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集説卷一

译表达心意罢了，这不是君子所崇尚的。铺张浪费就会言辞过分，从而损害诚信。礼仪之所以要有节制，是因为人们不敢超越限度。所以丧礼并非不能极度隆重，而最终定为三年，是因为不敢过度悲哀。一献之礼，宾客与主人互相拜了一百次，整天饮酒却不会醉，是因为不敢过度享乐。凡是这样做，都是为了不超越节度。

译金华邵氏说：“礼是用来防止人的情欲泛滥的，如果随意用言语去取悦他人，那么情欲就会随之消亡。礼不可以因为吝啬而废除，如果有花费却加以推辞，那就是因为吝啬而废除了礼。”东坡说：“日常器物以方便为贵，而祭祀器物以尊贵为贵；日常衣物以方便为贵，而礼服冠冕以尊贵为贵。哀痛希望它快点结束，却延长到三年；快乐希望它不停止，却不可以持续整天。这就是不随意取悦他人的意思。有的以多和大为贵，有的以高和华丽为贵。庭院中陈列百种实物的仪制，四海九州进献的祭品，这就是不推辞花费的意思。”旧说认为是不在言辞上花费，这难道是经文的真意吗？超越节度不停止，就会达到僭越；上级逼迫下级侵扰，侮辱不停止，就会达到纷争斗辩；喜好狎昵不停止，就会达到亵渎轻慢。这些礼都禁止。

永嘉戴氏说：“孟子说：‘礼的实质是节制和文饰，这两者就是礼，所谓礼，就是节制和文饰的意思。所以礼也称为节，就像规矩和防范一样，不可逾越。’《尚书》说：‘德行盛大就不狎昵轻侮。’所以狎昵轻侮他人的，都是德行浅薄的人。多次侵侮他人，并且喜好与他人狎昵，不仅会失去他人，必定也会失去自己，这可以说是无礼到了极点。”

修养自身，实践诺言，称为善行。行为修养，言语合乎道，这是礼的实质。

郑氏说：“践履，就是实践。言语实践并实行它。言道，就是言语合乎道。质就是根本。礼只是它的文饰罢了。”

孔氏说：“凡是礼的法度，都以忠信仁义为根本。礼作为文饰，行为修养，就是忠信的行为修养；言语合乎道，就是言语合乎仁义之道，这样就可以作为礼的根本了。”

蓝田吕氏说：“君子的善行，以修养自身、实践诺言为根本。他行礼时，以行为修养、言语合乎道为根本。以这些为实质，那么表现在外面的都是文饰。”

长乐刘氏说：“在五事上恭敬运用，是用来修养自身的；在五常上诚信践行，是用来实践诺言的。这样礼就有了根本，可以称为善行了。行为以此修养，那么言语就合乎道，礼的实质于是成就了。”

永嘉周氏说：“人不可以不做善事。即使是小善也一定要做，然后才能做大善。舜之所以成为舜，是因为他乐于吸取他人的优点来行善。听到一句善言，看到一件善行，就跟随它，没有人能阻挡。那么，怎样才能做到善呢？回答说：修养自身，实践诺言。修养自身的人必定恭敬，实践诺言的人必定忠诚。忠和敬，是行善的大端，是进入德行的关键。所以称为善行。行为笃实恭敬，那么行为就修养好了；言语忠诚守信，那么言语就合乎道了。所以说：‘以义为实质，用礼来实行’，又说：‘忠诚守信的人可以学习礼’。这就是行为修养、言语合乎道，作为礼的实质的原因。如果没有这个实质，虽然熟悉众多的曲礼和威仪，君子也不认为他懂礼。”

金华应氏说：“曲礼有三千条，以恭敬为首。然而容貌辞气，虽然是持敬所先行的，但修养自身、实践诺言，称为善行，更是礼的根本。所以从安民以下，历时长敖从欲、志满乐极的警戒，以及事贤交众、持己接物的道理，都是为了修养自身行善，而不愿从事空谈。这就是礼的实质。不反求于实质，而只在繁文末节之间区区计较，那也是外在的了。”

严陵方氏说：“礼的文饰表现在事物上，礼的实质存在于人身上。言行存在于人身上，所以说它是礼的实质。”《乐记》又以“中正无邪”作为礼的实质，大概只有行为修养、言语合乎道才能中正无邪。《曲礼》说的是开始，《乐记》说的是终结，作为实质则是一样的。

礼，只听说从他人那里吸取，没听说去吸取他人；礼，只听说前来学习，没听说前往教导。

郑氏说：“谓君人者取于人，是说君主从他人那里吸取，是说崇尚其道；取人，是说制服他人。来学，不往教，是尊重道艺。”

横渠张氏说：“行为修养，言语合乎道，就应当被人吸取。不致力于迎合外物，强行施予以吸引他人。所以前往教导、随意取悦，都是吸取他人的错误。”

蓝田吕氏说：“礼，只听说从他人那里吸取，没听说去吸取他人。这是求学者的道理。礼，只听说前来学习，没听说前往教导。这是施教者的道理。取，就是致。致于人，是我被人所致，而教导他。从施教者的角度说，就是前来学习的人。取人，是我致人来教导，从施教者的角度说，就是前往教导的人。就像说：劳心者治理人，是我治理那些人；劳力者被人治理，是我被人所治理。老师尊严，然后道才尊贵；道尊贵，然后百姓才知道敬重学习。致人来教导自己，不是真诚有志于学习。学习而不真诚，那么教导也没有益处，这就是不可的原因。古代朋友之间不可以有所挟持，何况老师呢？即使是天子也不召见老师，何况求学者呢？”

永嘉周氏说：“君子有财富来满足天下的需求，有道义来回应天下的询问，他的心必定希望没有一个人得不到满足，使天下的人都达到道。圣人在上位，就实行其道；圣人在下位，就怀抱其志。所以尧舜还担忧博施济众不够，而孔子则使老者安适，朋友信任，少者怀念。这难道是吸取他人并前往教导所能周全的吗？大概吸取他人就会失去自己，前往教导就会枉道。圣人站在中道，使天下的人都从我这里吸取并前来学习，以求正，那么自己立身而供给不匮乏，道大而应接无方，然后天下的人都得以蒙受恩泽。”长乐陈氏说：“礼

译听说有求教于人的，没听说有去求取他人的，这是用来勉励求学的人；礼制上，听说有前来求学的，没听说有前往施教的，这是用来告诫施教的人。

译马氏说：规矩、准绳之所以能使事物平正，是因为以万物作为衡量标准，而不是去衡量万物本身。君子端正自己作为后世的法则，也就像规矩、准绳一样。所以说：天下政治清明时，用道来顺应自身；天下政治昏暗时，用自身来顺应道。没听说过用道来顺从他人的。要求别人而不被别人要求，就是所谓顺从他人的人。孟子说：因为（他）见闻广博，所以天子不召见老师，何况诸侯呢？君子之所以不前去教导，并不是骄傲自高，而是礼仪如此规定。

