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集说卷九十七

译《礼记集说》卷九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

《礼记集说》卷九十八 宋代 卫湜 撰

魏文侯问子夏说：“我穿着礼服戴着礼帽聆听古代的音乐，就只怕打瞌睡；聆听郑国、卫国的音乐，就不知道疲倦。请问古代音乐为什么那样？新音乐为什么这样？”

郑玄说：“魏文侯，是晋国大夫毕万的后代，僭越礼制称诸侯的人。端，是礼服。古乐，是先王的正统音乐。”

孔颖达说：“从‘魏文侯问于子夏’到‘合之也’，阐明魏文侯与子夏问答古乐、今乐的不同。身着端冕，表明内心恭敬。端冕，是端正的冠冕。凡是冕服，其形制都是端正的幅面，袖子二尺二寸，袖口一尺二寸，所以称为端。说的是古乐为什么朴素那样，使人不贪恋？至于新乐为什么婉转美好，使人嗜爱而不知疲倦？”

长乐陈氏说：“音乐对于天下，适中则和谐，过度则淫邪。所以黄帝的《咸池》，尧的《大章》，舜的《韶》，禹的《夏》，殷汤的《濩》，周武王的《武》，它们的声调足以让人快乐而不流于放纵，它们的文采足以让人称道而不枯竭，这就是所说的适中则和谐，古乐的和谐啊。郑国的音乐喜好泛滥，宋国的音乐宴乐女色，卫国的音乐急促细碎，齐国的音乐傲慢邪僻，轻慢容易而违犯节度，沉溺而忘记根本，这就是所说的过度则淫邪，新乐的淫邪啊。庄子说：‘宏大的声音不入里巷之人的耳朵，折断黄华，就哈哈地笑，难道说的是这个吗？’大概文侯对于古乐，则在其外，而只怕打瞌睡；对于新乐，则在其内，而不知道疲倦。这就是他的问话之所以有彼此之辞的原因。诸侯端正地祭祀，就穿端冕，端冕是诸侯的祭服。文侯穿着祭服听音乐，就像桧君穿着朝服逍遥自在，他喜好郑卫之音，不是太严重了吗【乐书】”

延平周氏说：“古乐和谐而雅正，感动人很深。只有心意真诚的人知道它之所以让人快乐。新乐淫邪而靡靡，进入人内心容易，所以听它声音的人不知道疲倦。”

庆源辅氏说：“古乐，是古人的心声；今乐，是今人的心声。心不古，却让他听古人的音乐，这就像把大羹浊酒陈列在贪食者面前，他不唾弃，已经是幸运的了。”

子夏回答说：“现在那古乐，进时行列整齐，退时行列整齐，和谐端正而宽广。笙、簧等乐器配合，等待击打拊和鼓，开始演奏时击鼓，结束混乱时击金，治理混乱时击相，迅疾时击雅。君子在这个时候谈论，在这个时候称道古事，修身齐家，平均天下。这是古乐的和谐啊。”郑玄说：“旅，犹俱也，俱进俱退，说的是整齐划一。和正以广，没有奸邪的声音。防，犹合也，皆也，说的是众乐都等待击打拊和鼓才演奏。”《周礼》太师职说：“大祭祀，率领盲人登堂击鼓，命令演奏击拊；下管播乐噐，命令演奏鼓朄。”文，指鼓；武，指金。相就是拊，也用来节制音乐。拊，用皮革做外皮，里面装上糠。糠一名相，因此用它命名。现在齐地有人称糠为相。雅也是乐器名，形状像漆筒，里面有椎。孔颖达说：“这段经文阐明子夏回答文侯古乐的体制。说古乐进退如一而不参差，乐音和正宽广而没有奸邪的声音。笙、簧等乐器，虽然众多，必须配合保守等待击打拊鼓。拊就是鼓之类，击鼓必击拊。”郑引《周礼》大师职说：“大帅登歌，命令演奏时先击拊；下管命令演奏时先击朄。”证明这段经文击拊。始奏以文，是说开始演奏时先击鼓；复乱以武，是说舞毕反复整理，想要退下时则击金铙。金属西方，可做兵刃，所以为武。鼓主发动众音，所以为文。治乱以相，是说相用来辅助音乐整理混乱。说治理奏乐时先击相。讯疾以雅，是说舞者迅疾时演奏此雅器来节制。君子在这个时候谈论，说乐的道理；道古言，君子作乐时也说古乐的道理。君子既闻古乐，近修其身，次及其家，然后平均天下。长乐陈氏说：“旅的意义，生于师旅之旅，其陈列足以成列。所谓进旅退旅，岂不是行其缀兆，要其节奏而进退成列吗？”以广而后和正，虽广而不容奸。进旅退旅，进退得齐；和正以广，志意得广。又作之堂上，琴瑟之；作之堂下，匏笙之。堂上非特琴瑟，又防守拊焉；堂下非特笙簧，又防守鼓焉。维清奏象舞其文也，武奏大武其武也。文先之，武次之，有安不忘危之意，而揖逊征诛之义尽矣。干羽之舞，杂然并奏，容有失行列而不治，甚疾速而不刺者矣，是故治乱以相，有文明以节之，使之和而不流也。讯疾以雅，有法度以正之，使之奋而不拔也。乐终于舞，如此则乐终而德尊。故明乐之君子，于是语以告之道。古以明之，而君子小人未有不好善而听过者矣【乐书】又《礼书》说：“说防守拊鼓，则众乐待其动而后作。”既曰防守拊鼓，又曰治乱以相，则相非拊也。郑氏以相为拊，误矣。拊书谓之搏拊，《明堂位》谓之

译拊搏，大概是因为它有时击打有时拍抚，没有固定的先后顺序。《尔雅》说：“和谐的音乐叫做节。”有人说节就是相。《周礼》说：“笙师掌管教授舂牍和应雅，用来教授祴乐。”大概乐的意思是正，宾客出来时演奏舂雅，是希望他们即使喝醉也不失端正；乐工跳舞时演奏雅乐，是希望他们即使迅疾也不失端正。宾客出来时演奏雅乐有祴乐，那么乐工跳舞时演奏雅乐，也是各自配合舞蹈的曲调吗？

译延平周氏说：“进退像军队一样整齐，是说它整齐而有仪态；和谐端正而广大，是说它美好。匏、笙、簧等乐器，配合着拍板、鼓声，是说它有序。开始演奏时以文乐为主，是根本于仁；再次演奏时以武乐为主，是用义来节制。‘相’和‘雅’都是乐器的名称。因为它们能调节音乐的节奏而能治理混乱，就有‘相’的道理，所以称之为‘相’。因为它们能顺应音乐的节奏，演奏而不失于雅正，所以称之为‘雅’。古代音乐的创作就是这样。所以君子在音乐结束后谈论，现在就有条理；讲述古事就不违背，修身齐家，平均天下。这就是它之所以被称为古乐的原因。”

严陵方氏说：“进像军队，退像军队，是说进退的整齐，如同军队的阵势。音乐用来交流欢乐，军队用来抵御灾难。在交流欢乐的时候，却像抵御灾难那样整齐，那么君子的音乐，难道会至于荒淫而产生祸患吗？所以进退一定要像军队一样。和谐足以合于生气，端正足以感动顺气，这都是说音乐的声音。匏、笙、簧，是列举八音之乐，这都是说音乐的乐器。开始演奏以文乐为主，是说击鼓而发出鼓声为阳，所以称之为文；再次演奏以武乐为主，是说击铙而退，铙声为阴，所以称之为武。复乱，是说再次有所治理。治理混乱而使之条理，是用来辅助音乐的和谐，所以说‘用相来治理混乱并询问’；急促而使之有节奏，是用来纠正音乐的过失，所以说‘用雅来询问急促’。讯也是治理的意思。语，就是大司乐所说的乐语。道古，就是语。因为所作的是古乐，所以接着讲述古事。郑氏解释乐语说：‘道，是说古事来制约今事’，大概说的就是这个。修身齐家，平均天下，是说雅乐足以达到这些。古乐的〇，是说音乐的〇在事情上的表现就是这样。平是说没有上下的偏颇，均是说没有远近的差异。”

庆源辅氏说：“这‘进旅退旅’四个字，形容古乐已经尽善尽美。和谐而不流于放纵，便有广大的意思。开始演奏以文乐为主，再次演奏以武乐为主。这就是所谓的一张一弛。”

马氏说：“开始演奏以文乐为主，就是所谓先击鼓来警戒。再次演奏以武乐为主，就是所谓再次演奏武乐来整顿归队。语，就是所谓歌唱之后用言语来成全它。古人在军队中说话，而所说的话，是讲述父子、君臣、长幼的礼节，而符合德音的极致。说完之后又有讲述古事，讲述古事，是讲述上古的治理，而用来阐明制作音乐的本意。”

横渠张氏说：“治理混乱用五成来划分的时候，周、召的事迹所以用‘相’来讲述。相，是乐器的名称，但因为周、召的事迹而命名，用来记录它的节奏。询问急促用‘雅’是〇〇的事迹。雅也是乐器的名称，雅既然为正，必在中间位置，当〇〇蹈厉的时候，也用这个物品来记录它的节奏。雅，是正的意思，所以用文王为大雅，出车还率为小雅。治理混乱用相是周、召所作，询问急促用雅是太公在军队中所作。语是说：‘只是谈论音乐，言语不涉及其他，饮酒射箭的时候也应当这样。’”

蓝田吕氏说：“询问急促用雅，击打雅来任命，是舞者的前进。治理混乱用相拍击，相用来治理舞者的混乱。舞者的前进，用来象征〇〇蹈厉，不可迟缓。舞蹈既急促，行列不能没有混乱，所以武乱都坐下拍击相来调节它，使行列端正，再次不可急促。所以询问急促是太公的志向，志向在于讨伐商朝而不可失；治理混乱是周、召的事迹，归马散牛，不再用兵，用礼乐来教化他们。”

濂溪周氏说：古代圣王制定礼法，修明教化，三纲端正，九畴有序，百姓大和，万物顺从。制作音乐来宣发八风之气以平定天下人的情感。所以音乐声音淡泊而不伤害和谐，不〇。进入耳朵，感动心灵，无不淡泊且和谐。淡泊则欲望之心平和，和谐则躁动之心消散，优柔平中，是德行的盛大。天下化于中，是治理的极致。这叫做道配天地，是古代的极致。后世礼法不修，刑政苛杂紊乱，纵欲败坏法度，下民困苦。认为古乐不值得听，代替变化出新声，妖〇愁怨，道欲增加悲伤，不能自止。所以有贼君弃父，轻生败坏伦理不可禁止的情况了。唉！音乐，古代用来平定人心，现在用来助长欲望；古代用来宣发教化，现在用来增长怨恨。不恢复古礼，不改变今乐而想要达到大治，相差太远了。

现在的新乐，进俯退俯，奸邪的声音泛滥，沉溺而不停止。以及俳优、侏儒、猕猴混杂男女，不知道父子。音乐结束不能谈论，不能讲述古事。这是新乐的〇。

郑氏说：“俯，就是曲。说不整齐一致。滥，是窃取。沉溺而不停止，声音淫乱，没有办法治理。獶，是猕猴。说舞者像猕猴嬉戏。扰乱男女的尊卑。獶，或者是优。”

孔氏说：这段经文阐明子夏回答文侯关于新乐的体貌。新乐是说今世的〇乐。俯是说俯身弯腰曲折，行伍杂乱，奸邪的声音泛滥窃取不正，人们贪恋沉溺不可禁止。制作音乐的时候，以及有俳优、侏儒短小的人跳舞嬉戏，像猕猴间杂男女，不再知道有父子尊卑的礼节。既然与古乐违背，音乐虽然结束，不可以讲述古事。延平周氏说：进退都俯身，没有仪态；奸邪的声音泛滥，不和谐端正；沉溺而不停止，不是用来广大的；以及俳优、侏儒、猕猴混杂男女，不知道父子，没有秩序。音乐结束而谈论现在，就没有条理；

译如果一味复古，就会违背时宜。这就是它之所以被称为新乐的原因。

译严陵方氏说：“屈伸俯仰，是乐的仪容表现。一屈一伸，一俯一仰，乐才形成仪容。如今进退都是俯身，这哪里是乐的仪容呢？”邪僻的声音之所以能感动逆乱之气，是因为像郑声那样喜好泛滥，像文侯所问的音乐那样沉溺，言语放纵而不知道返回。倡优侏儒，都是把乐当作游戏。獶，就是猿猴。游戏像猿猴那样没有分别，所以说獶混杂在男女之间，獶混杂所以不知道父子。父子，是人伦中最重要的关系。不知道父子，所以乐最终不可以用来谈论，不可以用来阐述古道。

马氏说：“声音既然因为泛滥而失去节制，又混杂了侏儒、女子，那么乐的淫邪就更严重了。谈论是指谈论君臣父子的节制，而不知道父子，那么乐最终就不可以用来谈论古道。古代阐述治理，古代兴盛，而淫邪的声音兴起于乱世，那么对于古代就没有什么可阐述的。”

山阴陆氏说：“恶不会突然加剧，泛滥之后才会沉溺；沉溺而不停止，然后逐渐混杂于猿猴般的混乱，这就叫做反常。”

庆源辅氏说：“进时俯身退时俯身，有惭愧抵触的意思。他说：‘古乐的仪容像那样，新乐的仪容像这样’，让文侯自己领悟，这是子夏善于启发君主的原因。”

现在君主所问的是乐；所喜好的是音。乐与音相近而不同。

郑氏说：“说文侯喜好音，而不知道乐。铿锵之类的声音，都称为音；符合音律才称为乐。”

孔氏说：“古乐有音声律吕，今乐也有音声律吕，这是乐与音相近的地方。乐则是德行端正声音和谐，才称为乐；音则是心意邪僻声音混乱，不能称为乐。这是不同的地方。”

