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集説卷三十

译《礼记集说》卷三十

钦定四库全书

《礼记集说》卷三十一 宋 卫湜 撰

天子与诸侯在宗庙中的祭祀，春季称为礿，夏季称为禘，秋季称为尝，冬季称为烝。郑玄说：“这大概是夏、殷时期的祭祀名称，周代则加以更改。春季称为祠，夏季称为礿，将禘作为殷祭。《诗经·小雅》说：‘禴祠烝尝，于公先王。’这是周代四季祭祀宗庙的名称。”

孔颖达说：从这一段到‘地者’，这一节论述夏、殷时期天子、诸侯、大夫四季祭祀宗庙以及祭祀天地山川的事情。礿，意为微薄。春季万物尚未成熟，其祭品新鲜而微薄。禘，意为次第。夏季时万物虽然尚未完全成熟，适宜依照时序的次第进行祭祀。尝，意为新谷成熟而品尝。烝，意为众多。冬季时，万物成熟的种类众多，又进献祭品，所以称为烝。祭祀的名称与周代不同，所以认为这是夏、殷时期的祭祀。又因为没有明确的文献记载，所以用‘盖’字来表示推测。这里说春季为礿，而《郊特牲》说春季为禘，郑玄在那里的注释说：‘禘应当是禴的误字’，以这里为准。《祭义》说：‘春季为禘’，郑玄的注释直接说‘夏、殷的礼仪不改正禘字’，这在《郊特牲》的注释中已经见过，所以这里省略了。郑玄知道周代春季称为祠，夏季称为礿，是依据《周礼·春官·宗伯》所说：‘用祠在春季享祭先王，用禴在夏季享祭先王’。知道将禘作为殷祭，是因为《公羊传》说：‘五年举行两次殷祭’，又《春秋·僖公八年》记载‘秋季七月在大庙举行禘祭’，可见禘是殷祭。殷，意为大，指五年举行一次大祭。引用《诗经·小雅》是《文王》《天保》中的诗句，意思是文王受命后已经更改了殷代的祭祀名称，用夏季的祭祀来代替。禘改名为礿，而诗中先说礿后说祠，是为了行文方便。尝在烝之下，是为了押韵。‘于公’指从公刘到不窋，‘先王’指后稷、大王、王季。长乐陈氏说：‘礿、禘以酒饮为主，所以顺应阳气；烝、尝以食物为主，所以顺应阴气。春礿、夏禘、秋尝、冬烝，这是殷代的祭祀。’殷代以《长发》乐舞为大禘，说大是为了显示小，那么夏季的禘就是小禘。《郊特牲》、《祭义》说‘春季禘’，大概是夏代的礼仪。

马氏说：这是宗庙四季的常规祭祀。礿以酒饮为主，用来养护死者的阳气，所以春季称为礿。而禘必定在仲夏举行，此时阳气在上，阴气在下，用来审谛昭穆次序，所以夏季称为禘。尝以食物为主，用来养护死者的阴气，所以秋季称为尝。烝意为众多，万物丰盛众多，可以完备礼仪，所以称为烝。这是虞、夏的制度。而周代则将礿改为祠，将禘改为禴，而禘则称为大祭。所以《周礼》说用祠在春季享祭先王，用禴在夏季享祭先王。而《诗序》也说：‘《雍》，是禘祭大祖的乐歌。’

山阴陆氏说：春祠、夏礿、秋尝、冬烝，这是正确的。春夏以酒饮为主，是审谛的时候。春季可以称为礿，也可以称为禘；夏季可以称为禘，也可以称为礿。《郊特牲》说：‘春季禘而秋季尝。’《王制》说：‘春季礿，夏季禘’，这是对的。祠，祭品少，文辞多，只是春季的事情。所以夏季没有说祠的。凡是这三代共同拥有的，先儒说周代称为‘祠’，是错误的。况且方言中称‘祭’，又不全部列举，‘祠’不足以单独提及。所以《礼》说‘春季礿，夏季禘’，禘说的是道理，尝说的是物品。所以《礼》说‘春季禘，秋季尝’。《诗》说：‘禴祠烝尝’，称‘祠’的是四季的祭祀，全部列举也不嫌多。大司马说‘享礿’，不说‘祠’；说‘享烝’，不说‘尝’，也是以其盛大的来称呼。

虙氏说：‘《周礼·大宗伯》的职掌说：‘用祠在春季享祭先王，用禴在夏季享祭先王，用尝在秋季享祭先王，用烝在冬季享祭先王。’司尊彝也说春祠、夏禴、秋尝、冬烝，这是四季祭祀的名称。考察《王制》则说：‘春季称为礿，夏季称为禘。’《祭统》也说：‘春季祭祀称为礿，夏季祭祀称为禘。’又与《周礼》所说的春夏制度相反了。考察《郊特牲》则说：‘春季禘而秋季尝。’《祭义》也说：‘君子合于天道，春季禘秋季尝。’又与《王制》《祭统》所说的春夏祭祀相反了。郑康成的说法，认为春礿、夏禘是夏、殷的祭祀，周代则加以更改，也没有明确的文献可以依据，大概是康成凭意思推测的。至于《郊特牲》说春季禘，郑氏解释说：‘禘应当是礿字的错误。’意思是《王制》《祭统》既然说春季礿，那么这里不应当说春季禘，所以认为是礿字的错误。然而《祭义》又说春季禘，难道有两篇的文字都错误吗？这是不通的说法。我曾经凭意思推求，《周官》所说的春祠、夏礿，这是《周礼》；《王制》《祭统》所说的春礿、夏禘，这是殷代的礼仪；《郊特牲》《祭义》所说的春禘，这是夏代的礼仪。怎么知道的呢？记载说：‘殷人崇尚声音，音乐演奏三阕然后出来，迎接牺牲。’又说：‘这是乐阳气。’又说：‘殷人先求诸阳。’那么殷代祭祀都用音乐了。《郊特牲》所说的春季禘而秋季尝，而在禘之前有享祭且有音乐

译如果饮食没有乐趣，那就是夏代的礼制，而不是殷代的礼制。既然春禘已经是夏代的礼制，那么春礿自然就是殷代的礼制了。」

译江陵项氏说：一年四次祭祀，春天叫祠，夏天叫禴，秋天叫尝，冬天叫烝。这是用来供奉尚未撤除牌位的祖先的，从天子到平民百姓都可以使用，只有没有田地的人称为荐。三年一次的大祭叫祫，这是用来供奉已经撤除牌位的祖先的，从天子到大夫可以使用，因为他们有大祖庙可以收藏已毁庙的祖先牌位。五年一次的大祭叫禘，这是用来报答继承天命而受形的祖先，只有天子才能使用。大概从祖先向上追溯直到天地初始赋予形体之时，继承天命而生的人，礼仪到了这里就不能再增加了，不是拥有天下的人，谁能实行呢！

天子祭祀天地，诸侯祭祀社稷，大夫祭祀五祀。天子祭祀天下的名山大川，五岳的祭祀规格比照三公，四渎的祭祀规格比照诸侯，诸侯祭祀位于自己境内的名山大川。

郑氏说：“五祀，指的是司命、中霤、门、行、厉。这种祭祀，是指有封地的大夫，没有封地的大夫只祭祀三种。比照三公、比照诸侯，是指牺牲、祭器数量的规格。诸侯祭祀名山大川，就像鲁国人祭祀泰山，晋国人祭祀黄河，就是这样。”

孔氏说：查考《祭法》说：“天子设立七种祭祀，叫司命、中霤、国门、国行、泰厉、户、灶；诸侯五种祭祀，没有户和灶，其余与天子相同。”这说明大夫的五种祭祀，与诸侯相同，是司命、中霤、门、行、厉。因为大夫祭祀五祀与诸侯相同，所以知道大夫是有采邑的。郑玄注释说“没有封地只祭祀三种”，因为《祭法》说：“大夫设立三种祭祀，叫族厉、门、行。”郑玄的意思是，这以及《祭法》都说明《周礼》中，有封地的大夫祭祀五种，没有封地的大夫祭祀三种。查考上面《曲礼》中“大夫祭祀五祀”，是指户、灶、中霤、门、行，认为是殷代的礼制。这里大夫的五种祭祀是有封地的，大夫五祀的神灵又不同，是因为《曲礼》中天子、诸侯、大夫都祭祀五祀，没有等级差别，所以用《月令》的五祀来对应，总认为是殷代的礼制。这段经文说：“天子祭祀天地，诸侯祭祀社稷，大夫祭祀五祀”，既然区分了尊卑等级，所以用周代的法规来解释。《夏传》说：“五岳比照三公，四渎比照诸侯，其余的山川比照伯爵，小的比照子爵、男爵。”郑玄注释说：“是指牺牲、币帛、谷物、笾豆、爵献的数量，不是指尊卑等级。”查考《周礼》，上公的饔饩是九牢，飱是五牢，享礼是九献，豆是四十；侯伯的饔饩是七牢，飱是四牢，享礼是七献，豆是三十二；子男的饔饩是五牢，飱是三牢，享礼是五献，豆是二十四。又五等诸侯的膳食都是大牢，祭祀也是大牢，簋都是十二。又侯伯没有区别，三公与子男相同。现在《王制》中三公比诸侯尊贵，《夏传》中伯爵与侯爵有别，参验上下，都与《周礼》不同，不能强行解释。这篇《王制》所陈述的多是夏、殷的制度，《夏传》所说的也不是周代的礼仪，那么郑玄所注释的应当是依据不同时代的法规。这段经文说：“四渎比照诸侯”，根据《夏传》的说法，这里的侯是指侯爵，不是五等诸侯。知道鲁国人祭祀泰山，是因为《论语》说：“季氏在泰山举行旅祭。”说明鲁君祭祀泰山，季氏是僭越了。只是泰山是齐、鲁的边界，所以齐国也祭祀它。《礼器》说：“齐国人有事于泰山”，又说：“晋国人有事于黄河”，就是这样。

秦溪杨氏说：“舜对山川进行望秩祭祀，秩是次序的意思。按照次序来祭祀。五岳比照三公，四渎比照诸侯。只是说明礼仪有隆重与简略、重要与轻微的区别罢了。”注疏拘泥于牺牲、币帛、谷物、笾豆、爵献的数量，失于过于拘谨，以至于不能强行解释，其实不一定如此。

马氏说：天子祭祀天地，诸侯祭祀社稷，大夫祭祀五祀，这是为了报答根本、回归本源，并且用来防止僭越混乱的阶梯。大概天地是领域中最宏大的，而天子是领域中最尊贵的，所以祭祀天地；社稷是土地和谷物的神灵，而诸侯是为天子守护土地的，所以祭祀社稷。大夫有家庭，所以祭祀五祀。大概在上位的人可以兼祭下位的神灵，所以天子祭祀天地、社稷、五祀；在下位的人不可以兼祭上位的神灵，所以诸侯祭祀社稷而不能祭祀天地，大夫祭祀五祀而不能祭祀社稷。荀子说：郊祀止于天子，社祀止于诸侯，道及大夫，就是这样。古代制定祭祀典章，对百姓有功的就祭祀，而名山大川是对百姓有功且百姓从中获取材料用处的。大概天子统治天下，他所报答的对象众多，所以祭祀天下的名山大川；诸侯统治一国，他所报答的对象较少，所以祭祀位于自己境内的名山大川。

延平周氏说：“祭祀社稷的，不能祭祀天地；祭祀五祀的，不能祭祀社稷。所以《祭法》说：‘大夫以下，结成群体设立社，叫置社。’天子是百神的主宰，所以祭祀天下的名山大川；诸侯是境内之主，只有境内的名山大川，才祭祀。”

讲义说：“天子祭祀天地，是指在南郊祭祀天神，在北郊祭祀地祇。诸侯祭祀社稷，是指社是五土之神，稷是五谷之神。大夫祭祀五祀，是指祭司命、中霤、门、行、厉。经文中说五祀的地方很多，《月令》则是户、灶、中霤、门、行。”

译也。祭祀的法则则是司命、中霤、国门、国行、公厉。《曲礼》一并提及天子、诸侯、大夫祭祀五祀，所以解释者与《月令》相同。这里说大夫祭祀五祀，是为了区别于天子、诸侯，所以解释者与《祭法》相同。」

译山阴陆氏说：“三公坐着议论治国之道，是诸侯朝见宗庙的对象。”

广汉张氏说：“古代诸侯各自祭祀其境内的山川。山川之所以被视为神灵，是因为它们的气感应能产生云雨，滋润万物。因此为它们修筑坛壝，设立祝官和史官，备置牺牲和币帛，以此来表达我们祈祷的诚意，并在隐微与显见之间建立诚信。诚意的不可掩盖就是如此。后世有了山川的祠庙，却把人的形象塑造成山川的样子，把土地圈定为祠庙的范围，这就背离正道很久了。山耸立、川流淌，这是它们的形体；而把它们塑造成人的形象，是什么道理呢？它们的气流通，可以与人相接；而把它们圈定为祠庙的范围，又是什么道理呢？没有其中的道理而强行这样做，即使百次跪拜祈祷，备齐物品来享祭，偶尔有所应验，也不过是偶然罢了。”

新安朱氏说：“一家的家主，那么一家的鬼神就归属于他；诸侯守护一国，那么一国的鬼神就归属于他；天子拥有天下，那么天下的鬼神就归属于他。”看来作为天子，这个神明是多么伟大啊！怎么容许有一点差错呢？如果纵欲无度，天上那么多星辰，地下那么多山川，怎么会不发生怪异呢？《语録》又说：“古人祭祀山川，只是设置坛位来祭祀，祭祀时坛位就存在，祭祀完毕坛位就撤去，所以不至于亵渎。后世却先建立庙宇和神像，因此反而导致迷惑人心，侥幸追求非分的愿望，无所不至。”

天子、诸侯祭祀，是因为国家位于该地，且没有后代主持祭祀的。

郑氏说：“是指所依托的国家，先王、先公有功德，应该享受世代的祭祀，如今却断绝了后代，为他们设立祭祀的主祭者。从前夏后氏在郊外祭祀鲧，直到禹成为夏后，才改为在郊外祭祀禹。晋侯梦见黄熊进入国都，从而在郊外祭祀夏，这就是其中的礼制。”孔氏说：“这一节论述天子建都的地方以及诸侯受封的境内，都依托于古代先王、先公所居住的地方。如今那些地方的子孙断绝灭亡，没有后代主持祭祀的，就由天子、诸侯来祭祀他们。”《祭法》记载：“夏后氏禘祭黄帝而在郊外祭祀鲧，《礼运》所说的郊祭，是指禹。”殷朝灭掉夏朝，必定不在郊外祭祀鲧，必定应该封立夏的后代，只是不知道名字是否相同。到了周朝封夏的后代于杞，不废除殷朝时的制度，夏的后代已经在郊外祭祀禹了。晋侯梦见黄熊的事，见于昭七年《左传》：“晋侯有病，梦见黄熊进入寝门。韩宣子问子产，子产说：‘从前尧在羽山诛杀鲧，他的神化为黄熊，进入羽渊，实际上成为夏的郊祭对象，三代都祭祀他。’晋国作为盟主，或许没有祭祀他。”根据传文的意旨，是说晋国作为盟主，应当代替天子主持群神的祭祀，不是说因此国位于此地而没有后代主持祭祀。郑氏引用这件事，是为了证明晋国位于夏的旧地，鲧没有后代主持祭祀，所以晋国祭祀他。