庐陵胡氏说：“被别人要求，是以自身处于下位。舜向别人学习以行善，就是这样。要求别人，是说让人屈服服从自己，齐王想见孟子而让他来朝见，就是这样。礼仪中只听说前来求学，没听说前去教导。汉代孙宝回答张忠说：‘您想学习文章而让我移居靠近您，礼仪上有前来求学，道义上没有前去教导，道不可屈从，就是这样。’新安朱氏说：‘这两段话虽然分开，实际上互相阐明同一件事。被别人要求，是像童蒙求我、朋友从远方来那样。要求别人，是喜好为人师表、我去求童蒙那样。礼仪中有被别人要求，所以别人有前来求学；没有要求别人，所以我没有前去教导。’”

永嘉戴氏说：“所谓‘取’，不是向别人学习行善的‘取’，而是可以要求、也可以不要求的意思。万物之所以能践行礼仪，是因为万物不来而失去礼仪的情况是有的。所以践行礼仪的人，要让人来要求自己，不应当让自己去要求别人。礼仪虽然谦卑自己而尊重他人。然而老师尊严然后道才尊贵，道尊贵然后百姓知道敬重学习。所以求学的人应当恭敬尽礼，洁身自好以求进步，不要让教导的人低声下气、和颜悦色，低头以求推销自己的学说。礼仪中没有前去教导，在自己方面如果过高；没有要求别人，在自己方面没有利益。所以礼仪之所以可贵。”

王氏【子墨】说：被别人要求，没听说要求别人；这是对有余的人说的。听说前来求学，没听说前去教导；这是对不足的人说的。道，是天下所共有的，而想成为君子，是人心所共同的。有余的人教导别人，不足的人向别人求教，这也是理所当然的。有余的人不给予别人，是以道自私，而不与天下人同为君子。不足的人不肯尊师，是自己远离道，而不以君子对待自己。这两种过失，似乎不足的人更急切，而不是有余的人的祸患。然而让自己成为君子，而让众人不参与，他的用心究竟在哪里呢？这也是道所不取的。

道德仁义，没有礼仪就不能成就；教训正俗，没有礼仪就不能完备；分争辩讼，没有礼仪就不能决断；君臣上下父子兄弟，没有礼仪就不能确定。

郑氏说：分辩都是辨别的意思。

蓝田吕氏说：“道德仁义，是用来成就自己的；教训正俗，是用来成就别人的；分争辩讼，是用来决断疑难事情的；君臣上下父子兄弟，是用来端正大伦常的。都依赖于礼仪。兼爱天下并体现它叫做仁，理之所当然叫做义，由仁义而前往叫做道，在自己身上有仁义叫做德，节制文饰仁义叫做礼。仁义道德，都是本性中固有的，基于此而实行，即使不中也不远。然而没有节制没有文饰，就会过与不及，危害以至于道不明且不行，这就是没有礼仪不能成就的原因。先王制定礼仪教导百姓的中道罢了，教导不本于礼仪，那么设立就不恰当；设立不恰当，那么用来教导的就不完备了。教训正俗，它们的意义都是教导；建立教导叫做教，训解说理义叫做训，都是用来纠正风俗的不正，所以说‘没有礼仪不完备’。理有可否，就争；情有曲直，就讼。只有礼仪能决断它，大概分争者合乎礼仪就可以，不合乎礼仪就不可以；辩讼者有礼仪就直，无礼仪就不直。所以说‘没有礼仪不决断’。君臣上下父子兄弟，是人的大伦常，由礼仪而后确定。所以冠礼、婚礼、丧礼、祭礼、射礼、乡礼、朝礼、聘礼，所明的是人伦罢了。所以说‘没有礼仪不确定’。”

长乐刘氏说：“古代圣王用中道来建立天下的中道，未尝不是由道而来的。所以仁、义、智、信，虽然有理但没有定形，依附于行事而后显著。只有礼仪，同出于中，同根于性，而事为之物，物为之名，有数有度，有文有质，或吉或凶，或军或宾或嘉，都有等级差别。上下制度，承载五常之道，适应民心，达到中和。那么五常之道，同本于性，等待礼仪的实行，然后四者依附它而显著。这就是礼仪之所以为大，而百行依靠它来成就其德的原因。它能配天地，动鬼神，厚人伦，成教化，不也适宜吗！”

石林叶氏说：“道德有礼仪，所以体现它；仁义有礼仪，所以节制它。礼仪从末端推及根本，则始于道德；从显明推及幽深，则终于鬼神。”

四明沈氏说：“道德仁义，混然无偏倚叫做成就。杨墨的仁义，抛开道德而言说。老子的道德，抛开仁义而言说。二者都有缺失，因为执着一偏，不知道礼仪。道德仁义，理一而名二，体同而用殊，各行于其所当行，而不偏于一曲，没有礼仪不能做到。”

马氏说：周朝兴盛时，百姓的祭祀、丧纪、冠昏、饮射，

译这些事务都由乡里的史官掌管，人们的言行举止和日常起居，没有一天不遵循礼制，这就是教化训诫、匡正风俗之所以依赖礼制才能完备的原因。推究父子之间的亲情，确立君臣之间的道义，斟酌轻重的次序，审慎衡量深浅的程度，这就是分辨争端、裁决诉讼之所以依赖礼制才能决定的原因。君臣上下，以道义为主，但不能没有名分，没有名分就会平等无别，最终导致混乱；父子兄弟，出于恩情，但不能没有恭敬，没有恭敬就会轻慢亵渎，最终导致离散，这就是君臣上下、父子兄弟之所以依赖礼制才能安定的原因。永嘉戴氏说：求学的人从礼开始，以礼成就，为什么呢？因为仁义礼智信这五常之道，只有礼有所依据，不借助具体事物就能显现，所以求学的人应当把持守礼制放在首位。持守礼制就能心存恭敬，心存恭敬邪僻的念头就不会侵入，由此发展下去，就可以行善了。风俗不容易匡正，想要通过教化训诫来使之整齐有序，不是刑罚政令所能达到的。如果让天下人都安守自己的本分，那么风俗就匡正了。“备”的意思是，没有一样不顺从。伯夷降下法典，治理百姓依靠刑罚，而典礼，就是断案的道理。案件之所以不能决断，是因为无法使人心信服。裁决争讼统一于礼制，那么人心就信服了，其功效可以达到没有诉讼的地步。君臣上下、父子兄弟，虽然有天然的名分，但轻重大小、厚薄程度，必定由礼制来确定，这就是礼制的功效之所以能与天地并列的原因。

