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集说卷九十一　　　　宋　卫湜　撰

译五声的清浊相互杂糅、调和、配合，称为“音”。单独有一个声音，没有其他声音与之杂糅，称为“声”。那么，最初从口中发出的，单一的称为“声”，众多声音调和合成篇章，称为“音”。金石乐器、盾牌斧钺、羽毛旌旗，称为“乐”。那么，“声”是初始，“音”是中间，“乐”是最终。通过急促高昂的音调，可以从中看出上下（高低）的变化。引用《周易·文言》来证明同声相应的道理。引用《春秋·昭公二十年》《左传》的记载，来证明仅有同声不能构成“乐”。说“方”如同“文章”，是因为凡是青色和黄色相互杂糅，分布得当就能形成花纹图案。这里说“音”的清浊高低分布有序，能够形成音律曲调，与之相似。查考乐师有帗舞、羽舞、皇舞、旄舞、干舞、人舞，没有兵舞。郑玄在那里的注释说：“干舞就是兵舞，但经文说‘干戚’用的是‘戚’，那么这就是《大武》乐舞，《大武》中有兵舞，所以注释引用乐师舞目增加‘兵舞’来解释经文中的‘干戚’。”引用《诗经·邶风》，是为了证明羽舞就是翟舞。

译张氏说：音乐的兴起，其道理有两方面：一是人心受到感动，乐声从心中产生；一是音乐感动人心，心随着乐声而变化。事物有外在的环境，外在的善恶来触动内心，内心就随着触动而活动，所以说事物使它这样。所谓“比音”，是说五音虽然杂乱，还不足以称为乐，后来需要依次配合乐器的声音，以及文舞和武舞所持的器物，共同相互协调，这才由音得名而称为乐。武属阴，文属阳，所以所持的器物有轻重的不同。

延平周氏说：“音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心；心之所以活动，是因为物。没有心就没有物。”

长乐陈氏说：礼是从外部做出的，而乐是从内部发出而归于宁静。空虚专一而宁静，这是人的本性吧？这就是凡音的兴起，之所以由人心产生的原因。人心离开宁静而活动，难道是自然而然吗？是有事物牵引它罢了。如今由心去感应事物，难道能不表现于声音吗？表现于声音，所以敲击宫音宫音就响应，敲击角音角音就应和，这是以相同来相应。弹奏羽音而角音应和，弹奏宫音而徵音应和，这是以不同来相应。以相同来相应，就一唱一和，而没有不恒常的；以不同来相应，就流行散徙，不固守旧常，从而产生变化。然而心动而产生声音，声音活动而产生音，说到乐还谈不上。配合音而使其成为乐，用干戚的武舞来发动，用羽旄的文舞来修饰，然后本末具备而乐就形成了。这难道不是说在声音上，表现于动静，有以穷尽性情术数的变化吗？由此看来，乐是心的活动，声是乐的表象，文采节奏，是声的修饰，羽籥干戚，是乐的器物。君子发动其根本，喜爱其表象，然后整治其修饰，举起其器物。那么凡音的兴起，由人心产生的，是其根本；表现于声音而产生变化的，是其表象；变化成为法度的，是其修饰；配合音而使其成为乐以及干戚羽旄的，是其器物。这四者具备了，就是乐所由形成的原因。《周官》大司乐，用五声考核八音，用八音协调六舞，从而大合乐。这是乐到了舞蹈然后才大成的。说变化成为法度称为音，又说声音成为文采称为音，为什么呢？回答说：一唱一和有应和，回旋邪曲直正，各自归于其本分，这是声音之所以成为法度的原因。配合事物来修饰节拍，节奏合拍而成为文采，这是声音之所以成为文采的原因。变化成为法度，将要成为乐，是音的开始；声音成为文采，必定寄托于政教，是音的终结。又说：文采，是音的杂乱；法度，是音的节制。音的杂乱，是音的开始；音的节制，是音的完成。所以情感在内心活动而表现于声音，就成为文采；声音相互应和而产生变化，然后成为法度。这是开始与完成的辨别。

严陵方氏说：音虽然听到于外，其本源生于人心罢了。扬子所谓“言语是心的声音”是对的。音所由产生的，是阳气发动的。所以从兴起来说，音虽然一样，从心中兴起的就不一样。所以从凡音来说，人心的宁静，本性自然如此。等到它活动时，是事物使它这样的。庄子所谓“有事物揉搓它而发出”是对的。被事物所驱使而活动，是心与事物感应的原因。所以说：“感应于事物而活动。”心静就藏于沉默，心动就表现于言语。所以表现于声音，藏于隐微而作于显明的，是声音。所以从表现来说，有声音了。或唱或和，就相应而没有恒常。宫音变化产生徵音，徵音变化产生商音，商音变化产生羽音，羽音变化产生角音，上下相通而成为法度，就杂乱配合了。所以称为音。音既已杂乱配合，就有节奏而可以听。人们因此喜爱它，不知不觉手舞足蹈。所以说：“配合音而喜爱它。”以及干戚羽旄，称为乐。乐，就是喜爱。因为人们喜爱它，所以称为乐。先说干戚而后说羽旄，是舞蹈的顺序。与《尚书》说“既武又文”，《明堂位》先说舞大武，而后说舞大夏的，也是这个意思。这变化成为法度，是说歌唱的音；后面声音成为文采，是说诗歌的音。

延平黄氏说：“乐的实质，本于本性，根于心。所以凡音的兴起，由人心产生，不是由外物制造的。外物只是作为感应的对象罢了。人的心，就像柷一样吗？有事物触动其中，就鸣响，不是柷向事物求鸣响。声，是心用来应对外物的。单独发出叫声，杂乱配合叫音。单独发出还没有变化。五声相互应和而变化产生。声音成为文采，称为音。这是说声音有所变化，变化成为法度，称为音。这是说变化有所归宿，正因为有所归宿，所以在开始演奏时，和谐盛大；放开演奏时，纯粹美好，清晰分明，连绵不断，从而完成。没有法度就不能配合了。”

马氏说：乐，是人情所不能避免的。心动于中，然后表现于口，而形于声。所以凡是同声的，都相互应和。变化而使之杂乱，就清浊交错，高下互补，而成为文采。所以说“变化成为法度称为音”。东西叫经，南北叫纬。有经有纬，是文采的表象。配合音而成为乐的声音。干戚羽旄，是仪容。有声有容，是乐之所以形成的原因。山阴陆氏说：音，是八音。虽然有金石丝竹，而没有舞蹈，不能称为乐。所以舞师凡小祭祀，就不兴起舞蹈。

庆源辅氏说：乐不是外部的东西，我本来就有，所以首篇多次说音的兴起于人心，以晓谕人。声音相互应和，就自然有高下的不同，所以说产生变化。圣人因其变化而品

译节制它，用五音使高低清浊混杂却悦耳动听，所以说变化形成法度。称之为音乐，起始于声音，完成于舞蹈，所以在篇首用〇来标记。

译庐陵胡氏说：“声音是因感应外物而产生的，那变化又是从哪里产生的呢？声音的感应主要在于一，而声音的应和则跟随五声，于是清浊的不齐整、高下的不相似，变化便由此产生了。宫声的应和是徵声，但并不止于徵声；商声的应和是羽声，但并不止于羽声。宫声倡导，徵、商、角、羽依次应和以产生变化；商声倡导，羽、角、宫、徵依次应和以产生变化。根据应和随着声音推移的情况来推想，那么它的变化就有无穷无尽的了。这就是声音相互应和所以产生变化的原因。羽、角以及商的声音，就变化为金、石、革、木的声音；宫以及徵的声音，就变化为丝、竹、匏、土的声音。从它们的方位不同来看，就回旋着相互参合；从它们方位所指向来看，就曲折着相互应和。声音不因为应和，就不能自己产生变化；变化不形成于方位，就不足以成为音乐。”

