春秋》，就往往陷入恶行而不自知，怎么能不混乱呢？如果做人知道六经的大道，不可不学习，而没有这六者的失误，没有不

译这是精通经学的人了。精通经学却不成贤人君子的，从来没有过。做君主的如果真能用这个来教导人，那么国家就没有做不好的事了。后世镇守一郡的人，尚且能用其中的一两点改变巴蜀夷地成为邹鲁那样的礼乐之邦，那么周朝的诸侯难道就不能把这话施行于国家吗？三纲五常不能推行，而乱臣贼子相继出现在天下，是由于不讲求经学罢了。这叫做不学习。

译金华应氏说：性情醇厚的人未必能深入洞察事物的真假，所以容易流于愚钝；通达事理的人未必笃实诚恳，所以容易流于虚妄；宽厚博学的人未必严格确立法度规范，所以容易流于奢侈。沉潜深思，多会自我消耗，甚至可能妨害大道；舞文弄墨进行褒贬，容易混淆是非，甚至可能招致祸乱。乐正推崇四种方法来训导士人，那么先王的诗、书、礼、乐，其设立教化本来就已经很久了。《易经》虽然用于占卜，但其精微的道理不是初学者所能理解的；《春秋》虽然基于史书记载，但史册也不是百姓所能完全窥见的。所以《易经》、《象传》、《春秋》，韩宣子到鲁国，才开始见到，那么各国的教化未必都完备。这六经大概自从孔子删定、作赞系辞、笔削修订之后，才广泛传习。经术流行，孔子既已广泛传播它们，又担心它们产生的弊端，所以有这番话。然而进入一个国家，就能知道它的教化；不是见识深远、洞察细微的人不能做到。观察它的教化，就能预防它的弊端；不是思虑深远、防微杜渐的人不能做到。

延平周氏说：“《诗》是使人感发志意的，所以排在第一位。既然感发了，那么辨别事理就靠《书》，所以《书》排在第二位。事理既然辨明了，那么和谐就靠《乐》来成就，所以《乐》排在第三位。既然成就了，那么极尽天道的高明就靠《易》，所以《易》排在第四位。既然极尽了，那么必须遵循人道的中庸就靠《礼》，所以《礼》排在第五位。而最终以《春秋》结尾，是因为救乱反正属于剩余的事务。”

他为人温柔敦厚而不愚钝，这是深通《诗》的人。疏通知远而不虚妄，这是深通《书》的人。广博易良而不奢侈，这是深通《乐》的人。洁净精微而不伤害，这是深通《易》的人。恭俭庄敬而不烦琐，这是深通《礼》的人。连缀辞藻、排比史事而不混乱，这是深通《春秋》的人。郑氏说：“说‘深’，是指既能以此教化，又能预防其弊端。”

山阴陆氏说：“《周官》说：‘用六德教导国子，即智、仁、圣、义、中、和’，大概是兼而有之了。疏通知远，是智；温柔敦厚，是仁；洁净精微，是圣；连缀辞藻、排比史事，是义；恭俭庄敬，是中；广博易良，是和。”

天子与天地并列，所以德行与天地相配，兼利万物，与日月一同光明，明亮地照耀四海而不遗漏微小之处。他在朝廷上，就阐述仁、圣、礼、义的次序；闲居时，就听《雅》《颂》的音乐；行走时，就有环佩的声音；登上车时，就有鸾和的声音。居住处所有礼，进退有法度，百官得到适宜的安排，万事得到有序的排列。《诗》说：“善良的人、君子，他的威仪没有差错。”威仪没有差错，就能端正四方各国，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郑氏说：道，就是言说的意思。环佩，是佩环和佩玉，用来作为行走的节制。《玉藻》说：前进时就作揖，后退时就转身，然后玉才锵然鸣响。环取其无穷无尽，玉则比拟德行。孔子佩戴五寸的象环，人君所佩环的形制未曾听闻。鸾和都是铃铛，用来作为车行的节制。《韩诗内传》说：鸾在车衡上，和在车轼上。刚上车时马就动，马动则鸾鸣，鸾鸣则和应。居处、朝廷与闲居，对应进退、行走与上车。孔氏说：从此到“则不成”是一节，盛明天子称霸，只有礼是称霸的器具，说明礼的重要性。天地生养万物，天子的功绩与天地相参，这鸾和所在之处，是指朝祀所乘的车。如果是田猎的车，那么鸾在镳上。所以《诗·秦风》说：“輶车鸾镳”，笺注说：把鸾放在镳上，不同于乘车，这是乘车鸾在衡上。经文引用《诗·曹风·鸤鸠》的篇章，说善人君子用心均平，威仪没有差错，所以能端正四方各国。《诗》所说的，正是圣人有礼的意思。