译王氏（子墨）说：礼，是用来节制和修饰仁义的。仁义的实际内容，起始于人心中的恻隐、羞恶之情，以及婴儿爱父母、敬兄长之时，这些是与生俱来的本性，顺着它去实行，本来没有不合道的；保有它，本来没有不合德的。然而人从天性中得到的，不能没有厚薄、昏明的细微差异，如果没有礼来节制和修饰，就会有时过度有时不足，出现发作而不合节度的情况，这就不足以成为仁义道德的极致了。所以说：道德仁义，没有礼就不能成就。把自己所知道的、所能做的传授给别人，叫做教训；阐明义理，使人心灵昭明，叫做训。君子的教训，大都是为了匡正风俗。风俗的不正，是从民情没有节制、喜怒哀乐放纵无度、视听言动没有防备制约开始的。只有用礼来节制，邪恶就会在尚未形成时停止，而各种善行从此产生，各种恶行从此熄灭。教训的要旨，都完备于礼，没有多余的事情。所以说：教训匡正风俗，没有礼就不完备。凡是人们意气相争而不肯谦让，就会产生争执和诉讼。争执诉讼，起源于人们不能各自用礼来约束自己。现在想要分清争执、辨明诉讼，也在于用礼来裁决罢了。礼一旦明确，是非曲直的情况就判明了。所以说：分清争执、辨明诉讼，没有礼就不能决断。自从天地确定了位置，君臣上下、父子兄弟的大伦常就已经存在于其中了。而在百姓初生时，住在巢穴里，没有宫室房屋的制度，穿着鸟兽的皮，没有冠冕服饰的文饰，吃生肉喝血，没有簠簋笾豆的数目，杂乱地群居，没有拜起坐立的节度。圣人根据他们自然的分别，制定了尊卑贵贱长幼的礼，体现在宫室、衣服、饮食、拜起坐立之间，用来端正君臣关系，辨别上下等级，区别父子亲情，排序兄弟次序。于是人的大伦常才开始昭然明白而不可扰乱。所以说：君臣上下、父子兄弟，没有礼就不能确定。

做官、求学、侍奉老师，没有礼就不能亲近；排列朝班、治理军队，临任官职、执行法令，没有礼威严就不能施行；祈祷祭祀，供给鬼神，没有礼就不真诚不庄重。

郑氏说：“宦，是做官；班，是次序；涖，是临任；庄，是恭敬。”

孔氏说：“《左传》宣公二年，赵盾看见灵辄饥饿，问他，灵辄说：‘做官三年了。’服虔说：‘宦，是学习做官。’这是说学习职事做官。朝，是朝廷。次，是说司士端正朝仪的位次。治军，是说师旅卒伍各自端正其部分。涖官，是说卿大夫士各有职掌。行法，是说司寇、士师明察刑法，都要用礼威严才能施行。《周礼》都宗人负责祷祠。郑玄注说：‘祠，是说报赛。’又《小宗伯》注说：‘求福叫祷，得到所求叫祠。’按熊氏说：‘宦，是说学习做官的事；学，是说学习六艺。’这两者都是侍奉老师的事，没有礼就不能亲近。祭祀，是国家常礼，牺牲币帛之类用来供给鬼神，只有有礼才能真诚恭敬。”

蓝田吕氏说：宦学、事师，是求学者的事。班朝、治军、涖官行法，是做官者的事。祷祠祭祀，供给鬼神，是交往神明的事。都依赖于礼。宦，是家臣。《杂记》说：“在大夫家做家臣的人为之服丧。”大概是指做家臣而没有升任公卿，大概也是学习做官的人。所以“宦者”是学习做官的称呼。“学者”，是学习道艺的人。这两者的学习，都有老师，师生之间的名分不正，那么学习的心意就不真诚。学习的心意不真诚，那么师生之间的情谊就不亲近，而教化就不能施行。所以说：“没有礼就不能亲近。”班朝，是端正朝位。治军，是整齐军政。涖官行法，是临任官府以执行法令。这三者都是做官者治理众人的方法。礼明确了尊卑上下的区别，那么名分就没有不遵守的，法令就没有不从的。所以没有礼威严就不能施行。祷祠祭祀，是郊社宗庙的常祀。对内竭尽志意，对外竭尽物产，用来供给鬼神。鬼神没有固定的享用，享用在于能够真诚。礼，就是恭敬罢了。没有恭敬就不真诚。所以说：“没有礼就不真诚，不庄重。”东莱吕氏说：这贯通前段，只是一个“礼”字。《孝经》只是一个“孝”字。凡事都归结于孝。这类需要参究探求其所以然。

李氏说：“对于宦学事师，也有用来治理内在的，所以说没有礼就不能亲近。对于班朝治军、涖官行法，也有用来治理外在的，所以说没有礼威严就不能施行。对于祷祠，礼是用来成就内在和外在的，所以说没有礼就不真诚不庄重。”

永嘉戴氏说：“礼主要在于名分，名分主要在于严肃，似乎不足以作为亲近的理由。然而有条理地有文饰来相接，而情意交通，这才是它之所以能亲近的原因。狎昵就不恭敬，不恭敬就会随之产生乖戾。所以说：‘没有礼就不能亲近。’用严厉威严来使人服从的，在于法令；法令不从，就在于刑罚杀戮。现在却说：‘班朝治军，涖官行法’，没有礼威严就不能施行，为什么呢？人之所以畏惧的，不是死亡，而是有办法回复其心，使人知道自我畏惧罢了。上下严整，肃然都有敬心，所以虽然用文辞督促，人也知道惧怕；上下懈怠，傲然都有轻慢之心，即使刀锯鼎镬，人又畏惧什么呢？《汉仪略》禁止喧哗，晋军有礼，战胜可用。那些粗浅的尚且如此，何况这……”

译百姓看到他的脸色，观察他的容貌，难道还敢产生轻慢怠惰之心吗？祈祷祭祀，指的是举行礼仪的时候；供奉鬼神，指的是祭祀的物品。」

译因此君子恭敬、节制、退让，以彰明礼义。

郑玄说：“撙”就是“趋”的意思。

孔颖达说：“君子”是有德有爵者的通称。王肃说：“君”指上位者，“子”指下民。何晏说：表现在仪容上叫“恭”，存于内心叫“敬”，“节”就是法度。意思是说恒常趋向法度，应当前进时却谦退叫“退”，应当接受时却推辞叫“让”。从道德仁义以下，都必须依靠礼才能成就。所以君子的行为恭敬，趋向法度以及退让之事，以此来彰明礼义。

横渠张载说：“恭敬、节制、退让，以彰明礼义；这是仁爱的极致，是爱道的极点。”

蓝田吕大临说：“礼，不过是敬罢了。君子恭敬，是为了彰明礼的实质。礼节，是文饰仁义的。君子节制，是为了彰明礼的文饰。辞让谦逊之心，是礼的开端。君子退让，是为了彰明礼的作用。”东莱吕祖谦说：“‘恭敬、节制、退让，以彰明礼’，字字亲切，指示明确，应当留意。”

马氏说：“礼，就是处理事务的治理。有事务，就必有治理。君子知道礼不能一天废弃，所以恭敬、节制、退让以彰明礼义，使天下人清楚地知道礼的含义，遵循并实行它。大概礼义不彰明，大道不能推行，常常是因为在上位者太高远而不切中实际，虽然好却无证据。所以东晋的士人认为礼不是为君子设立的，于是放弃不使用，指责法度是拘泥世俗的人。那么礼义如何能彰明，大道如何能推行呢？庐陵胡安国说：郑玄说‘撙’是‘趋’的意思，有自我抑制的含义。柳公绰节制用度，褚无量说‘撙’是抑制奢靡。”