长乐陈氏说：古代把有德行的声音称为乐，如今把沉溺的声音当作乐，那就不是乐了，只是泛滥的声音罢了。所以乐与音固然相近而不同。文侯所问的是乐，所喜好的是音，这是知道音而不知道乐，只是普通百姓的看法罢了。孔子厌恶郑声扰乱雅乐，等到颜渊问如何治理国家时，告诉他用韶乐舞蹈。子夏所学的是孔子，所以一定要探究事物的两端来详尽陈述扬善抑邪的道理。孟子因为齐王不能与百姓同乐，所以告诉他今乐如同古乐，用来引导他进步。子夏因为文侯喜好音而不知道乐，所以回答他今乐不同于古乐，用来抑制并攻讦他【乐书】

严陵方氏说：“有了音然后才有乐，那么乐与音相近，而构成乐的不仅仅是音，所以说相近而不同。”

马氏说：情感在心中激动，所以表现在声音上。声音相互应和，所以产生变化。变化形成规律，称为音。配合音而演奏，加上干戚羽旄，称为乐。那么乐与音，大概是相近而不同的。至于子夏的意思，则与此不同。大概文侯所问的，虽然是先王的雅乐，但他心里所存的，却是郑卫的淫声。这是子夏说郑卫的淫声不足以称为乐，而只能称为音的原因。孟子说：今乐如同古乐，在于与百姓同乐罢了。防备其实质，那么古今之乐不同，就像天地差异一样。

庆源辅氏说：“先说声乐的不同，后又说君主所喜好的是沉溺之音，这是逐渐纠正他。不然，文侯就不会再问了。”

文侯说：“请问怎么样？”子夏回答说：“古时候天地顺遂，四季适宜，百姓有德行而五谷兴旺，疾病不发作而没有妖异吉祥，这就叫做大当。然后圣人设立父子君臣，作为纲纪。纲纪既已端正，天下就大大安定。天下大大安定，然后校正六律，调和五声，歌唱诗颂，这就叫做德音。德音就叫做乐。《诗经》说：‘他的德音，他的德行能够显明，能够显明能够类推，能够长久能够做君主，称王于这个大国，能够顺从能够辅佐，辅佐文王，他的德行没有悔恨，既已承受上帝的福佑，施及子孙。’说的就是这个。”

郑氏说：“请问怎么样是想了解音乐不同的意思？德音，是有德行的声音，就是所谓的乐。德行端正应和叫做莫，照耀四方叫做明，勤勉施予无私叫做类，教诲不倦叫做长，庆赏刑罚威严叫做君，慈爱和谐普遍服从叫做顺。俾应当是比的误字。选择善行跟随叫做比，施延是延长的意思。说文王的德行都能这样，所以承受天福，延及后世。”

孔氏说：这一经阐明子夏与文侯问答古乐的正道。大当当是指不失去其所。查考《礼纬含文嘉》说：“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是三纲。”各位父亲有善，各位舅舅有义，族人有次序，兄弟有亲情，师长有尊严，朋友有旧谊，这是六纪。歌唱诗颂，是指用琴瑟伴奏歌唱这些诗颂。经文引用《诗经》说：“《大雅·皇矣》”这一篇。郑注：“德行端正应和以下，都是昭公二十八年《左传》的文字。”《诗经》说王季的德行，既已端正天下，应和所以他的声音莫然而宁静，他的光明可以照耀四方，施惠勤劳，不私于己，广及同类，教诲不倦，能为人师长；庆赏刑罚威严，能与人做君主，所以能称王于这个大国。慈爱和谐普遍服从，又能择善而从。王季的德行如此，可以比拟文王，没有可耻悔恨。《左传》引用这首诗，都认为是文王，说比较文王的德行，事事都美好，没有可悔恨的。与《诗经》文字互相意思有别。王季既已承受天福，以遗子孙，子孙拥有天下。《诗经》说：“德音”，就是这一经所说的。

长乐陈氏

译说：天地顺应规律而运动，那么四季就不会有差错。这是天地顺从道理，然后四季各自符合其应有的次序。百姓有德行，这是人际的和谐。五谷兴旺，这是天地和谐相应的表现。像这样灾害就不会产生，也就没有疾病；祸乱就不会兴起，也就没有怪异和吉祥的征兆。综合这些方面，没有一处不恰当，那么天、地、人三才的道理就得以实现，这难道不叫做“大当”吗？然后内外相互维系，法纪纲常端正，那么天下的变动就能坚守正道而达到大定。《易经》中《既济》卦的根本在于刚柔得正且位置恰当，《家人》卦在于家道端正，最终都归结于天下安定。既然天下大当，礼就可以推行；天下大定，乐就可以制作，这本来就是合适的时机。在这之后，校正六律使它们和谐，调和五声使它们符合音律，用琴瑟演奏，用诗歌歌颂，那么中正之音所达到的地方，无不是盛大德行的体现。这难道不算是德音之乐吗？《周书》说“周朝世代修养德行，没有谁比得上文王”，《诗经》中形容文王德行的，没有比《灵台》更好的了，而《灵台》所赞美的，也不过是钟磬架上的装饰、大鼓和钟磬，盲人乐师演奏公室之乐罢了。既然这样，文王的音乐，难道不是源于德音吗？【乐书】严陵方氏说：天气下降而地气不响应，地气上升而天气不响应，像这样就是逆乱，不叫做天地的顺从。春天有时雪霜严寒，夏天有时草木凋零，像这样就是差错，不叫做四季的恰当。百姓有德行，是因为他们有恒定的产业，所以有恒定的心态。五谷兴旺，是因为气候调和、年成丰收。疢是热病，妖就是《左传》所说的“地反常物为妖”。祥与“亳有祥”的祥相同，疾疢是加诸于人的灾害，妖祥是加诸于物的灾害。疾疢不产生而没有妖祥，凡是这类情况，就知道天地之间极其细微详尽之处，没有不符合道理的。所以说：这就叫做“大当”。颂是赞美盛大德行的表现，用琴瑟演奏、用诗歌歌颂，所以说：这就叫做“德音”。乐是德行的光华，所以德音就叫做乐。

译马氏说：天地运行顺应，四季更替得当，以至于疾疫不兴、灾异祥瑞都不出现，这是说和谐达到了极致。只知道和谐而一味追求和谐，不用礼制来节制，那就不足以称为真正的快乐。所以确立父子、君臣的关系作为纲纪。纲纪端正了，天下就大大安定。由父子关系推演，就穷尽了亲疏的次序；由君臣关系推演，就穷尽了贵贱的等级。疏远的人不能介入亲近的关系，卑贱的人不能觊觎尊贵的地位，这样上下的意志就安定了。大的称为纲，小的称为纪。《尚书》说：“如同网有了总绳。”《礼记》说：“纪散乱了众人就混乱。”那么纲纪，就是众多目网的总绳。纲纪端正了，就没有什么不端正的了。所以说确立父子君臣的关系，最终达到天下大定。从天地顺遂、五谷丰登，一直到天下大定，那么和谐与节制就无所不备了。然后把和谐与节制的意蕴寄托在形体、名称、度数之间，所以校正六律，调和五声，歌唱诗颂，这叫做德音。德音就叫做乐。德音，是说它有德行的音乐。然而确立君臣父子的关系，一定在天地顺遂、五谷丰登之后，这是因为天地四季失去其恰当，五谷失去其丰登，那么人们只求保全性命都恐怕不够，哪里有空闲去治理礼义呢！《诗经》所说的“莫其德音”，并不在于音乐，而《礼记》用音乐来谈论，这是因为解说《诗经》的人不因为文字而损害词句，不因为词句而损害意义。《礼记》说：“不明于善，就不能诚于身。”克明，是说明于善。类也是善。《尚书》说：“自底不类。”这是说止于善。克长，是说他的德行可以统领他人；克君，是说他的德行可以主宰他人。可以统领他人，可以主宰他人，然后才能称王于这个大国，而能够顺从、亲附。克顺，是说民众顺从而不违逆；克比，是说民众辅佐而不二心。这是大王（太王）的道。而相比文王，他的德行又不止于此。所以他的德行没有悔恨，没有悔恨，是贤人的事。没有悔恨就是圣人了。他的德行达到没有悔恨，那么向上有承受上天福佑的凭借，向下有施恩泽于后世的凭借。所以说：“既承受上天的福佑，施及子孙。”所有这些，都是因为那安然清净的德音达到了这样的境界。

庐陵胡氏说：“父子是纲纪，闺门是君臣，纲纪朝廷。《礼纬》引用三纲，是不合经典的言论，现在不予采纳。”

庆源辅氏说：纲纪端正而天下大定。大概天下有了秩序然后安定，音乐有了安定然后制作。校正六律，然后可以调和五声；调和五声，然后可以歌唱诗颂。诗就是现在的国风，雅颂就是现在的三颂。这首诗虽然讲德音而不讲乐，但既然说德音就叫做乐，所以可以引为依据。总之，乐的功效也可以达到这个境界，这是子夏可以谈论《诗经》的一个方面。

讲义说：“父子、君臣，是人伦中固有的，而说‘作为’，为什么呢？人固然有父子，未必有父子之恩；人固然有君臣，未必有君臣之义。一定要等待圣人制定礼制，来阐明它。如《尚书》所说的‘敕我五典，五惇哉’，这就是纲纪端正了。人伦既然端正，天下还有什么事呢？所以说‘大定’。”

现在君主所喜欢的，大概是溺音吧？文侯说：“请问溺音是从哪里产生的？”子夏回答说：“郑国的音乐喜好放纵，使心志淫邪；宋国的音乐安于女色，使心志沉溺；卫国的音乐急促，使心志烦乱；齐国的音乐傲慢邪僻，使心志骄纵。这四种，都淫于女色而有害于德行，所以祭祀不用它们。”

郑氏说：“君主所喜欢的，大概是溺音吧？”是说没有文王的德行，那么所喜欢的就不是乐。文侯问：“溺音从哪里产生？”玩习久了，不知道从哪里产生。郑、宋、齐、卫四国都产生这种溺音，滥是窃奸之声。燕是安。《春秋传》说：“怀安，实在败坏名声。”趋欺，读为促速声之误。烦是劳。祭祀者不用淫乐。

孔氏说：这段经文是子夏与文侯问答溺音产生的原因。滥窃是说男女互相偷情，郑国乐音喜好滥窃，是淫邪的心志。溺，是沉没。宋音所安惟女子，所以使人志沉溺，即前面所说的沉溺而不止。郑音喜好滥窃，宋音安于女色，其事是一，而为别音者，滥窃非自己配偶，别相淫窃。燕女谓自己的妻妾，安于女色而已，所以区别于好滥。上面说郑卫之音，那么郑卫也是淫声。又这里说四者都淫于色，是卫与齐都是淫声，而经文只说卫音趋数烦志，齐音敖辟乔志，不说女色者。查《诗经》有《桑中》《淇上》，是淫佚可知，那么淫佚之外，更有促速烦志。齐诗有哀公荒淫怠慢，防公淫于妹亦女色之外，加上傲慢骄纵，所以总称为溺音。

延平周氏说：“德音则能善其志，而溺音则能乱其志。”

长乐陈氏说：“志淫则心荡，志烦则心乱，志溺则心下，志乔则心高，都不是中声所止，不是用来作为德音之乐的原因。”大概乐所以放荡，也所以诲淫，所以彰显德行，也所以败坏德行。所以放荡彰显德行，是古乐的正道【乐书】

马氏说：“郑音喜好放纵，而使人之志淫；宋音安于女色，而使人之志溺；卫音急促，而使人之志

译烦乱；齐国的音乐傲慢乖僻，使人的心志高傲。祭祀所使用的音乐，在于和谐与恭敬。郑国的靡靡之音、宋国的沉溺之音，就失掉了恭敬；卫国的烦乱之音、齐国的高傲之音，就失掉了和谐。因此不能将它们用于祭祀。」山阴陆氏说：「前面说的是所喜好的是雅正之音，现在却说是所喜好，难道是那些溺音吗？这是引导国君逐渐走向邪路。大概言辞并不迫切，但心意已经坚定。至于古人，大多如此。四种音乐中，使心志迷乱的最严重，使心志沉溺的次之，使心志烦乱、使心志高傲的又次之。」

译庆源辅氏说：“既然提到了德音，却没有提及溺音，却说‘君王所喜欢的，莫非是溺音吧’？‘乎’是表示疑问的语气词。这是为了引起魏文侯的提问，然后再向他解释。如果不这样，魏文侯就会像周宣王那样勃然大怒。四国的音乐，在当时就是这样的。宋国的音乐，莫非是商纣王遗留下来的吧？”

《诗经》说：“肃肃雝雝，和谐鸣唱，先祖神灵听闻。”那肃肃，是恭敬的意思；雝雝，是和谐的意思。用恭敬与和谐来行事，有什么事情不能成功呢？

郑氏说：“这是说古代的音乐既恭敬又和谐，所以没有事情不能使用。而溺音则无处可用。”孔氏说：“这段经文，是子夏再次向魏文侯阐明正乐的道理。这首诗出自《周颂·有瞽》篇，说音乐恭敬和谐地鸣响，先祖的神灵听闻并顺从。如果将其应用于政治教化，有什么事情不能成功呢？”

长乐陈氏说：古代音乐的基调，肃肃地体现恭敬，并用礼来节制；雝雝地体现和谐，并用义来节制。这样就能对外不流于淫邪之色，对内不损害道德，将其推行于天下，有什么事情不能成功？何况用于祭祀，先祖神灵难道不会听闻吗？《尚书》说八种乐器和谐协调，不相扰乱次序，神与人因此和谐，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严陵方氏说：肃，属于阴事，而礼由阴产生，以恭敬为主；雝，属于阳道，而乐由阳产生，以和谐为主。孔子说：“知道和谐而追求和谐，不用礼来节制，也是行不通的。”所以说：“用恭敬与和谐来行事，有什么事情不能成功？”乐中的礼，在这里就体现出来了。周文王在宫中雝雝和谐，在宗庙肃肃恭敬，就是这样而已。

作为君主，谨慎对待自己的喜好和厌恶就可以了。君主喜欢什么，臣下就会去做；上级实行什么，百姓就会跟随。《诗经》说：“引导百姓很容易”，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郑氏说：“诱，是引导的意思。孔，是很的意思。说百姓跟随君主的喜好和厌恶，引导他们向善，没有困难。”

