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集说卷七十九　　　　宋　卫湜　撰

译说“年”是指年纪尚小，说“弱”是指才德尚不刚强。人出生十年称为幼，二十岁称为弱冠。周武王去世时，成王十三岁，正处于幼弱之间，不说他居于天子之位，而说“践”，这与《文王世子》中说的“践阼”意义相同。所谓的鬼侯，难道就是高宗所征伐的鬼方吗？周公摄政六年才开始在明堂朝见诸侯，是因为打算在第七年将政权归还给成王。一定要等到天下完全归服，然后才归还政权，周公的志向大概由此可见了。礼蕴含在仪容举止中，制定了制度然后其形式才确立；乐蕴含在声音中，创作了乐曲然后其声音才发出；度量蕴含在器物中，颁布了标准然后其应用才广泛。器物中适宜颁布的，不止于度量，还有规矩、权衡、准绳，这里只举一两个为例，为什么呢？因为“度”是指分、寸、丈、尺、引，用来测量长短，所以称为五度，它的形体起源于玉璧的羡余部分，而礼就蕴含其中了。“量”是指龠、合、升、斗、斛，用来计量多少，所以称为五量，它的声音符合黄钟律，而乐就蕴含其中了。先王认为如果度量不存在，那么礼乐的典章就会消亡，所以制作这些标准，使天下后世有所考证。既然如此，那么礼乐出自度量；度量蕴含于礼乐之中。这篇主要讲礼乐，所以只说度量罢了。山阴陆氏说：《秦誓》三篇列举商纣王的罪恶，首先说焚烧烤炙忠良，剖开孕妇取胎；其次说杀害贤良，残害谏官；最后说砍断涉水者的腿，剖开贤人的心，放逐罢免师保，囚禁奴役正直之士。现在只说把鬼侯做成肉干，这是因为在明堂朝见诸侯的缘故。明堂所蕴含的意义众多，所谓明确诸侯的尊卑，也是以此为依据。孟子说伊尹劝说汤讨伐夏桀以拯救百姓，所以《尚书》记载伊尹主持讨伐之事，即伊尹辅佐汤。孟子说周公辅佐武王诛杀纣王、讨伐奄国，所以记载周公主持讨伐之事，即周公辅佐武王。至于太公，只是辅助武王罢了。所谓“凉”，是指力量薄弱。成王虽然年少但不弱小，周公不再践履天子之位。况且成王年少，武王将孤儿托付给周公，周公于是辞去摄政以表示清白，这可以，但如果说他是圣人则不够了。六年朝见诸侯，大概是从成王除去丧服开始，到这时是第六年。《周官》说：“六年五服一朝”，就是这次在明堂朝见。大概成王守丧期间，百官都总领政务听命于他，周公从常礼到丧期结束，成王尚且年幼，所以周公权宜之计践履天子之位，制定礼乐。作是阳，制是阴，阴来制约而阳来创制，这是礼乐的事情。

译石林叶氏说：天子有三朝，外朝用于重大咨询，内朝用于日常视朝，燕朝退下后听理政事。诸侯来朝见，就在大庙明堂相见，只是颁布朔日罢了。周公摄政七年，成王已经成年，周公将要还政归位，因为天下人知道周公摄政时间长久，却不知道成王的尊贵。于是趁着第六年五服诸侯来朝的机会，集合九夷、八蛮、六戎、五狄的君主一同朝见。然而仍然不敢正大光明地在大庙朝见，所以在明堂临时制定位次。大概天子无事时，四季朝会在宗庙举行，每年以一服为单位；若有事而防止不巡狩而相同，就在郊外建宫，设置方明祭祀。蕃服世代只朝见一次，没有与诸侯一起朝见的。司士所掌管的朝仪位次，与朝士所掌管的外朝法规，都有既定制度。明堂的位次，大概是周公所制定的，所以记载礼制的人认为是周公朝见诸侯的位次。其中说“背靠斧扆，面向南站立”，这是虽然仍然使用摄政的称谓，周公称“天子”，但背靠斧扆站立，那么成王自然不失面向南而坐，周公只是跟随成王站在其侧罢了。中间说武王去世，成王年幼，周公践履天子之位，也是与成王同坐立于斧扆之间。周公何曾正式占据天子的位置呢？礼书记载得很清楚，浅陋的儒生起初不明白，即使是荀子也说“周公践履天子的基业，好像本来就有”，认为是以旁支代替君主，君臣易位，学者因此纷纷议论直到今天，有异说。周公何其不幸啊！

长乐陈氏说：“从前周公制作礼乐，认为将要大制作，担心天下人不了解我；将要小制作，这是作为人子不能彰显父亲的功德。所以优游三年而不能制作，然后营建洛邑，以期待天下人的心，而四方诸侯各自率领他们的党羽来攻打朝廷。显示力役，尚且达到这个地步，何况用礼乐来引导呢？”这是第六年在明堂朝见诸侯，所以制礼作乐，颁布度量给天下。大概律吕的器具寄托于阴阳，阴阳的数目周遍于十二，阳六为律，阴六为吕，其本源在于黄钟是一致的。所以度量起源于黄钟的长度，其方形像矩，用来度量长短，礼的意义寄托其中。容量起源于黄钟的龠，其圆形像规，用来衡量多寡，乐的意义寄托其中。礼虽然起源于度量，没有不借助于容量的，所以荀子论述礼，必定用度量来整齐。乐虽然起源于容量，没有不借助于度量的，所以《乐记》论述乐，必定考察度数。《王制》说“使用器物兵车不符合度量，布帛宽窄不符合容量，都是礼所禁止的”。典同用十二律作为度量，数十二声作为整齐容量，都是乐的根本，这是礼乐的道。度量是器物。周公制礼作乐，而颁布度量，就是用道寄托于器物，用器物阐明道。这样天下人得以因器物而防止偏离道，内心喜悦而诚心信服了。《论语》所说的“谨慎权衡容量，四方政令得以施行”，就是这个意思。当刚开始颁布时，由内宰掌管并交付司市；等到已经颁布后，担心可能不统一，用合方氏来统一；担心可能不相同，用行人来协调。他协调民心、推行治道就是这样，天下哪有不大为信服的呢？然而这只是礼乐与政事罢了，还没有涉及刑罚。礼乐刑政互为表里，而王道完备其极致，从未不一。所以又用大刑来使天下大为信服，最终【乐书】新安王氏说：“《尚书》称五年营建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还政给成王。第二年成王才执政。用《周书·洛诰》等篇考证，不符合这个说法称六年朝见诸侯于明堂，七年还政给成王，也不可完全相信。《洛诰》称‘在十二月，周公大保文武受命只有七年’，那么七年还政就很明白了。然而七年春天，召公营建洛邑，周公才命令殷民大力劳作，那么《大诰》东征，杀死武庚，命令微子，于是唐叔得到嘉禾，成王命令唐叔归还给周公，这些事都在六年至七年春天营建洛邑时，那么朝见诸侯于明堂决不在六年。”也讲义说：“制礼乐以畅通中和的教化，颁布度量以统一天下的风俗。”

七年，还政给成王。成王因为周公对天下有功勋劳绩，所以封周公于曲阜，方圆七百里，革车千乘。命令鲁公世代用天子的礼乐祭祀周公。

郑氏说：还政是把王事归还，授予王功叫勋，事功叫劳。曲阜是鲁地，上公的封地，方圆五百里。加上鲁地四等附庸，方圆百里的有二十四，加上五五二十五，累积四十九，开方得到七百里。革车是兵车，兵车千乘，是成国的赋税。《诗经·鲁颂》说：“王对叔父说，建立你的长子，让他做鲁侯，大大开拓你的疆域，作为周室的辅佐。”于是命令鲁公在东边做侯，赐给他山川土田附庸。又说：“公车千乘，朱英绿绶，世代祭祀周公，用天子的礼乐与他相同。”在周朝尊崇他，鲁公指伯禽。

孔氏说：“《洛诰》说：‘我归还你明辟，所以把王事归还授予他。’自此以下都是周公有勋劳的缘故，所以成王特别赐予鲁家用天子的礼，兼用四代服器。按《费誓》序说：‘鲁侯伯禽居住在曲阜。’又臣瓉注《汉书》说：‘鲁城内有曲阜，’

译曲折延伸长达八九里。」鲁国接受了上公五百里的封地，又增加了四等附庸。四等指的是侯、伯、子、男。查《周礼·大司徒》的注解说：「公没有附庸，侯有九同附庸，伯有七同附庸，子有五同附庸，男有三同附庸，总共为二十四同。」同指的是百里。既然接受了五百里的封地，五乘以五等于二十五，即为二十五同，再加上二十四同，所以说累积为四十九同，开方计算得到七百里。查《左传》说：「完整的国家不超过天子军队的一半。」查《论语》中「千乘的赋税，居住的地方方圆三百一十六里有余」，诸侯之地三百里以下，不算完整的国家。公是五百里，侯是四百里，计算土地剩余有千乘的称为完整的国家。郑玄引用《诗经·鲁颂·閟宫》的文句来证明鲁国广泛开拓疆土，兵车千乘，等同于周朝的情况，是说这等同于周公对于周天子的情形。知道鲁公指的是伯禽，是因为伯禽回到鲁国，周公没有去鲁国。所以《公羊传》文公十三年的传文说：「封鲁公是为了周公。」周公在前面拜谢，鲁公在后面拜谢，说：「活着供养周公，死后作为周公。」既然这样，那么周公去鲁国了吗？回答说：「不去鲁国。」为什么不去鲁国？是为了让天下统一于周朝。

译长乐刘氏说：“周公在外代行天子的政事，对伯禽施行太子的法度，在内用统治天下的道理来教导成王。成王有过错，就责打伯禽，从而使教法得以推行，道德得以确立。成王因此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生养他的是武王；成就他的德行、保全他的地位的是周公。成王大约二十二岁时，才开始亲自听理天下的政事，而周公重新回到臣子的位置，依礼北面朝见侍奉成王，但这还不足以完全彰显周公的美德功业。周公摄政七年，整理文王的旧政，广泛地施行于四海，以尽人性，以顺应天命。天地人三才因此各自安守其位，万物因此各自顺利生长。然后采纳唐尧、虞舜、夏、殷的善法，发扬光大周朝的谋略作为，以成就一代的典章制度，著录于六官之中，留给成王，使他亲身践行，作为万世仁爱百姓的准则。使周朝的德行隆盛于唐尧虞舜之上，至今没有人能赶得上。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的德行，于是与天地相配，覆盖承载万物，没有穷尽，这都是周公的美德功业。所以成王认为周公有功勋劳绩于天下，就是基于这些原因。”

山阴陆氏说：以前的儒者说武王在十二月去世，成王当时十岁。三年的丧期，二十五个月结束，那么成王除去丧服时十三岁了。周公于是开始摄政，到此时七年，成王二十岁了。所以把王事归还授予成王。王的功业称为勋，说到勋，那么国家的功业、民众的功业都包含在内了。事功称为劳，说到劳，那么治理的功业、战争的功业都包含在内了。

严陵方氏说：七年将政事交还给成王，就是《洛诰》中所说“只有周公大力保全文王武王所受的天命，共七年”的意思。周公的功业感通于上下，成王理应有所报答。《诗经》说“建立你的长子，让他做鲁国的诸侯”，如果是这样，那么只是封周公的儿子罢了。然而封周公的儿子来继承周公的祭祀，这难道不是用来封周公吗？所以经文这样说。孟子说“齐国和鲁国的土地方圆百里”，大概是因为伯禽以侯爵受封的缘故。《周官》大司徒说“诸侯的土地方圆四百里”，其中实际领有的占三分之一，那么实际领有的就是方圆百里了。王氏说连同附庸一起说，就是方圆四百里。孔子认为颛臾，从前先王把它作为东蒙山的主祭者，而且在鲁国的疆域之中。作为东蒙山的主祭者，并不是鲁国拥有那块土地。而且在鲁国疆域之中，那么它就是附庸了。连同附庸止于方圆四百里，而这里又说方圆七百里，这也是连同附庸而言的。按道理推论，连同附庸而方圆四百里的，是侯爵的常规封地；连同附庸而方圆七百里的，是非常规的封地。对于诸侯来说，常规封地罢了。《诗经》说“赐给他山川、土地、田地和附庸”，因为这是出于非常规的恩赐，所以特别说“赐”。《诗经》说“让他做鲁国的诸侯”，《尚书》说“鲁侯伯禽”，那么鲁国受封为侯爵，是很明显的。然而鲁国既然受了爵位，这里有时又称鲁公，大概是因为公和侯都是拥有国家的人所通用的称呼，用伯、子、男的称呼，侯就用侯的称呼，称公也不算过分。国君的儿子称公子，也是因为这个原因。革车即兵车，因为用皮革装饰而得名。千乘指出征时提供一千辆兵车的赋税。井田制，一平方里为一井，十井为一乘，方圆百里的国家正好提供一千乘。出兵赋以供给军队，所以用革车来指代。《诗经》又说“公车千乘”，从供给国家来说，就称为“公车”；从供给军队来说，就称为“革车”，其实是一样的。

庆源辅氏说：“起初说周公辅佐武王讨伐纣王，直到天下完全臣服，那么周公的职责就没有结束。那么周公的摄政，只是为了完成自己的事情罢了。完成自己的事情，就是为了完成文王武王的事情。成王因为流言的缘故，起初大概对周公有所怀疑。等到他感悟金縢之事，看到天变迅速，然后后悔以前的错误。既已后悔并褒扬推崇周公，所以难免有过分之处。命令鲁公世世代代用天子的礼乐祭祀周公，难道是因为周公曾经代行天子的职位吗？这不是周公的本意。”

盱江李氏说：“有人问鲁国使用天子礼乐怎么样？回答说：成王因为周公的功勋劳绩，命令鲁国世世代代用天子的礼乐祭祀周公。周公尊贵，所以称文王祭天、后稷，都模仿天子的礼乐但不完备。周公以上，用王礼祭祀是可以的。《鲁颂》说：‘伟大的皇天后帝，伟大的祖先后稷，用红色的牺牲来享用。享用适宜，降下的福气很多。’哪有非礼之事却歌颂它的呢？周公以下，就是僭越了。”隐公元年九月，考妣仲子的宫室，初次进献六佾的舞蹈。鲁公问众仲，开始使用诸侯的礼乐。

