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集説卷一百三十九

译氏说：“进取，是人们所希望的，却难以实现；退隐，是人们所不希望的，却容易做到。这是因为人们趋近利益时缓慢，而远离利益时迅速。这表明人的志向在于道义，而不在于私利。像这样，尊贵与卑贱各安其位，贤良与不肖各循其情。所以职位有次序。因此君子在交往之际，进见必定三次作揖，退辞只需一次言辞，这都是为了远离祸乱。君臣以道义结合，但并非没有相爱的仁德。以道义结合，如果三次劝谏不被采纳就离去；因为有相爱的仁德，所以即使离去也未必离开国境。国君给玉环，就返回；给玉玦，就离去。就像孟子离开齐国，住了三天后才走出昼地，就是这样的道理。然而这只是刚离开时的礼节如此。如果多次违背道义还不离开国境，那就是他的志向在于利禄，以此强行要挟君主了。外在事物有命运，自身有义理。富贵贫贱、生杀予夺，这些是外在事物，不能让它们导致祸乱。这取决于自身。外在事物有命运，所以可以尊贵也可以卑贱，可以生存也可以被杀；自身有义理，所以不能让它导致祸乱。”

译山阴陆氏说：“容易进用而难以退隐，那么动乱的阶梯就从这里开始了。”严陵方氏说：“进用不难，就会苟且迎合以贪图官位；而地位在自己之上的人，或许会被超越。退隐不易，就会因害怕失去而固守官位；而地位在自己之下的人，或许会受到阻碍。像这样，那么官位就没有秩序了。有秩序就治理得好，没有秩序就动乱。君子在宾客与主人相见的时候，作揖一定要三次然后才前进，推辞一次就随即退下，那么难以进用的意义，大概就可以看出来了。何况在侍奉君主这件事上呢？推究这种心意，那么确实足以远离动乱了。三次违背心意却不出来，内心实际上贪图利益，而外表却强行违背，这不是迎合君主又是什么？飞翔然后才停落，是为了慎重开始；不随便离去，是为了敬重结尾。”

石林叶氏说：“迎接他并致以敬意，因为有礼，所以难以进用；礼貌衰微，就离开他。所以容易退隐，进用依据礼，退隐依据义，不失去先后次序，所以官位有秩序。与此相反，就是取悦君主的人。以容貌取悦君主，就一定会导致动乱。古人在宾客与主人之间尚且担忧这一点，何况在君臣之间呢？劝谏君主有达到三次的，但离开君主没有达到三次还不出来的。孟子离开齐国，住了三晚然后才走出昼邑，是因为他处于宾客的地位。”

孔子说：“侍奉君主，在军队中不躲避危难，在朝廷中不推辞卑贱，占据那个职位却不履行那件事，就会动乱。所以君主使用他的臣子，如果符合臣子的志向，就慎重考虑然后顺从；如果不符，就仔细考虑然后顺从。事情做完就退下，这是臣子的厚道。《易经》说：‘不侍奉王侯，高尚他的事业。’郑氏说：‘履’就是‘行’的意思。君主使用他的臣子，是指派遣他进行聘问、服役之类的事情。慎重考虑然后顺从，这是符合自己的志向，希望它一定成功。‘否’，是指不符合自己的志向。仔细考虑然后顺从，又计算自己的利害关系。事情做完就退下，不符合自己志向的，事情成功就离开。‘不侍奉王侯’，是说臣子退休离开，不再侍奉君主。君主仍然尊重他过去所做的事，是说尊重他成功的事业。孔氏说：‘在军队中，不躲避危亡的灾难；在朝廷中，不推辞卑贱的所得。‘得志’，是指君主派遣符合自己的才能。‘终事’，是指事情完毕。既然本来不符合自己的才能，事情结束就推辞退下。得志和不得志，都顺从而不违背，这是臣子行为的笃厚。引用《易经·蛊卦》上九爻辞，来证明事情做完就退下，是臣子的厚道。’”

蓝田吕氏说：“这一章重复叙述侍奉君主可贵、可贱、可富、可贫、可生、可杀的意义。大概侍奉君主的人，不任职就算了，任职就不推辞卑贱。《诗经》说：‘高大的人啊，在公庭上跳万舞。’侍奉君主的人，不接受命令就算了，接受了就不推辞患难。《诗经》说：‘没有家室，是因为玁狁的缘故。’占据职位却不履行事务，就像造弓的人以造弓为耻，造箭的人以造箭为耻，名义上不可说，说了不可行。他侍奉君主的原则，在名实上混乱了。这一篇说动乱的有三种：容易进用而难以退隐，这是动乱，是在贤与不贤上混乱了。不可以使成为动乱的，是在理义上混乱了。占据职位却不履行事务，这是动乱，是在名实上混乱了。动乱就像丝线没有整理，没有头绪来纠正它。孔子说：‘人如果不仁，厌恶他太过分，就是动乱。’又说：‘喜欢勇敢而厌恶贫穷，就是动乱。’仁者爱人，然而厌恶不仁的人，是因为不仁损害了我的爱。如果能够远离他，使他不能损害我的爱就可以了。至于厌恶太过分，就反而失去了我的爱，这是在行仁上混乱了。所看重勇敢的人，见到义就去做而已。不把它用在义上而用在厌恶贫穷上，那么利欲就没有满足的时候，这是在勇敢上混乱了。这些都是没有整理而没有头绪的。君主使用他的臣子，臣子接受命令，符合志向的就符合所派遣的，是臣子平素的志向；不符合的就不符合平素的志向。臣子接受君主的命令，虽然有所符合，不敢因为得志而自满，所以慎重考虑然后顺从，这是面临事情而恐惧，喜欢谋划而成功的人。有所不符合，又不是应该推辞的，也不敢因为不得志而不做事，所以仔细考虑然后顺从，总之不辱没君主的命令，尽到道义而没有后悔。已经任职却不做事，做事就不恭敬；不得志却不离开，那么心怀不满与不恭敬，都是君子所不做的。所以不得志的人，虽然仔细考虑而从事，事情结束就退休离开，这是为了自我保全而不连累上级，所以说这是臣子的厚道。《蛊卦》上九的爻辞说：‘不侍奉王侯，高尚他的事业。’《蛊卦》是有事的时候，从九五以下都以整治弊病，能不能是得失。到了上九是事情的终结，而且没有职位，好像任职而已，所以说‘不侍奉王侯’。只有不侍奉王侯，才可以高尚他的事业，不被别人役使。如果委身任职，反而想要高尚他的事业而不做事，那么旷废官职、空享俸禄，无处逃避罪责了。所以这一章取它作为证据。”

山阴陆氏说：“不推辞卑贱，就像说不推让劳苦一样。这是侍奉君主的人的事情。所以说：子思是臣子，地位卑微。让子思在卫国做曾子那样的事，就是动乱。动乱也是动乱的阶梯。事情做完就退下，这是厚道，不是正道。如果是正道，有离开罢了。”

严陵方氏说：“慎重考虑就顺从事情而没有轻视，仔细考虑就顺从事情而有所习惯。事情做完就退下，是因为不居功的缘故。”

