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集説卷五十　　　　　宋　卫湜　撰

译进献饮食后下来。郑玄注：“间，就是病愈的意思。”病情严重的时候，病痛常常缠身，没有片刻的间隙。如今病情既然减轻，不再时刻缠身，中间有了空隙，所以说“间就是病愈”。瘳，是疾病减损的意思。长乐刘氏说：周公作《无逸》，于是说：“文王受命是在中年。”那么王季担任西伯的时候，文王五十岁以前还是世子，所以从成年到知天命之年，能够充分发挥本性，将侍奉双亲的道理做到极致，从身为士人开始直到成为圣人，都源于对父母的孝道。即使是舜也有所不及，为什么呢？在孝顺父母方面，以笃实诚意为根本，则与舜相同；以完备事物为实质，则舜有所不及；以让父母喜悦为极致，则舜有所不及。所以说：“以王季为父亲，以武王为儿子，没有忧患的恐怕只有文王吧？”尧、舜、夏商周三代都赶不上，这就是史官记录他侍奉双亲始末的原因，流传万世，使作为君主的儿子们有所效法，那么国家的和乐平易，寻求与上天相配，就有了根本。文王对于王季，夜里不得安睡，所以每天清晨鸡鸣时衣冠就已经穿戴整齐，内侍说：“平安。”文王于是高兴，因为他整夜怀着忧虑，所以高兴的神情显露在脸上。神色忧虑时，行走不能端正脚步，心里有所恐惧，那么神色就显露出忧虑焦急。侍奉双亲时，脚步不能端正。文王所实行的世子侍奉王季的礼仪，武王作为太子时，遵循并实行它，不敢有所增加。大概圣人所做的，没有不是充分发挥本性的。充分发挥本性来侍奉双亲，无论做什么都能达到极致。前代的圣人和后代的圣人虽然相隔百世，他们的宗旨是相同的。何况在父子之间，又怎能有所增加呢？孟子所说的：“文王与舜，地域相隔一千多里，时代前后相隔一千多年，等到他们得志在中国施行教化，就像符节相合一样，充分发挥本性来侍奉双亲的事是相同的。”文王有病，武王不脱去冠带；文王减少饮食，武王也减少饮食；文王增加饭量，武王也增加饭量，用自己的身体来衡量双亲的饮食能力。

译长乐陈氏说：“起初以周文王、周武王作为世子的行为，是圣人的行为；最终归结于世子的记述，是中人的行为。圣人的行为，早晨侍奉父母达到一天三次，如果父母起居失常，那么走路就不能端正步履，以至于吃一顿饭就只吃一顿饭，吃两顿饭就只吃两顿饭。中人的行为，早晨侍奉父母只达到一天两次，如果父母起居失常，那么只是面容不满而已。对于品尝食物，如果食物美味就能吃下，如果食物少就不能吃饱罢了。从文王言语神色忧愁、走路不能端正步履，就可以知道武王的行为；从武王言语不悦、不脱冠带、吃一顿饭或两顿饭，就可以知道文王的行为。末尾有原则，这与曾元再次进献食物的情况不同。汉文帝侍奉父母疾病时，不闭眼睡觉，不脱衣服，三年汤药，如果不是亲自尝过的就不进献。而袁盎认为这是高出于世俗的行为，大概自文王、武王以来，像汉文帝这样的人也很少了。”

严陵方氏说：“日出是早晨阳气开始的时刻，日入是傍晚阴气开始的时刻，日中是白天阴阳交替开始的时刻。阴阳之气到了这三个时辰，不能没有变化。而人的气血与天地阴阳相互流通，所以子女侍奉父母，每到这些时辰必定询问父母是否安好。然而《内则》说子女侍奉父母，鸡刚叫时，都洗脸漱口。又说：天微亮时早晨请安，太阳落山时晚上请安。《世子之记》也只说早晚请安。至于在大寝门外，这里却说鸡刚叫时穿衣，到了寝门外，那么洗脸漱口的时间还在鸡叫之前，早晨请安的时间还在天微亮之前。又有日中时的请安，这大概是圣人的制度，所以武王遵循实行，不敢有所增加。内竖就是《周官》中掌管内外通令的人，御就是侍奉在君主身边的人，与御妻中的御意义相同。节指起居的节律，不安节就是失去常态而生病。文王高兴，就是父母高兴而自己也就高兴。文王神色忧愁，就是父母忧愁而自己也就忧愁。恢复常态就是父母恢复平常状态。人的安好与否，尤其表现在饮食的时候，所以恢复常态，必定以膳食来说明。观察寒暖的节律，比如食物看春季，饮料看冬季之类，在于有察看的用意，在就是察，犹存就是省。询问所吃的膳食，是想了解父母喜欢什么美食。膳宰就是膳夫，原与原蚕的原相同。文王侍奉父母如此，就不能再有所增加了，所以武王只是遵循实行罢了。不脱冠带而侍奉，是因为父母有病，不拘泥于平常一天三次请安。吃一顿饭或两顿饭，是因为饥饱常常看父母脸色而不敢私自满足自己的欲望。”