新安王氏说：这是汉代儒者的夸张之辞，不可相信。周礼虽然说“诸公的土地方圆五百里”，大概是连同附庸一起说的，然而这种制度实际上从未实行过。所以孟子说：“周公封在鲁国，太公封在齐国，都是方圆百里，怎么会有方圆七百里的土地来封赐呢？”天子的王畿方圆千里，其地为一同。鲁国的土地如果方圆七百里，共四十九同，相当于天子国家的一半了。况且周公身为三公，又是东伯，称为上公。周公去世后，伯禽只是鲁侯，列侯的国家方圆七百里，不仅是成王不会封给鲁国，伯禽也不敢接受。《鲁颂》所谓“公车千乘，公徒三万”，其言辞不免有溢美之嫌。天子土地方圆千里，称为万乘，如果鲁国土地方圆七百里，是天子王畿的一半，何止有一千乘兵车呢？

伊川程氏说：“成王的赏赐，伯禽的接受，都是不对的。依我看来”

译这样做，成王未必会赏赐，伯禽也未必会接受，大概是鲁国人越分使用了天子的礼乐罢了。」

译因此，鲁君在孟春时节乘坐大路车，车上装载着弧形的旗杆、旗衣和旗帜，旗帜有十二旒，绘有日月的纹章，在郊外祭祀上帝，以后稷配享，这是天子的礼仪。

郑氏说：“孟春是建子之月，鲁国开始郊祭的日子是冬至，大路是殷代祭天的车。弧是旌旗的杆，用来张挂旗幅，旗幅的套子叫韣。天子的旌旗画有日月，帝是指苍帝灵威仰。昊天上帝，鲁国不祭祀。”孔氏说：“下文说‘季夏六月举行禘礼’，如果是夏历的季夏，就不是禘祭的月份，那就是周历的季夏。由此可知这里的孟春，也是周历的孟春。”又《杂记》说：“孟献子说：‘正月冬至，用来有事于上帝。’”所以郑氏知道是建子之月。《郊特牲》说：“周代开始郊祭的日子是冬至。”郑氏既然将周改为鲁，所以这里说“鲁国郊祭在冬至，祭天崇尚质朴，大路只有一层装饰，知道是祭天所用的，因为尊敬周公，所以使用先代殷礼，牺牲用殷代的白牡，车乘殷代的大路。”弧是用竹子做的，形状像弓，用来张挂旗幅。所以《考工记》说：“弧旌枉矢，用来象征弧。”这弓形的套子叫做韣。《周礼》说：“日月为常，又君王建大常。”这里说“日月之章”，与天子相同。后稷只配享灵威仰，不配享昊天上帝，所以知道鲁国不祭昊天上帝。

严陵方氏说：“周制在郊祭于建子之月，是为了迎接生气的发生；在禘祭于建巳之月，是为了顺应正位的确定。这就是鲁国在孟春于郊外祭祀上帝，在季夏于太庙禘祭周公的原因。鲁人郊禘不使用周代的牺牲和车路，而使用商代的牺牲和车路，为什么呢？大概只使用当今天王的礼仪，是诸侯的事；通用先王的礼仪，是天子的事。经文说天子的礼仪，大概就是这个原因吧？所以《郊特牲》说诸侯祭祀用白牡乘坐大路，而称之为僭越。凡是在车上树立的旗帜，都称为载；这里说‘载弧韣旂’，是因为树立在大路上的缘故。《觐礼》说‘载龙旂弧韣’，与此同义。十二旒，是天数的体现；日月之章，是天明的体现。郊祭用来昭明天道，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周代司常官职说：‘日月为常，交龙为旂。’这里说日月之章，称为载常也可以，却称为载旂呢？常称为旂，就像公侯伯子男通称为诸侯一样。而且大司马说‘君王载大常，诸侯载旂’，鲁公作为诸侯而使用天子的礼仪，所以虽然有日月之章，却只称为旂。这也是隆杀细微的意旨。山阴陆氏说：“孟春不说正月，表明鲁国占卜郊祭日期时，顺从得很迅速。”

谷梁氏说：“我在十二月下辛日占卜正月上辛日，如果不吉，就用正月下辛日占卜二月上辛日；如果不吉，就用二月下辛日占卜三月上辛日；如果不吉，就不郊祭了。”人臣使用天子的礼乐，所以言语委婉而合乎法度如此。根据《郊特牲》：“戴冕璪，十二旒，就是天数；旂十二旒，画有龙纹并设置日月，用来象征天。”

庆源辅氏说：“将公改为君，是因为下文所说的不是公的事。后文说君穿着卷冕站在阼阶，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新安王氏说：“郑氏认为孟春是建子之月，鲁国开始郊祭的日子是冬至，大路是殷代祭天的车。天子的旌旗画有日月，帝是苍帝灵威仰。鲁国不祭昊天上帝，这是郑氏的说法。周天子有冬至的郊祭，用来报答根本；有启蛰的郊祭，用来祈求谷物。其祭天车用玉路，旗用日月之常。鲁国僭用天子礼仪，也不敢完全相同，所以有祈谷的郊祭，没有冬至的郊祭。在孟春祈谷郊祭后耕种，那么孟春就是建寅之月，不是建子之月。不敢乘坐天子的玉路，又不肯乘坐同姓的金路，所以乘坐殷代的大路，常画日月。天子树立的旂画有交龙，同姓诸侯树立的常十二旒，旂则只有九旒。现在不敢完全使用天子的旂，所以在旂上画日月之章，缀以十二旒。这些都是使用天子礼仪而不敢完全相同。”

季夏六月，用禘礼在太庙祭祀周公。牺牲用白牡，酒尊用牺尊、象尊、山罍，郁尊用黄目，灌礼用玉瓉和大圭，进献用玉豆和雕篹，爵用玉琖并加以雕刻，再加上璧防、璧角，俎用梡嶡。

郑氏说：“季夏是建巳之月。禘，是大祭。周公称太庙，鲁公称世室，众公称宫。白牡，是殷代的牺牲。尊，是酒器。牺尊，用沙羽作为画饰，象骨装饰它，是盛郁鬯的器具。黄彛，灌酌郁尊用来进献。瓉，形状像盘，容量五升，以大圭为柄，叫做圭瓉。篹，是竹属，用竹子做成，雕刻装饰其直的部分。爵，是君主进给尸的。仍，是因，因爵的形状而做装饰。加，是加爵。散角，都用璧装饰其口。梡，开始有四个脚。嶡，为之做距。”

孔氏说：“从这里到下也一节，阐明禘礼在太庙祭祀周公，文物具备的仪节。牺牲用牡，是尊敬周公，不使用自己时代的牺牲，所以用殷代的牺牲。尊用牺、象、山罍，是使用天子的尊。牺，是牺尊。牺读如沙沙，凤凰也。在尊上刻画凤凰的形象，其形婆娑然，或作献字，是齐人的声音错误罢了。这牺尊，是《周礼》春夏之祭，

译朝践之礼在堂上进行，进献腥血时，用来盛放醴齐，是国君和夫人用来酌酒献尸的。象，即象尊，用象牙装饰它。这象尊，在《周礼》春夏的祭祀中，堂上朝事进献完毕，尸进入室内馈食时，用来盛放盎齐，是国君和夫人用来酌酒献尸的。山罍，指的是夏后氏的尊，天子在追飨、朝飨的祭祀中，再献时使用。如今褒崇周公的禘祭，杂用山尊，不知在哪个环节使用。郁尊使用黄目，郁指郁鬯酒，黄目是尝烝祭祀所用，尊崇周公在夏禘时使用它。灌礼使用玉瓉大圭，灌指酌取郁鬯酒献尸，以祈求神灵。酌酒所用的器具，玉瓉是用玉装饰的瓉，所以叫玉瓉。荐礼使用玉豆，指所进献的菹醢之类，用玉装饰豆，所以叫玉豆。下文所说的殷玉豆就是这样。雕篹，与豆连文，所以知道属于豆类。形状像筥，也是进献时所用的。篹既然用竹制作，不能刻饰，所以知道是雕镂它的柄。郑玄注解说装饰其直，直指柄。爵使用玉琖，仍然雕饰，爵是国君酌酒献尸的杯子。琖，是夏后氏爵的名称，用玉装饰它，所以叫玉琖。加上璧、散、璧、角，加指尸进入室内馈食完毕，夫人酌取盎齐，亚献，称为再献，又称为加。因为它不是正献，所以称为加，此时进献加的篹豆。这时夫人使用璧角，就是内宰所说的瑶爵。瑶是玉名，爵是总称，璧是玉的形状，角是爵所容纳的部分，名称不同而实质相同。那璧散，是夫人再献完毕后，诸侯作为宾客使用它，来献尸。虽然不是正爵，但在夫人加爵之后，所以总称为加，先说散后说角，是为了行文方便。爼使用椀、嶡，是两代的爼。虞代的爼名叫椀，据《礼图》说，椀长二尺四寸，宽一尺二寸，高一尺。众臣加上云气纹饰，天子加上牺饰。夏代的爼名叫嶡，嶡也像椀，有脚的叫椀。虞代崇尚质朴，没有多余的装饰。在脚中央加横木的叫嶡，因为夏代逐渐文饰的缘故。

译长乐刘氏说：“在大庙用禘礼祭祀周公，这是指后稷的庙在鲁国。鲁国有閟宫，那就是姜嫄的庙。鲁国在郊外祭天，以后稷配享，并不是没有后稷的庙。周公在周地去世，而在鲁国建庙祭祀，三年丧期刚结束，就用天子的礼乐在后稷的庙里禘祭周公的神主，以此来审察确定昭穆的次序。这样周公的神主才能在庙中安享祭祀，禘祭和祫祭从此得以施行。”

长乐陈氏说：“用天子的礼制在庙中举行禘祭，而牺牲却用白色的公牛，这与《周官》中牧人所说的阳祀用红色牺牲，《尚书》中说的文王用一头红色牛不同。大概因为周公的功勋劳绩不必局限于天下，所以推尊他使之与王同等，但如果没有什么区别，就不足以分辨君臣的名分。《诗经》说：‘周公是伟大的祖先，用白牡和骍牛祭祀’，就是这层意思。‘牺’是指牛，是用于耕作的；‘象’是指西方的野兽，而用来进献的是白色的。在尊贵的祭祀中必须用牛，是重视根本；必须用象，是诚意在内。‘罍’是储存酒并供给尊器的。《诗经》说：‘瓶中的酒空了，是罍的耻辱’，可见罍这种器物很大。称为罍，是有雷的象征，大概雷应时而出则利于万物，反之则为灾害，器物命名为罍，只是起警示作用罢了。经文说：‘整天饮酒却不会醉’，先王用来防备祸患，就是这层意思。山是静止而安定的，而罍上有山纹，是为了使神灵安宁。司尊彝中有山尊，与此同类。玉是阳气的精华而能通神明，所以瓉要用玉。圭是尖锐的而有利于生物，所以瓉的柄要用圭。豆的装饰与瓉意思相同。篹则用竹，而不加雕刻，雕刻是因为其质朴而取法于文采。璧是圆形的而有天体的象征。散是分散而不精致；是装饰用的。角是刚硬而能制约，用来作为饮酒的警戒。玉属阳，所以君主用玉琖向尸献酒；璧的质地次于玉，所以宾长用它。然而散和角，也不是用来献给尊者的。《礼记》说：‘地位低贱的献散，地位卑下的举角’，就是这个道理。说‘加’就知道这不是正爵。”

严陵方氏说：“《大传》说：王者禘祭其祖先所从出的帝，以其祖先配享。大概帝喾是周祖所从出的，所以《祭法》说：周人禘喾而已。凡是六畜都称为牲，大概取它们能生长，然后才可以被杀的意思。所谓黄目，就是黄罍。又说：郁尊，是因为盛着郁鬯酒。瓉柄的形状，必须用圭，因为圭是东方的器物，东方纯阳，是君道，所以用圭。至于夫人，则只用璋，因为阴气混杂的缘故。这与聘问君主用圭，聘问夫人用璋，意思相同。《郊特牲》说：‘灌礼用圭璋，是利用玉的气。’名称虽然不同，至于用玉，则是一样的。然而这里只提到璋，大概是举大的足以兼括小的，而妇人从夫的道理可知了。天子用玉装饰豆，诸侯用象牙装饰。玉豆就是天子的豆，用玉、用象牙，则与笏板所用的道理相同。而且琖就是爵，一升叫爵，四升叫角，五升叫散，只是它们所容纳的酒量比琖多，所以又因此作为加献的酒器。”

马氏说：黄目，是用黄金做眼睛的。《郊特牲》说：黄目，是郁鬯酒的上等尊器。黄，是中；目，是气的清明之处。是说从中酌酒，而清明之气显于外。玉豆所进献的，是指菹醢之类，是水草的和气。雕篹所进献的，是指陆生的物品。凡是器物用玉装饰的，都是重视文采的意思。

山阴陆氏说：说用禘礼在大庙祭祀周公，那就是用禘礼祭祀周公而已，并不是把周公当作帝喾来禘祭。用占卜而后使用，是重视这个缘故。只是用二而已，据说是加献了璧、散璧、角玉、琖，仍然雕刻。说雕刻则玉就不纯粹了，是低于周朝的缘故。灌礼用圭璋，所以加献用璧。《郊特牲》说：‘束帛加璧。’先说璧散，大概礼制中正献以小为贵的，加献就崇尚大；正献以大为贵的，加献就崇尚小。夏后氏用楬豆，殷商用玉豆，周代用献豆。现在说进献用玉豆，外面没有其他豆了。有虞氏用梡，夏后氏用嶡，殷商用椇，周代用房俎。现在说梡嶡，梡嶡之外没有其他俎了。新安王氏说：《周官》有鬯人、郁人，不知道郁叫做秬鬯，鬯人供应它，煮郁金和鬯酒叫做郁鬯，郁人掌管它。天子赐给诸侯圭瓉，那么诸侯就可以用郁鬯。宣王曾经用圭瓉秬鬯二卣赐给文侯。周公在东都，成王曾经用秬鬯二卣命令周公在文王、武王前禋祭，那么秬鬯圭瓉鲁公必定接受这个赐礼无疑。按礼制，秋尝、冬烝灌礼用黄罍。黄罍就是黄目。赐给诸侯或一卣或二卣，不说黄罍为什么呢？卣是中尊，大概黄罍是别名。有人说尊有三等，为上卣为中，罍为下，这是失其义了。凡是灌礼，天子、诸侯用圭瓉，后夫人用璋瓉。瓉，是它的盘用圭，柄也用圭。所以郁尊有黄目，灌礼有圭瓉，虽然鲁人得以使用，但瓉有大圭，未免僭越了天子的礼制。