石林叶氏说：“亡国断绝世系而没有后代主持祭祀的，虽然自己已经废弃而不可再举。然而先王兴起灭亡的国家，延续断绝的世系，并且依托该国进行祭祀，是为了显示他的仁爱。”庐陵胡氏说：“因国，是指所建都、所封的境内，依托古代圣贤所居住的地方。就像晏子所说：‘爽鸠氏开始居住在这里，后来季萴依托它；有逄伯陵依托它；蒲姑氏依托它；后来太公依托它’中的‘因’字意思一样。”

天子单独举行礿祭，合祭举行禘祭、尝祭、烝祭。诸侯举行礿祭就不举行禘祭，举行禘祭就不举行尝祭，举行尝祭就不举行烝祭，举行烝祭就不举行礿祭。诸侯礿祭单独举行禘祭，一次单独举行一次合祭，尝祭合祭，烝祭合祭。郑氏说：犆就是单独的意思，祫就是合祭的意思。天子诸侯丧期结束，将先君的神主合于祖庙祭祀，称为祫祭。后来因此成为常例。天子先举行祫祭而后举行时祭，诸侯先举行时祭而后举行祫祭。凡是举行祫祭的年份，春天只举行一次礿祭，不举行祫祭。因为事物没有成熟，不举行盛大的祭祀，周朝把夏朝的礿祭改称为礿，把禘祭作为盛大的祭祀。鲁国的礼制是三年丧期结束后在大祖庙举行祫祭，第二年春天在群庙举行禘祭。从此之后，五年举行两次盛大祭祀，一次祫祭一次禘祭。虞夏的制度，诸侯每年朝见，所以四季的礿、禘、尝、烝祭祀，必定废除一种祭祀。礿祭单独举行互相说明，单独举行礿祭是文辞上的表达。禘祭一次单独举行一次合祭，低于天子的规格。祫祭的年份不举行禘祭。

孔氏说：“这一节论述夏、殷时期天子、诸侯的大祭及时祭之事。天子的祭祀，在举行祫祭的年份，因为春天万物尚未成熟，不举行祫祭，只单独举行时祭中的礿祭，所以说单独举行礿祭。夏、秋、冬三季，先举行祫祭，后举行时祭，所以说祫禘、祫尝、祫烝。”郑注：天子先举行祫祭而后举行时祭，是因为经文说“祫禘、祫尝、祫烝”，天子地位尊贵，所以先举行大礼。诸侯先举行时祭而后举行祫祭，是因为下文说“尝祫、烝祫”，诸侯地位卑下，取其逐渐完备，所以先举行小礼后举行大礼。这些都是殷朝以前的制度，只是不知道几年举行一次祫祭。《礼纬》说：三年一次祫祭，五年一次禘祭。郑氏说：这是百王的通义，那么虞、夏、殷、周都相同，三年一次祫祭。皇氏认为虞、夏的祫祭每年都举行，又说“三时祫祭”，是指夏、秋、冬三季中某一季遇到祫祭就举行，不是三季都举行祫祭。如今郑注说：春天只举行一次礿祭，不举行祫祭，因为万物没有成熟，不举行盛大祭祀。又《禘祫志》说：“《王制》记载先王的法度，祫祭是盛大祭祀，在秋、夏、冬举行祫祭。周公制定礼制，祭祀不宜频繁，像郑氏这样说，那么夏、殷三季都举行盛大祭祀，皇氏的说法是错误的。”郑注说鲁国礼制三年丧期结束后在大祖庙举行祫祭，查考文公二年八月丁卯在大庙举行大事，《公羊传》说：“大事是什么？是大祫祭。”

译通僖公去世的那一年算作三年。注解说“明年春天在群庙举行禘祭”，依据是：僖公八年在大庙举行禘祭，宣公八年在大庙举行“有事”之祭，“有事”就是禘祭，都是在第八年举行禘祭。既然五年举行一次禘祭，那么后一次禘祭距离前一次禘祭就是五年。前一次禘祭应当在第三年，如今在第二年举行祫祭，所以说明年春天在群庙举行禘祭。考察闵公二年五月在庄公庙举行吉禘，昭公十五年在武宫举行禘祭，昭公二十五年将在襄公庙举行禘祭，禘祭都是各自在相应的宗庙举行，所以说“群庙”。注解说“从此以后每五年举行两次殷祭”，这是《公羊传》的记载。“从此以后”指的是第三年在群庙举行禘祭之后，每五年之内再次举行殷祭，所以郑玄的《禘祫志》说：闵公去世后，僖公三年举行禘祭，僖公六年举行祫祭，僖公八年举行禘祭。凡是三年丧期结束后，第二年举行祫祭，第三年举行禘祭，都是祫祭在禘祭之前。关于禘祭和祫祭哪个为大，郑玄依据《公羊传》说：“大事是什么？是大祫。”已毁庙的祖先牌位陈列在大祖庙，未毁庙的祖先牌位都升合在大祖庙共同受祭，所以称为大事。如果王肃、张融、孔颖达都依据《逸礼》，认为禘祭为大，祫祭为小，郑玄不采用《逸礼》。又《曾子问》说：“七庙、五庙没有空置的牌位，空置牌位的只有天子去世和祫祭时。”取用群庙的牌位，说明禘祭不取用群庙的牌位，由此可知。《尔雅》说：“禘，是大祭。”意思是比四季常祭更为重大。如果是《左传》和杜预，则都认为禘祭是三年一次的大祭，在大祖庙举行。传文中没有祫祭的记载，那么祫祭就是禘祭。取其排列昭穆次序，称为禘；取其聚合群祖，称为祫。注解说“虞夏之制”，是杂糅说明各个朝代，不专指殷代。又《春礿》注说：“夏、殷则知夏、殷春祭都叫礿。”虞夏的制度，诸侯每年朝见天子时都缺省一个时节的祭祀。这是从南方开始的，南方诸侯春天礿祭结束后，夏天来朝见，所以缺省夏天的禘祭，所以说“礿则不禘”。西方诸侯举行夏天祭祀结束后，秋天来朝见，所以不举行尝祭。北方诸侯举行秋天祭祀结束后，冬天来朝见，所以废除烝祭。东方诸侯举行冬天祭祀结束后，春天来朝见，所以废除礿祭。各自缺省一个时节的祭祀，其余三个时节都祭祀。现在不从东方开始，而从南方开始，是想举出春天礿祭得以举行作为开始的原因。“礿犆”者，诸侯比天子降等，所以礿祭在犆祭之上。想要显示先前的时节祭祀，所以礿祭在犆祭之上。“禘一犆一祫”者，是说诸侯应当在夏天举行一次禘祭的时候，不举行禘祭，只举行一次犆祭和一次祫祭，这是缺省时祭。不说“一禘”，而说“禘一”，是因为禘在“一”字之前，与礿在犆字之前的意义相同，都是显示先前的时节祭祀。“尝祫烝祫”者，是说诸侯先举行烝、尝等时祭，然后举行大祭中的祫祭。

译赵氏说：禘不是时祭的名称，这些说法都是汉代儒者根据《春秋》概括出来的。他们看到《春秋》记载鲁庄公举行禘祭，就把它当作时祭的名称。看到《春秋》只两次记载禘祭，一次在春季，一次在夏季，所以有的说是春祭，有的说是夏祭，各自著书立说，互相矛盾，其中的谬误显而易见。郑玄没有理解这个意思，所以在注释《郊特牲》时说：禘应当是礿，这与《祭义》和《郊特牲》相同，于是就不注释《祭统》和《王制》。而在《王制》中又说：这是夏、殷时期的礼制。况且《祭统》篇末说：成王追念周公，赐给他重祭，郊、社、尝、禘就是这种重祭。怎么能说是夏、殷的礼制呢？诸侯举行礿祭就不举行禘祭，以下也是因为看到《春秋》中只有禘、尝、烝三种祭祀，认为鲁国只实行这三种祭祀，才这样说。如果真像郑玄所注，诸侯每年都要朝见天子，即使是远方的国家，往来也需要经历几个季节，为什么唯独废掉一个季节的祭祀呢？而且需要经常在路上奔波，如何治理国家、管理百姓呢？又用其他经典中的文句来证明，并没有说禘是殷祭的地方，那么禘不是殷祭就很明白了。殷是重大的意思。

延平周氏说：“天子春季单独举行礿祭，诸侯春季举行礿祭和禘祭，而春季祭祀都没有祫祭，为什么呢？”礿祭以饮酒为主，祫祭以进食为主，所以天子、诸侯的春季祭祀都没有祫祭。天子举行祫祭和禘祭，是有祫祭又有禘祭；诸侯禘祭如果是单独举行就不祫祭，如果是祫祭就不禘祭。为什么呢？夏季的时候，阳气在上，阴气在下，尊卑各自处于正当的位置，所以诸侯的夏季祭祀比天子的要简省。天子举行祫禘、祫尝、祫烝，是先举行大祭；诸侯举行尝祭、祫烝、祫祭，是先举行时祭。为什么呢？先举行大祭而后举行时祭，是常规的次序；先举行时祭而后举行大祭，是特殊的变通。虽然如此，或疏或密，或前或后，都能随着时节变化，关键在于斟酌当时的适宜情况来加以节制罢了。这就是诸侯随时朝见，有时会有所缺漏的原因。

横渠张氏说：“礼制规定不是王者就不举行禘祭，那么就知道诸侯每年缺漏一次祭祀是因为不举行禘祭，这是很明白的。到了周代，以祠为春祭，以禴为夏祭，宗庙一年有六次享祭，那么两次享祭加上四次祭祀就是六次了。诸侯不举行禘祭，那四次享祭吗？夏、殷时期诸侯夏季只单独举行一次祫祭。《王制》说‘礿祭就不禘祭，禘祭就不尝祭’，只是借用名称来显示时祭的数量罢了。记录的人不知道文辞损害了原意，错了。”又说：“享、尝所说的，享是追享、朝享，禘也是其中一种。尝祭用来配享，也是针对秋冬而言的。夏、殷以禘为时祭，知道追享一定在夏季。那么夏、殷天子一年只有五次享祭，禘列入四次祭祀，加上祫祭共五次。周代把禘改为禴，那么天子享祭有六次，诸侯不举行禘祭，又每年缺漏一次祭祀，那就只有四次了。《王制》所说的‘天子单独举行礿祭、祫禘、祫尝、祫烝’，既然把禘当作时祭，那么祫祭可以同时举行【礿祭因为祭品微薄而单独举行，尝祭沿袭旧制】，诸侯礿祭单独举行【像天子一样】，禘祭一次单独举行，一次祫祭，意思是夏季举行禘祭的时候，只举行一次祭祀，只是单独一次祫祭。那么‘不是王者就不举行禘祭’，又在这里明显地体现了。下面又说‘尝祫烝祫’，那么尝祭、烝祭都举行祫祭是无疑的了。如果周代的制度也应当缺漏一个时节的祭祀，那么应当说‘诸侯祠祭就不禴祭，禴祭就不尝祭’。”又说：“天子单独举行礿祭、祫禘、祫尝、祫烝，知道天子宗庙春季在太祖庙单独举行礿祭，夏季举行禘祭，秋季举行尝祭，冬季举行烝祭，并在太祖庙举行祫祭。到第二年，在昭庙单独举行礿祭，禘祭、尝祭、烝祭也在太祖庙举行祫祭。再到第二年，在穆庙单独举行礿祭，禘祭、尝祭、烝祭也在太祖庙举行祫祭。一年每个庙单独举行一次祭祀，三次祫祭。庙虽然多，推而广之都是这样，那么单独祭祀的一年有四次，其余都是三次祫祭。所以古代有三时祭祀的说法。像这样，天子才可以亲自祭祀。旧说一天遍祭七庙，实际上做不到。虽然书中有‘文王用一头红牛，武王用一头红牛’，似乎一天祭祀两座庙，但恐怕是两位王在同一座庙里祭祀，祭牲则不同。祫祭是合群庙的神主，禘祭是推及远祖，也是合群主。想要知道禘祭的说法，应当像赵伯淳那样断然确立义理：禘祭、祫祭、郊祭，必定每年都有，怎么容许有三年、五年的说法呢？尝祭、禘祭、祫祭，天子必定亲自举行祭祀，为什么群庙的神主都在太祖庙？所以礼制可以周全遍行。如果是时祭，就逐庙行礼，势必需要十几天，仍然不能各自斋戒，因此只能由有司行事，才可以同日完成。诸侯也像天子一样，礿祭单独举行，只是在禘祭之年单独举行一次。”一年一次祫祭，这是在禘祭的两年中，一年单独举行，一年祫祭。像尝祫烝祫，都跟天子一样，只有禘祭有疏密之分，以此来表示降杀。假使诸侯有五个庙，应当在太祖庙单独举行礿祭，在昭庙单独举行禘祭，那么这两座庙各自单独享有一次祭祀，加上尝祫烝祫，一年各有一次祭祀罢了。到第二年，在昭庙单独举行礿祭，在祖庙举行禘祫祭，加上尝祭、烝祭都举行祫祭，那么昭庙一年得到四次祭祀，其余的虽然包括太祖庙都只有三次。禘祭是王者的大祭，诸侯不禘祭本祖是合乎义理的。诸侯礿祭就不禘祭，禘祭就不尝祭，尝祭就不烝祭。这可能是朝觐时缺漏了一个时节的祭祀，或者是传述的人因为看到诸侯不举行禘祭，于是类推而言。大夫、士虽然庙数不同，道理必定都举行祫祭，也到高祖。从人情事理来看，怎么能不祭祀呢？只有祫祭，向国君请示有大事，向国君报告是合乎礼的。又说：“天子七庙，一天之内举行，力量不够，所以礼制有一次单独祭祀、一次祫祭的规定。”

译这是关于祭祀的说法。单独祭祀时只祭一位祖先，合祭时则遍祭所有祖先。比如春季祭祀高祖，夏季合祭群庙，秋季祭祀曾祖，冬季再次合祭。来年春季祭祀祖父，夏季再次合祭，秋季祭祀父亲，冬季再次合祭。

译河南程氏说：“诸侯也举行祫祭，只是因为祠、禴、尝、烝这些祭祀作为宗庙礼仪太过繁琐，所以每年在四季的祭祀中，有三季将祭祀合并，在祖庙中共同进食，只有春季才分别祭祀各个宗庙。”