马氏说：“尊贵和生存，是人所想要的。君主派遣他的臣子到所想要的地方，就一定会慎重考虑然后顺从。卑贱和死亡，是人所厌恶的。君主派遣他的臣子到不

译想要到达的地方，也一定要仔细考虑后再跟随前往。

译延平周氏说：“使我拥有这些的，是天；使我拥有这些的，是君。如果让我得志，那么谨慎思虑而顺从的，是谨慎思虑践行道义的方法；如果让我不得志，那么也是深思熟虑而顺从的，是深思熟虑坚守道义的方法。功成身退，是天道的规律。所以说：‘事情完成就退隐，是臣子深厚的德行。’”

石林叶氏说：“身处军旅之位，就凭借勇武，所以不躲避危难；身处朝廷之位，就凭借仁德，所以不推辞卑贱。处在自己的位置上却躲避危难、推辞卑贱，那么事情就无法治理，哪里还谈得上仁德呢？勇于侍奉君主，有得志与否的情况，这是命运。思虑之后才顺从，这是道义。得志时深思熟虑，是为了敬畏命运，所以得到宠爱时像受惊一样；不得志时深思熟虑，是为了合乎道义，所以遭受屈辱时像受惊一样。”

孔子说：“只有天子接受天命，士人接受君命。所以君主的命令顺应天道，臣子就有顺从的命令；君主的命令违背天道，臣子就有违抗的命令。《诗经》说：‘喜鹊飞得高高，鹌鹑飞得低低。人没有善德，我却把他当作君主。’”

郑氏说：“‘唯’应当解释为‘虽’，意思是说都有接受命令的情况，不敢专断。臣子接受顺从天道的命令就执行顺从天道的行为，接受违背天道的命令就执行违背天道的行为。如果按照从君主那里接受的命令去做，那么为君主服务就不会改变原则了。”姜姜、贲贲，是争斗凶恶的样子；良，是善。

孔氏说：“这说明臣子侍奉君主，不敢专断擅行。君主发布命令，不能不谨慎。所引用的《诗经》出自《鄘风》中的《鹑之贲贲》，是讽刺宣姜的诗。”

横渠张氏说：“来自上天的命令，不可不顺从。如果是国君则不然，君主能顺从天道，臣子也就顺从天道；君主的命令违背天道，臣子也就违抗君主的命令。”

蓝田吕氏说：“这一章着重阐述侍奉君主不可使其作乱的道理。天道没有私心，无非是理义。君主之所以代替上天治理天下，就是推行上天的理义来治理这些人罢了。所以说：‘上天有法定的秩序，上天有规定的礼仪，上天赋予德行，上天讨伐罪人’，没有不是上天的意志。臣子接受君主的命令，命令符合理义就是顺从天命，不符合就是违背天命。君主的命令出于理义，作为臣子即使不命令也会顺从；君主的命令不出于理义，作为臣子即使命令也不会顺从。这就是有逆命、顺命区别的原因，然后才知道不可使其作乱。‘人之无良，我以为君’，这首诗讽刺卫国君主没有德行，国人以他为君主感到羞耻。大概是说君主违背天命，那么臣子也就违抗君主的命令。”严陵方氏说：“天子是上天所爱之子，所以只有天子接受天命。士人以侍奉他人为职责，所以接受君命。由士人以上的官员都接受君命，这里只提士人，是因为低于士人的有府史胥徒之类，都是他们的长官自行征辟除授的，地位卑微不能上达，所以不能直接接受君命。那么接受君命的，地位最低只到士人罢了。”

清江刘氏说：“注释者说：‘唯应当当作虽’，这是不对的。这是说天子的命运在于天，士人的命运在于君。不是天命就不能成为天子，不是君命就不能成为士人。都有制约他们的东西。”

山隂陆氏说：“‘唯’按本字读，天子接受天命，就像士人接受君命一样，这就是所谓的‘士人死于法度’。我认为大夫以上，只有不接受君命，所以才有这样的逆顺情况。”

马氏说：“上天命令君主，难道是絮絮叨叨地命令吗？让他居于天位，享用天禄，治理天职，牧养天民。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命令，所以遵循正道而顺从天意，就叫做顺命；不遵循正道而违背天意，就叫做逆命。虽然如此，上级是下级的表率，而臣子的逆顺，也看君主的行为罢了。石林叶氏说：君主和上天都是发布命令的。君主对上天的命令顺从，那么臣子对君主的命令也就顺从；君主对上天的命令违背，那么臣子对君主的命令也就违背。大概有治世的君主，就有贤能的臣子；有乱世的君主，就有奸佞的臣子。这是以自身取人的道理。因为逆顺是由人造成的，所以说君臣而不说天。君主没有比天子更尊贵的，臣子没有比士人更卑微的，所以说天子而止于士人。”

庐陵胡氏说：“臣子有顺从的命令，有言语顺从你的心意，一定要寻求不合道义的地方；臣子有违抗的命令，有言语违背你的心意，一定要寻求合乎道义的地方。”先前的儒者认为“逆命是执行违背天道的行为”，这是不对的。

孔子说：“君子不凭言辞来完全评价一个人。所以天下有道，行为就有枝叶（充实）；天下无道，言辞就有枝叶（虚浮）。因此君子在丧家旁边，如果不能资助，就不询问他花费多少；在病人旁边，如果不能馈赠，就不询问他想要什么；有客人不能提供住宿，就不询问他住在哪里。所以君子的交往像水一样清淡，小人的交往像甜酒一样甘美。君子清淡而成就，小人甘美而败坏。《小雅》说：‘盗贼的话非常甘甜，混乱因此被引进。’”

郑氏说：“不询问他花费多少，以下都是避免只有言辞而没有实际行动。水相合只是融合罢了。酒醴相合就会败坏，淡没有酸味，醋味道少。接，或者写作交；盗贼也。孔，很。餤，进献。”

孔氏说：“这说明君子的行为，不可虚用言辞，不凭言辞来完全评价一个人，是说不能因为言辞美好就认为行为也尽善尽美。有道之世，所做的事情美好，像树干之外更有枝叶；无道之世，人不诚实，只是言辞虚美。所引用的诗，是《巧言》，讽刺幽王的诗，证明小人甘美而败坏。”

横渠张氏说：“有道，是有实质，有实质那么行为就有文采；无实质，那么言辞就有文采。”

