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集说卷四

译不得袒露身体。即使天气炎热，也不得撩起衣襟来取凉。然而上述这些事项和条目，是告诫侍奉在侧、处于隐蔽处的人的。既然处于隐蔽处的人喜好做上述之事，有时私下窥探清闲之处，有时隔着尊者肆意妄为，所以应当一并告诫。这也同样可以作为告诫为人处世的方法。」

译蓝田吕氏说：“侍奉君子，看、听、说、做，没有哪一样不充满敬意。头部的仪容要求端正，所以不要歪斜；听声音的仪容要求安静，所以不要高声应答；目光的仪容要求端正，所以不要邪视；气息的仪容要求严肃，所以不要懈怠荒疏；脚步的仪容要求稳重，所以闲步时不要傲慢；站立要像祭祀时那样恭敬，所以不要歪斜；坐定要像受祭的尸一样庄重，所以不要像簸箕一样张开两腿；端正衣冠，所以束发不要戴假发；帽子不要随意摘除，劳作时不要袒露上身，天热时不要撩起衣裳。”

严陵方氏说：“不要歪着头听，前面解释过不倾听下位者，本来有时是可以摘帽的，如果是居丧之类，那么帽子就可以摘除。劳作本来有时可以袒露上身，如果是宰杀牲畜之类，那么劳作时就可以袒露上身。”

广安游氏说：“大抵人们所担忧的，在于顺从自己心意所安适的，而不遵循正道。人们所安适的，弊病有五种：叫作倾邪，叫作放纵，叫作懒惰，叫作傲慢，叫作轻率。这五种，是人们常见的弊病。歪着头听，邪视，这是倾邪。懈怠荒疏，站立歪斜，戴着帽子却摘除，劳作时袒露上身，天热时撩起衣裳，这是懒惰。高声应答，束发却戴假发，这是轻率。闲步时傲慢，坐着像簸箕，睡觉时趴着，这是放纵傲慢。这五种，是礼法所禁止的。君子约束自身，暂且不论其他，仅仅在看、听、行走、坐立、卧起、衣冠这些方面自我克制，就已经超过一半了。世上狂妄的人，他们的言论却说：‘君子学习是为了求得大道，我只知道大道，其他都是末节。’不知道这正是古代先圣非常急切重视的。看、听、行走、坐立、卧起、衣冠这些方面，如果不加以防范，那么五种弊病就会乘虚而入，就会有群居时袒露衣服的人，有身为下属却傲慢对待上级的人，有习惯如此行事，因而形成习性，不肯屈折自己趋向善道的人，有敢于做出与众不同的行为并逐渐导致混乱的人，有因为这点小事互相指责期望而引发争斗祸患的人。所以礼，对内用来端正人的内心，对外用来端正人的行走、看听、坐立、卧起、衣冠，这就是在邪恶尚未显露时制止它，而寻求消除混乱的方法。”

永嘉戴氏说：“人情之不善，真是严重啊！安于四肢的怠惰，不乐于衣冠的拘束，起居坐立，只求方便安适罢了。然而人的常情，整天袒露身体、像簸箕一样坐着，肢体颓废懒惰，好像承受不了劳累；整天穿戴衣冠佩玉，起初虽然劳累，但最终身体安适舒展。这样才知道礼是筋骨的限制，用来安适人情并便利身体的。四肢懒惰，就会懈怠荒疏；安逸游玩宴乐，就会傲慢；站立不端正，就会歪斜。原壤伸开两腿坐着等待，圣人谴责他，何况像簸箕一样坐着呢？孔子睡觉尚且不趴着，何况趴着睡觉呢？束发不戴假发，帽子不摘除，那么囚首垢面的人就没有了；劳作不袒露上身，天热不撩起衣裳，那么袒胸露臂的人就没有了。用这些来教化天下，还会有傲慢放逸的祸患吗？唉！不观察《乡党》篇中孔子的亲身实践，就无法知道《曲礼》不是虚言；不观察西晋的动乱，就无法知道先王的礼法对国家有益。”

长乐陈氏说：“站立不歪斜，而鲁国的官吏歪斜倚靠，是礼法所摒弃的。坐着不像簸箕，而原壤伸开两腿坐着，是孔子所非议的。古代养老，就袒露上身宰杀牲畜；祭祀，就袒露上身迎接牲畜。丧礼以袒露上身跳跃为孝，丧服以袒露上身摘帽为制度。士虞祭则钩住衣襟取黍稷，大射礼则袒露上身佩戴决遂拿着弓。那么袒露上身，难道是先王所不做的吗？认为没有缘故而袒露上身，就不是礼了。大概先王因为人们不知道服饰就是礼，所以制作帽子来彰显头部，制作鞋子来加重脚步，制作衣服来充实身体。束腰则有带子，佩戴则有玉饰。深衣不露出皮肤，细葛布衣必须有外衣，凡是厌恶没有文采罢了。”山阴陆氏说：“闲步不傲慢，即使是闲步尚且如此，其他可想而知。”庐陵胡氏说：“不要邪视，目光流动。坐着不像簸箕。”尉佗像簸箕一样坐着。马氏说：“这是说在宴饮游玩的时候，仍然不忘恭敬。”

侍坐在长者旁边，鞋子不上堂，脱鞋不敢对着台阶，靠近鞋子跪下举起它，放在旁边，面向长者穿鞋，跪着移动鞋子，俯身穿上鞋子。

郑氏说：“鞋子低贱空着就不陈列在尊长旁边，不敢对着台阶是因为妨碍后面上来的人，靠近鞋子是说独自退下。靠近就是穿着。放旁边也不对着台阶，面向长者穿鞋，是说长者送他。不能只是放旁边移动而已，俯身就是低头。纳就是穿入。迁有的版本作还。”

孔氏说：“这一节说明脱鞋、穿鞋的方法。长者在堂上，而侍从的鞋子低贱，所以在台阶下脱下。如果长者在室内，那么侍从可以穿着鞋子上堂，不能进入室内。门外有两双鞋，就是这个意思。解就是脱。《内则》说：‘鞋子系着鞋带。’郑玄说：‘鞋带是鞋子的系带，脱鞋就是解系带。’鞋子既不上堂，所以在台阶下脱下。如果侍从独自暂时退下，就先走到台阶旁边跪下举起取鞋，屏退就是退下。退下不对着台阶。如果年轻人退下，被长者相送，就在台阶旁取鞋，稍微移动，面向长者穿上，迁徙就是移动。在台阶旁跪取，稍微移近，俯身穿入脚穿上。不跪着穿，如果跪着脚就向后，不方便所以俯身。虽然不并跪，也是坐左边穿右脚，坐右边穿左脚。”

新安朱氏说：“注解说长者送他，恐怕不对。只是说即使下台阶出户，仍然面向长者，不敢背对他罢了。”