升歌《清庙》，下管《象》。拿着朱干玉戚，戴着冕舞《大武》；穿着皮弁素积，袒裼舞《大夏》。《昧》是东夷的音乐；《任》是南蛮的音乐。

译啊。将夷蛮之乐纳入太庙，是说鲁国在天下广施恩德。

译郑玄说：“《清庙》，是《周颂》中的诗篇。《象》，指的是《周颂》中的《武》篇。用管乐来演奏它，朱干是红色的大盾牌。戚，是斧头。冕，是冠的名称。诸侯的礼服，从衮冕往下，都像天子的礼服一样。《大武》，是周代的舞蹈。《大夏》，是夏代的舞蹈。《周礼》中韎师掌管教导韎乐，《诗经》说：‘用雅乐和南乐，用籥舞而不僭越’，意思是广大。”

孔颖达说：“升，是升堂。将乐工升上庙堂来歌唱《清庙》这首诗。《清庙》是因为文王有清明的德行，在庙中祭祀他而作的颂歌。下堂，是走下台阶。管乐和匏竹在堂下，所以说‘下管’是在堂下。吹管乐来演奏《象》《武》的诗篇，所以说‘下管《象》’。查考《诗经》：‘维清奏《象舞》’，襄公二十九年看见舞蹈《象箾》《南籥》，知道这不是文王的乐舞，必定认为是《大武》。武王的乐舞，是因为经文说‘升歌《清庙》，下管《象》’，以父亲的诗在上，儿子的诗在下，所以知道是武王的乐舞。朱干玉戚，是红色的盾牌和玉饰的斧头。戴着冕冠而舞《大武》，是天子穿着衮冕，手持红盾玉斧而舞，这是武王伐纣的乐舞。上文说‘下管《象》’，是指吹奏《大武》的诗篇；这里说‘舞《大武》’，是指《大武》的舞蹈。皮弁，是三代天子的礼服；裼，是显露美饰。《大夏》，是夏禹的乐舞。天子又穿着皮弁裼衣，而舞夏后氏的乐舞。六冕是周代的制度，所以用冕冠而舞周代的乐舞；皮弁是三代天子的礼服，所以用皮弁而舞夏代的乐舞。周代的乐舞是《大武》，《大武》质朴，所以不裼；夏代的乐舞文饰，文饰所以裼。如果是诸侯祭祀，各自穿着所祭祀对象的冕冠而舞。《祭统》说‘戴着冕冠拿着大盾来娱乐皇尸’就是如此。郑玄引用《周礼》‘韎师’来证明经文中的韎乐，又引用《小雅》《鼔钟》的诗来证明南蛮的乐舞。‘任’就是南。周公的德行广大，不仅使用四代的乐舞，也使得蛮夷归附，所以在庭院中赐奏蛮夷的乐舞。只说夷蛮，那么戎狄也就可知了。有人说正乐既然不能具备六代的乐舞，所以蛮夷只给予两方的乐舞。《白虎通》说：‘乐元语说：东夷的乐舞叫‘朝离’，万物微微离开地面而生长，乐舞手持矛而舞，帮助时节生长。南夷的乐舞叫‘南南’，‘任’也，任养万物，乐舞手持羽毛而舞，帮助时节养育。西夷的乐舞叫‘味’，‘味’是晦昧，万物衰老，取晦昧的意义，乐舞手持防而舞，帮助时节肃杀。北夷的乐舞叫‘禁’，说万物禁止收藏，乐舞手持盾牌而舞，帮助时节收藏。’这里东边叫‘昧’，西边叫‘株离’，与《白虎通》相反。将夷蛮的乐舞纳入大庙，是说都在大庙中演奏，扩大鲁国的欲望使其像天子一样，向天下展示。马融说：‘歌，是人声；匏管，是竹声。堂上用人声歌唱《清庙》，是为了尊贵文德；堂下用匏竹演奏《象武》，是为了轻视武功。周公的德行精妙而不可知，可知的见于文德武功罢了。文德成就于制作之间，武功存在于征伐之际，所以彰显其武功就赐给他武乐，彰显其文德就赐给他夏乐。’大概武功的盛大，没有比《大武》更盛的；而文德的盛大，没有比《大夏》更盛的。冕，是文饰的礼服。穿着冕服而舞《大武》，是用文德来制止武功的意思。皮弁素积，是质朴的礼服。舞《大夏》，那么礼服是用来保持其文饰的。裼，是礼服显露美饰。至于皮弁素积，掩盖了其文饰而不显露，所以裼衣是用来显露它的。

山阴陆佃说：说下堂而管《象》，那么升堂歌唱的人下堂而又管众乐。即说下管《象》，嫌恶歌唱《象》与《祭统》所说的相同，《明堂位》下管《象》也相同。《仲尼燕居》所说的相同，嫌恶前面的下管《象》相同。那么《文王世子》为什么不嫌远呢？舞蹈没有比《武宿夜》更重的，所以戴着冕冠穿着袭衣而舞《大武》，戴着皮弁穿着裼衣而舞《大夏》。《内则》说十三岁舞《勺》，成童舞《象》，二十岁舞《大夏》，不说《大武》。《大武》大概很深奥，又在其后。又说：积与弁是文饰的礼服，皮与素则是阴柔的，所以用来舞《大夏》。干与戚是武器，而朱与玉则是阳刚的，所以用来舞《大武》。这是阴阳相成的道理，阳以阴来成全它，所以裼武而用来舞《大夏》；阴以阳来成全它，所以冕文而用来舞《大武》。又说：大飨的礼仪与宗庙相同，所以也升歌《清庙》，下管《象》而舞《大武》、《大夏》。《燕居》所说的升歌《清庙》，下管《象武》继之，夏籥序兴就是如此。养老的礼仪则不同于大飨，所以升歌《清庙》，下管《象》，其舞蹈只有《大武》而已，没有《大夏》。大概《武》比《大夏》低一等，《文王世子》登歌《清庙》，下管《象》舞《大武》就是如此。燕礼则有《勺》而没有《大武》，大概《勺》比《大武》低一等，《仪礼》所说的升歌《鹿鸣》，下管《新宫》，遂合舞乐合乐则《勺》就是如此。

严陵方氏说：武是征伐的名称，夏是文明的地方。武王以征伐的大功而平定商朝的动乱，所以他的乐舞称为《大武》。夏后以文明的大德而受禅于舜，所以他的乐舞称为《大夏》。因为武是征伐的名称，所以武王的称号因而与他的乐舞相同；因为夏是文明的地方，所以夏后的乐舞因而与他的国名相同。

译如此。那么“大武”是武舞，“大夏”是文舞。盾牌必定用红色，斧钺必定用玉石，这是文舞的特征。盾牌必定用红色，斧钺必定用玉石，是因为红色是蕴含阳气的颜色，玉石是阳气精华的纯粹体现，红色和玉石代表德行，以此显示先王凭借德行而建立武功。头巾必定用皮革，上衣必定用素色，是因为皮革没有经纬交织的花纹，素色没有绘绣的功夫，皮革和素色代表质朴，以此显示先王不因为文饰而掩盖质朴。在讲述武舞时提到盾牌和斧钺，以此显示文舞中有羽毛和籥；在讲述大夏时提到袒露，由此可知武舞是穿着外衣的。这些说法不过是相互完备罢了。然而音乐先奏文王的歌，后奏武王的武舞，这是时间的顺序；舞蹈先跳武王的武舞，后跳夏后氏的文舞，这是事件的顺序。先王时代的祭祀必定使用夷乐，大概是因为位居天下中央而变革，统领四海之民并役使他们，赢得了他们的欢心，让他们击鼓舞蹈，以承接祭祀，这是君子所乐见的。所以《周官》中设有韎师、旄人和鞮鞻氏的职官，就是因此。东方称为夷，与蛮、戎、狄相通，统称四夷，就像公、伯、子、男统称为诸侯一样。况且四夷的习俗虽然各不相同，至于与华夏相反，都是简易而没有文饰，这一点则是一样的。然而夷乐只有东南而没有西北，这也是盛衰细微的区别。东方是四夷的首领，相对于蛮的小而言是大。《周官》专门由韎师掌管夷乐，就是因此。周朝的教化从北向南传播，南方距离丰镐尤其遥远。《诗经》说“以雅以南”，《礼经》说“胥鼓南”，就是因此。过去成王想要报答周公的功勋劳苦，所以用音乐来任命他。认为用诸侯之乐还不够，又命令使用天子之乐；认为用当代君王之乐还不够，又命令使用先王之乐；认为用中原之乐还不够，又命令使用四夷之乐。那么所用的范围就很广了，所以说“是说鲁国在天下享有广泛的礼乐”。

译长乐陈氏说：考证经书，在东西两阶之间舞干羽，那么文舞在东阶，武舞在西阶。武舞常常在先，文舞常常在后。为什么呢？《尚书》说“舞干羽”，那么先干而后羽；《乐记》说“及干戚羽旄”称为乐，那么先干戚而后羽旄。《郊特牲》《明堂位》《祭统》都说“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积裼而舞大夏”，那么先大武而后大夏。《诗经·简兮》说“硕人俣俣，公庭万舞”，又说“左手执籥，右手秉翟”，那么先万舞而后籥翟。汉代的乐舞也是先武德之舞而后文始之舞；唐代的乐舞也是先七德之舞而后九功之舞。然而都是先武而后文，大概是因为：武用来威慑众人而平定祸难，文用来归附众人而守成。平定祸难常常在先，守成常常在后。又说：周朝的兴起，功劳没有比武功更大的，乐舞没有比武舞更盛大的，所以没有大武用来祭祀，穿着冕服舞大夏，那么朝服只是皮弁罢了。干用来自我保护，戚用来对付敌人。朱干用白金装饰其背面，《礼记》说：“朱干设锡”就是这个意思。玉戚剥去玉来装饰其柄，楚国的工尹路说：“剥圭以为槭柲”就是这个意思。大概朱色用来象征事功，玉用来象征德行，武舞中用来自我保护的是主体，而用来对付敌人的不是德行，所以其宣布显现作为事功的，想要自我保护罢了；至于手持用来对付敌人的，是温纯的德行，这就是武舞的道理。籥用来发声，翟用来显示文采。声音由阳而来，所以左手执籥；文采由阴而生，所以右手秉翟，这就是文舞的道理。天子的乐舞如此，那么鲁国也有，是因为康周公的缘故。世道衰微礼制废弛，鲁国不仅用于周公的庙，而且群庙也使用，所以子家驹讥讽它。不仅用于鲁国的群庙，而且诸侯的庙也使用，所以《郊特牲》讥讽它。以至于《八佾》在季氏的庭院中演奏，万舞在文夫人身边舞动，那么先王的乐舞被扫地可知了。《祭统》说：“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公羊传》说：“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大概《公羊传》所说的是错误的。然而“朱干玉戚”的舞蹈，国君亲自参与。《祭统》说：“君执干戚就舞位，冕而緫干。”又说：“王者舞先王之乐，明有法也；舞当代之乐，明有制也；舞四夷之乐，明有懐也。”大概四夷之乐，东曰韎，南曰任，西曰侏离，北曰禁。有的以其服色命名，有的以其声音命名，服色则是韎，声音则是侏离。其他无法考证。鞮鞻氏掌管四夷之乐，旄人掌管教授四夷之乐，韎师则掌管教授东夷之乐罢了。然而韎师之乐用于祭祀大飨，而旄人鞮鞻之乐用于祭祀与宴饮。大概东在四夷中为长，飨在宴饮中为重。看韎师称为“师”，旄人鞮鞻称为“人与氏”，师则序于前，而人与氏序于后，那么夷乐的区别可知了。先王对于夷乐，虽然有时使用，然而夷不可以扰乱华夏，哇不可以混杂雅乐。大概也是后之而弗先，外之而弗内。看夹谷之会，侏儒之乐奏于前，而孔子讥讽它。东汉元日之会，国之乐作于庭，而陈禅非议它。那么鲁国接纳夷蛮之乐于大庙，大概陈列于门罢了。唐代的时候，都奏于四门之外，难道是古代的遗制吗？升歌清庙，下管象说，见于《文王世子》。

庆源辅氏说：“说广大，周公之德于天下也。”

国君穿着卷冕立于阼阶，夫人戴着副祎立于房中。国君肉袒迎牲于门，夫人荐豆笾。卿大夫辅助国君，命妇辅助夫人，各尽其职。百官废职，服大刑而天下大服。

郑氏说：“副，首饰也。《诗》云：‘副笄六珈’。《周礼》：追师掌王后之首服为副袆。王后之上服，唯鲁及王者之后夫人服之。诸侯夫人则自揄翟而下。赞，佐也。命妇于内则世妇也，于外则大夫之妻也。祭祀，世妇以下佐夫人扬举也。大刑，重罪也。天下大服，知周公之德宜飨此也。”

孔氏说：前经明祀周公所用器物，此经明祀周公之时，君与夫人、卿大夫、命妇行礼之仪。尸初入之时，君待于阼阶，夫人立于东房中。鲁之大庙，如天子明堂，得立房中者，房则东南之室也，总称房尔。副是首饰，以其覆被头首。郑引《诗·鄘风》言宣姜首着副珈，而又以笄六玉加于副上，引《周礼·追师》证副是王后首服。案《周礼》袆衣、揄翟、阙翟等，皆是后之所服，袆衣则后服之上者，故郑云“袆，王后之上服也”。迎牲于门，谓祼鬯之后，牲入之时迎于门也。夫人荐豆笾者，谓朝践及馈孰并酳尸之时也。卿大夫助君，谓初迎牲币告及终祭也。命妇助夫人，谓荐豆笾及祭祀之属。当祭之时，令百官各扬举其职，