秦溪杨氏说：“程子的话，正是解释了天子‘犆礿、祫禘、祫尝、祫烝’的含义。他说祫祭是合祭，也只是因为祠、禴、尝、烝作为宗庙礼仪太过繁琐，所以每年在四季中，有三季将祭祀合并，在祖庙中共同进食，只有春季才分别祭祀各个宗庙。这种说法阐明了时祭的本意，最为明白。张载认为礼有‘一犆一祫’的说法，正是解释了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尝祫、烝祫’这一章的内容。但原文说礿、尝、烝三祭都是祫祭，只有禘祭是一犆一祫，由于礼文残缺不全，指向不明确，所以张载不采纳这种说法，又另外提出一种说法说：春季祭祀高祖，夏季祫祭群庙，秋季祭祀曾祖，冬季又祫祭；来年春季祭祀祖父，夏季又祫祭，秋季祭祀父亲，冬季又祫祭。虽然‘一犆一祫’的说法似乎可以讲通，但说犆祭只祭祀一座宗庙而遗漏其他宗庙，恐怕在人情上也难以心安，不如前面程子的话简洁而意思完备。另外，春祠、夏禴、秋尝、冬烝，是周代时祭的名称。《诗经》所说的‘禴祠烝尝于公先王’就是如此。这里说礿、禘、尝、烝，是记录礼制的人弄错了。又说：祫祭有两种。《曾子问》说：‘在祖庙举行祫祭，祝官迎接四座宗庙的神主。’《王制》说：‘天子祫尝、祫烝，诸侯尝祫、烝祫。’这是时祭中的祫祭。《公羊传》说：‘已毁庙的神主陈列在大祖庙，未毁庙的神主都升堂，在大祖庙共同进食。’这是大祫，祭祀已毁庙和未毁庙的神主。祫祭只有这两条，此外没有多余的礼仪。汉代儒者的议论，又把禘祭和祫祭混在一起谈论，为什么如此纷繁复杂呢？本朝禘祫采用郑康成的说法，则是三年一次祫祭在孟冬，五年一次禘祭在孟夏。庆历年间采用徐邈的说法，则是每三十个月一次禘祭。后来又因为这两种祭祀各自不相因循，所以熙宁八年既行禘祭又行祫祭，最终没有确定的论断。推究其所以如此，都是因为把禘祭混同于祫祭，而都认为是合食于大祖庙。这样禘祭和祫祭就没有区别了，却又想勉强穿凿附会地分别它们的不同之处，这就是为什么纷繁复杂而没有一定之论的原因。知道禘祭是祭祀祖先所从出的神，不兼及群庙的神主，而只用其祖配享，那么禘祭与祫祭就不同，不容混同了。知道大祫兼及群庙的神主，那么大祖以下已毁庙和未毁庙的神主都合食于大祖庙了。又何必像马融的议论那样，区分坛墠与郊宗石室呢？又何必像郑玄的议论那样，区分大王、王季合食于后稷，文武以下分昭穆各自在文武二祧祭祀呢？祫烝则功臣都参与祭祀，就是《司勋》所说的‘祭于大烝’的意思。谁说祫祭功臣不参与享祀？像何休的议论那样呢？知道禘祭和祫祭的不同，那么郑康成、徐邈的说法就都不对了。其间关于相因不相因的说法，都是没有意义的。又何必讨论它们的同异得失呢？”

长乐陈氏说：“祭祀的礼仪，有大有小，有完备有缺失。天子完备而不缺失，然而有所谓缺失的时候，只是在大灾祸之时而已。诸侯缺失而不完备，然而有所谓完备的时候，只是在不朝见天子的年份而已。周代秋冬的祭祀与异代相同，而春夏的祭祀与异代不同。禘祫与异代相同，而祫祭的时间与异代不同。大概周代的春夏称为祠、禴，而异代的春夏称为礿、禘。周代的祫祭常在十月，而异代的祫祭未必在十月。天子犆礿，诸侯礿犆，因为不合于物产微薄之时，尊卑相同。天子祫禘、祫尝、祫烝，诸侯尝祫、烝祫，因为合于时节的前后，而尊卑不同。天子祫禘，诸侯禘一犆一祫，大概禘祭是辨别昭穆，辨别昭穆是礼。尝烝则是品尝进献物品而已，品尝进献物品是仁。礼用来辨别差异，所以天子在祫祭的年份先祫祭而后禘祭。诸侯在祫祭的年份只祫祭而已。仁用来统合相同，所以天子祫祭而后都尝烝，诸侯尝烝而后祫祭。又礼书说：‘君子以义来处理礼，那么祭祀不至于繁琐频繁；以仁来处理礼，那么祭祀不至于疏远懈怠。凄怆之情发于霜露既降之时，怵惕之心生于雨露既濡之时。’这就是有四时享祭的原因。殷代礼仪春季叫礿，夏季叫禘，而五年一次的禘祭不称为大禘。《诗经》颂《雍》‘禘大祖’就是如此。然而四时享祭都提前十天斋戒，祭祀前一天省视。祭祀当天，礼仪在上面交互进行，音乐在下面交互应和。从再祼到九献，其礼仪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从致神到送尸，其乐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用一天经历七座宗庙，那么时间本来就不够，即使强力的人也无法妥善办理。如果每天享祭一座宗庙，祭祀前省视牺牲，祭祀后又绎祭，那么整月之间也无法完成其事。考察经传，大概天子的礼仪，春季则犆祭，夏秋冬则合享犆祭，各在其庙，合享同在大庙。《王制》说：‘天子犆礿、祫禘、祫尝、祫烝；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这是天子春季犆祭而三季都祫祭，诸侯也春季犆祭而冬季都祫祭，其与天子不同的，只有禘祭是一犆一祫而已。禘祭一犆一祫而尝烝都祫祭，这是第一年两次祫祭，第二年三次祫祭。天子说犆礿，诸侯说礿犆；天子说祫禘、祫尝、祫烝，诸侯说尝祫、烝祫。”

译这只是文字上的变通罢了，并没有实质上的不同。郑玄、孔颖达的说法都没有依据。《楚茨》这首诗，开头说以往进行烝祭，结尾说神灵全都醉倒了。《仪礼》中说，大夫的三座宗庙在丁亥这一天举行筮祭，并说向皇祖进献岁事。《礼记》中说，尝祭和禘祭的礼仪，是用来彰显昭穆次序的，那么将群神汇聚于烝祭和尝祭而全都醉倒的，就是祫祭。将三座宗庙合并在一天并向皇祖进献的，也是祫祭。尝祭和禘祭用来彰显昭穆次序，也是祫祭。有三年一次的祫祭，有时祭中的祫祭。时祭中的祫祭，是小祫。三年一次的祫祭，是大祫。时祭有小礼，也有大礼。小礼在春季，大礼在夏、秋、冬三季。《公羊传》说：“什么是大事？是大祫。”这就明确说明时祭中的祫祭是小祫了。《礼记》说：“大尝”，《周礼》说：“大烝”，这就明确说明春季祭祀是小礼了。大概小祫只限于未毁庙的牌位，大祫则涉及已毁庙的牌位。《礼记》说：“周代旅酬有六尸”，又说：“在大庙举行祫祭，祝官迎接四座宗庙的牌位。”既然天子旅酬只限于六尸，诸侯迎接牌位只限于四庙，如果不是小祫又是什么呢？

译严陵方氏说：“‘犆礿礿犆’，是因为没有祫祭来配合，所以称为‘犆’。祫祭，是三年一次的间祀；礿、禘、尝、烝，是四季的常祀。间祀的礼仪为大，常祀的礼仪为小。天子诸侯在应当举行祫祭的年份，礿祭不举行祫祭，是因为祭品的数量少，不足以备办大礼的缘故。天子先举行间祀而后举行常祀，所以说‘犆礿’。下文说‘祫禘’、‘祫尝’、‘祫烝’；诸侯先举行常祀而后举行间祀，所以说‘礿犆’。下文说‘尝祫’、‘烝祫’。大概尊贵者先举行大祭，卑贱者先举行小祭，就是这个缘故。诸侯减省礼仪，不单独举行祫祭，是一年举行一次犆祭，一年举行一次祫祭而已。至于四方诸侯各在一个季节朝见天子，而四季的常祀又不能没有缺失。鲁国是东方的诸侯，《明堂位》唯独不说春季的祭祀，就是因为这个缘故。”马氏说：“祫，是合的意思。因为人生前有相遇的欢乐，死后就不能没有相遇的礼仪，所以合聚群庙的神主，在大庙祭祀。天子三季的祭祀都有祫祭，这是虞、殷的制度。到了周代，则是三年一次祫祭，五年一次禘祭。一次祫祭就在五年之中。关于禘祭和祫祭的制度，解说的人辨别它们大小先后的不同，有人认为禘祭大于祫祭，有人认为祫祭大于禘祭。大概古时候三年一次祫祭，五年一次禘祭，而祫祭在先，禘祭在后，就知道祫祭有大于禘祭的。所以《周官》用‘肆灌献享先王’，这是祫祭；用‘馈食享先公’，这是禘祭。用‘肆灌献享先王’，就以饮酒为主；用‘馈食享先公’，就以进食为主。”

山阴陆氏说：根据此时祭只有礿祭是犆祭，各自在其庙中祭祀。至于夏禘、秋尝、冬烝，三昭三穆都升合在祖庙中合食，这就是所说的三年一次祫祭，与此不同。那是祫祭中大的。《公羊传》说：“大事是什么？是大祫祭。已毁庙的神主陈列在大祖庙，未毁庙的神主都升合在大祖庙合食。说‘大’是因为有小的缘故。”《谷梁传》说：“大事是什么？是大事。着重祫尝，‘着’是别的意思。因为这里有经文祫尝的嫌疑的缘故。”《左传》说：“特祭于神主，烝尝禘于庙，‘特’就是所说的犆礿。诸侯缺失一个时节的祭祀，是低于天子的。”《毛诗传》说：“诸侯夏禘就不礿，秋祫就不尝，只有天子兼有。”根据这些，诸侯三年一次祫祭，五年一次禘祭，又去除时祭；天子说犆礿、说祫尝、祫烝；诸侯说礿犆、说尝祫烝祫，是互文。相互而言，天子说祫犆在上，也是说话的法则。诸侯在禘祭，一年犆祭，一年祫祭，是低于天子的。凡有所合聚，都是祫祭。《士虞礼》说：“哀荐祫事，何必三年然后为祫？”李氏说：“禘，是谛定昭穆尊卑；祫，是合聚饮食。大概祫的道理在于亲亲，禘的道理在于尊尊。尊尊所以分而祭祀，亲亲所以合而祭祀。夏道忠，所以大祭有祫而无禘；殷人质，所以大祭有禘而无祫；周代则五年兼用之。”

石林叶氏说：“古时候祔主于庙，就合聚群主而祫祭，这就是所说的馈食之礼。从祫祭的年份推算到三年，率以为常。这就是所说的三年之祫，天子得到天下的欢心来侍奉先王，祭品完备，所以先祫祭而后时祭。诸侯得一国的欢心来侍奉先君，祭品不如天子完备，所以先时祭而后祫祭。只有祭品完备而先祫祭，所以三季得以遍行，只止于犆礿而已。只有祭品不备而后祫祭，所以虽然时祭禘，也必定废祭而只止于祫、尝、祫、烝而已。这就是诸侯的制度所以不同于天子的缘故。”

新安朱氏说：正义所解释的也很难懂。礿祭因为春物未成，其礼稍轻，须着逐庙各祭，祫禘之类，却又合为一处，那么犆反而详而祫反而略了。又根据正义，禘礼是四处各序昭穆，而《大传》说礼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如果周人禘帝喾，配以后稷是这样。这样的话，说禘又不可通了。又说《春秋》书禘于大庙，用致夫人，又不知道禘于大庙其礼如何？大庙是周公之庙，先儒有说鲁也立文王庙，左氏载郑祖厉王，诸侯不敢祖天子，而当时越礼如此，所以公庙设于私家，都是无理防处。又诸侯礿则不禘，一段是岁朝天子，废一时祭，春秋朝会无节，岂止一岁废一时祭而已哉？不然则或有世子，或大臣居守，岂不可以摄事？

三山林氏说：事有出于一时的陋见，行之数千百载，没有人悟其非的，实在可叹。夫禘祫之说，诸儒聚讼久矣。论年的先后，则郑康成、高堂隆谓先三而后二，徐邈谓先二而后三；辨祭的大小，则郑康成谓祫大于禘，王肃谓禘大于祫，贾逵、刘歆谓一祭而二名，礼无差降。又或谓禘以夏不以春，祫以冬不以秋，矛盾相攻，卒无定论。这都置之而不辨，其可深责者？始为私见陋说，召诸儒之纷纷者，其郑氏之失欤？郑氏之说曰：鲁礼三年丧毕而祫于大祖，明年禘于群庙。自尔以后，五年而再殷

译祭祀，有一次大禘和一次大祫。周代的礼制废弃断绝已经很久了，郑玄凭什么这样说呢？为他辩解的人说：周代的礼制都保存在鲁国，郑玄依据《春秋》中鲁国的礼制，那么周代的礼制就可以知道了。僖公去世，文公即位第二年的秋天八月，在大庙举行大事，大事就是大祫。由此推知，这是丧期结束后在大祖庙举行大祫。第二年春天举行大禘，虽然没有明确的经文记载，但大约僖公、定公八年都有大禘，由此也可以推知。大概因为文公二年举行大祫，就知道僖公、宣公二年也都有大祫。僖公、宣公二年既然都有大祫，那么第二年就是第三年春天举行大禘，第四年、第五年、第六年秋天举行大祫，这是第三年举行大祫，再加上第七年、第八年，连同前面一共是五年举行大禘，所以在大禘时祭祀群庙。此后三年一次大祫，五年一次大禘。唉！郑玄不了解《春秋》，本来就会妄造这种说法，后学者又不明察，所以被迷惑了。在春秋时期，诸侯僭越混乱，不再有礼制，鲁国的祭祀都是胡乱举行的。诸侯却去郊祭上帝、大禘始祖，这是罪过；大夫却去旅祭泰山、跳八佾舞，这也是罪过。《春秋》对平常的事不记载，所记载的都是违背礼制、扰乱常理的事，所以记载郊祭的有九次，记载大禘的有两次，以及记载大事一次、有事两次、烝祭两次、尝祭一次之类，没有不是记录那些不合礼制的祭祀。怎么反而认为这是周代的礼制而值得效法呢？如果鲁国的祭祀符合周代的礼制，那么《春秋》就不会记载了。根据僖公在第三十二年冬天十二月去世，到文公二年秋天八月，丧期还没有结束，不可以举行大祫，却举行了大事，这是第一个罪过；提升僖公的神位，这是第二个罪过。鲁国有这两个罪过，《春秋》加以讥讽。郑玄却说这是三年丧期结束后在大祖庙举行大祫，这难道是合乎礼制的吗？又说：第二年春天举行大禘，经文中没有三年举行大禘的记载，怎么知道的呢？只是大约僖公、宣公八年都有大禘就这样说，更加荒谬了。鲁国设立祭祀，有什么固定的常例呢？圣人对于常例又不记载，怎么能根据其他国君的年份来补足文公的记载，从而看出三年一次大禘和五年两次大祭呢？如果文公二年不是因为提升僖公，那么《春秋》就不会记载大事；如果僖公八年不是因为迎回夫人，那么《春秋》就不会记载大禘。不记载又怎么能作为标准呢？况且宣公八年经书记载“有事于大庙”，这是常例，却把它当作大禘，为什么呢？如果真是大禘，经书就不能称为“有事”。而且闵公二年《春秋》记载“吉禘于庄公”，这说明鲁国常常在第二年就举行大禘，何必等到第三年和第八年呢？闵公有大禘的记载却不依据，宣公没有大禘的记载却胡乱依据，牵强附会可见一斑。如果不这样，鲁国的僖公开始记载三望，难道其他国君都可以望祭吗？到了成公之后才记载用郊祭，难道其他国君都不郊祭吗？桓公一年两次烝祭，十二位国君只有一次尝祭，这些又怎么能作为效法的标准呢？拿乱世的典章作为治世的制度，郑玄难道懂得《春秋》吗？众儒生随波逐流而跟随他，历代祭祀典章都遵循使用，更加可悲了。他论述大禘大祫的制度既然错误，至于他说祭祀的时间也不对了。《春秋》记载大事在秋天八月，他却认为是冬天；记载闵公的大禘在夏天四月，记载僖公的大禘在秋天七月，他却一概认为是夏天。既然本来依据鲁礼来推行祭祀典章，却又不用它的时间，这是自相矛盾。虽然如此，鲁礼确实不对，先王的制度可以知道吗？回答说：孟子的时代已经听不到周礼的详细情况了，何况加上秦朝焚书的酷烈呢？孔子说：“多闻，阙疑。”郑玄只知道不懂“阙疑”的道理，就妄加解说来迷惑世人，何况又效仿他最错误的地方呢？寻求圣人的经典，大禘大祫的记载不详细，所能知道的，只是大禘尊贵而大祫卑下罢了。礼制规定不称王就不能大禘，有人问大禘的说法，孔子回答不知道，这是讥讽鲁僖公僭越。《春秋》的法则，所讥讽的在祭祀，就记载祭祀的名称，否则就不记载。记载郊祭、记载望祭、记载大禘，那么所讥讽的就在郊祭、望祭和大禘。至于文公的大祫，是讥讽他丧期短、逆乱祭祀，不在于大祫，所以只说“大事”罢了。为什么呢？大禘，是因为始祖的庙不足以完全表达追远尊先的意义，所以推求始祖所由出的君主而追祭他，这就叫做大禘，这是天子的祭祀名称，诸侯没有大禘的礼制，鲁国使用它是僭越。至于大祫，则是毁庙和未毁庙的神主都合祭在大祖庙，不只是天子有大祫，诸侯也可以有大祫。详细考察这两种祭祀的名称，那么大禘尊贵大祫卑下，可以说是很明白了。前代儒生依据郑玄的说法，大抵认为大祫大于大禘，这是把诸侯的制度加在天子的制度上，可以吗？考察经籍中大禘大祫的记载，能知道的，只有这些罢了。至于年数的久远，祭祀时间的先后，则经书没有依据，学者应当保留疑问，不能依据汉儒的臆测言论。【之奇】新安王氏说：大禘，是大祭。大祫，三年一次祭祀，其礼仪次于大禘。礿、禘、尝、烝，是四季的祭祀。《王制》所记载的，大概是遇到三年，应当大祫的时候，春天就举行礿祭，只举行一次祭祀，不举行大祫祭，所以叫作“犆礿”。夏天祭祀就先大祫而后大禘，秋天祭祀就先大祫而后尝祭，冬天祭祀就先大祫而后烝祭，所以叫作“祫禘、祫尝、祫烝”。说大祫与大禘在夏天并行，大祫与尝祭在秋天并行，大祫与烝祭在冬天并行，不像春天的犆礿那样单独举行。郑玄说：鲁礼三年丧期结束后，在大庙举行大祫，第二年春天在群庙举行大禘，此后五年再次举行大祭，一次大祫一次大禘。鲁国的失礼，是《春秋》所讥讽的，不能作为证据。五年再次举行大祭的说法，从汉朝到现在，学者们跟随它，没有人与郑玄辩驳的。三年丧期结束后，在大祖庙举行大祫，第二年