孔氏说：“这段经文，是子夏劝勉魏文侯谨慎地推行古乐，以此来教化百姓，百姓没有不听从的。”引用了《诗经·大雅·板》篇。

严陵方氏说：“说君主谨慎对待自己的喜好和厌恶，是为了警戒魏文侯喜好溺音的缘故。‘君’指其人，‘上’指其位。”

马氏说：郑卫之音，其效果竟然达到那样的地步；而和谐与恭敬，其效果竟然达到这样的地步。那么作为君主，喜好和厌恶不可不谨慎。君主是臣下的倡导者，上级是下级的表率。臣下听从君主而和谐，下级观察表率而行动。庐陵胡氏说：喜好和厌恶，是指喜好古乐、厌恶新乐。诱，是指引导他们。

然后圣人制作了鞉、鼓、柷、敔、埙、篪，这六种是德音的乐器。然后用钟、磬、竽、瑟来调和它们，用干、戚、旄、狄来舞蹈。这是用来祭祀先王宗庙的，用来进行献酒、酬答、漱口、回敬等礼仪的，用来使官职次序、贵贱等级各得其所的，用来向后世显示有尊卑长幼秩序的。

郑氏说：这六种乐器作为根本，因为它们的音质质朴。柷、敔就是柷和敔。埙、篪，有的版本作簨虡。官职次序、贵贱等级，是指尊卑。乐器排列的数目有差别。孔氏说：这段经文论述圣人制作道德之音，以向后世展示。柷的形状像漆筒，里面有椎。敔的形状像伏虎，背上有二十四齿。篪有七个孔，埙有六个孔。埙是用烧土制成的，大如雁卵。鼗像鼓但较小，拿着柄摇动，旁边的耳自动敲击。鼓是皮革做的，柷敔是木头做的。它们的音质朴素，所以《国语》中单穆公说：“革木一声。”注释说：“一声是指没有宫商清浊的区别。”既然用质朴作为根本，然后用钟磬竽瑟华美之音来赞和，使文质相杂。干是盾牌，戚是斧头，狄是羽毛。声音既具备文质，又用干戚旄羽来舞动，就可以用于宗庙之中。如果音乐演奏九变，鬼神就会降临。又用于宗庙中，以接待宾客。宾客进入，演奏《肆夏》，直到饮酒完毕音乐结束，孔子多次赞叹的就是这个。又用音乐在朝廷上区别尊卑，使各得其所。天子用八佾，诸侯用六佾，就是这个道理。如果听到音乐就知道道德，施之于子孙，就是向后世展示让他们听闻，没有不和顺的，没有不和亲的，这就是有尊卑长幼的秩序。

长乐陈氏说：“圣人制作音乐，用来规范各种声音的，寄托在象征上；用来考察各种度数的，寄托在器物上。所以制作皮革作为鞉鼓，而鞉是用来起始奏鼓的；制作木头作为柷敔，而敔是用来停止合乐的；制作土作为埙，而开始有所倡导；制作竹作为篪，而最终有所和谐。那么摇动鞉而鼓跟随其中声以起始，敲击柷而敔停止其中声以节制，吹奏埙而篪应和其中声以和谐。大概歌唱诗颂，中声所停止的地方，称为德音；那么鞉鼓柷敔埙篪，是中声所发出的地方，称为德音之音，不也很适宜吗？”圣人既制作了这六种乐器，以寄托德音之乐，又超越它们用金石制作钟磬，用匏丝制作竽瑟，用来调和声音；舞武乐用干戚，舞文乐用旄狄，用来动作仪容。那么八音和谐协调，不相扰乱次序，神与人怎么会不和呢？这就是用来祭祀先王宗庙，而幽深足以与神交流；献酒酬答，而光明足以与人交流；推行于当时，而官职次序、贵贱等级没有不得其所的；展示于后世，而尊卑长幼没有不得其序的。乐在器物中，以鼓为君，以相为相；在声音中，以宫为君，以商为臣；歌在上而贵，舞在下而贱。凡是道理在乐中显现的，未

译其中没有寄托贵贱、尊卑、长幼的意味。这是音乐所追求的快乐，而礼制也未曾不在其中施行。不称柷敔而称椌楬的原因是，柷以中空为功用而发出声音，所以又称作椌；敔以伏虎为形状而声音止息，所以又称作楬。大概声音发出时，音乐由此和谐；声音止息时，音乐由此停止，这也体现了阴阳的道理。《尚书》说：“和谐与止息由柷敔来掌控。”

译严陵方氏说：“鞉和革属于金木土竹丝匏土中的革音，椌和楬属于木音，埙属于土音，篪属于竹音。至于钟属于金音，磬属于石音，竽属于匏音，瑟属于丝音。这八类乐器的音律大致齐备了，再加上干戚、旄狄等舞具来配合舞蹈，于是音乐就完备了。因此足以在祭祀先王的宗庙时使用，就像下面所说的各种事情一样。”献、酬、酢参见《乡饮酒礼》中关于酳的解释，也就是后面所说的“执爵而酳”，这是献、酬、酢所共同使用的礼仪。尊卑是从上下位置来说的，长幼是从先后顺序来说的。在礼乐的场合，尊贵的人在上，卑贱的人在下；尊贵的人常常在先，卑贱的人常常在后。所以官职的次序根据贵贱各自得到适宜的安排，足以向后世展示尊卑长幼的秩序。官序就是次序，因为根据他们所主管的事务，所以说“有的经文提到干戚羽旄，有的提到钟鼓，有的提到干戚羽籥，有的提到干戚和歌，有的提到干戚旄狄”，它们的说法各不相同，为什么呢？因为干戚、干钺都是武舞，羽旄、羽籥、旄狄都是文舞。干是盾牌，戚是斧头，钺是大斧，干用来保护自己，戚和钺用来战胜敌人，武舞的事情就是这样罢了。旄用来表示仁爱，羽用来表示装饰，籥是六律所生成的乐器，狄是具备五种颜色的舞具，文舞的事情就是这样罢了。所列举的虽然各不相同，但都是为了体现文武之事，其主旨是一致的。

钟声铿锵，用来确立号令；号令用来确立气势，气势用来确立武勇。君子听到钟声，就会想到武臣。磬声清越，用来确立明辨；明辨用来使人效死。君子听到磬声，就会想到为国捐躯的臣子。丝弦声哀婉，用来确立廉洁；廉洁用来确立志向。君子听到琴瑟的声音，就会想到有志义的臣子。竹管声泛滥，用来确立防范；防范用来聚集众人。君子听到竽、笙、箫、管的声音，就会想到善于积蓄的臣子。鼓鼙的声音喧闹，用来确立行动；行动用来激励众人。君子听到鼓鼙的声音，就会想到将帅之臣。君子听音乐，不仅仅是听其铿锵悦耳而已，那声音也与他的心意相契合。

郑氏说：“号，就是号令，用来警示众人。横，就是充满，指气势充满。石声磬磬，‘磬’应当是‘罄’字的误写。辨，指在节义上分明。廉廉，指棱角。滥的意思，就像揽聚。防，也就是聚。聚有的版本作‘最’。讙用来确立行动，听到喧闹声则人的心意就会行动。讙有的版本作‘欢’，动有的版本作‘勋’。有所合，指用声音合成自己的志向。”

孔氏说：“这一节论述乐器声音各不相同，君子听到后，会想到所任用的臣子。金钟的声音铿锵，坚固刚强，所以可以兴起确立号令，号令威严，那么军士的气概就充满，武事就可以确立了。石声轻清，所以罄罄然，能够分明辨别，既然能够明辨，节义就不怕死。哀，指哀怨，丝声婉妙，所以哀怨而哀，所以能确立廉隅，不超越本分，从而自立其志。竹声既然揽聚，所以能确立会合，以聚集众人。笙用匏制成，却列在竹声之中，是因为笙以匏为体，插入竹管，匏竹兼有，所以笙的类别归在竹中。鼓鼙的声音，使人意动，所以能激励众人。这五种声音各不相同，所确立的事也不同，事情随着声音而起，这是声音能确立事理。君子指懂得礼乐情理的人，听到声音就能通达事理，不仅仅是听其音声铿锵而已。那乐声也与自己的志意相合成。”

横渠张氏说：“所谓至诚能感动金石，只是因为人能够感动它。比如鼓钟，武勇的人敲击它就愤怒，悲伤的人敲击它就悲伤。这是必然的，如果说敲击钟却想要得到鼓的声音，那是没有道理的。”

长乐陈氏说：“乐声有阴阳的区别，人事有阴阳的辨别，那么音乐与人常常相象而不会相异。君子听到乐声而想到人的才能，就会有所契合而不会相违背。因为钟声对应兑卦，石声对应乾卦，丝声对应离卦，竹声对应震卦，鼓鼙对应坎卦。钟声、鼓鼙，属阴。阴以严厉坚劲为事，所以钟声象征武臣，石声象征死守封疆的臣子，鼓鼙象征将帅之臣。丝竹，属阳。阳以纯洁滋养为事，所以丝声象征志义之臣，竹声象征积蓄之臣。因为乐，就是快乐。君子得其内，小人得其外。得其内，所以必然思考其所象征的意义；得其外，就只追求其铿锵悦耳而已。魏文侯对新乐不倦，大概也不过是停留在五种声音上而没有触及所象征的意义，这就是子夏之所以委婉而深刻地开导他的原因。然而君子为什么一定要想到积蓄之臣呢？因为君子用财物聚集人，而用道义来理财，那么他想到积蓄之臣，是希望避免急迫和不足的祸患，并有办法防备凶旱水灾，使百姓不至于面有菜色。这就是所谓以义为利，不以利为利，这与冉求的聚敛有所不同。又《乐书》说：钟在五行中属金，在五事中属言，在五脏中属气，在五性中属义。金则演奏出铿锵之声，言则发出号令，正直其气所以能立，横方其义所以能立，武勇所以能思武臣。磬在八音中属石，在八卦中属乾。石则其形曲折而有别，乾则其行刚健而不防，有别所以能立，不防所以能致死，这就是所以思死封疆之臣。琴瑟同出于丝，丝声则急促杀伐而哀，洁净而廉，依义以立志而已，这就是所以思志义之臣。竽笙箫管同出于竹，竹声则

译行动浑浊而泛滥，结合比拟而设防，含有聚集众人的意义，这就是思考蓄养聚集人才之臣的原因。鼓和鼙都是皮革的声音，士兵喧哗而嘈杂，众人奔走而行动，含有激励众人的意义，这就是思考将帅之臣的原因。大概有誓死守卫边疆的臣子，那么对外足以保卫疆土；有志向道义的臣子，那么对内足以激励风俗；有蓄养聚集人才的臣子，那么他的部众足以顺从治理；有将帅的臣子，那么他的威势足以无敌。治国的道理，没有别的，关键在于用人罢了。君子对于音乐，听在心里而不在耳朵上，确实是因为内心有所契合。说到钟声、鼓鼙声，就知道丝弦是琴瑟；竹管是竽、笙、箫、管。说到丝声、竹声，就知道钟属于金类、鼓和鼙属于革类。说到石声、磬，那么金声、钟这一类就显现出来了。说到竹声泛滥，那么石声清越这一类就显现出来了。匏和竹制度不同，说到竹，那么匏就在其中了。革和木同属一类声音，说到革，那么木就在其中了。就八音单独发出来说，所以称为“声”；从听它们杂合比拟来说，所以称为“音”。听音一定要说是君子，因为只有君子才能懂得音乐。八音中不说土，是因为七音等待土的辅助而后和谐。郑康成认为石声磬，应当是“罄”字的错误，难道经典会防备这种错误吗？

译严陵方氏说：声音温柔足以使人喜悦，声音刚强足以警醒众人。而号令是用来警醒众人的，所以用铿锵之声来确立号令。警醒众人则波及的范围广阔，所以用号令来确立“横”。“横”就是广阔的意思，顺从为文，横逆为武。所以用“横”来确立武德。磬声发于上方，众声依附于下方，上下有所区别。南方交合而万物因此生长，北方辨别而万物因此死亡。所以用辨别来确立致死（坚守节操）。声音细微没有比丝更甚的，阳气以宏大为乐，阴气以细微为哀。乐则舒展而没有边界，哀则悲戚而有界限。廉就是界限的意思，有界限所以能确立自我，所以用廉来确立志向。确立志向，就是确立自我的意思。竹声泛滥的样子，就是泛滥的意思。深沉而安静，与万物分流；而运动时则与万物融合。所以用泛滥来确立防范。分开则离散，防范则聚集。所以用防范来聚集众人。鼓声用来发起事务，沉默则安静，喧哗则运动。安静则停止，运动则前进。大概乐声发于那边，君子的思虑感于此边，就用那边的感情来契合这边的意旨。所以说有所契合。庄子说：金石有声音，不敲击就不鸣响。而音乐以声音为准则，所以这里以钟磬为首。然而金属尤其善于鸣响，所以以金、石为次序。琴瑟是堂上的乐器；竽笙箫管是堂下的乐器。所以又以丝、竹为次序。凡是制作音乐都叫鼓乐，由天发起，终了又有开始。所以以鼓鼙作为终结。竽笙属于匏类，箫管属于竹类。合起来说，就是竹而已。众音都描述其声音的状态，唯独对于石则直接说磬，因为石头只能做成磬。大概八音之中，只有土和石只能做成埙和磬。畜如同《易经》所说的畜养万物的畜，聚如同《易经》所说的聚集众人的聚。畜养聚集的臣子，就不同于聚敛的臣子了。将帅也是武臣，或者在听钟声时思考，或者在听鼓鼙声时思考。为什么呢？称为武则在于所坚守的志向，称为将帅则在于所从事的事务。钟是金音，鼓是革音。军旅的法度，用革声前进，用金声停止。所以区别如此。

山阴陆氏说：“武的事，是横逆的。磬是尽的意思，弯曲而尽。如果玉有防范而能延续，它与石头不同，终结而后弯曲。经书说：‘敲击它，声音清越而悠长，终结时弯曲的样子。’音乐，凡是尽则弯曲，穷尽磬为折形。因此竹声泛滥，所谓荡涤就是这样。”《毛诗传》说：“磬声清亮的，笙磬同音，可以说相同了。无所不入，而后可以确立防范。伯夷狭隘，立志者喜好它；柳下惠不防范，立防者喜好它。”铿是金声，锵是玉声，泛泛而言则相通。