王氏（子墨）说：从道德仁义以下，都不可没有礼。所以君子之道，以彰明礼为先。而礼的根本有三：一是敬，一念之间，无不恭敬；二是节，品节使之合乎中道；三是逊，自卑而尊人。礼义如果彰明，那么对内修身，对外治人，幽深之处与神明交往，没有不得当的，天下因此安定，君民因此安宁。礼义如果不彰明，那么对内修身，对外治人，幽深之处与神明交往，没有不得当的，天下因此混乱，君臣因此危险。所以说：有礼则安，无礼则危。

鹦鹉能说话，不脱离飞鸟；猩猩能说话，不脱离禽兽。现在人如果没有礼，虽然能说话，不也是禽兽的心吗？正因为禽兽没有礼，所以父子共妻。因此圣人制定礼来教导人，使人因为有礼，知道将自己与禽兽区别开来。郑玄说：“聚，就是共的意思。母鹿叫麀。”

孔颖达说：《山海经》说：猩猩，人面猪身，能说话。《尔雅》说：两脚有羽毛的，叫禽；四脚有毛的，叫兽。鹦鹉有羽毛，叫禽；猩猩四脚有毛，本是兽，现在说禽兽，是因为语言有通有别。分别来说，有羽毛的叫禽，有毛的叫兽；统合来说，鸟不可以叫兽，兽也可以叫禽。所以《易经》说：“王用三驱，失前禽”，那么驱赶走的也叫禽。《周礼》司马职说：“大兽归公，小禽归私”，那么禽未必都是鸟。又《周礼》以禽作为六种挚礼，卿用羔，大夫用雁。《白虎通》说：“禽，是鸟兽的总名。”用这些经典来证明，禽名通用于兽，是因为小兽可以擒获，所以得通名为禽。

蓝田吕大临说：“人的血气、嗜欲、视听、饮食作息，与禽兽不同的地方很少，只是禽兽的语言与人不同罢了。然而猩猩、鹦鹉，有时也能说话。这就是人之所以贵于万物的原因，大概是因为有理义存在。圣人依据理义的共同点，制定礼，然后父子有亲，君臣有义，男女有别，人道因此确立而与天地并立。放纵欲望、懈怠傲慢，灭绝天理而穷尽人欲，将与马牛犬猪没有区别，这难道是决意自弃而不愿列入人类吗？”

长乐陈祥道说：“禽兽有知觉而没有义，有知觉所以能说话，没有义所以不曾有礼。人则有知觉有义，有知觉而没有义，不也是禽兽的心吗？”《乐记》说：“制作鞉鼓椌楬，那么制作的人是开始，作为的人是继续。”圣人制定礼来教导人，使他们实行修养正道，其广大足以与天地的节律相同，其极致足以与天地的化育相合，难道只是让人将自己与禽兽区别开来吗？那么将自己与禽兽区别开来的，是普通人罢了。在彰明礼时称君子，在制定礼时称圣人，与“制作的人称为圣，传述的人称为明”的意思相同。

马氏说：“孟子说：‘人之所以不同于禽兽的地方，很少。普通人抛弃它，君子保存它。’人对于禽兽，其形象性识，本来就有区别了，而说‘很少’，是在抛弃与保存之间罢了。所以说：‘吃饱穿暖，安居而没有教化，就接近禽兽。’这就是圣人制定礼来教导人，使人知道独自贵于万物，而不丧失良心的原因。”

永嘉戴溪说：“孟子说：‘人之所以不同于禽兽的地方很少，很少的界限很可怕。’人是万物中最灵秀的，圣人待人最重视。而圣贤的言论，甚至说‘与禽兽有什么区别呢’，严重的甚至认为不如禽兽。《诗经》说：‘看老鼠都有形体，人却没有礼，人如果没有礼，为什么不快点死。’圣贤的言论紧迫啊，求学的人能不知道自我敬畏吗？人生之初，与禽兽相等罢了，

译等到人自己知道尊贵，将自己与禽兽区别开来，这大概是圣人制定礼制的功劳。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人与众类生物就只是拥有同样的嗜欲罢了，拥有同样的争斗罢了。用笃实厚重来推崇礼制，其功绩达到与天地并立、养育万物的程度；礼制不能施行，其祸患竟至于与禽兽并列，善与恶的区别竟然如此悬殊。求学的人小心谨慎地自我约束，还担心不能避免过失，更何况放纵无忌惮的人呢？」新安朱氏说：「陆农师认为『圣人作』是一句，『为礼以敎人』是一句。」

译最上等的时代崇尚道德，次一等的时代致力于施与。报答的礼节讲究有来有往，只去而不回，不符合礼节；只来而不往，也不符合礼节。

郑玄说：“太上是帝皇的时代，那里的百姓施与而不期望回报；次一等的是三王的时代，礼节才开始兴起。”

孔颖达说：从这一节到“不慑”这一节，阐明时代变迁、道术不同，所崇尚的有所差异。即使是做小买卖的人，也必须有礼节。皇指三皇，帝指五帝。不说“皇帝”的原因，郑玄担心是一件事不分彼此，所以将帝提升到皇的位置。上面《礼运》的注也认为“大道行”是五帝的时候，那时风气还淳厚，不崇尚往来的礼节。所崇尚的在于有道德，道德主要致力于施与，只是施与而不希望对方回报。三王的时代，施与就期望回报，务就是从事的意思，把它当作常事，所以礼节主要崇尚往来。蓝田吕氏说：“太上，是大道施行、天下为公的时候。那时的治理，文采不超过质朴，致力于保存实质，直率地表达情感并直接行动，不需要使用礼节，所以礼节没有回应而人们也不非议。后来的圣人出现，通达变化，使百姓不感到疲倦，于是交际的道理兴起了。”

长乐刘氏说：“太上，是至极的称呼，就像说大备全德的人一样。全德的人，自我满足罢了，夺取他不认为有损失，给予他不认为有增益，爱护他不认为自己是仁爱，有利于他不认为自己是义气。这就是所谓‘不知道有他’的人。次一等的人，夺取他知道有损失，给予他知道有增益，爱护他认为是仁爱，有利于他认为是义气，这就是所谓‘亲近他、赞誉他’的人。所以施与就必定要报答，因此不可以没有礼节。”自从《礼记》、《左传》、《老子》凡是所说的“太上”，都像这样，关联的是人，不关联的是时代。

马氏说：“礼制的设立，是用来顺应人情的。所以说：‘报答，是天下的利益。’又说：‘礼节得到报答就快乐。’圣人根据人情所喜爱的，制定往来的礼节，用来使天下的人勤勉而不疲倦。献酒就必定要有酬答，酬答就必定要有回敬，这是往来礼节在宴饮中的体现。主人出门迎接，客人就坚决推辞；客人走上东阶，主人就坚决推辞，这是往来礼节在交际中的体现。穿三年丧服的，报答必定穿一年丧服；穿一年丧服的，报答也如此，这是往来礼节在丧纪中的体现。如果只去而不回，只来而不往，那么礼节就失去了报答，实行礼节的人有时就会懈怠了。”