译长乐陈氏说：“按照礼制，凡是在室内堂上祭祀，都不赤脚；只有在宴饮时才可以赤脚。所以在特牲、少牢、馈食等祭祀中，从主人到所有执事人员，从迎接尸（代表受祭者的活人）开始，直到祭祀结束进行无限制的旅酬，以及尸起身、众人分食祭余食物的环节，都不脱鞋。尸坐着时也不脱鞋，因为他是侍奉神灵的，不敢像宴饮那样懈怠。至于登堂参加宴饮，或侍坐在长者身旁，没有不脱鞋的，因为要尽情欢乐以表达亲近，不敢不赤脚。所以在堂上时，鞋不上堂；在室内时，鞋不入室。在门内排开门扇脱鞋的，只有一个人而已；如果有尊长在，就不这样做。那么君王的鞋不下堂，也不出室了。脱鞋一定要在屏风旁边，取鞋一定要隐蔽避开，穿鞋一定要面向长者，移动鞋一定要跪着，穿鞋一定要俯身，脱鞋一定要主人先脱左鞋，宾客先脱右鞋，穿鞋一定要坐着先穿左鞋再穿右鞋，坐着先穿右鞋再穿左鞋。这样脱鞋和穿鞋都有礼仪了。鞋这种东西，有不脱鞋表示恭敬的，也有脱鞋表示恭敬的。乡饮酒礼、乡射礼没有结束，不脱鞋；祭祀时尸没有起身，不脱鞋。这是以不脱鞋为敬。等到升堂进行私人宴饮时就脱鞋，这是以脱鞋为敬。从前禇师声子穿着袜子登上席子，他的国君捂住手发怒责备他，这是知道脱鞋而不知道赤脚的道理。后世人臣脱鞋然后登堂，这是知道表示恭敬而不知道不坐着就不脱鞋的道理。”

译蓝田吕氏说：“‘屦云解’的意思是，鞋有鞋带。士的礼制，夏天穿葛鞋，冬天穿白鞋，用丝带系在脚后跟上，这就是说鞋有系带。‘就屦’，是指退下后，又穿上鞋。”庐陵胡氏说：“脱鞋不敢正对着台阶，而是侧身靠近台阶边，表示谦卑恭顺之意，低头把脚伸进鞋里，是低着头面向长者把脚伸进鞋里。”

严陵方氏说：“出来穿鞋，退到旁边，就不只是不站在台阶上而已。如果长者送出来，就跪着移动鞋子，就不只是退到旁边而已。穿鞋的时候，还要低着头。”

分开坐，分开站，不要前往凑成三人。分开站，是指不从中间穿过。

郑氏说：这是为了不干预别人的私事。“离”是分开的意思。

孔氏说：“从这一句到‘弗与为友’，为一节，阐明不干人私事以及避嫌的方法。如果看见别人有两人并坐，或并立，恐怕他们有秘密议论，自己不得贸然前往参与。两人并立，应当是在走路，就避开他们，不得贸然从他们中间穿过。”

严陵方氏说：“两相连接叫做‘离’，三相成叫做‘参’。那坐立的人是两人，而我一人前往，就凑成三人了。”

男女不混坐，不共用衣架，不共用毛巾和梳子，不亲手递接物品。嫂叔之间不通问问候，庶母不洗儿子的下裳。外面的话不传入内室，内室的话不传出外室。女子已许配人家，系上缨饰，除非有重大变故，不进入她的门。姑母、姐妹、女儿已出嫁而回娘家，兄弟不和她同席而坐，不和她同器而食。

郑氏说：这都是为了重视分别，防止淫乱。不混坐，是指男子在堂上，女子在房里。椸，是可以挂衣服的衣架。通问，是指互相称谢。诸母，是指庶母。漱，是洗涤的意思。庶母地位低贱，可以让她洗上衣，不可以让她洗下裳。下裳地位低贱，尊重它，也是为了保持分别。外言内言，是男女的职责。不互相出入，是指不互相探问。梱，是门限。女子已许配人家，系上缨饰，有归属他人的迹象。重大变故，是指宫中有灾变或疾病，然后才进入。女子有宫室的，也是指命士以上人家。《春秋传》说：“众公子的住所，就已经低贱了。”女子十岁不嫁，等到成年可以出门了，仍然不与男子同席而坐，也是为了保持分别。

孔氏说：“从这一句到‘弗与为友’，总说避嫌的方法。不亲手递接，是指男女之间有物品，不亲手互相递接。诸母，是指父亲那些有儿子的妾。外言内言，是指男子职责在官政，女子职责在纺织，各有界限，不得越权干预。女子妇人，是通称。妇人本质柔弱，不能自我坚守，必须有归属，所以常系缨饰。缨饰有两种情况：一是年少时常佩香缨，《内则》说：‘男女未冠笄，紟缨’就是这种情况。二是许嫁时系缨，婚礼主人进入，亲自解开妇人的缨饰，郑注说：‘妇人十五许嫁，笄而礼之，因着缨’就是这种情况。大概是用五色丝线制成的，其形制未曾听闻。又《内则》说：‘妇事舅姑，紟缨’，由此可知有两种缨饰。重大变故，是指丧病之类。女子已许配人家，就有宫门，列为成人，只有丧病等才可进入她的门。女子子，是指已嫁的女子，男子则单称子，女子则重言子，郑注《丧服》说：‘这是区别于男子，所以说女子子女’。虽然已嫁及成年，仍应分席。郑引《公羊传》见庄元年，证明女子有别宫。熊氏说：郑认为男子在堂，女子在房。如果大宗收族，宗子在堂上宴请族人，宗子的妻在房里宴请族妇。兄弟不和她同席同器，未嫁时也是这样。”

蓝田吕氏说：人之所以不同于禽兽，是因为有分别。有分别，首先在于男女，这是天地的义理，人伦的开始。《内则》说：“礼始于谨慎夫妇，建造宫室区分内外，男子居外，妇人居内，深宫固门，阍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所以在居处上的分别做到了极致。”非祭非丧不相授器，其相受则女受以篚，其无篚则皆坐奠之而后取之，不杂坐，不通乞假。内言不出，外言不入，所以在往来上的分别做到了极致。道路，男子由右，妇人由左，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夜行以烛，无烛则止。御妇人则进左手，所以在出入上的分别做到了极致。外内不共井，不共湢浴，不通寝席，不通衣裳，不同椸枷，不同巾栉，不敢县于夫之楎椸，不敢藏于夫之箧笥，所以在服御器用上的分别做到了极致。姑姊妹女子子，是天属，许嫁则非有大故不入其门，已嫁而反则不与同席而坐，同器而食。嫂与诸母，是同宫之亲，嫂叔则不通问，诸母则不漱裳。妻之母，是婚姻之近属。壻见主妇，阖扉立于其内，壻立于门外，东面，主妇一拜，壻荅再拜，主妇又拜，壻出，所以在宗族婚姻上的分别做到了极致。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币不交，不亲必日月以告君，齐戒以告鬼神，为酒食以召乡党僚友。取妻不取同姓，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寡妇之子非有见焉则弗与为友，所以在交际上的分别做到了极致。男女不杂坐，经虽无

译然而，在丧葬和祭祀的礼仪中，男女的位置是不同的。男子在厅堂上，女子就在内室；男子在厅堂下，女子就在厅堂上；男子在东方，女子就在西方；坐着的时候也应当如此。

译长乐刘氏说：“家人内部的政令如果不严格，在细微之初不加以防范，在未然之始不用刚正之道去匡正，那么其悔恨和罪责就不可逃避了。”《易经》说：“防范家道，是因为心志尚未改变。”男女的心志，既然已经被情欲邪念所改变，即使防范禁令再严格，想要没有罪责，罪责能没有吗？所以夫妇不到七十岁，虽然同住一室，也没有可嫌隙的地方。圣人制定礼仪必定如此，是为了用没有嫌隙来匡正有嫌隙，用有情的难处来匡正无情的易处。更何况那些男女尚未成家的人呢？女子许配人家，用缨带系结，是为了约束她的心志，以在夫家表明诚心，激发她的孝义之心。女子既然已经许配人家，就有女师教导她居住在内门内的别室，男子如果不是因为疾病忧患的缘故，不进入她的房门。