李氏说：有抵御灾难的臣子，那么奸邪之人不敢放肆；有藩篱捍卫的臣子，那么外邦不敢侵犯；有提供衣食的臣子，那么国家用度充足。抵御灾难的臣子，就是所谓的忠义之臣；藩篱捍卫的臣子，就是所谓的武臣；死守边疆的臣子，是将帅之臣；提供衣食的臣子，就是所谓的畜聚之臣。所以《诗经》说：“山上有丛生的栎树，低湿处有六驳。”又说：“山上有丛生的棣树，低湿处有树檖。”栎是山的庇护，是藩篱捍卫的象征；六驳在低湿处，是抵御灾难的象征；棣与檖，都可以养活人，是衣食的象征。如果有这样的臣子而君主忘记了他们，这是不思虑的人。君子一听音乐就能思考藩篱捍卫、抵御灾难、提供衣食的臣子，那么他喜好音乐，国家的良士将会恭敬地前来，勤勉地进取，安闲地快乐。君子对于音乐，难道只是听其铿锵之声而已吗？

庐陵胡氏说：号，如同伯牙弹奏钟的号。横，谓壮气充盈。《祭义》说：“横乎四海。”郑玄说：“磬应当是罄，古代文字通用罢了。”磬，是乐器。有的解释为杀，说：“磬于甸人”就是这样。有的解释为折，磬折则佩饰下垂就是这样。有的解释为绞讦，摇动磬就是这样。有的解释为尽，磬无不宜，室如悬磬，声磬然，就是这样。杀也，绞讦也，尽也，都有死的含义。哀，谓婉妙。廉，如同廉远地，则堂高的廉，立志，志不可侵犯。滥，滥觞的滥，有聚集的意思。君子以声音合成自己的志向，如上五种思虑。庆源辅氏说：这也是子夏对文侯的话，又根据下文来教导他。前面说：“君主所喜好的是音。”音与乐相近不同，所以这里又为文侯说明。古人听音，难道只是徒然吗？也有合成自己志向的。君子的志向，在于得到贤人而任用他们。坚刚的声音，号令类似它，所以铿锵来确立号令。号令则所警醒的人众多，所以号来确立横。广大则是武的事，所以横来确立武。磬折也，尽也，折而尽所以确立辨。辨而后可以死，所以说：“生也是我所想要的，义也是我所想要的，两者不能兼得，舍生而取义。”封疆是辨的大者。哀则自有廉隅而不流，有志者类似它。志义谓志在于义。所志的是义，就不为容悦了。地上有水，师君子以容民畜众，所谓的畜聚之臣，如师之君子就是这样。铿锵者，声也。号与武者，义也。声在彼，义在我。君子不徒听其声而已，必有感于在我之意而已。犹言铿锵以例其余也。

金华应氏说：文侯正以淡泊为可厌，则使其听铿锵之

译值得高兴的是：魏文侯正感到昏沉疲倦，唯恐睡着，于是希望他聆听音乐以引发深思。并且让他思考武臣将帅坚守节操、志向义理，以及那些积蓄财物的臣子，那么他的志气就会受到感动，慷慨激昂地兴起，而看待优伶侏儒、歌女舞者的混杂表演，都不足以让他向前靠近。这是子夏善于劝告君主的表现，所以我说：古今本来没有不同的音乐，但雅乐与俗乐不能混同。颜回问如何治理国家，孔子告诉他用《韶》乐和舞蹈，是想让他知道所应仰慕的；接着说要远离郑国的音乐，是想让他知道所应警戒的。春秋时代距离舜帝已有一千多年，但钟鼓管弦的声音还没有衰败，那么古今确实不能说是有不同的音乐。然而郑国的音乐不能不远离，是因为它淫靡而容易使人沉溺，所以说：“厌恶郑声扰乱雅乐。”齐宣王自称不喜欢先王的音乐，只是喜欢世俗的音乐；与魏文侯警惕地自我反省相比，就大不相同了。齐宣王迷惑而没有觉悟，所以孟子告诉他“现在的音乐与古代的音乐相类似”，他的言辞宽缓；魏文侯觉悟并探求，所以子夏告诉他古乐与新乐的区别，他的言辞严厉。后来魏文侯能知道钟声的不协调，也大致对音乐有所见解了。然而他通晓音律却在官职上昏聩，最终难免被田子方嘲笑。大概他只是徒然能辨别声音，而不能得到合适的官员来掌管音乐，连乐官尚且如此，何况是将帅死守边疆这样的大事呢？

译石林叶氏说：“君子听到磬声，就会想到为国捐躯的臣子。周朝衰微，天下没有能以身赴死来救援的人。子路在卫国击磬，背着草筐的人听到后，认为他是有心志的人，就是因此。”

延平周氏说：“钟磬、丝竹、鼓鼙的声音，既然不同，所象征的意义也不同。所以君主听了，也各自顺着其类别而思念相应的臣子。况且那些聚敛财物的臣子，又哪里值得思念呢？君子不聚敛财物，并非不聚敛，而是君子聚敛后能够散施，这就不同于一般人所谓的聚敛了。”

礼记集说卷九十八

<经部,礼类,礼记之属,礼记集说》>

钦定四库全书

礼记集说卷九十九 宋 卫湜 撰

宾牟贾陪坐在孔子身边，孔子和他谈论音乐，说：“《武》乐中戒备警戒的时间很长，为什么呢？”宾牟贾回答说：“这是忧虑不能得到众人的支持。”孔子问：“歌唱咏叹的声音绵延不绝，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是担心来不及从事征伐之事。”孔子问：“发扬蹈厉的动作出现得太早，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是及时从事征伐之事。”孔子问：“舞者坐下时右膝着地、左膝抬起，为什么呢？”回答说：“这不是《武》舞中的坐姿。”孔子问：“声音中夹杂着商音，为什么呢？”回答说：“这不是《武》乐应有的音调。”孔子说：“如果不是《武》乐的音调，那是什么音调呢？”回答说：“这是乐官失去了正确的解说。”孔子说：“如果不是乐官失去了正确的解说，那就是武王的意志昏乱了。”孔子说：“我从前从苌弘那里听说的，也像您说的这样。”

郑氏说：“武，指的是周代的舞蹈。备，警戒，击鼓以警示众人。病，就是忧虑。以得不到众心为忧，忧虑其艰难。咏叹淫液，是歌唱缓慢的样子。恐不逮事，逮是及的意思。事，指军事。及时，指时运到来，武事应当施行。致右宪左，致是指膝盖触地。宪，是‘轩’字的误读，说这不是《武》舞中的坐姿，因为武事没有坐下的动作。非武音，是说《武》歌在于正其军队。非贪商，当时有人解释说这是贪婪的商音。有司，是掌管音乐的官员。〇，就是解说。荒，指年老昏乱。意思是说掌管音乐的官员失去了正确的解说，而当时的人妄加解说。”《尚书》说：“王年老昏乱。”苌〇，是周朝的大夫。

孔氏说：从这一节到“不亦宜乎”，另外记录的是《宾牟贾问》这一章。宾牟是姓，贾是名。起初谈论其他事情，接着谈到音乐。问是孔子问的，答是宾牟贾答的。宾牟贾问了五次，答了五次，其中三个回答是对的，两个回答是错的。发语之初，孔子问在制作《武》乐之前，先击鼓戒备众人，戒备之后很久才开始起舞，为什么呢？贾回答说：“《武》乐让舞者久久不立即出场，是象征武王伐纣时忧虑得不到众心。”这个回答是对的。孔子又问：“想要起舞之前，歌声吟咏之长叹之，声音连绵不断，吟思迟迟，是贪婪羡慕的样子，为什么呢？”贾回答说：“象征武王伐纣，担心诸侯不到，来不及战事。”这个回答是对的。孔子又问：“刚开始跳舞时，手脚就发扬蹈地而猛烈，所以说已经早了。贾认为象征武王及时伐纣战事，这个回答是错的。”下文说：“发扬蹈厉，是太公的意志，所以知道是错的。”孔子又问：“武人为什么有时坐下，右膝着地，左足抬起，为什么呢？坐跪也，致至也，轩起也。”贾回答说：“这不是武人的坐姿，舞法中没有坐下的动作。”这个回答也是错的。下文说：“武乱皆坐，是周公召公治理天下，所以知道是错的。”孔子又按照当时人的意思问贾说：“奏乐为什么有贪婪商音的声音，淫贪也。”孔子大圣应该知道这不是，这是明知其非而故意问。贾认为武王应天顺人，不得已而伐之，怎么会有贪婪商音的声音，所以说这不是《武》乐的音调。这个回答是对的。孔子于是问贪婪商音的歌是什么音调？贾回答说：“掌管音乐的官员失去了正确的解说，如果不是失去了正确的解说，那就是武王昏乱，于是有贪婪商音的诸于。吾子相亲之辞。”

长乐陈氏说：古代善于谈论军事的人，认为以威仪文饰的节制不可抵挡武王的仁义。仁就是爱人，而厌恶别人伤害他；义就是遵循道理，而厌恶别人扰乱他。没有下面得不到人和，上面得不到天时的情况。难道会以得不到众心为病，以来不及从事为恐，以不及时为虑吗？之所以戒备警戒如此，是因为出来与百姓同患，人们所畏惧的，不可不畏惧。看他的誓师辞说：“所以我小子，率领你们众士，消灭你们的仇敌。你们众士，要发扬果毅，以辅佐你们的君主。功多者有厚赏，不发扬者有显戮。要辅佐我一人，永远澄清四海。时运啊，不可失去！”他的意思也可以看到了【乐书】

严陵方氏说：“《武》乐的舞蹈，形容当时伐纣的事情。备，是准备物品而有所防备警戒，警戒事情而有所整顿。如果果然得到众心，就不需要戒备了。正因为忧虑得不到众心，所以如此。咏，是延长其言；叹，是感叹其事。淫则浸渍而不已，液则流通而不絶。凡像这样的，都是来不及从事。发扬，是说手容的发挥；蹈厉，是说足容的奋厉。荒言，是说淫甚以至于荒。”

马氏说：武王伐商，虽然出于天人的感应，顺理而有必克的道理，然而未曾没有警戒。《〇曰：“圣人以必不必，故无兵；众人以不必必

译这样，所以军队众多。」又说：「圣人尚且认为困难，所以最终没有困难。」这是担心不能得到众人的支持，恐怕不能完成大事的意思。如果担心百姓不信任，就说：「你们不要不信任我，我不会食言。」如果担心百姓不畏惧，就说：「你们如果不遵从誓言，就要连累妻儿一起被杀戮。」这是你担心不能得到众人支持、恐怕不能完成大事的一个方面。发扬蹈厉显得过早，是为了显示其有勇敢的气势，而武舞的开始就是这样。发扬蹈厉显得过早，并不是喜爱它过早。大概所谓时机，就是事情发展到适宜的时候，而君子行事，想要及时罢了。

译延平周氏说：“武王讨伐商纣，难道是不得已吗？不过是顺应人心，应合天意罢了。顺应人心，应合天意，尚且担忧不能得到众人的支持，担心事情不能及时完成，这正是他最终能够及时行事的原因。”

山阴陆氏说：《泰誓》说：“商纣能够被战胜，并不是我文王有罪，只是我这个小辈没有良好的德行，不能得到众人的支持，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周伐殷，必然能够战胜。八百诸侯不期而会，然而武王的志向还是这样，担心诸侯不能及时完成事情，这是谨慎到了极点。所以说：“君子所谨慎的，是斋戒、战争、疾病和及时行事。”这正是说太公的志向如此。《诗》说：“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宪”字读如本字。“宪左”，是说县左膝不触及地面。武坐左，也是触及地面。依据武舞的混乱都坐着，纣王作靡靡之乐，所谓及时行事，就是这个吧？回答说：“有司失去了它，是商朝遗留的声音。”这五个字在这里，应当承接“回答说”，脱落在后。离圣人时代越远，失去它的情况就有了，而君子知道它不是这样，用自身来衡量罢了。如果世人说伊尹以割烹要挟汤，百里奚以五张羊皮求见秦穆公，孟子都断定并反对他们，这是对的。这话听自苌弘。如果曾子问说：“我听老聃说。”那么先儒所说的问乐于苌弘，问礼于老聃就是对的。

庆源辅氏说：贾的五次回答都是对的，应当采纳陆氏的说法。见后宾牟贾的意思，当时他是懂音乐的，所以孔子与他谈论音乐，而又问他，这也是与人为善的一个方面。担忧不能得到众人的支持，担心不能及时完成事情，这就是所谓临事而惧，不因为自己已经具备的而轻慢它，这就是所谓圣人的心。《诗》说：“上帝临女，无贰尔心。”这是担心不能及时完成事情。如果不是武音，那么是什么音呢？这是夫子深深叩问的原因。贾的话是这样，那么其中确实有所见而不可改变，不是口授耳闻之徒而已。唯受辞也，应当读去声。

叶氏说：“武舞的戒备已久，是武舞的开始。久立于缀，是武舞的结束。在开始用武时说‘担忧不能得到众人的支持’，是诸侯已经到来。在用武结束时说‘等待诸侯的到来’，是诸侯尚未到来。迟之，迟是动容。又久者，是久立于缀。”

宾牟贾起身，离开席位请求说：“武舞的戒备已久，已经听命了。请问迟之又久，是什么意思？”孔子说：“坐！我告诉你。乐，是象征成功的。总干而山立，是武王的事迹。发扬蹈厉，是太公的志向。武乱皆坐，是周召的治理。”

郑氏说：“迟之迟，是说久立于缀居，犹如安坐。成，是说已经完成的事情。总干持盾。山立，犹如正立。象征武王持盾正立等待诸侯。发扬蹈厉，是用来象征威武的。武舞，象征战斗。乱，是说行列混乱。行列混乱，就都坐下，象征周公、召公用文治停止武治。”