译行为有文采，那么没有不是真实可信的；言语崇尚浮华，那么只是用虚夸的辞藻互相吹捧罢了，没有实际内容。所以君子询问别人的冷暖就给他衣服，称赞别人的美德就给他爵位。现在言语没有实际内容，那些寻求利益和表示亲近依赖的话，都只是为了互相奉承罢了。所以孔子想要不说话，只是想要务求实际。君子先实行他的话，然后才说出来。至于近世那些谈论功绩和实际的人，也只是徒具文辞罢了，也不以实际来追求。有道则行为得以伸张，无道则辞令得以伸张。辞令得以伸张，是天下辞令得以伸张；有道无道，也是天下有道无道。辞令得以伸张，是因为天下无道，无法考察其实际，所以浮夸的辞令得以伸张，大概是因为没有人能够彻底辨明它。君子不凭借辞令来穷尽对人的了解。选取。蓝田吕氏说：君子不凭借辞令来穷尽对人的了解，是不敢轻易相信别人。不靠口头称赞别人，不靠脸色亲近别人，不施口头恩惠，所以对自己重视信用。孔子说：现在我对人，听他的言语并观察他的行为。又说：君子不靠口头称赞别人。又说：有言语的人不一定有德行，这都是不凭借辞令来穷尽对人的了解的意思。枝叶，是树干的花纹。天下有道，那么人们把文采体现在行为上，礼仪三百，威仪三千，都是行为的花纹。所以说：行为有枝叶。天下无道，那么人们把文采体现在辞令上。《诗经》说：巧言如簧，脸皮太厚了，这是辞令的花纹。既然说辞令有枝叶，那么就有言语而没有实际。询问丧事中的花费却不能资助，询问病人想要什么却不能馈赠，询问客人的住处却不能提供馆舍，那么他的言语就不出于诚心，君子以此为耻。所以与其不能施惠却去询问，不如不去询问更好。君子与人交往，靠信用而不靠随意取悦别人。所以像水一样淡而可以长久。在这三件事上不能施惠，就不去询问，这是交往之所以完整而没有后患的原因，所以说：淡而能成。小人跟人交往，随意取悦而不靠信用，所以像甜酒一样甘甜而不可以长久。在这三件事上能询问却不能施惠，图取片刻的取悦而不顾后果，这是交往之所以难以保全的原因，所以说：甘而致败。所以凡是言语甘甜而不出于诚心的，一定会用来窃取别人的信任。传文说：礼物厚重而言语甘甜，是在诱惑我。甘甜的话听进去就遭受窃取，所以说：盗言孔甘，乱是用餤。延平周氏说：孔子说：我不尝试所以技艺多；而孟子说：我在辞令方面就不擅长。大概君子的道，重视根本而轻视末节。辞令，是道的末节。难道道的末节能穷尽人的贤良与否吗？

译严陵方氏说：“天下政治清明，君子的道义就体现在实际行动中，因此行为有所依托而显得丰满；天下政治黑暗，君子的道义只能寄托于空泛的言论，因此言辞显得繁复。那么，之所以会有这些言论，难道是不得已的吗？君子应当不会因此就完全否定一个人。”庄子说：“君子之间的交往，清淡如水；小人之间的交往，甘甜如甜酒。君子因清淡而亲近，小人因甘甜而断绝。”大概是因为小人交往起初亲密，败坏后便断绝，庄子的说法正是针对这一点。既然这样，庄子说的是“交”，这里说的是“接”，为什么呢？“交”说的是内在的情意，“接”说的是外在的表现。

马氏说：“天下政治清明，行为有所依托，是因为有德行的人一定有言论；天下政治黑暗，言辞繁复，是因为有言论的人不一定有德行。”石林叶氏说：“宰我、子贡擅长辞令，冉牛、闵子、颜渊擅长谈论德行。孔子说：我在辞令方面是不擅长的。孔子不擅长辞令，那么擅长辞令的人固然只是德行罢了。正因为他们擅长德行，所以不凭借言辞来完全评判人。君子以道义相交，所以清淡如水；小人以势利相交，所以甘甜如甜酒。水虽然清淡，但能调和五味，所以没有不协调的，因此说清淡能成就和谐。但如果沉溺于甘甜，就会败坏德行，因此说甘甜会导致败坏。”

马氏说：“圣人的教化，希望人们言语谨慎而行动敏捷。圣人观察人，必定观察其言论并考察其行为。所以宁可行为有所依托，也不愿言辞繁复。宁可像君子那样清淡而成就和谐，也不愿像小人那样甘甜如甜酒。宁可有自己内心的怨恨，也不愿因承诺不兑现而招致他人的责备。所以言行相符，圣人是非常推崇的。而言行不符，圣人必定会考察其中的虚实。”

讲义说：“上位者以道德选拔人才而不以文辞为标准，那么下位者被进用的人，道义就有根本，行为就有依托；上位者以文辞选拔人才而不以道德为标准，那么下位者被进用的人，道义就没有根本，言辞却繁复。好比草木，有了根本，然后才有枝叶，上位者的做法，能不谨慎吗？君子之间的交往如水，虽然没有味道但可以长久；小人之间的交往如甜酒，虽然有味道但容易变化。”

孔子说：“君子不凭口头的赞誉来评价人，那么百姓就会产生忠诚之心。”所以君子询问别人的寒冷，就给他衣服；询问别人的饥饿，就给他食物；称赞别人的美德，就给他爵位。《国风》说：“心中的忧愁啊，我到哪里去寻求安乐。”孔子说：“口头上施惠而实际行动不到，怨恨灾祸就会降临到自己身上。”因此君子与其因承诺不兑现而招致他人的责备，宁可有自己内心的怨恨。《国风》说：“言语欢笑温和愉快，誓言诚恳坚定，没想到他会变心。”既然他变心而不思悔改，也就罢了！孔子说：“君子不凭虚伪的脸色来亲近人，情意疏远而表面亲近，这难道不是小人中穿墙越户的盗贼吗？”孔子说：“情意要真诚，言辞要巧妙。”

郑氏说：“誉，就是绳墨。询问别人的寒冷以下的话，都是指有言语，不可以没有实际行动。‘于我归説’，是想回到他所安乐的地方，指的是忠信之人。‘口惠而实不至’，是说善于言辞而没有信用，这是人们所厌恶的。‘己怨’，是指自己内心怨恨，即不答应。答应却不给予，其怨恨比不答应更大。‘言笑晏晏’到‘亦已焉哉’，都是指在婚礼中不忠诚。开始时言语和悦，誓言非常可信，如今不思其本意，反复思量，反复思量而不思其本，也就罢了。对这样的人无可奈何，怨恨之深啊。‘辞欲巧’，巧是指顺从而使人愉悦。”

孔氏说：“绳墨用来衡量物体，凡是口头赞誉别人，也需要在心里衡量，所以把誉比作绳。”《左传》庄公十四年记载：“蔡侯绳息妫。”杜预注说：“绳，就是誉。”这是“绳誉”通用的训诂。引用《诗经·曹风·蜉蝣》，这是讽刺曹君的诗，国家将要灭亡，贤臣心中忧愁：“我身何所归？舍説。”舍，就是止息。这里引用诗句断章取义，证明痛恨虚言，意义与诗歌原意并不完全相符。诺，是指答应给人东西；责，是指答应却不给，被人责备。引用《诗经·卫风·氓》这一篇，证明答应却不给，被人怨恨。不以脸色亲近人，是指不凭虚伪善意的脸色来诈取亲近。情意疏远而表面亲近，内外不一致，内心不诚实，常被人畏惧，就像小人中的奸盗一样。言辞想要和顺美巧，不违背道理，这与巧言令色的人不同。蓝田吕氏说：“晋平公对待亥唐，亥唐让他进去就进去，让他坐下就坐下，让他吃饭就吃饭，即使是粗茶淡饭，也不敢不吃饱，然而也就到此为止了。不与他共享天位，不与他治理天职，不与他分享天禄，这是士人尊重贤者的方式，不是王公尊重贤者的方式。大概君子如果力量足以周济别人的困穷，就不只是询问他的饥寒，而一定有给予衣食的举措；如果足以进用贤人，就不只是赞誉而已，而一定有给予爵禄的举措。只是询问和赞誉而没有实际行动来接续，那么诚心就不存在。自己都不诚实，却要求别人诚实，就很难了。所以说：‘君子不凭口头的赞誉来评价人。’所以君子询问别人的寒冷，就给他衣服；询问别人的饥饿，就给他食物；称赞别人的美德，就给他爵位。”《国风》说：“心中的忧愁啊，我到哪里去寻求安乐。”这首诗讽刺曹君不修政事，喜好整洁衣服，装饰外表而没有实质，百姓将要离开他，寻求他们所当归附的人。就像口头赞誉没有实质，不能使百姓信任一样。询问别人的饥寒而不给予衣食，只是询问而没有诚意罢了。至于口头上施惠而实际行动不到，就是损害信用的大害。自古都有死，百姓没有信用就不能立足，这是危国亡家的根本，这就是怨恨之所以降临到身上的原因，所以君主……