庄氏说：“《中庸》说舜是大孝，与其称颂文王，不如说没有忧愁的人，大概只有文王吧？大概父子之间，舜处于不幸的境地，而文王处于幸运的境地。以王季为父亲，以武王为儿子，文王有什么可忧愁的呢？人们见他无忧愁，却不知道文王侍奉父母的心每天都很谨慎，与舜的恐惧恭敬，哪里有一点点不同？而且从傍晚到早晨，从早晨到日中，经历的时间并不长。文王唯恐不知道父母的安好与否，他的心谨慎不安，不止像三个月像三个秋天那样漫长。穿着朝服三次到寝门，子女对于父母，尚且不敢亲自到达，甚至到了寝门外，首先向内侍询问。内侍是掌管内外通令、站立侍奉并供给饮食的人。内侍不止一人，所以就向当值的人询问。内侍说安好，文王才露出喜色，仔细品味“乃喜”这个词，文王爱敬之心就可以知道了。想象他在鸡鸣之初盛装小睡，向内侍询问时柔声下气，听到“安好”的回答时伸长脖子竖起耳朵，此时此心，忧虑不安好像不能自我解脱，庆幸他说安好，就油然而生喜悦，欣然欣慰。他的喜悦是怎样的？通过现在的喜悦可以知道之前的忧愁。那么文王这样忧愁父母，能说他没有忧愁吗？回答说：文王对于父母，只是忧愁他们有起居失常罢了。如果舜对于父母，就是无时无刻不忧愁。朝见时恐惧恭敬，去田里时号啕哭泣像穷困的人无处归宿。所以富有四海，尊贵为天子，都不足以解除忧愁。想象他的心常常像文王走路不能端正步履的时候，常常像武王不脱冠带而侍奉的时候。所以观察舜的忧愁，然后可以知道文王的无忧愁；观察文王的无忧愁，然后知道舜是大孝。虽然如此，舜与文王互换位置都会这样。又说：天下的道理，只有达到极致就不能再增加了。文王侍奉父母，难道有一点点不到位吗？武王如果再求增加，那就不可传颂，不可继承。所以武王侍奉文王，完全遵循文王侍奉王季的方式而实行，不敢再增加。这就是武王成为达孝的原因吧？又说：人心有所忧虑，那么衣服饮食就不能像平常时候。子女对于父母，一天三次请安，除了三次请安之外，冠带有时可以脱下。现在因为父母有病，半步不离，不敢脱下冠带来自我舒适。人的饮食有时疏有时密，按时饥饱；现在因为父母有病，心思不在饮食上，吃一顿饭或两顿饭，只看父母脸色，不敢像平时私自满足自己的欲望，这足以看出武王侍奉父母的疏漏吗？那么武王的孝道比文王有所增加吗？回答说：“从文王神色忧愁、走路不能端正步履，可以想象他不脱冠带而侍奉。从王季恢复膳食，然后也恢复常态，可以想象他吃一顿饭就只吃一顿饭，吃两顿饭就只吃两顿饭。”所以说：“遵循实行，不敢有所增加。”十二天记录了卧病在床的日子，疾病既然减轻，那么药饵饮食都可以进献，所以以瘳为减损。”

译山阴陆氏说：衣服本来不必提及，这里特意说出，是为了显示庄重。根据“使姆衣服而对言”这一句，如果“在”字不表示“察”，那么“在而察”就表示“在察”，或者是指派人代替。庐陵胡氏说：纬书都说周文王九十六岁才开始称王，等到去世后才被谥为“文”，这是不合常理的说法。大概是记录者在事后追称他为王罢了，应当加以考证。讲义说：不说穿戴冠带去侍奉，以此来体现武王侍奉父母的诚心。他恭敬的礼节，可以说是达到了极致。奉养父母可能做到，但做到恭敬却很难；恭敬可能做到，但让父母安心却更难。武王用心之深，是以让父母安心作为最高境界的。

译文王对武王说：“你做了什么梦？”武王回答说：“梦见上帝赐给我九龄。”文王说：“你认为这是什么意思？”武王说：“西方有九个国家，君王您大概最终会安抚拥有它们吧？”文王说：“不是这样。古人说年龄，齿也是龄。我一百岁，你九十岁，我赐给你三岁。”文王九十七岁才去世，武王九十三岁去世。

郑氏说：“问做什么梦？是因为文王病后刚能躺卧休息。帝指天。抚就是拥有的意思。称君王，说明这是在受命之后。年指天时的气数。齿指人的寿命。九龄，是九十岁的祥瑞。文王因勤劳忧虑而减损寿命，武王因安乐而延长寿命。说赐给你三岁，是表明将基业传给你，你接受并完成它。”君子说：“终，是完成他的功业。”

孔氏说：文王继承王季成为西伯，是殷朝的诸侯，不应该称王。现在武王称他为君王，所以知道这是在受命之后。查《书传》说：文王受命第一年，裁决虞、芮两国的争端；第二年，讨伐鬼方；第三年，讨伐密须；第四年，讨伐犬夷；第五年，讨伐耆；第六年，讨伐崇；第七年去世。《书序》说：殷朝开始憎恨周朝。郑注说：纣王听说文王三次讨伐都获胜，开始畏惧厌恶他，把他囚禁在羑里。三次讨伐指讨伐鬼方、密须、犬夷，那么被囚禁是在第四年末、第五年初。那时未必称王。《殷传》说：第五年初，得到散宜生等人献宝而释放文王。文王出狱后攻克黎国，第六年讨伐崇国时称王。所以《诗经·皇矣》论述讨伐崇国时举行类祭和祃祭，行使天子的礼仪。这里说称王，是指受命第六年之后。受命指接受赤雀丹书的天命。武王说：“西方有九个国家尚未归顺，君王您大概最终会安抚拥有它们。”《尔雅·释天》说：“年，是庄稼成熟。”成熟，指一年庄稼成熟一次，这是年的含义。《大戴礼》说：“男子八个月长牙，八岁换牙。”这是人的寿命之数。又因为年庄稼成熟后凋零，人的年老牙齿也凋零。所以年和齿都有凋零的含义。年寿之数，由天命自然决定，不能延长一寸光阴，也不能减少片刻时间。现在说“赐给你三岁”，是表示将基业传给你，希望你继承他所传的基业。这是教诲告诫的意思。

庐陵胡氏说：“武王认为龄是好事，所以应当安抚拥有九国。”称君王，郑氏说：“这是在受命之后，不对。”先儒说：“纣王听说文王三次讨伐都获胜，开始畏惧厌恶他，把他囚禁在羑里。”三次讨伐指从讨伐鬼方到犬夷，那么被囚禁是在第四年。那时如果称王，那么反叛的罪状就暴露了，纣王肯释放他吗？《书传》又说：“第五年讨伐耆国。”传文说：“第五年初，得到散宜生献宝而释放文王。”先儒因此认为这一年攻克黎国。到第六年讨伐崇国，才称王。所以《诗经·皇矣》讨伐崇国时举行类祭和祃祭，行使天子礼仪。如果这样，文王和纣王就是两个王了，怎么能说文王服侍纣王呢？况且《尚书》说：“文王受命，在中年，他在位五十年。”这是受命以后五十年才去世。现在说受命第七年去世，已经错误了。又说受命称王，荒谬可知。那么“受命”这个词，只是说诸侯得到天助罢了，不是称王。《诗经》《尚书》中称王的，都是追称。查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现在说九国尚未归顺，足以证明称君王的说法不足信。人的寿命由天决定，现在说“我赐给你三岁”，是不懂天命，不是文王说的话。“文王受命在中年”，指五十岁。在位五十年，就一百岁了。说九十七岁，不对。