孔氏说：宾牟贾之前回答孔子的问题，虽然被孔子所赞许，贾还有不明白的地方，所以反过来向孔子请教。免席，是避席。既闻命，是说已经被孔子所赞许。问备戒已久，立于缀，也是迟而又久，是什么意思？孔子为宾牟贾解释将舞之事，说作乐是为了仿象其成功。舞人总持干盾以正立，像山一样不动摇。舞人发扬蹈厉，象征太公威武鹰扬的志向。横渠张氏说：总干而山立，是舞中有一人象征武王的治理。然而就舞位，而乐尸养老，必定天子有时亲自为之。发扬蹈厉之已早，这是太公的志向，及时行事而动。武乱皆坐，周召之治，这是象征武功，成周召以文治。坐者无事于武。又说：乐器有相，周召之治，与其有雅，太公之志乎？雅者正也，直己而行正。所以讯疾蹈厉者，是太公之事吗？诗也有雅，也是正言而直歌，没有隐讽诵谏的巧。

严陵方氏说：“免席而徒立，是为了致敬；更端而问故，是为了请求解释。”上迟音稚，大概是等待，所谓等待诸侯的到来。下迟，宜如字，大概是迟未至于久；迟而又久，则是迟之至。如下文所言“至武之迟久”，都是其事。居，吾语汝者，以免席而请，所以命之居席，将要告诉他。乐象成者，以其成功形见于乐。总干与《祭统》所言同，说：“总固足以该戚，且干所以自防，戚所以致诛。”于此又见武王之用武，无事于致诛，姑自为之防耳。发扬蹈厉，见于手足之鼓舞，手足之鼓舞，存乎心之所之，所以说：“太公之志乱”，是说治其行列之乱。太公之志，即武王之志。以武莫若太公，所以系之以太公而已。周召之治，即武王之治。以文莫若周召，所以系之以周召而已。

马氏说：“迟之迟而又久，是说久立于缀。久立于缀者，是为了等待诸侯的到来。武之迟久，”

译不只是用来等待诸侯到来罢了。所以孔子从《乐象》完成，一直到周朝政教通达、礼乐交流，都反复以此告诫人们。手持盾牌如山岳般屹立，是为了体现其静定；奋发扬厉、舞步激昂，是为了体现其动势。静是动的主宰，动是静的役使。主宰者应当安逸，所以手持盾牌如山岳般屹立；臣属者应当辛劳，所以奋发扬厉、舞步激昂。《〇》说：“如果上位者无为，下位者也无为，那么下位者与上位者德行相同；下位者与上位者德行相同，就不会有臣属之分。如果下位者有为，而上位者也有为，那么上位者与下位者同道；上位者与下位者同道，就不会有主宰之分。”这就是其中的深意。

译山阴陆氏说：“头戴皮弁、手持盾牌，如山岳般屹立，这是周武王的事迹。说君主之事，如此发扬蹈厉，这是太公望的心志。说将领之事，如此在武舞中使乱者坐定，凡是喧哗混乱的，使其坐下便安定。”

庆源辅氏说：“宾牟贾大概是当时通晓音乐的人，所以孔子用武乐来问他。贾回答了五次，孔子只用一句话应答，起初并没有加以辩明。而贾却起身恭敬地离开席子来请教，大概是孔子温良恭俭让的德行仪容有所感动他。所以说：‘真诚的人不只是成就自己，也是用来成就万物的。’贾礼节恭敬、言辞谦逊，可以与他交谈，所以孔子让他坐下与他谈话。由此看来，贾只知道一方面而不知道另一方面。所以孔子顺势阐发，三句话就说尽了武乐的含义与武王伐纣的事迹。又可见当时各尽其道，这大概是孔子自己领悟到的。至于他从苌弘那里得到的，与贾所说的相合。

况且武舞开始时向北出发，第二遍奏乐时灭掉商朝，第三遍奏乐时向南，第四遍奏乐时划定南方的疆界，第五遍奏乐时分开行列，周公在左，召公在右，第六遍奏乐时回到原位，以尊崇天子，夹着舞者振铎并四次击刺，在中国展示盛大的威仪，分开行列夹着前进，是为了早日成功，长时间站在原位，是为了等待诸侯到来。

郑氏说：‘成，就是奏乐的意思。每次奏完一曲称为一成。开始奏乐，象征在孟津观兵的时候；第二次奏乐，象征攻克殷商的时候；第三次奏乐，象征攻克殷商后有余力而返回；第四次奏乐，象征南方荆蛮国家侵叛者被征服；第五次奏乐，象征周公、召公分职治理；第六次奏乐，象征军队返回整顿队伍，回到原位停止。崇，是充实的意思。总共六次奏乐以充实武乐。夹振之，是君王与大将夹着舞者振铎作为节拍。驷，应当是四的误写。武舞，是战争的象征。每次奏乐四次击刺、一击一刺称为一伐。《牧誓》说：‘今天的事情，不超过四次击刺、五次击刺，分开行列夹着前进的，分犹如部曲，事犹如做，济是成功。’舞者各有部曲的行列，又夹着振铎前进，象征用兵务求早日成功。长时间站在原位，象征武王伐纣等待诸侯。孔氏说：‘这一节，孔子为宾牟贾解说武乐六成的含义。成，指乐曲终了。每曲终了再奏，所以说成就是奏乐。武始而北出，是说初舞位置最在南头，从第一位向北出发，接着到第二位稍向北出发，复缀以崇，是说最在南的第一位，初舞时从此位进入向北，到第六成返回，又回到此位。六次奏乐，武乐充实完备，是功成太平，周德充满天下。’经文说：‘天子夹振’，明显是尊者，所以郑氏知道是君王与大将。武乐在庭院中，天子尊贵至极，所以能亲自夹着舞者，为之振铎。制作武乐时，每次奏乐中四次击刺，象征武王伐纣的四次击刺。在中国展示盛大威仪，象征武王的德行盛大威武于中国。振铎夹着舞者前进，象征做事早日成功。未舞前，舞者长时间站在鄼缀，象征武王等待诸侯到来。案熊氏说：‘前面说三步以见方，这是一成。奏乐一成而舞，象征武王北出观兵。奏乐再成，舞者从第二位到第三位，象征武王灭商，则与前文再始以着往为一。三成谓舞者从第三位到第四位，极北而南返，象征武王克纣而南还。四成谓武曲四成，舞者从北头第一位退到第二位，象征武王伐纣之后，南方之国于是疆理。五成谓从第二位到第三位，分为左右，象征周公居左、召公居右。六成复缀以崇，缀谓南头初位，舞者从第三位南至本位，谓六奏充其武乐，象征武王之德充满天下。这是执铎祭天时。案《祭统》说：‘君执干戚就舞位，冕而总干，率其群臣以乐皇尸。’又下说：‘食三老五更于太学，冕而总干，尚得亲舞，何以不得亲执铎乎？’皇氏说：‘武王伐纣之时，王与大将亲自执铎以夹军众。今作武乐之时，令二人振铎夹舞者，象征武王与大将伐纣之时。’王氏说：‘天子上属，谓作乐六成，尊崇天子之德矣。’这是家语文。”

横渠张氏说：‘缀兆，缀以标示行列。兆，是场域的界限。舞以八佾，佾以八人为列，则六十四人。六成者，六次奏曲终了。大凡舞者，必于其中以见其象。周始有雍州之地，及灭商所得者，又有冀、青，犹有六州之地。既得天下，必须镇抚其诸侯，故三成而南，镇抚南方诸侯。四成则见南方之国皆疆理而治。五成而分舞列，皆分两行，以象周、召分而治。六成复缀，以崇此时，必改易衣冠服饰，使之充盛，象治定致文。天子夹振而驷伐，以舞列分为左右，则总干者在中央，振铎而舞列夹而进。驷伐者，必是舞列四出，象兵四出。南国是疆之后，亦有不服者，如淮夷是也。其时须当用兵，故言

译在中国展示盛大的威仪，是为了彰显大国的威严。分列两侧夹道前进，这是夹持仪仗干戈的人所做的。长时间站立在缀旒之下，这也是持干戈者站在缀旒之下，以等待诸侯的到来。舞蹈中必然也有这样的象征，即舞人向四方散去，随后更换衣冠以等待诸侯的到来。就像所说的那样，那些将帅之才，被派去担任诸侯，必定要变换服饰以诸侯的身份出行。

译延平周氏说：“《武》乐每变换一次称为一成。商纣的国都在北方，所以舞蹈开始时向北行进，以象征武王观察政事。在商郊完成两次变换，以象征战胜商纣。第三次变换以象征战胜商纣后返回。第四次变换以象征拥有南方的土地。第五次变换以象征周公和召公分治天下。第六次变换以象征武功告成。”《韶》是文治之乐，文属阳，所以有九次变换；《武》是武功之乐，武属阴，所以有六次变换。左右夹击并四次击打，用来象征武王亲自征伐。征伐以车战为主，军事行动不可迟缓，而贵在迅速，所以说“事情早日成功”。商纣的灭亡，不仅仅是得罪了武王，天下的君主都想让他灭亡，这就是诸侯们到来的原因。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象征功业的完成。《诗经》说：“在牧野誓师，是我们兴起。”

长乐陈氏说：以前的儒者说，在郊丘庙庭设立四面标志，舞者从南面的标志走向第二面标志为一成，从第二面标志走到第三面标志为二成，从第三面标志走到北面的标志为三成，然后转身向南，从第一面标志走到第二面标志为四成，从第二面标志走到第三面标志为五成，从第三面标志走到南面的标志为六成，这样天神就都降临了。如果是八次变换，那么又从南向北为七成，从第二面标志走到第三面标志为八成，这样地祇就都出现了。如果是九次变换，又从第三面标志走到北面的标志为九成，这样人鬼就可以接受祭祀了。大概周都位于商的西南，商都位于周的东北，所以《武》舞开始时向北行进，就到了第二面标志，这是三步以显示方位。第二次变换灭商，就到了第三面标志，这是再次开始以彰显往绩。第三次变换向南，就到了第四面标志【《家语》说：第三次变换后向南返回】。第四次变换划定南国的疆界，就又从北向南走到第二面标志。第五次变换周公在左、召公在右分治，就到了第三面标志，这是通过复乱来整顿归途。第六次变换回到原位以尊崇天子【《家语》说：以尊崇其天子】，就又回到了最初的标志，这是乐曲终结而德行尊崇。大概《武》舞开始时向北行进，是走出标志的东北方，因为商在东北的缘故。所以第三次变换向南，是进入标志的西南方，因为周在西南的缘故。划定南国疆界然后才能分治，分治然后才能回到原位。分治取决于臣下，所以分散为二；回到原位统属于君主，所以合而为一。《乐记》说回到原位以尊崇天子，接着说左右夹击并四次击打，这是追溯其开始。为什么呢？《武》舞的四面标志，是用来象征司马的四面标志。左右夹击并四次击打，是用来象征司马振响木铎、军队都行动起来。左右夹击并四次击打，就是《诗经》所说的“四匹红马气势雄壮”。复乱以整顿归途，就是《国语》所说的颁布法度、施行赏赐叫做赢，通过复乱来宽柔容纳百姓。司马的四面标志和第三面标志，每百步设一个标志，五十步。开始时行走而不快步急行，中间快步急行而不奔跑，到了第四面标志时就是奔跑的时候了。所以五十步而已，舞蹈中的四面标志大概不一定如此【《礼书》】。又说：孔子对鲁国太师谈论音乐，以“翕如”为开始，以“绎如”为完成，这是音乐以开始为作，以变换为成。武王的音乐六次变换，那么六变就足够了。开始时向北行进是治兵，所以崇尚威武。最后左右夹击并四次击打，在中国彰显威势，然后进入为振旅，所以恢复尊卑秩序。大概《大武》的舞蹈，用鼓声前进，用金声停止。用鼓声前进，就分左右夹击而进，这是为了让事功早日成功。用金声停止，就长久地站在原位，而迟缓是为了等待诸侯的到来。之所以这样，不是出于私欲，而是为了执行上天的讨伐，消除人间的祸害，以回应天下【《乐书》】。

严陵方氏说：第六次变换回到原位，以尊崇天子，回到原位是用来象征功业完成而返回。发动武事，既然出自天子，那么成就武功，难道可以不归功于天子吗？归功于天子所以尊崇他。所以说：以尊崇天子。成的次数有多有少，只是用来象征事物的次序罢了。左右夹击的，是八佾相互夹击而振响木铎。八佾相互夹击，就合而为四了。所以接着说四次击打。伐，是指用戈击打地面。下面又说分开夹击，就知道这里说的夹击是指合拢。用木铎振响，用来壮大威严的声音；用戈击打，用来壮大威严的姿态。所以说：在中国彰显威势。夹击而聚集，用来统一心志；分开而前进，用来激发士气。激发士气，就是希望事情迅速完成。所以说：事情早日成功。然而乐舞的次数，有的叫成，有的叫变，有的叫终，有的叫阕，有的叫奏。为什么呢？回答说：成，是说音乐到这里就成功了；变，是说音乐到这里就变换了；终，是说音乐到这里就终结了；阕，是说音乐到这里就停止了；奏，是说音乐从这里就前进了。虽然成功可以再次产生，变换可以再次平常，终结可以再次开始，停止可以再次成功，演奏可以不断增加而没有止境。所以次数有达到两次的，达到三次的，有达到六次的，有达到九次的。然而《武》乐只到六次变换，《韶》乐达到九次变换，大概是因为二四为六，一三五为九，那么阴数穷尽于六，阳数穷尽于九。《武》乐属阴，所以六次变换；《韶》乐属阳，所以九次变换。乾爻用九，坤爻用六，也是因为这个道理。

山阴陆氏说：南方的教化从北向南，那么商的灭亡在后。现在说第二次变换，而商的灭亡在此，彰显商的灭亡较早了。《诗经》说：“开始翦灭商，第四次变换划定南国的疆界。”如果文王的教化施行于汝水边的国家，还不足以，到了这时才划定疆界，那么南国就全是了。《诗经》说：“划定疆界，治理土地，直到南海。”像这样，两位公爵以陕为界而