音乐，是音律由此产生的。它的根本在于人心感应外物。因此，内心悲哀感应外物的，其声音急促而短促；内心快乐感应外物的，其声音宽舒而缓慢；内心喜悦感应外物的，其声音发散而散漫；内心愤怒感应外物的，其声音粗重而严厉；内心恭敬感应外物的，其声音正直而端庄；内心爱慕感应外物的，其声音和谐而柔和。这六种情感，不是本性固有的，而是感应外物后才发动的。因此，先王谨慎对待用来感应人心的事物。

郑氏说：“说的是人的声音在于所见所感，没有固定不变的常态。噍，就是急促的样子。啴，是宽绰的样子。〇，同〇。粗，同麄。”

孔氏说：这段经文再次阐明上文感应外物而发动的意思，总结音乐声音产生的缘由。合音才成为乐，这是乐由比音而产生的。本，就是初始；物，是外在的境界。乐最初产生的地方，在于人心感应外在的境界。心既然因为外在境界而变化，所以有下面六种情况的不同。如果外在境界痛苦，那么内心就悲哀，悲哀感应内心，所以声音急促而短促。如果外在境界美好，内心必然快乐，快乐感应内心，所以声音必然随之宽缓。如果外在境界令人欣喜，内心必然喜悦，喜悦感应内心，所以声音必然随之发散散漫。但乐是长久的欢喜，喜是一时的愉悦。《左传》说：“喜生于好”，这是喜与乐的区别。如果忽然遇到恶事而内心愤怒，愤怒感应内心，那么声音就粗重而猛厉。如果外在境界见到所尊重的对象，内心严肃恭敬，严肃恭敬感应内心，那么声音正直而有棱角，直，就是不邪曲，隅，就是棱角。如果爱慕之情在内心，那么声音和谐柔和，和，就是协调；柔，就是柔软。人生来安静，没有这六种情况。六种情况的产生，是因为感应外物而发动。所以知道它们不是本性，现在假设取一个人接触这六种情况，必然随着接触而发动，所以知道不是本性。据庾氏说：“随着所感应的事物而应和，就知道不是本性。”这些声音都是根据人心感应外物后才发出的，所以郑注说：“人的声音在于所见。”

张氏说：“六种情况随着所见而发动，与本性无关。圣人在上，制定正确的礼法来防范，所以先王谨慎对待用来感应人心的事物。”

横渠张氏说：“古乐不可见，大概是因为后人探求得太深，才开始认为古乐不可知。只凭《虞书》所说的‘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探求而得到，乐的意义就尽在其中了。诗只表达志向，歌只是延长言辞罢了，延长转换声音，让人听起来悦耳。现在的学者也把转换声音而不改变字音当作善。歌既然是长言的要旨，进入律吕，那么懂音律的人观察它，知道这声音进入什么律吕，错综交织以形成文采。古乐之所以能培养人的德性中和之气。后来的乐反而以追求悲哀为工巧，所以晋平公说：‘没有比这更悲哀的声音了吗？’悲哀就只感动人不善的心。歌，不可以太高，也不可以太低。太高就进入急促短促，太低就进入宽舒缓慢。声音的高低，有这样的声音就有这样的心。穷究根本知道变化，是乐的情理。所求知的变化，乐的道理尽在这里。乐之所以能培养人的中和之性，因为它没有宽舒缓慢和急促短促的声音。太急促短促，听它使人悲哀；太宽舒缓慢，听它使人怠惰。只有雅乐声音中正，所以可以培养人的和平。这是郑卫之声，古人之所以严厉禁止，大概是因为改变人心的没有比这更厉害的了。如果还没有形成本性，都能改变它，不然，孔子为什么要告诫颜回呢？郑卫之声使人忘记疲倦乐于倾听。魏文侯当时是贤君，还说：‘听古乐就想睡觉，听郑卫之声就忘记疲倦。’大概郑卫之音悲哀，就让人心思留恋光景，其音正与心相合，所以乐于倾听。靡靡之音也类似这种声音，所以古人用来驾驭盲人乐师，几声音的高低，使之不至于急促短促，不至于宽舒缓慢。只有中正。既发出这种声音，又用义理来教导，不听其音，就听其意，未曾须臾不在理义之中。这就是雅乐能培养仁义的原因。今天心思端正，只有日日讲习义理，那么心才常存。开始时心要合于音，长久后又要音来滋养人心。大抵外物未必能动人，动人的只有声音最切近。”

长乐陈氏说：乐出于虚空，必须寄托于音然后才能显现。音生于心，必须感应外物然后才能发动。大概人心是安静的，万物不足以扰乱它，而性情由此产生。以静摄动，那么喜怒哀乐未发而为中，就是性，君子不称之为情。离开静而发动，那么喜怒哀乐中节而为和，就是情，君子不称之为

译人的本性是怎样的呢？这是什么缘故呢？人禀受天地阴阳五行的气，具有哀、乐、喜、怒、敬、爱的情感。然而心随情感而变化，声音又随心而改变。当哀伤的情感被触动时，内心未尝不悲戚，所以发出的声音急促而肃杀；当快乐的情感被触动时，内心未尝不宽广舒畅，所以发出的声音宽厚而舒缓；当喜悦的情感被触动时，多偏向于阳，所以发出的声音圆融而散漫；当愤怒的情感被触动时，多偏向于阴，所以发出的声音粗犷而严厉；当恭敬的情感被触动时，内心正直而外表方正，所以声音必定正直而清廉；当慈爱的情感被触动时，内心和谐而外表顺从，所以声音必定温和而柔顺。那么，当细微急促肃杀的音乐响起，百姓就会忧愁思虑，这是哀伤情感感动的结果；当宽厚和谐简易的音乐响起，百姓就会安康快乐，这是快乐情感感动的结果；当流散泛滥的音乐响起，百姓就会放纵混乱，这是喜悦情感感动的结果；当粗犷严厉猛烈的音乐响起，百姓就会刚强坚毅，这是愤怒情感感动的结果；当清廉正直庄重的音乐响起，百姓就会严肃恭敬，这是恭敬情感感动的结果；当宽裕顺和的音乐响起，百姓就会慈爱，这是慈爱情感感动的结果。这六种情况，都不是本性的纯正状态。情感受到外物触动而后发动，情感是什么样，声音就反映什么样的情感，如果能谨慎地探究触动情感的根源，人心原本就知道这六种变化的道理，使奸邪的声音不滞留，使聪明淫靡的音乐不接触心术，符合生气的和谐，遵循五常的法则，使阳气旺盛而不散漫，阴气沉静而不闭塞，刚气不致愤怒，柔气不致恐惧，各自安守其位而不互相侵夺，那么正直的人足以符合其诚心，邪恶的人足以防止其过失，而治国的道理就实现了。如果不知道谨慎对待触动情感的事物，那么他们必定会产生悖逆诈伪的心思，放纵作乱的行为，以强凌弱，以众暴寡，以智欺愚，以勇苦怯，穷尽人欲而灭绝天理了。想要让君子喜好善行，小人听从过错，移风易俗，天下安宁，不是更难吗？【乐书】

译严陵方氏说：“大凡人的感情，得到想要的就快乐，失去想要的就悲哀，顺从心意就欢喜，违背心意就愤怒，面对畏惧的就恭敬，面对喜爱的就仁爱，这是六种情感的区别。”声音急促枯竭而没有润泽，声音短促衰减而不宏大，这是因为心中失去了想要的，所以表现在声音上就是这样。声音宽缓开阔而没有余音，声音舒缓迂回而不紧迫，这是因为心中得到了想要的，所以表现在声音上就是这样。声音发扬而生生不息，声音散开而施予没有积滞，这是因为顺从心意，所以表现在声音上就是这样。声音粗犷防范而不精细，声音严厉危险而不安宁，这是因为违背心意，所以表现在声音上就是这样。声音正直而没有委曲，声音防范而有界限，这是因为心中有所畏惧，所以表现在声音上就是这样。声音和谐而不违逆，声音柔和而极尽顺从，这是因为心中有所喜爱，所以表现在声音上就是这样。静止是天生的本性，运动是人的情感。没有受到触动就静止，受到触动就运动。这六种情感是受到外物触动后才运动的，所以说它们不是本性。

