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集说卷七十八　　　　宋　卫湜　撰

译所以称之为天，在屋檐下祭祀并以神灵来祭祀，所以称之为帝。又说：明堂恐怕只是一个三间九架的屋子。

译长乐刘氏说：秦朝政治狠毒暴虐，既然焚烧了先王的典籍，又坑杀了那些通晓先王典籍的儒生，因此六官百官的制度荡然无存。明堂的制度，后世无法详细得知了。自两汉以来，各位儒生各自凭主观臆断，迎合先王的规范，制造出的制度层出不穷，没有确定的准则。世上的君主不得已，便选择顺从自己心意的人所制定的制度来遵从。历代承平时期，沿袭纷杂，极力追求制度创设，却没有触及明堂真正含义的。如果失去了明堂的含义，即使制度尚存，也如同空具形式的器物，何况连制度和含义都一同丧失了呢？谨按《孝经》中孔子教导曾子的话说：“从前周公在明堂祭祀文王，以配享上帝。因此孝没有比尊敬父亲更大的，尊敬父亲没有比配享上天更大的，那么周公就是这样的人。”孟子对齐宣王说：“明堂，是王者的大堂。大王想要施行王政，就不要毁坏它了。”这是指向东巡视，在泰山的明堂会见东方诸侯。既然如此，那么统治天下的人，必定要在明堂召集天下的诸侯，来协助天子向上帝报答祭祀，从而进行朝见、宗庙祭祀、觐见、遇礼等礼仪，这些礼仪有的在宗庙举行，有的在明堂举行，都是为了分配职责、授予政令、任用功劳、考核业绩，就像周代的会同一样。这就是明堂的含义。成王即位时只有十三岁，血气幼稚柔弱，不可以让他劳累于天下的政务。周公是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成王的叔父。他既具备上圣的德行，又身为上公，在岐周辅佐文王，早晚勤劳，于是拥有了天下，于是代替成王摄行天子的政务，这本来就是他的家事。因此在明堂祭祀文王，以配享上帝，从而明确诸侯的尊卑，确定众人的贵贱，然后向天下分配六官的职责，向四方授予六典的政令，向民众任用九职的功劳，于是考核礼乐政刑的得失，将赏罚废置八柄的法令，施行于诸侯。这就是经文中记载周公在明堂朝见诸侯的位置，其含义就是这样。

严陵方氏说：孔子说在明堂祭祀文王，是因为祭祀之事由此而明；孟子说在明堂施行王政，是因为政事由此而明；这里说在明堂朝见诸侯，是因为朝见之事由此而明。称为“明”则是一致的，所以称为“明”的原因有三。这里主要讲朝见之事的明，所以从位置来说。君臣上下尊卑前后各有其位置，所以叫明堂位。马氏说：《孝经》说：在郊外祭祀后稷以配享天，在明堂祭祀文王以配享上帝。不说在明堂祭祀后稷以配享文王，那么郊是指地点而言，明堂是指在宗庙中而言。先王祭祀天神和人鬼，酒叫明水，食物叫明粢，衣服叫明衣，都是使之神圣。明堂在宗庙中，也是使之神圣。周公朝见诸侯必定在明堂为什么呢？《曲礼》说：天子靠着屏风站立，诸侯面向北朝见天子，叫觐。天子在宁位站立，诸公面向东，诸侯面向西，叫朝。朝见的位置在内，朝觐则只是在庙中接受礼物和祭品而已。现在周公在明堂的位置朝见诸侯，所谓觐礼。成王的觐礼应当在后稷的庙，所以周公在文王的庙以避开成王。那么明堂本来在庙中，而不说在文王的庙朝见诸侯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明确诸侯的尊卑，那么其称号不可以说庙；想要避开成王作为天子，那么不可不在明堂。既然说了周公，又说了天子，那么成王本来曾在文王的庙接受觐礼。因为制定礼乐的是周公的事；而在后稷的庙朝见诸侯，则似乎废弃了君臣之义，所以只在文王的明堂，而成王也靠着屏风朝觐。周公朝见诸侯，是为了明确功劳；成王接受觐见，是为了端正名分。端正名分是礼，明确功劳是义。必定在文王的庙接受，而武王不参与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孝没有比尊敬父亲更大的。然而方岳之下也有明堂，大概是因为先王没有行动不奉行天命。明堂，是天子朝见诸侯颁布政教的堂。因为它位于国的阳面，天子居其中，行政教神而明之，所以叫明堂。考察其制度，那么各家的说法都不同，难以考证信实。凡是见于圣人之言的，如《孝经》《孟子》是。自此之外，没有值得相信的。而《明堂位》也不说明堂的制度，只说周公为明堂朝见诸侯之事。大概古代天子都有明堂，而其制度则因时改易，所以百家的说法不同。

山阴陆氏说：清庙的词约，是周代的；明堂的词侈，是鲁代的。长乐陈氏说：明堂之名见于《周颂》《孝经》《左传》《孟子》《荀卿》《考工记》《礼记》《家语》，其制度不见于经。只有《考工记》说：夏后氏世室，堂长二七，宽四修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阶四旁两夹窗，白盛门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人重屋，堂长七寻，堂高三尺，四阿重屋。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东西九筵，南北七筵，堂高一筵，五室凡室二筵。这是三代明堂的区别。夏世室，殷重屋，周明堂，那么制度逐渐文饰了。夏以步度量，殷以寻度量，周以筵度量，那么堂逐渐宽广了。夏言堂长