译如果有废弃职守、不履行职责的人，就对他施加严厉的刑罚。用这样的方式来祭祀周公，祭品器物齐备，礼仪庄重严肃，百官听从命令，天下人心归服。彰显周公的德行，应当像这样。

译长乐陈氏说：“阼阶是明亮向阳的地方；房室是幽暗向阴的地方。君主立于阼阶，是效法阳道的原则；夫人立于房中，是体现阴道的原则。天子有六冕，其中包括衮冕；诸侯外出时具有君主的道统，所以他们的冕服也与此相同。而王后有六衣，其中包括袆衣，用来跟随天子祭祀。诸侯的夫人跟随丈夫的爵位，那么按礼应当穿着这种服饰。郑氏认为这是二王之后的礼服，这是错误的。”

严陵方氏说：“卷冕就是衮冕。三公受一命穿衮冕，如果有加恩则赐予，而天子也穿衮冕，以象征天道，因为九章纹饰的盛大，穿有纹饰的礼服没有比这更极致的了。首饰以‘副’为名，是因为头发是主要的装饰，所以用‘副’来辅助它。君主立于阼阶，夫人立于房中，这是为了顺应阴阳的位置罢了。袒露上身就是肉体裸露，所以说肉袒。然而人劳累时就是这样，一定要肉袒迎接牺牲，是为了亲自射杀、亲自切割并竭尽全力的缘故。在门外迎接牺牲，那么在室内进献豆笾，可以知道牺牲是在外面，是男子的职责，所以君主迎接它。豆笾是膳食美味，是女子的职责，所以夫人进献它。这与五官供奉六牲、六官供奉六齍的意义相同。经文为什么提到笾豆呢？凡是笾，豆就跟随它；周代的豆，笾不一定跟随它。所以《礼器》提到天子诸侯的豆的数量，《乡饮酒》提到五十六十的豆的数量，没有单独提到笾的。如果晋侯宴请季孙宿有加笾，而武子辞谢，那么即使有时单独提到笾，本来也有豆了。《周官》中笾人掌管四种笾的实物，醢人掌管四种豆的实物，其顺序是先笾人而后醢人，大概是因为笾尊贵而豆卑贱的缘故。等到它们并列陈设时，笾在边上而豆在中间。那么从尊卑来说，所以说笾豆；从内外来说，所以说豆笾。其实是一样的。君主和夫人是祭祀的主持者，专心于这件事。卿大夫和命妇是臣妾，只是辅助这件事罢了，各自履行自己的职责。就像司徒供奉牛，司马供奉羊，司空供奉猪，司寇供奉狗之类一样。他们的职责虽然不同，又不可以侵夺官职，所以说各自。庄子说：厨师即使不管理厨房，尸祝也不会越过樽俎去代替他，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废弃职责那么职责就不履行了。服受大刑，肆师在祭祀那天，诛杀那些怠慢的人就是如此。”

山阴陆氏说：“君主出门迎接牺牲，卿大夫跟随。然后夫人进献豆笾，命妇辅助夫人，男女互相避让，是为了区别嫌疑。君主穿卷冕立于阼阶，夫人戴副饰穿袆衣立于房中，也是因为这个命妇辅助夫人，说‘赞’不说‘相’，是优待鲁国。依据卿大夫辅助君主，命妇辅助夫人。”

庆源辅氏说：“周公是人臣，却使用天子的礼乐进行祭祀，按理人们心中会有不服。现在执事的臣子各自履行自己的职责，而没有怠慢的意思。至于一旦有废弃职责而不履行的，也就自己服受大刑。到这时才知道天下大大信服，而不认为周公不可以使用天子的礼乐。这都是鲁人的夸耀之词。”

因此夏祭叫礿、秋祭叫尝、冬祭叫烝、春祭社、秋祭省，然后举行大蜡祭，这是天子的祭祀。郑氏说：“不说春祠，鲁国在东方，天子向东巡守，春天有时省略它。”省读作狝，狝，是秋田的名称。春田祭社，秋田祀祊。大蜡，是每年十二月搜索鬼神而祭祀他们。

孔氏说：“这一经文明确鲁国得以祭祀的事情。鲁国在东方，朝见常在春天，当朝见的那年因为朝见而省略祭祀，巡守在二月，不在正月祭祀，是因为诸侯提前在边境等待的缘故。祭社祀祊，是大司马职文中的祊，应当是方，四方勾芒之类。”

长乐陈氏说：“夏天以饮酒为主，所以在祭祀中叫礿；秋天以进献新物为主，所以在祭祀中叫尝；冬天则物产众多而可以进献，所以叫烝。春天说社，就知道秋天狝也是祀方。《诗经》说：‘以社以方’，就是如此。秋天说狝，那么春天社也是搜。《礼记》说：‘春搜，夏苗，秋狝，冬狩’，就是如此。”

严陵方氏说：“说夏礿、秋尝、冬烝，而没有提到春祠，与《王制》说烝就不说礿，意义相同。它们不同的是，只是那里把礿当作春祭罢了。春祭省略祠而不省略社，是因为祠是君主独自的，社是民众共同的缘故。社和省，春天和秋天都有。它们不同的是，春社以祈求为主，秋社以报答为主；春省以耕种为主，秋省以收获为主罢了。这里在社中说春天，以概括秋天；在省中说秋天，以概括春天。其实是一样的。大蜡一定要说遂，与《大司马》说遂以搜田的遂相同。大概秋省时百物成熟了，蜡是为了报答百物在其成熟之后，然后百物才可以报答的缘故。省不是祭名，而与祭祀并提，是因为这个。所有这些都是诸侯所共有的，只是鲁国实行，大概是礼有所隆重的缘故。”

讲义说：“这里不说春祠，先儒认为鲁国在东方，天子在春天向东巡守，那么鲁国省略春祭。朝见常用春天，当朝见的那年也就省略祭祀，这是不对的。只是经文有脱漏的文字罢了。祭祀不可以省略。”

马氏说：“天子大蜡祭八种，所有这些，是天子的祭祀。而鲁国因为周公的功劳，所以得以使用。”

大庙，是天子的明堂；库门，是天子的皋门；雉门，是天子的应门。在朝廷上摇动木铎，是天子的政令。

郑氏说：“庙和门像天子的制度。天子有五门，皋、库、雉、应、路。鲁国有库、雉、路，那么诸侯有三门。皋的意思是高。《诗经》说：‘乃立皋门，

译皋门有伉。于是设立应门，应门庄严宏大。天子将要发布号令，必定用木铎来警示众人。

译孔氏说：“这一经文阐明了鲁国的宫门和宗庙制度。周公的太庙制度类似于天子的明堂，鲁国的库门制度类似于天子的皋门，鲁国的雉门制度类似于天子的应门。制度高大如同天子，但并非事事都相同。”他引用《大雅·文王緜》中的诗句，来证明诸侯也有皋门、应门。

盱江李氏说：郑玄认为鲁国施行天子的礼仪，既然鲁国的太庙如同明堂，那么周朝的太庙也如同明堂了。如果周朝的太庙制度像明堂，鲁国的太庙又像明堂，那就是鲁国的太庙如同周朝的太庙了。为什么不直接说“太庙，是天子的太庙”，而要说“明堂”呢？这大概是因为鲁国施行天子的礼乐，在飨祭上帝、告朔时，应当效法周朝。然而因为作为人臣不敢建立天子发布政教的大堂，所以在周公的太庙中略微模仿明堂的制度，以完备其礼仪。并不是说周朝的宗庙如同明堂。

山阴陆氏说：这是说建造太庙采用天子明堂的制度，建造库门采用天子皋门的制度，建造雉门采用天子应门的制度。郑司农说：“天子有五座门：最外面叫皋门，第二座叫雉门，第三座叫库门，第四座叫应门，第五座叫路门。”库门是中间的门。《周官》所说的“中门的禁令”，大概就是指这里。礼制规定：宰夫手持木铎在宫室中号令，从寝门一直到库门。因此，国君返回时也到库门。庄公去世，已经入殓并戴上丧带却不进入库门，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国君有忧患，就穿素服在库门外哭，也是因为这个原因。那么，左边是宗庙，右边是社稷，都在库门外、雉门内。所以国君出巡边境去世，从阙门进入。孔子参与蜡祭宾客的礼仪，出游于观台之上，这就是太庙在雉门内的证据。库门应该在内部，现在却在外部，这是鲁国使用天子礼制的缘故。假如雉门外还有一座门，依据天子第一座叫皋门，第二座才叫雉门。

长乐陈氏说：“皋，是开始做事的词语。《礼记》说：‘皋某’。《周官》中有‘皋舞’，都是开始的意思。五座门从这里开始，所以叫‘皋’。天子的库藏在这里，所以叫‘库’。有雉鸡的形象，所以叫‘雉’。与路门相对，作为颁布政教的地方，所以叫‘应’。五座门中以路门为最大，所以叫‘路’。这里只说库门、雉门而不说路门，是因为路门是门中最大的，天子和诸侯在这方面没有嫌疑不同。古人发布一个号令，都发声以警示众人，所以在朝廷上摇动木铎。铎有用金属制成的，则取义于义，而在时令上对应秋季。秋季气候肃杀，以杀伐为主，所以多用于武事。《周官》中鼓人用金铎通鼓，司马振铎，就是这样。有用木头制成的，则取义于仁，而在时令上对应春季。春季气候温和，以生发为主，所以多用于文事。《周官》中小宰、小司徒都说：‘正月，率领下属摇动木铎巡行于市场’。而《论语》称赞孔子的德行，也说：‘上天将要把夫子当作木铎’。这些都是天子的政教。”

清江刘氏说：这段经文有五座门的名称，却没有五座门的实际。根据《诗》《书》《礼》《春秋》考证，天子有皋门、应门、毕门，没有库门、雉门、路门；诸侯有库门、雉门、路门，没有皋门、应门、毕门。天子有三座门，诸侯也有三座门，门的数量相同但名称不同。为什么这么说？《诗经》说：“于是建立了皋门，于是建立了应门。”《尚书》说：“两人戴着爵弁，手持惠草，站在毕门之内。”又说：“王出在应门之内。”这些都是讲天子的。毕门有时也叫虎门，大概是因为王在国都时，虎贲氏守卫王的宫室，大概居住在这座门，所以太保命令仲桓、南宫毛让齐侯吕伋，带着两把干戈和一百名虎贲，在南门外迎接子钊，指的是虎贲，所以叫虎门。有时也叫路门，大概是因为在北门外树立路鼓，由大仆掌管，指的是路鼓，所以叫路门。没有提到库门、雉门的，是因为它们不是天子的门。《明堂位》所说的，大概是鲁国使用天子礼制，所以门的制度同于天子的门而名称不同。诸侯有路寝，路寝的门叫做路门，这是诸侯的三座门。《春秋》说：“雉门和两观发生火灾，讥讽两观，不讥讽雉门。”没有提到皋门、应门、毕门的，是因为它们不是诸侯的门。天子有三朝，诸侯也有三朝。天子的外朝在皋门外，治朝在应门内，内朝在毕门内，毕就是跸（清道止行）。王走到这里就清道止行，由师氏掌管。应，是应和。王居住在治朝，端正天下的政事，海内没有不恭敬应和的。皋，是宣告。向万民宣告，谋划大事。这也是《春秋》大义中讲天子的。诸侯的外朝在库门内，治朝在雉门内，内朝在路门内。称为库门、雉门的，是因为诸侯不敢侵用天子的门名，以它们所靠近的地方命名。库门，是府库所在的地方；雉门，是治朝所在的地方。雉通治；路门，是路寝所在的地方。这也是《春秋》小义中讲诸侯的。建国时的神位，左边是宗庙，右边是社稷，都夹着治朝。这就是《春秋》所说的“在两社之间作为公室辅佐”的意思。严陵方氏说：天子五座门，从内向外，第一座叫路门，路意为大，是正寝的门；第二座叫应门，应意为应和，路门倡导，应门应和；第三座叫雉门，观阙筑在这里；第四座叫库门，器械藏在这里。观阙是用来垂示形象作为百姓准则的，那么

译筑在五门之中，也是合适的。器械是用来防备战争、警戒意外的，所以备放在外门之内，也是合适的。第五道门叫皋门，皋有舒缓的意思，近了就显得紧迫，远了就显得舒缓。皋门是五门中最远的，所以这样命名。库门以“库”为名，却比照天子皋门的规制；雉门以“雉”为名，却比照天子应门的规制。从外面进入，皋门靠近库门，所以库门比照皋门的规制；从里面出来，应门靠近雉门，所以雉门比照应门的规制。皋门在外，所以从外面进入的角度来说；雉门在内，所以从里面出来的角度来说。况且库门、雉门，是天子独有的；皋门、应门，是诸侯共有的。一定要用天子独有的名称，是为了区别于诸侯；只采用诸侯共有的规制，又是为了低于天子。《周官》记载，小宰率领治官的属员，观察治理的象征之法，拿着木铎巡行告诫说：“不遵守法令的，国家有固定的刑罚。”直到乡师、士师、宫正，也没有不这样做的。这难道不是天子的政令吗？《尚书》说：“每年孟春时节，遒人拿着木铎在路上巡行告诫。”也是这个意思。

译《礼记集说》卷七十九

<经部，礼类，礼记之属，《礼记集说》>

钦定四库全书

《礼记集说》卷八十 宋 卫湜 撰

山节藻棁，复庙，重檐，刮楹，达乡，反坫，出尊，崇坫，康圭，防屏，这些都是天子宗庙的装饰。

郑玄说：山节，是指将斗拱雕刻成山形的样子；藻棁，是指将梁上的短柱绘制成水草花纹的样子；复庙，是指屋顶重叠的庙宇；重檐，是指屋檐下承接墙壁的木材也是双层结构；刮楹，是指用磨石打磨柱子；达乡，乡属于窗户一类，指的是夹在门两侧的窗棂；每间屋子有八扇窗棂，形成四方通达；反坫，是放置酒杯的土台；出尊，是指酒器位于土台的南面；只有两国国君友好交往时，献酒后才会将酒杯放回土台上，国君行礼的位置在两柱之间，土台高耸。康读作亢，即龙的亢部，又指高起的土台，接受宾客的玉圭并放置在上面；屏叫做树，就是现在的桴思；上面雕刻着云气、蛊兽等图案，就像现在宫阙上的装饰一样。

