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通志卷一百三十一

译“唐代制度规定，门下省诏书发布时，如有不便之处，可以封还诏书。如今门下省虽然有封驳的名义，但诏书一概由中书省直接下达，这不是防止错误举措的办法。”内侍皇甫继明兼领估马司，自称估马有剩余利润，请求升官；制置使想顺从他，只有司马池不同意。授任开封府推官时，诏令送到阁门，却被皇甫继明的党羽阻挠，于是罢职知耀州。升任利州路转运使，知凤翔府。召任知谏院，他恳切推辞。仁宗对宰相说：“人人都喜欢升迁，只有司马池喜欢退让，这也很难得。”加任直史馆，再任知凤翔。疑难案件上报复审，大理寺总是把案件发回重审，只有司马池承担责任，诏令不要弹劾他。岐阳镇巡检夜间在富民家饮酒，部下士卒将他捉住；司马池约定巡检不敢再督责士卒之后，才释放他的束缚，随后捕杀首恶，巡检也因此获罪被罢免。多次升任尚书兵部员外郎，兼任侍御史知杂事。他曾说：“刘平喜欢自作主张而缺少谋略，一定会误大事。”后来刘平果然战败。改任户部度支盐铁副使。皇帝说：“这就是那个坚决推辞谏官职位的人。”升任天章阁待制，知河中府，调任同州，又调任杭州转运使。江钧、张从革弹劾他判决案件不当，于是降职知德州。但有转运使想从中谋取奸利，有人说司马池可以上奏弹劾以报复，司马池说：“我不这样做。”人们称赞他是忠厚长者，调任知晋州，去世。司马光，字君实，是陕州夏县人。司马池的儿子。他七岁时就像成年人一样，听人讲《左氏春秋》，非常喜爱，回家后给家人讲解；从此手不释卷，以至于不知道饥饿、口渴、寒冷和炎热。群童一起玩耍，一个孩子登上大瓮，脚下一滑掉进水中，其他孩子都丢下他跑了。司马光拿石头砸破水瓮，水流出来，孩子得以活命。后来京城和洛阳一带把这件事画成图。仁宗宝元初年，他考中进士甲科，年龄刚满二十岁；参加闻喜宴时，只有他没有戴花。同列说：“君王赐给的东西不能违背。”他才簪上一枝花。授任奉礼郎。当时司马池在杭州，司马光请求兼任苏州判官。父母丧期内，他按礼制哀毁憔悴。任签书武成军判官，改任大理评事，补任国子直讲。枢密副使庞籍推荐他为馆阁校勘、同知礼院。中官麦允言死，朝廷给他配备卤簿，司马光说：“麦允言只是皇帝身边的近臣，并没有建立大功，却追赠三公官职，给予一品卤簿；和繁缨相比，不是太过分了吗？”夏竦获赐谥号文正，司马光说：“这是谥号中最美好的，夏竦怎么承担得起？”于是改谥文庄。加任集贤校理，庞籍征辟他为并州通判。麟州屈野河以西有很多良田，他请求修筑两座堡垒，招募百姓耕种，可以逐渐缓解河东地区粮价昂贵、远途运输的忧患。庞籍听从了他的建议，但麟州将领郭恩在敌军手中战死，庞籍因此获罪离职。司马光三次上书自我引咎，朝廷没有答复。庞籍死后，司马光像对待母亲一样礼敬他的妻子，像对待兄弟一样抚养他的儿子，当时人称赞他的贤德。改任直秘阁、开封府推官。交趾进贡奇异野兽，称它为麒麟，司马光请求退还贡物，又作赋讽谏皇帝。修撰起居注，任判礼部。有关官员奏报某日应当发生日食，按照旧例，日食不满一分或没有出现，都要上表祝贺；司马光说不应当祝贺，皇帝听从了。与苏辙一同知谏院时，苏辙回答诏问，言辞切直，考官准备黜退他，司马光说：“苏辙有爱君忧国之心，不应黜退。”诏令将苏辙置于末等。谏官范镇首先提出确立皇嗣的议论，司马光在并州听说后接着提出，并写信劝范镇以死力争。到这时，他又当面进言：“臣过去上奏三篇，愿陛下果断地实行。”皇帝沉思很久，说：“莫非是想选择宗室子弟吗？这是真正的忠言，只是别人不敢说到罢了。”司马光退下后没有听到诏命，又上疏说：“臣先前进言，本以为立即就会实行，如今却毫无消息，这一定是有人说：‘陛下春秋正盛，何必急着做这种不祥之事？’小人没有长远考虑，只想在仓促之