长乐刘氏说：“文王受命之后，病了十二天痊愈。所以武王喊他：‘君王啊！’圣人天生就知道，从真诚到明白，无不穷尽事理、尽性以至于天命。所以醒睡时萌发的念头，与天地相合，与鬼神相契，那么寿命的长短得以自知。武王难道不知道那是年龄吗？不忍心让文王止步于此。史官想要显明文王的前知，于是追记说：‘文王九十七岁才去世，武王九十三岁去世。’《中庸》所说的至诚之道可以预知，确实如此。”

严陵方氏说：“黄帝有华胥国的游历，高宗有傅说的赏赐，文王则遇见丈人，孔子则梦见周公，庄周则化为蝴蝶，声伯则哭泣化为琼瑰。所以《周官》有占卜六梦吉凶的方法：梦见熊罴，知道是生男子的祥瑞；梦见虺蛇，知道是生女子的祥瑞。梦见众鱼，就知道实际上是丰年的预兆；梦见旐旗，就知道室家兴旺。有的梦见变成鸟而飞上天，有的梦见变成鱼而回到深渊，有的梦见哭泣早上去田猎。大概是天地的界限，阴阳之气，而人的魂魄相交，本来就有这样的情况。那么武王九龄的梦，难道值得奇怪吗？然而文王病愈，一定知道武王做了梦，是因为他爱亲的心意深厚，思念的情意深重。寿命由天决定，而文王得以惠及子孙，是因为圣人顺应天意而天不违背，抚是安抚并拥有的意思。”

马氏说：“梦是一样的，但所见不同。仁爱的人看到它，称之为仁；智慧的人看到它，称之为智。武王的志向，在于安定天下的百姓；文王的志向，在于安定性命的情理，通达死生的界限。”

译山阴陆氏说：“我一百，你们九十，我给你们三个。”这正应了文王所说的“我如此，天也如此”。《诗经》说：“文王升降，在上帝左右。”他的言行与天意如此契合，却用委婉的言辞。乃，是难以直言的辞令。

译石林叶氏说：“人的精神与天地阴阳之气相通，所以梦境也会与之相应。古代设有占梦的官职，进献吉梦，消除恶梦，参照日月星辰、阴阳天地的变化，那么梦这种东西，是先王所共同认为可信的。文王九十七岁去世，武王九十三岁去世，果真认为这是梦兆吗？如果是这样，那寿命就不由上天决定，而是由人来增减了。由此看来，‘我活百岁你活九十’并非梦兆，而是传说的虚妄吧？”

庄氏说：“古代的圣人并非没有梦，比如黄帝梦游华胥国，高宗梦得傅说，孔子梦见周公，都是如此。武王在父亲病重未愈之前，衣不解带，目不交睫，怎么会有梦呢？等到父亲病愈之后才安睡，梦中恍惚，与神明相交。所以文王有‘有何梦’的询问，武王有‘上帝赐予九龄’的回答。然而他们的梦虽然相同，所见却不同。武王是根据享国的年数来推算，文王则是根据享寿的年数来推算。虽然最终实现了‘我百岁你九十’，正如文王所说，但要知道文王的话，正是武王的心声。大概心中有所思虑，夜里就会有所梦。武王没有这种心思，上帝怎么会用这样的梦来回答呢？当文王卧病之时，武王心中急切思虑的，不过是希望父亲享国长久，以及寿命延长罢了。现在得到了上帝赐予九龄的梦，就认为最终会统治九国，难道是说文王日后享国的长久，可以预示他寿命的延长吗？文王则直接以年龄相告，想让武王知道我的寿命如此，你的寿命也如此，天命未尽，恰好生了病，有什么可担忧的呢？大概文王又借此来消除武王的忧虑。那么上帝赐予九龄，如果不是武王爱父之心深切，不足以感召上帝的梦；如果不是文王与天合一，不足以知晓上帝的诚意。否则寿命的长短，实在取决于天。文王怎么能私自给予呢？这也足以看出圣人的心与天相通，天命的长短都能预先知晓。不知道这怎么叫‘先于天而动而天不违背’？怎么叫‘自己创造大命’？又怎么体现文王升降都在上帝左右呢？至于古代所说的年龄，九龄就是九年罢了，文王为什么把它当作九十？注家于是说九龄是九十年的祥瑞，已经牵强附会了。何况文王百岁的数目，又从哪里取义呢？大概天命的长短，文王本来就在胸中洞然明了，只是借梦来启示武王，并不是仅仅专门询问于一个梦。求学的人不可不知道。

眉山孙氏说：“查《大戴礼记》说：‘文王十五岁生下武王’，这是武王比文王小十四岁。《礼记》记载：‘文王九十七岁去世，武王九十三岁去世。’计算文王去世那年，武王已经八十三岁了。第二年即位，又过一年文王丧期结束，在孟津阅兵，当时年龄八十五岁。又过两年攻克殷商，拥有天下，即王位时年龄八十七岁。第二年生病不安，周公作书藏于金縢，当时年龄八十八岁。又过五年王去世，寿命九十三岁。从克殷那年到去世那年，共计七年，这就是所谓的‘在位’时间。

成王年幼，不能临朝听政。周公辅佐他登位治理，对伯禽施行世子的法度，想让成王懂得父子、君臣、长幼的道理。成王有过错，就鞭打伯禽，以此来向成王展示世子的道理。文王做世子时，郑氏说：‘涖，视也。不能视阼阶，行人君之事。践履也，周公代成王履阼阶，摄王位治天下也。抗，犹举也。谓举以世子之法，使与成王居而学之。以成王之过击伯禽，则足以感喻焉。’文王做世子，是上文提到的事。