长乐陈氏说：“与天地并列，是说其本体对等；德行与天地相配，是说其道相同；兼利万物，是说其教化广博；与日月一同光明，明亮地照耀四海而不遗漏微小之处，是说其政治术数。”又《乐书》说：“天子在朝廷之上，遵循仁、圣、礼、义的次序；在闺门之内，听《雅》《颂》的音乐；在堂上行走，有环佩的声音；在道路上上车，有鸾和的声音。确实，郑卫之音不能侵入。”

严陵方氏说：鸾和已在《玉藻》中解释过。“三而成之叫做参”，是说天子成就其位；“两而合之叫做配”，是说天子契合其德。配说德，而参不说位，是因为天子固然知道那是位，与天地并列，所以能德行与天地相配，兼利万物；与日月一同光明，所以能明亮地照耀四海，不遗漏微小之处。利欲有所周遍，所以说兼；光明必有所契合，所以说并。微是显的对立面，小是大的对立面。说其理则曰微，说其形则曰小。朝廷是向明而治的时候，闲居是向晦而息的时候。向明的时候，用来成就万物，所以阐述仁、圣、礼、义的次序；向晦而息，用来成就自己，所以听《雅》《颂》的声音。如上所说，那么居处有礼了，进退有度了。百官受其感化而得到任用或舍弃的适宜，万事顺从而得到先后的次序。所以又引用《鸤鸠》的诗来证明：单独发出的是声，杂合而成的是音。有的说声，有的说音，互相补充。礼用来体现上下关系，居处就有上下之位，所以说礼；度用来衡量长短，进退就有长短之象，所以说度。见《曲礼》的解释。石林叶氏说：

译包容万物并与之合一，利于万物并与之和谐，这就是所说的达到广大无边的境界而臻于至高。四海之内，哪怕是一粒微尘、一根毫毛，都明亮照耀而不遗漏，这就是所说的穷尽精微防范而达到极致的明察。在朝廷有所遵循，闲居有所听闻，这就叫做居处合乎礼制，凡是体现仁爱、圣明、雅正、颂扬的内容都属于此类。行走时有声响，登车时有声音，这就叫做进退有法度，凡是环佩、鸾铃等发出的和谐声响都属于此类。尊重贤人，任用能者，杰出的人才居于职位，所以百官都能得到适当的安排；事物有根本和枝末，事情有开始和结束，知道先后的次序，所以万事都能得到合理的秩序。从天子与天地并列为三直到细微之处不遗漏，都是圣人以天地为伴侣；从其在朝廷的行为直到万事得到合理的秩序，都是圣人以人类为伴侣。

译马氏说：“朝廷是讨论治国大道、施行作为的地方，所以要遵循道、仁、圣、礼、义的次序；闲居休息之处，是安逸休憩、无为而治的地方，所以要聆听雅、颂的音乐。心中片刻不和悦，卑鄙欺诈的念头就会乘虚而入。所以行走时要有环佩的声音来节制步伐，登上车时要鸾铃和鸣的声音来调和节奏。外表片刻不庄重不恭敬，轻慢懈怠的念头就会乘虚而入。所以日常起居要有礼仪，进退行动要有法度，这样就能与天地并立。推究并详察这些，至于日常起居有礼仪，进退行动有法度，修养自身的道理也就完备了。然而君主这样做，臣下就会去实行；上面喜好什么，下面就会顺从什么。因此百官的贵贱各自得到适当的安排，万事的先后各自得到应有的次序。”《传》说：“说话要值得称道，行为要值得喜爱，道德仁义值得尊崇，做事值得效法，仪容举止值得观赏，进退行动值得衡量，以此来治理百姓。因此百姓既敬畏又爱戴他，并效法模仿他。”意思是一样的。