延平黄氏说：“音乐产生于平和旷达，所以它的声音宽缓；欢喜产生于满足舒适，所以它的声音发扬散开；悲哀则压抑，所以声音急促短促；愤怒则昂扬，所以声音粗犷严厉；恭敬是义心受到触动，所以声音正直而有界限；爱是仁心受到触动，所以声音和谐柔和。这六种情感是内心感动而表现在声音上的，是本性所具有的。然而说它们不是本性，是说本性是静止的，没有这六种情感的波动；本性是统一的，没有这六种情感的分别。外物能够触动人的情感，先王能够控制天下的外物，所以外物之所以能感动人，先王能够对此谨慎对待。声音发出的地方，就有音乐来调和它；心志趋向的地方，就有礼仪来引导它。他们的得失相同，就有政令来统一他们；他们的奸邪祸害相同，就有刑罚来防范他们。礼仪音乐用来治理内在，刑罚政令用来治理外在。它们的名称有四种，它们用来统一民心、产生治道的根本，其实是一致的。”

山阴陆氏说：“它用来感动民众的方式，如果不谨慎，即使有《韶》乐让夔来演奏，也不能和谐。”

庆源辅氏说：急促短促而细微，因为急促所以细微。外界环境令人悲哀，所以心中的悲哀与之相应。是我心中本来没有悲哀，因为外界的悲哀而悲哀罢了。所以说：悲哀的心感动下面。照此推论，人心忧愁就收敛，喜乐就舒展。然而欢喜是快乐的开始，快乐是欢喜的终结。开始时舒展，结束时舒缓，这是自然的趋势。严厉指谨慎严厉，防范近乎方正，所以说恭敬和义是体用关系。爱心就像母亲对子女那样。先王知道这些，就知道音乐的根本了。谨慎指一皱眉一笑不敢随意表现，一句话一个字不敢随意说。延平周氏说：悲哀、快乐、欢喜、愤怒、恭敬、爱都是天性。受到触动而表现在声音上，也是天性如此。把这六种说成不是本性，是错误的。

金华应氏说：“静止是天生的本性，具备在喜怒哀乐未发之初；运动是人的情感，表现在喜怒哀乐已发之后。”

所以礼仪用来引导心志，音乐用来调和声音，政令用来统一行为，刑罚用来防范奸邪。礼仪、音乐、刑罚、政令，它们的终极目标是一致的。用来统一民心，产生治道。

郑氏说：极是至的意思。统一民心而产生治道，这就是所谓的至。孔氏说：既然六种事情随着外物触动而波动，与本性无关，所以先代圣人在上位，制定正当的礼仪、正当的音乐来防范它们，不想让外界的恶事感动他们。礼仪、音乐、刑罚、政令，是防范谨慎所感动的工具。政令是法律，正当的礼仪教化引导心志，正当的音乐调和声音，法律统一行为，刑罚防范凶恶奸邪，运用这四件事来整齐它们，使它们统一一致，人心所触动的六种事情不同，圣人用这四者来制约它们，使它们都得到适当的安置。案贺氏说：虽然有礼仪、音乐、刑罚、政令的区别，等到检束情感归于正道至理，是一致的。

长乐陈氏说：“圣人在《易经》中，在谦卦制定礼仪，在豫卦创作音乐，在贲卦阐明政令，在丰卦施加刑罚。那么礼仪音乐是政令刑罚的根本；政令刑罚是礼仪音乐的辅助。古人之所以统一民心、产生治道，使天下像一家，中国像一个人，不过是举而放置罢了。奸邪的声音感动人，淫乐就兴起；正当的声音感动人，和乐就兴起。先王必定谨慎用来感动人的方式，所以礼仪从外部制作，而在内部引导心志；音乐从内部发出，而在外部调和声音。政令用来统一不齐的行为，刑罚用来防范不轨的奸邪。这是谨慎用来感动人的方法。它们的终极目标在于统一民心，使他们没有悖逆诈伪之心；在于产生治道，使他们没有放荡作乱之事。这是谨慎用来感动人的效果。这是因为人心受到外物触动而运动，所以先王谨慎用来感动人的方式，用礼仪、音乐、刑罚、政令产生治道。下文因为人的好恶没有节制，所以先王用人为的节制，用礼仪、音乐、刑罚、政令完备治道。大概互为终始的缘故【乐书】严陵方氏说：‘心有所趋向，就不能没有壅塞；所以在心志上说引导，在情感上说疏导。有所触动，就不能没有违逆；所以在声音上说调和。成就德行的人想要坚定不可拔除，所以在行为上说统一。在外面的应该端正其来源，所以在奸邪上说防范。分开说则先政令后刑罚，这是先后的顺序；合起来说则先刑罚后政令，这是终始的顺序。民心由这四者而统一，治道由这四者而产生。’”

马氏说：“道有通达而治理的意思。大概礼仪用来在内部节制，有在内部节制的，那么在下面的人就没有觊觎之心了。《易经》所说的辨别上下、安定民心志的就是这样。音乐用来调和人心，能够调和人心，然后能够调和其

译声音。不专门说调和内心，是因为声音和谐了内心就和谐，这是显而易见的。大概用礼来引导人的意志，就一定有用乐来调和人的声音，这是内在与外在的区别。政令是用来从外部约束人的，而行为也是从外部产生的，所以政令用来统一人的行为。有礼来引导意志，有乐来调和声音，有政令来统一行为，但怪异邪僻的现象还是无法完全避免。所以又设立刑罚来防止奸邪。大概刑罚是用来对待那些不遵从教化的人的。所以礼、乐、刑、政，它们的体制虽然不同，但最终目的却是一致的。所谓最终目的一致，都是用来统一民心、使治道得以实现的。说治道是依靠这些而得以实现的。

译山阴陆氏说：风产生于德行品性，雅产生于政治事务。所以魏国的风气褊狭，曹国的风气奢侈，它们的风气虽然不同，但雅乐却常常是一致的。《春秋传》说：人心的不同，就像人的面孔一样。礼、乐、刑、政是用来使人心统一的。这四者，大概是从民众中产生，又反过来用来治理民众。

庐陵胡氏说：“这是达到中正之道。礼、乐、刑、政，符合民心，这就叫做中。”庆源辅氏说：“从外部加以制约，是为了让正道顺畅地施行于内心；涵养其内心，是为了调和舒缓其声音。礼和乐是相互滋养的。政，就是正，专一于正罢了。如果不正，就有刑罚在等待着他。民心本来相同，随着所感应的不同而有所差异，而礼、乐、刑、政是用来使其回归统一的。治理国家的方法，没有超出这个范围的。”

旴江李氏说：“赵简子向子太叔询问揖让周旋的礼仪，子太叔回答说：‘这是仪节，不是礼。礼，是天地的常道，是地义的体现，是民众的行为准则。天地的常道，民众依循它而实行。因此制定九歌、八风、七音、六律，来供奉五声；制定政事、役使民力、从事事务，来顺应四季；制定刑罚、威严的狱讼，使民众畏惧忌惮；以此来类比天地的震曜、杀戮。由此说来，乐、刑、政，难道不是礼吗？’”

金华邵氏说：“这又是说圣人涵养乐的本源是这样的。声音由心产生，心由外物触动，如果不谨慎对待所感应的东西，使放纵邪僻的行为每天都在外面发生，非分的妄念每天都在心中萌动，那么〇的声音，将会变成什么样呢？所以感应发生在内心，感应它的是外物。先王之所以谨慎对待感应它的东西，难道有别的办法吗？制定礼来引导其心志，使其不放纵；制作乐来调和其声音，使其不乖戾；用政来统一其行为，使其不杂乱；用刑来防止其奸邪，使其不触犯。礼、乐、刑、政，它们的用途虽然不同，但在防止其最终陷入困境方面，则没有不同。志，是心所趋向的；声，是心所〇的；行，是心的表现；奸，是心的贼害。这四者都谨慎对待，那么民心就一同进入善道，而治理之道也就由此产生。所以说：‘用来统一民心而产生治理之道，涵养其本源是这样的，那么心在声音中的〇，会有不得其所的情况吗？’”