孔氏说：‘周公向伯禽展示世子的法度，伯禽实行世子的法度来给成王看，想让成王观察并效法。如果成王不能效法，周公就鞭打伯禽，责备他不能用世子的礼节教导成王，以此来向成王展示世子的道理。武王、成王做世子时，都效法文王，所以用文王做世子来总结。’

长乐刘氏说：‘成王年幼，不能临朝，诸儒的说法互有不同。因为经文中没有依据，郑康成传注诸经，最为详细严密，现在记载他的说法说：‘文王去世后刚生成王，那么武王去世时成王十岁了。三年丧期，百官总领听从冢宰，那就是周公。丧期结束将要临朝，登阶以行天下之政，周公担忧他年幼体弱而不能胜任，还想摄政，而众叔父散布流言。周公于是奉王命东征，罪人于是被抓获。共三年，然后上天降下雷风大变，来启发醒悟成王，让他延续文武的德业。于是从金縢迎回周公，来摄天子之政。成王年龄十有正了。共七年，用来光大文武基业，制礼作乐，教化遍及蛮夷，功绩感通天地，然后还政于成王。那年二十二岁，周公于是留在朝廷，北面臣事成王，为他辅佐。最终完成了成王的盛德，而史官又记载当初摄政时，成王尚且年幼，孩童的好恶趋向不合于中正，多次训诫不改，而君主不可以发怒，于是让伯禽实行世子事父的礼节于周公，以观察教化。成王使他知道子事父、臣事君、弟事兄的礼节。那么鞭打伯禽，是用来让成王感到羞愧耻辱的。这就是用来

译他的儿子抗拒这种法度，用典范来成就成王的内心，使他趋向于五品的德行。那么文王世子的法度，又传给了成王，并延续到后代子孙那里。

译严陵方氏说：“涖阼，就是临朝。阼是主人主持事务的台阶。所以嫡长子要在阼阶上行冠礼，以彰显继承，那么继承大统临朝行事，称为涖阼，也是适宜的。涖，是说以地位临御；践，是说以脚踩踏。成王是君主，所以在阼阶上说涖；周公只是辅佐他，所以在阼阶上说践。这是轻重之别。世子在亲属关系上是儿子，在职位上是臣子，在年龄上是年幼。懂得做儿子，然后才能做父亲；懂得做臣子，然后才能做君主；懂得做年幼者，然后才能做长辈。所以在伯禽身上施行世子的法度，是想让成王懂得父子、君臣、长幼的道理。然而其顺序是先父子后君臣，这是内外的顺序；先君臣后长幼，这是上下的顺序。对伯禽说‘法’，对成王说‘道’，大概是因为法是下属所遵守的，道是上级所衡量遵循的。”马氏说：“成王年幼，不能行使君主的事务，那么百官都约束自己听从冢宰，这是礼制的常规。所以周公辅佐成王践阼治理天下。伯禽是周公的儿子。成王作为世子，虽然具备君主的道理，但不能践阼，就仍然没有脱离世子的身份。所以在伯禽身上施行世子的法度，父子、君臣、长幼的道理得以确立而国家治理，所以想让成王懂得父子、君臣、长幼的道理。”

许氏说：“文王作为世子，既以此命名篇章，又冠于篇首，又系于此章之末。大概世子的法度，到文王时达到极致。当他在问安侍膳的时候，必定按时观察起居的舒适，伺察寒暖的节度，一寝一食，没有片刻松懈。这确实可以作为后世的法度。武王遵循并实行，不敢有所增加，不仅不敢增加，大概也是不容许增加。到了成王，虽然凭借年幼的资质，他怎么可以不知道世子的法度呢？虽然如此，世子的道理，在职分上是儿子，在职位上是臣子。懂得做儿子，然后才可以做父亲；懂得做臣子，然后才可以做君主；懂得侍奉人，然后才能使人。成王既然占据天子之位，就没有做世子的道理。然而突然做父亲、做君主、做长辈，而儿子侍奉父亲、臣子侍奉君主、年幼者侍奉长辈的道理，大概还没有听说过。周公以辅相的职务，处于师保的任上，怎么能没有方法来处理这件事呢？所以在伯禽身上施行世子的法度，让他与成王居住在一起，互相观摩而向善。等到成王有过错，就鞭打伯禽来使他惭愧。不仅这样，父吕伋、王孙牟等人，都是贤能的子弟，所以都能进入宫廷护卫成王。蔡仲、蔡叔的儿子，等到他们遵循道德改变行为，才开始让他们担任王的卿士。周公善于教导成王，可以说是到了极致。《周官》中师氏掌管以美德告诫王，保氏掌管劝谏王的恶行，都以教导国子为职责。大概没有比师保更严厉的，没有比国子更亲近的。严厉就会有所畏惧，亲近就容易轻慢。让朝夕在王居所的人，都像伯禽一样，那么王会和谁一起做坏事呢？而师保的职责，也就不劳而自举了。大臣纠正君心的错误，大概说的就是周公吧？”

凡是教导世子以及学士，必定按时令进行：春夏学习干戈舞，秋冬学习羽籥舞，都在东序进行。小乐正学习干舞，大胥辅助他；籥师学习戈舞，籥师丞辅助他。胥在南面击鼓。春天诵读，夏天弦歌，大师在瞽宗教导他们。秋天学习礼，执礼的人教导他们；冬天读书，典书的人教导他们。礼在瞽宗学习，书在上庠学习。