译治理是可以的。又如此罢了，不可以再增加了。所说的六成复缀，用来尊崇天子，就是如此。《王制》说：“天子没有大事，与诸侯相见叫做朝见，考察礼仪，端正刑罚，统一德行，以尊崇天子。”《黍离》哀叹周朝失去的就是这个。《春秋》尊崇王权，难道是不得已吗？《大武》只说成不说变，是因为愧对《云门》等乐曲。六成复缀，郑氏认为每演奏一次终了为一成。那么舞蹈虽然坐起进退不同，但音乐是一样的，用来尊崇天子。像这样天子就受到尊崇了。分列夹道而进，事情就能早点完成。长久站在缀处，是为了等待诸侯到来。这一节应该在上面，现在在这里说如上，所谓而后能如此，而且天下平定了。周王命令周公、召公在陕地分界以主持诸侯事务，又命令太公主持征讨不服从的诸侯。这就是周朝得以治理的原因。《春秋》说：“从陕地以东，由周公主持；从陕地以西，由召公主持。”又说：“从前召康公命令我先君太公说：‘五侯九伯，你实际征讨他们，来夹辅周室。’”就是如此。

译马氏说：“以前的儒者认为，乐舞跳完六成是为了尊崇天子的德行，凡是乐舞的创作，都是为了彰显天子的德行，难道只是到六成的末尾才开始尊崇天子吗？”金华应氏说：“武舞的始终，大概不过‘早’与‘久’这两个阶段罢了。‘蹈厉’动作过早，是大将鼓舞勇气的表现；分列夹道而早渡，是三军培养勇气的表现。戒备已久，是不敢轻视大敌而轻率前进；长久站立以等待，是不敢逼迫诸侯而快速前进。敏捷以顺应天时，而以‘早’为贵，那么行动就像飘风一样不可阻挡；缓慢以顺应人心，而以‘久’为贵，那么静止就像磐石一样不可动摇。一急一缓，都不可偏废。然而六成的舞蹈，其中‘久’的意思常常胜过‘早’，这是因为圣人没有贪图利益的心，是被逼迫后才回应，不得已后才行动。”又说：“等待诸侯到达这里，是武舞开始的事。孔子在最后提到它，是因为问到迟久的问题，所以这样说。”

况且你难道没有听说过牧野的言论吗？武王攻克殷商，回到商都，还没有来得及下车，就把黄帝的后代封在蓟，把帝尧的后代封在祝，把帝舜的后代封在陈；下车后把夏朝的后代封在杞，把殷商的后代迁徙到宋，封土祭祀王子比干的墓，释放箕子的囚禁，让他担任商容的官职并恢复他的职位，放宽对百姓的政令，加倍士人的俸禄。渡过黄河向西，把马匹散放在华山南面不再骑乘，把牛散放在桃林原野不再役使，把战车铠甲涂上血后收藏在府库中不再使用，倒载着干戈，用虎皮包裹起来。将帅们，让他们成为诸侯，称之为“建櫜”。这样天下人才知道武王不再用兵了。

郑氏说：“‘反’字应当是‘及’字的误写。‘及商’，意思是到达纣王的都城。《牧誓》说：‘到达商都郊外的牧野’，‘封’是指原来没有土地的人。‘投’是迁徙的言辞。当时武王把纣王的儿子武庚封在殷墟，所迁徙的是微子。后来周公重新分封并扩大了封地，积土为界，封土祭祀比干的墓，这是崇尚贤德。‘行’是视的意思，让箕子视察商朝的礼乐官员，贤者所处的地方，都让他们返回故居。‘弛政’，是废除纣王时的苛政。‘倍禄’，是恢复纣王时减薄的俸禄。‘散’是放的意思。桃林在华山旁边，‘甲’是铠甲。‘衅’，是衅字的误写。用虎皮包裹干戈，表明能够以武力制服兵器。‘建’是‘键’字的误写。兵甲的套子叫‘櫜’，‘键櫜’是说关闭收藏兵甲。《诗经》说：‘装载弓矢入櫜’。《春秋》说：‘垂櫜而入’。《周礼》说：‘櫜要做得紧凑’。‘蓟’有的版本作‘续祝’，有的作‘铸’。”

孔氏说：孔子将要作为宾客，牟贾谈论牧野的事，完全表达了周道四通八达的意思，所以说：“你难道没有听说过牧野的言论吗？”下面的文字说“渡过黄河向西”，所以郑氏知道这里的“反商”是“及至商”的意思，“未及下车”，是说分封的速度快。二王之后的礼节重大，所以等到下车后才分封他们。把殷商的后代迁徙到宋，是武王最初把武庚封在殷墟，微子恢复了他的旧位，《左传》说：“武王亲自解开他的束缚，让他回到原来的位置”，这是对的。随即迁徙居住在宋，所以郑氏注解说：“所迁徙的是微子。”等到武庚在周公摄政时作乱，周公就趁着微子所封的地方扩大了它，所以《尚书序》说：“成王既废黜殷商的命，命令微子启”，这是对的。《周本纪》说：“封神农的后代在焦”，这里不说，是因为列举了三恪和二代。商容，‘容’是指礼乐官员，《汉书·儒林传》说徐生擅长做‘容’，就是擅长礼乐称为‘容’。然而《武城》篇说：“式商容闾”，那么商容是人姓名，郑氏没有看到古文，所以认为是礼乐。‘弛政’，是说百姓遭受纣王虐政的废除它，‘倍禄’，是说士人俸禄薄的加倍增加，车甲不再使用，所以涂上血收藏起来，用血涂物叫‘衅’。倒载干戈回到镐京，凡是装载兵器的方法，都是刀刃向外，现在倒载，是刀刃朝向国内，与平常不同。虎皮，是武猛的东西，用这种虎皮包裹兵器，显示武王威猛能够包制服天下的兵戈，或者因为虎皮有花纹，想要显示以文德制止武力。封将帅之士为诸侯，是为了报答他们的辛劳奖赏他们的功劳。‘键籥’，是门闩。‘櫜’，是兵铠的套子。说铠甲和兵戈都装入套子，放在府库中并锁闭，所以说称之为‘建櫜’。郑氏引用《周礼·考工记》的文字。

张氏说：现在卫州所管辖的汲县，就是牧野的地方；蓟，是幽州的县；陈，是陈州宛丘县，即旧陈城；杞，是汴州雍丘县。渡过黄河向西，武王伐纣的事完毕后，从怀州河阳县南渡黄河，到达洛州，从洛城向西回到镐京。桃林在华山旁边。

石林叶氏说：“武王攻克殷商，回到商都，还没有来得及下车，这个‘商’字下面脱漏了‘政’字，大概是《武成》篇的文字。郑氏没有看到古文，于是认为‘反’应当是‘及’，这与下面误行说‘商容’是一样的错误。”

横渠张氏说：“牧野的言论，是古代乐舞中的旅舞。言论解释这乐舞的意义。牧野的言论，是谈论武舞。言论中的事，必定都有这样的象征。不详细说的，是怕失去它的意义，或者因为繁多，难以用语言说尽。”

延平周氏说：“一定要分封先代的后代，像这样，是显示他没有意图独占天下，虽然说是得到了天下，也是与先代的后代共同拥有。”《尚书》说：“释放箕子的囚禁。”大概是释放箕子后才让他做臣子；又说：

译“在商容居住的里巷前下车致敬。”大概是指致敬之后，又恢复了他的官位。汉朝的将帅，也曾被派去担任诸侯，但最终不如周朝那样没有忧患。汉朝所谓的将帅，并不是周朝所谓的将帅。长乐陈氏说：“孔子编定典籍、端正礼制，都是从唐尧虞舜开始断代的，这里分封先代后裔必定包括黄帝，难道是因为二帝三王的君主都出自黄帝吗？”这与商周两代在禘祭时祭祀喾帝的意思相同。商王残害虐待进谏的辅臣，比干因为进谏而死；囚禁奴役正直的士人，箕子因为明智而沦为奴隶；剥夺丧失贤良之人，商容因为仁德而隐居。皇天震怒，命令武王诛伐商纣。这难道是让他为了获取广阔的国土和众多的百姓吗？只是希望延续断绝的世系，得到仁人罢了。死去的人不能复生，就封培他的坟墓以表彰其特异；活着的人还可以任用，被囚禁的就释放他并让他以德行事，隐居的就起用他并恢复他的官位，这是急于亲近贤人。武城认为归马华山、放牛桃林在先，释放箕子、封培比干墓、在商容里巷前致敬在后，这与上述次序有什么不同呢？回答说：“从前马厩失火，孔子先问是否伤人，后问马的情况，先人后物，古代的君子都是这样。难道武王停止战争时，唯独先物后贤吗？”由此可知武城的简编有误，而《礼记》所载的次序没有失当。分封二王之后，是用来警戒后世做君主的人；封培比干之墓，是用来劝勉后世做臣子的人；在商容里巷前致敬，是说起初实行商容的礼制并恢复他的官位，说最终释放他，是因为商容认为商朝的礼乐已经丧失得太远了。《乐书》严陵方氏说：“牧野大概是武功成就的地方，也是武乐由此产生的地方，所以称为‘牧野之语’。”殷，是汤所迁都的地方，所以后世把它作为拥有天下的称号，比如“殷邦”“殷命”就是这样。商，是契所封的地方，所以后世把它作为所都之地的称号，比如“商邑”“商郊”就是这样。然而汤只被称为“商王”，《书》只称为“商书”，《颂》只称为“商颂”，只是不忘根本罢了。又有说汤居住在亳，纣建都于朝歌的，殷乃是亳的地名，《书》中说“将治亳殷”就是这样。朝歌之城，只是纣所命名的罢了。攻克殷，是指攻克殷的军队并战胜它；返回商，是指恢复商的政令并重新施行。在所说的攻克方面称殷，以显示纣军队众多；在所说的返回方面称商，以显示政令沿袭旧制。下文所说的都是恢复商政的事情。分封帝王之后，就是《书》所说的“崇尚德行，效法贤人”。修整他们的礼制和器物，就是这样。对于黄帝、尧、舜，是在武王未下车之前就分封；对于夏、商，是在武王下车之后才分封，大概是因为道成于三，所以保存二代的后裔，以表明顺应时势损益的痕迹。那么修整他们的礼制和器物，只限于二代而已。二代以上，崇尚德行、效法贤人，其事较为简略，所以在下车之前就分封，以示不可迟缓。修整礼制和器物，其事较为详细，所以在下车之后才分封，以示不敢仓促。崔氏认为黄帝、尧、舜之后为三恪，认为夏、商、周为三王。杜氏解释《左传》中的“三恪”，认为是舜与二王之后，这是错误的。提到黄帝而不提及少昊、高阳、高辛，就像《周官》排列六乐，《易》排列十三卦，都提到黄帝就直接涉及尧、舜一样。投有抛弃的意思，实际上封赐他而名义上叫“投”，难道不是用来警戒后世而这样做的吗？尊崇先代，是仁；警戒后世，是义。舜封象于有庳，称为“放”，也是这个意思。商容，《书》中说“式闾”，是用来礼遇他；这里说“复位”，是用来任用他，互相补充罢了。马是人骑乘以到达远方，所以说“不再骑乘”；牛是人役使以牵引重物，所以说“不再役使”。华山、桃林，各自根据它们适宜的地方而散放它们。孔氏认为想要让它们自生自死，怀疑或许不是这样。渡过黄河向西，是依据当时所用事之地。倒载干戈，是反其本末而装载在车上，以示不再使用。然而大司马如果军队有功，就右手持钺，以示不忘战事。那么这里倒载干戈以示不再使用，大概是武之道，以停止为志向，以戈为事务。志向，是天子所坚守的，示不再使用，是适宜的；事务，是司马所执行的，示不忘战事，是适宜的。

译山阴陆氏说：投，是殷商之后微子。说投，是因为他顺应了大义。封他，是出于恩德；投他，是出于道义。《易经》说：“箕子遭遇明夷之难，利于守正。”大概比干进谏而死，守正却不利；微子离去，有利却不守正。臣子的道义以正直为事，所以武王咨询箕子而安置微子。况且“投”这个说法，是因为纣王的原因，也是因为微子的原因。因为纣王的原因，是用来警戒天下的君主；因为微子的原因，是用来警戒天下的臣子。虽然说安置他，实际上也是封赏他。封赏他，是因为殷商的原因，也是因为微子的原因。因为殷商的原因，是用来劝勉天下的君主；因为微子的原因，是用来劝勉天下的臣子。所以说：道并行而不相违背。释放箕子的囚禁，让他做事，让他进言，是任用他。说箕子为他做事，那么武王可以说是德行盛大。行，如同视的意思，让商容复职，那么就不只是表彰他的里巷而已。经书说：“虎豹的皮，是用来显示能制服猛兽的。”倒挂着干戈，用虎皮包裹，是说威武足以制服猛兽，显示不再使用了。如果不然，虽然包裹着干戈，能不使用吗？名义上叫作偃武修文，实际上是制造兵器的开始。

庐陵胡氏说：“蓟就是涿郡蓟县，是燕国的郡。孔安国、司马迁以及郑玄都说燕国是郡，召公与周同姓。陆德明说：‘黄帝姓姬，君奭是他的后代。’那么难道黄帝之后封在蓟的人灭绝了，而重新封在燕郡吗？而皇甫谧认为召公是文王的庶子，记载中未见。又《左传》富辰的话，也没有提到燕，应当考证。《左传》说：‘武王亲自解开微子的束缚，让他回到原来的地方。’这里说‘投于宋’，是不对的。考察《尚书》和《周本纪》：武王封纣王的儿子武庚在商都废墟，让他的弟弟管叔、蔡叔辅佐他。到周公摄政时作乱，被消灭。成王命令微子启做宋公，代替商的后代，那么封微子在宋的是成王，不是武王。将帅是诸侯，就是牧誓中的千夫长。建櫜是收藏兵甲。《春秋》说：‘垂櫜表示没有弓’，那么建櫜就不是垂櫜了。”