译然而（夏制）不提堂高，殷制只提堂长而不提堂宽，只提四阿而不提室，周制只提堂长、宽、高而不提四阿，这些说法大概都是互相补充完备的。郑康成说：夏代堂高一尺，殷代堂宽九寻，道理或许如此。《月令》记载：中央有大室，东面是青阳，南面是明堂，西面是总章，北面是玄堂，都分左右，加上大庙，那就是五室十二堂了。明堂前面有中间台阶、阼阶、宾阶，旁边有四个门，而南门之外又有应门，那么南面有三个台阶，东、西、北各两个台阶，共九个台阶了。大概木室在东北，火室在东南，金室在西南，水室在西北，土室在中央，其外分别由十二堂隔开，贯通以九阶，环绕以四门，而南门之外再加上应门，这就是明堂的大致形制。《大戴礼》、《白虎通》、韩婴、公玉带、淳于登、桓谭、郑康成、蔡邕等人，论述明堂的很多。只有淳于登认为明堂在国都南面三里之外七里之内，他的说法大概有所依据。为什么呢？听朔必须在明堂，而《玉藻》说：在国门之外听朔，那么明堂在国都南面就可以知道了。成王时朝会，诸侯和四方君长都列在四门之外朝见，寝宫之间，有这样的制度吗？那么明堂在国都之外就可以知道了。郑康成说明堂、大庙、路寝实质不同但形制相同，蔡邕说明堂、大庙、辟雍实质相同但名称不同，难道是这样吗？诸侯的庙见于《公食大夫》，只有东西房、东西夹而已。天子的路寝见于《尚书》，也只有东西房、东西夹，再加上东序、西序、东堂、西堂而已，那么大庙、路寝就没有五室十二堂了。说它们实质不同但形制相同，是不对的。宗庙位于雉门之内，而在其中进行教学饮射则容纳不下，让学者处在鬼神的宫室，在供奉人鬼的屋子里享祭天神，那就失之亵渎了。袁准曾经攻击这种观点，所以说明堂、大庙、辟雍实质相同但名称不同，也是不对的。他们大概因为鲁国的大庙有天子的明堂装饰，晋国的明堂有功臣登堂享祭之事，于是有了同实异实的议论，这是不知道诸侯有大庙而没有明堂，只是鲁国放大了它的形制，晋国放大了它的名称罢了。四季之气，春天叫青阳，夏天叫朱明，秋天叫白藏，冬天叫玄英。那么青色是春天的颜色，春天是阳气旺盛的时候，所以春堂以此命名。总者，是万物聚集的意思；章者，是文采成就的意思，所以秋堂以此命名。明者，是万物显现的意思；玄者，是万物回归本源的意思，所以冬夏的堂以此命名。左右的堂叫个，因为它们介于四隅之间。中间的堂叫大庙，因为盛大的飨宴在那里举行。古代鬼神所在的地方都叫庙，《尚书》和《士虞礼》把殡宫称为庙，那么盛大的飨宴在那里举行，称为大庙是可以的。明堂的建造不始于周公，武王时就有了。《礼记》说：“在明堂祭祀，百姓就知道孝顺。”就是这个意思。不仅建在国都之内，外部的四岳也有明堂。孟子时，齐国有泰山的明堂，就是这个例子【礼书】

译盱江李氏说：明堂，是古代圣王最重要的事务。它是用来侍奉上帝、敬奉先祖、颁布时令、会合诸侯的地方，朝廷的礼仪，没有比这里更盛大的了。然而年代久远，规模已不可见，经典中关于明堂的记载，说法参差不齐，众儒争论不休，各自相信自己的习惯，想要修复废弃、补全缺失，到底该遵从谁呢？

查《周礼·考工记》说：“周人的明堂，以九尺的筵为度量，东西九筵，南北七筵，堂高一筵，有五室，每室面积两筵。”《大戴礼记·盛德记》说：“明堂，自古就有，共有九室，每室四门，八窗，总共三十六门，七十二窗。”《礼记·月令》说：“天子正月居住在青阳左个，二月居住在青阳大庙，三月居住在青阳右个，四月居住在明堂左个，五月居住在明堂大庙，六月居住在明堂右个，中央土德居住在太庙大室，七月居住在总章左个，八月居住在总章大庙，九月居住在总章右个，十月居住在玄堂左个，十一月居住在玄堂大庙，十二月居住在玄堂右个。”

这三本书，都是圣贤所作，学者所熟习，但同一件事制度却如此不同，相差如此之大。注释的学者，也各自没有精当的解释。《考工记》说五室，郑康成解释说：“木室在东北，火室在东南，金室在西南，水室在西北，土室在中央。”所以聂崇义的《三礼图》绘制明堂，连接大室，在四角设置四室，大概是用这个说法。既然用五室来象征五行，那么木、火、金、水四室应当在东、南、西、北的正方，为什么把它们放在四角，还说木室兼水，火室兼木？如果一定要这样，那么中央的室又兼什么呢？这个说法确实不可采用。

《盛德记》说九室，蔡伯喈等人解释它，连接四室的角，又设置四室，聂崇义误以为这是秦人明堂图，是这样的。查秦实际上没有明堂，后儒看到《月令》是吕不韦所作，有居住明堂的文字，怀疑是秦的明堂。然而那四室的角又设置四室，不知道是用来做什么？如果要象征五行，祭祀五帝，那么五室就足够了，哪里用得着其余的？如果要配合十二辰，那么四隅各两室，重叠在一方之上，考究其意义，反复都不妥当，这个说法不可采用。

《月令》说一大室，四庙，八左右个，共十三位。郑注解释“青阳左个”时说：“大寝东南北偏。”正义认为说“东堂”，就知道听朔都在堂上，不在五角的室中。况且称为“庙”与“个”的，应当各自是一个位置，怎么能同在一个堂上，没有界限分隔，而可以称为庙与个呢？大概郑康成既然坚持明堂是五室，如果在这十三位又设置界限分隔，那么实际数量就很多，与自己心意相违背，所以曲解修饰言辞，认为三位同在一个堂上，实际上不损害五室的文字。这个说法固然不可采用。

到了唐代李林甫等人注释《月令》，只知道十三室各自在其对应的时辰方位上，而不考虑建立的位置。况且大堂既然在中央，如果其余的室连接大室而建造，那么四面各可以放置一室，四角空缺处又各可以放置室，又不能让各自在其对应的时辰方位上。其余四室又安置在哪里？即使想要巧妙地完成，也越发违背方位了。或者远离大室而建造，又没有明文记载，这个说法也不可採用。

后魏时有李谧，作《明堂制度论》，我私下觉得难以理解。他说大室四面各为一室，那么四角空缺处各两筵两筵的地方，就作为两便房。基址既然狭窄，况且地形是斜角，不知道如何放置，又怎么能令各自在其对应的时辰方位上？划分十二辰的位置，应当需要尺度步数平均，然后才能端正。哪有四面之室既然以两筵为一个时辰左右之个，又以两筵为两个时辰的呢？举出这一隅，又知道它不值得效法。

我私下考察《考工记》、《盛德记》、《月令》三家所指的制度，确实大体相同，只是立言质朴简略，意义不明显。训诂的学者拘泥文字太过，因而背道而驰。李谧的志向稍微想要摘取并合并它们，无奈没有得其旨意，反而效仿其错误。我认为《月令》的文字最为明显，就取它作为根本并贯通它。周戴夫在《白虎通》中说：明堂上圆下方，八窗四门。上圆法天，下方法地。八窗象征八风，四门法四时。九室法九州，十二坐法十二月。三十六门法三十六雨，七十二窗法七十二风。这些话合乎事理，因此也取用它。