王氏【子墨】说：崇尚道德的时代，人们把道德当作理所当然，而不知道那是道德，所以恩怨之心不产生，共同生活在天地间的，大概是淡泊的样子，多么至高啊！等到后世，人们知道行善出于有心，所以把施与和报答当作美事，一来一往，礼节所在，适宜不能忘怀。等到衰败的时候，那么情文繁杂而忠信淡薄，倾向于要求自己而重于要求别人，一个拜礼或一句话没有酬答，怨恨就无法消除。更严重的，甚至施用于君臣之间，而以国士、众人两种心态对待，再严重的，父子之间，借一把锄头就担心有德色的表现，心中无法解开的，竟然像这样，何况期望于同等地位的人呢？我曾经认为礼的本意，是使人恩怨之心可以消除，而太上的风气可以恢复。鱼因为泉水干涸而共同处在陆地上，互相用唾沫湿润，互相用气息吹湿，还不如在江湖中互相遗忘。处在危急之中知道互相吹嘘湿润，也可以说是有情了。然而有一个不用湿沫互相沾丐的，虽然不能说其中，难道没有遗憾吗？处在江湖中互相遗忘，处在陆地上就互相湿润吹嘘，这难道不好吗？终究不如江湖中无事。所以与其有恩怨之心而陷入世俗的纷纷扰扰，哪里比得上姑且尽力而追求像太上那样互相遗忘呢？明白这个，就知道所谓施与报答是礼节，先前所说的崇尚道德，也是礼节，哪里还有衰世的事情呢？

山阴陆氏说：施与和报答，是往来的情分；往来，是施与和报答的痕迹。正当仁义的施与和报答时，存在于情分；等到礼节的往来，就显现于痕迹。永嘉戴氏说：从前有人厌恶世间多事而发表言论说：“百姓直到老死也不互相往来。”唉！让百姓不互相往来，在无事中互相遗忘，难道不是大善吗？而人情决没有不互相往来的道理。凡人的情分，亲近而不和睦就凶险或伤害他，既后悔又吝啬，所以远近互相索取而后悔吝啬产生，真情和虚伪互相感应而利害产生。圣人有担忧，认为上古的时候，百姓施与而不期望报答；中古的时候，有施与就有报答了。施与而不报答，是祸患产生的原因。于是制定礼节来文饰它，使百姓知道有往来，在跪拜俯伏、辞让应答之间柔伏天下好争的心。人们不知道这是功劳。圣人制定礼节的意图，本来就是为多事的人设立的。而说“礼节是为了多事”，这也是不考察制定礼节的根本啊。用这个来防范百姓，尚且有一个话没有酬答，一个拜礼没有回应，而两国因此暴尸荒野的，何况灭绝礼乐，把天下置于无事呢？一天没有礼节，天下的事情就开始不胜其烦了。

人有礼节就安定，没有礼节就危险。所以说：礼节，是不可不学习的。礼节，是自我谦卑而尊重他人。即使是做小买卖的人，也必定有值得尊重的地方，何况富贵的人呢？富贵而知道喜好礼节，就不骄傲不淫乱；贫贱而知道喜好礼节，意志就不恐惧。

郑玄说：“做小买卖的人，尤其轻浮，志在利益，适宜好像没有礼节的样子，慑就是怯懦迷惑。”孔颖达说：“贫穷的人喜欢怯懦迷惑，畏惧被人使唤，心意不顺畅，知道礼节的人

译于是秉持礼法来行事，所以心志不会恐惧退缩。

译横渠张氏说：“学习礼，是学者修养的极致。没有不依靠礼来成就自身的。学问的宏大，在于此终身奉行。即使是德性，也依赖礼来增长。只有礼，才是切实的事情。舍弃礼，其他都是虚浮无根。圣人与普通人共同由此途径前行。成就圣人，不超出礼的范围；提升普通人，没有比礼更迫切的。这是贯通上下之事。”

东莱吕氏说：“人有了礼就安定，没有礼就危险。古人看得如此分明。”

蓝田吕氏说：人生在天地之间，强者足以欺凌弱者，人多足以暴虐人少，然而他们聚群而不混乱，有的坚守至死也不改变，是因为敬畏礼而不敢触犯。君主居于百姓之上，只要他下令就无人违背，是依靠礼来治理。一个人有礼，众人就想尊敬他，怎么会不安定呢？一个人无礼，众人就想讨伐他，怎么会不危险呢？这就是礼关系到人的安危，而不可不学习的原因。富贵的人，是众人共同尊敬的；贫贱的人，是众人共同轻慢的。礼，是自我谦卑而尊重他人，即使是做小买卖的至贱之人，也不敢轻慢，而必定有所尊重，何况是众人共同尊敬的人呢？古代的君子，不侮辱鳏夫寡妇，不畏惧强暴。如果没有礼在内心节制，那么外物的轻重就足以改变他平常的心志。所以富贵的人知道应当尊敬什么，就不骄傲淫乱；贫贱的人知道应当自我尊敬什么，心志就不恐惧。

永嘉戴氏说：“安危的关键，是生死的根本。有礼就安定，安定就能生存；无礼就危险，危险就不必说了，死亡就要到了。圣人制定礼的意图，就是为了让人生存。一天没有礼，百姓就有不得善终的危险了。礼以谦卑为主，以恭敬为本。有自以为是之心的人，不能和他谈论礼；有自高自大之心的人，不能实行礼。所以礼，是用来柔顺克制其骄奢自大之意，而习练退让谦逊之道的。所以有礼的人，他的仪容严肃端正，他的气质纯粹温和，看他的脸色就知道他是可亲的。仪容凶狠，气质暴躁，看他的脸色就产生轻慢之心的人，必定是无礼之人。富贵的人失礼，是因为骄傲；贫贱的人失礼，是因为谄媚。骄傲的人失于高傲，谄媚的人失于卑下，他们失礼的本质是一样的。”

马氏说：“孟子说：‘城墙不完备，兵器不多，不是国家的灾难；田地不开辟，财物不聚集，不是国家的祸害。上面没有礼，下面没有学问，害民的坏人兴起，灭亡的日子就不远了。’普通人所看重的，圣人却放在后面；众人所忽视的，智者却视为紧急。这是因为知道治乱的根本，而审察安危的规律。孔子说：‘人的生存是因为正直，不正直的人能生存，是侥幸免祸。’无礼的人，就是所谓侥幸免祸的。先王的礼如此紧急，可以不学习吗？礼之所以自我谦卑而尊重他人，是为了平息暴乱的祸患，在邪恶未形成时就制止它。做小买卖的，是平民中的贱者，是礼所简略的对象。王道施行，尚且知道有尊重尊贵者、年长者的道理，何况富贵是礼的源头，可以不知道礼吗？富贵之所以骄傲淫乱，贫贱之所以恐惧怯懦，是因为内心没有确定的准则，而随外物轻重而改变。喜好礼，内心就有所得，外在的东西就不能夺走了。”