严陵方氏说：“嫂叔之间不通问，像问安、问疾之类，大概活着时不相通问，死了也不互相服丧，这都是为了推远他们而已。”《礼记·坊记》说：“妇人病了，去问却不问她的病情，并不是男女之间不通问，只是不施用于嫂叔、姑姊妹、女子子这些名分罢了。”这是根据制定礼仪在家中的称呼来说的，不是根据遵循礼仪在家中的称呼来说的。称为“姑”，不是为侄辈称呼，也是为姑的兄弟说的罢了；如果是侄辈就卑下而没有嫌隙了。称为“女子子”，不是为父辈称呼，也是为女子子的兄弟说的罢了；如果是父辈就尊贵而没有嫌隙了。所以下文只说兄弟，是因为这个缘故。如果是这样，那么只说“姊妹”就够了，又说“姑与女子子”为什么呢？大概“姑”是尊辈，“女子子”是卑辈，“姊妹”是同辈。制定礼仪的人认为出嫁后回娘家的，其类别虽然多，总之不过是这三等而已，所以一定要举出这些来说。

永嘉戴氏说：“嫂叔不通问，比起不亲手授受，更加严格了。死丧的威严，嫂叔不相为服丧，像路人一样。曾经同处一室，不如推远他们。像这样严格啊！”男子不谈论内室之事，女子不谈论外室之事，这是礼。外面的话传入内室，就谋划及妇人，这是招致死亡的原因。内室的话传出外室，就采用妇人的话，这是动乱的阶梯。

长乐陈氏说：“礼始于谨慎对待夫妇，为宫室辨别内外，所以七岁男女不同席、不共食，那么长幼有序就可以知道了。道路上男子走左边，妇人走右边，那么闺门之别就可以知道了。然而同住一室只有七十岁才可以，亲手授受只有丧祭才可以，通问只有救援溺水才可以。男子正位在外，女子正位在内，这是内外的辨别。然而内言不出，却有所谓出；外言不入，却有所谓入。《周礼》中内小臣传达王后的善事到四方，那么内言就出于内室了。内宰用阴礼教导六宫，那么外言就入于内室了。大概先王制定礼仪，只是为了辨别嫌疑。嫌疑有了辨别，即使是内言出、外言入也可以。”

庐陵胡氏说：系缨有牢固束缚的意义。这里以及丧服都称女子子，重复说“子”字，是衍文。郑玄说重复说“子”字，是为了区别于男子。只说女子，已经区别于男子了，哪里需要再说“子”呢？

父子不同席，男女没有媒人就不相知，名字没有接受聘礼就不交往，不亲近的缘故。用日月来告知国君，用斋戒来告知鬼神，准备酒食来召集乡党僚友，以此来加深他们的区别。娶妻不娶同姓，所以买妾不知道她的姓氏，就占卜。寡妇的儿子，如果没有见到他的才能，就不和他做朋友。

郑氏说：父子不同席，是区别尊卑。男女有媒人往来，传达婚姻的话，才相知姓名。有礼才互相缠固，所以必须接受聘礼。《周礼》：凡是娶判妻入子的，媒氏书写下来告知国君，这就是用日月来告知国君。婚礼：凡是接受女子的礼仪，都在庙里设神席，来告知鬼神，这就是用斋戒来告知鬼神。准备酒食防备宾客，厚重谨慎。不娶同姓，是因为他们接近禽兽。妾卑贱，有时不是媵妾，从卑贱的人中娶，世系没有本源，所以占卜。寡妇的儿子，不和他做朋友是避嫌。有见是指有奇才，卓然众人所知。

孔氏说：“婚姻有六礼，第二是问名，才互相知道姓名。币是指聘礼的玄纁束帛。必须先有礼币，然后才可以交往。亲妇来，就书写娶妇的年、月、日、时，来告知国君。斋戒是指嫁女之家，接受六礼并在庙里布席，告知先祖。表明女子是先祖的遗体，不可以擅自许配给人。而娶妇之家，父亲命令儿子亲迎，并且自己斋洁，只是在自己的寝宫而不在庙里。夫家如果没有父母，那么三个月后庙见，也是告知鬼神。郑玄说妾卑贱，或者不是媵妾，诸侯娶一国之女，那么两国同姓以侄娣媵送，媵送。妾送嫡行，就明知姓氏。大夫士娶，也各有妾媵，有时不是这类媵妾，从卑贱的人中娶，不知道是什么姓氏的后代，只要占卜得到吉兆就娶。寡妇没有丈夫，如果她的儿子凡庸，和他来往，那么对寡妇就有嫌隙了。”

蓝田吕氏说：“父子不同席，这是承接上文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言。父子之间，即使是男子也不同席，何况女子子已嫁而回娘家的呢？所以借此来说。”

马氏说：“坐则异席，居不同宫，是彰显父子的地位。礼，是用来为民设防的。没有媒人不互相知道姓名，是为了避嫌。没有接受聘礼不交往

译不亲自参与，是用来表达敬意的。远离嫌疑并表达敬意，那么怎么还会有桑中私奔、溱洧淫乱那样的事呢？光明而尊贵没有比得上君主的，所以记载日期来昭示他；幽暗而威严没有比得上鬼神的，所以保持斋戒来禀告他；亲近而没有比得上同乡和同僚朋友的，所以准备饮食来邀请他们。这些都是用来完备礼仪并加深彼此区别的。

译金华邵氏说：上文说兄弟不同席而坐，是为了避嫌；这里说父子不同席，是为了严明名分。言语虽然相同，但用意却不同。夫妇的结合，在于谨慎开始；开始如果不谨慎，那么他们的结合就容易分离。有了媒人然后才互相知晓姓名，接受了聘礼然后才交往亲近，这样大概就能按照礼制来行事了。然而一定要向君主报告日期，以显示不违背时令；斋戒后告知鬼神，以显示不敢专断；召集乡里亲友，以显示共同庆贺。像这样之后，男女之间的区别才显得深厚。娶妻不娶同姓，买妾一定要占卜其姓氏，这都是为了重视宗法。人的同姓，起初都出自同一个宗族；后来谱系分别，支族分散，于是认为不是亲人。如果从宗族本源去推究，怎么知道他们不与我是姊妹，不与我是侄女或妹妹呢？这难道不损害教化吗？

严陵方氏说：“内言不出，女子在内部端正其位；外言不入，男子在外部端正其位。一家之内，礼尚且如此。那么一家之外，男女的名分，怎么能够互相知晓呢？”先王因此设立媒氏，因为媒氏能沟通内外，所以称为行媒。“行”字，是往来有所沟通的意思。如果不是这样而互相知晓姓名，就是轻亵了。不接受聘礼就不交往，不亲近，这是因为《周官》规定：“凡是嫁女娶妻，投入的聘礼要用纯色的帛，不超过五两。”在外部用来行礼，在内部用来表达情意。在外部行礼，是用来交往的；在内部表达情意，是用来亲近的。乡党是在私谊上同国的人，僚友是在公事上同官的人。准备酒食来召请他们，并且以此显示婚姻之道，符合公私两方面的议论。鲁昭公娶吴女，是失去了娶妻的礼制。晋侯有四位姬姓妾，是失去了买妾的礼制。陈司败、郑子产讥讽他们的原因就在这里。