郑氏说：学士是指司徒选拔俊秀之士升入学府的人，四季各有适宜的学习内容。干是盾牌，戈是弯曲有刃的兵器。干戈舞是万舞，象征武事，在春夏动作之时学习。羽籥舞象征文事，在秋冬安静之时学习。《诗经》说：“左手拿着籥，右手拿着翟”，就是这样。小乐正、大胥、籥师、籥师丞，都是乐官的属员，通职在秋冬也学习羽籥。小乐正，就是乐师。《周礼》中乐师掌管国学政教，国子的小舞。大胥掌管学士的名册，等待召集诸子。春天入学舍菜合舞，秋天颁学合声。籥师掌管教导国子舞羽吹籥，南是南夷的音乐。胥掌管以六乐的规范端正舞位。旄人教夷乐，就用鼓来节制节奏。《诗经》说：“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就是这样。春诵是指歌乐，夏〇是指用丝弦演奏诗歌。阳气用事就用声音学习，阴气用事就用事务学习，顺应时气，功效容易成就。周朝设立三代的学校，在有虞氏的学校学习书，是典谟教化兴起的地方。在夏后氏的学校学习舞，是文武兼备的地方。在殷代的学校学习礼乐，是功成治定，与自己相同的地方。

孔氏说：从此到周公践阼为第二节。论述庠序释奠先圣先师养老，东序三王教导世子，周公践阼，在伯禽身上施行世子法度的事情。凡学，世子学，是指教导。郑注：俊选，即《王制》所说“王子卿大夫元士的嫡子以及国家的俊秀之士”等升入学府，是指大学。所以下文说“在东序”，就是大学。按时，是指四季各有适宜，即下文“春夏干戈，春诵夏〇”之类。盾，是捍卫。干盾用来捍卫危难。《考工记》：戈宽二寸，内加倍，胡三倍，援四倍，因其形状弯曲有刃。郑说：像现在的鸡鸣防。宣公八年《公羊传》：“万者何？干

译（这是）舞蹈。」因为使用盾牌，所以知道是象征武舞。如果是大武舞，那么盾牌就与玉斧相配。《明堂位》说：“拿着红色的盾牌和玉斧，戴着礼帽跳大武舞”，就是这个意思。如果是小舞，那么《周礼》中乐师所教的“帗舞、干舞”就是。春夏阳气发动，所以说这是动作的时候。羽，是翟鸟的羽毛。籥，是笛子。《公羊传》说：“籥是什么？是籥舞。”因为不使用兵器，所以象征文舞。秋冬寒气凝结逐渐安静，所以说这是安静的时候。引用《诗经》：“手持籥，拿着翟羽”，这是《邶风·简兮》中的篇章。这里籥师教戈，《周礼》中籥师掌管教国子跳羽舞、吹籥，籥师既教戈，又教籥。这里小乐正教干，《周礼》中乐师教小舞，那么六种舞蹈都教，所以郑玄知道这是通职。到了秋冬的时候，也教羽舞和籥舞。这里有“大乐正”、“小乐正”，而《周礼》中有“大司乐”、有“乐师”，所以知道小乐正就是乐师，诸侯称为小乐正，天子称为乐师。这篇经文混杂有很多诸侯的礼仪，所以称为大乐正。郑玄引用《周礼》乐师来证明有教舞的事情。小舞，是指年幼时教他们跳舞，那些舞蹈就是帗舞、羽舞、皇舞、旄舞、干舞、人舞。引用《大胥》来证明有教乐的事情。《大胥》在春天入学，解释苹藻等菜的含义，配合六舞的节奏；秋天颁布学者的才艺，调和声音，使之应和曲折。引用《籥师》也证明教乐的事情。《周礼》中只有籥师，这里说“籥师丞”，或许是诸侯的礼仪，或许是不同时代的制度。胥指大胥，旄人教国子南夷之乐的时候，大胥击鼓来节制南乐，所以说“胥鼓南”。引用《诗经》：“以雅以南”，这是《小雅·鼓钟》中的诗句，证明这篇经文中提到的“南”，举出南乐，那么四夷之乐都教。《钩命决》说：“东夷之乐叫昧，南夷之乐叫南，西夷之乐叫朱离，北夷之乐叫禁。”南也叫任。《明堂位》说：“任、南蛮”，之乐就是这个。春夏学干戈，秋冬学羽籥。都是依据年满二十升入大学的人。如果是还未升入大学的时候，那么春天诵读夏天咏唱，在殷代的瞽宗进行。诵读歌乐的篇章，不使用琴瑟。咏唱指用琴瑟弹奏诗歌的音律，诗歌的音律就是乐章。春夏属阳，阳主清轻，所以学声乐；秋冬属阴，阴主体质，所以学仪容动作。周代设立三代的学校，指虞、夏、殷。其中虞代的学制，在国都兼在西郊，郊就是周代的小学。夏、殷的学校，也在国都。而郑玄注《仪礼》说：周代在国都设立四代的学校，是连同周代一起说的。夏后氏的学校，在上庠，就是周代的大学，是夏代的制度。《虞书》有典有谟，所以在他们的学校中教这些，就是周代的小学。夏后氏上受舜禅让是文治，下有汤伐桀是武功，在这两者之间，所以郑玄说文武中间兼有文舞、武舞。汤放逐桀，武王讨伐纣，殷、周革命的事类相似，所以郑玄说功成治定与自己相同。