详细考察《考工记》，是说堂基的长宽，不是说立室的数目。东西九筵，南北七筵，是说堂上，不是说室中。东西的堂各深四筵半，南北的堂各深三筵半。五室每室两筵，是说四堂中央有方十筵的地方。自东向西可以营造五室，自南向北可以营造五室。十筵中央方两筵的地方，既是大室了。想要连接大室南面作其余房屋，就不能让十二位各自直对其时辰。应当在东、南、西、北四面各虚方两筵的地方，四角空缺处，又各虚方两筵的地方，周围贯通，作为大庙。而大室正居中，所谓大庙大室，是说这个大庙之中有大室。大庙之外，当子午卯酉四位上，各画方两筵地

译（明堂）与大庙相通，就是所谓的青阳、明堂、总章、玄堂等大庙。在寅、申、巳、亥、辰、戌、丑、未八个方位上，各自画出一筵见方的土地，作为居室，这就是所谓的左个、右个。八个个室加上大室共九间，这就是所谓的九室。每间室的四面各有门，门旁夹着两扇窗，这就是所谓的三十六户、七十二牖。青阳、明堂、总章、玄堂四大庙，前面各有一门，从堂上出去，门旁夹着两扇窗，这就是所谓的八窗、四门。左右的个室，实际上都是居室，只是因为分别位于左右，形状像夹室，所以有个的名称。大庙之内，以其大室，实际上是祭祀文王、配享上帝的位置，称之为庙，从义理上讲是理所当然的。土德分主四时，承载万物，在五行中最尊贵，所以天子在土德当令时居于大室，使用祭天的位置，以表示尊严。四仲之月，各自得一时之中，与其他月份不同，所以在子、午、卯、酉四个方位，各取两筵之地，借用大庙的名称，来听政于朔日。如果是这样，那么三家（郑玄、王肃等）的说法，哪里有什么不同呢？只是《周礼》只说基址而不说室，《大戴礼记》只说室而不说庙，考证《月令》则完备了。然而如果没有《白虎通》，也就无法知道窗和门的制度了。聂崇义所说的秦人明堂，其制度有十二阶，似乎恐怕是古代遗留下来的法度，应当也加以采用。《礼记·外传》说：明堂四面各有五门。现在考察《明堂位》说：九夷之国，在东门之外；八蛮之国，在南门之外；六戎之国，在西门之外；五狄之国，在北门之外；九采之国，在应门之外。当时天子背靠斧依，面南而立，南门之外的人，面朝北以东为上；应门之外的人，也面朝北以东为上。这说明南门之外有应门。既然有应门，那就必然有皋库、雉门了。明堂是四时居住的地方，四面相同。南面既有五门，那么其余三面也都有五门了。郑康成注《明堂位》则说：正门叫做应门。《正义》说：正门叫做应门，是因为明堂没有重门，不是路门外的应门。天子宫内有路寝，所以应门之内有路门。明堂没有路寝，所以没有路门以及路门以外的诸门，只有应门罢了。况且既然有东、南、西、北门了，又有应门，这不是重门又是什么呢？观察他的本意，应当是说把南门的文字改为应门。又只见王宫有路门，其次才有应门；现在明堂没有路门的名称，而只有应门，就认为没有重门，而南门就是应门了吗？况且路寝之前名叫路门，其次有应门；明堂不是路寝，却把内门的名称改为东门、西门，其次有应门，这又有什么妨害义理呢？况且夷、蛮、戎、狄的君主，既然在四门之外，而外面没有重门，那就是排列在郊野道路之间了？难道是朝觐的礼仪，如此草率吗？王宫是常居之所，尚且设置五门以限制内外；明堂是用来郊祀上天、效法大地、尊崇祖先、配享上帝的，却只用门来标示，这难道符合事理吗？那么四面各有四门，防备严密，是没有疑问的了。我又详细考察郑康成注《考工记》“夏后氏世室”则说：“世室，就是宗庙。”殷人重屋，则说：“重屋，就是王宫正堂或大寝。”周人明堂，则说：“明堂，就是明政教之堂。”这三者，或者举宗庙，或者举正寝，或者举明堂，互相说明以表明它们制度相同。又注《玉藻》说：“天子的庙和路寝，都如同明堂的制度。”仍然与诸儒抗辩，多方援引，坚决认为三者制度相同，后学继承他，没有人非议。我私下认为不是这样。如果路寝有四时之位，那么天子自然可以坐着听政于朔日，何必远赴明堂？如果认为尊严国正，借用祭天的庙来听政，那么事情完毕后返回，再回到路寝，居于当令之时的堂，又做什么呢？宗庙的祭祀，堂室一面就足够了，四方之堂，未曾听说有所施设。既然说明堂是用来事奉上帝的，宗庙是用来尊崇先祖的，而把自己的正寝与它们制度相同，大概不符合尊祖、事天的意思。况且郑康成的这种说法，都是出于胸臆，必定认为明堂、宗庙、路寝同为五室，三代都是如此，只是修广的尺度，因时而变。周朝鉴戒夏、殷二代，其宗庙，则效法夏朝的修广；其路寝，则取殷朝的寻尺；其明堂，则自定度筵的制度，实际上都不改变五室的格局。这种说法都不是经典所见，何必迂阔而谈？为什么不直接说周朝作宗庙则效法夏，路寝则效法殷，明堂则自定，各自寻求其制度，以昭示于世呢？莫非康成见世室有五室，既以五行推之，明堂的文字又有五室，寻求其说法而未得，及至重屋之下，都没有室的数目。于是巧言辩解，认为其制度都相同。现在，泛取诸书以确定明堂制度。凡以九分当九尺之筵，东西之堂共九筵，南北之堂共七筵，中央之地，自东至西共五室，自南至北共五室。两筵则取自《周礼·考工记》。一大室八左右个，共九室，室有四户八牖，共三十六户七十二牖，则与《大戴

译这是《礼记·盛德记》的记载。九室四庙共十三位，这是依据《礼记·月令》。四庙的正面各设一门，门旁夹着两扇窗，这就是八窗四门，这是考证于《白虎通》。十二级台阶则是采纳了聂崇义《三礼图》的说法。四面各有五门，这是斟酌于《明堂位》和《礼记》。金华唐氏说：明堂的规制虽然在经文中没有详细记载，但其制度大致还可以考证。各位儒生各自坚持自己的观点，争论不休而不能通达，起因于《考工记》。经文质朴简略，大抵是举隅互见，也是考证不够精详罢了。本朝李泰伯作《明堂定制图》，删选采纳各家异同，将《考工记》《月令》《大戴礼记》《白虎通》的说法，与郑康成、蔡邕、李谧、聂崇义之说进行校勘，比较接近了，但仍有未尽之处，也是因为对经文的考证未能完全通达。