广安游氏说：古代的君主，其道至简至要，所以各种执事的工作，小事听从其长官，而诸侯的士有不被大君任命的人，这就是说天下的事，君主本来有不参与知晓的。现在一国之中，普通百姓嫁娶的事，一定要报告君主，这是古人所特别谨慎的，而其意义与后世不同。《关雎》的教化，是后妃的根本，是君主所应当谨慎固守的。至于《召南》的诗，专门讲男女之事；《行露》的诗，则讲男女的贞洁；《野有死麕》的诗，则讲强暴者不得为非；而其之所以达到极治的原因，专门在于男女不相侵犯。读诗到这里，然后才知道三代盛世所以教化天下的原因，不只是道德教化的力量，也是其法制委曲详备，才达到这样的地步。古代的君主，那些看似极细微而君主一定要知晓的事，不止一种：人口的数量，君主知晓；狱讼的数量，君主知晓；穷困百姓的申诉，君主知晓；鳏寡孤独的供养，君主知晓；小民的奇邪之事，君主知晓；国子是否遵从教化，君主知晓。像这类事情，止于普通百姓的事，而君主一定要知晓的，都是应当特别谨慎的，而嫁娶之事，也是其中之一。古代的事有决断于人而不能决定的，就决断于鬼神。古人尊敬鬼神而相信卜筮，后世的人矫诬鬼神而卜筮不可信。卜筮不可信，起于人的矫诬，又起于不信者订立要盟。《传》说：“明神不洁净要盟，违背它也可以。”古代没有诬神而背盟的。背盟的说法，大概起源于此。“买妾不可以娶同姓，只有占卜吉利才娶。”这是人事所不能决断，而决断于鬼神的。况且古代的事决断于鬼神，而与后世不同的，也不止一种。《周礼》司盟的书，有狱讼的就让他们盟诅。古代探求民情非常详尽，然而有所不能尽的，就不求之于聪明智术之中，而归属于鬼神，大概就是这样。司盟的传文说：“让人盟诅，是用来减少狱讼的。”古代决断于鬼神，是为了保存天下畏忌之心，又有减少狱讼的好处。“买妾而占卜”，也是这一类。

永嘉戴氏说：“《春秋传》认为婚礼有四项，叫纳采、问名、纳征、请期。《礼记·昏义》又有纳吉一礼，在问名之后。大概男女未互相知晓姓名，通过媒人纳采，然后问名。既问名，然后女子才接受聘礼，所以叫纳征。既纳征，然后请期，然后亲迎，共牢合卺，才开始亲近。礼以纳币迎女为重，所以得以记载于《春秋》。没有媒妁之言、币帛之交，就终身以为妾。不仅这样，向上报告人君，向幽处报告鬼神，向明处质证乡党亲戚，上下幽明都听闻了，可以诬蔑吗？礼没有比有别更重的，无别就是禽兽。知晓的人多，那么区别就深厚了。不看周召的诗，无法知道周之所以治理的原因；不看《氓》与《桑中》的诗，无法知道卫之所以混乱的原因。所以婚姻是治乱的根本，能不谨慎吗？能不敬畏吗？”长乐刘氏说：“夏商以前或许娶同姓，周公辅佐武王得到天下，娶神农、黄帝、尧、舜、禹、汤的子孙分封土地，让他们成为公侯，而让姬姓子孙与他们通婚，想让先代圣王的子孙共同享受天下的禄位。于是立下不娶同姓的礼制。寡妇之子，没有奇才卓

译行为在乡里为人所知，就不和他结为朋友，这不仅仅是为了避嫌，也是为了激励孤儿的品德。智慧、权术、智谋、礼法，难道只是空有其名吗？

译长乐陈氏说：姓氏不是天子不可以赐予，而氏不是诸侯不可以任命。姓是用来维系百世正统的，氏是用来区别子孙旁支的。族只是氏的聚集罢了。然而氏也可以称为姓，所以《大传》说“用姓来维系”，又说“庶姓在上区分”，那么氏和姓是一样的。氏也可以称为族，所以羽父为无骇请求赐族，隐公命令他作为展氏，那么氏和族是一样的。大概区分姓就成为氏，有了氏就有族。族没有不同氏的，氏有不同族的。所以八元、八恺出自高辛氏，却称为十六族，这是氏有不同族的情况。商氏、条氏、徐氏之类，称为六族；陶氏、施氏之类，称为七族；宋国的华氏称为戴族，向氏称为桓族，这是族没有不同氏的情况。古代有的以国名为氏，如齐、鲁、秦、吴；以谥号为氏，如文、武、成、宣；以官职为氏，如司马、司徒；以爵位为氏，如王孙、公孙；以字为氏，如孟孙、叔孙；以居住地为氏，如东门、北郭；以志向为氏，如三乌、五鹿；以职业为氏，如巫、乙、匠、陶。而受姓命氏的情况，繁多而清晰。秦朝兴起毁灭学术，失去了周朝小史的职掌，于是世系昭穆，失去了根本宗族。等到汉朝司马迁删减《世本》修撰《史记》，依据周谱阐明世家，才知道姓氏的来源。到晋朝贾弼有《姓氏簿状》，贾希镜有《姓氏要状》；唐朝李守素有《肉谱》，柳冲有《姓系录》，而路敬、韦述等人传述不一。推究叙述昭穆，使不相混乱；婚姻因此而有区别，亲疏因此而有归属。那么姓氏之学，哪里可以忽视呢！《国语》说：“教导他们世系，为了彰显明德而废弃幽昏”，那么姓氏又可以用来向天下后世示以劝诫【礼书】

虙氏说：古代男女大多不辨别姓。大概古代有姓有氏有族，大致来说，鲁国是姬姓。桓公的族为仲孙氏、叔孙氏、季孙氏。仲孙的族为孟氏、南宫氏、子服氏。叔孙的族为叔仲氏。季孙的族为公父氏、公仪氏、公鉏氏。宋国是子姓。戴公的族为华氏、乐氏、皇氏。庄公的族为司城氏。桓公的族为鱼氏、荡氏、向氏、鳞氏。大概自从五宗之法实行以来，只有长子嫡孙的族世世代代不迁徙，如果支子庶孙继承高祖的旁系，五世没有服制，不相禀承，各自成为族氏，所以五世之后，氏在下区分，那么姓在上就混乱了，婚姻交往，或许知道有氏而不知道有姓了。因此商朝没有谱系，六世之后婚姻就相通了。从前司马迁作《史记》，认为唐尧、虞舜都是黄帝子孙，解说的人还讥讽司马迁的错误，认为尧把两个女儿嫁给舜，是以姑姑配侄子。从今看来，哪里足以作为司马迁的错误呢？大概自从商朝以前，礼制质朴，谱系不明，到了周人然后奠定世系、辨别昭穆，所以说：“用姓来维系而不区分，用食邑来连接而不殊异，即使百世婚姻也不相通，这是周道的做法。”因此《礼记》的话不可以依据当今时代来评论。虽然如此，现在的秦、梁、徐、葛、江、黄同出于嬴姓，现在的莒、郯、苏、顾、董、温同出于己姓，像这类情况不可一概列举。所以隋朝王通作《中说》，认为任、薛、王、刘、崔、卢的婚姻不符合古制，大概也是氏变为姓的缘故。但其源流已经久远，不可改正，学者不可以不知道。