译长乐刘氏说：《周官》中，大司乐掌管成均的法度，用以治理建国的教育政务，并汇聚全国的子弟。用乐德来教育国子：中和、祗庸、孝友；用乐语来教育国子：兴、道、讽、诵、言、语；用乐舞来教育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大防、大夏、大濩、大武。而这三方面的教育，各自有其适宜的时间，那么所学习的学业便与阴阳的德行相合，对内足以端正国子的性情，对外足以涵养国子的形气。技艺顺应天性，与时代一同前行，那么就没有立志求学而不能成就的人。所以春夏学习干戈，秋冬学习羽籥，都在东序学习，这就是教育他们。《周官》中，乐师掌管国家音乐的政务，掌管教导国子小舞。凡是舞蹈有帗舞、羽舞、皇舞、旄舞、干舞、人舞。而《内则》称国子出生十年，外出跟随外傅，住宿在外；十三岁，学习音乐、诵读诗歌、舞勺；成为成童，舞象。勺，是周公告成大武的诗歌。那么舞干戈的，是武舞，其音乐以勺为节拍。象，是武王告成象舞的诗歌。那么舞羽籥的，是文舞，其音乐以象为节拍。这些都是小舞，所以成童学习它们。至于大司乐所教的六舞，则是大舞使用的，用来祭祀天地、宗庙、社稷、山川。六代圣王神化他们的德行，以成就变化，以参赞天地，承载大地的德行，以感动神灵，乐与舞就存在于其中。所以让国子学习它们，通过舞蹈来铭记他们的功绩，通过声音来想象他们的德行，然后中和生于诚明，而志气趋向于圣智。所以孝友表现于内，而舞蹈应和于外，这是三代逊让于五品，无所不入而不自得的原因，是用乐舞教育国子以践行于人伦。东序是大学。因此小乐正教干，大胥辅助他；籥师教戈，籥师丞辅助他，各自履行其职责，按时举行。胥击鼓南，是舞蹈以音乐为节拍；音乐以舞蹈为完成。所以演奏六代的舞蹈，就配合六代的音乐，先王使用它，达到中和，定位天地，恩泽四海，招来百蛮。于是使用四夷的音乐，以彰显德化。春诵，是说用乐语教育国子兴道、讽诵、言语；夏〇，是说用六律、六同、五声、八音教育国子以合乐，而以〇为首。春天，阳气宣发，以生养万物，所以适宜诵读，以宣发其中和之声。夏天，阳气盛大，以壮盛万物，所以适宜〇，以穷尽其纯粹之致。这都是大师的职责，用来教育国子的。

长乐陈氏说：周代的时候，干戈羽籥在东序，〇诵与礼在瞽宗，书在上庠。说的是学习者的事情，始于书，立于礼，成于乐，而舞又是乐的完成。所以大司乐讲乐德、乐语，而终于乐舞；乐师讲乐成告备，而终于臯舞；孟子讲仁义礼乐之实，而终于不知手之舞之；《记》言诗言志，歌咏声，而终于舞动容。这就是舞之所以为乐之成的原因。由小学的书，进而到瞽宗的礼乐；由瞽宗的礼乐，而用东序的舞来完成。那么周代的教法就可以知道了。又说：用乐学习，是为了调和其心；用声诵读，是为了调理其气；用舞动作，是为了整治其形；而用书礼诏告，是为了端正其行为。又《乐书》说：干戈羽籥，是乐的〇。而乐难道只是器物吗？凡是学习世子及学士，必定用这些，是想让他们通过器物来达意。《王制》教育造士，春秋用礼乐，冬夏用诗书；《文王世子》的学习，世子春夏用干戈，秋冬用羽籥。升入学校教育的造士，他们的才学趋向于有成，教育他们容易，所以先教难的，而把诗书放在礼乐之后。骄纵的世子，他们的性情被外物诱惑，教育他们难，所以先教易的，而把干戈羽籥放在礼乐诗书之前。《周官》师氏教育国子，在司徒教育民众之后；《记》言教育国之子弟，在乡遂之后。教育的难易，大概可以看见了。虽然如此，《王制》主要在于教育造士，而王大子、王子、群后的大子、卿大夫元士的适子，也参与其中；《文王世子》主要在于教育世子，而国家的学士也涉及。只是所主要教育的对象不同，教育的施行有先后罢了。《书》说：“排列你的盾，举起你的戈。”盾是直兵，而其形想要立；戈是句兵，而其形想要倒。都是自卫的兵器，不是伐人的器物。古代教舞的人，把盾涂红，把戚用玉装饰，那么崇尚道而不崇尚事，崇尚德而不崇尚威。所以学干在小乐正，而以大胥辅助他；学戈在籥师，而以籥师丞辅助他。干戈之事，寄托于乐如此，那么武不可黩的意思就看见了。《周官》大胥以六乐的防正舞位，凡是祭祀用乐的，以鼓征。学士小胥掌管学士的征令，而胥以鼓征学士而命令他的，不过是六代的乐，所谓象箾、南籥而已，不是郑康成所说的南夷之乐。鞮鞻氏掌管四夷之乐，旄人教舞夷乐，那么夷乐固然是鞮鞻氏所掌管，旄人所教，不是大胥、小胥的职责。上面说小乐正学干，大胥辅助他，那么所谓胥击鼓南的胥，难道是小胥吗

译周代的教化由北向南传播，那么象舞和箾舞所演奏的音乐，也不过如此罢了。乐语有六项内容，诗诵是其中之一；乐音有八项内容，琴瑟是其中之一。诗诵是指诗歌颂扬的人声，琴瑟是指琴瑟演奏的乐声。温柔敦厚，是诗教的特点。在春天进行诗诵，是因为春天温暖，所以温习旧知。鼙鼓是北方的革类乐器，其声音喧闹，主要象征阳气生发；琴瑟是南方的丝类乐器，其声音哀婉，主要象征阴气生发。夏天演奏琴瑟的意义，由此可见。殷人崇尚声音，所以将学校命名为瞽宗。瞽宗以乐教为主，是众多盲人乐师所尊崇的地方。春天用乐语教学，夏天用乐音教学，其中的深意难以知晓。如果不是大司乐来教导，瞽宗中谁又能知道其中的缘由呢？《周礼》中记载大司乐死后被尊为乐祖，并在瞽宗祭祀他，那么春诵夏琴瑟，是大学的教化，而非小学的教化。在瞽宗教导音乐，又说礼仪也在瞽宗，这是因为古人教化人，兴起于诗的人，一定要让他立于礼；立于礼的人，一定要让他成于乐。所以周代的辟雍，也不过是用礼来开辟，用乐来包容，使他们既快乐又有仪度。而瞽宗虽然以乐教为主，但礼仪也在其中。《周礼》中礼乐同由春官掌管，《礼记》中礼乐同由瞽宗教导，其意义是一致的。在东序学习舞蹈，并用射箭来区分；在瞽宗学习礼乐，并用仪度来教导。这是君子深远的教化。这里说春天诵诗，夏天演奏琴瑟，秋天学习礼仪，冬天读书。《王制》说春秋两季教导礼乐，冬夏两季教导诗书，意思是说，提到书和礼，就知道诵的是诗，演奏的是乐；提到演奏和诵，就知道礼是行为，书是事务。大概春秋是阴阳的中间，而礼乐都想要适中，所以在两个适中的时节教导它们。这些都是合起来教导的。如果分开来教导，那么春天诵诗，夏天演奏乐，秋天学礼，冬天读书。《学记》说：大学的教化，就是按照这个时节进行的。