孔颖达说：这一节论述的是鲁国大庙的装饰。郑注中的“欂卢”，就是现在的斗拱。侏儒柱，是梁上的短柱。重檐，是在外檐下的墙壁上再安装板檐，以躲避风雨溅湿墙壁。所以郑玄说：“重承壁材也。”刮楹，是指柱子。用细密的石头打磨柱子。达乡，是指窗户和门洞通达。《诗经》说：“塞向墐户。”所以知道乡是指窗棂。反坫，是两国国君相见时放置酒杯的土台。用土筑成，位于两柱之间，靠近南面。国君饮酒，献酒后将酒杯放回土台上，所以叫做反坫。出尊，是指酒器在两柱之间，土台在酒器的南面，所以说“出尊崇坫”。康圭，是举起玉圭的意思。设置高土台接受宾客的玉圭，举在上面。防屏，是指雕刻的屏风。屏叫做树。天子有外屏，臣子到了屏风前，俯伏思念政事。桴思是小楼。城墙角落和宫阙上都有这种建筑。那么屏风上面也有屋顶，用来覆盖屏风墙。所以郑玄说：“桴思也。”这些都是天子宗庙的装饰。反坫也在宗庙中，所以一并称为庙饰。

马氏说：“天子宗庙的装饰不止这些，这里只是列举了大概。天子使用详尽的礼制，而鲁国使用简略的礼制。”

严陵方氏说：将斗拱雕刻成山形，是取其镇守的意义；用藻纹装饰短柱，是取其文采的意义。复庙的复，就像传文中复道的复；坫是放置玉圭和酒杯的器具。反坫，是放置酒杯的土台；崇坫，是放置玉圭的土台。凡是器物仰放为正，覆放为反。反坫用来覆放酒杯，所以放置酒杯的土台叫做反；崇坫用来荐献玉圭，所以放置玉圭的土台叫做崇。反坫也可以用来放置酒杯。唯独对玉圭说崇，是因为放置玉圭时没有正反的区别。出尊，是指放置酒杯的土台在酒器的外面。凡是物体在内为入，在外为出，所以在酒器外面就说作出。康圭，是指玉圭因为土台而安稳。凡是物体放置在上面就安稳，所以放置玉圭叫做康圭。这些都是天子的礼制，所以臧文仲使用山节藻棁，管仲使用反坫和塞门，君子认为这是僭越。

长乐陈氏说：“宗庙是用来侍奉死者的，复有归根而安静的意义。打磨柱子，有洁净的意思，而洁净，是斋戒以侍奉鬼神的意思。通达窗户，有光明的意思，而光明，是神明而明察的意思。在屏风上说防，是通达的意思。屏风是用来遮蔽的，而通达它，是因为神灵没有固定方位且无处不在，所以通达它。”

金华应氏说：复庙重檐，深邃严密，在内部作为神人祭祀居住的地方，就是《诗经》所说的寝庙奕奕。前殿叫庙，后殿叫寝，总称都叫庙。大概内部虽然是宗庙，外部具备朝廷的体制，所以天子在这里接受朝见，接纳聘问，诸侯在这里听政，进行聘享。斗拱耸立而向上承接，希望它安静，所以雕刻成山镇守的形象，也有草木茂密的样子。短柱细小而向下倾斜，希望它灿烂，所以绘制水草花纹，也有水势流动的样子。如果不严密静深，就不足以安顿神灵，所以用复庙来加深其隐藏，而用重檐来躲避风雨。如果不绚丽辉煌，就不足以彰显物采，所以用刮楹来华丽其装饰，而用达乡来通达日月。稠密复重坚固幽深而使之神化，开通洞达显明而使之光明。

山阴陆氏说：“天子的椽子，砍削打磨，加上细密的石头。刮楹是其中的一角。大庙的旅楹，徘徊处都有柱子通达，乡像现在的偷柱，使前面通达。反坫，是放置酒杯的土台，崇坫是高起的。康圭，使玉圭安稳。出尊，使酒器显现。这是尊爵所从出的地方。康按字面意思读，土台高起就担心可能不安稳，所以叫做康。防是在上面防止。”

庆源辅氏说：“反坫出尊，说的是它们所在的位置；崇坫康圭，说的是它们的用途，互相补充完备。”

鸾车，是有虞氏的车；钩车，是夏后氏的车；大路，是殷商的车；乘路，是周朝的车。

郑玄说：“鸾车有鸾和铃；钩车有弯曲的车厢。大路，是木车；乘路，是玉车。汉代祭天乘坐殷商的车，现在叫做桑根车。《春秋传》说：‘大路素鸾’，有的版本作‘栾’。”

孔颖达说：“这一节阐明鲁国有四个朝代的车，它们的形制各不相同。路就是车，钩是弯曲的意思。舆就是车床，曲舆是指车厢前部弯曲。虞代质朴，没有钩曲了。查考桓二年，左氏说：‘大路越席’，越席是祭天的席子，那么大路也是祭天的车。”

译祭祀上天崇尚质朴，所以郑玄说用素色。

长乐陈氏说：“鸾铃挂在车衡上，和铃挂在车轼上。鸾铃鸣响则和铃应和，唱和出于自然。所以虞氏的车使用这种配置。钩是弯曲的意思，通过细微曲折来顺应时势，这是人的法则。所以禹的车使用这种配置。大路车的繁缨只有一组，周代官制称之为木路。木代表质朴，而且其形制简略，殷代的道比周代简略，所以殷代的车使用这种配置。乘路车的繁缨有十二组，周代官制称之为玉路。玉是阳气的精华，而且其形制华美，华美的极致莫过于周代，所以周代的车使用这种配置。”

译严陵方氏说：鸾车，是装有铃铛的车，必定称为“鸾”，是取它声音美好的缘故。至于鸾刀，称为“鸾”，也是因为这个缘故。钩车，是取它形状弯曲的缘故，钩笾称为“钩”，也是因为这个缘故。车上有鸾，是从虞氏开始的；车上有钩，是从夏后氏开始的。因为崇尚素朴而在道上最为重大，所以称为大路。至于大圭称为“大”，也是因为这个缘故。因为最为尊贵且是尊者所乘坐，所以称为乘路。至于乘马称为“乘”，也是因为这个缘故。周代崇尚文采，所以它的车路命名为乘路，并用玉来装饰。然而对于鸾和钩称为车，对于大和乘称为路，为什么呢？回答说：车是上下共同使用的，称为路则是尊者独自使用的。因为它是上下共同使用的，所以有时把鸾车用作送葬的遣车。《周礼·冢人》说“鸾车象人”，就是这样。有时把钩车用作兵车，《司马法》说“钩车先正”，就是这样。因为它是尊者独自使用的，所以大路、乘路，殷、周只用来祭祀。《郊特牲》说“乘素车，贵其质”，这明显说明殷代用大路祭祀。《周礼·巾车》说“玉路锡樊缨以祀”，这明显说明周代用乘路祭祀。所谓路，是从大的方面来说的，人君是最大的事物，所以所居住的就叫路寝，所乘坐的就叫路车。

山阴陆氏说：《诗经》说：鸾声锵锵。又说：钩膺镂锡。那么车都有鸾，马都有钩。鸾车讲和，钩车讲正，大路讲道，乘路讲德。

庆源辅氏说：“虞夏称车，殷周称路，各自依据时代所称。从言语的意思来说，是殷周开始称车为路罢了。从鲁国来说，所以下面都称为路。”

新安王氏说：“路就是车。舜时开始有鸾和，所以他的路称为鸾车。夏代开始有钩车，即大路、木路。殷人认为这很重要，所以称为殷路。周天子乘坐玉路，分封同姓则有金路，分封异姓则有象路。鲁国的乘路，大概是金路。玉路不是鲁国敢僭越使用的，所以郊祀之礼反而使用殷代的大路。郑玄把乘路当作玉路，是不对的。”

有虞氏的旂，夏后氏的绥，殷代的大白，周代的大赤。

郑氏说：“这四种都是旌旗一类的东西。绥应当是緌，读音如同冠蕤的蕤。有虞氏应当说緌，夏后氏应当说旂，这大概是错误。緌是指在旗杆顶端系上旄牛尾，所谓的大麾。《尚书》说：‘武王左手拄着黄钺，右手拿着白旄来指挥。’《周礼》说：君王建大旂以接待宾客，建大赤以朝会，建大白以出征，建大麾以田猎。”

孔氏说：“这一经论述鲁国有四代的旌旗。有虞氏的緌，只是在旗杆顶端系上旄牛尾，还没有旒縿。夏后氏的旂，逐渐有了文采，既在旗杆顶端系上旄牛尾，又有旒縿。大白是指白色的旗，大赤是指红色的旗，大白、大赤各自随代色，没有什么图案。郑玄引用《周礼·巾车职》的文字，必定知道绥是大麾，因为那里大麾上有大白、大赤，这经文夏后氏的绥下有大白、大赤，所以知道绥应当是大麾。”

金华应氏说：“子华子说：舜建大常，那么车服的等级在下区分，旂常的数量在上完备，到舜时已经很详细了。《世本》说：奚仲担任车正，建旟旐，辨别等级，那么车旗的制度到夏代逐渐详细。然而舜的车只有鸾和罢了，夏代则钩曲，商代又返归质朴，到周代用玉装饰而更加文饰了。舜只建旂常罢了，到夏代则又用羽旄来绥饰。绥，是系在绳上的旒而华丽的东西。商代又用素色来装饰，周代用大赤来显赫，而又更加明亮了。”

长乐陈氏说：“旂的制度始于舜，所以有虞氏称之为旂。到了夏代，则极尽装饰了，所以说‘绥白’。白色是西方的颜色，西方主杀伐而属于义，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从汤开始，所以殷代的旂用白色。红色是南方的颜色，南方是离卦的位置，是文明的象征，所以周代的旂用红色。”

严陵方氏说：旂装饰以龙，以象征春；绥装饰以黑，以象征冬；大白以象征秋；大赤以象征夏。绥就是《周礼·巾车》所说的大麾。大麾色黑而质朴，且旂就是所谓交龙为旂的东西。大白就是杂帛之物，大赤就是通帛之旜。只有麾不在九旗的数量中，所以特别用绥来命名。

山阴陆氏说：“车旂讲四代，马讲三代，尊讲四代。爵、彛、勺讲三代，簋爼讲四代，豆讲三代，祭讲四代。旌、酒讲三代，韨讲四代，学讲四代，官讲四代。重要的举四代，也是言语的方法。如果乐讲伊耆氏的土鼓，女娲的笙簧，与四代的乐了。鼓、簨虡，举三代就可以了。”

夏后氏，骆马，黑鬛；殷人，白马，黑首；周人，黄马，蕃鬛。夏后氏的牺牲，崇尚黑色；殷代，白牡；周代，骍刚。

郑氏说：“顺应正色。白马黑鬛叫骆，殷代黑首为纯，白凶。骍刚，赤色。”

孔氏说：“这一经阐明鲁国有三代的马及牺牲颜色不同。夏代崇尚黑色，所以用黑鬛的骆马，黑白相间。殷代崇尚白色，头黑而鬛白，跟随所崇尚的。然而三代都以鬛为所崇尚。蕃是赤色。周代崇尚赤色，用黄色接近赤色。刚是壮健。骍

译说牲色是刚健的，那么白色也是刚健的；说白色对应雄性，黑色也对应雄性。所以殷人祭告上天说：“冒昧地选用黑色和白色的牺牲，是顺应上天的颜色。”

译严陵方氏说：“马以毛色为主，而鬛又是毛中较长的部分，所以夏、商、周三代的马都以鬛来命名。‘刚’字，公羊氏写作‘犅’，大概是牛的意思。‘牡’，说的是它的本质；‘刚’，说的是它的性情。说商、周两代是这样，那么夏后氏崇尚黑色，大概也知道使用牡牛。所以《尚书》说商汤使用白牡，而解释的人认为这是没有改变夏代的祭祀制度。《郊特牲》说：‘怀孕的牲畜不吃，祭祀天帝不使用。’周景王时，雄鸡自己断掉尾巴，是畏惧它被用作牺牲，况且使用牡牛呢？大概是因为阳贵阴贱，不得不这样。”

山阴陆氏说：“根据这段记载，鲁国虽然兼用四代的服饰、器物等，都有所减杀。骆马黑鬛，就相当于乘坐骊马；白马黑首，就相当于乘坐翰马；黄马黑鬛，就相当于乘坐騵马。那么骆马黑鬛，夏后氏仍然视为黑色；白马黑首，殷人仍然视为白色；黄马黑鬛，周人仍然视为赤色。大概君子不让下位妨害上位，小妨害大，就是这样的。白牡，只说牡而已；周代以后才称刚。殷代用白牡，周代用骍刚，不说‘尚’，因为崇尚什么是不必怀疑的。”

庆源辅氏说：“殷、周唯独在这里称‘人’，是因为谈论马的缘故。周代说‘刚’，夏、殷也是‘刚’。殷代说‘牡’，那么夏代也是‘牡’。夏代说‘尚’，那么殷、周也是‘尚’。”

泰，是有虞氏的酒器；山罍，是夏后氏的酒器；著，是殷代的酒器；牺象，是周代的酒器。

郑氏说：泰使用瓦制，著贴着地没有足。

孔氏说：“这一经说明鲁国使用四代的酒器，或者使用三代的，或者使用四代的，随着礼仪的存续情况而使用罢了。”《考工记》说：“有虞氏崇尚陶器，所以知道泰使用瓦罍，‘罍’如同‘雷’的意思。”画着山云的形状。著没有足而底部贴着地，所以称为著。然而殷代的酒器没有足，那么泰、罍、牺象都有足。牺、象是指画着沙羽以及用象骨装饰酒器。然而殷代名叫‘著’，周代名叫‘牺’、‘象’，而《礼器》说：‘君主在西边酌取牺象酒器中的酒’，这也是周代的礼仪。