严陵方氏说：《易经》说：‘智慧崇高，礼制谦卑，崇高效法天，谦卑效法地。而礼以地为准，所以自我谦卑而尊重他人。’背负重物的人只以力气为事，贩卖货物的人只以利为事。以力气为事的人，尚且有所尊重，何况应当爱好德行的人呢？以利为事的人，尚且有所尊重，何况应当重视道义的人呢？富贵的人，就应当重视道义而爱好德行。富贵容易高傲，而失于骄傲淫乱；贫贱容易受挫，而失于心志恐惧。富贵而知道喜好礼，就不骄傲淫乱，是因为礼能有所节制。贫贱而知道喜好礼，心志就不恐惧，是因为礼能有所确立。

广安游氏说：“礼有屈有伸，不专主于自我谦卑。然而礼的施行，所谓的谦、让、恭、和，这类都基于自我谦卑而后能成就。那么礼，主要基于自我谦卑。君子行善，必须役使于善而后可以。所以恭敬节俭是为了役使于仁，信让谦卑是为了役使于礼。古代的君子，立志于善，刚强果断自力，大概就是这样。《诗经》说：‘商汤降尊不迟缓，圣敬日日增进。’君子行善，有降尊，有增进。刚开始时，自我屈降以求役使于善；等到久了，他的见识更加明白，他的道更加尊贵，这就是所谓的增进。世上的小人，刚强顽劣，不肯自我屈降于人，不肯自我役使于善，最终归于愚人罢了。郑玄说：‘做小买卖的人轻浮志利，似乎应当无礼。’这个说法不对。尧舜三代的时代，头发花白的人不在道路上背负重物，那么做小买卖的也都是孝顺父母、友爱兄弟的人，不像后世做小买卖的人那样鄙陋暴戾。所谓做小买卖的人，在劳役的时候，似乎应当简略于礼而顺从自己的安逸，现在却必定有所尊重：年长者先行而年少者后行，老者轻拿而壮者重担。像这样的，就是所谓必定有尊重。做小买卖的人在道路上尚且如此，何况在庙堂之上雍容自处而不行礼呢？所以富贵的人，是可以行礼的人；富贵的地方，是可以行礼的地方。如果乐于傲慢，乐于放纵，乐于自尊，那就连做小买卖的人都不如了。”

王氏【子墨】说：做小买卖的人，难道是向来学习礼的人吗

译知道有所尊崇，那么礼难道不是人性中本有的，而是人情所安适的吗？《易经·大壮卦》说：“君子因此不依循礼制就不行动。”人如果有了礼，还有什么比这更刚健的呢？所以在贫贱时不会恐惧，在富贵时不会骄傲，不放纵淫逸，外物也不能使其屈服。贫贱与富贵本质上并无区别，认为贫贱就必然意志恐惧，认为富贵就必然骄傲、放纵，这是被人的私欲所迷惑，而不知道天理所在的原因。喜好礼，那么在我身上的都是天理罢了，又哪里还有贫贱富贵之分呢？古代的圣贤之所以在困窘与显达、得到与丧失的境遇中，从容闲适，没有任何事情能动摇他们的心，大概是因为他们所喜好的是这样的道理。所以说：“人没有不饮食的，但很少能知道其中的滋味。”世上没有知道滋味却不喜好的人。

译人出生十年称为幼，二十岁称为弱冠，三十岁称为壮，可以娶妻成家，四十岁称为强，可以出仕做官，五十岁称为艾，可以担任官职处理政务，六十岁称为耆，可以指使他人，七十岁称为老，可以将家事传交给子孙，八九十岁称为耄，七岁称为悼，悼与耄即使有罪也不施加刑罚，百岁称为期颐。

郑玄说：名叫幼的时候，才开始可以学习。《内则》说：十岁出外跟随老师学习，住宿在外，学习书写和计算，有室就是有妻子。妻子称为室，艾是衰老的意思。指使，是指派事情，役使他人。六十岁不参与军事服役，不亲自学习，老而传，是指将家事传交给子孙，任用他们，这称为宗子的父亲。耄是昏乱健忘的意思。《春秋传》说：老将知道耄已到来，悼是怜爱。爱护幼小而尊敬老人，所以不施加刑罚，期是要求的意思，颐是供养。不知道衣服饮食的滋味，孝子只要尽力尽到供养之道罢了。孔颖达说：从这一句到以其制为一节，阐明人年幼时跟随学习，直到成就德行，始终的行为，都遵循礼制。《冠礼》说：抛弃你年幼时的志向，这是十九岁以前称为幼，二十岁成人，虽然加冠，身体还未强壮，所以称为弱。直到二十九岁，通称为弱冠。三十岁而立，血气已经安定，所以称为壮。妻子居住在室内，所以称妻子为室，不说妻而说室，是包含妾媵等事类更为广泛。《白虎通》说：男子三十岁筋骨坚强，能够做父亲；女子二十岁肌肤充盛，能够做母亲，合起来是五十，符合大衍之数，化生万物。三十九岁以前通称为壮，壮久了就强壮，所以四十岁称为强。强有两个含义，一是四十岁不迷惑，是智虑强；二是气力强。四十九岁以前通称为强，年龄到了五十岁，血气已经衰退，头发苍白像艾草一样。五十岁是知天命之年，能够担任大夫的职务。大夫能够专任其官职政务，六十岁到了衰老的境界，不能执掌事务，只能指派事情役使他人。七十岁衰老已经完全，就将家事传移，托付给子孙。郑玄说是宗子的父亲，因为经文中说传，上承受父祖的事务，下传给子孙，子孙所传的家事祭事最为重要，如果不是宗子，没有理由传承。但是七十岁时，祭祀还亲自进行，那些视濯概等事，则由子孙代劳，如果到了八十岁，祭祀也不亲自做了，所以《王制》说：斋戒丧事不再亲自参与。庶子是将家事授予儿子，不是传承家事，所以郑玄知道不是庶子。耄是偏僻谬误的意思，有人八十岁就耄，有人九十岁才耄，所以一并说这两个时期。幼小没有识见思虑，就可怜爱；年老已经耄，就可尊敬，即使有罪也都不施加刑罚。《周礼》司刺有三种赦免：一是幼弱，二是老耄，三是愚笨。百岁则人子应当用心探求亲人的心意，而尽到供养之道。

河南程氏说：“古代生了孩子，能吃东西能说话就教育他，大学的方法，以预防为先。人年幼时，知识思虑还没有主见，就应当把格言至理每天陈列在面前，虽然不明白，也应当让耳朵充满，腹部充实，久了自然安习，好像本来就有的一样，即使有其他言论迷惑他，也不能侵入。如果不预先教育，等到稍微长大，私意偏好产生于内，众口辩言销蚀于外，想要他纯粹完美，是不可能的。”