译严陵方氏说：学与书，就是《兑命》所谓“教的一半在于学”中的“教”，教与学是相通的。春夏是文德兴盛的时候；秋冬是武事兴盛的时候。在文德兴盛的时候而忘记武事，就会荒废功业；所以春夏要学习干戈之类的武舞。在武事兴盛的时候而忘记文德，就会丧失德行；所以秋冬要学习羽籥之类的文舞。大乐正就是大司乐。《月令》中有乐正，又有乐师，那是因为它不是周代的制度罢了。《周礼·春官》中乐师的职掌，接着就是大胥，由此可知大胥是小乐正的副手。教乐到了夷则之月，教乐的道理就完备了。诵，是人声；〇（弦），是丝弦。人的事务，始于东方；丝弦的声音，属于南方。所以春诵，夏〇。礼，是法度；书，是事务。法度的文采，成于西方；事务的实质，辨于北方。所以秋学礼，冬学书。这又是它们的区别。大师是乐工中的首领，因为乐以阳为主，所以由他教导弦诵。执掌礼的人教导礼，典掌书的人教导书，也都是各自按照其类别。在礼方面说“学”，在书方面说“读”，都是既要学习又要诵读。

清江刘氏说：周人设立四代学校，这里只是说在一个地方同时建立四所学校罢了。周人的辟雍，辟雍位于最中央，它的北面是有虞氏的学校，东面是夏后氏的学校，西面是殷人的学校。当学习羽籥干戈的时候，就到东序；学习礼的时候，就到瞽宗；学习书的时候，就到虞上庠。辟雍只有天子养老以及出兵谋划、接受俘虏、举行大射等礼仪时才去。当天子来到辟雍时，三所学校的人就环绕着水观看。周人又把有虞氏的庠建在乡里，所以乡有庠；把夏后氏的序建在州里，所以州有序；把殷人的校建在党里，所以党有校。从党以下都是小学，而不是四代的制度，只是用来教育儿童罢了。选择小学中优秀的人升入校，选择校中优秀的人升入序，选择序中优秀的人升入庠，选择庠中优秀的人升入大学。大学建在郊外，因为它包含了四代的制度，所以记载礼制的人有的指称虞庠，有的指称东序，之所以说法纷纭如此之多，是因为所指的对象偏颇。马氏说：士是德行已经成就，然后才进入大学；而世子不一定德行已经成就，这是贵贱的区别。从春夏学习干戈一直到胥鼓南，都是大学的教法。从春诵夏〇一直到礼在瞽宗、书在上庠，都是小学的教法。礼由阴气产生，而秋天是万物收敛的时候，也是阴气，所以秋天学习礼和书来引导事务；而冬天是万物收藏的时候，也是事务，所以冬天读书。解说的人认为士的德行成就则春夏学干戈、秋冬学羽籥，士的德行未成就则春诵夏〇、秋学礼、冬读书，这种说法大概是不对的。春夏学干戈、秋冬学羽籥，是在大学。《王制》说：“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也是在大学。所以教以诗书礼乐，就没有不教以干戈羽籥的，这就是互相包含的意思。

山阴陆氏说：先王制定舞蹈，文舞必定用羽籥，武舞必定用干戚，这是因为籥是声音，羽是仪容，用声音来记录，用仪容来彰显，这是文德，所以文舞使用它们。干用来防护内部，戚用来诛杀外部，这是武事，所以武舞使用它们。大舞则干与戚同时陈列，羽与籥同时使用。《简兮》所谓“左手拿着籥，右手拿着翟”，《明堂位》所谓“拿着红色的干和玉制的戚，戴着冕舞大武”就是如此。大概文德不足以体现武事，就不是文德的盛大；武事不足以体现文德，就不是武业的宏大。所以文舞虽然用羽籥，但干也在其中；武舞虽然用干戚，但羽也在其中。有人说“拿着红色的干和玉制的戚，舞武乐了”，又说“有羽，左籥右翟，舞文乐了”，又说“有干，那么授予舞者，他怎么能拿着呢？”回答说：“这不是这样。”大概武舞在干上面覆盖着羽，文舞在羽下面装载着干，干羽虽然器物不同，但本质是一体的。如果《周官》中的羽舞没有籥，那是象征文德的小者作为仪仗罢了；干舞没有戚，那是象征武事的小者作为防护罢了。小的叫羽舞，而大舞叫籥舞；小的叫干舞，而大舞叫万舞。郑玄、孙毓、孔颖达等人认为万舞只有干没有羽，籥舞只有羽没有干，这是不知道先王制定舞蹈，文舞必定有武备，武舞必定有文辅的意思。这里经文说的是学习小舞，干舞是对的，干戚是大舞，万舞也是对的。先儒错误地认为干配戚，根据记载考察，干戚是一种舞蹈，所以由一个官员教导，下大乐正学习舞干戚是对的。干戈是两种舞蹈，所以各自由其官员教导，这里小乐正学习干籥，师学习戈是对的。干戚是大舞，所以先王由大乐正教导；干舞是小舞，所以先王由小乐正教导；戈舞则更小，所以先王由籥师教导。然而所谓戈舞，自成为一种舞蹈，经传中唯独没有见到，为什么呢？回答说：《月令》说“拿着干戚戈羽”，而《周官》有干舞，又有兵舞，所谓兵舞就是戈舞。先儒竟然把兵舞合并为干舞，错了。大概司兵说“五兵五盾”，郑玄说“五盾是干橹之类”，而五兵之一就是戈兵，始于