山阴陆氏说：“环佩是系在上面的玉饰，所以用‘环’来概括它。”《传》说：“卫国的南子佩戴环玉，发出清脆的声音。”引用《鸤鸠》这首诗，是说虽然有六经的教化，如上面所说的那样，还应当有君主。正如本书所说：“上天爱护下民，为他们设立君主，设立老师。”讲义说：“天地有伟大的德行来生养万物，天子有伟大的德行来兼利万物，这样就足以与天地相配了。”兼利，就是无所不利。人心本来没有界限，自然具有天地的德行；人性本来没有遮蔽，自然具有日月的光明。然而如果没有外在的规范来制约，内在的修养来涵养，邪僻的德行就会侵入，私欲就会萌生。先前那没有界限的心，于是受到拘束；先前那没有遮蔽的本性，于是变得昏蒙。这样的人怎能兼利万物并明照四海呢？所以从道、仁、圣、礼、义等以下，都是用来在外制约而在内涵养的。君主所任用的，不是一个人；所推行的，不是一件事。然而其关键不出于我这一颗心。内心既然有所涵养，用它来观察人，邪正自然分辨，从而任用他们，百官哪里会不得到适当的安排呢？用它来处理事务，利害自然明了，举而行之，万事哪里会不得到应有的次序呢？那么君主在上涵养本源，百官在下任事办事。所谓利泽万物并明照四海，大概就在于此了。

〇号出令而民说谓之和；上下相亲，谓之仁；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谓之信；除去天地之害，谓之义。义与信、和与仁，是成就王霸事业的凭借。有治理百姓的意图却没有这些凭借，就不能成功。郑氏说：“器，指用来做事的工具。”义、信、和、仁都存在于礼之中。孔氏说：“圣明的君主在上位，百姓不需要营求想要的东西，自然就能得到，这是因为上位者覆盖养育他们。”《尚书传》称百姓击壤而歌，凿井而饮，耕田而食，说‘帝王有什么功劳呢？’这就是不求其所欲而得之。天不说话而四季运行，这就是信。天地的灾害，指水旱瘟疫之类，以及天地之内有害人的恶事。想要制作事物，必须先磨利工具。成就王霸事业必须依靠义、信、和、仁。

严陵方氏说：“〇则能散，所以号令称为〇；出则无反，所以命令称为出。信则必定能实现，所以百姓不求其所欲而得之。义则有制度，所以能除去天地的灾害。衣食是百姓想要的。先王划分田地，使他们粮食充足；规划桑田，使他们衣服充足。衣食虽然得到了想要的，难道是请求后才给予的吗？这就是百姓不求其所欲而得之。除去天地的灾害，像抵御大灾、捍卫大患之类就是。既说‘除’，又说‘去’，是因为人去消除它，然后灾害才离去。王霸的意图，主要在于治理百姓罢了。如果不把这四者运用在外，怎能实现其意图呢？相互救济然后能相互爱护，所以先有和而后有仁；必定能实现，然后有制度，所以先有信而后有义。《左传》以亲近有礼，因循稳重坚固，防范离间二心，覆盖昏乱暴虐，作为王霸的凭借。大概亲近有礼，是用来体现仁的；因循稳重坚固，是用来体现和的；防范离间二心，是用来体现信的；覆盖昏乱暴虐，是用来体现义的。名称虽然不同，意义则是一样的。王与霸，他们所用的手段相同，而名称不同，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他们的心不同罢了。王者的道，其心对天下没有所求，所以实行仁义和信，是因为我认为这是我应当做的。知道在这里去做，而不向那里去求取，而那里自然已经感化了。霸者则内心不曾真正仁爱，却担心天下厌恶他不仁，于是向天下显示仁爱；内心不曾真正正义，却担心天下厌恶他不义，于是向天下显示正义。至于和与信，也是这样。所以霸者的心是为了利益，而借用王者的道来显示他想做的。等到他有所作为时，只怕百姓看不见而天下听不到。所以说他们的心不同。”