译春天在群庙举行禘祭，也没有人说过这是不对的。试着论述一下：周代的禘祭，是大祭。《礼记》说：“礼制规定，不是王者不能举行禘祭。”新君即位，新逝去的君主牌位进入宗庙，恰逢举行禘礼，所以《大传》称之为“不王不禘”，《周语》称之为“终王”。这时将群庙的牌位、已毁庙的牌位与新君牌位，合在一起举行一次祭祀，以审察昭穆次序，追溯祖先所从出的本源，正对东向的座位，由太祖配享。从太祖以下，昭辈都面向南，穆辈都面向北。祭祀了七代祖先后，他们的牌位藏于夹室，新君牌位进入祢庙，昭穆次序依次递迁，所以称为禘。并没有五年再次举行禘祭的礼制。祫祭在三年举行，已毁庙和未毁庙的牌位，都升合到太祖庙共同受祭。如果每年举行，次数太多就会烦琐；如果多年不举行，关系疏远就会懈怠，所以以三年一次祫祭为节制。周人在丧祭之后，有卒哭祭，因为新君牌位附祭于祖父，而说哀痛地进献祫祭之事，说的是初次在祖庙合食，与三年一次的祫祭名称相同但礼制不同。三年丧期结束举行吉祭，之后有大禘之礼。大禘之后，四季有常祭，而三年一次祫祭，不再举行禘祭，这就是“不王不禘”的说法。既然如此，先禘后祫的道理就很清楚了。所以禘以审察昭穆为名，祫以合食为名。既然禘祭之后昭穆次序已定不再迁移，哪里还有再次禘祭的道理？升附的祫祭，就不是三年合食的祫祭，却说先祫后禘，又错了。

译天子祭祀社稷，都用大牢；诸侯祭祀社稷，都用少牢。大夫、士祭祀宗庙，有封地就举行正式祭祀，没有封地就只进献新物。庶人春天进献韭菜，夏天进献麦子，秋天进献黄米，冬天进献稻米。韭菜配鸡蛋，麦子配鱼，黄米配小猪，稻米配大雁。

郑玄说：“有封地的人既举行正式祭祀，又进献新物。正式祭祀在每季的第一个月，进献新物在每季的中间一个月。士进献牺牲用单独的一头小猪，大夫以上用羊。这就是所说的‘用羊和小猪祭祀，百官的供给都充足’。《诗经》说：‘四月初早，进献羔羊祭祀韭菜。’庶人没有固定的牺牲，只是选取与新物相适宜的东西罢了。”

孔颖达说：“从这一节到‘逾庙’那一节，论述天子、诸侯祭祀所用的牺牲以及庶人所进献的物品。郑玄注说：有封地的人既祭祀又进献新物，是因为《月令》中天子祭祀宗庙又有进献新物，又《士丧礼》中有进献新物如同朔日奠礼，所以知道既祭祀又进献新物。注说：正式祭祀在每季首月，进献新物在每季仲月，这是因为《晏子春秋》说：从天子以下到士都祭祀于每季首月，所以《明堂位》说：季夏六月用禘礼在大庙祭祀周公，周朝的六月是夏历的四月。又《杂记》说：七月举行禘祭，是献子做的，讥讽他不使用六月。这是鲁国的王礼，那么天子也是如此，大夫、士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也可以推知。这里说进献新物在仲月，是指大夫、士而言。既然在首月举行时祭，所以进献新物用仲月。如果天子、诸侯礼尊物熟，那么进献新物就不限于仲月。所以《月令》说：孟夏进献麦子，孟秋进献黄米，季秋进献稻米。《仪礼》中有封地的士用特牲，现在没有封地的士应当贬降不用完整的牺牲，所以用单独的一头小猪。诸侯、大夫有封地祭祀的用少牢，没有封地进献的用羊。郑玄说大夫以上，则包括天子，都用羊。然而天子、诸侯不都用羊，也用其他牺牲。所以《月令》用猪尝麦子，用狗尝麻。郑玄又引用《礼器》及《豳风》来证明进献用羊的道理。注说：庶人选取与物相适宜的，是指四时之间有此牺牲和谷物两物都有，所以说相适宜，像牛适宜稻米，羊适宜黄米之类，不是说气味相适宜。”

贾公彦说：“羊和猪称为少牢，牛、羊、猪三牲具备称为大牢。但只要不是单一牺牲就能称为牢，如果是单一牺牲就不能称为牢。所以《郊特牲》与《特牲》都不说牢。”

长乐刘氏说：“圣人对天下昆虫草木的防范，也一定有道理来保护它们的生成，而成就它们的性命。所以没有比祭祀更大的，没有比饮食享祀更重的，没有比口腹之欲更急的。而事情为之制定制度，礼仪为之设立防范。制度用来节制贵贱的欲望，防范用来确立上下的中道。欲望在上面得到节制，那么处在下面的人就没有人敢放纵情欲而逾越规矩；中道在下面建立，那么处在上面的人就能尽性而兴起仁爱。这就是三王之所以独步后世的原因。因此夏、殷、周的制度，天子宗庙社稷都用大牢，诸侯宗庙社稷都用少牢，大夫、士宗庙祭祀，有封地就祭祀，没有封地就进献，随时所有。其陆产不过韭菜、麦子、黄米、稻米，其庶羞不过鸡蛋、鱼、小猪、大雁。这叫做王者的制度，用来节制生民的欲望，而确立中和的防范。违背它的人有刑罚有耻辱，是风俗所不容的。所以上面不敢失去节制以逼迫下面，下面不敢逾越规矩以僭越上面。获取它有时节，使用它有法度，而昆虫草木得以成就它们的本性。”

长乐陈氏说：“天子社稷，福泽遍及天下，所以用大牢；诸侯社稷，福泽止于一国，所以用少牢。诸侯社稷用少牢；宗庙则用大牢，这是因为宗庙以仁为本，社稷以义为本。仁则极其隆重，所以与天子相同；义则有所区别，所以亚于天子。鸡蛋、鱼、小猪、大雁，以时节的适宜来论，则春天适宜小猪，冬天适宜新鲜；这里却是秋天用小猪，夏天用鱼。以物品的相宜来论，则羊适宜黄米，猪适宜高粱，大雁适宜麦子，鱼适宜蒲草；这里却是黄米配小猪，麦子配鱼。为什么呢？大概鱼在夏天，小猪在秋天，大雁在冬天，尤其多且容易得到。庶人的进献，不过致其容易得到的罢了。《月令》季秋进献稻米，是因为稻米常在十月收获，而天子以在此之前收获的为贵，所以与庶人不同。”又《礼书》说：“古代祭祀必定占卜日期，而进献新物不选择日期；祭祀有尸，而进献新物没有尸；以至于不请出神主，只奠而不祭；有时令之物而没有三牲黍稷。这是进献新物的大致情况。”郑玄注释《王制》说：“大夫、士在每季首月祭祀。”然而祭祀是为了致礼而有固定月份，进献新物是为了致孝而没有固定时间。《周礼》王者享烝的田猎，都在仲月，这是祭祀有固定月份。《月令》王者进献新物，或在孟月，或在仲季，只随时令之物罢了，这是进献新物没有固定时间。

严陵方氏说：“牢，是圈栏。因为能有所畜养，所以所畜养的牺牲都称为牢。大牢，具备牛、羊、猪，因为它大，所以叫大；少牢，只有羊、猪，因为它小，所以叫少。天子的社稷，主管天下的土地谷物，所以用大牢来祭祀；诸侯的社稷，主管一国的土地谷物，所以用少牢来祭祀。这是隆重与减杀的区别。进献新物只用时令之物罢了，祭祀则备齐各种物品。备齐各种物品，那么礼仪就盛大，没有封地的人不足以供给。大夫、士中有无封地的人，是指诸侯的大夫、士罢了。大

译没有田地而且不能举行正式祭祀，而庶人却能在寝宫进行祭祀，这是因为在寝宫祭祀，其礼仪简略且容易准备。况且从广义上讲，向神灵进献祭品，也可以称为祭祀。韭菜的性质温热，属于阳类，所以用来搭配鸡蛋。鸡蛋属于阴物，因此如此搭配。小麦和黍都是南方的谷物，也属于阳类，所以用来搭配鱼和猪肉。鱼和猪肉都属于阴物。稻米是西方的谷物，属于阴类，所以用来搭配大雁。大雁属于阳物，因此如此搭配。植物的阳类，搭配动物的阴类；植物的阴类，搭配动物的阳类，也不过是为了使阳不压倒阴，阴不压倒阳罢了。

译延平周氏说：“诸侯祭祀宗庙用大牢，祭祀社稷用少牢，为什么呢？诸侯兼具君道与臣道。因为有君道，所以宗庙的祭祀与天子相同，使用大牢；因为有臣道，所以社稷的祭祀只用少牢罢了。有封地就进行祭祀，没有封地就只进献。意思是说，如果牺牲、器皿、衣服等不齐全，就不敢进行祭祀。”

马氏说：“天子与诸侯祭祀社稷的神灵是相同的，但礼仪上有大牢、少牢的区别，这是用来辨别上下等级的。”杨氏说：“天子制定公、侯、伯、子、男的等级以作为节制，节制中最容易出错的就是僭越。这是天子与诸侯区别的一种制度，也是用来防止僭越混乱的途径。祭祀的礼仪详细，进献新物的礼仪简略，只有士人没有封地就不祭祀，这与上述情况相同。”

山阴陆氏说：“《楚语》说：‘天子日常食用大牢，祭祀社稷用防（特牛）；诸侯日常食用特牛，祭祀社稷用大牢；卿日常食用少牢，祭祀社稷用特牛。’这与前文不同，是侧重讲日常食用的。六牲用于祭祀社稷，每日三次食用。天子日常食用大牢，祭祀社稷也用防（特牛）；诸侯日常食用特牛，祭祀社稷也用大牢；卿祭祀社稷用特牛，日常食用也用少牢。现在《楚语》这样说，并非故意违背常理。言辞有先后次序，古人立论多属此类。比如有人说：‘不然，士人吃鱼和烤肉，不应不吃肉；庶人吃蔬菜，不应不吃鱼。’天子在夏天品尝黍米，所以庶人在秋天才开始进献黍米；天子在秋天品尝稻米，所以庶人在冬天才开始进献稻米。由此推论，天子在初夏品尝麦子，庶人进献麦子就在仲夏了；天子在仲春进献韭菜，庶人进献韭菜就在季春了。”

李氏说：“郑玄认为祭祀在每季的第一个月，那么《周官》中司马‘中夏享礿，中冬享烝’，显然不是第一个月。认为进献在每季的第二个月，那么《月令》中‘孟夏荐麦，季秋荐稻’，显然也不是第二个月。支持郑玄说法的人认为，宗庙祭祀与天地祭祀不同，那么《周官》中祭祀社、祀祊与享礿、享烝都是在第二个月。唉！这也是看时令物产有没有吧？所以《左传》说：‘开始杀戮牲畜进行尝祭，是在第二个月；昆虫蛰伏后进行烝祭，是在第一个月。’《月令》中‘孟秋荐黍，季秋荐稻’也是如此。凡是食用天产以助长阳气，食用地产以助长阴气。古人对待死者如同对待生者，所以有卵、鱼、豚、雁等天产，以及韭、黍、麦、稻等地产。这是饮食的道理。”

庐陵胡氏说：“从天子到士人都以每季第一个月祭祀，鲁国也以第一个月祭祀，而《周礼》中的四仲月祭祀，是因为田猎后献禽，并非正式的祭祀。大夫、士既已在第一个月祭祀，所以在第二个月进献。然而服虔在《昭元年传》中说：‘君主在第一个月祭祀，臣子在第二个月祭祀。’所以司马光的《祭仪》也采用第二个月，是跟随服氏的说法。”

祭祀天地的牛，角像茧和栗一样小；祭祀宗庙的牛，角能用手握住；招待宾客的牛，角长一尺。诸侯没有正当理由不杀牛，大夫没有正当理由不杀羊，士人没有正当理由不杀狗和猪，庶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吃珍馐。日常菜肴不超过祭祀用的牺牲，日常衣服不超过祭祀用的礼服，寝宫不超过宗庙的规格。郑氏说：“握，指角长不超过手掌。故，指祭祀。羞不逾牲，指祭祀用羊，就不以牛肉作为菜肴。”

孔氏说：“郑注‘无故’，故指祭祀。查《膳夫》篇‘王日一举，鼎十有二物’，指的是大牢。这是周公制定的礼制，天子每天食用大牢，那么诸侯每天食用少牢，大夫每天食用特牲，士人每天食用特豚。到了后世衰乱，《玉藻》说：‘天子每天食用少牢，每月初一大牢；诸侯每天食用特牲，每月初一少牢。’由此可知大夫每天食用特豚，每月初一特牲；士人每天食用无记载，每月初一特豚。所以《内则》说：‘见子具视朔食。’注解说：‘天子大牢，诸侯少牢，大夫特豕，士特豚。’这是日常饮食有限制，不得逾越，所以知道‘故’指祭祀。指诸侯祭祀用大牢，可以杀牛；诸侯的大夫祭祀用少牢，可以杀羊；天子的大夫祭祀也可以杀牛。诸侯及大夫宴请宾客，也可以使用牛。所以《大行人》、《掌客》中，诸侯接待宾客都用牛；《公食大夫礼》、《大夫食宾礼》也用牛。所以说‘故指祭祀’。祭祀用羊就不以牛为菜肴，查《有司彻》中少牢祭祀说：‘宰夫进献房中的菜肴。’注解说：‘酏食、糁食。’《内则》说：‘糁取牛羊豕之肉。’可以使用牛，但祭祀既用少牢，那么糁也不用牛肉，而是用羊肉作为菜肴。”