说南北长七筵，东西长九筵，各取其一半，四堂的长度不相等，这是第一点不可行。取其一半则是三筵半，仅仅三丈一尺而已。祭祀的时候，登歌钟磬彝尊在堂上，从屋檐以内的地面只有三丈一尺，怎么容纳得下呢？况且王者在这里听朔祭天，百官列队，四海来祭，而用长三丈一尺的堂来面对他们，不也太狭隘了吗？这是第二点不可行。营造的法度，长宽高大致需要相称，用长三丈一尺的堂，而高九尺，不也太太高了吗？这是第三点不可行。王者在明堂朝见诸侯，却唯独使南北方向狭小，这是什么意思？这是第四点不可行。门窗设在堂前的柱子旁，那么诸侯的位置应当在哪里容纳呢？门户窗户设在堂的四面，在两筵之间还可以酌酒献祭、跪拜起立吗？这是第五点不可行。九级台阶记载于《考工记》，必定是十二级台阶，朝会只到应门，却一定要虚设皋库，不也太多余了吗？这是第六点不可行。用高九尺的堂来面对诸侯，而室与堂之间没有台阶的间隔，这是尊崇自己而轻视神灵，这是第七点不可行。

《考工记》中三代的制度虽然名称不同，都是明堂。其制度沿袭下来，不同的只是，夏代以步为度量，殷代以寻为度量，周代以筵为度量。夏殷高三尺，周高一筵，只是从狭小到广大，从低到高罢了。其制度从未改变。夏堂长二七，那么四面之堂都长七步了。宽是长的四分之一，那么东西九步，南北七步了。东西虽然九步，其中两个步长使得四堂的长度均等了。五室三四步，四三尺者，总计起来每面十二步，一室每面十三尺。九级台阶，是四堂各二级而大室一级。四旁两夹室，是八窗而四门，这是室中的规制。白盛白缀是窗户。白缀那么门就是赤缀了。门堂占三分之二，居于四堂的三分之二。室占三分之一，一门而二室占三分之一。夏后氏的制度很节俭。五室合方四十步，堂长仅七步，可以没有重屋了。殷人用寻为度量，那么都增加四分之一，所以殷代称为重屋，是从这时开始有重屋的。堂长七寻，与堂长二七是一样的。夏代举其两面，殷代言其一面。堂高三尺，记载其沿袭夏代。唐虞至为节俭，尚且土阶三尺。夏代的堂不高于一尺，那是郑康成的臆说，很明显了。禹卑宫室，然而又能致孝于鬼神，他不可能使明堂的制度狭隘，这是决然的。殷高三尺，说的是基座。周高一筵，说的是台阶。九尺则是四尺五寸了。周堂的高，其不三倍于殷人，很明显了。四阿是为了上圆。重屋是为了四阿。周代明堂的名称旧了。举明堂以见世室、重屋都是明堂。度量九尺的筵，那么又增加殷代长宽九分之一。东西九筵，那么宽是长的四分之一。南北七筵，即堂长二七。堂高一筵，那么再倍于殷代了。五室同夏代的五室一样。凡室二筵，那么四三步，三四尺。总计十二筵，分开则是十八尺。各位儒生不能通达，而妄自分为宗庙、路寝、明堂，于是纷纷的议论出现了。堂各居十二辰的位置，《月令》说得很明白，而说堂也在两隅，那是先儒的错误。东西九筵，南北七筵，是举每堂的长度，而说五室十二堂总在九筵七筵之内，那也是先儒的错误。

现在依据《考工记》为本，参以《月令》《白虎通》，在国都的南面画地四面方二百四十筵，在中间取方二十四筵以为五室，每室方三筵，虚其十六筵，室的两旁为窗，合计八窗，子午卯酉所虚二筵，开四门，总称为大庙，以中央四隅为五室，纵横数之为九室，四阿重屋，上圆下方，高于堂一筵前。设一阶以通明堂大庙室之外，东西虚各四筵，南北虚各二筵，占地长十筵，宽十四筵。南北之堂，宽十四筵，长七筵，高一筵。三在前，四在后，以设其门户窗户。上面为重屋，横六楹以为五间。左右个，前直三楹，如“个”字的形状。每楹间二窗一户。大庙敞其前，凡一堂为九十八窗。东西之堂也如此。四堂八个，三十六户，七十二窗。一户大庙，面各二阶，与大庙合为九阶。堂之四隅以为四阿。堂皆有门，居堂三分之一。门堂各有室，居门堂三

译这（是）其一。外面设立应门、雉门，设置两座观楼。参照《考工记》《大戴记》《白虎通》中的制度，无不合计其室、堂、门、庭的长度和宽度，不节俭也不奢侈，足以体现尊贵并供使用。以此作为天子颁布政令的宫室，用来聆听朔日政令、视察朝政并在上面宴请天帝，大概也是可以的。至于那些依据五室之说却不符合《月令》中堂的制度，谈论九室却违背《考工记》中的数量，折减东西南北的筵席而显得狭小简陋，不足以容纳朝会和祭祀的礼仪，难怪会产生分歧争论而无法决断。