延平黄氏的解说见前文。

大凡声音，是产生于人心的。情感在心中激动，所以表现在声音上。声音形成文采，就叫做音。所以太平盛世的声音，安定而欢乐，它的政治和谐；乱世的声音，怨恨而愤怒，它的政治乖戾；亡国的声音，悲哀而愁思，它的民众困苦。声音的道理，与政治是相通的。郑氏说：“这是说八音是否和谐，是随着政治而变化的。”《玉藻》说：“指挥盲人乐师，几声声音的高低。”

孔氏说：“上文说‘音从人心产生，于是成为乐’，这一节阐明君主的上乐，是随着人情而变化的。君主政教的善恶，感动人心，所以表现在声音上。上文‘感于外物而心动，所以表现在声音上’，就是这个意思。声音形成文采，就叫做音，那么上文‘变成方’就叫做音，就是这个意思。声音的清浊杂糅形成文采，才叫做音。这里说‘音’，不说‘乐’，是因为乐以音为本，变化源于音。又下文说治世之音、乱世之音，所以不说乐。太平盛世，其乐音安静而欢乐，是因为君主政治和美而人心安乐的缘故。乱世乐音怨恨而愤怒，是因为君主政治乖僻而人心怨怒的缘故。亡国，是指将要灭亡的国家，乐音悲哀而愁思，是因为其民众困苦哀思的缘故。治世、乱世说‘世’，亡国不说‘世’，是因为国家将要灭亡，不再有继承的世系。治世、乱世说‘政’，亡国不说‘政’，是说国家将要灭亡，不再有政治了。”

张氏说：人心就是君主的心。乐音的善恶，由君主的心所喜好决定，所以说产生于人心。情，是君主的情感。中，就是心。心既然感应外物而激动，所以表现在声音上。政治和谐则声音安乐，政治乖戾则声音怨怒。这就是声音的道理，与政治相通了。

黄氏说：“正义解释说：‘清浊杂糅为成文’。现在仔细考察，这不是它的本义。这大概是说情感在心中激动而表现在声音上，声音单独发出未能形成文采。形成文采则声音成为章句之辞，道理义理明白，可以作为乐。文是条理，叫做音，是取章成章、句成句，五声可以相比，八音和谐，作为乐的本源。所以声成文，是说合理。因为它颂扬美刺〇，章句合理就叫做成文了。如果只是取清浊杂糅，那么常言俗语、鸟兽的声音，都有清浊杂糅，难道能叫做成文吗？”

濂溪周氏说：“乐，是以政治为本源的。政治善，民众安，那么天下的心就和谐。所以圣人制作乐，来宣畅其和谐的心，通达于天地。天地之气感应而达到大和。天地和，那么万物就顺从。所以神祗降临，鸟兽驯服。”长乐陈氏说：“心因为感应外物而激动为情，情因为因动而表现为声。声，是情所自〇的，而音又是杂糅而成的。治世以道胜过欲望，其音安定而欢乐，是雅颂之音。政治哪有不和的呢？乱世以欲望胜过道，其音怨恨而愤怒，是郑卫之音。政治哪有不乖戾的呢？亡国之音，则是桑间濮上之音，不仅仅是悲哀而愁思，其民众也已经困苦了。由此看来，时代不同，声音不同；声音不同，政治不同。难道声音自己与政治相通吗？大概它的道理本于

译心与情是一样的啊。《尚书》说：“八音的和谐与否，在于政治的清明与昏乱。”《国语》说：“政治的状况反映在音乐中。”也是这个意思吧？从历代相承来论述世道，从来没有没有治乱的时候；从疆域范围来论述国家，从来没有没有兴亡的时候。治乱是就世道而言，不是就国家而言，那么国家就随着世道而被举述；亡国不是就世道而言，那么国家灭亡而世道也就随之改变了。治乱是就政治而言，不是就百姓而言；亡国是就百姓而言，不是就政治而言，也可以类推而知。说到乐，是音产生的根源，接着是六律六吕的声音；说到宫商角徵羽，接着是五声的音。为什么呢？回答说：“声以单独发出为名，音以混合比较为辨。”论述音的分散而单独发出，虽然是音，也可以称为声；论述声的聚合而混合比较，虽然是声，也可以称为音。这是说情感在心中感动，又说表现在声音上。《诗序》说“情感在心中感动而表现在言语上”，又说“情感在心中感动而表现在声音上的，感动的是喜怒哀乐尚未发作的状态。发作的，发作而合乎节度，感动不足以用言语来说明。感动发作在心中而表现在言语和声音上，这就是诗寄托在音律中的原因。感动在心中而表现在声音上，这就是乐与政治相通的原因。”《诗序》兼论始末，《乐记》只推究其起始罢了，所以它们的辨析如此【乐书】

译延平黄氏说：“愤怒是有理由去责备的。但到了亡国的地步，就不值得去责备了，只是怀念它治理得好时的样子罢了。《下泉》这首诗就是如此。怨恨是有理由去亲近的。但到了亡国的地步，就不值得去亲近了，只是哀怜它灭亡罢了。《黍离》这首诗就是如此。政治有得失，那么对于事物就有善恶；事物有善恶，那么对于情感就有喜怒；情感有喜怒，那么对于声音就有赞美和讽刺。所以说：声音的道理，与政治是相通的。”严陵方氏说：“安适而快乐，是安居其处，乐业其业；怨恨而愤怒，是内心怨恨，意气愤怒；哀伤而思念，是哀伤于今，思念于古。人安适而快乐，是由于世道太平；世道太平是由于政治和谐，和谐就是相互顺从并有条理的意思。人怨恨而愤怒，是由于世道混乱；世道混乱是由于政治乖戾，乖戾就是相互违背而逆乱的意思。人哀伤而思念，是由于国家灭亡；国家灭亡是由于百姓困苦，困苦就是不能自立的意思。况且政治和谐，那么它的音乐就安适快乐；政治乖戾，那么它的音乐就怨恨愤怒。这就是声音的道理之所以与政治相通的原因。”

马氏说：“上面说变化形成方格称为音，而这里说声音形成文采称为音，其实是一样的。”哀伤，是哀怜它即将灭亡；而思念，是思念它尚存时的景象。庆源辅氏说：“安，是说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快乐就是欢愉，不足以完全表达它了。怨恨愤怒还有所归属，哀伤思念则茫然无措了。人快乐时思虑少，哀伤时思虑多。”贯通上下，只是一个道理。

山阴陆氏说：“读了《鳬鹥》、《既醉》这些诗，就可以知道安适快乐的情形；读了《君子偕老》这首诗，就可以知道怨恨愤怒的情形；读了《黍离》、《〇之水》这些诗，就可以知道哀伤思念的情形。审察音乐就能了解政治，这大概是探究根本的议论吧。”

宫音代表君，商音代表臣，角音代表民，徵音代表事，羽音代表物。这五者如果不混乱，就没有衰败不和的声音了。宫音混乱就荒散，那是君主骄横；商音混乱就倾邪，那是官吏败坏；角音混乱就忧愁，那是百姓怨恨；徵音混乱就哀苦，那是事务勤劳；羽音混乱就倾危，那是财物匮乏。五者都混乱，互相凌越，称为怠慢。像这样，那么国家的灭亡，就没有几天了。

郑氏说：“五者，就是君、臣、民、事、物。凡是声音浊的尊贵，清的卑下。怗懘，是衰败不和的样子。五者的道理混乱，那么它的声音相应而混乱荒散，荒散就像散乱一样，陂是倾斜的意思。”