长乐陈氏说：“大礼必定简略，那么小礼必定繁琐。简略则内心尊贵且重视真诚，所以祭祀天地之牛角像茧栗；繁琐则外表尊贵且重视美味，所以祭祀宗庙之牛角能握住，招待宾客之牛角长一尺。角像茧栗，并非一定要像茧栗，因为超过茧栗就不合礼；角能握住，并非一定要能握住，因为超过握住的范围就不合礼。至于角长一尺，也是如此。”《国语》说：“禘祭和郊祭的牛角像茧栗，禘祭的牛与郊祭相同，这是因为把禘祭当作五帝之祭的缘故。”《周官》小司徒有饮食的禁令，那么诸侯无故不杀牛，直到庶人无故不吃珍馐，都是禁令。圣人的道理，最高深最光明的，用来修身而不用来对待别人；容易遵守容易实行的，用来对待别人而不用来修身。大禹饮食菲薄而对鬼神尽孝，衣着粗劣而对礼服尽美，宫室低矮而对沟渠尽力，这是修身之道。日常菜肴可以接近牺牲但不超过牺牲，日常衣服可以

译至于祭祀的礼服，可以接近但不可超越祭祀礼服的规格；寝居的处所，可以接近宗庙但不可超越宗庙的规格，这就是他对待人的态度。大概人之所以放纵心意、迷惑本性，常常在于服饰、饮食、居住这些方面，礼制所防范的，正是存养心性、涵养德性的方法。

译延平周氏说：“祭祀天地、宗庙以及接待宾客，所用的牛有所不同，以毛色纯正且未分散杂色的为上等。”

山阴陆氏说：“既提到茧又提到栗，是说虽然像栗一样小，也可以用来装饰牛角、手握牛角，尺寸上还有超过它的呢。”《楚语》说：“禘祭和郊祭所用的牺牲不超过茧栗大小，烝祭和尝祭所用的不超过把握大小。”

横渠张氏说：“不超过也不丰盛于牺牲。”传注者以等级来衡量，认为不超过是不对的。牺牲的肉体少而菜肴多，这才叫做超过。牺牲和菜肴不超越牺牲，是指数量多少，不是说用羊而不用牛。

石林叶氏说：“日常进献的菜肴如果超过牺牲，嫌疑在于器物过于完备；日常穿着的衣服如果超过祭服，嫌疑在于侍奉神灵；日常安寝的处所如果超过宗庙，嫌疑在于享祭祖先。所以礼制都不允许这样。”

礼记集说卷三十一

<经部,礼类,礼记之属,礼记集说》>

钦定四库全书

礼记集说卷三十二 宋 卫湜 撰

古时候，公田是借用民力耕种而不征收赋税，市场设防而不征税，关卡只稽查而不征收赋税，山林川泽按时进入而不禁止。夫圭田也不征收赋税。

郑氏说：“借就是借用的意思。借用民力治理公田，好坏都取决于此，不征收民人自己治理的私田的赋税。”孟子说：“夏后氏实行五十亩贡赋制，殷人实行七十亩助法，周人实行百亩彻法。”那么所说的古时候，指的是殷代。设防市场物品，邸舍只征收舍税，不征收物品税，稽查异服，识别异言，征也是税的意思。《周礼》说：“国家遭遇凶荒疫病，就不征收门闗之税，但依然稽查。”麓是山脚，夫同治。孟子说：“卿以下必定有圭田，治理圭田的人不征税，这是为了厚待贤人。”这就是《周礼》中的士田，用来承担近郊的土地，征收十分之一的税。孔氏说：“这一节论述古时候公田不征税以及关市圭田无征的事情，都不是周代的制度，所以说古时候。那借而不税，正是指殷代。市防而不税，以下或许兼指虞、夏、殷而言。民田之外，另外开辟公田，一井之中，共有九夫，中央一夫作为公田。借，是借用八家的力量，来治理这公田，好坏都取决于此，不征收民人私田的赋税。”引用孟子的话，是为了证明三代税法不同。考察郑注《匠人》说：“贡，是自己治理所受之田，缴纳赋税谷物；助，是借用民力治理公田，又让他们收割。”夏代有贡无助，殷代有助无贡。郑注《匠人》又说：“根据载师的职掌及《司马法》来论，周代制度畿内使用夏代的贡法，按夫征税而无公田。”根据《诗》《春秋》《论语》《孟子》来论，周代制度邦国使用殷代的助法，设立公田不征税。这也就是三代区别的地方。知道古者指殷代，是因为《春秋》宣公十五年说：“谷出不过借”，此经也说“借”，都是指借用民力。帮助官府治理田地，与殷代七十而助相当，所以说殷代。郑知道周代畿内使用夏贡法，是考察《载师》说：“以防里承担国中之地，以场圃承担园地，以宅田、士田、贾田承担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赏田、牧田承担远郊之地，以公邑之田承担甸地，以家邑之田承担稍地，以小都之田承担县地，以大都之田承担疆地。”郑注说：“防里，是邑里居住的地方，防民居的区城。宅田，是退休之家所受之田。士田，是自卿以下所受之圭田。贾田，是在市商人其家所受之田。官田，是庶人在官者其家所受之田。牛田、牧田，是畜牧者之家所受之田。赏田，是赏赐之田。公邑，是指六遂余地，天子派大夫治理。家邑，是大夫的采地。小都是卿的采地，大都是公的采地。”载师又说：“园防二十取一，近郊十一，远郊二十取三，甸、稍、县、都都不超过十二。”又《司马法》说：“井十为通，通为四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为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车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计算一成百井，井有九家，百井即九百家，而说一成三百家，是因为这田地有上、中、下之分，除去宫室、道路巷弄三分之一，其余通率一家受二夫，所以一成为三百家，是一井九家为定，没有公田。所以郑说：根据载师职掌及《司马法》来论，周代制度畿内使用夏代的贡法，不税夫，是指乡遂及公邑若采地，即为井田，税夫与畿外相同。知道畿外使用助法，是考察《诗·小雅》“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春秋·宣公十五年》说：“初税亩”，传云：“谷出不过借。”《论语》说：“盍彻乎？”《孟子》说：“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这些都是论述公田的事情，所以郑说：根据《诗》《春秋》《论语》《孟子》来论，周代制度邦国使用殷代的助法，设立公田不税夫。然而畿外诸侯虽然设立公田，其实诸侯郊内也使用贡法，所以《孟子》说：“野九夫之田而税一，即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所以郑说：

译邦国与畿内的区别，只是内外不同罢了。只是郊内土地少，郊外土地多，顺着土地多的情况来说，所以说畿外制定公田制度，不对农夫征税。大凡赋税之法不超过十分之一，但周朝畿内因情况参差不齐而各不相同，所以这样说。市场只设防禁而不征税，所谓防禁，是指公家的邸舍，让商人把货物停放在里面，只对他们停放货物的地方收取租金，不对他们在市场上售卖的物品征税。市场内的空地叫做防，城内的空地叫做肆。关卡只进行稽查而不征收关税，关卡是边境上的门，稽查是指呵斥察看公家的违禁行为，只是呵斥察看是否有违禁，不对行人的物品征税，这是夏、殷两代的制度，周朝则有对关门征收关税的规定。山林、水泽，百姓需要从中采集，按季节进入官府登记，不加限制禁令。查考《左传·僖公十四年》沙麓山崩塌的记载，《谷梁传》说：“林属于山叫做麓，麓是山的脚。”郑玄注《大司徒》说：“竹木叫做林，注水入河叫做川，水积聚叫做泽。”这是比较林、麓、川、泽的不同之处。按季节进入山林水泽，就像水獭捕鱼陈列在岸边祭祀一样，然后虞官才进入水泽设置梁障，就是这个意思。所谓圭田，是因为畿内没有公田，所以设有圭田，卿、大夫、士都依靠治理这些圭田为生，公家不对他们的物品征税，所以说没有征敛，必定称为圭，是因为圭洁白。是说卿、大夫德行洁白，才赐给他们田地，这是殷代的礼制。殷代政治宽厚，尊重贤人，所以不征税。周朝则兼及士人也征税。郑玄引用《周礼》中关于士田由载师管理的文句。

译长乐陈氏说：“公田只借力耕种而不征收赋税，是为了宽待农民；市场只设防禁而不征收交易税，是为了宽待商人；关卡只稽查而不征收过关税，是为了宽待旅客；山林湖泽按季节进入采集而不禁止，是为了宽待百姓。”《周官》载师篇说：“士的田赋税率是十一分之一，那么圭田不征税，是针对治理田地的‘夫’而言的。”治理田地的‘夫’不征税，与司勋篇中加田不征国赋、诸子司马不征赋税，意思相同。《周官》关市之法说：“凡是遇到凶荒之年以外，都有征敛。”这就是说，市场设防而不征税，关卡稽查而不征敛，是因为商人厌恶商业过于兴盛，也厌恶商业衰败。兴盛时，背离本业的人就多；衰败时，货物就不丰富流通。所以在兴盛时就用征敛来抑制，在衰败时就用不征敛来宽待。这都是根据时势来权衡的，而《周官》都只说“征”。在掌交篇中则说：“九税。”大概“征”是税敛的总称。又《礼书》说：“郑氏认为《周礼》中的士田就是圭田，认为圭田不征税是殷代的制度，而在注解《载师》时将‘士田’改为‘仕田’，这种说法没有依据。”《孟子》说实行九分抽一的助法，接着提到圭田五十亩，余夫二十五亩，圭田是俸禄之外的田；余夫是正夫之外的田。俸禄之外的田是五十亩，正夫之外的田又是其一半，这是从百亩田中按比例递减的，是正确的。古代从卿士到拥有圭田的人等级相同，只是为了各自表达诚敬罢了。后世根据职分分配田地，按贵贱来制定，这不符合礼的本意。

严陵方氏说：“公田就像公桑一样，因为区别于私田，所以称为公。市防是征收市场场地的费用，不征收交易货物的税。关卡是稽查奸伪的情况，不征收出入货物的税。讥是指用言语来防范告诫，所谓‘关卡手持禁令来稽查’就是这个意思。大司徒的荒政中说：‘讥也是这个意思。’林、麓、川、泽的名称，在篇末解释中可见。这些都是百货产出的地方，所以特别禁止非时进入。然而文王治理岐地时，泽梁不设禁令，是因为当时纣王在位，残害百姓，姑且以此缓解一时的急迫，权宜一时的适宜罢了。圭田不征税，是因为这块田必须让余夫去治理，所以田称为‘夫’。圭田就是《孟子》所说的‘卿以下必有圭田’。圭以洁净为义，用来培养廉洁的品行。公也有田，不称为圭，是因为公不嫌于不廉洁。有人说：‘既然圭田不征税，那么不仅是圭田的五十亩如此，即使余夫的二十五亩也是如此。’从‘夫’来说，又可见圭田不征税，是为了优待贤能。余夫的田不征税，是为了优待老弱，这也与公田借力而不征税的意思相同。然而《周官》中士田也有私田，可知这里所说的特指卿大夫。况且殷周的法度不同？有人说‘不征’，有人说‘无征’，为什么呢？圭田是直接不征税，所以说‘无’；关卡虽然不征税，但仍有稽查，所以说‘不’罢了。”

山阴陆氏说：凡是有所借用的，如借一样，所以“借”字的意思就是借用。《孟子》说：“助法就是借”，大概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把助法看作借用，那么主动权就在我方了。《家语》说：“在贫困时像客人，使唤臣下像借用”，这是冉有的事情。市防而不征税，虽然说是收取，但还算是没收取。而且称为税，是因为正当的征收不在于此。称为防，也有其含义。争名的人在朝廷，争利的人在市场，都可以束缚人，而利尤甚。称为讥，是说在防范时加以告诫。古代林麓川泽按季节进入而不禁止，后世设立严厉禁令，然后才能做到这样。圭是洁净的意思，表明卿以下洁白无瑕疵，然后才可以祭祀。石林叶氏说：“税，是悦取于民；征，是正取于民。合起来说是一样的，相对说，税只限于布帛粟米，而征则兼有力役。”《孟子》说：“有布缕的征，有粟米的征，有力役的征。”公田已经借用了劳力，市防已经征收了货物，所以在粟米方面不征税。关卡已经稽查了异常，圭田已经取了税，所以在力役、布帛方面不征税。这就是《孟子》所说的用其一而缓其二。然而周公时代，门关还有征敛，而文王则不征，大概是因为纣王正在虐民，而文王宽厚地对待他们，所以不征，这是顺应时势。天下已经治理好，周公制礼来定分，所以有征敛，这是为了抑制末业。那么门关有可以征敛的时候，并非所谓无征。卿以下有圭田，是为了激励他们的节操，在于力役、布帛方面，没有可以征敛的时候，所以特别说无征。圭田无征，那么士人愿意立于朝廷；关卡稽查而不征敛，那么商人愿意在路上行走；市防而不征税，那么商贾愿意在市场储藏货物；借力而不征税，那么农民愿意在田野耕作。

新安朱氏说：夏朝时一个成年男子受田五十亩，而每个成年男子计算其五亩的收成作为贡赋。商朝开始实行井田制，将六百三十亩的土地划分为九区，每区七十亩，中间是公田，外面八家各授一区，只是借他们的劳力来助耕公田，而不征收他们私田的赋税。周朝时一个成年男子受田百亩，乡遂地区用贡法，十夫有一条沟；都鄙地区用助法，八家同井，耕种时通力合作，收获时按亩分配，所以称为彻。其实都是十分取一，贡法固然以十分之一为常数，只有助法是九分取一。而商制不可考，周制则在公田百亩中以二十亩为庐舍，一个成年男子所耕种的公田实际计算为十亩，连同私田百亩共为十一分而取

译其一，大概是比十分之一还要轻了。我推测商代的制度也应当是这样，用十四亩作为住宅用地，一个成年男子实际耕种公田七亩，这也只不过是十分之一的税率罢了。又说：这是为了防范市场中的宅地。张载说：有的对市场上的宅地征收赋税而不征收货物税，有的则用市场官吏的法令来管理而不征收宅地税。大概是从事商业的人多就用宅地税来抑制他们，人少就不必防范了。关，指的是道路上的关卡；市，指的是都邑中的市场。讥察，是稽查；征税，是征收赋税。关卡和市场的官吏稽查穿着奇异服饰、说着奇异语言的人，而不征收商人的货物税。又说：圭，是洁净的意思，用来供奉祭祀。程颐说：一个成年男子，上有父母，下有妻子儿女，以五口到八口为比例，受田一百亩。如果有弟弟，就是多余的男丁，年满十六岁另外授田二十五亩，等到他成年娶妻后再授田一百亩。按：这一百亩是常规制度之外，又有多余男丁的田地，用来优待乡下人【孟子所说】。庐陵胡安国说：周王畿内实行贡法，说的是乡遂以及公邑和采地就是井田，与王畿外相同，也是助法了。周代的诸侯国实行助法，设立公田。然而王畿外的诸侯国虽然设立公田，实际上诸侯郊外也实行贡法，所以孟子说：“乡下九夫之田而税一”，就是九分取一的助法；“国中十分取一让百姓自行缴纳”，这是周王畿内和王畿外通用贡法和助法，并不都像郑玄所说的那样。夫，是发语词；圭洁也，是说卿大夫德行洁净，因此授予他们田地。这不知道是哪个朝代的制度，周代是有赋税的。