江陵项氏说：古代姓与氏分为二，后世姓与氏合为一。姓是各房所共同拥有的，氏是一房所独有的。姓用来区别同异，氏用来确定亲疏，都不可缺少。比如妫姓的后代众多，凡是居住在妫汭的，不知道有多少族，都同姓。而在诸妫之中，有有虞氏，则是舜家所独称的。所以史书记载尧嫁女说：“降下两个女儿到妫汭，嫁给虞。”说妫是为了标明姓，明确从祁地嫁到妫地，所以端正婚姻之礼。说虞是为了区别氏，明确所归附的族，所以详述室家的辨别。古人在此很谨慎。后世直接把氏当作姓，一家百族同用一个氏，亲疏远近更没有分别，这就与古代使用姓不同了。所以史官记载，都说“姓某氏”，可见姓与氏自是一体，不能再区分了。从前圣人设立姓，专门用来辨别婚姻，字都从女，只有女子称姓，用来区别。那么有姓之初，就有婚姻不通的法度。《大传》说直到周朝才开始用姓来维系而百世不通，这是不对的。姓氏之法起于黄帝，所以天下所有的姓，都自认为以黄帝为祖先。其实人有姓，是从黄帝开始的。到汉朝，这种法度还有存在的，夏侯婴做滕令，子孙于是成为滕氏；又有与孙公主结婚的，于是成为孙氏；田千秋喜欢乘坐小车，子孙于是成为车氏。《史记》诸臣传称滕公、万石君、太仓公、魏其、武安，都不著姓，这就是古人以官为氏的意思，大概用这个来区别于同姓的诸侯。然而从此就忘记了本姓，这是史职不修撰的过错。古代太史氏掌管奠定世系，辨别昭穆，凡是立氏的必须告知太

译史氏。春秋末期，智果从太史氏中分出另立宗族，改姓为辅氏，这就是证据。后世史官的职掌既然已经废除，宗法制度又已消亡，却希望乡野百姓能够自行记录他们的世系，这太难了。这些情况的原因，都起源于封建世袭俸禄和井田制度的崩坏，诸侯、卿大夫的后代降身为平民，士人和庶人的家族离散而流徙到四方，所以宗法制度无法再建立，史官的职掌无法再记载，以至于完全废除并彻底消亡了。

译祝贺娶妻的人，说：“某子派我，听说您有宾客，派我来进献食物。”

郑玄说：“贺，是指不在宾客行列中，派人前往的人。羞，是进献的意思。说进献给宾客，古人把问候称为进献，其礼节大概是壶酒和束脩，或者犬。不直接称呼主人，因为婚礼不祝贺。”

孔颖达说：“是指亲朋友好有婚礼，自己有事阻碍不能亲自前往，而派遣人前往。婚礼有继承世代的次序，所以不祝贺。这里说贺，是听说他举行婚礼而送去筐篚，将要表示厚意，身体实际上不在场，算是祝贺，所以辞令中不称贺。说‘某子派我’，这是使者的辞令。‘某子贺’，是说出派某人的名字，自称名字。说那个人派我来。听说您娶妻，称您为子。不祝贺，所以说‘听说您有宾客’。派我来进献食物，某是使者的名字。派我来把酒食给您进献给宾客。”

蓝田吕氏说：《郊特牲》说：“婚礼不祝贺，这是人的次序。祝贺，是用物品赠送别人而有所庆贺。婚礼，是嘉礼。然而着代是为了先祖和后人的不得已，所以不用音乐，也就不祝贺。虽然说不祝贺，但是用酒食来召集乡党僚友，那么问候赠送不可废除。所以辞令说：‘听说您有宾客，派我来进献食物。’舍说：‘婚礼而说是有宾客，那么所进献的，是帮助共同准备的费用，以招待乡党僚友罢了，不是祝贺。’世上不懂礼的人，把所问候赠送的，还以庆贺命名。君子虽然不说贺而问候赠送，还是实行。所以作记录的人沿袭俗名的称呼说贺。”长乐陈氏说：“祝贺的人，是祝贺他有宾客，不是祝贺婚礼。派人进献食物罢了，不是亲自前往。”

庐陵胡氏说：“羞，是进献的意思，是说进献物品给娶妻的人。《春秋》传中‘可羞于王公’就是如此。郑玄说是进献给宾客，错了。”

贫穷的人不用货财作为礼物，年老的人不用体力作为礼物。

郑玄说：“礼，允许节俭而不非议没有。年龄五十岁开始用拐杖，八十岁拜受君命，一次坐下再起身。”

蓝田吕氏说：君子对于礼，不责备人不能做到的。不责备贫穷的人用货财作为礼物，是对的。不责备人不能实行的，年老的人不用体力作为礼物，是对的。礼，只是恭敬罢了。心意如果在恭敬，财力不足，不是礼的瑕疵。潢污行潦，可以进献给鬼神；瓠叶兔首，不因为微薄而废除礼。这是不用货财的。五十岁在家用拐杖，到一次坐下再起身，这是不用体力的。又有法律所不允许做的：有病而不能行动的，面临危难而不得已的，土地所没有的，君子也不责备。王子为他母亲请求数月的丧期，虽然增加一天，也胜过自己。季子、储子都用币帛交往。后来孟子见季子而不见储子，因为季子不能得到邹国，储子得到平陆的缘故。像季子、王子那样，是法律所不允许做的。丧礼，秃头的人不脱帽，驼背的人不袒露，跛脚的人不跳跃，这是有病而不能行动的。男女不亲手递接，嫂子溺水就用手拉她，君子端正衣冠，同室有争斗，就披发系冠去救她，这是面临危难而不得已。住在山里的人不用鱼鳖作为礼物，住在河边的人不用鹿猪作为礼物，这是土地所没有的。凡此都是礼的变化。行礼而知变，所谓非礼之礼。长乐陈氏说：礼，没有货财，不足以成为文饰；没有体力，不足以成为仪节。贫穷的人不足于货财，年老的人不足于体力，在他们不足的地方责备他们作为礼，就不恕了。古时候凶荒就减省礼，何况贫穷的人呢？聘射之礼，不是强有力的人不能实行，何况年老的人呢？