孔氏说：这一节论述五声的不同，所主管的不一样，得当则乐声和谐协调，失当则国家将要灭亡。郑玄注《月令》说：宫音属土，土居中央，统摄四方，是君主的象征。又因为声音以丝弦多、声重者为尊，宫音最大，用八十一根丝弦，所以代表君主。商音属金，用七十二根丝弦，次于宫音，像臣子，次于君主的尊贵。角音属木，因为它的清浊程度处于中间，是百姓的象征。宫音浊而羽音清，角音用六十四根丝弦，声音处于宫羽之间，半清半浊，所以说清浊居中是百姓的象征，比君臣为劣，比事物为优，所以说角音清浊居中是百姓的象征。徵音属火，用五十四根丝弦，声音清，所以代表事务。羽音属水，用四十八根丝弦，最处在末尾，所以羽音代表事物。五者各得其所，使用不相败坏混乱，那么五音的声响就没有衰败了。宫音混乱，那么它的声音放荡，是由于君主骄横溢出的缘故。商音混乱，那么它的声音歪斜不正，是由于臣子不治理官职，官职败坏的缘故。角音混乱，那么它的声音忧愁，是由于政治暴虐百姓怨恨的缘故。徵音混乱，那么它的声音哀苦，是由于徭役不休，民事勤劳的缘故。羽音混乱，那么它的声音倾危，是由于君主赋税沉重，百姓贫乏的缘故。迭是交互的意思，陵是超越的意思。五声不和，那么君臣上下互相凌越，所以称为怠慢。灭是灭绝的意思，无日，是说旦夕可待，没有再有一天的意思。崔氏说：五音的次序，以宫音最浊，自宫音以下就逐渐清了。君臣民事物也有尊卑，所以依次配属。商音是金，金以决断，如同臣子侍奉君主，也以义理决断为贤明。角音属春，春天万物生长，众物都有区别，象征万民众多而有区别。徵音属夏，夏天万物生长，万物都成形体，事务也有形体，所以用徵音配属事务。羽音属冬，冬天万物聚集就形成财用，冬天万物都藏聚，与财物相类似。宫音之所以散乱，是由于君主骄横，君主骄横那么万物荒散。商音之所以倾邪，是由于臣子官职败坏，官职败坏那么事物倾邪。角音之所以混乱，是由于百姓不安于本业，有忧愁之心，百姓没有自怨，君主失政，所以下层百姓产生怨恨。徵音之所以混乱，是由于百姓勤于事务，悲哀由此产生，危是声音不安的意思。羽音之所以不安，是由于君主在上混乱，事物在下散失，所以知道财物匮乏不能安定，因此有匮乏。偏据一方面的混乱，还不足以灭亡，五者都混乱，所以灭亡没有几天了。

延平周氏说：“还相为宫而不相乱，那么它的声音就和谐；相陵，是说声音不依循永久的规律。君臣民事物的道理混乱，那么它的声音相应。”

长乐陈氏说：先王制作音乐，用声音配属日，用律吕配属辰。推究乐声的起源，五声未尝不先于律吕。要成就乐器，十二律吕未尝不先于声音。《尚书》说：“诗表达志向，歌延长言语，声音依循延长，律吕调和声音。”这是推究乐声的起源。《周礼》中大师掌管六律六同，用来合阴阳之声，都用宫、商、角、徵、羽的声音加以文饰。这是乐器的成就。古时候考察律吕均平声音，必

译先确立黄钟作为根本。黄钟的律管长九寸，以此类推而增长。数值多的向上相生而有余，数值少的向下相生而不足。一减一增，都不超出三才的数理罢了。所以三分加一，是向上相生的数理；三分减一，是向下相生的数理。现在音乐始于声音，声音始于宫音。宫音最大且居中，本来足以统摄其他四声，覆盖四方，是君主的象征。三分宫音的数值减一而向下生出徵音，徵音微清而生变，是事务的象征。三分徵音的数值加一而向上生出商音。商音则浊且地位次于宫音，是臣子的象征。三分商音的数值减一而向下生出羽音。羽音最清且足以用来修饰，是万物的象征。三分羽音的数值加一而向上生出角音。角音一清一浊，其极致在于善于触动罢了。宫、徵、商、羽、角，是上下相生的次序；宫、商、角、徵、羽，是君、臣、民、事、物的次序。传书说：“宫音，是音乐的主宰。”大概商音如果没有宫音就失去了它所坚守的，不足以成为臣子；角音如果没有宫音就失去了它所治理的，不足以成为百姓；徵音如果没有宫音就失去了它所从事的，不足以成为事务；羽音如果没有宫音就失去了它所生成的，不足以成为万物。五行以土为主，五事以思为主，也是这样的道理。宫、商、角、徵、羽，是五声的名称；君、臣、民、事、物，是五声的实质。实质治理得好，声音就随之治理得好；实质混乱，声音就随之混乱。传书说：“听到宫音，使人温和舒展而胸怀广大；听到商音，使人方正而崇尚道义；听到角音，使人产生恻隐之心而爱护他人；听到徵音，使人乐于行善而喜好施舍；听到羽音，使人整齐有序而崇尚礼仪。”宫音混乱则君主骄横，失去了温和舒展、胸怀广大的意蕴；商音混乱则官制败坏，失去了方正崇尚道义的意蕴；角音混乱则百姓怨恨，失去了恻隐爱护他人的意蕴；徵音混乱则事务劳苦，失去了喜好施舍、为之努力的意蕴；羽音混乱则财物匮乏，失去了崇尚礼仪、节制消费的意蕴【乐书】

译严陵方氏说：“王氏认为宫音代表君主，是因为它周遍覆盖而能安顿众人；商音代表臣子，是因为臣子负责商度谋划；角音代表百姓，是因为百姓可以制约，如果不了解如何制约他们，就会善于触犯他人。徵音代表事务，是因为事务在细微处就有徵兆；羽音代表万物，是因为万物有实用价值，也可以作为装饰的缘故。声音滞涩如沾湿，沉闷如阻滞，由此就形成了去除旧弊的态势。灭亡没有几天了，灭是被他人所灭，亡则是自我灭亡罢了。”

山阴陆氏说：“荒，是君主骄横的征兆；陂，是官职败坏的证明。怨，因此产生忧愁；勤，因此产生悲哀。危险兆端于匮乏，也是危险导致匮乏。大凡音乐，只有宫音最为重要，所以宫音混乱就会荒废；如果商音混乱，角音混乱就会败坏，那就只是忧愁罢了。”延平黄氏说：“君主不骄横，宫音就不会混乱；宫音不混乱，声音就不会荒废；财物不匮乏，羽音就不会混乱；羽音不混乱，声音就不会危险。所以说：这五种音不混乱，就不会有滞涩沉闷的声音了。”

庆源辅氏说：“大而不治理，叫做荒。荒，就是不治理。陂，就是不端正。把‘臣’改说成‘官’，是从有职事的人角度而言的。普天之下，莫非王的臣民。忧与哀是噍杀（急促凄切）的意味。危险就到了想要断绝的地步。嵇康制定慢商音，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吧？商音缓慢，臣子就会凌驾于君主之上了。”

讲义说：“君主懂得音律的道理，实际上与政治相通，就不敢骄傲懈怠，而臣民事物的道理，也就随之得到了。”大概治理产生于恭敬，而败坏产生于轻慢。在轻慢的初期，似乎还没有达到乱亡的地步，等到逐渐发展，就已经无法收拾了。古代的君主，之所以致力于恭敬，不让轻慢之心产生，就是出于这个原因。因此，记载言语中互相凌驾，称为慢，其中是有深意的！

郑卫的音乐，是乱世之音。接近于轻慢了。桑间濮上的音乐，是亡国之音。政治涣散，百姓流离，欺瞒上级，谋取私利，无法制止。

郑氏说：“比，如同。濮水之上，地方有桑间，亡国之音，从这里的水流出。从前殷纣王让师延制作靡靡之音，后来师延自己沉入濮水。后来师旷经过那里，夜里听到并记录下来，为晋平公演奏，说的就是这个。桑间在濮阳南边，诬罔的意思。”

孔氏说：“这段经文论述乱世灭亡的音乐。郑国的音乐，喜好泛滥，放纵情志；卫国的音乐，急促快速，烦扰情志，都是乱世之音。虽然混乱但还没有灭亡，所以说接近于轻慢，同前面的轻慢一样。”郑注：“从前殷纣王以下，都是《史记·乐书》的文字。君主政治荒废，百姓自行流亡，欺瞒上级，实行私意，违背公道，无法禁止。”