译清江刘氏说：“在关卡只进行稽查而不征收赋税，这是针对过往的旅客和士人百姓；至于商人，仍然要征收赋税。”

马氏说：“古代设置关卡的将领是为了抵御暴乱，到了周代，则在城门关卡征收赋税，以此来抑制商业末业。”

延平周氏说：“先王想要诱导天下游手好闲的人回归农业，所以对于从事圭田（公田）耕作的闲民，就不征收夫家之役的赋税。”

征用民力，每年不超过三天；田宅不买卖，墓地不请求额外赐予。

郑氏说：“征用民力，是指修治宫室、城郭、道路沟渠、田宅里巷，这些都由公家统一支配，不得私自征用。‘粥’是卖的意思；‘请’是请求的意思。”

孔氏说：这一经文中，前面阐明的是殷代的制度，这里则兼通周礼。意思是征用民力修治城郭道路沟渠，即使年岁丰收，也不得超过三天，以下各项都是如此。查考《周礼·均人》篇说：“丰收之年，每十天征用民力三天；中等年景，每十天征用民力两天；荒年，每十天征用民力一天。”年景不同，即使是丰收年也不得超过三天。田宅里邑，既然由公家分配给民众，就不允许买卖。冢墓之地，由公家供给，各族有固定的区域，不得随意请求额外的地方。

长乐陈氏说：“征发一个人的徭役，就会耽误一百亩地的耕作；征发十个人的徭役，就会耽误一千亩地的耕作。先王知道情况如此，所以征用民力，每年不超过三天，以此来宽待百姓。”《周官》规定丰收之年每十天用民力三天，中等年景每十天用民力两天，荒年每十天用民力一天，那么每年不超过三天。说“不过三日”，并不是周代的制度。田宅，是乡遂官员所颁授的，不可以买卖；墓地，是墓大夫所掌管的，不可以请求。田宅不买卖，那么活着的人就不会互相兼并土地，百姓对养生就没有遗憾；墓地不请求，那么死去的人就有安葬的地方，百姓对送终就没有遗憾。征用民力，是合乎义的；不超过三天，是合乎仁的。颁授田宅墓地，是合乎仁的；禁止买卖和请求，是合乎义的。事情涉及义，就用仁来辅助；事情涉及仁，就用义来处理。这就是它成为良法的原因。

严陵方氏说：“不超过三天，是为了宽待民力，使百姓没有徭役之苦。”《周官》规定：“丰收之年，每十天用民力三天。”那么经文所说的，大概是指即使是丰收年，也不得超过三天的制度吧。田，指野外耕种的土地；里，指国都内居住的地方。《周官》规定：“墓大夫掌管所有墓地的区域，命令国都内的各族有固定的墓地。”那么墓地本来就不在请求的范围之内。请，是索取的意思。

山阴陆氏说：《礼记·郊特牲》说：“祭祀蜡神之后，收获完毕，百姓休息了，所以祭祀蜡神之后，君子不再兴动工役。”据此，征用民力，只有冬季一个月而已。《周官》说：“凡是均衡力役，根据年景的好坏：丰收之年，公家每十天用民力三天；中等年景，公家每十天用民力两天；荒年，公家每十天用民力一天。”据此，征用民力，只有一旬而已。所以说：“征用民力，每年不超过三天。”

石林叶氏说：“百姓各有固定的职业，而且役使不超过三天，以此来休养民力；田宅不买卖，以此来安定居所；墓地不请求，以此来安宁亲人。这是夏商周三代盛世，仁政行于天下的样子。”

司空执掌法度，测量土地以安置居民，观察山川沼泽，顺应四时，衡量土地的远近，兴办事务，任用民力。凡是征用民力，让老年人做力所能及的事，供给壮年人的食物。

郑氏说：司空是冬官卿，掌管国家事务的人，“度”是丈量的意思。山川沼泽，是指观察四时的寒暖燥湿。沮，指水草茂盛的地方。量地，是指制定井田和城邑的位置。兴事，是指建造城邑、庐舍、宿馆和市场。凡是征用民力，要宽待他们的劳力，丰足他们的食物。孔氏说：这一节论述司空安置居民，并委任他们从事劳作。关于食物的供给，司空执掌丈尺的法度，来测量土地，安置百姓居住，观察山川高低的适宜之处，沼泽浸润的地方，又应当根据时节观察这四时，知晓寒暖。郑注说：寒暖指四时，燥指山，湿指川和沼泽。草生长的地方叫莱，水生长的地方叫沛。郑说：沮指莱沛，是有水草的地方。衡量土地的远近，来制定城邑井田，作为城邑的地方，是指平原之地，肥沃平坦之所，适宜建立城邑井田。《左传》所说的“井衍沃”就是这种地方。《小司徒》说：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如果是山林薮泽，就不适宜建立城邑井田。兴事是指建造城邑，即筑城，又建造庐舍宿馆和市场。《遗人》说：凡是国都郊野的道路，十里设庐舍，三十里设宿馆，五十里设市场，就是这样。凡是国家征发徭役的法度，老少的工作定额不同，老年人工作量少，壮年人工作量大。现在征用民力时，即使是壮年人也限定以老年人的工作定额，所以说“任老者之事”。凡是粮饷牲肉，壮年人吃得多吃得多，老年人吃得少，即使是老年人也供给壮年人的口粮，所以说“食壮者之食”。

长乐陈氏说：安置居民于山川沼泽，是为了辨别土地的适宜性；顺应四时，是为了观察天气；衡量土地远近，兴办事务任用民力，是为了均衡民力。《尚书》说：“司空掌管国家土地，安置四种百姓，顺应地利，就是这样罢了。”司空是事务官，而测量土地安置居民，大概是四种百姓各自按其职分土地而居住，然后才兴办事务，那么安置居民正是兴办事务的开始。力出自下层，食物出自上层，以下层增益上层则不足，以上层增益下层则有余。所以让壮年人承担老年人的工作量，以此来宽待民力，这就是所说的“事举其中”（做事取其中道）。让老年人吃壮年人的口粮，以此来丰足他们的食物，这就是所说的“施从其厚”（施予取其丰厚）。《周官》的法度，上等土地的产出可供九人食用，而其家按规定只给七人食用，壮年人的食物

译这与前面的观点一致；家中虽然有七口人，但认为其中三人可以承担重任，这与任用年长之人处理事务的观点是一致的。

译严陵方氏说：“山川与沼泽的差异，使得四季所至之气难免有差别，因此必须观察天时来考察地利。‘时’就是观察其时节的含义，衡量土地的远近是为了规划城邑的缘故。规划城邑就必须兴办劳役，兴办劳役就必须役使民力，所以接着说兴办事务、役使民力。”

山阴陆氏说：“‘居民’一句断开，‘山川沮泽’是说治理沼泽，参照山川的政令，就像两块田和一头牛相当于一口井那样。”《春秋传》说：“衡量山川，聚集沼泽，衡量土地的远近，兴办事务、役使民力。就像缴纳总束、缴纳禾穗、缴纳秸秆服役，也是同样的道理。”

李氏说：“根据居民、山川、沼泽的情况，顺应四季，衡量土地的远近，兴办事务、役使民力，这就是舜所说的治理下土。然而如果让百姓承担老人做的事，吃壮年人的食物，那么山泽就没有不同了。”其余内容见下一章。

庐陵胡氏说：“不役使老人，让百姓中的壮年人代替他们承担事务。功劳虽然代替老人的劳役而变轻，但供给壮年人的粮食却很丰厚。”

大凡安置百姓，一定要依据天地间的寒冷、温暖、干燥、潮湿，以及广阔的山谷、巨大的河流，制定不同的制度。百姓生活在其中的，风俗不同，刚强与柔弱、轻率与稳重、迟缓与迅速各不相同，五种味道的调和不同，器械的制作不同，衣服的适宜不同。修明教化，不改变他们的风俗；统一政令，不改变他们的适宜。

郑氏说：“依据天地间的寒冷、温暖、干燥、潮湿，是使百姓的才能技艺适应地气。‘异制’，是说他们的形象不同；‘俗’，是说他们的喜好厌恶不同；‘齐’，是说他们的性情缓急不同；‘和’，是说香臭与咸苦不同；‘制’，是说劳作所用不同；‘宜’，是说皮裘与细葛布不同。‘教’，指礼义；‘政’，指刑罚禁令。”

孔氏说：从这一节到“曰译”一节，论述中国及四方蛮夷在居住、言语、衣服、饮食方面不同的情况。“材”指气性、才能技艺，是说五方之人，其能力各不相同。这五方面居住，都必须顺应其性气才能技艺，使其适应当地。能耐寒的，让他居住在寒冷之地；能耐热的，让他居住在炎热之地。刚柔、轻重、迟速有六种。郑注只说缓急，是因为刚、轻、速总归是急，柔、重、迟总归是缓。总共只有两类。人性不同，也有柔而速、刚而迟的人。“器械异制”，是说百姓劳作所用，五方不同。所以《考工记》中说越人用镈，胡人用弓车。“器”指总用的器械，“械”指兵器。何休注《公羊传》说：攻守的器具叫械。“俗”指百姓的风俗，“宜”指土地器物所适宜。是说修明这礼义教化，应当顺应其风俗，统一其政令，施为应当顺应事物之所宜。

长乐陈氏说：“百姓的才能，就像木材一样。木材对于土地，有适宜有不适宜；百姓的才能对于居住，有安定有不安定。善于种植树木的人，顺应其所适宜，而不强迫其所不适宜；善于安置百姓的人，顺应其所安定，而不强迫其所不安定。这就是大凡安置百姓，一定要依据天的寒冷温暖，地的干燥潮湿的原因。”刚柔、迟速，各不相同，是说他们的才能；五味调和不同，是说他们的嗜好；器械制作不同，像越人的镈、燕国的函、秦国的卢、胡人的弓、车就是这样；衣服适宜不同，像南方的人披发裸体，北方的人戴冠穿裳，就是这样。人们所想要的，就是风俗；风俗所安定的，就是适宜。先王观察百姓设立教化，所以修明教化，不改变他们的风俗；因而制定政令，所以统一政令，不改变他们的适宜。大概教化出于德性，所以修明它；政令系于法度，所以统一它。修明教化，统一政令，是人为的；不改变风俗，不改变适宜，是自然的。

严陵方氏说：日南多暑，日北多寒，这是天的寒冷温暖不同。如果高平叫陆，低湿叫隰，这是地的干燥潮湿不同。管理百姓的才能，是随其大小而使用；安置百姓的才能，是随其强弱而安排。山谷空旷而广阔，河流流动而巨大，疆域的制度不同。百姓生活在其中的风俗不同，像生于山陵的人安于山陵，长于水边的人安于水边。“齐”读如五，齐之齐，以刚柔、轻重、迟速，虽然不齐，但各有分际，所以称为齐。刚柔说其才能，轻重说其质地，迟速说其性情。凡此又不只是说广阔山谷、巨大河流之间而已。如果坚土的人刚强，弱土的人柔弱，是因为才能的不同。丘陵的百姓专一而长寿，坟衍的百姓白皙而瘦弱，是因为质地的不同。大防的百姓诚信，空同的百姓勇武，是因为性情的不同。东南的地方不熟食，西北的地方不食谷物，是因为五味调和不同。修明教化，不改变风俗；统一政令，不改变适宜，像封于商墟的，就用商政开启，用周索划定疆界；封于夏墟的，就用夏政开启，用戎索划定疆界之类。顺应风俗然后才有适宜，所以在教化上讲风俗，在政令上讲适宜，这是深浅的区别。上面兼说异齐、异制、异和，这里只说俗与宜，是分别而言；虽然有三者之异，合而言之，无非是俗与宜的缘故。

马氏说：“刚柔、轻重、迟速各不相同，这虽然出于天，也是地气使然。居住有寒冷温暖干燥潮湿的不同，风俗有广阔山谷巨大河流的差异，才能则有刚柔轻重迟速的不一致。至于口对于甘甜，器物对于使用，身体对于安定，也不能统一。五味，春宜酸，夏宜苦，秋宜辛，冬宜咸，而用滑甘来调和，这是五味的常理。其

译所谓“异和”，是说事物存在变化。统一器械，是先王所致力推行的，但对于不同的器物则有所禁止。所谓“异制”，是根据事物性质有刚柔轻重的不同来制定规范。统一服饰，是先王所致力推行的，但对于不同的服饰则有所禁止。所谓“异宜”，是根据天地有寒暖燥湿的不同来制定适宜的措施。教化是用来引导民俗的，所以要顺应民众的愿望，因此修明教化，不改变他们的风俗。不改变风俗，就是不违背他们的愿望。政令是用来端正民众并使事情适宜的，所谓适宜，就是事情符合道义。因此统一政令，不改变适宜的准则。正因为修明教化而不改变风俗，所以先王能够巡视四方、观察民情并设立教化。正因为统一政令而不改变适宜的准则，所以《周礼》中司徒的职掌规定：“山林之地，其动物适宜取用毛皮类，其植物适宜取用皂角类；川泽之地，其动物适宜取用鳞甲类，其植物适宜取用油脂类。”

译李氏说：使百姓安居，并依据其才能加以任用，这就是舜之所以区别生命、分类治理的原因。然而，修明教化，不改变他们的风俗；整齐政令，不改变他们的适宜之处，那么远近就没有差异。因为他治理下土，所以说“居民”；因为他区别生命、分类治理，所以说“居民材”。《周礼》中，司徒依据土地适宜的法度，辨别十二种土地的名称和物产，以辅助百姓选择居所，从而了解其中的利害，使百姓富足，使鸟兽繁殖，使草木生长，使土地事务得以胜任，这就是所说的衡量土地远近、兴办事务、任用民力的意思。又说：依据土地防御的法度，辨别五种土地的物品，因为这五种物品是百姓的常需，从而施行十二种教化，这就是所说的修明教化、不改变风俗的意思。又说：依据土地均平的法度，辨别五种物品和九个等级，制定天下的土地赋税，以设立百姓的职责，以命令地方进贡，以征收财赋，以均平天下的政令，这就是所说的整齐政令、不改变适宜之处的意思。大概司徒辨别物产，司空任用事务，所以互相配合治理。石林叶氏说：寒暖燥湿，是天地之气；广谷大川，是天地之形。有了气与形，就产生生命；有了肥沃贫瘠、长短、好恶、习尚的差异，这就是修明教化、不改变风俗的原因。刚柔、轻重、迟速，是百姓的本性；饮食滋味、器械用具，是百姓的用途。器用便于风俗，也不必相同，这就是整齐政令、不改变适宜之处的原因。所谓的教化，其类别有七种，具备于天而自然形成的：父子有亲，兄弟有爱，夫妇有别，君臣有义，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宾客有礼。这些教化成就于人而使其如此。天虽然有自然形成于人的部分，也必然使其如此，所以说“修其敎”。所谓的政令，其类别有八种，是用来互相供养的：衣服有常制，饮食有节制，行事有法度，男女有别有法度，度量衡有权数，制度有等级，这是上位者用来防止淫乱的手段。物品互相供养虽然不能整齐划一，但淫乱邪僻也不能没有禁令，所以说“齐其政”。凡是用来治理中原地区的方法，政令与教化都最为详尽。