给儿子命名，不用国家名，不用日月名，不用隐疾名，不用山川名。

郑玄说：“这在常语之中，是为了以后难避讳。”《春秋传》说：“名终将避讳，隐疾是衣中之疾。”比如黑臀、黑肱。疾在外面的，虽然不得说，还可以指摘；这个则无时可避。

孔颖达说：这一节说明给儿子造名字的方法。不用国家名，是不用本国名，他国就可以为名。卫侯晋，晋侯周就是如此。不用日月名，是不用甲乙丙丁为名。殷家以为名，殷质不避讳，所以如此。然而查《春秋》传，鲁僖公名申，蔡庄公名甲午，是周末乱世，不能如礼，或者以为不用日月二字为名。不用隐疾名，是指不用身体上幽隐之处疾病为名。《春秋》晋成公名黑臀，又有楚公子黑肱，邾黑肱就是如此。桓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公问名于申繻，申繻回答说：“名有五：有信，有义，有象，有假，有类。以名生为信。”杜注说：“若唐叔虞，鲁公子友，以德命为义。若文王名昌，武王名发，以类命为象。若仲尼首象尼丘，取于物为假。若伯鱼生，人馈鱼，因名鲤，取于父为类。若鲁庄公与桓公同日生，名曰同。”查传文说：“不以官，不以畜牲，不以器币。”此记文略耳。传云：“以官则废职，以山川则废主，以畜牲则废祀，以器币则废礼。”晋以僖侯

译废除司徒一职，宋国因武公而废除司空，先君献公、武公废除了两座山。杜预注解说：“司徒改为中军，司空改为司城。”鲁献公名具，武公名敖。查考《国语》记载：范献子出使鲁国，询问具、敖两座山的名字，鲁国人用乡名来回答。献子说：“为什么不直接说具、敖呢？”鲁国人回答说：“这是先君献公、武公所避讳的名字。”这些都是不符合礼制的行为。

译蓝田吕氏说：古代人生下孩子三个月后，妻子带着孩子去见父亲，由父亲给孩子取名字。所谓名字，是用这个名称来识别这个人，只要能够区别开来就可以了。殷商以前，民风质朴，不避讳名字；到了周代，人们用避讳来侍奉神灵，名字最终是要避讳的。所以给孩子取名，一定要有所避忌，因为最终是要避讳的。国家名称如晋、宋之类，是天子所封赐的；日月名称如甲子之类，是天下通用的称呼；隐疾，是人们难以启齿的事情；山川，是国家的象征。名字必须是可以说出口的，难以启齿的事情不能传授给别人，所以不用隐疾来命名。名字最终是要避讳的，避讳就必然要更改。更改天子所封赐的名称，就是不尊敬上级，所以不用国家名称；更改天下通用的称呼，就是不合乎世俗，所以不用日月名称；更改国家的象征，就是不尊敬鬼神，所以不用山川名称。春秋时期，取名字和字的礼仪废弛，触犯这四种禁忌却没有人顾惜。长乐陈氏说：取名字的礼仪，世子和嫡长子由国君命名，庶子和众子由主管官员命名，大夫和士庶人的孩子都由父亲命名。取名字的礼仪虽然不同，但取名字的禁忌则是一样的。古人在命名事物时，还说名字必须可以说出口，何况是给孩子取名呢？两个字的名字尚且不能只避讳其中一个字，何况是重要的事物呢？魏国的王昶给孩子取名，都用“默”、“冲”、“虚”作为称呼，目的是让人看到名字就能想到含义。

李氏说：“鲁国的申繻说，不用国家名称，不用日月名称，不用山川名称，不用隐疾，不用器物钱币，不用官职，不用牺牲。大概是因为诸侯有百官，有祭祀，有器物钱币，有牺牲。庶人用这些来命名是可以的。”

王氏（子墨）说：取名，是父亲对儿子的责任。赋予名字，是为了表示教育。用国家名称，不是用来教育谦逊的；用日月名称，不是用来教育恭敬的；用隐疾，不是用来教育人增进德行的；用山川，不是用来教育人反求诸己的。命名一定要表示教育，这就是申繻所说的以德命名才是合乎道义的。虽然古人在给孩子取名时，有时有所沿袭，并不完全如此。但《曲礼》的意思，大概主要在于以德命名。更何况用避讳来侍奉神灵，是周代的道义。名字最终是要避讳的，能不选择可以避讳的名称来命名吗？孩子出生三个月父亲给他取名，既是为了教育他终身，又考虑到他的子孙难以避讳，这不是太早做打算了吗？并不是太早做打算。君子用来示范给子孙的，无非是出于长远的考虑。在命名时考虑到长远，像这样就会没有不考虑到长远的了。因为鬼神而避讳，多的话是百年之后，少的也有几十年之后。而避讳的难易，基础在于一天命名之初。所以君子对于子孙，无非是在开始时谨慎对待。在命名时谨慎开始，像这样就会没有不谨慎开始的。这是《曲礼》的意思。

男女各自有长幼次序，男子二十岁行冠礼并取字，在父亲面前儿子称名，在国君面前臣子称名，女子许配人家，行笄礼并取字。

郑氏说：男女各自有伯、季的次序。行冠礼就是成人了，要尊敬他的名字。在父亲面前、国君面前，面对至尊者无论大小都互相称名。女子以许嫁为成人。孔氏说：这一节阐明男女冠笄取名字的方法。查考冠礼加字的时候，伯某甫、仲、叔、季，只取其所当得的。又《檀弓》说：“幼年取名，成年取字。”五十岁用伯仲，知道女子也各自有叔、季的，《春秋》隐公二年“伯姬归于纪”，七年“叔姬归于纪”，就是这样。成公十六年鄢陵之战，晋侯陷入泥沼，栾书想载晋侯，鍼说：“书退下。”鍼是书的儿子，对晋侯却称“书”，这是在国君面前臣子称其父名。

贾氏说：名是受之于父母，代表质朴；字是受之于宾客，代表文饰。所以在国君父亲面前称名，至于对其他人称字，这是尊敬其名【仪礼疏】。长乐陈氏说：家里没有两个长辈，所以父亲面前没有伯仲的称呼；国家没有两个君主，所以国君面前没有爵位的称呼。《礼记》说：士在国君面前说话，大夫去世了，就称谥号；如果称字，那么大夫对大夫去世了而称名，就可以知道了。士对去世的人称谥号或字，那么对活着的人称名，也可以知道了。大夫去世了是可以避讳的，而大夫仍然称名；大夫对士来说是尊贵的，而士对活着的人仍然称名，那么在国君面前就没有不称名的情况。

王氏（子墨）说：长者有伯仲叔季的次序。男子伯仲叔季的次序，通行于四方；女子的长幼，则不出闺门而已。她们各自有长幼次序，是适宜的。冠礼，是成人的服饰。从孩童到成人，能不尊敬他的名字吗？于是给他取字，也是适宜的。既然成人，那么别人就用字来称呼我了。那么别人的名字，不是我应当称呼的。何况还有长幼的次序、贵贱的区别，可以称名吗？而有时称名的情况，是在国君父亲面前，尊贵有所伸张，那么私情有所屈从。一家的尊贵，没有超过父亲的。在父亲面前，无论长幼都称名，不敢对长辈表示私人的尊敬。天下的尊贵，没有超过国君的。在国君面前，无论贵贱都称名，不敢对尊贵者表示私人的尊敬。女子的笄礼，如同男子的冠礼。闺门之内，也应当尊敬其名。不说许嫁的年龄，是因为不能预定。圣人制定礼仪，没有不谨慎细微之处的。男女分别居住，有堂室的区分；衣服有椸枷的不同，用来区分内外，也到了极致。而一定要区分长幼，以表明没有什么不应当区别对待的。圣人