译戈，所以戈舞被称为兵舞，这是第一个证据。戈是兵器，干是盾牌，兵器包括戈和盾，如果不是兵器，那么戈就不能被称为兵舞；而兵舞也不能被称为干舞，这是第二个证据。司兵和司戈盾都说“祭祀时授予舞者兵器”，司干说“祭祀时授予舞者”。既已陈列，就授予舞具，前代儒者认为羽籥之类，是司干所授予的；朱干玉戚之类，是司兵所授予的。如果是戈，则由司戈盾授予。孔颖达疏说：“司干授予舞者舞具，授予干和羽籥；司戈盾授予舞者兵器，指的是戈而已。那干则由司干授予，这是正确的。”司干授予干，而小乐正教导它；司戈授予戈，而籥师教导它。那么干自有干舞，戈自有戈舞，可以知道了。这是第三个证据。《周官》中籥师说舞羽吹籥，却未曾提及戈，为什么呢？回答说：“事情本来就有互相阐发的。”大概司干主管干罢了，而所授予的兼有羽籥；那么籥师虽然主管舞羽吹籥，不妨碍他兼学戈。教导舞容的，以文为主，所以先王用籥来命名官职，而戈包含在其中；教导舞器的，以武为主，所以先王用干来命名官职，而羽包含在其中。这也是制礼作乐的法则。

译石林叶氏说：春天释奠用菜并合舞，所以学习干戈舞；秋天颁授学业并合声，所以学习羽籥舞。说乐正、大胥学习干舞，就知道必定也学习羽舞；说籥师、籥丞学习戈舞，就知道必定也学习籥舞。大概春夏属阳，阳主于动；秋冬属阴，阴主于静。以声对舞，舞为动而声为静，所以春夏学习干戈，秋冬学习羽籥。以事对声，声为动而事为静，所以春夏用诗乐来教导，秋冬用礼书来教导。诗乐用来和合于道，而性命之礼具于其中；书礼则止于规范行为于经典而已。经典能通达人本有的，却不能给予人本无的，所以用干戈来发动其仪容，用羽籥来和顺其内心。在周旋进退中自然获得性命的道理，这就是分散在四季之间，并先于四教的原因。那么干戈、羽籥，是小学的教导，用来成就开始，就专主于乐；诗书、礼乐，是大学的教导，用来成就终结，就完备地习于经典。因为习于经典，所以乐嫌于舞，无声就说“诵”；礼以道行，就说“学书”；以道政，就说“读”。在东序、东胶，也是顺乎阳；礼在瞽宗，书在上庠，也是顺乎阴。大概夏后氏在东序养老国老，而周人在东胶养老，都以阳为主；虞氏在上庠养老国老，而殷人在右学养老，都以阴为主。所以周兼采四代，而其用法也如此。它在东边立序，那么干戈、武舞、羽籥、文舞，所谓大夏、大武就是这些。所以乐正、大胥、籥师都在夏的学宫学习。既然在东边立了夏学，所以周的东胶必定与它共同设立，而大胥招致东夷之乐，所谓其德一天下。所以“诵”由大师来教导；如果它在西边立庠，那么典谟所终止于虞氏，所谓外史、御史掌管三皇五帝的书就是这些。所以典书必定在虞氏的学宫诏告，既然在西边立了虞学，那么殷的瞽宗必定与它并立，而其功成治定与已为一，都是顺乎天而应乎人。所以唯独用典礼、庠来诏告。辟雍、序、瞽宗，都是学宫的名称，而所诏告的不同。位次用来顺地，春夏、秋冬，都是时序，而所教的不同；术用来顺天。唯独在东边而不说，因为举三代，那么周的制度就可以看见了。那么《王制》所谓“东胶”，不是指辟雍吗？《诗》《礼》传记在辟雍，曾经说过；在东胶则没有听说过。

庐陵胡氏说：“在虞庠学书，那么是周的小学；在夏的东序学舞，那么是周的大学；在殷的瞽宗学礼乐，那么是‘诵’。先儒说：‘三代都设立大学小学’，那么周另外有大学小学，不是虞庠、东序。应当考证。”

天台陈氏说：“南也是雅乐名，就像九夏乐章名之为夏。南与夏都属于文明之方。先王的乐以中声为节，那么温和而明达，所以名曰南。”按《家语》：“子路鼓瑟，孔子听到后说：‘先王制定音律，流入于南，不归于北。’南，是生育之乡；北，是杀伐之地。所以君子的音温柔居中，以养生育之气，忧愁之感不加于心，这就是所谓治安之风。”南的意义应当在于此。《诗》说：“以雅以南。”南与雅合着说，这个南也可以知道。如果像郑玄说，以南为夷乐，怎么能像《诗》所谓“不僭”那样呢？近世沈括、郑樵说《周南》《召南》也说南是乐名，他们的说法很接近。

礼记集说卷五十

钦定四库全书

礼记集说卷五十一 宋 卫湜 撰

凡祭祀与养老、乞言、合语的礼仪，都由小乐正在东序诏告。郑氏说：“学习这三者的威仪。”养老乞言，是养老年贤者，因而从他们那里乞求可行善言。合语，是指乡射、乡饮酒、大射、燕射之类。《乡射记》说：“古人在旅酬时也交谈。”

孔氏说：从这到论说，在东序论教世子及学士祭祀与养老乞言合语的威仪及义理，兼明所教的官，所教的地方，又明司成的官，考课才艺的深浅。这一凡包三事。三事都有威仪，所以小乐正诏告世子及学士于东序。此经先言祭与养老乞言，别云合语，那么合语非祭与养老。所以郑知道是乡射、乡饮酒及大射、燕射之类，指仪礼成文而言。以此等到旅酬之时，都合语。其实祭末及养老也都合语。所以诗《楚茨》论祭祀之事云“笑语卒获”，笺云：古者于旅也语，是祭有合语。养老既乞言，自然合语。引乡射证旅酬之时，得言说先王之法言。合语者，谓合防义理而语说。长乐刘氏说：祭谓祀天神、祭地祗、飨宗庙之礼，凡九献，自始及终，其仪百出，礼意深远，非学弗通。而臣子之义，致敬以事其君者也。苟不素习祭仪，预讲厥义，则与祭执事违误必多，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