译与其答应别人却背负责备，不如自己承担怨恨。起初有人请求而加以阻止，虽然违背了别人的意愿，但最终不损害信用，所以怨恨较小。答应别人却不履行诺言，虽然不违背别人的意愿，但最终损害信用，所以责备重大。《国风》说：“言语笑容温和，誓言诚恳坚定，没想到他会变心，既然他变了心，那就算了吧。”这首诗讽刺夫妇违背正道，中途断绝信用，是妇人怨恨的言辞。所以引用它来证明。挖墙爬窗的小偷，欺骗别人看不见，认为这是不义罢了。用脸色亲近别人的人，花言巧语，伪善逢迎，没有诚心来伴随。内心疏远而外表亲近，主要为了利益，这也是欺骗别人看不见。君子以此为耻，所以不这样做。所以说：君子不靠脸色亲近别人，内心疏远而外表亲近。对于小人来说，这就如同挖墙爬窗的小偷。孔子说：“外表严厉而内心怯懦，比作小人，大概就像挖墙爬窗的小偷吧？”孟子说：“不该说话时却说话，该说话时却不说话，这都是挖墙爬窗一类的人。”这两者也是欺骗别人看不见，认为是不义，所以被称为挖墙爬窗的小偷。在国门外拦路抢劫，是强盗。挖墙爬窗也是强盗。轻慢尊长，侮辱圣人的言论，小人毫无顾忌，是不义。外表严厉而内心怯懦，用该说不说的方式试探别人，也是不义。强盗与不义，虽然大小不同，但作为强盗和不义的本质是一样的。这一章说的是言语要守信罢了，侍奉君主、接待他人，其道理是一样的。又希望言语顺从而令人喜悦，所以说：情意要真诚，言辞要巧妙，以此来总结。孔子说：“花言巧语，伪善逢迎，仁德就很少了。”大概注重脸色的人，诚意有所不足，所以仁德就很少了。然而讲究辞令，也是君子所致力追求的。孔子说：“不学《诗》，就无法说话。”又说：“出使四方，不能独立应对，即使知识再多，又有什么用处呢？”这并不是厌恶言语的巧妙。巧言的危害，在于损害仁德。严陵方氏说：不靠口头称赞别人，那么所说的话，必定发自内心，不止于外表，所以百姓受感化而兴起忠诚。如果问人寒冷就给他衣服之类，都不是口头称赞的事。口头称赞，是内外不相应。口头施惠，是始终不相符。君子亲近别人，靠的是德行，所以说：不靠脸色亲近别人。外表虽然亲近而内心实际疏远，恐怕别人看出他的真情，这又与挖墙爬窗的小偷有什么不同呢？挖墙爬窗，是挖穿墙壁而做小偷。君子的情意不是随意发动的，将要有所表示。言辞不是随意说出的，将要有所治理。内心有真诚的情意，而外面有巧妙的言辞，又有什么妨碍仁德呢？这就是先说情意要真诚，而后才说言辞要巧妙的原因。

译马氏说：“君子称赞别人，不靠口头，而必定亲身践行。如果不亲身践行，那就是表面上称赞别人，暗地里却抛弃他，这样百姓也会趋向虚伪了。君子不靠脸色来亲近别人，是因为他内心有相爱的真情，愉悦的神色和婉顺的仪容自然流露在外。大概真情积累于内，然后真诚才会感动于外。所以君子不靠脸色来亲近别人，而是担心情感不被信任。隐藏怨恨却与那个人交朋友，这是君子所耻于做的。”

山阴陆氏说：“《诗经》说君王将无所依靠，只有归附于我罢了。这并不是用言语来约束君王和宰相。归附于我，还可以；归附于我休息，就更过分了；归附于我喜悦，那就更加过分了。对于小人来说，就像穿墙挖洞的小偷，所以说‘拿小人来比喻，大概就像穿墙挖洞的小偷吧？’”

石林叶氏说：“口头施惠而不用实际行动来回应，就是欺骗。只有君子与此相反，然而称赞别人的美德，就给予爵位，这是上位者的事。在下位而没有共同承担天命、治理天职的权力，那么称赞别人的美德，就不算是欺骗。脸色在外，君子不靠它来亲近别人；亲近别人的，是情感。小人则情感疏远。他们亲近别人，靠的是容貌而非特别的情感罢了。这比喻就像穿墙挖洞的小偷吗？比喻人的智慧，君子不靠脸色亲近别人，是为了寻求信任其情感的方法。至于巧妙的言辞，孔子曾说：‘仁德很少了。’不说‘不仁’，而说‘很少’，这是君子有时也会使用的。”

延平周氏说：“在内则情感要求真实可信，在外则言辞要求巧妙，这是君子的道理。如果仅仅停留在言辞巧妙上，那还是君子吗？”

讲义说：“情感必定要求真实可信，比如真正的喜悦未笑而和悦，真正的愤怒未发而威严，真正的悲哀未泣而哀伤，这就是所谓的真实可信。这就是使内在笃实。言辞必定要求巧妙，比如偏颇的言辞知道它的遮蔽，过分的言辞知道它的陷溺，邪僻的言辞知道它的背离，逃避的言辞知道它的穷尽，都因为它们违背正理而各得一偏，还能算是巧妙吗？好比大工匠必定符合规矩来制作方圆，然后才能称为巧妙。这就是所谓的光辉照耀于外。”

金华应氏说：“情感所蕴藏的，必定隐痛而尽其情；言辞所发出的，必定委曲而合乎节度。”

孔子说：“从前夏、商、周三代的明王都侍奉天地神明，没有不是使用卜筮的，不敢用私意来侍奉上帝。所以不触犯日月，不违背卜筮。卜和筮不相因袭。大事有时日，小事无时日。有筮，外事用刚日，内事用柔日，不违背卜筮。”