严陵方氏说：泰主管尊彝，指的是远古的瓦制酒器，大概那边命名的是它的质地，这里命名的是它的意义，所以如此。山罍就是山尊，《礼器》也称之为罍尊，不是指众臣酬酢用的罍。因为山罍是尊，所以称之为罍尊，也就像因为壶是尊，所以称之为壶尊一样。著，读作附着的著，下面没有承托，只是贴着地而已，殷代质朴，所以它的酒器如此简略。装饰以牺就叫做牺尊，装饰以象就叫做象尊，没有装饰为质，有装饰为文。周代崇尚文饰，所以它的酒器如此有装饰。

爵，夏后氏用琖，殷代用斚，周代用爵。

郑氏说：“斚，画着禾稼。《诗经》说：‘洗爵奠斚。’”

孔氏说：这一经说明鲁国有三代的爵，都以爵为形状，所以都在上面标名。琖用玉装饰，殷代也是爵的形状，而画着禾稼，斚就是禾稼的意思。周代的爵有的用玉制作，有的用玉装饰。

长乐陈氏说：“考查《尔雅》：‘钟的小者叫做栈’。晋元兴年间，剡县百姓在井中得到钟，长三寸，口径四寸，铭文说‘栈’。那么栈是低而浅的。夏代的爵命名为琖，大概它的形制像栈一样。《祭统》说：‘尸酬答夫人，拿着柄；夫人接受尸的酒，拿着足，柄是它的尾部。’有足而有尾，命名为爵，大概它的形制像雀一样。琖像栈，爵像雀，而斚有耳，那么三者的形制就可以知道了。《明堂位》说玉琖，《周礼》说玉爵，《春秋传》说瓘斚，那么三者的装饰就可以知道了。《诗经》说：‘洗爵奠斚。’《周礼》说：‘郁人，大祭祀时与量人接受举起斚的余酒而饮下。’琖、斚，是先王的器物，只有鲁国和两个王的后代可以使用。诸侯使用就是僭越了。所以记载说：‘琖、斚以及尸，君主使用是不合礼的【礼书】

严陵方氏说：“斚，是殷代尊的名称。而爵也命名为它，因为爵有从尊的意义，所以借此命名。殷代质朴所以如此。如果《行苇》所说的‘尊斚’，是爵；《司尊彝》所说的‘斚彝’，是尊。爵则是爵的形状，用来承接。周代崇尚文饰所以如此。夏、殷没有用爵来承接，而也通称为爵，是从周代开始的。如果所谓一升叫做爵，夏代则一升叫做琖，殷代则一升叫做斚。如果不这样，那么周代以前只有爵的名称，周代以后又有爵的形状。”

山阴陆氏说：“琖以齐命名，斚以鬯命名，爵以酒命名，知道这样的原因，盎齐也有的叫做栈，酒鬯尊一名斚彝，由此可知。”

灌尊，夏后氏用鸡夷，殷代用斚，周代用黄目。它们的勺，夏后氏用龙勺，殷代用防勺，周代用蒲勺。

郑氏说：“夷读为彝。《周礼》春祠、夏禴灌礼使用鸡彝、鸟彝；秋尝、冬烝灌礼使用斚彝、黄彝、龙龙头也。防通刻其头，蒲合蒲如凫头也。”

孔氏说：这一经说明鲁国有三代的灌尊以及所使用的勺彝的法度。与其余的酒器为法，所以称彝。鸡彝者，或者刻木为鸡形，而画鸡于彝斚。画为禾稼，黄目，用黄金做眼睛。郑氏引用《周礼》以下司尊彝的文字。鸡彝盛明水，鸟彝盛郁鬯，斚彝黄彝，意义也是如此。龙勺，勺为龙头。防谓刻镂通刻勺头。蒲谓刻勺为凫头，其

译口微微张开，如同蒲草的末端微微张开一样。长乐陈氏说：“尊”的意思是尊贵，“彝”的意思是常道。尊用来向上献祭，直至天地；彝用来在宗庙中举行灌礼。所以，在祭器中唯独称为“尊”，在常器中则都称为“彝”。籍谈说：“有功绩而不废弃，用彝器来安抚。”臧武仲说：“大国征伐小国，取其所获来制作彝器，那么‘彝’作为常道的含义就可以知道了。”尊也被称为彝，彝也被称为尊，所以黄目彝也是尊。《礼记》说：“郁鬯酒的上尊，鸡斚都是彝。”《明堂位》说：“灌尊就是这样。”彝这种器物，不仅仅装饰有鸡、鸟、黄目、虎、蜼的形象罢了。凡是国家的契约文书，都书写在上面。《周礼》中“司约”掌管的大约剂书写在宗彝上，就是这种情况。凡是臣子有功绩，都铭刻在上面。《祭统》中说“勤大命者施于烝彝鼎”，就是这种情况。大概是因为臣子有功绩而在大烝祭中受祭，所以勤大命者施于烝彝鼎，那么三时的彝就不包括在内了。又说：鸡是司晨的开始，此时阴气盛而阳气微。灌礼是为了求取阴气，所以夏后氏用鸡彝。至于以春季来说司尊彝，是因为春季是一年的开始。龙勺，龙是阳中之阴。深潜而体现仁德，以润泽万物，所以夏代用龙勺。殷代用防彝，也是取前防屏的意思。蒲这种植物柔顺，有怀柔百神的意思。【礼书】严陵方氏说：灌尊是用来盛放灌鬯酒的尊。夷用来对应险，夷是道的常态，险是道的变化。所以孟子引用《烝民》的诗，将“彝”变为“夷”，就是出于这个原因。勺是用来酌酒的器具，防与防布的防相同，而与防屏的防不同。大概是防而通之，没有其他装饰。

译山阴陆氏说：“六彝，鸡彝代表东方；鸟彝代表南方；虎彝代表西方；蜼彝代表北方。黄彝、斚彝代表中央。”郑氏说：“斚彝画着禾稼，龙勺是龙头形状；蒲勺是凫头形状；防勺是雉头形状。”经书说：“雉叫做防趾。”龙勺以能够施予为义；防勺以能够不淫乱为义；蒲勺以能够不沉溺为义。

土鼓、蒉桴、苇籥，是伊耆氏的乐器。拊搏、玉磬、揩击、大琴、大瑟、中琴、小瑟，是四代的乐器。

郑氏说：蒉，应当是凷。籥，像笛子，有三个孔。伊耆氏，是古代天子统治天下的称号。现在还有姓伊耆氏的人。拊搏用芦苇做成，里面填充糠，形状像小鼓。揩击，指的是柷和敔，都是用来节制音乐的。四代，指虞、夏、殷、周。

孔氏说：“这一经阐明鲁国使用古代的乐舞，以及四代的乐器。土鼓，是说用泥土筑成鼓；蒉桴，是用土块做鼓槌；苇籥，是说用芦苇做籥。解说者认为伊耆氏是神农。”

严陵方氏说：“古人用土做鼓，是因为还没有皮革的声音。蒉桴，是用土块做鼓槌，是因为还没有砍伐木材的便利。苇籥，是用芦苇做籥，是因为还没有截断竹子的精细。拊搏揩击，说的是制作乐器的方法。有的说乐器，有的说演奏音乐，互相补充。”这与《益稷》篇所说的“戞击鸣球，搏拊琴瑟以咏”意义相同。玉磬、琴瑟，又都是堂上的乐器，所以特别列举它们的名称。琴说中琴，而不说小琴；瑟说小瑟，而不说中瑟，也是互相补充。

山阴陆氏说：“伊耆氏的乐器，就是这样罢了，所以说这是伊耆氏的乐器。依据四代的乐器而言。乐舞列举远古，乐器列举近世。乐舞关乎性情，是与生俱来的。乐器只是形制罢了。依据垂之和钟，叔之离磬，女娲之笙簧，崇鼎、贯鼎，大璜、封父之箭，是天子的器物。中琴只说琴，小瑟只说瑟，是省略的说法。《尚书》说戞击鸣球，搏拊琴瑟；《礼记》说拊搏玉磬，揩击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大概搏拊是用来治理混乱以相互调和的。治理混乱在下面，是尧舜的事；治理混乱在上面，是殷周的事。球是璞玉，磬是乐器，琴瑟是乐器，大小是形制。尧舜说璞玉，殷周说乐器；尧舜说乐器，殷周说形制。又《尚书》说搏拊，说戞击；《礼记》说拊搏，说揩击。搏取声音深沉，拊取声音浅显；戞取声音深沉，揩取声音浅显。这也是尧舜与殷周的区别。再说玉磬等物，总举四代，与其他器物不同，这是因为乐舞统同，礼制辨异。”

长乐陈氏说：中央属土，用土做鼓，那么中声就具备了；用土块做鼓槌，那么中声就发出了；用芦苇做籥，那么中声就通达了。籥这种乐器，像笛子而有三个孔，是为了通达中声。古代制作乐舞，从伊耆氏开始，而蜡祭的礼仪也始于这里。所以《周官》有伊耆氏的职官，而由下士担任，那么伊耆氏就不是古代统治天下者的称号，只是古代最初制定礼乐的人罢了。《乐记》说：“金石丝竹，是乐的器物。”荀子说：“金石丝竹，是用来引导乐的。”大概先王本着道义来制作器物，凭借器物来引导乐舞。凡是乐器，数量度量齐备，虽然本于钟律，都要用五声来文饰，用八音来演奏。那么四代的乐器，虽然增减不同，难道能超出这八类吗？《虞书》叙述舜的乐舞说：“戞击鸣球，搏拊琴瑟以咏。”这是说乐器在虞氏时成型，在三代时完备。琴瑟这种乐器，士君子常常使用，是用来引导心性的。所以用大琴一定要用大瑟配合，用中琴一定要用小瑟配合，然后大的不凌驾，小的不压抑，声音相应相保而和谐了。从拊搏到琴瑟，都是堂上的乐舞；从土鼓到苇籥，都是堂下的乐舞。鲁国使用乐舞，向上追溯，极至伊耆氏；向下推及，到四代，那么文质就具备了。施用于周公的庙，固然足以报答功德；施用于鲁国，也难免于僭越了【乐书】

鲁公的庙，是文世室；武公的庙，是武世室。

郑氏说：这两座庙，仿照周朝有文王、武王的庙。世室，是不毁弃的名称。鲁公是伯禽，武公是伯禽的曾孙，名叫敖。孔氏说：这一经，阐明鲁国有两座庙不毁弃，仿照周朝的文、武二祧。鲁公伯禽有文德，世世代代不毁弃他的庙室，所以说“文世室”。武公有武德，他的庙不毁弃，所以说“武世室”。查考成公六年，建立武宫，《公羊传》、《左传》都讥讽它，不应该建立。又武公的庙建立在武公死后，他的庙不毁弃是在成公的时候。这篇记载所说的，只是赞美成王褒崇鲁国罢了。作记的人，因为成王褒奖鲁国，于是极力赞美鲁家的事，因为武公的庙不毁弃，于是连带文德一起赞美，不是实辞。

庆源辅氏说：“由此看来，那么成王所赐给伯禽的，未必如此完备。像这篇所载，也有鲁君因袭而僭越使用的情况了。”

新安王氏说：“这话尤其不可信。周公是鲁国的太祖，而开国实际系于鲁公，他的庙不毁弃，本来有此道理。然而可以援引文王作为比照。至于武公，乃是伯禽的曾孙，

译春秋初期，将已毁坏的宗庙重新建立，是季氏所为。况且季氏重建已被毁坏的宗庙，有两处：炀公的宗庙被毁后又重建，这是因为炀公是以弟弟的身份继承哥哥；武公的宗庙被毁后又重建，这是因为武公舍弃长子而立幼子。这两件事都显示出季氏有不臣服之心。《春秋》记载“立武宫”“立炀宫”，以此谴责季氏。郑玄不考察其中的缘由，竟说“世室是不应毁坏的宗庙”。按照昭穆次序更替而毁坏武公的宗庙，是合乎礼制的。世室既然已经毁坏却又重新建立，是不合礼制的。而将其比作武公的世室，也严重违背了《春秋》的宗旨。

译米廪，是有虞氏的庠；序，是夏后氏的序；瞽宗，是殷代的学校；頖宫，是周代的学校。

郑氏说：“庠和序也都是学校。‘庠’的意思是详审，在那里考察礼仪、详审事务。鲁国称之为米廪，虞帝崇尚孝道，现在将祭祀用的谷物储藏在那里。‘序’的意思是排列次序，用以排列王事。‘瞽宗’，是乐师瞽蒙所尊崇的地方。古时有道德的人让他们在那里教导，死后就作为乐祖，在这里祭祀他们。‘頖’的意思是颁布，在那里颁布政教。”

孔氏说：“这一经文明白地指出鲁国得以设立四代的学校。鲁国的米廪，就是有虞氏的庠。鲁国以虞庠作为廪，用来储藏祭祀用的谷物。郑注说：‘从古代到乐祖，大司乐的文章在这里祭祀他们，’意思是说在瞽宗祭祀他们，大司乐所说的‘在瞽宗祭祀’就是这个意思。”

横渠张氏说：“四代学校的名称大多不同，总之都是学校。可以解释的就解释，不能解释的，何必强行解释为养老尊贤的地方呢？关于瞽宗，说‘善于听教歌在这里’，那么瞽大概是太师这个官职。后世的乐正虽然未必是盲人，但他们的学校不妨也称为瞽宗。”

严陵方氏说：“米廪是储藏养育人的物资，而庠以善于养育人为特点，期望达到充实。序，是射箭。射箭有偶然性，但按次序前进，必定称为序，是因为以礼教为主。瞽宗，是盲人所尊崇的地方，乐祖在那里，必定称为瞽宗，是因为以乐教为主。頖宫，天子称为辟廱，诸侯称为頖宫。‘辟’是说以礼开辟，‘廱’是说以乐包容。頖宫虽然只有辟廱制度的一半，也是因为兼用礼乐来教育。有虞氏善于养育人但尚未达到礼，夏后氏达到了礼但尚未达到乐，殷人达到了乐但礼乐未能兼备，兼备礼乐的是周代。这就是周代文治昌盛的原因吧？然而孟子说殷代是序，这里却说夏代是序；说周代是庠，这里却说虞代是庠。这是因为在那里养育人，都可以称为庠；在那里练习射箭，都可以称为序。其实本质是一样的。”