译这种顾虑，大概是很精微的。冠礼中举行醮礼并三次加冠，还担心年轻人幼稚的心志没有完全抛弃。在名与字之间，似乎不容许立刻用所尊敬的字来称呼他。而一定要尊敬他的名，是因为少长之礼，在这里区分开来。用字来区别少长，圣人的考虑，大概是很精微的。晨昏定省的礼节，实行于家庭；朝见觐见的礼节，实行于国家。登阶降阶、拜伏俯仰、快步前进、应答应对的节度，极其严整。在父子家庭的日常中，君臣闲暇的时候，如果不称呼兄弟同僚的名，似乎也没有妨害。而圣人的心意，认为在君父面前不称呼兄弟同僚的名，那么对于臣子之敬就有所不足了。圣人的考虑，大概是很精微的。男女虽然不同，但伯仲的次序可以相同的，一定是我同父所生的兄弟。对于我同父所生的兄弟尚且不与他共用“长”这个称呼，那么男女的区别难道可以不极其严整吗？行冠礼后见到字，是用来要求成人的礼节完备。别人将要尊敬我了，我难道可以不思考自我尊敬的方法吗？难道可以不担心不足以获得别人的尊敬吗？侍奉父亲、侍奉君主，说话涉及到他人时，尚且一定要谨慎地称呼其名，而害怕说话有误。那么兢兢业业、战战兢兢的念头，难道可以不加强吗？兴起敬意、兴起孝心的诚意，难道可以不达到吗？既然这样，那么圣人谨慎于细微之处，是为了深深地爱护天下后世的人。蓝田吕氏说：侍奉父亲的人，家中没有两个至尊，即使是母亲也不敢与之抗衡，所以无论长幼都称呼其名，不敢对长辈致以私人的敬意。侍奉君主的人，国家没有两个至尊，即使是父亲也不敢与之抗衡。所以无论贵贱尊卑，都称呼其名，不敢对所尊贵的人致以私人的敬意。

译严陵方氏说：“表字是根据名字而产生的，本来就是为了表示对名字的尊敬。《礼经》说在宗庙中不避讳，这与在父亲面前儿子自称名字的道理相同。又说国君没有私人的避讳，这与在国君面前臣子自称名字的道理相同。”

庐陵胡氏说：“在父亲面前儿子自称名字，在国君面前臣子自称名字。”《左传》宣公十五年，申犀对楚王说：“母亲畏惧知道我会死，但不敢废弃国君的命令。”襄公二十一年，栾盈对王室的使者说：“陪臣书写，都是在国君面前称其父亲的名字。在其他国家的国君面前也是如此。”成公三年，荀防对楚王说：“用来赏赐给国君的外臣首。”马氏说：“女子许配了人家，就十五岁行笄礼；没有许配，就二十岁行笄礼。行笄礼时取表字，就像男子行冠礼一样。”

大凡进食的礼仪，带骨的肉放在左边，切好的肉放在右边；饭食放在人的左边，羹汤放在人的右边；切细的肉和烤肉放在外侧，醋和酱放在内侧；葱和腌菜放在最末端，酒和浆水放在右边。如果放置干肉和干肉条，弯曲的部分放在左边，末端放在右边。

郑氏说：左右摆放都是为了进食方便。殽，是带骨头的肉；胾，是切好的肉；食，属于饭类。放在人的左右，是因为它们离人近。外和内，是指殽和胾的外侧和内侧。靠近醋酱的，是饭食的主要佐料葱和腌菜。放在醋酱的左边，说“末”是指特别加上的菜肴。殽放在俎上，胾、脍、炙、葱、腌菜都放在豆上。酒和浆水放在羹的右边，这里说的是如果有酒或浆水的情况。如果两者都有，那么左边放酒，右边放浆水。这是大夫、士与宾客宴饮进食的礼仪。如果是正式的食礼，应当参照《公食大夫礼》所说：左边放弯曲部分，右边放末端，也是为了进食方便。弯曲的中部叫做朐。

孔氏说：从这一节到“龁之”，混杂地说明了饮食的方法。现在从这一节到“虚口”，说明卿大夫士与宾客宴饮进食的礼仪。熟肉带骨切成块叫殽，纯肉切块叫胾。骨头属阳，所以放在左边；肉属阴，所以放在右边。饭干燥属阳，所以放在左边；羹湿润属阴，所以放在右边。这些食物的摆设，羹和饭离人最近。羹和饭的外面，才有殽和胾，所以知道脍、炙、醋、酱在殽和胾的外侧和内侧。醯字徐邈写作醢，那么醢和酱是两种不同的东西。依照昏礼和《公食大夫礼》，酱在右边，醢在左边。醋酱放在内侧，也应当是酱在右，醋在左。查考《公食大夫礼》，宰夫从东房递出醋酱，国君摆设它。郑玄注说：用醋调和酱。又《周礼》中醯人供给调和腌菜和醋的物品，那么醋和酱是同一类物品。现在如果经文写作“醯”字，那么就是同一类物品。醢和醯，意义都相通，不知道哪个正确。但郑玄注葱和腌菜时说放在醋酱的左边，那么醋酱作为同一类物品更说得通。地道尊崇右边，葱和腌菜既然放在末端，那么末端在左边。上文紧接着醋酱之后，所以知道在醋酱的左边。《仪礼》正式的食物只有腌菜和肉酱，没有葱和腌菜，所以郑玄知道葱和腌菜是特别加上的。郑玄知道殽在俎上，是因为《春秋》宣公十六年王宴享士人，殽蒸下面说宴会有折俎。又昏礼以及特牲、少牢礼都是带骨头的肉在俎上，所以知道殽在俎上。又《公食大夫礼》，庶羞十六豆有牛胾、羊胾、牛炙、羊炙、芥酱、鱼脍，所以知道胾、脍、炙都在豆上。葱和腌菜也属于腌菜类，所以知道在豆上。地位低的宾客或者只有酒或者只有浆水，如果尊贵的宾客则既有酒又有浆水。查考《公食大夫礼》说：把酒设在豆的东边，是酒在左边。又说宾客吃三饭后，把浆水设在稻簋的西边，这就是左酒右浆。放置干肉和干肉条，是吃完饭后所需要的。脯解释为始，开始制作就成功了。脩也是脯，脩解释为治，加工后才成功。郑玄注腊人说：薄切叫脯，捶打并涂上姜桂叫腵脩。现在明确放置干肉和干肉条给宾客的方法，所以说把干肉和干肉条放置时，弯曲部分放左边，把中间弯曲的部分放在左边。末端放右边，把末端边缘放在右边。右手拿末端祭祀掰开吃比较方便，干肉和干肉条则放在酒的左边。