郑氏说：“神明指众神，无非卜筮之用，是说行动任凭卜筮。日月指冬至夏至、正月以及四时。所不违背的，是日和牺牲、尸。袭，是因循。大事有时日，有事于天神，有固定的时常和日子；有事于小神，没有固定的时常和日子。临有事时筮之，刚日柔日，顺应阴阳。阳为外，阴为内，事之外内区别在四郊。”孔氏说：“这到篇末，总说明卜筮之事。郑注‘冬至夏至、正月及四时’，冬至指祭圜丘，夏至指祭方泽，正月指祭感生帝及四时迎气，用四时吉日。知道都卜的，依据《大宰》说：‘祀五帝，帅执事而卜日。’郑注：‘五帝谓四郊及明堂’，是四郊有卜。《大宰》又说：‘祀大神、祭大示，亦如之。’大神则冬至祭圜丘，大示则夏至祭方泽。依据《公羊》《谷梁》传说：‘卜三正’，就知道天子郊用夏正也卜之。《周礼》祭宗庙也卜日，说不违背的只有日和牺牲、尸，依据僖三十一年《左传》说：‘礼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是卜牺牲和日子。《特牲》《少牢》说：‘大夫士筮尸’，那么天子诸侯有卜尸。卜筮不相袭，是说大事则卜，小事则筮，不相因袭，这与《曲礼》文同而注异。大事有时日而用卜的，显示不敢专断。”崔氏说：“凡求告之道，不过三。如果一而吉，就不更启；如果初不吉，则二不至于三。《易》说：‘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说明初筮者不复至三。如果大事卜筮兼用，卜筮各一用之，乃成为一，所以《尚书》说：‘三卜一筮，吉’，就知道三卜三筮各一用之，乃成为一。所以《尚书》有卜从筮逆、卜逆筮从之义，都据一用而言。然而一用之时，如果卜筮卿士庶人之中所逆者少，也得为初吉；如果所逆者多，则为初凶；如果初吉多，则更卜；如果初凶多，则亦卜至三。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初筮告吉凶皆非吉凶之故，所以至三。所说的三者，都谓三度用之，非一度用三王之卜筮始为三。至中小之祭求吉凶之理，也复如之。卜筮各用者，不得为袭；中事兼卜则谓之相袭，所以《表记》说：‘卜筮不相袭’。那么于事得兼用者，以再三为袭，不得兼。”用者，则无以为袭故也。

何氏说：“外事以刚日而郊，用辛；内事以柔日而社，用甲。有以见郊社至重，不可以内外”

译常理拘之。」宗庙的祭祀，依据《春秋》来看，桓公八年己卯日进行冬祭，夏季五月丁丑日进行冬祭；十四年秋季八月乙亥日进行秋祭；闵公二年夏季五月乙酉日在庄公庙举行吉禘；文公二年八月丁卯日在大庙举行大事，将僖公神位升列；昭公十五年二月癸酉日在武宫举行祭祀。这些都是使用阴日。如果是绎祭，第二天又进行祭祀，既然正祭使用阴日，那么绎祭的日子自然一定是阳日了。横渠张氏说：「不犯日月，是指不让祭祀的日子相互冲犯。如果同一时间有两场祭祀，就必然相互错开，使它们互不干扰。」

译蓝田吕氏说：这一章讲的是侍奉上天、侍奉君主，因为极其恭敬而不敢凭私意揣度，所以有占卜和筮问。接着论述占卜和筮问的作用，礼的本质不过是恭敬罢了。在明处对人恭敬，礼仪有三百条，威仪有三千条，这些都是对人恭敬的事。在幽处对鬼神恭敬，内心竭尽诚志，外在竭尽祭品。凡是祭祀的礼仪、占卜筮问的运用，都是对鬼神恭敬的事。大概占卜用火灼龟甲，筮问用蓍草推演。灼龟甲就观察裂纹的征兆，推演蓍草就观察卦象。凡是向人情所不能推测、人力所不能做到的地方寻求答案，这就是向神明寻求的原因。郊祀是用来祭祀上天的，占卜日期然后使用，不敢必定其期限；占卜牺牲然后饲养，不敢必定其物类。恭敬到了这种地步，这就是不敢用私意和妄测来侍奉神明的原因。日月，是指像冬至在圜丘祭祀天神、夏至在方泽祭祀地祇、四季迎气使用四丘，这些本来就有固定的日期，不需要占卜。至于其他需要占卜日期的祭祀，不可以触犯这些本来固定的日期。其他祭祀占卜日期，既然不触犯这些本来固定的日期，然而所占卜的日期既然已经占得吉利，就不可以违背。所以说：不触犯固定日期，不违背占卜筮问的结果。违背或触犯，都是不恭敬的表现。《礼记》说：大飨之礼不询问占卜，这是指日期本来固定的，如冬至、夏至之类。其他情况都要占卜，比如惊蛰时举行郊祀，郊祀使用辛日之类。所以大宰祭祀五帝，率领办事人员占卜日期，随即告诫，却不提昊天上帝，大概可以知道了。既然在郊祀中称上帝，又说只有圣人能飨帝，那么祭祀上天也可以称为飨，都是祭祀天地。冬至这一天最为重大，所以称为大飨。飨祭的恭敬，是因为顺应天时阴阳的到来而不问占卜，所敬之处与其他飨祭不同。先儒认为大飨是祭祀五帝于明堂，因为《月令》有季秋大飨的记载，于是说没有合适的日期去占卜。因为总飨五帝，不知道以哪一天为主去占卜，所以不占卜。然而不知道季秋的飨祭既然有固定的日期，如冬至、夏至，又不问占卜，应当以哪一天为合适呢？如果以人的谋算来使用，那就是用私意和妄测侍奉上帝，没有比这更不恭敬的了。这种说法固然不可行。占卜和筮问不互相重复，这是就祭祀而言，有占卜就不筮问，有筮问就不占卜。大概大事用占卜，小事用筮问罢了。在其他事情上则占卜和筮问兼用。《洪范》说：你如果有重大疑惑，要谋及自己的内心，谋及卿士，谋及百姓，谋及占卜和筮问。对于内心、士人、百姓、占卜、筮问，参酌它们的顺逆来占断。筮人说：国家大事，先筮问而后占卜。《春秋传》僖公二十五年，晋国占卜迎接襄王，得到黄帝在阪泉作战的征兆，又筮问，得到大有卦变为暌卦。哀公九年，晋国占卜讨伐宋国，也是先占卜而后筮问，那么兼用，也很明白了。大事有时日，时如惊蛰时举行郊祀，以及四季宗庙祭祀之类，日如郊祀用辛日，社祀用甲日之类，有这样的时日，以上中下三旬来占卜。小事没有时日，有筮问的，如果不是非时有所告祭及祈祷之类，都没有固定日期，必须筮问后使用。外事用刚日，内事用柔日，不违背占卜筮问。郑氏认为事的内外区别在于四郊，大概因为郊祀是外事，反而用辛日；社祀是内事，反而用甲日，所以说郊祀在四郊之内，同属内事所以用柔日的辛；四郊之外才是外事，所以甲午是祠兵的吉日，庚午是整治马匹的日子。然而考察这种说法，社祀是内事反而用甲日，这种说法也不可实行。大概所谓内事外事分别刚柔，是泛泛而言众事罢了，如郊祀用辛日，社祀用甲日，自有别的含义，难以用刚柔来归类。又说“不违背占卜筮问”，前面所说的大事小事以及后面所说的内事外事，都不可违背占卜筮问，所以重复强调。