中原与戎夷，五方之民，都有各自的性情，不可改变。东方称为夷，披头散发、在身上刺画花纹，有不熟食的人。南方称为蛮，在额头上刺画花纹、脚趾相交，有不熟食的人。西方称为戎，披头散发、穿着皮衣，有不食谷物的人。北方称为狄，穿着羽毛衣服、住在洞穴里，有不食谷物的人。中原、夷、蛮、戎、狄，都有安适的居所、和美的滋味、适宜的服装、便利的用具、完备的器物。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好欲望不同，要通达他们的意志，沟通他们的欲望。东方称为寄，南方称为象，西方称为狄鞮，北方称为译。郑氏说：五方之民，性情不可改变，是地气使然。雕文，是说刻划肌肤并用丹青染黑。交趾，是说脚掌相对，然而洗澡时同用一条河，睡觉时脚相抵。不熟食，是因为地气温暖，不会生病。不食谷物，是因为地气寒冷，五谷稀少。中原、夷、蛮、戎、狄，都有安适的居所、和美的滋味、适宜的服装、便利的用具、完备的器物，事情虽然不同，但各自自足。寄、象、鞮、译，都是民间的名称，依据其事务类别而定。鞮的意思是知道。现在冀州有说狄鞮的。

孔氏说：以下总论四夷与中原的差异。五方，指中原与四夷。举出戎夷，那么蛮狄也就可知了。文身，是说用丹青装饰身体；雕题，是说雕刻。题，指额头。是说用丹青雕刻额头，不仅雕刻额头，也文身。所以仲雍居住在吴越，《左传》说：“断发文身。”《汉书·地理志》说：“越地风俗断发文身，以躲避蛟龙的侵害。”所以刻划肌肤并用丹青染黑。东方、南方都靠近海，所以都文身。趾，是脚。说蛮人睡觉时头向外而脚在内且相交，所以叫交趾。郑注：“洗澡时同用一条河，睡觉时脚相抵，是说头在外而脚相向内。”所以《典瑞》注说：“脚相抵而共住，不说披发、断发的原因。”说有不熟食的，也有熟食的。西方没有丝麻，只吃禽兽，所以穿皮衣；东方、北方多鸟，所以穿羽毛衣服；正北多羊，所以穿毛皮。严寒极盛，林木又少，所以住洞穴。中原、四夷虽然不同，各有安适的居所、和美的滋味、适宜的服装、便利的用具、完备的器物。它们的用途虽然不同，但各自充足。五方之民，水土各异，所以言语不通，好恶不同，所以嗜好欲望不同。帝王设立这些传语的人，晓达五方的意志，通传五方的欲望，使他们互相理解。寄，是传寄内外言语；象，是模仿内外之言；狄鞮，是知道；通传夷狄的语言，使中原与之相知；译，是陈述；陈述内外之言。这是通传四方语言的官员。东方称为夷的原因，《风俗通》说：“东方人喜欢万物生长，抵触地面而出，夷，就是抵触的意思。”其类别有九种，依据《东夷传》九种：一曰莬，二曰乐浪，三曰高骊，四曰满饰，五曰凫防，六曰索家，七曰东屠，八曰倭人，九曰天鄙。南方称为蛮的原因，《风俗通》说：“君臣同河洗澡，极为简慢，蛮，就是慢的意思。”其类别有八种，李巡注《尔雅》说：一曰天竺，二曰咳首，三曰僬侥，四曰跂踵，五曰穿胸，六曰儋耳，七曰狗轵，八曰韦脊。西方称为戎的原因，风

译《风俗通》说：“砍伐杀戮，不得其中，戎，就是凶恶。”戎的类别有六种，李巡在注解《尔雅》时说：第一叫侥夷，第二叫戎夷，第三叫老白，第四叫耆羌，第五叫鼻息，第六叫天刚。北方称为狄，是因为《风俗通》说：“父子、嫂叔同穴而居没有分别，狄，就是邪僻。”他们的行为邪僻，类别有五种，李巡在注解《尔雅》时说：第一叫月支，第二叫秽貊，第三叫匈奴，第四叫单于，第五叫白屋。

译长乐陈氏说：“先王用治理中原的方法来治理中原，用不治理的方法来治理夷狄。所以对于中原，划定疆界依据周朝的法规，就有教化来引导他们的志向，有政令来规范他们的行为；对于夷狄，划定疆界依据戎族的法规，只是设立寄、象、鞮、译等翻译官员罢了。这虽然治理的详细与简略不同，但顺应他们安适的状态而不强迫他们不安适，这一点是相同的。”夷，是说他们轻浮；蛮，是说他们怠慢；戎，是说他们好战；狄，是说他们善于防守。东南方的地势低洼，蛟龙在那里繁殖，所以风俗崇尚在身上刺花纹、在额头上刻图案；西北方的地势高峻，鸟兽在那里群居，所以风俗崇尚穿皮衣、戴羽毛。这些不仅仅是他们崇尚的不同，也是寒冷与温暖的气候形势不同所致。寄、象、鞮、译，就是《周官》中所说的象胥。传达他们的志向，沟通他们的欲望，就是象胥所说的协调他们的言辞并传达的意思。寄，是说寄托在这里；象，是说模拟在那里；鞮，是说鞋子；译，是说语言。这些都是互相参照而言的。《周礼》中的韎师、旄人、鞮鞻氏教导四方之乐，他们官职的名称有的依据他们所穿的服饰，有的依据他们所执持的物品，有的依据他们所穿的鞋子，这与上述说法意思相同。《尔雅》说：“太平地区的人仁爱，丹穴地区的人智慧，大防地区的人守信，空同地区的人勇武。”那么四方的人并非没有善性，圣人称他们为夷、蛮、戎、狄，是因为仁、智、信、武是他们的本性；夷、蛮、戎、狄是他们的习俗。荀子说：“越地和貊地的孩子，出生时声音相同，长大后习俗不同，是教化造成的。”

严陵方氏说：“推究往来相互推移的道理，说彼此相互迁移，因为他们都有本性，所以不可随意推移。本性就是上文所说的。夷因为他们轻浮而没有文采，蛮因为他们弱小而有归属，戎因为他们刚强，狄因为他们勇武。在额头上刻图案叫雕，在身上刺花纹叫文，这是互文见义。安居，就像他们所居住的地方，习俗不同就是如此。调和味道，就像五味，调和不同就是如此。适宜的衣服，就像服饰，适宜不同就是如此。完备的器具，就像器械，制度不同就是如此。利用，说的是有利的用途，比如住在山里不以鱼鳖为礼，住在沼泽不以鹿豕为礼，就是如此。”

马氏说：本性受之于天，那么相同，但中原与戎夷之间却有如同天地降生般的差异，这难道也是地气使然吗？东方，是阳气生发的地方，而南方，是阳气积聚的地方。大概阳气热，有可以不熟食的人。西方，是阴气生发的地方，而北方，是阴气积聚的地方。大概阴气主杀伐，五谷不生长，有可以不粒食的人。雕题、交趾，大概是因为遮蔽了他们习惯的东西，而不以为耻，其余的也是这样罢了。志向和欲望，是言语的内涵；言语，是志向和欲望的寄托。传达志向，沟通欲望，必定在于言语之间。所以古代有掌管言语的官员，叫做寄、象、鞮、译。解说的人认为东南方土地近，可以治理得详细；西北方土地远，可以治理得简略。这种说法是对的。

山阴陆氏说：五方的百姓都有本性，不可随意推移。橘子越过淮河向北生长就变成枳，鸜鹆不越过济水，貉越过汶水就会死。事物本来就有这种情况，人也应该如此。寄，以黜落而寄托为义；译，以来往而翻译为义；象，是礼仪。所谓象胥就是如此。狄鞮，是音乐。所谓鞮鞻氏就是如此。李氏说：凡是人的魂气生于天，所以天能够改变他们的本性。南方的强，宽柔以教化；北方的强，披坚执锐而不厌倦，就是如此。体魄成于地，所以地能够化育他们的形体。山林的百姓多毛而方正，川泽的百姓黑而润泽，丘陵的百姓专一而修长，坟衍的百姓白皙而瘦弱，原隰的百姓肉丰而麻痹，就是如此。因为他们的本性不同，所以刚柔、轻重、迟速不齐，五味调和不同。因为他们的形体不同，所以器械制度不同，衣服适宜不同。因为刚柔、轻重、迟速不齐，五味调和不同，所以先王修明教化，不改变他们的习俗。因为器械制度不同，衣服适宜不同，所以先王统一政令，不改变他们的适宜。大概圣人用来统一众人的方法，在于分类族群、辨别事物；使下面的人观察而感化的方法，在于巡视四方、观察民情、设立教化罢了。天下的法度，从尧到周才大大完备。所以治理夷狄的方法，在尧时简略而在周时详细。《尧典》说安顿嵎夷，是用道来安顿他们。舜则不仅仅是安顿他们，必定有德行来使他们服从，所以说“蛮夷都服从”。夏则不仅仅是使他们服从，必定有教化来普及他们，所以说“朔南都受到声教”。殷则不仅仅是普及教化，必定有法度来制约他们，所以说“没有不敢来进献的，没有不敢来称王的”。周则不仅仅是制约他们，必定有政令来治理他们，所以说“合方氏的职责，沟通各地的材用，统一各种器物，统一度量衡，消除怨恨，统一喜好善行”。

凡是安置居民，要衡量土地来制定城邑，估量土地来安置居民。土地、城邑、民居，必须三方面相协调。没有荒废的土地，没有游荡的百姓，饮食有节制，事务按时令进行，百姓都安于他们的居所，乐于做事并勉励立功，尊敬君主、亲近上级，然后才兴办学校。

郑氏说：兴办学校，设立小学和大学。

孔氏说：“这一节论述居民与土地相协调，以及饮食有节、事务按时、勉励立功、尊敬君主、亲近上级、兴办学校的事情。饮食得其节制，事务得其时令，百姓喜悦，事务勉励，立功尊敬君主、亲近上级，像这样然后才可以兴办学校，百姓富裕而可以教化。”

长乐刘氏说：“根据公侯等爵位的大小，划定土地来制定他们的封域。有土地广阔而人口稀少的，是因为土地贫瘠；有土地狭小而人口稠密的，是因为土地肥沃。封域虽然相等，但赋税收入不同。即使井田制均平，但田地和荒地也不一致，必须使万民安居乐业，遇到凶年旱灾有办法自给自足，诸侯安抚封地……”

译而礼乐有以自备者，司空度地必参相得而后能也。」长乐陈氏曰：「先王之于民，居之然后养之，养之然后敎之。量地制邑，以至必参相得者，居之也；无旷土以至尊君亲上者，养之也；然后兴学敎之也。葢人之生，莫不有亲亲长长之良心矣。养其良心而不陷溺之，则由其亲亲以至于亲上，由其长长以至于尊君，则尊君亲上，天地之道也。然后兴学，裁成天地之道也。」严陵方氏曰：「量，犹龠合升斗斛五量之所量，以量其多少；度，犹分寸尺丈引五度之所度，以度其长短。故多少足以知其所容，长短足以知其所至。故于制邑之地曰量，于居民之地曰度。然邑制之所容，莫非民民；居之所至，莫非邑。则邑亦可言度，居亦可言量矣。两之为并，三之为参。地也，民也，长短多少不可相失也。无旷土则地无遗利，无游民则人无遗力。旷言虚而无垦辟之功，游言散而无兴作之业也。食节则无不足之患，事时则无不急之务。居民之道，亦期其如此而已。故效至于民咸安其居也。乐事则不至于劳苦，劝功则不由于勉强。尊君则为臣者有逊志，亲上则在下者无离心。上则不止于君，凡在已上者皆是也。敎不可一日废，必待乐事、劝功、尊君、亲上然后兴学，者则以至此，然后敎学之道可致其详故也。且礼乐之敎，岂一日之所可无哉？然制作必在于治定功成之后者，亦此之意。」

译马氏说：“城邑是用来容纳百姓的，百姓是用来治理城邑的。所以凡是安置百姓，都要根据土地的大小来规划城邑。大概城邑大而百姓少，就会有土地荒废的祸患；城邑小而百姓多，就会供养不足，从而产生流民的祸患。土地、城邑、百姓的居住，必须三者相互配合得当，这是为了想要没有土地荒废和流民的祸患的缘故。”

李氏说：“在规划城邑时，一定要衡量土地的多少，这是因为还要以此来划定地域的范围。在安置百姓时，说要估量土地的长短，这是因为还要以此来规定房屋的数目。如果不衡量土地来规划城邑，那么田地可能过多而民力不足以耕种。《诗经》说：‘不要耕种大片田地，因为杂草会茂盛生长。’这是说农夫治理不过来，导致杂草丛生。如果不估量土地来安置百姓，那么住宅可能狭窄而民力有余。《诗经》说：‘十亩桑田之间啊，采桑的女子悠闲自在啊，走吧，和你一起回家啊。’这是说采桑的人多，而百姓有无处采桑的情况。所以必须在于土地、城邑、百姓居住三者相互配合得当。土地、城邑、百姓居住三者相互配合得当，那么田地虽然大，农夫也能充分发挥力量而获得丰收。《诗经》说：‘那大片田地啊，每年收获上万。’就是这样。桑树虽然不多，妇女也能按时治理。《诗经》说：‘养蚕的月份修剪桑枝，拿起斧头，去砍伐远处的桑树。轻轻攀折那嫩桑。’就是这样。”

讲义说：“安置百姓的方法，一定要有法度。城邑有大小多少的区别，有的方圆六七十里，有的方圆百里，应当根据它们的大小来规划。土地有山林、川泽、原野、低湿之地的不同，有的住在山上，有的住在泽地，有的住在原野低湿之地，应当根据土地的适宜情况来让百姓居住。土地、城邑、百姓居住相互配合而各得其所，这才叫相互配合得当。没有荒废的土地，是为了充分利用地利而开垦田野；没有流民，是为了让百姓各自安居乐业而没有游手好闲的人。饮食一定要有节制，不必追求珍奇美味；做事一定要顺应时节，没有违背时机的过失。这样百姓就能安居乐业，乐于从事工作，努力建功立业，上能侍奉父母，下能养育子女，生养死葬，都可以没有遗憾。难道不知道尊敬君主、亲近上级吗？只有知道尊敬君主、亲近上级，才能懂得礼义廉耻。在上位的人可以兴办学校来教育他们。”孟子说：“认真地办好学校教育，反复地用孝顺父母、敬爱兄长的道理来教导他们，也是这个意思。”

黄氏说：“百姓以无功受禄为耻，祭祀用的祭品和牺牲各知本分，杀害牲畜有时令限制，这就是饮食有节制的意义。庶民既然知道重视农业，都致力于农忙三时的事务，这就是做事顺应时节的意义。上下有节制，然后认真地办好学校教育，用孝顺父母、敬爱兄长的道理来感化他们，乡遂推举贤能、尊敬长者，那么太平的大道就兴起了。”

横渠张氏说：“乐于从事工作，乐于从事耕种和劳役的工作，努力建功立业，这是功利。这是从国家风俗来说的，果真能这样，那么自然会从事学习了，何必说然后才兴办学校？大体上有百姓就有学校，家有庠，遂有序，怎么可以没有呢？”临川王氏说：“乐于从事工作，努力建功立业，尊敬君主，亲近上级，然后兴办学校。这是礼吗？回答说：学校，是先王用来教育的，有了教育然后使人能够乐于从事工作，努力建功立业，尊敬君主，亲近上级。教育成功了然后才建立学校，似乎不是先王的法度。孔子说‘富裕了然后教育他们’，是因为百姓困于衣食，本来不能驱使他们向善。所以使百姓富裕，是王道的基础。虽然如此，用来教育的方法，并不是等到百姓大富大足之后才开始兴办的。根据百姓力量的厚薄，形势的缓急，而制定相应的礼制，都是为了教育他们。教育不可以一天废弃，那么学校也不可以一天在天下消失。”