明堂的制度确定，明堂的制度得以施行，所以在季秋时节将五帝与昊天上帝合祭，称为大飨。每月初一用牺牲告知该方位的帝及其神位位于明堂，以此颁布月令，称为听朔。天子背靠屏风坐在明堂，从三公到九采没有不在列位的，称为朝位。大飨在周代，配享的是文王，《我将》这首诗，与《乐记》《孝经》的说法是一致的。说明堂只祭祀五帝而不包括昊天上帝，是不懂《孝经》的人。《诗经》说天，《孝经》说上帝，那么祭祀昊天上帝是很明确的。说五室各自设在堂上，是不懂昊天上帝的人。五帝各自居于其方位，那么昊天上帝祭祀在哪个室？昊天上帝祭祀在大室，那么五帝配享的位置必定不是两个筵席所能兼容的。何况夏室的尺度是以步来衡量的呢？所以奠定方位而分为五，通计数量为九，室有门窗而没有三面墙壁，用来容纳六帝的神位并便于周旋执事。祭天用特牲，而《诗经》说“维羊维牛”，那么配享的座位有五人。帝有牢礼，明堂的礼仪比郊丘更为文饰。文王配享上帝，周朝的子孙没有改变过。《孝经》称之为“严父”，是为周公而说的。《乐记》说“在明堂祭祀而百姓知道孝道”，是为武王而说的。如果是成王以后，那么也只是祖先罢了。德行像文王那样可以配享上帝，文王已经配享上帝，那么武王即使没有配享也可以。郑玄说听朔时配享文武，这是穿凿附会的说法。他的说法认为《祭法》中的禘、郊、祖、宗都是配享天的祭祀，也是考察得不详细罢了。禘，是祖宗宗庙的祭祀；郊，是配享天的祭祀。郑氏注释大〇，祖之所自出，说祭祀感生帝，这是不可信的。虞夏禘黄帝，殷周禘喾，这就是所谓的祖之所自出。长〇大禘的诗，叙述契直到阿衡，这作为禘昭穆的祭祀，有什么可疑的？禘不是郊，那么祖宗就不是明堂，这是很清楚的。何况《祭法》中七代所更替设立的，是禘、郊、祖、宗，其余不变。难道有不变宗庙的吗？十二月各自居于其堂，只是听朔罢了，平常居住本来在路寝。堂用来居室，用来祭祀中央，不是在月朔。在这个时候在大室告知皇帝，没有可以颁布的政令，不居住在祭祀神灵的室，这是很明确的。在这里告知神灵，虽然称之为居住，也可以。在明堂之位朝见诸侯，周公处于那个位置，越靠近越尊贵。郑氏认为九采是九牧，这是不对的。门内是六服，门外是蛮夷。应门外是镇服。四塞就是蕃国，只是报告到达罢了。如果他们来了，那么位置就在九采的次序中，这是确定的。有人说古人认为明堂、大庙、辟雍制度相同而名称不同，真的吗？回答说这是起源于《大戴记》，说外面有水为辟雍，又说有人认为这是文王的庙，又说这是天子的路寝。蔡邕等人推崇这种说法，都是考察得不详细罢了。路寝不在郊外，明堂不可以作为学宫，大庙不可以作为明堂的制度，不用论述就很明确了。《大戴记》所记载的混杂有三代的礼仪，两存或者的说法，那么也不可以用决断的话来看待。古代的辟雍居中而四学居于其四旁，大室上面圆形则水有辟雍的形象。五室称为大室，而在这里祭祀文王，复庙重檐茅屋以示节俭，就有清庙的制度。外面的四堂与其户牖路门，也符合路寝平常居住。称之为路寝，就像宗庙称之为大庙。四堂及五室都有大庙的名称，古人简朴质实，不嫌用相同的词语，不是说明堂就是平常居住的寝宫。大祖的庙，世室重屋明堂制度相同名称不同，而郑氏将它们分开。明堂辟雍清庙制度有相同的地方，其实所在不同，而蔡邕将它们合并。历代不建立明堂，以及议论不决，大概由此而来。

译秦溪杨氏说：明堂，是君王的殿堂。指的是君王居住并由此发布教令的殿堂。君王所居之处，并非指君王日常居住的地方。疏家说：明堂位于国都南面丙巳方位，距离都城三里之外、七里之内。这话虽然不能作为确凿依据，但其形制必定凛然森严、肃穆清净。君王在朝见诸侯、发布教令时才居住于此，并且在此地祭祀天地、交接神明，也无愧于心。周人在明堂祭祀上帝，并以文王配享，原因就在于此。解说者竟把明堂当作宗庙，又当作大寝，又当作大学，这不必辩驳就知道是错误的了。只有《考工记》说明堂有五室，而《大戴礼记》说明堂有九室，两种说法不同。前代想要建造明堂的人，有的说是五室，有的说是九室，往往被这两种说法所迷惑，无法决断，于是便停止了。我认为五室是取五方的意义。九室则是在五方之外，必定还要具备四隅。九室的形制，比起五室来更为完备。然而君王居住在明堂，必定要顺应月令，如果真像《月令》所说的那样，那么设十二室可以吗？这又是不通的说法。只有朱子的明堂图说：青阳的左个就是明堂的左个，东面的南边即是南面的东边，明堂的右个就是总章的左个，总章的右个就是玄堂的左个，北面的东边即是东面的北边，玄堂的右个就是青阳的左个，北面的西边即是西面的北边，只是随着当时的方位开门罢了。大庙大室则是每个时节居住十八天。古人制定事物多采用井田制的遗意，这恐怕是可信的。朱子所说的明堂，想来只是一个三间九架的房子，是指五方四隅共有九室的大略而言。那么朱子的说法，难道也有依据吗？回答说：汉朝继承秦朝之后，礼经没有完整的书籍，暂且从《考工记》来看，大意大致可见。《考工记》说：周人的明堂，以九尺的筵席为标准，东西九筵为八丈一尺，说的是明堂的宽度。南北七筵为六丈三尺，说的是明堂的长度。五室象征五行的方位，有五方就有四隅，不用说也可以知道。既然有五方四隅，那么一个殿堂的地面就分裂为九室了。又怎么能贯通为一，再有九筵的宽度、七筵的长度呢？大概所谓明堂，就是通达光明的殿堂。用来朝见诸侯、施行王政的地方在这里，用来飨宴上帝、配享祖先的地方也在这里。如果不是七筵九筵的长度就不能施行。五方四隅也只是辨别方向、端正位置，随着君王居住的月份来宣告君王，居住以顺应月令，以奉行天道。这也如同所说的随着当时的方位开门一样，这是它的大略。又查考齐宣王想要毁坏明堂，孟子说：“君王想要施行王政，就不要毁坏它了。”这又是君王巡守的地方，明堂用来朝见诸侯，行政施教，不是在国都内的明堂。

从前，周公在明堂的位置朝见诸侯，天子背着斧依，面向南站立。郑氏说：“周公摄行王位，用明堂的礼仪朝见诸侯，不在宗庙是为了避开王位，天子就是周公。负的意思是背，斧依是有斧形花纹的屏风，设在门窗之间，周公在前面站立。”