严陵方氏说：天地之神明，是天之神，地之明。《庄子》说：天尊贵地卑下，这是神明的位置。然而《郊特牲》说“郊祀阐明天道，社祀神化地道”，大概因为天有神性所以有郊祀来阐明它，地有明性所以有社祀来神化它。况且占卜筮问是用来侍奉天地的，侍奉天地没有比郊祀社祀更大的，所以必定以神明来说。自从八卦由伏羲画成，土兆起源于颛顼，瓦兆起源于尧，官方的占断见于舜，那么占卜筮问的运用由来已久了。而这里以三代明王来说，大概五帝以前质朴，质朴那么在占卜筮问上适宜简略；三王以来文饰，文饰那么在占卜筮问上适宜详细。因为详细所以没有不是占卜筮问的运用。在三王这里说没有不是占卜筮问的运用，就知道五帝有不是占卜筮问的运用了。用私意和妄测侍奉上帝，顺从自己欲望叫做私，交往事物没有节制叫做妄。占卜筮问则对神明有所质询，对时日有所选择。上帝是天神，不及地祇，因为天神尊贵，尤其不适宜用私意和妄测侍奉，所以不触犯日月，是遵守日月的常规，不敢触犯而逾越；不违背占卜筮问的吉利，是不敢违背而抵触。如果郊祀用辛日，社祀用甲日，这是不触犯日月；上辛不吉利就占卜中辛，中辛不吉利就占卜下辛，这是不违背占卜筮问。所以先说日月而后说占卜筮问。大事有时日，就是郊祀社祀之类。大事提前确定，所以其时日有常规；小事临时决定，所以没有时日。说有筮问就没有占卜可知，小事有筮问则大事有占卜又可知。况且大事以时日为先，所以不说占卜；小事以时日为后，所以必说筮问。意各有

译占卜，虽然主要应用于大事，但小事有时也使用占卜，大卜所说的“凡是小事也主持占卜”就是这种情况。占筮虽然主要应用于小事，但大事有时也使用占筮，筮人所说的“凡是大事先占筮后占卜”就是这种情况。凡是单独提到占卜，那么占筮随之进行是可以推知的，像所说的“占卜日期、占卜牺牲”，就知道其中也包含了占筮。凡是单独提到占筮，那么占卜就不一定随之进行，像所说的“占筮日期、占筮宾客”，那么占卜就不一定随之进行了。总之，大事以占卜为主，小事以占筮为主罢了。占卜与占筮不互相替代，以及外事使用刚日、内事使用柔日，这些都在《曲礼》的注解中一同提及。

译马氏说：“《传》说：圣人不烦劳卜筮。圣人对于事情，可以默然在心中决断，而不烦劳于卜筮。然而三代祭祀天地神明，没有不是使用卜筮的，大概是不敢凭私意侍奉上帝。”《祭义》说：“即使有明察知晓的心，也一定要进献卜筮来决断意志，表示不敢专断以尊崇上天。”这与上述意义相同。〇动物也可以知晓，象着植物也可以知晓。数属于外，外属阳，而刚也属阳，所以用刚日。内属阴，而柔也属阴，所以用柔日。把郊祀当作外事，却用辛日；把社祭当作内事，却用甲日。解说者认为天地是最尊贵的祭祀，不可以同于内外之分，他们的说法似乎有道理。

山阴陆氏说：“根据此说不触犯日月，不违背卜筮。外虽然用刚日，内虽然用柔日，仍然属于卜筮。大事有确定的时日且有卜筮，小事有确定的时日而无筮。现在这样说，大概是说大事轻视小事。”石林叶氏说：“蓍〇者，是天之神物，所以祭祀上帝就用卜筮，这是为了体现神妙。然而〇为象，其感应是圆的；蓍为数，其静止是方的。虽然既卜又筮，也不可互相沿袭。”

孔子说：“牺牲纯全，礼乐齐备，因此对鬼神没有妨害，对百姓没有怨恨。”孔子说：“后稷的祭祀，容易丰备。他的言辞恭敬，他的欲望节俭，他的福泽惠及子孙。”《诗》说：“后稷开创祭祀，庶几没有罪过悔恨，直到今天。”

郑氏说：“牷，就是纯的意思。富，是说完备。用传世的福泽，供给节俭者的祭祀，容易完备。兆，是四郊祭祀的地方；迄，是至的意思。”

孔氏说：“前面阐明不违背卜筮，行动合乎神明，所以这段经文阐明后稷祭祀，福泽流传后世，以证明前面的意义。所引《诗》是《大雅·生民》篇，赞美成王尊崇祖先配享上天。”

蓝田吕氏说：古代的圣王，先成就百姓，然后致力于侍奉神明。百姓和顺，神明就降下福泽。《泂酌》的诗说：“从远处汲取那路上的积水，舀取它注入这里，可以用来做饭。”和乐平易的君子，是百姓的父母。大概得不到民心，即使有牺牲纯全、礼乐齐备的完备，神明也不会享用。对鬼神没有妨害，神明就享用了；对百姓没有怨恨，百姓就归顺了。之所以这样，根本在于恭敬致敬。所以借卜筮来说：后稷竭力于农耕，用他的齐备祭品，所以使百姓和顺到了极点，那么侍奉神明也就尽到了。《诗》说：“种下黑黍和粢米，收获满亩；种下糜子和稷子，背负肩挑，运回家中开始祭祀。”如果有诚信，山涧溪流的草木，池塘沟渠的积水，都可以进献给鬼神。所以后稷的祭祀，竭力供给齐备的祭品，无非是诚信的意思。所以《易》说丰备，富是说完备。他的祭祀，永远没有罪过悔恨罢了。这就是他言辞恭敬，欲望节俭的原因，直到今天。到了周朝，推举后稷配享上天，完全采用后稷的方法。所以说：“他的福泽惠及子孙。”

严陵方氏说：“牺牲是天产的，齐盛是地产的，礼是威仪，乐是节奏。在物上有天产地产，在事上有威仪节奏。事物虽然完备，如果违背了〇筮，又怎么能暗中没有鬼神的妨害，明处没有百姓的怨恨呢？”所以先王对于祭祀，不仅卜选日期，而且卜选尸；不仅卜选尸，而且卜选牺牲。违背〇筮而百姓怨恨，《书》不也说吗：“咨询谋议全都同意，鬼神就会依附。”这是因为鬼神依附于人而行动的缘故。鬼神有妨害，那么百姓有所怨恨，可以知道。鬼神有祸福，所以对鬼神说“害”；百姓有休戚，所以对百姓说“怨”。言辞恭敬，那么物品虽然微薄而诚意足以让神明享用；欲望节俭，那么物品虽然少而用途足以行礼。这就是祭祀容易丰备的原因。而且恭敬就不轻慢，节俭就不掠夺。不轻慢就没有鬼神的妨害，可以知道；不掠夺就没有百姓的怨恨，可以知道。像这样，暗中没有鬼神的责难，明处没有人的非议，是德行的盛大。盛大的德行必定百世祭祀，所以他的福泽惠及子孙，不也很合适吗？对外而言，言辞恭敬，那么内心恭敬可以知道；对内而言，欲望节俭，那么用度节制可以知道。