司徒修定六礼来节制百姓的性情，阐明七教来兴起百姓的德行，整齐八政来防止淫邪，统一道德来使风俗相同，奉养老人来推行孝道，抚恤孤寡来惠及不足的人，尊重贤人来推崇德行，斥退不肖之徒来贬抑恶行。

郑氏说：司徒，是地官卿，掌管国家教育的人，逮是及到的意思，简是选择的意思。孔氏说：从这一节到“曰进士”一节，论述司徒修礼、明教、尊贤、斥恶、教学升进的事情。六礼，是指冠礼第一，婚礼第二，丧礼第三，祭礼第四，乡礼第五，相见礼第六。所禀受的本性，有刚柔、轻重、迟速的区别，恐怕失去中道，所以用六礼来节制它。七教，就是父子第一，兄弟第二，夫妇第三，君臣第四，长幼第五，朋友第六，宾客第七。德，就是得的意思。恐怕人不能各得其所，所以用七教来兴起百姓，使他们都能各得其所。这六礼、七教，都是殷代的礼制，周代则是五礼、十二教。八政，一是饮食，二是衣服，三是事务，四是区别，五是度，六是量，七是数，八是制。淫，是指过分奢侈，所以用八政的禁令，来防止过分奢侈的过失。贵贱相同，所以不说民道。践行而行，是指统一所行的道，来使国家的风俗相同。恭敬奉养老人，是用来表达致敬孝之意。哀恤孤寡，是用来惠及不足的人。是指用恩意惠及那些不足的人，也就是孤寡之人。尊重贤人，是用来推崇有德行的人。斥退不肖之徒，是用来贬抑恶人。

长乐陈氏说：“修定六礼，阐明七教，整齐八政，统一道德，这就是所谓教育思虑无穷。奉养老人，抚恤孤寡，这就是所谓包容保护百姓没有边界。有教育他们的方法，又有包容保护他们的措施，然后尊重贤人来推崇德行，斥退不肖之徒来贬抑恶行，这也是不变而后赏罚可言的意思。贤者，是德行的名称；德行，是贤者的实质。恶者，是不肖的实质；不肖者，是恶者的名称。名称出于行为，实质系于心，通过名称来考察实质，通过行为来”

译推究他的本心，所以推崇他之后才尊崇，简慢他之后才贬抑。

译严陵方氏说：“礼在哪里败坏？那么六礼就可以不修。教化在哪里隐没？那么七教就可以不明。人性如果没有礼来节制，就容易放荡。所以修六礼来节制民众的本性。德行如果没有教化来兴起，就容易废弛。所以明七教来兴起民众的德行。政令用来匡正它，怎么可以差错呢？那么八政就在于整齐划一了。道，是众人共同遵循的；德，是众人共同获得的。怎么可以有两样呢？那么道德就在于统一了。整齐八政，是为了使人们没有过分的举动。所以说：‘防止淫邪’。统一道德，是为了使人们没有不同的习俗。所以说：‘统一风俗’。奉养老人，那么推己及人爱护亲人的心意在这里就达到了极致。体恤孤儿寡妇，那么减损有余以济不足的心意就没有不遍及的。况且六十岁叫耆，七十岁叫老。耆老都在奉养之列，那么八九十岁的老人自然也就知道了。没有父亲叫孤，没有儿子叫独。孤独都在体恤之列，那么鳏夫寡妇自然也就知道了。贤能的人难以进用，所以崇尚他们；不贤的人厌恶他们混杂，所以简省排斥他们。”《六礼七教八政解》见篇末。

李氏说：“善于教化能得民心，所以教化民众的官职称为司徒。六礼：冠礼、乡饮酒礼、婚礼属于嘉礼；丧礼属于凶礼；祭礼属于吉礼；相见礼属于宾礼。《周官》中宗伯掌管在上位的礼，其中有军礼，而冠礼、婚礼、乡饮酒礼的礼仪相同，所以是五礼。这里说的是在民众中的礼，那么冠礼、婚礼、乡饮酒礼的事情不同，而没有军礼，所以有六礼。七教：舜命令司徒，就说‘五品不逊’，五教在于宽厚；穆王命令司徒，就说‘敷五典’。大概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这五种关系，没有不有常道的，所以叫五典；这五种关系没有不有等级的，所以叫五品。父子之间教以相亲，君臣之间教以相义，夫妇之间教以有别，长幼之间教以有序，朋友之间教以守信，所以叫五教。分开来说，那么父子、兄弟的道相同，而兄弟主要在于亲；朋友、宾客的事相同，而宾客主要在于礼，所以有七教。由七教详细来说，那么《周官》司徒所掌管的十二教就是。八政：《周官》司徒辨别贵贱、老幼，而有饮食的禁令，那么政令在饮食方面；用根本的习俗安定万民，最终统一衣服，那么政令在衣服方面；颁布职事来提升万民，叫学艺、叫世事，那么所谓‘事为’；用土地适宜的方法相度民众的住宅而知道其利害，那么所谓‘异别’；用度量来教节制，那么所谓‘度’；用仪制来辨别等级，那么所谓‘制’。节制必有度量，等级必有数目。礼始于冠礼，本于婚礼，成于丧祭，和于乡射，所以六礼以冠、婚、丧、祭、乡、相见为顺序。教在内而至于外，父子、兄弟、夫妇的教在内；君臣、长幼、朋友、宾客的教在外，所以七教以父子、兄弟、夫妇、君臣、长幼、朋友、宾客为顺序。政本于民而制于上，饮食、衣服、事为、异别，是顺应民众而立制的；度、量、数、制，是自上而下节制下民的，所以八政以饮食、衣服、事为、异别、度、量、数、制为顺序。礼用来防止万民的虚伪而教化其中正，所以说‘节制民众的本性’；教用来告知天人之道，所以说‘兴起民众的德行’；政用来匡正它，所以说‘防止民众本性的淫邪’。没有不是天的，所以六礼说‘修’，修是说有所因循；人的德行没有不是自得于内的，所以七教说‘明’，明是说有所根本；淫邪出于民众的欲望，所以八政说‘齐’，齐是说有以制约其过差。《周官》宗伯掌礼，司马掌政，大概所谓国礼、国政。所以司马的职事，未曾有治理万民之政，而宗伯的礼也不设在象魏。乡师三年察辞，大行人六年协辞。奇异邪僻者有禁令，造谣者有刑罚，这是为了统一道德。五十岁的在乡里奉养，六十岁的在国都奉养，七十岁的在学校奉养，这是为了奉养老人。鳏夫寡妇孤儿，都有固定的供给，这是为了体恤孤独。用贤能制定爵位，这是为了崇尚贤能。有不孝、不睦、不姻的刑罚，来纠正不仁；有不悌、不任、不防的刑罚，来惩治不义，这是为了简省排斥不贤。先王修六礼，明七教，齐八政，是为了安定民众。统一道德以统一风俗，奉养老人以致孝，体恤孤独以救济不足，这是为了安抚万民。有贤能可以崇尚，那么教化就成功了。先王的法度，到了简省排斥不贤，就完备了。

石林叶氏说：“礼，是人所体现以显示于外，天所创造以具备于内，所以用来节制民众的本性。教，是上位者用来勉力下位者，下位者用来自得于己，所以用来兴起民众的德行。政，是率领人们以身作则而匡正其不正，所以用来防止淫邪。道出于天命，德出于本性，人所具备的，所以用来统一风俗。虽然如此，没有不是道的，而道有邪正；没有不是德的，而德有吉凶。统一之后才没有差异。言论者不兴起，行为怪异者不被容纳，而风俗统一于天下。道德统一，风俗相同，也未尝不先以政令。衣服器械不合法度就奢侈，度量数目制度不同就虚伪，整齐之后奇异器物不同服饰的就止息，淫邪声音不正志向的就畏惧，而禁令行于天下，淫邪止息。禁令施行，未尝不先以教化。所以仁对于父子，义对于君臣，礼对于宾主，

译诚信在于朋友之间。命运中有本性，彰明它之后，家内才能严肃，朝廷才能端正，乡里和学校的教化才能劝勉，然后教化才能遍及天下。教化施行而民众的道德兴起，也未尝不首先以礼为先。所以，从冠礼开始，人伦之道得以确立；以婚礼为根本，人伦关系得以端正；重视丧祭之礼，亲爱亲属的恩情得以彰显；通达于乡射相见之礼，长幼尊卑的次序得以确定，恩惠情意得以融合。这是道德的源头所在，也是本末先后的道理。虽然如此，司徒掌管的是国家的教化，而宗伯掌管的是国家的礼仪，如果先礼后教，就怀疑是侵夺官职。子说用道来引导，最终用礼来体现，如果先礼后道，就怀疑是无序。为什么呢？因为宗伯掌管的是礼仪的形式，而司徒掌管的是礼仪的根本，所以《周官》根据民众的常情而施行十二种教化，大都谈论礼。而宗伯所掌管的有时五种有时十二种，都是为了顺应时势的缓急，从而详略不同罢了。

译庐陵胡氏说：“从司徒修习六礼，到升举到司马那里称为进士，都是司徒教化百姓的事务。从命令乡里推举秀士，到下位造士，都是崇尚德行的表现。从命令乡里检举不遵从教化的人，到终身不被齿录，都是贬斥恶行的措施。”

《礼记集说》卷三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

《礼记集说》卷三十三 宋 卫湜 撰

命令乡里检举不遵从教化的人并上报，乡里的耆老都到庠序去朝会。元旦那天，练习射礼以崇尚射中者；练习乡饮酒礼以崇尚年长者。大司徒率领国家的俊士与参与执行事务的人一同在场。如果（这些人）仍然不改变，就命令国家的右乡检举不遵从教化的人，把他们移到左乡；命令国家的左乡检举不遵从教化的人，把他们移到右乡，礼仪和之前一样。如果仍然不改变，就把他们移到郊外，礼仪和之前一样。如果仍然不改变，就把他们移到遂地，礼仪和之前一样。如果仍然不改变，就把他们放逐到远方，终身不被齿录。

郑玄说：“‘帅’是遵循的意思。不遵循教化，指的是傲慢凶狠、不孝顺父母、不友爱兄弟。司徒让乡里检举并上报的人，是因为乡里隶属于司徒。耆老都到庠序去朝会，将要练习礼仪来感化他们，让他们观看。耆老指退休的官员以及乡里年长而有德行的人，‘朝’在这里是聚集的意思。这里的‘庠’指的是乡学，‘乡’指的是乡饮酒礼。到了中年进行考核，如果仍然不改变，就把他们移到左右乡，让他们转换居住的地方，希望他们见到新人有所感化，也在乡学里再次练习礼仪，让他们观看。郊是乡界之外的地方，稍微远离之后，到了中年又在郊学为他们练习礼仪。远郊之外叫做遂，由遂大夫掌管。又过了中年仍然不改变，再次把他们移去，让他们居住在遂地，又在遂地的学校为他们练习礼仪。如果仍然不改变，就把他们放逐到远方，指的是九州之外。‘齿’是记录的意思。”

孔颖达说：“这是论述贬斥恶行的事情。司徒命令这个乡学，检举不遵从教化的人，上报给司徒，于是命令乡里的耆老，都聚集在乡学的庠序里。郑玄注解说：耆老指退休的官员以及乡里年长而有德行的人，退休的官员则《书传略说》说：大夫担任父师，士担任少师，就是这样。年长而有德行的人则是年老有德行而不做官的人。‘朝’有朝见天子的嫌疑，所以郑玄说是聚集的意思。耆老既然聚集在乡学里，为这些不遵从教化的人，练习射礼，射中者居上，所以说崇尚射中者。又在乡学习乡饮酒礼，让年长者居上，所以说崇尚年长者。练习射礼应当在州学，练习乡饮酒礼应当在党学，现在都合并到乡学里，是因为州隶属于乡，虽然在州序，也可以称为乡。或者乡居住在这个州，不再设立州学，如果州里有事务，就到乡学去，所以乡学可以举行射礼。又根据乡饮酒礼的解释，以乡为党正饮酒，称为乡，是因为党属于乡，所以说乡。或者乡所居住的党，不另外设立党学，党的正齿位就在乡学举行，也称为饮酒，所以郑玄注解说：庠指乡学。练习射礼、练习乡饮酒礼，是想让不遵从教化的人观看崇尚射中者，自我勉励去立功，观看崇尚年长者，就知道尊敬长老。大司徒率领国家的英俊之士与在乡射饮酒中执行事务的人，让俊士和他们一起，以此作为荣耀，恶人羡慕他们而自我勉励。这里说国家的俊士，就不只是乡里内部的人了。这指的是刚入学一年结束时，检举不遵从教化、傲慢凶狠的人，为他们练习射礼、练习乡饮酒礼。郑玄注解说：中年考核，如果仍然不改变，‘中’是间的意思，指隔一年考核的时候不改变的人，右乡的人移到左乡，左乡的人移到右乡，也再次练习乡射之礼，所以经文说‘如初’。不改变，移到郊外的人，指的是第五年的时候，再次检举不遵从教化的人，所以注解说‘中年又为之习礼’，是隔四年后的那一年。这里的郊指近郊，因为远郊之内六乡居住在那里，他们的礼仪也由乡大夫主持，不改变移到遂地的人，指的是第七年的时候，所以注解说‘又中年移之遂’，是隔六年后的那一年。查《司马法》说：百里为郊，二百里为野。遂人说：掌管邦国的野，所以知道远郊之外是遂，不应该由乡大夫主持，所以也由遂大夫掌管。遂大夫也率领国家的俊士在遂学行礼，再不改变放逐到远方的人，指的是第九年的时候。郑玄注没有说隔年，查《学记》从一年到九年，知道类通达，以九年为极限，所以不说隔年。九州之外对于周朝来说，就是夷、镇、蕃，现在只是居住在夷狄的内部土地，所以下面注解说‘不屏于南北’，因为太远了。说明乡人则放逐到南北。‘齿’是记录的意思，《文王世子》说：‘古时候称年龄，齿也是龄。’按年龄排序，是记录他们的长幼，所以说‘犹录’。”

长乐陈氏说：“道德统一，风俗相同，那么乡里所喜欢的无非是善，所厌恶的无非是不善，然后可以凭借他们的聪明，让他们检举不遵从教化的人，升举秀士。古时候凡是因恭敬而见面的，都叫做朝，那么春秋的朝见，庙祭义的朝牲，这个朝于庠就是这样。练习射礼崇尚射中者，就向他们展示行为能力；练习乡饮酒礼崇尚年长者，就引导他们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国家的俊士，参与执行事务，就用贤才来激励他们。等待他们这样，如果仍然不改变，然后右乡移到左乡，左乡移到右乡，来使他们羞愧并勉励；不改变然后移到郊外，移到遂地，以至于放逐到远方，终身不被齿录。先王对于不遵从教化的人，经过四次改变然后才抛弃他们，难道是他们所能轻易做到的吗？”又《礼书》说：“乡里检举不遵从教化的人，到了四次不改变，然后放逐他们；小乐正检举国子中不遵从教化的人，只到两次不改变就放逐他们。先王认为平民百姓容易治理，富贵之家的本性难以教化，因为容易治理，所以乡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