庆源辅氏说：“先封远地的人，来显示近地的人也一定会封。事物有根本和枝末，事情有终结和开始，知道先后次序，就接近道了。放松政令，是用来安慰百姓；加倍俸禄，是用来劝勉士人。武王得到天下，用来安慰百姓和劝勉士人，就是这样罢了，没有不是合乎道义的。哪里像后世的大赦天下，不问道义，来讨好百姓呢？”建成而衅之，是庆幸它建成；衅过而藏之，是庆幸它不再使用。武王用来平息天下战事的方法，本来自有其道。凡是像这样的，知道有不再使用的道理。哪里像后世的人，随意行事？偃武修文是制造兵器的根本吗？将帅是诸侯师之上六位。建立而收藏，它的坚固程度很厉害。武王显示不再使用，是因为他的道而知道。天下知道武王不再用兵，是因为他的迹象而知道。

金华应氏说：“武王开始向北出兵，三次成功向南，都是以黄河为南北大势的分界。”又说：“渡过黄河向西，又是以黄河为东西大势的分界。”大概以雍州来看濮卫，那么周在西南而商在西北。

解散军队而在郊外射箭，左边射《狸首》，右边射《驺虞》，而穿透皮革的射箭就停止了。穿着裨冕插着笏板，而虎贲之士就解下剑。在明堂祭祀，而百姓知道孝顺；朝见，然后诸侯知道如何做臣子；耕借，然后诸侯知道如何恭敬。这五项，是天下的重大教化。

郑氏说：“郊射，是在郊外建射宫。左，是东学；右，是西学。《狸首》、《驺虞》，是用来歌唱作为节奏的。贯革，是射穿甲革。裨冕，是穿裨衣戴冕。裨衣，是衮服的同类。搢，就是插。贲，是愤怒。文王的庙，是明堂的体制。耕，是借田。”

孔氏说：这一经论述克商之后修明文教。解散军队而在郊外射箭，是回到镐京，停止武事而习文事。天子在郊学射箭，是用来选拔士人简选德行。左边射《狸首》，右边射《驺虞》，东学也在东郊。《狸首》，是诸侯所射的诗。周在西郊设立虞庠，所以知道让诸侯在东学习射，唱《狸首》诗。郑注大射说：《狸首》，是逸诗。狸的意思是不来，那首诗有射诸侯首不朝见的话，因此命名篇目。西学在西郊，《驺虞》，是天子在西学中习射所唱的诗。《王制》说：殷礼，小学在公宫南的左边，大学在郊外。武王伐纣之后，还沿用殷制，所以小学射《狸首》，大学射《驺虞》。郑说在郊外建射宫，是根据大学。贯革，就是所说的军射。革，是甲铠。取甲铠而张开，射穿多层为好。《春秋》说：养由基射穿七札就是这样。既然在学宫习礼射，所以穿透皮革的射箭就停止了。裨冕，觐礼说：侯氏裨冕。郑说：裨的意思是低。天子六服，大裘为上，其余为低，所以郑注说：裨衣，是衮服的同类，谓从衮冕之衣以下都是。虎贲，是说奔走有力如虎。在明堂祭祀，是文王的庙。周公摄政六年，才开始在明堂朝见诸侯。当武王伐纣时没有明堂，所以知道是文王的庙制，不是正式的明堂。六服更替朝见

译所以诸侯懂得作为臣子的道理。天子在籍田亲自耕作，以供给祭祀用的谷物，所以诸侯懂得恭敬，也回到自己的封国去耕作。

译长乐陈氏说：“周武王攻克商朝后，举行郊射之礼，实际上就是在商朝的学宫进行的。为什么呢？因为周人的学宫分东、西，不分左、右；商人的学宫分左、右，不分东、西。大地之道尊崇右边而轻视左边，所以诸侯在左学进行郊射，天子在右学进行郊射。然而射箭有取于揖让谦逊的，有取于勇力的；不射穿兽皮的射礼，是取于揖让谦逊的；射穿皮革的射礼，是取于勇力的。解散军队进行郊射，而射穿皮革的射礼停止，那就是崇尚揖让谦逊，不崇尚勇力了。”如今狸这种动物，它的本性善于搏击，它行动时停止下来观察估量。射箭的人必定手持弓箭，仔细稳固地安顿好然后发射，这也是观察估量的意思。驺虞出现在《周南》中，而狸首没有在其他经典中见到。《逸诗》中有：“曾孙侯氏，四方政事都具备。大夫君子，以及众士，无论大小官职，都侍奉君主，用来宴饮和射箭。于是宴饮于是赞誉，这难道是《狸首》这首诗吗？”《檀弓》说：“《狸首》的班然有序，执你手的卷然恭敬。”这难道是《狸首》的歌吗？周官《司服》记载：公孤的服饰从希冕以下，如同子男之君的服饰；卿大夫的服饰从〇冕以下，如同公孤的服饰。由此看来，子男之君比公侯伯为卑，而公孤、卿大夫又比子男为卑。这就是子男之君与公孤、卿大夫同穿裨冕的原因。战胜商朝之后，天子郊射以《驺虞》为节拍，诸侯郊射以《狸首》为节拍，而射穿皮革的射礼停止。公孤、卿大夫穿裨冕，插着笏板，而虎贲之士解下剑，那么偃武修文的意思就可以看出来了。郑康成说“裨衣是衮服的附属”，孔颖达因此说天子六服以大裘为最上，其余为裨，这不是错误吗？《孝经》说“在明堂祭祀文王，以配享上帝”，那么严父之孝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天子以孝道致明堂之祀，而四海之民没有不观察教化而知晓孝道的，这是因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原因。大宗伯以宾礼亲近邦国，而朝觐是其中一项。春朝以谋划天下之事，秋觐以考核邦国之功，然后诸侯不敢不统一于节制，又知道谨慎法度以修习臣道。“公田称为借，是借用民力治理的缘故；王亲自耕种的称为借，是借用民力完成的缘故。”四海之内各自以其职务来助祭，而王必定亲自耕种以供给祭品，认为祭祀如果不能亲自致意，就像没有祭祀一样，以此率领诸侯侍奉他们的先君。谁不知道所以敬重呢？《祭义》所说的与此详略不同，为什么呢？回答说：“继承治世的人其道相同，继承乱世的人其道变化。”《祭义》论述先王治世的常法，所以以食老更祀先贤，次于祀明堂以耕借。先于朝觐，《乐记》论述武王牧野一时的权宜，所以以偃武为先，修文为后，使民知孝为先，诸侯知敬为后。明堂之制，是周法如此。武王牧野之事，未必有这些，记载者这样说，难道是追述成周之制而言的吗【乐书】

严陵方氏说：“军队出征，聚集于行伍；其归来，散于阡陌。散军，就是军队已经归来而天下无事。然而又进行郊射，是担心忘记战争的危殆。以乐为节拍，就不同于射穿皮革的射礼了。所以说：‘射穿皮革的射礼，停止了。’穿裨冕插笏板，表示将要从事文事。说就是脱而解之的意思。‘裨冕’见于《玉藻》，解‘虎贲’《周官》以之名氏，取其奔赴如虎。所以《春秋》外〇说：‘天子有虎贲，是习武训。’《狸首》、《驺虞》，是修乐之文以偃武；裨冕插笏，是修礼之文以偃武。教化也有多种方法，这五种只是其中最大的。所以说：‘大教示民之孝’，只说‘明堂之配帝’，而不说‘郊祀之配天’，是因为天下初定，礼之大者有所未暇。其顺序先散军、郊射与裨冕插笏，以修礼乐之文为急，而又以乐之文为首，是因为乐入人易。与《内则》‘十三学乐，二十学礼’同意。人之行，莫大于〇，所以继之以祀明堂。〇所以事内，臣所以事外，所以继之以朝觐。君臣之间，主敬而已，所以继之以耕借。”

庆源辅氏说：“这是武王所以偃兵的大概。射穿皮革的射礼，虎贲的剑，不是强行以息之说之，而是示之以郊射礼服，而彼自不能不息不说。民知道〇，就没有犯上作乱之心；诸侯知道所以为臣，知道所以敬天，就有尊天子、畏上帝之诚。这是兵之所以不复用的原因。‘所以’者，是自敬天之理。知其所以然，然后能不违。〇独不言所以，〇无所以。子之孝于亲，夫孰知所以然哉？惟有以感发之而已。”

金华应氏说：“射于郊，飬老于大学，并非有异学。大学即在郊之学。《狸首》、《驺虞》之节，虽有天子、诸侯之异，我猜想是因学而分左右，并非分学而射。如果分开，而天子、诸侯各射一处，就不是所以辨尊卑了。驺虞，仁而不杀，是天子包容徧覆之象；狸首，义而善搏，是诸侯奔走赴功之象。所以射各以其诗为节。”

译在太学宴请三老五更，天子亲自割肉，拿着酱料进献，端着酒杯漱口，戴着冕冠拿着盾牌，这些都是用来教导诸侯谦让的。

译郑氏说：“三老五更，是互相补充的说法，都是指更替知晓三德五事的老人。戴着冕冠并手持盾牌，是亲自站在舞位上。周朝称大学为东胶。孔氏说：郑玄注中的三德，指正直、刚、柔；五事，指貌、言、视、听、思。《文王世子》注中说：象征三辰五星，其义理是相互包容的。天子供养三老五更时，亲自袒露左臂宰杀牲畜，亲自拿着酱料进献给他们。吃完后，亲自拿着酒爵为他们漱口，亲自戴上冕冠，手持干盾而舞蹈。这里的冕应当是鷩冕，用于祭祀先公以及飨射、养老等场合。天子亲自养老，那么诸侯也应当如此，文中不说‘教以孝’，是因为与上文互为补充。”

横渠张氏说：“古代养老，拿着酱料进献，拿着酒爵漱口，拿着干羽走到舞位。天子亲身做到这样，用来取悦老人，以此来教导天下的孝悌。圣人教导人，所以洒扫应对，是道的根本。”五更三老，更字大概通叟？三老是三个人，五更是五个人。

长乐陈氏说：“《礼运》说：‘三公在朝廷，三老在太学，三宾在乡里，三卿在国家，三公在朝廷，都不是由一个人担任。’那么‘三老五更’在太学，难道都是由一个人担任吗？后世以尉元为三老，游明根为五更之类，都是由一个人担任，不符合古意。三老具有成人的德行，接近父亲的角色，先王以侍奉父亲的礼节侍奉他们。五更经历世事长久，接近兄长的角色，先王以侍奉兄长的礼节侍奉他们。然而君主是被人侍奉的，不是侍奉别人的。他侍奉别人，不过是亲自袒露左臂宰杀牲畜，拿着酱料进献，拿着酒爵漱口，用礼节对待他们；戴着冕冠手持干盾，用音乐娱乐他们罢了。《文王世子》说：天子视察学校，向先老释奠，于是设置三老五更及众老的席位，去厨房查看饮食，省视醴酒，养老的珍美味具，于是发出咏叹。说亲自袒露左臂宰杀牲畜，那么去厨房查看饮食就可以知道了；说拿着酱料进献，那么珍美味具就可以知道了；说拿着酒爵漱口，那么省视醴酒就可以知道了；说戴着冕冠手持干盾，那么发出咏叹就可以知道了。”

【乐书】严陵方氏说：“老取其德行成就，更取其能经历世事。因为德行成就，所以数目必定是三，三是数之成；因为能经历世事，所以数目必定是五，五是数之备。三老不必是三个人，五更不必是五个人，也如同三公四辅的意义一样。德行成就而在上，事情完成而在后，这是隆重与简略的区别。袒露左臂宰杀牲畜，是为了服其劳苦；拿着酱料进献，是为了滋养其阴；拿着酒爵漱口，是为了滋养其阳；戴着冕冠手持干盾，是为了劝助其饮食。像这样，固然足以教导诸侯的孝了。只说悌，是因为不如严父配帝那样重大。进献食物固然不止于酱，因为食物的缘故，所以拿着它。进献熟食的人，拿着酱齐就是。用酒漱口叫酳。养老只做到这样，也是略微简化其礼节的原因。緫干，是武舞。《祭统》说：‘舞蹈没有比《武宿夜》更重的’，这是周代的道统。”

像这样，那么周代的道统四方通达，礼乐交流互通，那么武舞的迟缓长久，不也是应当的吗？郑氏说：“说武舞迟缓长久，是为了重视礼乐。”

孔氏说：“周代德行像这样之后，那么周代的道统四方通达，礼乐交流互通，无所不备。凡是功业小的容易成就，其时间短促；功业大的难以完成，其时间长久。周代的礼乐功业大，所以作《大武》之乐迟缓停顿而长久，不也是应当的吗？”

延平周氏说：“乐，是德的声音；舞，是德的形态。周代开始时，用兵戈战胜纣王，直到在明堂祭祀，在借田耕作，在太学养老更事，然后其教化才完备。其道统四方通达，那么乐舞的迟缓，难道过分了吗？”严陵方氏说：“四方通达，指东西南北，无所不达；交流互通，指上下内外，无所不通。只有其道统四方通达，所以礼乐得以交流互通。周代成功如此迟缓，历时如此长久，那么乐舞象征成功，也应当迟缓长久。所以说：不也是应当的吗？”

金华应氏说：“帝王的德行尊贵，而其时代已经久远，估计其沦丧坠落已久，所以封赏特别急切。王者的德行稍降，而其时代尚近，不至于败坏散失而无所归依，所以封赏次之。商容在家闲居废置，武王固然已经亲自到他的里巷致敬，但不敢轻易起用他并立即委以重任。所以让箕子这类贤者先行去访问道义，表达殷勤之后才恢复他的职位，这是为了尊重贤人。牛马放纵而顺遂其本性，那么劳累的物就安逸；车甲涂血而休息其神灵，那么活动的器具就静止；干戈倒置而用虎皮包裹，那么昔日为武而今转为文；将帅被任命为诸侯，那么昔日治军而今治民；贯革之射就停止，虎贲之剑就卸下，这是为了暗中消除其暴戾鸷悍的习性。以《貍首》《驺虞》为节奏，以禆冕、执笏为仪容。在明堂朝觐、在借田耕作、养老，这是为了开导其孝悌敬顺之心。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改变前日之所为，而一新天下的观听。其气象非常雍容，其细节非常详密，这岂是一日所能做到的？适宜武舞象征它而舒缓迟缓长久。然而警戒时间久，站立时间久，本来没有急于富天下的念头；迟缓而又长久，又必定缓慢地等待天下的教化。《大武》虽然是武舞，实际上是止戈的武，实际上是修文的武。所以武舞的诗说：‘战胜殷商，制止杀戮’。”