石林叶氏说：“牺牲是亲自卜选的，礼乐是亲自排序的，齐盛是亲自供给的，以德行来说对鬼神没有妨害，所以祭祀就接受福泽，对百姓没有怨恨，所以得到他们的欢心。然而先说鬼神后说百世，也是因为以祭祀为主。”南丰曾氏说：“自从后稷开创祭祀以前，前后相承，兢兢业业，只怕有一点点罪过悔恨，获罪于天，经历数百年而此心不变，所以说‘庶几没有罪过悔恨，直到今天’，是说周人世世代代都这样。”

孔子说：“大人的器物，威严恭敬。天子不用筮，诸侯有守筮。天子用筮于道，诸侯不在其国不用筮。卜选住宅和寝室，天子不卜选太庙的处所。”郑氏说：“威敬，是说使用它尊严。天子不用筮，是说征伐、出师、或者巡守。天子最尊贵，大事都用卜。《春秋传》说：‘先王卜选征伐，五年岁次重复其吉祥。’守筮，是守国的筮，国家有事就用它。道以筮者，是开始将要出行卜选道路，有小事就用筮。诸侯进入他国，就不筮，不敢在他人的国家问吉凶。诸侯受封于天子，因国而建国，只有宫室想要改易的才能卜选。天子不卜

译在太庙中占卜可以建国的地方，如果占卜结果是吉利的，那么宫室和宗庙的吉利也就可想而知了。」

译孔氏说：“‘大人’指的是天子所掌管的重器，应当保持威严敬重，不可私自防范用于小事杂用。在飨礼时使用，在燕礼时则不使用。”‘道以筮’，‘道’指的是出行于道路之上。郑玄知道‘无筮’是指出师征伐或巡守的情况，因为前面说‘外事用刚日，内事用柔日’，是依据在国都内的各种事务；现在这里说‘无筮’，又说‘道以筮’，又说‘诸侯非其国不以筮’，都是依据将要出行以及在道路上的事务。下文说‘道以筮’，那么‘无筮’就是还未在道路上，所以知道是指征伐出师或巡守将要出发的时候。天子的大事不仅仅使用筮，还兼用卜。所以《簭人》篇说：‘国家的大事，先筮而后卜。’这里说‘无筮’，是指没有单独使用筮，并不是说完全没有筮。”

横渠张氏说：“诸侯前往他国，只占卜寝室的住所，不占卜大庙的处所。因为诸侯的祖庙是固定的常例，所以不占卜。”

蓝田吕氏说：“比如天子无筮，因为敬重所以使用祭器，那么〇与祭器都是大人的重器，大人所掌管的重器，应当威严敬重，不可私自防范用于小事。大事就不筮，小事就不卜。朝聘的飨礼、昏冠的礼仪、醮礼都使用祭器，燕礼则不使用。天子无筮，是因为天子地位尊贵，在国中办事都占卜而不使用筮。至于巡守、征伐，在道路上则使用筮，大概是因为〇应当敬重而不可防范。所以说：‘天子在道路上使用筮。’诸侯地位低于天子，在国中居守，有事就使用筮，这是降于天子使用〇的规格。至于出国境则不使用筮，大概是不敢在他国问吉凶，并且避讳天子。所以说：‘诸侯不在自己的国家不使用筮。’《小宗伯》说：‘凡是建立国家，左边是宗庙，右边是社稷。’那么宗庙有固定的位置，即使是天子也不占卜，只有寝室的住所才占卜。大概寝室是君王的居所，不可不敬重，以求得上天的保佑，所以必须占卜。”

严陵方氏说：“威严它就不敢玩忽，敬重它就不敢防范。比如见到君王的几杖就起身，遇到君王的乘车就下车，就是这样。”天子无筮，并不是没有筮，是以守持大事的占卜为称，在小事上的筮不足以有所作为。所以诸侯有守持筮的，并不是没有卜，是因为不足以用于大事的卜，他们所守持的只是小事上的筮而已，这是因为他们地位降于天子。下文说：‘天子在道路上使用筮，那么天子并非没有筮就很明白了。’又说：‘诸侯建造宅邸寝室，那么诸侯并非没有卜就很明白了。’天子在道路上使用筮，是因为他在道路上事情紧急而不暇占卜。占卜宅邸寝室，诸侯受封于天子，只有宫室想要改换的才允许占卜，因为这在事情上属于重大。

山隂陆氏说：“无筮是没有守持筮。不说守持，是因为这样不足以威敬天子；诸侯也不都守持筮，有时才守持。道以筮，是用筮来指导道路。所谓先筮而后卜。诸侯前往他国，虽然不使用筮，但他所居住的寝室，仍然要占卜。天子不占卜大庙的处所。意思是如果天子前往诸侯国，就居住在诸侯的寝庙而不占卜。”

石林叶氏说：“大人从事业来说，他所守持的事情只限于恭畏而已。天子在道路上，既然使用筮，那么在外部就不能没有筮。诸侯在内部，守持筮，那么他在国内也必定使用筮。至于大庙的位置，它与社稷左右相对，都有固定的处所，所以不使用卜。占卜它的吉凶是可以的。”

四明沈氏说：“庄严的样子让人望而生畏，有九鼎大吕那样的分量，这就是大人的重器。威武、贫贱、富贵，不慑服、不屈服、不淫乱。周公用周朝，安枕而卧却皇皇不安；孔子用鲁国，齐国归还侵夺的疆土。道路越广大，他的志向越宏大；志向越宏大，他的作用越宏大。管仲的器量，以至于童子都羞于称道，防子都羞于相比。”

江陵项氏说：“天子无筮，因为下面的话语多交错难以通达，应当为之解释。说：诸侯不在自己的国家不使用筮，筮韥不出国，因此有守持筮。天子所在之处就是家，即使在道路上也使用筮，所以没有守持筮。凡是建造宫室，寝室在中间，宗庙在左边，占卜寝室就是占卜中间而已。中间确定了左右就可知，所以只占卜寝室所居住的处所，不占卜宗庙所处的位置。即使是天子的宗庙也不占卜，诸侯以下就可以推知了。”

孔子说：“君子敬重，就使用祭器，因此不废弃。日月不违背，〇筮以敬事其君长，因此上不轻慢于民，下不防范于上。”

郑氏说：“敬重就使用祭器，指的是朝聘接待宾客，崇敬不敢使用燕器。上不轻慢于民，下不防范于上。上对下，以正直对待，下就以端正回应，不防范轻慢。”

孔氏说：“郑注认为朝聘使用祭器，其实冠礼昏礼也不使用燕器。所以《左传》记载鲁襄公行冠礼，季武子说：‘君王行冠礼必定以祼飨之礼进行’，这就是使用祭器。”

横渠张氏说：“以圣人的智慧，并非不能制作后世的器皿，必须制作笾豆簠簋来祭祀，是想不便于防范使用。如果防范使用，那么自有燕器。只有是大宾客至敬，才使用祭器。”

蓝田吕氏说：“君子侍奉天地鬼神，与侍奉他的君长，其敬重是一样的。所以敬重就使用祭器以侍奉鬼神之敬，敬重之敬重，达到极致。敬重就使用祭器，那么私防”