蓝田吕氏说：这一章完备地列举了从幼到老每十年变化的节度。未满十岁，不是不学习。能吃东西，教用右手；能说话，教回答唯俞。六岁教数字和方形名称，七岁教男女之别，八岁教长幼之序，九岁教计算日期。然而没有跟随外傅，只是因事而教，不足以称为学。到了十岁，可以承担弟子的职责，出外跟随老师，这才称为学。二十岁开始成人，就可以承受衣冠，所以命之以冠。加冠后，开始学习礼，还因为年轻而不可任用，所以博学但不教导内务也不外出。三十岁称为壮，血气安定了，所以可以有室。孟子说：“男子生来希望为他有室，女子生来希望为他有家。”所以室家是夫妇的称呼。虽然壮年可以供给政役，但才能还不足以备任，所以博学无方，顺从朋友看志向罢了。四十岁称为强，强则才能成就了。才能成就者，志虑安定则谋划事情审慎，气力完备则承担事情果断，开始可以做士来侍奉人。他谋划事情审慎，所以可以出谋划策；他承担事情果断，所以道义相合就服从，不合就退隐。到了五十岁，心中涵养的已经成熟，阅历义理的已经很多，可以说是成就德行经历世事的人了，所以可以任命为大夫。古代四十岁开始任命做官，五十岁开始任命担任官职政务。做官的是士，侍奉人，治理官府的小事；担任官职政务的是大夫，统领人，参与国家大事。才能可用就让他做官，德行成就就任命为大夫。不是没有早成夙知的才能，而是培养天下的人才直到成就而后任用，那么收效就广大。不等待他成就就任用，所谓用政事害人的孩子，危害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六十岁称为耆，耆是稽久的称呼。《诗经》说：“耆定尔功。”又说：“上帝耆之。”稽久就将进入衰老，所以六十岁称耆。筋力已经衰退，不足以承担劳事，可以役使他人，而不可以被他人役使。所以六十岁不参与军事服役，不能跟随司马的政令；不亲自学习，不能承担弟子的职责。七十岁则筋力疲倦了，

译听力视力衰退了。对外则把王事托付给君主，对内则把家事托付给儿子，不能让他们做事了。耄，是年老而知道自己衰弱；悼，是年幼而知道能力达不到。这两类人即使有罪，但动机不是出于故意，所以不加刑罚。百岁的人，饮食、居住、行动，没有哪一样不依赖别人的供养。

译严陵方氏说：数字从一始，到十终。天地奇偶的数目，阴阳生成的道理，每当到达这个界限，就必然发生更替。人，是承受天地形体、孕育阴阳气息的，谁能逃避这数目而违背这道理呢？所以人生每经历十年，就必然改变名称；到了那个时候，就必然改变所做的事。像幼与弱这类，是名称的改变；像学与冠这类，是所做的事的改变。幼，是壮的反面；弱，是强的反面。耆与耄都是老，但只把七十称为老，大概是因为耆虽然趋向于老，但还不足以用老来命名；耄则超过了老，而老不足以命名它了。期颐，大概是因为人生以百年为期限，由此往上，就超过了人所期望的；由此往下，就达不到人所期望的。所以必须用百年来命名它。人所期望的，到此为止罢了，那么养生的道理，可以不详尽吗？所以在颐的时候，颐，就是养。

马氏说：从幼弱、壮强到艾，说的是血气智虑的变化。从耆老到耄期，说的是年龄的久远。从学到传，说的是所做的事。大概人的血气智虑每十年就增加，血气智虑既然增加了，那么所学习的应该更加深入，所担任的应该更加重大。所以孔子十五岁立志于学习，直到七十岁从心所欲，也是每十年进阶，这是成就德行的次序。《诗经》说：“虽然没有老成之人，还有典章法度。”《尚书》说：“人只寻求旧臣，器物不寻求旧的，只寻求新的。”古代君子之所以寻求旧臣而尊重老成之人，是因为他们德行完备而见闻广博。艾这种植物，时间久了以后才可以治病。五十岁称为艾，是因为他的旧德可以担任大夫，治理政务而管理百姓。从幼学到五十岁，道理本来已经具备了。再加上十年，就可以担任大臣了。《中庸》说：“官员众多以便差遣，是用来勉励大臣的。”周朝的冢宰，卿一人之下，中大夫、上中下士之类，可以说是官员众多以便差遣了。大概只有大臣可以指使他人做事，年龄到了耆，就可以担任大臣了。用劳作使我辛苦，用安逸使我舒适，这是天的道理。君子做官到了七十岁，可以退休而传给他人了。学习到了这个地步，他的遗言余行可以作为法则而传给后世。所以说：“老了就传。”从耄到期，是老的极致，不再参与事务了。饮食不离寝膳，饮食随从出游，是用来奉养他的。然而三十岁成家，不是必须三十岁以后才娶妻，是因为婚配的期限不可超过这个，超过这个就是失时。四十岁做官，不是必须四十岁以后才做官，是因为学习到了四十岁，足以做官了，不足以做官就是没有学习。《传》说：“尊重老人，因为他们接近于父母；慈爱幼儿，因为他们接近于子女。”对悼耄之人不加刑罚，就是这个原因。

永嘉戴氏说：“圣人制定礼制，来规范天下，节制人心，使人的血气充实，意志坚强。壮年人承担他们的劳作，老年人安享他们的安逸，未被任用的人没有急躁进取之心，应当退隐的人没有不知足之戒。每十年为一个阶段，而人心就有了定向。二十岁，血气还没有安定，但趋向善恶在此判明，所以用成人的礼来要求他。三十岁成家，不至于过度而失节，也不至于旷废而失时，这是古人筋力旺盛、寿命长久的原因。四十岁，志气坚定，坚强自立而不改变，不被利害所夺，不被祸福所惊，可以出仕了。从此往后三十年，为国家宣力辛劳，不像后世强者有时不被任用，少年与老人同时任用，以至于怠惰废弛而无法振作。人到了五十岁，经历世事变迁，熟悉人情，也已经熟练了。艾这个词，有老练精致的意思。像这样担任官职，就明习旧例，详审和缓，不至于扰乱民生事务。年龄到了六十岁，几乎就是老了。耆这个词，有老成可敬的意思。在这个时候，有指挥谋划的辛劳，而没有奔走服事的劳役。七十岁称为老，在这个时候还参与事务，就是不知止了。然而人正当血气旺盛时，还有所作为。等到衰老了，就顾恋不忍离去，即使是家事也是这样，何况国事呢？这是圣人之所以告诫在于知足的原因。对耄者尊敬而安顿他，对悼者怜悯而关怀他。赦免后的罪过，不是他的本意。礼经中养老的礼仪，乡饮酒的义理，到九十岁为止。只有《曲礼》说：‘百年称为期颐。’《王制》说：‘询问百岁之人就去看望他。’寿命达到百年，这也是绝无仅有的。除了奉养之外，没有其他期望了。孟子说：‘老年人穿丝帛吃肉类。’大概人从五十岁往下，穿丝帛吃肉类的，也很少了。天地化生万物，是有限的。年轻人不夺取他们的奉养，那么老年人就有奉养了。三代的老人，上由天子诸侯奉养，下由他们的家庭奉养，孝悌的风气，怎能不在天下推行呢？这是天下之所以容易治理的原因。”