君子说：“礼乐不可以片刻离开身体。”

译通过音乐来修养内心，那么平易、正直、慈爱、诚信之心就会自然地产生。平易、正直、慈爱、诚信之心产生，就会快乐；快乐就会安定；安定就会长久；长久就能契合天道；契合天道就能达到神妙。契合天道，就能不言而使人信服；达到神妙，就能不怒而使人敬畏。这就是通过音乐来修养内心的作用。」

译郑氏说：“致”，是深入详审的意思。“子”，读音同“不子之子”。“油然”，是新生美好的样子。善心产生，就少有利欲；少有利欲，就快乐了。志意明确、行为成就，不说话而被信任如同上天；不发怒而被敬畏如同神明。快乐从内心发出，所以用来治理内心。

孔氏说：从这一句到“盛矣”，称为“乐化”，是说音乐能够教化人，开始达到善的境界。这段经文阐明音乐用来治理内心，记录者引用君子的话说：“礼乐是治理身体的器具，所以片刻也不能离开身体。”“致”是深入详审，“易”是和顺平易，“直”是正直，“子”是慈爱，“谅”是诚信。说能够深入详审，这是用音乐来端正内心，那么和顺平易、正直、慈爱、诚信的心就油然生发了。“油然”是润泽的样子，是说音乐能感动人，使善心产生。四种善心产生，就使人和谐快乐，利欲的产生源于贪婪鄙陋。心思利欲，就精神劳累、形体痛苦。善心既然产生，利欲就减少，性情和谐快乐，安定而不急躁。时间久了，人们信任他如同上天，敬畏他如同神明。上天有四时不失误，所以说“信”；神明是人们所敬畏的，所以说“威”。其实道理是一样的。横渠张氏说：上天不说话而令人信任，神明不发怒而令人敬畏，因为真诚所以令人信任，因为无私所以令人敬畏。长乐陈氏说：从产生到快乐，从快乐到不发怒而令人敬畏，这是从粗浅到精微，从有到无的过程。大概和顺平易、正直、慈爱、诚信的心产生，是令人向往的。音乐是自身具备的，快乐就是内心充实的，安定就是德行持久的，持久就是光辉灿烂的，光辉灿烂就是宏大而化育万物的，宏大化育就是神妙而不可知的。孟子的言论侧重于学习，所以说善、说信、说美、说大、说圣。这里侧重于音乐，所以说和顺平易、正直、慈爱、诚信，说快乐、说安定、说持久、说自然之功，最终归结为一，所以都以“神”作为终结。上天不说话而令人信任，是孔子所说的“上天说什么呢？四季运行，百物生长”的意思。神明不发怒而令人敬畏，是《易经》所说的“神武而不杀”的意思。又《乐书》说：倾斜就危险，平坦就平易，邪曲就弯曲，端正就正直。平易就容易了解，这是本性之所以为智慧的原因。正直就内心恭敬，这是本性之所以为礼仪的原因。慈爱是天性的爱，这是本性之所以为仁爱的原因。诚信是天性的真诚，这是本性之所以为信任的原因。深入音乐来治理内心，和顺平易、正直、慈爱、诚信的心就产生，那么对于本性所承受的就能快乐，对于本性所承受的能快乐，那么对于所遇到的事情就能安定，对于所遇到的事情能安定，那么就不失其所，而德行就可以持久。《易经》说：“持久就是贤人的德行。”孟子说：“圣人对于天道就是持久的，贤人对于地道也是如此。天，是圣人的天道。”神明就是圣妙而不可知的，即使阴阳也不能测度，何况人呢？

严陵方氏说：礼乐片刻也不能离开身体，君子片刻不离开道，半步不忘孝，仓促不违背仁，早晚努力求学，都是因为这个原因。“斯”是辨别于此，“须”是等待于彼，辨别就分离，等待就结合，“斯须”就是一分离一结合的短暂时间。礼乐不能离开身体，像这样所以说深入音乐来治理内心，深入礼仪来治理身体。和顺平易、正直、慈爱、诚信的心，都以和顺为根本，所以深入音乐来治理它，就油然生发了。况且和顺平易是天之道，因为音乐的开始，源于天；慈爱诚信是人之道，因为音乐的终结，感动人。音乐说内心没有忧虑，安定说身体没有危险。内心快乐，然后身体安定。所以快乐就安定，安定而没有危险就坚固，可以持久所以安定就长久不变，那么其道就是自然的。所以持久就是天，自然那么其作用就不可测度。所以天就是神，自然是天之道，不可测度是神的作用。自然就没有人怀疑，所以不说话而令人信任；不可测度就没有人敢侵犯，所以不发怒而令人敬畏。马氏说：和顺平易是说其平坦，正直是说其端正，慈爱是说其仁爱，诚信是说其信任，都是人的常性。人的本性出于天，而成全它的是音乐。音乐，是乐于得到其常性。孟子说：万物都具备于我，反省自身而真诚，快乐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安定那么外物就不能倾覆，而持守德行宏大，信道笃实，在这里不厌倦，在那里不厌恶，危险平坦都一样。所以安定就持久，持久就接近化育，而天是说其化育。至于化育就广大有以致，高明有以极。所以持久就是天，至于化育而不可知，就是神。所以天就是神，大概天有四时，春夏秋冬，不说话而人信任它；神明看它看不见，听它听不到，使天下的人斋戒盛服来承接祭祀，浩浩荡荡好像在上面，好像在左右，因为它不可知。所有这些，都是音乐所导致的。所以最后说音乐用来治理内心，那么开始治理内心，最终达到神，为什么呢？大概音乐产生于内心，那么它所遵循的就是天，所遵循的是天那么其本体就是庄重的。所以由和顺平易、正直、慈爱、诚信的心而积累，最终达到神。这与孟子所说的善、信、美、大、圣、神的说法类似。

东莱吕氏说：“礼乐片刻也不能离开身体，凡是有秩序而和谐的就是礼乐。它之所以这样，为什么呢？不仁那么礼乐就息灭了。”

新安朱氏说：“《韩诗外传》中‘子谅’作‘慈良’，比较接近。天是说本性自然，神是说神妙不可测度。”

建安真氏说：古代的君子以礼乐为治理身心之本，所以片刻不

译可以去除它。“致”的意思，是达到极致的意思。音乐的音律平和中正，所以用这种极致来修养内心，那么平易、正直、慈爱、诚信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那么喜爱善端的萌芽，自然就会喜悦欢畅。喜悦就能安定，是因为喜悦之后才能安定；安定就能长久，是因为安定之后才能长久；长久就能合乎天道，浑然天成，没有人为的造作。合乎天道就能通神，变化没有定规，不可揣度思议。天道虽然无言，人们自然信任它，因为它没有差错；神明虽然不怒，人们自然敬畏它，因为它不可测度。产生喜悦、长久安定，就像孟子所说的善性美好广大一样。至于达到天道且通神，那就是大而化之了。礼以恭敬、节俭、退让、谦逊为根本，并且有节度、文饰、法度的详细规定，所以用这种极致来修养身体，那么自然就会严肃威严。礼和乐本质是一体的，然而用礼来修养身体，达到严肃威严就停止了，不如用乐来修养内心，达到合乎天道且通神，为什么呢？大概“天”的意思，就是自然，修养身体达到严肃威严，那也是自然了。它们的功效未曾不同。只是乐对于人，能够变化人的气质，消融人的杂质，所以礼用来顺从外在，而乐用来调和内在，这是表里交互修养的功效，而修养内在的实际上起主导作用。所以圣人的教化，确立规范用礼，而完成教化用乐。记载礼的人，推究阐明它的功效，也达到这样极致。于是又说：身心没有主宰，那么邪恶就容易乘虚而入；内心片刻不和乐，那么卑鄙欺诈就会侵入；外貌片刻不庄重恭敬，那么轻慢随意就会侵入。善恶相互消长，就像水火一样，这一方兴盛那一方就衰退。卑鄙欺诈、轻慢随意，都不是本性所有，却称之为心，是因为和乐不存在，那么卑鄙欺诈侵入而成为主宰；庄重恭敬不确立，那么轻慢随意侵入而成为主宰。既然在内心成为主宰，不是心又是什么？就像污泥不是水，搅动它使它浑浊，这也是水了。这就是礼乐不可以片刻离开身体的原因。

译庆源辅氏说：致礼致乐，与君子学以致其道中的“致”字含义相同。“致”，是说我有方法去招致它，而它自然到来。礼乐虽然是我本性中固有的，然而如果没有方法去招致它，就无法发挥它的作用。所以说：如果不是合适的人，道就不会凭空实行。我如果想要仁，仁就来了。礼乐不可以片刻离开自身，这就是说礼乐本来就不是指玉帛钟鼓这些器物。用乐来修养内心，是说常存和乐之气来涵养自己的心。和乐之气常存于内心，那么善心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易》是天之道；直是地之道；子谅是人之道。一心之中具备三才的奥妙。孟子说：快乐产生了，产生之后就难以停止。难以停止，就会不知不觉地手舞足蹈。所以说：产生快乐就安定了。安定得像自得一样，那么居住其中就安稳。仁者安于仁的“安”，就能超越宇宙而同时存在，贯通古今于一息之间。所以悠久悠久不停息，这就是天。天就不可测度认识了。所以说：天就是神，神就是天不可知的部分。并不是在天之外另外有所谓的神。因为它不言而信，就称之为天；因为它不怒而威，就称之为神。

《礼记集说》卷九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

《礼记集说》卷一百 宋 卫湜 撰

用礼来修养自身，就会庄重恭敬；庄重恭敬，就会严肃威严。心中片刻不和乐，鄙陋欺诈之心就会侵入；外貌片刻不庄重不恭敬，轻慢怠惰之心就会侵入。

郑氏说：“躬，就是身体。礼从外部产生，所以用来修养身体。鄙诈侵入，是说利欲虚伪产生，轻易怠慢。”

孔氏说：“前面说致乐，这里说致礼。圣王详细审察礼的意义来修养自身，就会庄严而恭敬。内心庄严恭敬，人们就会畏惧他，这就是严肃威重。不能致乐来修养内心，心中片刻不能调和，就不能喜乐，于是鄙吝诈伪之心侵入内心。不能致礼来修养自身，所以轻慢怠惰之心从外部侵入内部。”

河南程氏说：“心中片刻不和乐，鄙诈之心就侵入了。这与‘用敬来使内心正直’的道理相同。说敬就是和乐是不可以的，然而有敬就必须和乐，正是因为内心没有杂事。”

长乐陈氏说：“肃穆就是庄重恭敬，厚重就是严肃威严。这是说严肃威严以庄重恭敬为根本，庄重恭敬以严肃威严为表现。礼，凭借庄重恭敬来进行教化，等待威严而后施行。乐从内心发出，根本在于心，那么和乐，就是心发出的天真本性。礼从外部产生，表现在容貌上，那么庄重恭敬，就是容貌表现出的肃穆规范。鄙诈之心，是与子谅相反的。轻慢之心，是与庄重恭敬相反的。说与子谅相反，是向上推演，以显示易直的道理；说与庄重恭敬相反，是向下推演，以显示严肃威严。这是说话的法则。《乐书》山阴陆氏说：‘这也是威严吗？与天不言而信，神不怒而威，也不同了。礼的事情，就是这样罢了，所以说致乐以治心，始终两方面都说了。’孔子说：‘言语慎重，言辞反复，是因为内心有善。’李氏说：‘不和就会鄙陋，不乐就会欺诈，不庄重就会轻率，不恭敬就会怠慢。不和、不乐、不庄重、不恭敬，是内心产生的。鄙诈轻慢，是从外部侵入的。”

新安朱氏说：“心要平易，没有艰深险阻，所以说‘不和乐，那么鄙诈之心就侵入了’；不庄重不恭敬，那么轻慢之心就侵入了。‘入’这个字，正说明是外部诱惑导致的，并非本心实在有这些恶。虽然本心没有，但既然被它夺取，而让它主宰内心，那么这难道不是心吗？”庆源辅氏说：“乐用来修养内心，礼用来修养自身，而最终都归于威严，是因为德行成就而后才有威严。孔子说：‘端正衣冠，尊严视听，庄严的样子让人望而生畏，这是德行成就的事。’叙述乐的功绩，很详细；叙述礼的效果，很简略，并不是推崇乐而简略礼，而是因为治心、治身的不同罢了。虽然如此，乐生于礼，礼成于乐；治心是为了成就自身，治身是为了端正内心。礼乐的作用，未曾不相互依赖。鄙陋是说粗野强悍而不和，鄙陋而后发展到欺诈；轻率而后发展到怠慢。由此看来，那么所谓致乐，就是致其和乐罢了；致礼，就是致其庄重恭敬罢了。和乐，是人的本心；庄重恭敬，是人的正貌。鄙诈、轻慢则是受外部感应而这样的，所以说‘从外部侵入内部叫做入’。”

所以乐，是感动内部的；礼，是感动外部的。乐达到极致的和，礼达到极致的顺。内部和而外部顺，那么百姓看他的脸色就不与他争辩，看他的容貌百姓就不产生轻慢之心。所以德辉感动内部，百姓没有不听从的；礼理表现于外部，百姓没有不顺从的。所以说：推行礼乐之道，举而施之于天下，就没有困难了。

郑氏说：“德辉，是脸色润泽。理，是容貌进退的条理。”

孔氏说：“这一节讲圣人用礼乐来修养自身，内外兼备，使德辉感动内部，而百姓顺从外部。乐从心起，所以感动内部；礼从外生，所以感动外部。乐能感人，所以极益于和；礼用来检束容貌，所以极益于顺。内心和而外色顺，所以百姓看他的脸色而不与他争辩；外貌和顺，所以百姓不产生轻慢。乐用来和心，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