马氏说：“号令发出，恰合人心，而可否能够相互补救，这是和的最高境界。亲近亲人，是仁的开始；上下相亲，是仁的终结。上下的地位，尊卑适宜不同，而能够相互亲近，是因为上面有恩惠来体恤下面，下面有力气来保卫上面，欢快地有恩惠来相互爱护，所以称为仁。有余就贿赂，不足就索取，相互滋润以潮湿，相互濡湿以沫，而以此作为信，这都是信的末流。至于百姓不求其所欲，安居乐业，乐于风俗，直到老死也不相往来，这才是信的极致。不求其所欲而得之，是因为有办法兴办他们的利益。有办法兴办他们的

译有利，而其害不可不除去，那么最终通过除去天地间的祸害，这就叫做义。《孟子》说：“驱赶虎豹犀象等猛兽使它们远离，天下人就会非常高兴。”《周官》说：“凡是危害人类的鸟兽，都有专门的职官负责处理。”大抵都是出于这个原因罢了。

译延平周氏说：“义与信，和与仁，掌握其权变的是霸主的资质，掌握其正道的是君王的资质。〇发布号令而百姓喜悦，那么上下就亲近和睦；上下亲近和睦，那么百姓不寻求自己想要的东西就能得到；百姓不寻求自己想要的东西就能得到，那么天地的灾害就因此被除去了。”

山阴陆氏说：“上下亲近和睦，这叫做仁罢了。仁不仅仅局限于此，其余的都与义相同。去除那些不应该有的，相信那些应当得到的。”

天台陈氏说：“查考《鬻子》一书说：‘发布号令，为天下造福的，叫做道；上下亲近和睦，叫做和；百姓不寻求而得到想要的，叫做信；除去天下的祸害，叫做仁。仁与信，和与道，是帝王的资质。’这四个字虽然略有差异，也不妨害大义。只是把‘霸王之器’写成‘帝王之器’，预防的意图更加宏大了【骙】

礼对于匡正国家，就像秤对于衡量轻重，墨线对于校正曲直，圆规曲尺对于确定方圆一样。所以秤锤如果真正悬挂，就不能用轻重来欺骗；墨线如果真正陈列，就不能用曲直来欺骗；圆规曲尺如果真正设置，就不能用方圆来欺骗。君子审慎地对待礼，就不能用奸诈来欺骗。因此，尊崇礼并遵循礼，叫做有法度的士人；不尊崇礼不遵循礼，叫做没有法度的百姓。这是恭敬谦让的道理。所以用来侍奉宗庙，就恭敬；用来进入朝廷，就贵贱各有其位；用来处理家庭事务，就父子亲近，兄弟和睦；用来处理乡里事务，就长幼有序。孔子说：“安定上级、治理百姓，没有比礼更好的了。”说的就是这个意思。郑氏说：衡，就是秤；县，就是秤锤；陈，就是设置，指弹画墨线；诚，就是审慎；有的版本写成“成”。隆礼，就是盛行礼；方，就是道。《春秋传》说：“用义道来教导他。”

孔氏说：“这一节是赞美阐明礼的重要性，治国的紧迫性。如果秤衡详加审察，悬挂秤锤那么轻重必定公正；绳墨审察能够陈列，那么曲直必定恰当。圆规用来校正圆形，曲尺用来校正方形。如果详加审察设置，那么方圆必定准确。所以说都不能欺骗。君子能够详加审察礼，那么奸诈自然暴露，不可欺骗蒙蔽。这是恭敬谦让的道理。为下文做铺垫。从篇首到这里，都是孔子的话。记录者于是引用孔子《孝经》的话来总结。引用《春秋传》见于《左氏春秋》隐公元年。