广安游氏说：“先王的时候，皇极在上明察，治法在下确立。在这个时候，天下的治理有固定的体制，而血气所具有的有常数。假使以政事来说，做官的事是四十岁强者所能承担的，大夫的事是五十岁艾者所能承担的。大概当时的政事有固定的体制，所以可以用凡人血气的常数来参验。后世皇极在上不明，治法

译如果不确立在下位者的职责，天下的治理就没有固定的体制。没有固定的体制就无所依凭，治理的难易程度就取决于执政者智力所能达到的程度而随意施行，于是天下就开始追求奇特的功绩了。古代的人，像吕望那样年老，然后才可以托付他像鹰一样飞扬的军事重任；像颜回那样年轻，然后才可以托付他四代圣王的礼乐教化。如果人不能都像吕望、颜回那样，就应当制定有常规的法度，来对待天下那些有常规才能的人。《尚书》说：“从今以后建立政事，应当能够任用有常规才能的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一定要等到人强壮有力才让他从政，年老了一定让他退休，这都是根据血气运行的常规规律来制定节制的方法。后世治理没有固定的体制，血气运行的常规规律也不能遵循其常态，天下人争相追求奇特的功绩，政治反而更加混乱；人们争相标榜奇特的才能，人才反而更加衰微。这就是后世不明白先王治理的缘故而造成的。后来的君主，如果能够阐明皇极之道并确立固定的体制，依据固定的体制来遵循常规规律，那么治理之道就不必担心没有秩序，人才就不必担心没有成就。虽然如此，距离古代已经很久了，谁能恢复原来的状况呢！

译毛氏【信卿】说：人活一世，问起少壮之时，大概没有多久。从世俗事务来看，到了可以指使别人的时候，又还有什么作为呢？从道的角度来看，则从开始到最终去世之前，都是践行道的日子。难道只是学习后做官，担任官职处理政事而已吗？孔子说：早上听闻道，晚上死去也可以。又说：四十、五十岁而没有名声，这也就不足畏惧了。大概人不可不急于求道，像这样如果让他知道道，颜回就不会因为天命而早逝；不知道道，彭祖也不会长寿。我们的老师从立志学习积累，直到从心所欲，难道到了这个地步就可以停止了吗？又难道因为其间本来有限制而不能迅速达成吗？大概只要活着一日，就有一日的事，道没有穷尽，心意也没有穷尽，不这样不足以成为夫子，又怎么知道衰老将要到来呢？所以曾经说蘧伯玉到了六十岁而六十次变化，这是善于学习孔子的人，而人生所看重的，也必定不能马虎了事。不然的话，那么所谓少壮，不过是血气罢了；所谓耆艾，不过是年龄罢了。虚度岁月，最终与草木一同腐烂，又有什么益处呢？这是君子所不谈论的。至于训诂，则有郑氏的说法在。

李氏说：“学习，是人道的开始；加冠，是人道的完成；有妻室，是人道的完备。”

长乐刘氏说：“三十岁称为壮，有妻室的人，血气开始强壮，可以有妻室家室了。元气生于子位，向左运行三十到达己位为男，向右运行二十到达己位为女，阴阳之气在此交合，这就是大衍之数，所以男女在此合婚。”

庐陵胡氏说：“《北史·熊安》引用古说，尧年耆艾，仲父年艾，都注释说七十岁称为艾，意义与此违背。然而《鲁颂》说：‘俾尔耆而艾’，那么耆艾是老的通称。”

长乐陈氏说：“六岁教以数目和方名，那么不一定等到十岁才学习。颜回不到四十岁，孔子让他做官，那么不一定等到四十岁才做官。冠礼说：‘抛弃你幼年的志向。’这是幼的称呼，并非只用于十岁。舜不到百岁而称耄期，这是期的称呼，并非只用于百岁。礼中所说的，只是大概而已。《周礼》司刺：赦免幼弱，赦免老耄。大概年幼而不弱小，年老而不昏耄，都不赦免。这就是为什么到了悼耄然后不加刑的原因。司厉：七十岁的人和未换牙的人，都不做奴隶。汉代律令：不到八岁和八十岁以上，除非亲手杀人，其他都不治罪。与此意思相同。”

新安朱氏说：“期应当读作居宜反。《论语》‘期可已矣’，与朞字相同，是周匝的意思。期指百年已周，颐指应当供养而已。期如上句‘幼弱耄悼’等字，颐如上句‘学冠不刑’等字。”又说：“陆农师点：‘人生十年曰幼’，作一句；‘学’作一句，下面仿照此例，也有道理。”

礼记集説卷二

钦定四库全书

礼记集説卷三 宋 卫湜 撰

大夫七十岁退休，如果君主不让他辞职，就一定赐给他几杖。出行服役由妇人伺候，到四方去，乘坐安车，自称老夫。在本国则称名，越过国境去询问，一定告诉他国家的制度。

郑氏说：大夫七十岁，把他所掌管的事务交给君主，而告老辞职，听，是听从的意思。君主一定有命令，慰劳辛苦并让他辞谢，如果有德行且尚壮则不听从。凡是杖、妇人、安车，都是为了保养他的身体。安车是坐着乘坐的，像现在的小车。老夫、老人，是称呼。《春秋传》说：“老夫耄矣。”在本国君主面前，虽然尊重他，自称还是像臣子。邻国来询问，一定询问老者来回答。制，是法度。

孔氏说：七十岁称为老，在家就把家事传给子孙，在官就把所掌管的职事交还君主，退还田里。致，是与人明白朝廷有贤人代替自己。《白虎通》说：臣子年七十，悬车致仕，悬车表示不再使用。君主不让他退而自行离去，是尊重贤人。君主如果允许他罢职，一定辞谢说：“在朝日久，劳苦岁月积累，这是允许他致事。”现在不听从，是他有德行且尚壮，就一定赐给他几杖。如果本国巡行役事，妇人能养人，所以允许自己跟随。适四方，指远聘异国。古者乘坐四马之车，站立乘坐；此臣既老，所以乘坐一马小车坐着乘坐。然而这些养老的器具，在国及出都可以使用。说行役，妇人四方安车，是互见。自称为老夫，表明君主尊重贤人，而老臣还在其朝。于其国，指自己与君主说话。越国，犹他国。如果他国来询问己国君主的政事，君主虽然已通达其事，还是应当询问老贤，则称国之旧制，以回答他国之问。

熊氏说：如果不听从致事，那么《祭义》说“七十杖于朝”就是这样；听从致事，那么《王制》说“七十杖于国，八十杖于朝”就是这样。清江刘氏说：古者大夫七十而致事，君主不是使他这样，是臣子自行。臣子虽然自行，君主说：“这还足以佐助国家社稷，留住他不可失去。”于是有几杖安车的赐予，所以致留他。君主虽然留住他，臣子说：“不可贪恋别人的荣耀，不可扰乱别人的朝廷，不可堵塞别人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