译际援立自己所亲厚的人罢了。确定国家的老成继承人，这其中的祸患哪里说得尽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章〕

译皇帝大为感动，说：“送到中书省。”司马光见到韩琦等人，说：“诸位如果不趁现在议定此事，将来半夜拿出一张小纸，指定某人为嗣子，那么天下就没有人敢违抗了。”韩琦等拱手说：“岂敢不尽力！”等到英宗屡次推辞皇位，司马光说：“他辞让无可估量的富贵，过了十天半月，他的贤德就远胜常人了；但父亲召唤不能不答应，君主召唤不能等车驾备好，希望用臣子的重大义理责备他，他一定会入宫。”英宗于是接受了命令。兖国公主嫁给李玮，诏令把李玮调出京城任衞州职，公主的母亲杨氏归还其兄杨璋。司马光又极力进言，皇帝降封公主为沂国公主，但对李氏的恩礼不衰。司马光升任知制诰，坚决推辞，改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当时胥吏喧哗，驱逐中书省执掌法令的官员；辇官悖慢无礼，逼退宰相；卫士凶暴骄横；案件不彻底审理；士卒辱骂三司使，说这些都不是触犯等级名分的罪过。司马光都极力进言。充媛董氏去世，丧葬仪仗超过应有规格。司马光说：“古代妇人没有谥号，近代制度也只有皇后有谥号。卤簿仪仗本来是奖赏军功的，从未用于妇人。唐代平阳公主有起兵辅佐高祖的功劳，才得到皇后仪仗。现在命令妃、主下葬时都使用鼓吹仪仗，不合现行制度，不足以效法。”当时正在制定封赠制度，皇后和妃子都追赠三代，司马光议论说妃子不应与皇后相同。袁盎撤去慎夫人的席位，正是为了这个道理。天圣年间皇帝亲自到郊外祭祀，太妃也只追赠两代，何况妃子呢？慈圣光献皇后听政时，司马光上疏说：“如今临朝摄政之际，大臣中像王曾那样忠厚、像张知白那样清正纯粹、像鲁宗道那样刚正、像薛奎那样贤能正直的人，应当信任任用；像马季良那样卑鄙、像罗崇勋那样谄媚的人，应当疏远排斥，这样天下就会服从。濮王议论将要兴起时，他立即上奏说：汉宣帝继承孝昭帝为后嗣，最终没有追尊卫太子和史皇孙；光武帝继承孝元帝，也没有追尊钜鹿南顿君，这就是万世应遵循的法则。”后来皇后下诏让两制官集议濮王的礼仪，学士王珪等人没有谁敢先发言，只有司马光奋笔写道：“作为别人的后嗣，就应当做他的儿子，不能顾念自己的亲生父亲。应当按照封赠期亲尊属的旧例，称濮王为皇伯，给予高官和大国，使其尊荣达到极致。”王珪命令属吏把手稿作为依据，结果与大臣们的意见不同。六名御史争论此事，都斥责司马光；司马光请求留下而不许，于是请求与他一起被贬。司马光又说，西边的事端由高宜引起，北边的事端由赵滋引起。当时朝廷正认为这两人贤能，所以边臣都把挑起事端当作能干，渐渐不能放任滋长，应当严厉告诫边吏。仁宗遗赐价值一百多万的钱物，司马光率同列三次上章，说朝廷内外困乏，不可专门援用干兴年间的旧例。皇帝不许，于是司马光把所得珍珠作为谏院公用钱，把黄金送给舅氏，按道义不收藏在自家。皇后归还政权后，凡有取用财物的事项，司马光说应当移文所属机构，先让它们准备供应；事后再列出数目禀告皇后，以防有人伪造。曹佾被任命为使相，两府官员都升迁，司马光说：“升迁任命没有名义依据，那么宿卫将帅、内侍和小臣一定会产生觊觎之心。”不久，朝廷又升迁都知任守忠等人的官职，司马光再次争辩，并趁机议论任守忠反复无常、结交构陷，是国家的大贼，请求在都市场斩首，以向天下谢罪。任守忠被贬为节度副使，安置在蕲州，天下人都为之称快。诏令在陕西刺募义勇二十万人，司马光抗言反对。他拿着奏章给韩琦看，韩琦说：“让西夏突然听到我们增加二十万兵力，难道不会震惊畏惧吗？”司马光说：“用兵贵在先声夺人，是因为实际兵力并不够，只能欺骗一时罢了。如今我们虽然增加兵力，实际上不能使用；不过十天，对方就会知道详细情况，还有什么可怕的呢？”韩琦说：“诏令榜文已经下达，并且已经向百姓承诺永远不征他们充军戍边了。”