崇鼎、贯鼎、大璜、封父之繁弱，是天子的器物。越棘、大弓，是天子的兵器。

郑氏说：“崇、贯、封父都是国名。文王讨伐崇国，古代讨伐国家，夺取其重器来分给同姓。大璜，是夏后氏的璜。《春秋传》说：‘分给鲁公夏后氏的璜’。越，是国名。棘，是防。《春秋传》说：‘子都拔棘’。”

孔氏说：“定四年的《左传》提到夏后氏的璜，封父的繁弱，封父与夏后氏相对，所以知道是国名。子都拔棘，隐十一年的《左传》有文字证明，棘是防。”

严陵方氏说：“所有这些就是《周官》天府所藏的大宝、镇宝之类。”

王氏说：“大宝、镇宝，都是宝器。不用道德战胜淫邪，不能讨伐并俘获它们；不用德行服天下，不能接受它们的进献。所以作为前人的，以能得到传承为荣；作为后人的，以能守护传承为善。这些都是天子的事。《左氏》说：周公辅佐王室，以尹治理天下，在周朝和睦，分给鲁公大路、大旂、夏后氏的璜、封父的繁弱。繁弱就是大弓，那么鲁国拥有天子的器物，已经很明白了。凡是五种兵器的使用，远的用弓矢射击，近的用矛钩住，钩住之后，用殳击打，用防刺击。弓是五种兵器的开始，防是五种兵器的终结。这里提到棘和弓，那么五种兵器的用途大致具备，所以兵器必定以这些来说明。山阴陆氏说：以周朝赐予我为夸耀，所以说天子的器物。他说天子的礼、祭、政、庙饰、兵器，因为都是夸耀，所以是一样的。大璜、封父之繁弱，就是传说的夏后氏的璜、封父的繁弱。大概这繁弱，难道是以善于命中命名的吗？与大弓、武王的弓一样。周公受赐后藏在鲁国。《公羊传》说：璋判、白弓、绣质、青纯。庆源辅氏说：诸侯的国家都有分得的器物，不只是鲁国有，却说天子的器物，这是夸耀的话。”

夏后氏的鼓，足殷楹鼓，周县鼓，垂之和钟，叔之离磬，女娲之笙簧。

郑氏说：“足，是说有四只脚。楹，称为柱，贯通中间向上伸出。县，悬挂在簨虡上。殷颂说：‘置我鼗鼓’。周颂说：‘应朄县鼓’，垂是尧的共工。女娲，是继承伏羲的三皇，叔未曾听说过。和离，是说排列次序其声音，悬挂。笙簧，是笙中的簧。”

孔氏说：“郑氏引用《殷颂·那》篇，证明殷楹鼓；引用《周颂·有瞽》篇，证明周县鼓。垂所作的，是调和的钟；叔所作的，是编离的磬；女娲所作的，是笙中的簧。这三种先代的乐器，鲁国都有。查《舜典》：‘垂作共工’，郑氏没看到古文，所以说‘尧时’。《帝王世纪》说：‘女娲氏，风姓，承包牺制度，始作笙簧。’郑注：‘和离’，是说排列次序其声音；‘县声解和’，‘县解离’。意思是悬挂磬的时候，其声音稀疏相离。”

严陵方氏说：“楹以贯通中间，县则在上，唯独足在下，所以特别称为鼓足。”与司服说弁，就说“弁服”；屦人说屦，就说“服屦”，意义相同。

译《郊特牲》说：“用钟来排列次序，用和声来参合其中，所以称为和钟。”《乐记》说：“石器的声音是磬，磬用来确立辨别，辨别是分离的声音，所以称为离磬。”

译山阴陆氏说：“不说足鼓而说鼓足，是说脚本来就应该在下边。和钟，就是编钟；离磬，就是特磬。”

长乐陈氏说：“脚不如楹那么高，楹不如虡那么垂，这也是后世的加隆罢了。又《乐书》说：正北的坎位属革，那么鼓就是冬至之音，而在启蛰之日蒙上鼓皮，它的声音像雷，它的形象像天，它在音乐中象征君主。所以鼓柷、鼓敔、鼓瑟、鼓琴、鼓钟、鼓簧、鼓缶，都称为鼓。这是因为声音没有鼓就不能和谐的原因。《学记》说：鼓不相当于五声，但五声没有它就不能和谐。这就是它的意思吧？大概鼓的制造从伊耆氏开始，夏后氏加上四个脚，称为足鼓。商人用柱子贯穿它，称为楹鼓。周人悬挂起来敲击它，称为县鼓。春秋的时候，楚伯棼射王鼓跗，难道是夏后氏遗留的制度吗？《周官》大仆在路鼓，大寝门外。《仪礼》大射建鼓在阼阶西南，鼓就是它所建的楹。这是楹鼓为一根楹而四棱，在它的顶端贯穿鼓，就像四根植立的桓圭一样。《庄子》说：背负建鼓，建鼓可以背负，就是用楹贯穿而放置。可知《商颂》说：放置我的鼗鼓是对的。《周官》鼓人，晋鼓、鼓金奏、镈师掌管金奏的鼓，就是所说的县鼓。《礼》说：县鼓在西，应鼓在东。《诗》说：应朄县鼓。那么县鼓，是周人新造的乐器，开始制作而合乎祖先的。用应鼓作为和终之乐，那么县鼓大概是唱始之乐吧？钟作为乐器，过度则声音淫乱，适中则声音和谐。垂的和钟，是和声的钟，不是淫声的钟。磬作为乐器，编在一起则杂乱，分开则独特。叔的离磬，是特悬的磬，不是编悬的磬。和钟始于垂，有人说叫鼓延，景制作的，有人说营援制作的。离磬始于叔，有人说古毋句氏制作的，有人说伶伦制作的。难道都是有所传闻这样吗？古代制造笙，用匏做母体，排列管在匏中，在管端施加簧。宫管在中间，通达阴阳的冲和，气象物的种植而生长，所以有长短。太蔟之音。大概它的制法模仿凤凰，来象征它的鸣叫。大的有十九个簧，而用巢命名它，因为它的众多管在匏中有凤巢的形象。小的有十三个簧，而用和命名它，因为大的唱则小的和。大射礼三笙一和而成声，就是这样。《诗》说：吹笙鼓簧。那么笙簧，是笙中的簧。笙簧始于女娲氏，而《世本》说隋制作的，难道隋是因而遵循它的人吗？《诗》说：并坐鼓簧。又说：左执簧。传曰：鼓振虡之簧。那么簧又不是笙中的簧。簧作为物品，不仅施加于笙，又施加于竽、笙。簧十三，或十九，水火合数。竽，簧三十六，水数。

夏后氏的龙簨虡，殷的崇牙，周的璧翣。

郑氏说：“簨虡是用来悬挂钟磬的。横的叫簨，装饰以鳞属；竖的叫虡，装饰以臝属、羽属。簨用大版制作，称为业。殷又在龙上刻画，为重牙，用来悬挂纮。周又画缯为翣，戴上璧，垂下五彩羽毛在它的下面，树立在簨的角上，装饰更多了。《周颂》说：‘设业设虡，崇牙树羽。’”

孔氏说：“这一经说明鲁有三代乐县的装饰。查《考工记》‘笋饰以鳞’，这一经并说‘虡者’，大概夏时‘笋虡’之上都装饰以鳞，到周才分别，所以说‘龙簨虡’。殷则在簨之上刻画木为崇牙的形状，用来悬挂钟磬。《诗》周颂说：‘设业设虡，业虡相对。’所以郑知道‘业’就是簨。其实簨上更加大版刻崇牙，称为业。所以《诗》大雅说：‘虡业惟枞。’是对的。翣，扇也。说周画缯为扇，戴小璧于扇之上。”

严陵方氏说：“它的崇如牙，夏后氏有簨虡而没有崇牙，商有崇牙而没有璧翣，到周然后三者兼备。这都是逐渐增加文采。”

长乐陈氏说：“乐出于虚，而寄托于器；本于情，而见于文。寄托于器，则器异，异虡；见于文，则文同，同笋。钟虡装饰以臝属，磬虡装饰以羽属。器异，异虡的缘故。钟磬的笋，都装饰以鳞属，它的文采像竹笋一样。文同，同笋的缘故。笋则横着，设置崇牙，则它的形状高而峻；虡则竖着，设置业，则它的形状直而举。这是笋的上面有崇牙，崇牙的上面有业，业的两端又有璧翣。郑氏说‘戴璧垂羽’是对的。大概笋虡用来悬挂钟磬，崇牙璧翣用来装饰笋虡。夏后氏装饰以龙，而没有崇牙；殷装饰以崇牙，而没有璧翣；到周则极尽文采，而三者具备了。设业，设虡，崇牙，树羽是这样【乐书】

有虞氏的两敦，夏后氏的四琏，殷的六瑚，周的八簋。郑氏说：“都是黍稷器制的异同，没有听说。”

孔氏说：“簋是黍稷的器，敦与瑚琏共簠簋连文，所以郑说都是黍稷器。郑注《周礼》，舍人说：‘方曰簠，圆曰簋。’此注云”

译未曾听说，瑚琏之器与簋的异同未曾听说罢了。郑玄注《论语》说：“夏代称为瑚，殷代称为琏”，这是错误的。

译长乐陈氏说：“‘敦’，是滋养人的厚重之意。‘琏’，是滋养人而不断绝之意。‘瑚’用玉制成，玉，美好而有充实之意，滋养人使之充实，是瑚的用途。‘簋’用竹制成，竹，和顺而有节制的意味，滋养人使之能够节制，是簋的用途。食物用来滋养阴气，从它的数量来看，用二、用四、用六、用八，这难道不是阴数而且在前面的基础上更加完备吗？”严陵方氏说：“两个敦，就像《内则》所说的敦，《周官》所说的玉敦那样。四个琏、六个瑚，就是孔子对子贡所说的‘女器’那样。解释者认为它们是宗庙的器物。八个簋，就是《伐木》所说的八簋那样，都是盛黍稷的器物。所以每当使用阴数的偶数时，就与笾、豆的意义相同。叫做敦、叫做琏、叫做瑚、叫做簋，那么所命名的名称不同。或者二、或者四、或者六、或者八，那么是逐渐增加它们的数量。”

山阴陆氏说：敦也是簋。大概因为成对设置，所以称为敦。两个称为对，那么四个称为琏，可以推知。瑚说盖，盖上后便不可知晓。簋说底，与轨相同。相同然后才能承受。字有时写作匦。用这两个敦盛黍稷，四个琏盛黍稷稻粱，六个瑚盛黍稷稻粱麦苽。苽又名雕胡，大概是用器物的名称来命名。八个簋盛黍稷稻粱白黍黄粱稰穛。

虞氏的俎用梡，夏后氏的俎用嶡，殷代的俎用椇，周代的俎用房俎。夏后氏用楬豆，殷代用玉豆，周代用献豆。

郑氏说：梡，砍断木头做成四只脚而已。嶡的意思是蹷，是说中间的脚有横向支撑的形象。《周礼》称之为距。椇的意思是枳椇，是说弯曲的样子。房指的是脚下的跗，上下两层之间有类似堂房的形状。《鲁颂》说：笾豆大房，楬没有其他的装饰。献是疏刻的。

孔氏说：“虞氏质朴，没有多余的装饰，所以郑氏知道梡只有四只脚。蹷是说脚横向展开不正。郑注：‘嶡的意思是蹷，是说嶡的脚之间有横向支撑，似乎有横向蹷的形象。’周代则称这种俎的横向部分为距椇。枳树，它的枝条多弯曲，殷代的俎像它。周代的俎头各有两只脚，脚下各自分开为跗，脚之间横向的部分像堂屋的墙壁，横向下面的两只跗像堂屋的东西两侧，头各有房。只是古代的制度难以识别，不能全部知道。献音娑娑，是稀疏的意思，所以说稀疏刻画的。”

严陵方氏说：梡，砍断木头做脚，没有多余的装饰，只要完整即可。嶡，在脚之间加上横木，竖立为立，横向为嶡的缘故。椇，既有横木，又做成弯曲的形状，那么在这里就完备了，所以如此。这些都是逐渐使其完备。楬豆没有其他装饰，用木头做柄，就像蜡氏的楬那样。玉豆则在楬之上又用玉装饰。献，就像《周官》所说的再献的献，再献相对于朝践来说，那么朝践就是初献了。醢人所说的朝践之豆，是初献；所说的馈食之豆，是再献。这里说献豆，那么主要是祭祀用的豆。用祭祀用的豆作为稀疏刻画的形状，那么宴享用的豆就不稀疏刻画了。司尊彝所说的献尊，意义也类似这样。这些都是逐渐增加它们的装饰。

山阴陆氏说：椇，所说的全烝就是它。《尔雅》说：木豆称为豆，竹豆称为笾，瓦豆称为登。豆说首，竹说笾，縢瓦说足。《祭统》说：夫人进献豆，拿着柄，拿着醴，交给拿着镫的人。镫本来就是足。长乐陈氏说：殷代的横向支撑与夏代相同，而弯曲它的脚与三代不同。周代的下跗与三代不同，而笔直它的脚与虞、夏相同。《诗》说大房，传言房烝，这是房俎。《少牢礼》说俎距，这是横向支撑。它们的高低长短没有记载。旧图说高二尺四寸，广一尺四寸，不可考证。庄周说：把肩〇放在雕俎之上。唐代褚遂良说：禹雕刻他的俎。《士丧礼》有素俎，大概雕俎始于禹，而后世用于吉凶场合的，文饰与质朴于是就有了区别。殷又说：椇椇的枝条，弯曲而不能伸直，所以殷代的俎形状像椇，因此命名为椇。房，是堂屋的偏侧部分。周代俎的脚上下两层之间，它的形象像它，所以叫房俎。楬豆，楬是木的一类。用木头制作，那么就没有其他的装饰。楬用来说明它的形制，玉用来说明它的装饰，献用来说明它的用途【礼书】