蓝田吕氏说：“根据这一章所陈述的，食物和辞让谦逊的礼节，虽然与《公食大夫礼》稍有不同，但大体没有很大差异，恐怕这就是大夫士与宾客礼食的程序。《公食大夫礼》，三牲的俎在左边，庶羞的豆在右边，俎里的都是带骨头的肉，羞豆里有切好的肉，这就是左殽右胾了。《公食大夫礼》，庶羞的豆里有脍有炙，设在稻簋的南边，簋的西边就是外侧了。国君把醋酱设在席前，就是内侧了，这是相同的地方。《公食大夫礼》，把黍稷六簋设在俎的西边，把铏四设在豆的西边，俎豆在南边那么铏簋同列了。簋里装的是饭，铏里装的是羹，没有左右的区别。《公食大夫礼》，饮酒装在觯里，设在豆的东边，浆水设在稻簋的西边，稻簋东边就是左，稻簋西边就是右，是左酒右浆，不都在右边，又没有葱、腌菜、干肉、干肉条这些品种，这是不同的地方。乡饮酒的礼仪，以饮酒为主，所以先斟酒进行献酢；食礼以吃饭为主，所以吃完饭后设酒漱口，不进行献酢。左右内外的摆设，都为了方便进食，借此寄托阴阳的意义。《左氏传》说：‘粢食不凿’，《玉藻》说：‘稷食菜羹，都是饭；醋酱是饭的主要佐料。’《公食大夫礼》，宾客将要吃饭，宰夫从东房递出醋酱，国君摆设它，吃完饭后宾客取粱米和酱，起身走下台阶，重视饭的主要佐料。脍炙是庶羞，庶羞不是正食，只是加菜而已，主要的在内侧，加菜在外侧，这就是区分内外的原因。葱和腌菜也是加菜，与脍炙同类，所以放在末端，末端和外侧都属阳。酒浆与羹同类，所以放在右边，右边属阴。如果既有酒又有浆，那么左酒右浆，酒属阳，浆属阴。干肉和干肉条都有弯曲的部分。”

译严陵方氏说：“饮食以六种谷物为主，谷物是大地所产，用来生发阳德，所以放在左边；羹汤以六种牲畜为主，牲畜是上天所生，用来生发阴德，所以放在右边。”

译马氏说：“晏子说：先王调和五味，是为了使人心平和。那么君子对于饮食，难道仅仅是为了满足口腹的欲望吗？醋、酱、葱、姜之类，是用来调和五味之不足，养气而平心的。孔子不撤去姜，吃饭如果没有合适的酱，就不吃，也是这个意思。”

《礼记集说》卷五

<经部,礼类,礼记之属,礼记集说》>

钦定四库全书

《礼记集说》卷六 宋 卫湜 撰

如果客人的身份比主人低一等，客人拿着饭起身辞谢。主人起身向客人辞谢，然后客人才坐下。主人引导客人进行祭食，祭食时，按照先进食菜肴的顺序，普遍进行祭祀。吃三口饭，主人引导客人吃肉块，然后才遍尝各种菜肴。主人没有遍尝完毕，客人不漱口。

郑氏说：“辞谢，是辞谢主人亲自侍奉自己进食，好像要在堂下进食一样，这是引导的话。祭，是祭祀祖先。君子做事不忘本。如果客人身份比主人低，就先祭祀主人所先进的菜肴，先祭祀之后进的，后祭祀之，按照次序。遍祭菜肴，是指肉块、烤肉、肉丝等，因为它们原本出自牲体。《公食大夫礼》中，鱼、干肉、肉汁、酱是不祭祀的。引导客人先吃肉块，后吃菜肴，是因为菜肴尊贵。凡是吃菜肴，吃到肩膀部位就遍尝完毕，吃了肩膀就饱了，客人不漱口是等待主人。漱口是指用酒漱口。客人如果与主人身份相当，其漱口不等待主人吃饱，主人也不先吃饱。孔氏说：降，是低一等，指大夫作为卿的客人，其品级卑下。执，是拿着。食，是饭。兴，是起身。客人既然卑下，所以在未进食前先拿着饭起身，以辞谢主人。饭是食物之主，所以特别拿着它。客人既然起身辞谢，所以主人也起身辞谢制止他，那么客人听从辞谢而停止，才又坐下进食。引导客人祭食，是君子得到食物后，各种取出少许，放在豆之间的地上，以报答先代造食之人。身份相当的客人可以自行祭祀，不需要主人引导。凡是祭食的方法，随着主人所设的前后次序，各种依次祭祀，序是次序。次序遍，是匝祭之。三饭，是说吃三口饭。礼制规定吃三口饭而告饱，须劝食才再吃。三口饭吃完，主人才引导客人吃肉块。按《公食大夫礼》，三口饭只吃酱及其他菜肴而未吃肉块，大概是因为肉块是加菜，在三口饭前未吃。然而《公食礼》三口饭吃完不说引导客人吃肉块，与此不同。吃肉块完后才开始遍尝菜肴，辩是遍。主人引导客人令其吃到饱，所以吃菜肴得以遍尝。《特牲馈食礼》《少牢馈食礼》说：初吃菜肴，次吃脊骨，次吃肋骨，后吃肩膀，所以郑氏说遍尝于肩膀就饱了。漱口是指吃完后饮酒荡口，使清洁及安食。用水叫漱，令口以洁清为义；用酒叫酳，酳训演，言食毕以酒演养其气。客人虽然吃菜肴已遍，不得辄自漱口，大概主人常让客不自先饱，所以客人等待他。按《公食礼》虽然设酒优待宾客，不得用酒漱口，只用水漱口，这是私客，所以用酒以漱口。”

蓝田吕氏说：“降等，指大夫对于卿、士对于大夫。只拿着饭起身辞谢而不下堂。大夫对于君，其辞谢必下堂。君辞谢而后升。《公食大夫礼》，宾客左手抱着簠和粱，右手拿着肉汁以下堂。公辞谢宾客，坐奠于阶西，对坐取之，升反奠于其所，是也。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所以敬乎神明者，未尝斯须忘也。神无方不在，则未尝有所间也。故饮食必祭，所以祭者，莫适祭也，祭其神也。莫适祭，则吾之敬心无时而不存也。引导客人祭食，是客人卑于主人，客人不敢先，必引导之而后祭也。孔子说：吾食于少施氏而饱，吾祭作而辞曰：防食不足以祭是也。主人所先进的则先祭，之后进的则后祭之，亦所以敬主人也。菜肴，指骨体，如《特牲》《少牢》，尸饭举干、举骼、举肩，皆振祭，是谓遍祭。既食肉块，则遍食之，所谓遍尝菜肴也。遍食如尸哜之是也。先儒以此菜肴为脍炙，脍炙礼谓之庶羞，非菜肴也。所谓遍祭者，谓遍举骨体而祭也。肉块是加豆。客人既三口饭，主人引导客人吃加菜，所以尽其勤也。主人未遍，客人不漱口，亦谓降等之客，必俟主人遍食菜肴肉块，乃敢卒食而漱口，盖有所待也。”

临川王氏说：“主人引导客人，祭先，王制礼，无非敎也。无终食之间违仁者，其祭之谓乎？”

长乐陈氏说：“古者于爨则祭先，炊于乐则祭乐祖，将射则祭侯，用火则祭司爟，用〇则祭先卜，养老则祭先老，于马则祭马祖、马社，于田则祭先啬、司啬，于学则祭先圣、先师。凡此不忘本也，又况饮食之间哉？”马氏说：“饮食唯鱼、腊、酱、湆不祭，以其非物之盛。则余菜肴莫不遍祭也。饮礼三爵而退，食礼三饭而止，者不尽人之欢，非专为饮食之义也。故三饭，主人引导客人食肉块，然后遍尝菜肴。盖主人之加礼，则义不可辞也。”

庐陵胡氏说：“祭食，祭所先进食饭也。黍稷稻粱之属，所先进者则祭，之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