司马光说：“百姓还不敢认为这话可靠，即使我也不能不怀疑。”韩琦说：“我在这里，你不必忧虑。”司马光说：“您长久在这里当然可以这样说，将来别人居此位，借您的先例动用兵力、运粮、戍边，不过是举手之间的事。”韩琦默然，始终没有因此停止此事。不到十年，果然都如司马光所忧虑。〔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王广渊被任命为直集贤院，司马光议论说他奸邪，不可亲近。王广渊升任龙图阁直学士，神宗提拔司马光为翰林学士，司马光极力推辞。皇帝说：“古代君子，有的有学问却不善文章，有的善文章却没有学问，只有董仲舒、扬雄二者兼备。你有文学才能，为什么要推辞？”司马光回答：“臣不能写四六骈文。”皇帝说：“像两汉的制诏文书那样就可以。”最终没有能推辞。御史中丞王陶因议论宰相不押班而被罢职，司马光代替他。司马光说：“王陶因为议论宰相而罢职，那么中丞一职就不应再由他担任。臣愿等宰相已经押班后再就职。”皇帝答应了。于是司马光上疏论述修养心性的三项要点：仁、明、武；治理国家的三项要点：任用官员、按功行赏、对于应罚者必定惩罚。他的论说十分完备，并说：“臣侍奉三朝皇帝，都把这六个字进献给他们。我平生努力学习所得到的东西，全在这里了。”他又说：“御药院的内臣不应再外出任职，这不是祖宗的本意。”于是议论高居简奸邪，请求把他远远流放。奏章上了五次，终于把高居简调出。朝廷将寄禄官全部罢免，后来又留下两人，司马光再次极力争论。张方平任参知政事，司马光议论说他不符合众望，皇帝没有采纳。司马光回任翰林兼侍读学士。司马光曾忧虑历代史书繁多，君主不能全部阅读，于是撰成《通志》八卷进献。英宗很喜欢这部书，命令在秘阁设置机构，继续编纂。到这时，神宗把书命名为《资治通鉴》，亲自撰写序文授给司马光，让他每天进宫讲读。诏令把颍王府的四名直省官录用为阁门祗候，司马光说：“随从龙潜之邸的旧人，不应破坏平日的法度。阁门祗候一职，文臣担任时属于馆职，怎么可以让厮役担任？”西戎部将嵬名山想带横山的部众投降，诏令边臣招纳，司马光上疏极力反对，认为：“嵬名山的部众未必能制服谅祚。即使侥幸取胜，灭掉一个谅祚，又产生一个谅祚，有什么益处？如果不能取胜，他必定带着部众归附我方，到时不知道用什么办法安置他们。”皇帝没有听从。百官给皇帝上尊号，司马光负责答诏，说：“英宗皇帝亲自郊祀时不接受尊号，提出建议的人说辽国有尊号，唯独我国没有，又以不合时宜为由奉上册书。从前汉文帝不取盛大的名号来向荒远边地夸耀，希望陛下最终不要接受这个名号。”皇帝非常高兴，亲自下诏嘉奖他。执政大臣以国用不足为由，请求南郊祭祀时不要赏赐金帛，皇帝诏令学士议论。司马光说：“救灾节用，应当从贵近之臣开始，可以听从。”王安石说：“常衮辞去堂厨供给，当时人认为常衮既然知道自己不能胜任，就应辞去职位，不应辞去俸禄。况且国用不足，是因为还没有得到善于理财的人。”

译司马光说：“所谓善于理财，不过是聚敛百姓罢了。”王安石说：“不是这样，善于理财的人可以不增加赋税而使国用充足。”司马光说：“天下哪里有这种道理？天地所生的财货百物，不在百姓手中，就在官府手中。他们设法夺取百姓的财物，其危害反而比增加赋税更严重。这大概是桑弘羊欺骗汉武帝的话，太史公把它写下来，是为了显示他的昏昧罢了。”二人争论不止，皇帝说：“我的意见和司马光相同，姑且用不准许来答复。”王安石担心司马光起草诏书，便援引常衮的事责备两府，两府不敢再推辞。王安石掌权后，推行新法，司马光上疏说明新法的利弊。司马光在迩英阁进读，读到曹参代替萧何的故事时，皇帝说：“汉代遵守萧何的法令而不改变，可以吗？”司马光回答：“岂止汉代如此？假使三代的君主一直遵守禹、汤、文王、武王的法令，即使延续到今天也可以。汉武帝分割更改高祖的约束，元帝改变孝宣帝的政治措施，结果怎么样？