孔氏说：从这一节到“之位也”一节，阐明周公在明堂朝见诸侯的意义，以及诸侯和夷狄所站立的地方。查考《觐礼》，诸侯在庙门外接受位次，这是觐见在宗庙，现在避开王位所以在明堂，说是避开成王。《释宫》说：门窗之间叫做扆，在明堂中央大室的门窗间横挂。横渠张氏说：明堂，必定是周公摄政，不说践阼，所以在这国都南面建造这个明堂来朝见诸侯，不然为什么《周官》中并不见明堂，只在《考工记》中见到。孟子说明堂，必定是齐国因为周公有明堂来朝见诸侯，以天子的礼仪自处，所以建造这个殿堂在国都中，并非周朝曾经把它设置在泰山之下。查考明堂的形制，自有十二月之政巡守，到这里也只是暂时居住罢了，哪里用得着设置这个？秦朝有明堂，因为它接近古代，得到的古意还多。门窗之间叫做扆，把殿堂的东面三分之一作为户，西面三分之一作为牖，那么中间就是墙，就是扆所在的地方。以此西北为室的深处。在郊外祭祀后稷以配享天，在明堂宗祀文王以配享上帝。天指的是昊天，上帝指的是五方帝。既然说宗祀，也是庙祭，然而在明堂，恐怕只是周公的意义，不是周礼。也是周公为成王立法，使他在这个月居住在这个室，颁布这个政令，谆谆教导的意义。像周公那样坐以待旦，哪里等待这个来施政事？应当是为后来的君主立法。后来有人说这是路寝，天子的宫城必定有路的象征，不妨在城南设置它。宗祀文王于明堂，这个礼仪恐怕只是周公摄政时所行的，不是周朝的定制。至于到了洛邑，也只有文武的庙。长乐陈氏说：成王居丧，周公位居冢宰，而百官都听从他。等到建成洛邑，辅佐成王朝见诸侯。《诗》序说朝见诸侯，是率领他们祭祀文王，那么朝见不在宗庙而在明堂，可以知道了。如果说周公代替成王接受朝见，那就错了。况且周公东征时，称王命然后前往，他居住在东方时，等待成王察明自己然后返回，那么周公侍奉成王如此，谁说敢代替他呢？代替的说法始于荀卿，盛行于汉儒，于是把“复子明辟”当作还政的事情，把“诞保

译“文武受命，只有七年”是还政的时候，这都是不了解经书的人【礼书】

译严陵方氏说：“下文说周公践履天子的位置来治理天下，那么背负斧形屏风、面向南方站立的人，也是周公。而称他为天子，是因为朝见诸侯这件事以天子为主，并非因为周公本人。周公只是代理罢了。所以政令所说的天子斧，就是黼。它的刺绣采用斧形，所以称为斧依，也就是扆。因为是人所依靠的，所以称为依。况且黼在五色中包含了白色和黑色，它的方位对应乾卦。这又表明圣人内在体现乾元的德性，万物由此获得初始。南方在十日中对应丙丁，它的方位对应离卦。这又表明圣人外在运用离明的德性，万物由此得以相互显现。”

马氏说：“依，形状像屏风，上面画着斧形，所以叫斧扆。斧，是威严、防备、割断的工具。天子希望它具有独自防备的明察，并向天下申明威严。面向南方站立，南方是阳的方向，是万物生长养育的地方。天子养育万民，也是如此。《特牲馈食礼》说：‘天子面向南方，是回应阳的意义。’周公朝见诸侯的时候，就是这样。”

新安王氏说：“周武王晚年承受天命，灭商两年后生病，周公向三位先王祷告，于是有了《金縢》这篇文献。武王去世，成王年幼，周公东征，后来诸侯来朝见。成王执政后，于是在明堂接受朝见，周公辅佐成王朝见诸侯，这是合乎礼制的。说周公代理王位，是不合礼制的。郑玄的注解可以删去。天子是成王，斧扆设在户牖之间，他的位置是王面向南方。古代接受朝见，是站立而不坐。”

三公在中阶之前，面向北方，以东为上；诸侯的位置，在阼阶的东边，面向西方，以北为上；诸伯的国家，在西阶的西边，面向东方，以北为上；诸子的国家，在门东，面向北方，以东为上；诸男的国家，在门西，面向北方，以东为上。

郑氏说：“朝位的上方，上方靠近君主的位置，表示尊贵。”

孔氏说：“这以下阐明朝位的法则。周公已经居于天子的位置，其余有两位公，而说三公，是举出国家的本来数目来说的。中阶，是面向南方的三个台阶，所以称为中。侯相对于伯为尊，所以在阼阶。阼阶靠近君主的位置。伯以下都说国，这里说位，是因为三公既然说了中阶之前，就不再说位。诸侯在各国之上，特别举出位来说，表明以下都是朝位。三公以东为上，侯比伯尊贵，所以在东边；子比男尊贵，也在东边，这是上方靠近君主位置表示尊贵的意思。”

长乐陈氏说：“《周礼》治朝的位置，孤面向东方，卿大夫面向西方；外朝的位置，左边是孤卿，右边是公侯伯子男；射人孤面向东方，卿大夫面向西方。都崇尚右边。面向东西的，都崇尚北方。路门左右的，都崇尚中间。而《明堂位》中，诸侯面向西方，诸伯面向东方，就不崇尚右边。在门东西的，以东为上，就不崇尚中间。在西门之外的，面向东方以南为上，就不崇尚北方。为什么呢？《仪礼》中诸侯朝见天子，在国都之外筑坛壝宫，上介都捧着他们国君的旗帜，放置在宫中，崇尚左边。公侯伯子男都靠近他们的旗帜站立，位置都以东为上。这是在国都之外朝见与在国都之内朝见的礼仪不同。《明堂位》与坛壝宫类似，大概也是国都之外的礼仪吧【礼书】严陵方氏说：天子称为乡，众臣称为面。与《郊特牲》所说‘君主面向南方，臣子面向北方’意义相同。提到阼阶就知道西阶是宾客的，提到西阶就知道阼阶是东边的。公尤其尊贵，所以位置在中阶之前，以回应王。以子对应男，那么子尊贵而男卑下，所以诸子的位置在门东，诸男的位置在门西。”

马氏说：“三公尊贵，所以他们的位置立于中阶之前。三公是人臣中最尊贵的，不是普通位置所能容纳的，所以不说位。诸侯说位，那么诸伯以下说位就可以知道了。东方是阳，尊贵的人居住；西方是阴，卑下的人居住。而侯的位置立于阼阶的东边，阼阶是主人的台阶，面向西方以北为上，是取其靠近天子。伯的国家立于西阶的西边，而西阶是宾客的台阶。侯尊贵而伯卑下，所以侯立于东边，而伯立于西边，面向北方以西为上，也是取其靠近天子。诸子又比伯卑下，所以位置在门东，面向北方以东为上，他们的礼仪与三公相同。诸男又次于子，所以在门西，面向北方以东为上，礼仪也与三公相同。从此往上，中国五等诸侯的朝位在门内。”