横渠张氏说：“郑卫的音乐，人听了，必然产生留恋光景的意思，又产生怠惰的意思，从而招致骄纵的产生。即使是珍奇玩物，它开始感动人，也不像这样深切，从而产生无限的嗜好。所以孔子一定说：‘要摒弃它’。这也是圣人经历过的，只是圣人不被外物所移易罢了。如果还没有形成本性，有时就会被外物所移易。大概郑卫的地方，靠近大河，沙地，土壤不深厚，那里的人自然气质轻浮，地气薄弱，不费耕种，万物也能生长，所以那里的人偷安怠惰，松懈颓靡。那里的人性情既然这样，那么声音所感化的也就相同，所以听他们的音乐也使人这样。又因为那里地势低平，那里的人自然意气柔弱怠惰，那里的土地足以生存，古所谓息土之民没有才能的，就是这个意思。”

长乐陈氏说：郑音喜好泛滥，放纵情志；卫音趋向快速，烦扰情志。对内足以放纵疾病，对外足以伤害人，是乱世之音。虽然不完全像亡国之音那样轻慢，但也接近于轻慢了。政治涣散而没有纲纪，百姓流离而不返回。【《乐书》】山阴陆氏说：桑间就是《诗经》中的《桑中》。它的序言说：“政治涣散百姓流离而无法制止”，现在说“欺瞒上级谋取私利而无法制止”，难道是濮上的音乐吗？《论语》说：“大师挚去了齐国，亚饭干去了楚国，三饭缭去了蔡国，四饭缺去了秦国，鼓方叔入了黄河，播鼗武入了汉水，少师阳击磬襄入了大海。”这说明有操守的人不至于这样。

庆源辅氏说：“五音对应五事，凌驾轻慢就会灭亡没有几天了。”所以郑卫的音乐，接近于轻慢但还没有达到轻慢。至于表现在声音上如此，那么反过来难道容易吗？最终也必然灭亡罢了。所以说：“政治涣散百姓流离，欺瞒上级谋取私利而无法制止。”政治涣散百姓流离，是乱国的事。怀疑应该在“乱国之音”下面，“国家灭亡了，哪里还有政治涣散百姓流离，欺瞒上级谋取私利值得说的呢？”吕氏《诗记》辨析得很详细。“政治涣散百姓流离而无法制止”，作《诗》序的人引用这个作为解说，难道也是错误吗？

延平黄氏说：“欺瞒上级，天下的诚心就丧失了；谋取私利，天下的和心就丧失了，这就是亡国之音产生的原因。”

大凡声音，产生于人的内心。音乐，是贯通伦理的。因此，知道声音而不知道音乐的人，是禽兽；知道音乐而不知道乐理的人，是普通百姓。只有君子才能懂得音乐。

郑氏说：“伦，就是类；理，就是分。禽兽只知道这是声音罢了，不知道宫商的变化。八音一起演奏，和谐叫做乐。”

孔氏说：“从这里到‘正也’，阐明音乐与声音的区别。声音容易识别，而音乐难以知晓。懂得音乐就接近于礼，又阐明

译这是礼乐达到极致时的界限。先王用礼乐教化百姓的意图，在于声音由音声产生，音声由内心引发，所以说音乐是产生于人心的。这种音乐作为乐舞，配有金石丝竹等乐器和干戚羽旄等舞具。乐舞得当则阴阳和谐，乐舞失当则万物混乱，这说明音乐能够通达伦理。阴阳万物各自有其类别和条理。普通百姓只知道歌曲的音声，却不知道乐舞的根本宗旨，只有君子才能通晓极致之乐的道理。

译横渠张氏说：“音乐能够贯通伦理，是因为它融合了八种乐音，顺应八方之风，从而获得和谐。如果不通晓伦理，怎么能达到这样的境界？音乐想要贯通天下的和谐，必须先穷尽万物的道理。必须没有不和谐之处，所以才能贯通各类伦理。论述伦理而没有祸患，音乐的本性与万物都没有祸患，这才是音乐本性的和谐。八种乐音顺应八方之风，还只是其中较小的事情。从天地、鬼神到万物之类，没有不穷尽其道理的，所以创作出来具有神妙，人和鸟兽都受到感动，这就是贯通各类伦理的意思。”

延平周氏说：“大到天地，小到秋毫，没有不含有伦理的。只有音乐能够宣扬它。音乐，难道仅仅是声音吗？所以禽兽知道声音却不知道音律，这就不同于普通百姓；普通百姓知道音律却不知道音乐，这就不同于君子。虽然如此，君子对音乐的了解，也是从声音开始的。”

长乐陈氏说：“音乐是音律的蕴藏，音律是音乐的表象，所以音乐足以涵盖音律，而音律不足以穷尽音乐。音律虽然产生于人心，但从未不通晓伦理，‘八种乐音能够和谐，不互相争夺伦理’就是如此。音乐虽然通晓伦理，但从未不产生于人心，‘音乐，是心的发动’就是如此。大概伦理中蕴含着天人之道，存在先后顺序；道理中贯通着天、地、人三才的意义，存在一定的法度。所以践行而伦理清晰就形成了音乐，论述伦理而没有祸患就形成了情感，近处亲疏贵贱的道理显现出来，远处天地万物的道理彰显出来。那么音乐通晓伦理，虽然不脱离先后法度之间，但将要承载大道并与之往来而不穷尽。那些禽兽知道声音却不知道音律，普通百姓知道音律却不知道音乐，哪里值得与他们谈论呢？内心感动而外在情形显露，单独发出的，是音乐的声音；曲折形成方格，交错形成文采，混杂排列的，是音乐的音律。《大司乐》说：‘凡是音乐，都用五声加以文饰，用八音加以传播。’传文说：‘五声和谐，八音协调，音乐就成就了。’那么音乐，就是由五声、八音组合而成的。君子仁爱足以穷尽本性，术智足以通晓伦理，对于了解音乐，有什么困难呢？”

延平黄氏说：“伦理对于人来说，同样存在于本性中，同样产生于心中。然而如果没有音乐来调和统一，就会走到背离隔绝的地步；如果没有音乐来感动沟通，就会走到埋没堵塞的地步。君臣上下聆听音乐，没有不和谐恭敬的；父子兄弟聆听音乐，没有不和谐亲近的。这样就不会走到背离隔绝的地步。听到钟声，就想到武臣；听到鼓声，就想到将帅。这样就不会走到埋没堵塞的地步。禽兽有听觉却没有知识，有情感却没有文采，所以不知道音律；普通百姓有知识却没有德行，有文采却没有实质，所以不知道音乐。”

严陵方氏说：“伦指人伦，理指物理。如果君臣上下一起聆听，就没有不和谐恭敬的；长幼一起聆听，就没有不和谐顺从的；父子兄弟一起聆听，就没有不和谐亲近的。这就是所谓通晓人伦。如果草木茂盛，草木萌芽通达，鸟兽羽翼奋起，角类动物角生长。这就是所谓通晓物理。君子是通晓大道的人，所以只有君子能够了解音乐。如果瓠巴弹奏瑟，游鱼出来聆听；伯牙弹琴，六匹马抬头吃草。这是禽兽了解音律。魏文侯喜好郑卫之音，齐宣王喜好世俗之乐。这是普通百姓了解音律。如果孔子在齐国所听到的，季札出使鲁国所看到的。这是君子了解音乐。”

清江刘氏说：“所谓君子了解音乐，是知道它通晓伦理，知道它扶持本性、修饰情感而使之回归正道，知道它开创基业、象征功德、移风易俗。”庆源辅氏说：“音乐，是通晓伦理的。大概有了秩序然后才有和谐，和谐那么它的秩序就不会紊乱。君子通晓伦理，所以能够了解音乐。”孔子对鲁国乐官谈论音乐说：“音乐难道可以知道吗？开始演奏，到像丝线一样连绵不断，从而完成。君子是尽到人道的人，普通百姓则有缺失。”孟子说：“人之所以不同于禽兽，相差无几。普通百姓丢弃了它，君子保存了它。”