长乐刘氏说：尊崇礼，是把它尊为民众的表率；遵循礼，是把它践行作为民众的规范。方，就是法度。可以效法的，叫做士；无法效法的，叫做民。那么恭敬与谦让，就是用来使民众效法表率和规范的方法吗？严陵方氏说：衡用秤锤来衡量物体，而秤锤系在丝线上。说衡而不说秤锤，是因为通过悬挂就能看出，所以如此。绳所弹的，墨所画的，所以说：陈列奸邪的人不端正，欺诈的人不诚实。礼用来制止邪恶去除虚伪，所以不可用奸诈欺骗。隆是说推崇它而使之高，由是说遵循其中的中道，没有固定的方法。体现在礼上，就是有法度。这里以礼为主，所以称为方。士有志于道，所以在有法度时称为士；百姓没有恒常的心，所以在无法度时称为民。恭敬就不怠慢，谦让就不争夺。礼虽然经有三百条，曲有三千条，它的道理不过如此，所以说这是恭敬谦让的道理。宗庙崇尚严肃，所以说恭敬；朝廷崇尚爵位，所以说贵贱各有其位；家庭崇尚亲情，所以说父子亲近，兄弟和睦；乡里崇尚年齿，所以说长幼有序。奉，是侍奉上面的词；入，是进入内部的词。乡里、家庭，都是人居住的地方，所以每处都用“处”字来说。安定上级治理百姓，是说上级就知道有下级，说百姓就知道有君主。上下是分开说的，君民是名义上说的。礼是用来辨别名分的罢了。名分既然辨别清楚，百姓就不犯上。君主作为居上位的人得以安定而不危险，上级不逼迫下级，那么作为百姓的人得以治理而不混乱，所以说：安定上级治理百姓，没有比礼更好的了。马氏说：衡、绳墨、规矩，是用来比喻礼的。轻重、曲直、方圆，是用来比喻人情的。治国必须用礼，那么百姓就有归向之心而事情没有失当，就像衡对于轻重，绳墨对于曲直，规矩对于方圆，都没有失当一样。大匠产生规矩而不能舍弃规矩来校正方圆，君子是礼义的源头，而不能舍弃礼义来匡正国家。所以君子审慎地对待礼，就不能用奸诈来欺骗。人们隐藏内心，不可测度。美恶都在他们心中，而看不出脸色。想要统一并穷尽了解他们的，在于礼。君子审慎地对待礼，那么内心就有节制，而观察万物的变化，那么贤与不贤的区别，怎么能隐藏呢？尊崇它在于内心，遵循它在于行为。尊崇是本源，遵循是应用。

山阴陆氏说：“衡不说秤锤，秤锤是义的事。绳墨，说陈列有卷起来收藏的缘故。因为君子审慎地对待礼，把欺骗说成诬蔑，可以欺骗不可诬蔑。不尊崇礼，说不尊崇礼，不遵循礼，行为不遵循礼，朝廷崇尚爵位，礼在这里定位，贵贱父子亲近是仁，兄弟和睦是义，乡里崇尚年齿，礼在这里排序长幼。”

石林叶氏说：“绳墨规矩权衡，使用如果不诚实，那么曲直方圆轻重就不能没有欺骗。奸邪的人行为偏颇，欺诈的人巧言令色，虽然在礼面前不可诬蔑，而君子使用它也不可不审慎。所以它的比喻就像权衡，真正悬挂；绳墨真正陈列，规矩真正设置。隆是说推崇，而高是由是说遵循而行，方是说有

译（这是）所指向的。”庐陵胡氏说：“权衡是衡量轻重的极致，绳墨是校正曲直的极致，规矩是确定方圆的极致，礼是中正的极致。所以说‘诚’，‘诚’就是‘极致’的意思。达到极致就不可欺瞒了。‘方’，就是常道。下文说‘有位有序’，这就是有常道。《易经·恒卦》说：‘君子立身不改变常道。’”