祖宗的法令不可改变。”吕惠卿说：“有一年一变的法令，如正月开始调和气候，在象魏公布法令；有五年一变的法令，如天子巡守时考核制度；有三十年一变的法令，如刑罚随着时代而有轻重。”司马光说这不对。司马光说：“在象魏公布法令，是公布旧法。” 诸侯改变礼制、换用音乐，天子巡守时就诛罚他们；这不是天子自行改变制度。新建立的国家使用较轻的刑典，动乱的国家使用较重的刑典，这叫刑罚随时代有轻重，并不是改变法令。况且三司使掌管天下财赋，即使因无能而罢免他可以，却不能让执政大臣侵夺他的职权。现在为什么要设置制置三司条例司？宰相以治国之道辅佐君主，哪里用得着事事援引条例？如果只需援引条例，那么胥吏就足够了。现在为什么又设置看详中书条例司？吕惠卿不能回答，便用别的话诋毁司马光。司马光再次争辩说：“平民借钱收息，尚且能够逼迫下户偿还，何况有县官督责的威势呢？”吕惠卿说：“青苗法是百姓愿意借就给，不愿意借也不强迫。”司马光说：“愚民只知道借钱可以得到利益，不知道还债的危害；不仅县官会强迫，百姓也会相互强迫。从前太宗平定河东，设立和籴法，当时米价十钱，百姓乐意同官府交易。后来物价上涨，和籴却没有停止，终于成为河东世世代代的祸患。臣担心将来的青苗法也会这样。”皇帝说：“在仓中籴买米，怎么样？”司马光说：“不便利。”吕惠卿说：“籴买一百万斛米，就可以省去东南漕运，把省下的钱供应京师。”司马光说：“东南钱币缺乏，而米粮充足。如今不运米而运钱，是丢弃有余之物，取用缺乏之物，农业和商业都会受害。” 侍讲吴申起说：“司马光的话是至理之论。”司马光又说：“如今条例司所做的事，只有王安石、韩绛、吕惠卿三人认为正确，难道能只和这三人共同治理天下吗？”皇帝想任用司马光，便询问王安石。王安石说：“司马光处在高位，那么持不同意见的人就会依靠他来增加分量。现在任用司马光，就是给持不同意见的人树立一面鲜明旗帜。”皇帝最终仍任命司马光为枢密副使。司马光推辞说：“陛下任用臣，是因为看出臣狂直，希望臣对国家有所补益。如果只是用俸禄官位来荣耀臣，却不采纳臣的意见，这是把天官私授给不合适的人。臣只以俸禄官位自我荣耀，却不能挽救百姓的祸患，这是窃取国家名器来满足自身。如今如果确实能够罢去制置条例司，撤回提举官，不实行青苗、助役等法，即使不用臣，臣所受的恩赐也很多了。况且青苗法的危害在十年以后才会显现，并不只是今天。百姓的贫富，是由勤劳和懒惰不同造成的；懒惰的人常常贫乏，所以必定要向别人求借。如今官府出钱借给百姓并收取利息，富人不愿借，放贷者却以发放得多为功，一概强行摊派，又担心借款拖欠，必定强令贫富之家互相担保。贫户无力偿还，就会四散逃亡；富户不能逃走，就一定会被责令代替几家偿还债务。春季计算，秋季核计，债务辗转累积，日益增加。贫户已经耗尽之后，富户也会变贫。十年以后，百姓将没有一个能够存活。又把常平仓的钱粮全部发放出去，专门实行青苗法，将来如果想恢复常平仓，还能从哪里取得钱粮？富裕之家已经耗尽，常平仓也已废弛，再加上战争，接着又发生饥荒，瘦弱的百姓一定会弃尸沟壑，强壮的人一定会聚集起来成为盗贼，这是必然会发生的事。”司马光连续上了七八道奏章，皇帝派人对他说：“枢密院掌管军事，不应当以其他事情作为推辞任职的理由。”司马光回答：“臣还没有接受任命，就仍是侍从之臣，凡事没有不能进言的。”王安石起身处理政务，司马光于是获得批准，便请求离职，以端明殿学士出任永兴军知军。宣抚使下令戍守边境，司马光极力说明公私都已困乏，不能发动这些事务；而京兆一路都是内地州郡，修缮防务并不紧急，宣抚使的命令他都不敢执行。如果因此缺少军费、耽误军务，臣愿承担责任。于是只有永兴军得以免除。后来调任许州知州，催促他入朝觐见，他没有前往，请求判西京御史台，于是回到洛阳，从此闭口不再议论政事。后来求言诏下，司马光读后感动流泪，于是再次陈述六件事，又被调任。