金华邵氏说：“伦，指伦类；理，指条理。称为心，称为声，称为音，称为乐，名称虽然不同，伦理从未不相互贯通为一。所以心与声相通，声与音相通，音与乐相通，推究其终极，音乐又从未不与理相通。禽兽知道单独发出的声音，却不知道形成文采的音律；普通百姓知道形成文采的音律，却不知道组合音律的音乐。这些都是不通晓伦理的。只有君子通晓伦理，所以能够了解音乐。”

新安王氏说：“统领父子君臣的节度，显现贵贱长幼的道理，这是音乐通晓人伦。发动四时之气和谐，彰显万物的道理，这是音乐通晓物理。音乐不通晓人伦，难道能使祖先来享祭，虞宾在位吗？音乐不通晓物理，难道能使百兽跟随舞蹈，凤凰来仪吗？”

因此，审察声音以了解音律，审察音律以了解音乐，审察音乐以了解政事，那么治理的大道就完备了。因此，不知道声音的人，不可以和他谈论音律；不知道音律的人，不可以和他谈论音乐。了解音乐，就接近礼了。礼和音乐都具备，叫做有德行。德，就是得。郑氏说：“了解音乐就接近礼，几近就是接近。”聆听音乐而知道政事的得失，就能端正君臣民事物的礼。

孔氏说：“音律由声音产生，音乐由音律产生，政事由音乐产生。政事善好，音乐和谐；声音音律都善好，治理的大道就完备了。”

黄氏说：《尚书》说“诗表达志向，歌延长言语，声音依从延长，律吕调和声音，八种乐音能够和谐，不互相争夺伦理”，根据这些来辨别，音乐的制作，不是随意产生的，都取国风、雅、颂四诗为根本。

译先前有歌诗，后来才随之配乐，所以古代通过考察音乐来辨别诗义的人很多。如果完全舍弃诗的文辞而去辨别五声八音，那么在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只听说师旷吹律管，说南风不强劲，从而知道楚军不会成功；以及伶州鸠辨别钟声的和谐与否，仍然不够恰当。大概能够辨别音声的人，只知道吉凶的征兆罢了。如果政治的善恶，不辨别诗的文辞而只在于声音，那么孔子说“师挚开始演奏，《关雎》作为终曲，丰富而充满耳朵啊”，以及从卫国返回鲁国后，才使音乐得到校正，雅、颂各归其位。在这个时候，鲁国的政治日益衰败，难道在雅、颂的音乐中没有出现恶声吗？由此详细推究，通过声音来辨别则意义细微，而通过诗来辨别则意义丰富。大概鲁国的乐师当时弄乱了雅、颂，等到孔子回来加以校正，使声音依据歌辞的韵律，律吕调和声音，于是雅、颂的音乐就恢复正了。倘若声音的规范不依附于诗，那么演奏郑、卫的音乐而歌唱《关雎》的诗，就是亡国的声音吗？演奏《周南》的音乐而歌唱《桑中》的诗篇，就是治世的声音吗？这不是通达的论断。说五声对应君臣民事物，不过是乐师观察声音高低得失的征兆罢了。看注文对正义的解释，说音乐不根本于《四诗》，确实是不恰当的，所以说“懂音律却不懂音乐的人，是普通百姓；只有君子才能懂音乐”。因此，考察音乐就能了解政治。详细推究其义理，就像现在的琴一样，小人听了，只知道琴的声音而不辨别其文辞；只有君子能知道它的声音并辨别其中的诗，从而了解政治，这就很明白了。

译长乐陈氏说：“声乐是音乐的表象，音乐是声乐的载体。所以审察声音的清浊，就能知晓音律的高低；审察音律的高低，就能知晓音乐的和谐与否；审察音乐的和谐与否，就能知晓政治的得失，这样治理天下的道理就完备了。”大司乐用五声、八音、六舞来盛大合乐，以此来招致鬼神，昭示神明，用来调和邦国，用来协和万民，用来安抚宾客，用来取悦远方之人，用来感化动物。那么五声是用来成就八音的，审察声音以知晓音律；八音是用来节制舞蹈并配合音乐的，审察音律以知晓音乐。幽深足以招致鬼神昭示，光明足以调和邦国，对内足以协和万民，对外足以安抚宾客，遥远足以取悦远方之人，细微足以感化动物。这样通过审察音乐来知晓政治，从而使治理之道完备，难道还有比这更根本的吗？凡是事物都因运动而产生声音，声音变化而形成音律。知晓音律必须从声音开始，知晓音乐必须从音律开始。礼以节制为主，乐以和谐为主。和谐过度就会流于放纵，如果有节制来约束它，就不会因怠慢轻率而违犯节度；因沉溺而忘记根本，这对于礼来说，又何尝远离呢？况且“几”是接近而不远离的意思。知晓音乐的情理，那么音乐就常常接近于礼，而未曾远离礼。从迹象上探求，圣人制作鞉、鼓、柷、敔、埙、篪等乐器，来引导道德之音，然后用钟、磬、竽、瑟来调和它，用旄、狄来舞蹈它。手持干戚，练习俯仰屈伸，容貌显得庄重；行进于缀兆之间，把握节奏，行列显得整齐，进退显得齐一。应用于祭祀，是为了献酬交错；应用于宴饮，是为了使官职等级贵贱各得其宜；应用于乡射之礼，是为了向后世显示尊卑长幼的次序。既然这样，那么音乐所调和的，礼所节制的，未曾不在其中施行，何尝不接近于礼呢？孔子说：“人如果没有礼，就谈不上德行。”《易经》说：“先王制作音乐来推崇德行。”那么礼是德行的仪容，乐是德行的光华。所谓德行，就是礼乐都具备于自身罢了。

严陵方氏说：“声音杂乱而形成音律，所以审察声音以知晓音律；音律配合而形成音乐，所以审察音律以知晓音乐。声音音律的道理与政治相通，所以审察音乐以知晓政治。这些都是由粗浅以达到精微，所以每句话都提到‘审’。审察声音以知晓音律，所以不懂声音的人不可以和他谈论音律；审察音律以知晓音乐，所以不懂音律的人不可以和他谈论音乐。如果从天地形态来说，音乐比礼更隆盛；如果从阴阳道理来说，礼比音乐更深远。所谓知晓音律，就是知晓它的礼罢了，所以说知晓音乐就接近于礼。为什么说呢？音乐源于阳，而阳是春夏的生长，生长所以能动而从事；礼源于阴，而阴是秋冬的收敛储藏，收敛储藏所以能静而入道。王氏说：‘看见形态就知道刚强胜过柔弱，认识道理就领悟柔弱胜过刚强。’这是对的。虽然如此，单独的阳不能生成，单独的阴不能生成；没有春夏的生长，也无法导致秋冬的收敛储藏。如果不懂音乐，又怎么能接近于礼呢？”

马氏说：“只有君子才能知晓音乐，所以从声音以至于知晓音律，从音律以至于知晓音乐，从音乐以至于知晓政治。而治理天下的道理，没有比这更容易的了。礼乐有相通的道理，礼是中正，乐是和谐。中正以和谐为作用，和谐以中正为本体。所以知晓音乐就可以接近于礼。‘几’是接近而未达到的意思。夔通达于音乐而未通达于礼，就是所说的接近于礼。至于礼乐都具备，就不只是接近于礼罢了。凡是礼乐的情理文饰，都有办法获得。‘得’是相对于‘失’而言的。礼乐的道理，不是浅薄见闻所能知晓的，所以知晓的人少，而不知晓的人多。知晓的人少，而不知晓的人多，那么天下人都失去了，而我独自获得了。所以说：‘德行，就是获得。’”