译延平周氏说：“敬让的道理，没有比宗庙更重大的了。不能侍奉宗庙，就不能进入朝廷；不能进入朝廷，就不能安处家庭；不能安处家庭，就不能安处乡里。这就是轻重的次序。”

所以朝觐的礼仪，是用来阐明君臣之间的道义的。聘问的礼仪，是用来使诸侯互相尊敬的。丧祭的礼仪，是用来阐明臣子对君父的恩情的。乡饮酒的礼仪，是用来阐明长幼之间的次序的。婚娶的礼仪，是用来阐明男女之间的区别的。礼，是禁止祸乱产生的途径，就像堤防阻止水流来源一样。所以认为旧堤防没有用处而毁坏它的人，必定会有水灾；认为旧礼没有用处而废除它的人，必定会有祸乱。

郑氏说：“春天朝见称为‘朝’，小规模的聘问称为‘问’。这一篇现在已失传。婚姻指嫁娶。男方的父亲称为‘姻’，女方的父亲称为‘昏’。‘自’也是‘由’的意思。”

孔氏说：“这段经文阐明礼的用途，各有其主导方面，又阐明旧礼不可不用的意思。从这以下，记录者广泛阐明安定上位者、治理百姓的道理，不再是孔子的话了。《尔雅·释亲》说：‘男方的父亲称为姻，女方的父亲称为昏。’这是根据男女的父母来说的，郑注是根据男女自身来说的。男方在黄昏时分迎接女方，女方随之而来，‘由’就是‘从’的意思。礼在祸乱产生的地方，就预先禁止它。堤防，是指堤坝，阻止水流，在水流来的地方，就预先筑坝阻挡。堤坝毁坏，水必定会来毁坏产业。认为旧礼无用而废除它，必定会有祸乱。严陵方氏说：君臣之间的祸乱产生于没有道义，所以用朝觐的礼仪来禁止它；诸侯之间的祸乱产生于不互相尊敬，所以用聘问的礼仪来禁止它；臣子之间的祸乱产生于没有恩情，所以用丧祭的礼仪来禁止它。至于乡饮酒的礼仪施行于长幼之间，婚娶的礼仪施行于男女之间，其道理也是如此。所以说：‘礼禁止祸乱产生的途径。’堤防是用土堆积而成的，所以用来比喻礼。水这种东西，小有浸润的流动，大有沦陷的败坏，所以用来比喻祸乱。孔子说：‘河流有堤防，可见礼教的极致，不是这个意思吗？’《周官·行人》说：‘凡是诸侯之间的邦交，每年互相问候，每三年互相聘问。’所以聘问的礼仪，是用来使诸侯互相尊敬的。三年的丧礼，四季的祭祀，臣子用来报答君父的，都在这里了。所以丧祭的礼仪，是用来阐明臣子对君父的恩情的。”

马氏说：“春天朝见称为‘朝’，秋天朝见称为‘觐’。天子与诸侯，嫌疑在于没有分别。诸侯朝觐，来陈述职守，然后君臣的道义就明确了。大规模的称为‘聘’，小规模的称为‘问’。诸侯用礼仪互相勉励，上位者有恩惠施于下位者，下位者有顺承上位者，那么就不互相侵凌而互相尊敬。臣子对于君父，没有不尽其恩情的，尤其体现在丧祭的礼仪上。对于死者，是人们所厌恶的，而制定丧礼来终结它，足以见其不背叛。对于远方的人，是人们所忽略的，而制定祭礼让鬼神享用，足以见其不遗忘。所以说：‘是用来阐明臣子对君父的恩情的。’乡饮酒的礼仪崇尚年长，所以席位有上下，豆器有多寡，都是用来阐明长幼的次序的。婚娶的礼仪重视礼节，所以拿着礼物然后相见，恭敬慎重端正然后相亲，都是用来阐明区别的。”