虞氏的韨是素韨，夏后氏画山，殷代画火，周代画龙章。

郑氏说：“韨，是冕服上的蔽膝。舜开始制作它，用来尊崇祭服。禹、汤到周代，增加画上的纹饰。后来的君王更加装饰。山，取它仁德可仰慕的意思；火，取它光明的意思；龙，取它变化的意思。天子具备所有这些，诸侯只有火及以下，卿大夫只有山，士只有韎韦而已。韨有时写作黻。”

孔氏说：这一经论述鲁国有四代韨的制度。虞氏直接用皮革做韨，没有其他的装饰，所以叫服韨。夏后氏画上山的纹样，殷代增加火的纹样，周代人加上龙的纹样作为文章。《易·困卦》九二：“朱绂方来，利用享祀。”所以郑氏知道绂是祭服。查《士冠礼》：“士韎韐”，是士没有装饰。由此推断，就是地位尊贵的人装饰多。这里有四等，天子到士也是四等，所以知道卿大夫加山，诸侯加火，天子加龙。

严陵方氏说：“有山有火，而又加上龙，那么它的纹饰就成就了。”在周代特别说章。章，是纹饰成就的意思。

有

译虞氏祭祀时以头部为牺牲，夏后氏祭祀时以心脏为牺牲，殷人祭祀时以肝脏为牺牲，周人祭祀时以肺脏为牺牲。

译郑氏说：“气”是主于盛满的。

长乐陈氏说：祭祀时用右手。凡是祭祀，一定在干肉和肉酱的豆器之间特别进行。《公食大夫礼》中，有司撤去祭品时，在上方的豆器之间进行祭祀，这是因为豆器的数量多。祭祀中崇尚肺，是从《周礼》开始的。如果有虞氏，则祭祀首；夏后氏，则祭祀心；殷代，则祭祀肝，这是因为时代不同，礼制也就不同。周代崇尚肺，只是在宗庙、宾客饮食之间罢了。如果是五祀，则户神先祭脾，中霤神先祭心，门神先祭肝，这是因为事务不同，礼制也就不同。士冠礼中有哜肺，而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之类都有离肺而没有祭肺。婚礼中有离肺又有祭肺，这是体现鬼神阴阳的意思。特牲馈食礼先祭肺，后祭肝，祝官也是先祭肺后祭肝，那么祭肺并非不祭肝，只是以肺为主罢了。由此推论，夏、殷并非不祭肺，只是以心和肝为主罢了【《礼书》】

严陵方氏说：“有虞氏祭祀首，是因为崇尚用气。气虽然有阴阳的区别，但终究以阳为主。首，是气的阳。到了三代，则各自祭祀其所克制的脏器。大概夏代崇尚黑色，黑色克制红色，所以祭祀心；心在颜色上对应红色，因此如此。殷代崇尚白色，白色克制青色，所以祭祀肝；肝在颜色上对应青色，因此如此。周代崇尚红色，红色克制白色，所以祭祀肺；肺在颜色上对应白色，因此如此。必定各自祭祀其所克制的脏器，表明如果没有所克制的优势，就不能统治天下；不能统治天下，就无法在宗庙中表达孝道了。”

山阴陆氏说：“氏”是旁支的意思。有虞氏称“氏”，是说尧的旁支，尧还在位。夏后氏称“氏”，是说舜的旁支，舜还在位。从这以上称“氏”，以此殷代称“人”，没有夏代了。周代称“人”，没有殷代了。这篇文献中关于殷、周的表述就是这样。

夏后氏崇尚明水，殷代崇尚醴，周代崇尚酒。

郑氏说：“这些都是当时的用法，说‘崇尚’是不对的。”

孔氏说：“夏后氏崇尚质朴，所以用水；殷人稍微文饰，所以用醴；周人更加文饰，所以用酒。”查《仪礼》设置尊器崇尚明水，可见周代也崇尚明水。《礼运》说：“澄酒在下”，那么周代不崇尚酒，所以郑氏知道经文说“崇尚”是不对的。严陵方氏说：“明水，是用阴鉴从月亮中取来，得之于天的；醴则是逐渐产生味道，由人加工而成的，然而味道还不浓厚，仅够用于礼仪罢了；酒则是味道成熟可以进献的，是厚味的极致。”

有虞氏官职五十，夏后氏官职一百，殷代二百，周代三百。

郑氏说：“周代的六卿，其属官各六十，那么周代有三百六十个官职。这里说三百，是因为记录时冬官已经亡佚了。”《昏义》说：“天子设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共一百二十。”这大概是说夏代的情况。根据夏、周推算前后的差异，有虞氏官职应当是六十，夏后氏应当是一百二十，殷代应当是二百四十，不能像记录的那样。

孔氏说：这段经文表明鲁国兼有四个朝代的官职。鲁国是诸侯，查太宰的职掌，诸侯只有三卿五大夫。所以《公羊传》说司徒、司空之下各有二小卿，司马之下有一小卿，这就是三卿五大夫。现在鲁国虽然受到褒崇，怎么能具备四个朝代的官职和三百六十个职位呢？大概是成王褒崇鲁国，让鲁国杂存四个朝代的官职名号，并不是说鲁国具备其数目。记录者盛赞鲁国，因此列举四个朝代官职的本数来说。郑氏引用《昏义》证明夏代官职一百二十，夏代是虞代的两倍，殷代是夏代的两倍，殷代官职既然多，周代不可以再翻倍，所以只增加殷代的一百二十。

严陵方氏说：“《尚书》说唐虞考察古制，建立官职一百，夏商官职加倍，而这与这里不同，为什么呢？《尚书》所说的，是根据其名号；《礼记》所说的，是根据其实际人数。大概官职有等级而分职，不可以没有区别；职事有烦简而用才，有时可以相互兼任。所以官职的名号常多，而官职的实际人数常少，所以说‘官职不必齐备，只看其人’，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以有虞氏的官职，其实只有五十，那么夏、殷也是其实数罢了。夏代加倍于虞代的五十而为一百，殷代加倍于夏代的一百而为二百，这就是所谓的夏商官职加倍。周代三百六十，这里只说三百，也是以其实数而言。先儒于是用冬官亡佚来解释，难道是这样吗？《天官》说太宰是卿，小宰是中大夫，那么天子的官职可以相互兼任了。《尚书》说周公为师，这是三公的职事；又说周公位冢宰，这是六卿的职事。难道不是相互兼任的吗？王氏说三公的官职，通常由六卿中有道的人兼任，没有其人就不设置，这是对的。大概鲁国使用四个朝代的礼乐，只是通用其名号，不必全部使用其数目。比如禘礼有山罍而没有大尊，夷乐用东南而缺西北，都是这个意思。”

山阴陆氏说：“有虞氏官职一百而说五十，夏后氏官职二百而说一百，是为了显示积累隆盛有渐进的过程，鲁国现在得以兼用它们。这不是实际数目，与《鲁颂》的意义相同。”

庆源辅氏说：“鲁国是百里的小国，决不能完全具备四个朝代的官职，这些都是夸大的言辞。”以此类推上面所说的，就可以知道了。

有虞氏的绥，夏后氏的绸练，殷代的崇牙，周代的璧翣。郑氏说：“绥，也是旌旗的緌。夏代用绸包裹杠，用练做旒；殷代又刻缯为崇牙，以装饰其侧面，也是装饰越来越多。汤以武力受命，

译常以象牙作为装饰。这些旌旗和翣，都是丧礼的装饰。《周礼》记载，天子出殡时，巾车官举着伞盖，随从的车子拿着旌旗，御仆拿着翣。旌旗跟随在遣车之后，翣夹在灵柩车的左右前后。天子的灵柩用八面翣，都戴着璧玉，垂着羽毛；诸侯用六面翣，都戴着圭玉；大夫用四面翣，士用两面翣，都戴着系结的丝带。孔子去世时，公西赤担任志旌之职，也采用了这种规制。《尔雅》解释旌旗说：“用素锦包裹旗杆，用浅红色和白色的帛做旗幅，在旗幅上绣着素色的升龙，用熟绢制作九条旒。”

译孔氏说：这一章阐明鲁国在丧葬旌旗装饰上兼用四代之制。夏代既用熟麻布缠绕杠木，又用熟麻布制作旒；殷代雕刻缯帛做成崇牙的形状，用来装饰旌旗的两侧。前文提到“簨虡”，既已用崇牙作为装饰，这里旌旗又用崇牙装饰，所以郑玄说这是“恒常”的做法。周代也是以武力取得天下，殷代既已用崇牙装饰，周代崇尚文治，便另取他物来装饰，不再使用崇牙。周代用物体做成翣，在翣上佩戴璧玉，陈列在柩车前后作为障蔽。车前提到的“崇牙、璧翣”是装饰“笋虡”的，这里与夏后氏的“绸练”连在一起说，所以知道这是丧葬的装饰。郑玄引用《周礼》来证明丧葬中有旌旗和翣的道理：天子用八翣，这是《礼器》的记载；诸侯用六翣以下，都是《丧大记》的记载。

严陵方氏说：“崇牙与音乐场所设置的崇牙，名称虽然相同，但用途不同。公西赤记录孔子的丧事说：‘装饰棺木的围墙，设置翣，铺设披帛。’这是周代的制度，设置崇牙；殷代的制度，用熟麻布缠绕；设置旐，这是夏代的制度。”说的正是这个意思。

长乐陈氏说：“丧葬礼仪中旌旗的装饰，也有崇牙；棺木围墙的装饰，也有璧翣。与笋虡相同，是为了使人不产生厌恶之情。”

大凡四代的服饰、器物、官制，鲁国都兼用。因此鲁国实行的是天子的礼制。天下流传这种说法已经很久了。君臣之间未曾发生互相弑杀的事。礼乐、刑法、政教风俗未曾发生变革。天下认为鲁国是有道的国家。因此天下都取法鲁国的礼乐。

郑氏说：“王礼，是天子的礼制。传，是流传于世；资，是取法。这大概是极力赞美周公的德行罢了。春秋时期，鲁国有三位国君被弑，士人有诔文，是从庄公开始的。妇人披发结髽去吊唁，是从台骀开始的。说君臣未曾互相弑杀，政教风俗未曾变革，这也近乎诬妄了。”

孔氏说：“记录者既然在前面陈述了四代的服饰、器物、官制，这里在后面总结，赞美鲁国的大德。依据伊耆氏的音乐，女娲的笙簧，不仅仅是因为四代中取用较多才这么说，也有只列举三代的。四代的服饰器物，鲁国在每类物品中都能使用，并不是说每件事都完全使用。作这篇记的时候，是周末，只有鲁国独自保存了周礼，所以认为它是有道的国家。《左传》襄公十年说：‘诸侯宗法鲁国，在这里观察礼制’，这就是天下取法鲁国礼乐的意思。”

严陵方氏说：“天下认为鲁国是有道的国家，所以《诗经》叙述四篇而作颂，言语称颂一变而至于道。孔子舍弃鲁国又能去哪里呢？齐国的仲孙说鲁国不可轻举妄动，韩宣子赞美鲁国的礼制，吴国的季札赞叹鲁国的音乐。”王氏说：“周公有人臣所不能建立的功德，却用人臣所不能使用的礼乐来报答他，这大概就是《明堂位》所作的原因吧？然而身处人臣之位却使用天子的礼乐，这只是法度的变通，而不是法度的常规。圣人由此在其中，必定寄托微妙的意旨，虽然极尽尊崇，也常常存有减杀之意。”因此虽然承继周公的祭祀，而接受鲁侯的爵位，郊祀的旗帜使用日月的图案，却缺少弧韣的旗帜；禘祭的灌礼使用特祭的黄彞，却缺少间祀的虎蜼；献酒使用常祀的牺象，却缺少间祀的大尊；灌器只说圭瓉而不说璋瓉；夷乐使用昧任而没有离禁；社祭只说春社而不说秋社，省祭只说秋祭而不说春祭。在朝见天子的年份，有时缺少春祭；有大庙的制度，却没有明堂，以至于有库门而没有皋门，有雉门而没有应门，有木铎而没有金铎；庙只称为世室，学校只称为頖宫。这些都是尊崇与减杀的意思。由此看来，圣人的制作，难道是徒然的吗？学者不可以不仔细考察。

金华应氏说：有真正赐予完备器物，而其他诸侯国不得并列的，郊祀和禘祭的盛大礼仪就是如此。有按例颁布的常典，而其他诸侯国未必不同的，如礿、尝、烝、社等常祭就是如此。有真正赐予宝玉，而视其他诸侯国为特别优待的，崇贯的鼎，夏后氏的璜，封父的繁弱就是如此。这些器物固然远传于古。至于伊耆氏的音乐，女娲的笙簧，虞、夏、周的尊罍，都只是采用它们的制度罢了。至于虞、夏、商、周的官制，也只是泛泛记录其多寡的数量，而未必采用它们的制度。山阴陆氏说：认为只是这样罢了，所以这也是缓和的言辞。文字虽然略有褒扬，其言辞如此，与失实诬妄的不同。

庆源辅氏说：传，是传说。大概说很久了，天下共同传说鲁国有礼法。说天下认为鲁国是有道的国家，君臣未曾互相弑杀。虽然说是隐恶，不如不说更好。

石林叶氏说：郑氏用桓公、宣公的事，想要附会防备却做不到，于是连带记录妇人披发结髽、士人有诔文的事，来说明礼制的变革，说这本书近乎诬妄。如果这样，为什么把它列入《礼记》呢？《礼记》虽然出自汉儒，其言论未必完全真实。然而桓公、宣公的被弑，不应被抹杀到不知晓的地步。我曾经用《吕览》证明周王赐予周公使用天子礼乐是在平王时期，是鲁惠公所请求的，用这个来质证，那么《明堂位》的作成应该在桓公之前，正当惠公之时。鲁国刚得到周公的赐予，所以记录礼制的人因此辑录记载，所以不及弑杀之事，这个说法尤其可信无疑。不仅如此，而且说鲁公的庙，是文世室；武公的庙，是武世室。如果真出自成王、康王及周公之手，怎么能有所谓鲁公、武公的庙呢？于是知道事情有就在眼前，经历千年而不失误的，虽然

译圣人尚且如此，何况其他人呢？这不仅能辨别《明堂位》并非虚妄之言，更能成就《吕览》的说法，从而证实成王、康王和周公没有违背礼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