译所使用的器物，都采用燕礼的器具，像敦、牟、巵、匜这类就是。不废弃固定的日期，是因为侍奉君主和长官，各自有规定的日期，就像一年中有朝觐、宗遇之礼，一天中有朝见和夕见之礼，不敢废弃。不违背占卜的结果，是因为想要拜见君主和长官，以及进献贡品，都要先进行占卜，吉利后才进行。侍奉天地神明，言语中不触犯（随意更改）日期，是因为有预先确定的日期，而触犯它，其他祭祀占卜的日期也不可以触犯。这里说不废弃日期，也是有预先确定的、应当执行的日期，不可以废弃。像这样，那么上级对待下级，下级侍奉上级，没有不恭敬的。所以上级不轻慢百姓，下级不防备上级。

译严陵方氏说：“祭祀用的器物是用来侍奉神明的，宴饮用的器物是用来侍奉人的。用侍奉神明的礼仪来侍奉人，那么恭敬的态度就可以知道了。不废弃祭祀的日期，不违背占卜的吉凶，这都是为了表达恭敬罢了。所以推演这个道理，那么臣子就足以侍奉他的君主，晚辈就足以侍奉他的长辈。所以说：‘用恭敬的态度侍奉君主和长辈，在上位者不轻慢百姓，就不会被百姓轻慢；在下位者不防备上位者，就不会被上位者防备。’”

延平周氏说：“冠礼和婚礼，是人伦关系的开始，是君子所特别恭敬的，所以使用祭祀用的器物。”

《礼记集说》卷一百四十

<经部,礼类,礼记之属,礼记集说》>

钦定四库全书

《礼记集说》卷一百四十一 宋卫湜撰

缁衣第三十三

孔氏说：“查考郑玄的目录说：篇名叫《缁衣》，是赞美它喜爱贤人的情意深厚。《缁衣》是《郑风》中的诗篇，这一篇在《别录》中属于通论一类。”

陆氏说：刘瓛认为这是公孙尼子所作。

蓝田吕氏说：“这一篇的大意，是说在上位者的言行好恶，是百姓所效法的准则，不可以不慎重。篇中有‘好贤如缁衣’这样的话，所以用这个来命名篇目。”

长乐陈氏说：“缁衣，是朝服。卫武公父子都担任周朝的司徒，国人认为他们适宜，所以为他们制作了缁衣。那首诗的辞句，每章都层层递进，是为了表明推崇善行而没有止境。君主好善到了这种程度，那么人们将会不远千里而来。这样看来，《缁衣》所表达的善，难道只是当时认为适宜，而天下后世也应当如此吗？所以记录者选取这首诗来命名篇目。”

新安朱氏说：“《缁衣》兼有厌恶恶人的意思，却单独用《缁衣》来命名篇目，是为了显示圣人有心于劝善，无心于惩恶。”

严陵方氏说：这一篇共有二十四节，大多阐明人的好恶。人应当喜爱的，没有比贤人更好的；应当厌恶的，没有比恶人更甚的。《缁衣》是喜爱贤人的诗篇，经文正面引用它，所以用它来命名篇目。

孔子说：“在上位者容易侍奉，在下位者容易了解，那么刑罚就不会烦苛了。”郑氏说：“这是说君主不苛虐，臣下没有奸邪之心，那么刑罚就可以搁置不用了。”

孔氏说：“这一篇共有二十四章，只有这一章说‘子言之’，其余都说‘子曰’，篇首应当有所不同。君主用正理驾驭万物，那么臣下侍奉他就容易；臣下没有奸诈，那么君主了解他们的情状就容易。这一篇题名为《缁衣》而文章这样写，是想表明君主英明臣下贤能，才可以穿着缁衣。”

蓝田吕氏说：“孔子说：‘在上位者喜好诚信，那么百姓就没有谁敢不真心实意。’在上位者容易侍奉，是因为喜好诚信的缘故；在下位者容易了解，是因为没有谁敢不真心实意的缘故。在上位者不致力于诚信，用机巧之心对待百姓，那么百姓也用机巧之心回报上位者。上下之间的交往，机巧之心相互胜过，奸邪产生诈伪兴起，法令不得不繁多。不纠正根本而只整治末节，那么犯法的人就无法禁止，想要刑罚不烦苛，是做不到的。”长乐陈氏说：“做君主的止于仁，所以容易侍奉；做臣子的止于忠，所以容易了解。在上位者用仁德对待在下位者，在下位者用忠诚侍奉在上位者，那么刑罚不烦苛，本来就是应当的。如果在上位者不用仁恕之心，依仗权势作威作福，而在下位者有侍奉艰难的劳苦；在下位者不用忠诚保卫上位者，隐藏真情施行诈伪，而在上位者有难以了解的弊病，这就是刑罚日益滋生的原因。”

长乐刘氏说：“在上位者难以侍奉，那么在下位者就难以了解；在上位者容易侍奉，那么在下位者就容易了解。好恶违背正道，喜怒失去常态。于是就有隐藏诚信来讨好取悦的，压抑忠直来阿谀奉承的，包藏祸心来施行诈伪的。如果可以用欺骗上位者来免除罪责惩罚，有什么事是做不出来的呢？在下位者像这样，可以说是难以了解了。”

石林叶氏说：“君主用恕道使用人，就容易侍奉；臣下用忠诚侍奉君主，就容易了解。那么刑罚所施行的就简单，所以不烦苛。”

庐陵胡氏说：“在上位者难以侍奉，那么一定会滥用刑罚来逞快；在下位者难以了解，那么怀着奸邪欺骗上位者的案件就烦多了。”

孔子说：“喜爱贤人就像《缁衣》所表达的那样，厌恶恶人就像《巷伯》所表达的那样，那么爵位就不会滥授而百姓就会变得诚实，刑罚不用施行而百姓都会信服。”《大雅》说：“效法文王的德行，万国都会信服。”

郑氏说：《缁衣》、《巷伯》，都是诗篇的名字。《缁衣》首章说：“缁衣多么合身啊，破了又为你改做啊，到你的馆舍去啊，回来把精米交给你啊。”这是喜爱贤人，想要让他们尊贵到极点的表现。《巷伯》第六章说：“抓住那些进谗言的人，把他们扔给猛虎，猛虎不吃，把他们扔到北方，北方不接受，把他们扔给上天。”这是厌恶恶人，想要让他们死亡到极点的表现。爵位不滥授，就是不轻易授予爵位；试，是用；咸，是都；刑，是刑法；孚，是信服。效法文王的德行并实行它，那么天下就没有人不信服的。文王执政，能够彰明德行，慎重刑罚。孔氏说：这一节阐明喜爱贤人厌恶恶人，赏罚得当，那么就会被百姓所信服。《缁衣》诗，是《郑风》，赞美桓公、武公的诗；《巷伯》，是讽刺幽王的诗，渎是滥，愿是诚实。最后所引用的诗，是《大雅·文王》的篇章，劝谏成王的诗。蓝田吕氏说：孔子说：“向百姓显示好恶，百姓就知道禁令。上位者用来显示给下位者的，下位者用来顺从上位者的，只有好恶罢了。虽然有喜好善行的表现，而没有诚心喜好的心意，那么即使奖赏也不能劝勉；虽然有厌恶恶人的表现，而没有诚心厌恶的心意，那么即使刑罚也不能使人畏惧。大概诚心不到，那么好恶就不明确；好恶不明确，那么百姓就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