石林叶氏说：“这五种礼仪，是防止百姓作恶的工具，即使经过百代，也不是因为陈旧。总之，文与质的不同，帝王有不沿袭前代的，也是顺应时势。”讲义说：“自从有了天地，就有这些礼仪。君臣、父子、夫妇、长幼，都是人们日常使用的，如果没有新奇特异足以耸动人耳目的东西，那么人们认为陈旧而废除它的就多了。然而祸乱不产生，有旧礼而人们不认为有功，废除它而祸乱产生，然后才知道礼不可废除。水患不发生，有旧堤防而人们不认为有功，毁坏它而水成为祸患，然后才知道堤防不可没有。所以说：‘礼的教化是微妙的。’”

延平周氏说：“礼可以根据义理而兴起，而古人未曾没有增减。至于大伦大要，就不可以因为认为没有用处而废除它。因为废除它，就是祸乱产生的途径。”

所以婚娶的礼仪废除了，那么夫妇的道义就困苦，而淫邪的罪过就多了。乡饮酒的礼仪废除了，那么长幼的次序就丧失，而争斗的诉讼就繁多了。丧祭的礼仪废除了，那么臣子对君父的恩情就淡薄，而背叛死者、遗忘生者的人就众多了。聘问朝觐的礼仪废除了，那么君臣的地位就丧失，诸侯的行为恶劣，而背叛侵凌的祸败就兴起了。郑氏说：“困苦，指不至、不答之类。”

孔氏说：“这段经文阐明各种礼仪不可废除，废除了就会祸乱兴起。”郑注不至，指男方亲迎而女方不到，如《诗经·陈风》所说：‘黄昏定为婚期，明星煌煌。’就是这样。不答，指男方不回应女方，如《诗经·邶风》‘日月’，庄姜悲伤自己不被先君回应，就是这样。乡饮酒的礼仪，阐明上下长幼，共同互相敬让，现在如果废除而不实行，那么尊卑没有次序，所以争斗的诉讼繁多。丧祭的礼仪，用来敦厚勉励臣子的恩情，使死者不被背弃，生者常相存念，如果废除而不实行，所以臣子恩情淡薄而死者被背弃，生者被遗忘，这样的人多，所以说‘众多了’。背叛，指背叛天子；侵凌，指侵凌邻国。这段经文重复说明前面的经文，根据人伦急切者在前，先说婚娶，其次是乡饮酒，最后到聘问朝觐。合说聘问朝觐，是因为君臣地位丧失、背叛侵凌，其恶相通。

严陵

译方氏说：“淫乱就是过错，邪僻就是不端正，争斗就不会停止，他们争斗的地方就会互相攻击。治理夫妇关系的准则，苦是因为言语不和。《诗经·谷风》讽刺夫妇失道而说：‘谁说苦菜苦，它却像荠菜一样甜’？那么甘苦本来就是用来阐述夫妇关系的。以前把朝觐聘问放在首位，然后才涉及丧祭、乡饮酒、昏姻，到这里全都反过来了，是为了说明礼制的废弛，是因为失去了应有的次序。”

译山阴陆氏说：“说‘明先朝觐’，是让‘明’从上面开始；说‘废先昏姻’，是让‘废’从下面开始。朝觐聘问，以前分开为二，现在合而为一，是因为二者互为废兴。”

延平周氏说：“说礼施行而能明晓于天下，那么开始于君臣而波及到内部的人；说礼废弃而不能明晓，那么开始于夫妇而波及到外部的人。这是行法之所以从尊贵者开始，而治理天下之所以以家庭为根本的意思。”

石林叶氏说：“朝觐聘问，是在上位者的事，百姓不参与。所以说禁止混乱，就从朝觐开始，是以安定上位者为次序。昏姻虽然由在上位者制定，但百姓能参与。所以说废弃礼制，就从昏姻开始，是以治理百姓为次序。大概天下治理好了，然后君臣才能端正位置。其混乱，常常在于床席之间。这就是它之所以成为终结，而之所以成为开始的原因。朝觐聘问，上下之礼虽然不同，但尊重的道理是一致的。所以说背叛侵凌，都说是败坏昏姻。乡饮酒礼内外之礼虽然不同，但亲睦的道理是一致的。所以说淫邪争讼，就说罪，说狱。大概百姓违背礼就有罪，而加上刑罚；有诉讼而到了狱，就可以治理。在上位者违背礼，就只有僭越逼迫罢了。所以背叛的是忘记君主的人，侵凌的是图谋君主的人。”