延平黄氏说：声音变化而形成音律，所以审察声音以知晓音律。音律配合而形成音乐，所以审察音律以知晓音乐。政治是音乐中安乐、怨恨愤怒、恭敬怠慢所自然产生的，所以审察音乐以知晓政治。乐与礼都出于仁义的实质，礼的实质是节制文饰，是仁义的成就，乐则是乐其成就罢了。然而乐的和谐，其中已经包含了节制文饰。孔子说：礼是理；乐是节制。以乐为主，不能称之为礼。所以说：知晓音乐就接近于礼。心通达而为智，智通达而为德。偏得乐则和谐而有所流荡，偏得礼则中正而有所偏倚，这不是所谓的有德。

山阴陆氏说：“只得到一方面，德行就不值得称道了。已经得到了，又失去了，不能称为德行。”

李氏说：“音乐源于阳，礼源于阴，所以礼乐就像东西方向相反却不可互相缺少一样。因此当以礼为本体时，必须以乐为文饰；当以乐为本体时，必须以礼为作用。所以孔子说：‘不能在礼中体现乐，空谈礼，必须以乐为文饰。’《周官》说：‘用乐礼来教导和谐，说明乐必须以礼为本质。’所以通达于礼而不通达于乐，就素朴；通达于乐而不通达于礼，就偏颇了。只有知晓礼，所以接近于乐；知晓乐，所以接近于礼。这是从乐的角度来说，所以说：‘知晓音乐，就接近于礼了。’”

庆源辅氏说：审察声音以知晓音律，审察音律以知晓音乐，是顺流而下，从源头寻找水流。审察音乐以知晓政治，是逆流而上，从末梢返回根本。审察初始形成的声音，以知晓日后的音乐；审察已形成的音乐，以知晓前日的政治。就像表里形影那样不会虚假，那么

译治理的道理已经详尽阐述了。音乐通晓伦理，所以懂得音乐就接近于礼了。礼，就是理，然而只是知道罢了，所以说“接近”。孔子说：“以诗兴起，以礼确立，以乐完成。”孟子说：“礼的实质，节制和修饰这两者就是；乐的实质，喜爱这两者，喜爱就会产生。产生了又怎么能停止呢？”所以礼乐不完备，不能称为成人。

译金华邵氏说：只有君子懂得音乐，所以仔细辨别急促短促的声音，就知道它表现的是志向；仔细辨别舒缓宽和的声音，就知道它表现的是宽厚。那些和谐、轻慢、简易，文饰繁多而节奏简略的声音，像这类情况，就是所说的通过辨别声音来了解音律。仔细辨别宽厚、丰满、顺遂、和畅的声音，就知道和乐兴起了；仔细辨别流荡、邪僻、乖戾、涤荡的声音，就知道淫乐兴起了。像这类情况，就是所说的通过辨别音律来了解音乐。审察音乐的和谐，就知道政治的和谐；审察音乐的乖戾，就知道政治的乖戾。像这类情况，就是所说的通过审察音乐来了解政治。我能够自知从了解音律直到了解政治，伦理道理贯通，那么在治理国家和音乐方面就不敢有所缺失。如果其中有一项缺失，那么声音与音律、音律与音乐之间的区别必定会在此显现出来。所以不了解声音，不可以和他谈论音律；不了解音律，不可以和他谈论音乐。如果能够了解音乐，那么在礼的方面就接近了。因为礼就是理；音乐贯通伦理，所以在礼的方面就接近了。论述到这里，那么礼和乐难道还是两种不同的道理吗？

《礼记集说》卷九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

《礼记集说》卷九十二 宋 卫湜 撰

因此，音乐的盛大，不在于穷尽音律；饮食宴享的礼仪，不在于追求美味。《清庙》乐章所用的瑟，用煮过的朱红色丝弦，底部孔洞稀疏；一人领唱而三人应和赞叹，这是有遗留之音的。大飨之礼，崇尚浊酒，俎上放的是生鱼，大羹不加调料，这是有遗留之味的。

郑氏说：“隆，就是盛的意思，极就是穷尽。清庙，是指演奏《清庙》乐歌。朱弦，就是煮过的朱红色丝弦，煮过则声音浊厚。越，是瑟底部的孔，画得稀疏些使声音迟缓。倡，是发起歌句。三叹，是三人跟随赞叹罢了。大飨，是合祭先王，用生鱼作为俎上的实物，不煮熟的大羹，肉汁不调以盐菜。遗，就是剩余。”

孔氏说：音乐的盛大，在于移风易俗，不在于推崇钟鼓之音；饮食宴享的礼仪，指宗庙合祭，在于孝敬，不在于追求美味。《清庙》之瑟，是指歌唱《清庙》之诗时所弹奏的瑟。朱弦。查《虞书传》说：古代帝王升堂歌唱《清庙》之乐，大琴用煮过的丝弦。这里说朱弦，说明煮过是可以知道的。不煮则丝弦劲挺而声音清亮，煮过则丝弦熟软而声音浊厚。瑟两头有孔，疏通它们，使两头孔相连。孔小则声音急促，孔大则声音迟缓。弦声既浊，瑟音又迟，这是质朴素雅。刚开始一人领唱时，只有三人赞叹之言，赞叹的人少。虽然有遗留之音，因为贵在德行，所以有遗留之音，人们念之不忘。这重复上文音乐的盛大，不在于穷尽音律。大飨之礼，查《郊特牲》说：郊祭用血，大飨用生肉。这里说生鱼，所以郑氏知道大飨是合祭宗庙。崇尚浊酒，在五齐之上，腥是生。虽然有三牲而兼载生鱼，是指在荐血腥的时候，到荐熟的时候，都烹煮而熟，鱼则始终不烹，所以说俎上放生鱼和肉汁，都是质朴素雅的食物，而大飨却设置它们。虽然有遗留之味，人们爱之不忘。这重复上文饮食宴享的礼仪，不在于追求美味。

张氏说：“音乐的盛大，本在于移风易俗，不在于推崇钟鼓之音；礼仪的盛大，本在于安定君主治理百姓，不在于推崇玉帛。至味，《清庙》之瑟，是说音乐盛大不是用极音。大飨，就是食飨。改变食，是说大推崇其名故。不崇尚重味，所以说食大。这是说礼仪盛大不在于至味。先王制礼作乐，本是教训晓谕百姓，平正好恶之理，使去恶归善，不为了口腹耳目之欲，令反而归于人的正道。”

长乐陈氏说：“德是礼乐的根本，礼乐是德的文饰。音乐的盛大在于德不在于音，不是极尽五音的铿锵而已。大飨之礼在于德不在于味，不是极尽五味的珍美而已。《清庙》之瑟，是音乐的盛大，那么大飨之礼，就是礼仪的盛大吗？《清庙》而用朱弦疏越之瑟来和之，使人知道乐意，所崇尚的不是在于极音。而且难道没有遗留之音吗？老子所说的‘大音希声’，就是这个意思。”《周官》大司乐：“用肆献祼来享祭先王，用馈食来享祭先王。大概进献肆而酌献，那么祼就像生事时的飨；进献熟而馈食，那么食就像生事时的食。飨以阳为主，而其祭为禘；食以阴为主，而其祭为祫。由此看来，食飨之礼，未曾不追求美味。说它不追求美味，难道是大飨之礼而误为食飨吗？”《曲礼》：“大飨不饶富。”《郊特牲》说：“郊祭用血，大飨用生肉。”所以大飨之礼，尊尚浊酒，俎尚生鱼，豆尚大羹，贵的是饮食的根本。圣人制定礼仪，贵本始以示之，使人知道礼意，所崇尚的不是在于追求美味。而且难道没有遗留之味吗？《左传》所说的‘大羹不致’，就是这个意思【乐书】

清江刘氏说：“这都是说贵其根本而忘记其末节。遗，就是忘，弃。《清庙》之瑟，美其德而忘其音；大飨之礼，美其敬而忘其味。凡是音乐以音作为节度，反而忘记音，意不主于音。意不主于音，所以朱弦疏越才可以崇尚。凡是食飨以味作为文饰，反而忘记味，意不主于味。意不主于味，所以浊酒大羹才可以崇尚。主于音就不能遗音，不能遗音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