山阴陆氏说：“三公不说位，是进于位了。又有新说：孟子说周室的爵禄等级。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总共五等。用这篇经文来考察，大概是周公在明堂朝见诸侯，而这本书称为《明堂位》，那么这件事正是说他们的位。大概是天子背负斧依，面向南方站立，就是孟子所说的天子一位。三公在中阶之前，面向北方以东为上，就是孟子所说的公一位。诸侯的位置，在阼阶的东边，面向西方以北为上；诸伯的位置，在西阶的西边，面向东方以北为上，就是孟子所说的侯一位，伯一位。诸子的国家在门东面向北方以东为上；诸男的国家在门西面向北方以东为上，就是孟子所说的子男同一位。大概子男的位置同在国门而方向相同，又面向北方以东为上，那么他们的位就没有不同。与诸伯等位在三阶之前，而面向各不相同，那就不同了。”

九夷的国家，在东门之外，面向西方以北为上；八蛮的国家，在南门之外，面向北方以东为上；六

译戎国的馆舍，在西门之外，坐西朝东，以南方为上；五狄的馆舍，在北门之外，坐北朝南，以东方为上。

译孔氏说：查考《职方氏》记载：“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尔雅·释地》记载：“九夷、八狄、七戎、六蛮，称为四海。”这与《职方氏》不同的原因是，《尔雅·释地》说的是殷代的情况，而这篇《明堂位》以及《职方氏》说的都是周代的礼制。只是戎狄的数量有的说是五，有的说是六，所以郑玄回答赵商的疑问说：“《职方氏》所说的四夷，是指四方所有的夷狄；九貉就是东方的九夷，八蛮在南方，闽是蛮的分支。戎狄的数量或六或五，两篇文献记载不同罢了。”按照皇氏的说法：“九夷位于东门外之南，所以以北方为上；八蛮位于南门外之西，所以以东方为上；六戎位于西门外之北，所以以南方为上；五狄位于北门外之西，所以以东方为上。下文的九采位于应门外之西。”

长乐陈氏说：“先王对待夷狄，把他们排在后面而不排在前面，轻视他们而不尊贵他们。所以用戎人的法规来划定疆界，用翻译官来调和关系。给他们食物就给他们牲肉，让他们坐在外面；演奏音乐就不让他们扰乱雅乐，而在门外陈列。那么把夷蛮安排在东南的门外，把戎狄安排在西北的门外，是合适的。”汉代萧望之想要让单于的地位高于诸侯之上，贾谊想要用高堂深屋来安抚他们的内心，亲自斟酒并亲手喂食来打动他们的心，这大概是不懂这种礼制。

严陵方氏说：九夷是东方的夷人，所以位置在东门外；八蛮是南方的夷人，所以位置在南门外；六戎是西方的夷人，所以位置在西门外；五狄是北方的夷人，所以位置在北门外。君主代表天道，所以崇尚左边；臣子代表地道，所以崇尚右边。像三公与子男，八蛮与九采，都是面向北方而以东方为上；九夷面向西方而以北方为上；六戎面向东方而以南方为上，这都是因为以右边为尊贵。诸侯面向西方，诸伯面向东方，都是以北方为上，这是因为靠近君主为尊贵。至于五狄的国家，在北门外，按理应该以西方为上，却以东方为上，为什么呢？因为面向南方是君主的正道；面向北方是臣子的正道。所以五狄的国家，只是臣子而已，但他们所在的方位在北方，所以位置在北门外，面向南方。面向南方容易让人怀疑是君主，所以让他们与面向北方的人一样以上方为尊，以此来区别他们是臣子。马氏说：名字叫夷，是说他们轻慢而没有礼法；名字叫蛮，是说他们怠慢而没有礼法；戎是说他们喜好用兵；狄是说他们遥远而难以教化。

山阴陆氏说：“庙门叫做閍，再外面是应门，再外面是库门。南门就是所说的库门，改称为南，是对库门的美称。那么诸子的国家面向东北，以东方为上；诸男的国家面向西北，以东方为上。门就是庙门。凡是确立位次，面向北方以东方为上，面向南方以西方为上，面向东方和面向西方都以北方为上，这是正常的。现在明堂的位次，六戎面向东方以南方为上，五狄面向南方以东方为上，这与中原不同，是顺从夷狄的习惯。那么先王对待戎狄，比蛮夷更为贬低。五服中有蛮夷，没有戎狄，因此蛮夷取数较多，戎狄取数较少，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新安王氏说：“这是排列诸侯的位次，但也有错误。《周官》侯服外面有甸服，甸服外面有男服，再外面叫采服，再外面叫卫服，卫服外面才有蛮服，蛮服外面才有夷服，夷服外面才有镇服、蕃服。《周官》所说的‘六年五服一朝’，是说侯、甸、男、采、卫。营建洛邑时，称侯、甸、男、采、卫，见于《周礼》的都不包括蛮夷，而采服的诸侯却参与了。现在蛮夷戎狄的国家在宫门外，九采的国家反而在应门外。郑玄解释说：‘九采，是九州之牧。正门叫做应门，二伯率领诸侯进入，九牧在外面，纠察他们。’有什么依据这样说呢？《周官·职方氏》九服中有蛮服、夷服，而没有戎狄之服。《大行人》的职责，卫服外面有要服，而没有蛮服。郑玄说：‘要服就是蛮服。’要服外面叫做蕃国，一代见一次，又说：‘蕃国、夷服、镇服、蕃服也。’现在《明堂位》蛮夷戎狄都在门外，而夷服、镇服、蕃服又在蛮夷戎狄之外，称为四塞。经文所说的已经可疑，郑玄的注释又怎么能相信呢？”

九采的国家，在应门外，面向北方以东方为上，四塞世代报告，到这里，就是周公明堂的位次了。

郑氏说：九采，是九州之牧，掌管贡赋职事的官员。正门叫做应门。二伯率领诸侯进入。牧官在外面纠察他们。四塞，是指夷服、镇服、蕃服，在四方作为屏障的。新君即位，才来朝见。《周礼》规定侯服每年见一次，甸服每两年见一次，男服每三年见一次，采服每四年见一次，卫服每五年见一次，要服每六年见一次。九州之外，叫做蕃国，一代见一次。这明堂的位次，是周公权宜使用的。朝见的礼仪，不在此进行。

孔氏说：九州之牧称为采，是因为采集当州的美好物品进贡给天子，所以《王制》说：“千里之外叫采。”注释说：“采集美好物品来抵当谷物赋税，采也是事务。”意思是各自主管当州诸侯的事务。郑玄注释：“牧官在外面纠察他们。”是对的。明堂没有重门，这应门不是路门外的应门。《尔雅·释