所以礼的教化是微妙的，它在邪念尚未形成时就制止它，使人每天趋向善，远离罪恶而自己不知道，因此先王推崇它。《易经》说：“君子慎重于开始，差错如果像毫毛那样微小，谬误就会达到千里之远。”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郑氏说：“隆，是说尊崇盛大。始，是说其微小时。”

孔氏说：“引用《易·系辞》、《文言》。事情的初始，差错如果像毫毛那样极小，后来广大错谬以致千里之大，证明礼应当防止于初。”严陵方氏说：“室家，是人所希望的，顺着人所希望的而制定昏礼，就足以区别男女；饮食，是人所想要的，顺着人想要的而制定乡礼，就足以排列长幼。以至于丧、祭、聘、觐，也是这样罢了。这就是教化之所以微妙的原因。因为它微妙，所以能在邪念未形成时制止它；因为它在邪念未形成时制止它，所以使人每天趋向善，远离罪恶而自己不知道。先王推崇它，大概是因为这个吧？”

石林叶氏说：“礼不体现，那么它的教化就微妙。微妙，是显现而未大的样子。教是使人效仿，化是使人改变。所以趋向善而自己不知道其制止邪念。在未形成时，未形成，是有形的征兆。制止在将兆之时，那么人就知道舍弃那个而从事这个。所以说：远离罪恶而自己不知道。先王推崇礼，其效果就是这样。”

山阴陆氏说：“所谓刑，是侀。它对于教化，粗疏了。引用《易》，现在没有了。大概是连山、归藏的话，差错在近处，微谬在远处。大所谓谬误达到千里，其几微大概就是这样。”

礼记集说卷一百十七

<经部,礼类,礼记之属,礼记集说》>

钦定四库全书

礼记集说》卷一百十八宋衞湜撰

哀公问第二十七

孔氏说：“按郑目录说：‘名叫《哀公问》者，是赞许他问礼。’这在《别录》属于通论。所问两件事，一是问礼，二是问政。”

哀公问孔子说：“大礼怎么样？君子说礼，为什么那么尊贵呢？”孔子说：“丘是小人，不足以知道礼。”哀公说：“不，您说说吧。”孔子说：“丘听说：百姓赖以生存的，礼最大。没有礼就无法节制侍奉天地之神；没有礼就无法辨别君臣上下、长幼的位置；没有礼就无法区别男女、父子、兄弟的亲情，昏姻疏密之交。君子因此认为礼是尊贵的。”

郑氏说：“不足以知道礼，是孔子谦虚不回答。以此之为尊敬，是说君子因此尊崇礼。”

孔氏说：“从此到‘为礼也’一节，是哀公问礼的事。因为礼的用途广大，所以说大礼。”哀公说：“不，只是他谦虚罢了。”严陵方氏说：“《易》说：‘知崇礼卑’，而这里说‘何其尊’，大概其文虽然卑下，其义则尊贵，所以如此。”《郊特牲》说：“礼所尊贵的，是尊贵其义，不是这样吗？”《礼运》说：“夫礼，失之者死，得之者生，所以说：‘民之所由生，礼为大。’”从侍奉天地以下，都有生者所用的礼。《记》说：“节，故祀天；祭地，故于事天地之神，则以节言之也。”在这里说神，就知道下面所说的，都是人罢了。君臣有贵贱之位，上下有尊卑之位，长幼有先后之位，所以说位；男女、父子、兄弟，都是门内之治，所以说亲；昏姻则是二姓之所合，疏数则是朋友之所防，所以说交。礼的用途，如此之大，君子怎么能不尊敬其事呢？

马氏说：礼没有比祭祀更重的，所以以祭祀为先。祭祀没有比天地更重的，所以以天地为先。侍奉天地之神，而以节来说的，大概侍奉天地之神，各以其位，各以其器，各以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