译《周礼·宫人》说：“正门叫做应门。”李巡说：“宫朝南的大门，就是应门。”“应”是“当”的意思，因为正对着朝堂的正门，所以称为应门。但是天子的宫内有路寝，所以应门之内还有路门；明堂既然没有路寝，所以就没有路门；至于应门以外的诸侯，只有应门罢了。《尚书·顾命》记载：“毕公率领东方的诸侯进入应门的右侧，召公率领西方的诸侯进入应门的左侧。”因此郑玄知道两位公爵是率领诸侯进入的。既然公爵已经率领诸侯进入应门，所以大牧就站在应门外，纠察那些后来进入而礼仪不合规范的诸侯。九州之外的夷狄是四方的藩篱屏障，每一代来朝一次以报告到达，或者新王即位，或者本国君主刚刚即位，都会来朝见。郑玄引用《周礼·大行人》的条文来证明夷狄每一代朝见一次，也就是每一代来报告到达。

译严陵方氏说：应门也就是南门，不称南门，是为了显示它与八蛮有所区别。四塞，是说他们只是来报告到达而已，所以不要求他们履行朝贡的礼仪。不说明他们的具体位次，是因为顺应他们来自四方，就安排在四门之外。山阴陆氏说：《禹贡》记载五百里甸服，五百里侯服，而《周官》中甸服在左，侯服在右。《禹贡》侯服百里为采地，二百里为男服，而《周官》中男服和采地属于绥服，绥服二百里为奋武卫，而《周官》中卫地属于要服。要服三百里为夷服，而《周官》中夷地属于荒服。夏商周三代相承，到了周代，教化的影响逐渐扩大，所以如此。那么，侯服排在甸服之前，男服排在采服之前，蛮服排在夷服之前，这与《禹贡》的记载不同，是因为教化影响所及，侯愿意承担甸服的事务，男愿意承担采服的事务，蛮愿意承担夷服的事务。九采之国，大概就是所谓的要服和荒服吧？改称为“采”，也是为了夸大周公的德行，即使身处要服荒服，也愿意供给王事。四塞就是上文提到的九夷、八蛮、六戎、五狄，世代报告到达，是说随着诸侯在大朝会时一同在王朝门外觐见，因此称为“告至”。郑氏认为新君即位才来朝见，这是不对的。因为新君即位，以及新成为诸侯的人，自然应该来朝见一次，这不在大朝会的计数之内。周公摄政，避开尊位，所以明确了诸侯的尊卑次序，这是先王未曾有过的。所以说这是周公明堂的位次。

金华应氏说：朝会是重大的礼仪。明堂更是盛大的朝会。车辂在前面陈列，旗帜仪仗森然排列，钟磬挂在架上，珍宝礼物充满庭院，天子穿着礼服、拖着玉饰、穿着礼服鞋，如天般临御于上；群臣戴着冠冕、系着丝带、穿着鞋子，如星辰拱卫般聚集于下。文武百官，谁不在列，却为什么不提及呢？这是因为这里主要说的是朝见诸侯，外部的万国必定到来，那么内部的群臣自然可知。况且王宫中的显职，都是外服的重臣，他们的班次次序向来确定，不必特别记载。三公也是内部的臣子，而这里唯独将他们排在前面，是因为他们站在中阶，正对天子，没有比这更近的了；他们在前面，位居班次首位，没有比这更尊贵的了。这不仅因为他们总领王朝的各项政务，还因为他们是二伯，兼统天下的诸侯。只称三公而不提外职，是因为这关系到王朝的体制。诸侯的国家，总共一千七百七十三国，环绕站立在明堂之下，肩膀相摩，衣袖相连，几乎拥挤不堪。所以从公以下分为四等，各自按照次序，近的依次站在台阶上，远的依次站在门口，并且各自分列东西。夷、蛮、戎、狄的君主，按照方位环绕排列，站在四门之外，分列四门，那么内部为五室，可以大概想象。既有南门又有应门，是因为南门敞开不止一处，而应门则在正中与之相应。《尔雅》说正门叫做应门，所以站在正中而面朝北、以东为上位的人，也与中阶的三公相同。前面的三公，外部的九采，内部的诸侯，外部的四夷，四面而立，虽然各自方位不同，但环绕相对，没有一个人不能面对面。登上台阶，虽然各自台阶不同，但快步前进依次上升，没有一个人不拱手作揖。《周书》还有《王会》篇，所载略有不同，明堂的朝位对诸侯记载详细而对四夷记载简略，是因为圣人往往对内详细而对外简略。《王会》篇的朝位对四夷记载详细而对诸侯简略，是因为远方的人面向内而向往教化。

礼记集说卷七十八

<经部,礼类,礼记之属,礼记集说>

钦定四库全书

礼记集说卷七十九 宋 卫湜 撰

明堂的作用，是明确诸侯的尊卑。

郑氏说：“在这里朝见，是为了端正礼仪、辨别等级。”

孔氏说：想要彰显诸侯的尊卑，所以就在庄严的地方让他们朝见。《大司马》职掌中说：“设置仪仗辨别位次，以区分各国的等级。”

山阴陆氏说：“诸侯在阼阶的东西两侧，面朝北，以东为上位；诸伯在西阶的西侧，面朝东，以北为上位，这就是明确诸侯的尊卑。如果诸侯面朝北拜见天子，叫做觐；诸公面朝东，诸侯面朝西，叫做朝，这与上述情况不同。”

从前殷纣王扰乱天下，将鬼侯做成肉干来宴请诸侯，因此周公辅佐武王讨伐纣王。武王去世后，成王年幼体弱，周公践履天子之位来治理天下。六年，在明堂朝见诸侯，制定礼乐，颁布度量衡，天下大为信服。郑氏说：“脯鬼侯，是说把人做成肉干作为祭品，极其可憎。践，就是履的意思。颁，读作班。度，指丈尺的高低宽窄。量，指豆、区、斗、斛、筐、筥等容器所能容纳的多少。”

孔氏说：这一节说明周公有功勋劳绩。《周本纪》中鬼侯也叫九侯，《家语》说：武王去世时，成王十三岁。郑康成认为成王十岁。周公摄政三年，天下太平。六年才开始制礼作乐，这是因为书传中说：周公将要制礼作乐，优游三年，然后营建洛邑，以期望天下人心归附。于是四方百姓大和融洽。周公说：用劳役来展示，尚且能到来，何况用礼乐来引导呢？度量衡在六年时颁布。所以郑注《尚书·康王之诰》说：摄政六年颁布度量衡，制礼作乐，成王即位后，才开始使用。

严陵方氏说：纣王的暴乱不止于脯鬼侯，这是举出最严重的事例来说明武王讨伐的原因。《诗经》说“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凉彼武王，肆伐大商”，那么辅佐武王的不仅仅是周公，经文所说，是为了明确周公的功勋劳绩罢了。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