他上书责备宰相吴充，并责备蔡天申任察访使时，曾经入朝拜谒府第，却独自另设一班。司马光回头对台吏说：“把蔡寺丞带回原来的班次。”蔡天申窘迫沮丧，当天就执行了。元丰五年，司马光说话艰涩，预先写好遗表，放在卧室里。皇帝曾指着御史大夫说：“非司马光不可，还要让他担任承华宫师傅。”蔡确阻挠了此事。《资治通鉴》尚未完成，皇帝认为它胜过荀悦的《汉纪》，多次催促司马光完成全书，并赐给他颍王府旧藏书二千四百卷。书成后，加授资政殿学士。司马光总共居住洛阳十五年，天下人都认为他是真宰相，田夫野老都称他为司马相公，妇女儿童也知道他字君实。他赴京时，宿卫士兵望见他，都举手加额说：“这是司马相公。”他所到之处，百姓都拦路聚集观看，马匹走不了，说：“您不要回洛阳，留下来辅佐天子，使百姓活下来。”宣仁后临朝执政，派使者询问应当先做什么，司马光请求广开言路，诏令张榜于朝堂；但大臣又设置六条语言禁令，暗中钳制进言。司马光说：“这不是求取谏言，而是拒绝谏言。臣下只要不说话就没有罪，一说话就会落入这六件事之中。”于是详细论述其中的实情，朝廷改诏实行他的意见。于是封事进言的人以千计。起用司马光为陈州知州，他经过宫阙时，留下任门下侍郎。

译苏轼从登州被召回，沿途百姓聚集呼喊说：“请代我们向司马相公致谢，请不要离开朝廷，多多保重自己，使我们得以活命。”当时天下人都伸长脖子、擦亮眼睛等待观看新政，但议论政事的人只挑剔细小事务，稍稍堵塞了进言渠道。司马光说：“神宗皇帝制定的法令，其中好的即使经过百世也不能改变；至于王安石、吕惠卿所建立的那些危害天下的法令，改掉它们应当像救火救溺一样迅速。何况如今是母亲改变儿子的法令，而不是儿子改变父亲的法令；众议刚刚确定，就应当停止保甲团教，不再设置保马，废除市易法，把所储存的货物全部卖掉，不收利息，免除百姓所欠的钱，京东铁钱以及茶盐法都恢复旧制。”有人对司马光说：“熙宁、元丰年间的旧臣多是奸邪巧诈的小人，将来如果有人以父子之义离间皇帝，祸患就会发生。”司马光严肃地说：“上天如果保佑宗庙社稷，一定不会有这种事。”于是天下人释然，说：“这才是神宗皇帝的本意。”元祐元年，司马光又患病，诏令他入朝只行再拜礼，不必舞蹈。此时青苗法、免役法和将官法仍然存在，西夏之事也没有议定。司马光叹息说：“四种祸患还没有除去，我死也不能闭眼。”他写短信给吕公著说：“我把身体交给医生，把家事交给愚钝的儿子，只有国事还没有托付之人，现在把它托付给您。” 于是司马光论述免役法的五种危害，请求直接下诏废除。各地将领和军队都隶属于州县，军政事务交给太守、县令共同处理；废除提举常平司，把其事务归还转运使、提点刑狱；边防策略以与戎人和好为便利；认为监司多是新近进用的年轻人，命近臣从郡守中选拔转运判官，又制定十科荐士法。这些意见都得到采纳。司马光被任命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免于朝觐，允许乘肩舆，每三天入省一次。司马光不敢承受，说：“不见君主，就不能处理政务。”皇帝诏令他的儿子司马康扶他入宫应对，并且说：“不要行拜礼。”于是废除青苗钱，恢复常平仓粜籴法。两宫皇太后虚心听取意见，辽、夏使者到来，必定询问司马光的起居。皇帝告诫边吏说：“中国已经任用司马相公为宰相，不要轻易挑起事端，开启边境嫌隙。”司马光想以身报效社稷，亲自处理各种事务，连宾客也不舍得拒绝。有人引用诸葛亮“粮食少而事务繁多”的话劝诫司马光，他说：“死生是命。”司马光因此更加努力。病势危急后，他已经不能清醒自持，口中仍像梦中一样反复说话，但说的全是朝廷和天下的事情。九月去世，享年六十八岁。宣仁后听闻后悲痛不已，与皇帝一同亲临丧礼。明堂礼仪完成后，皇帝不接受祝贺。追赠太师、温国公，按一品礼服规格赐给丧服，赐银绢七千。诏令户部侍郎赵瞻、内侍省押班冯宗道护送灵柩回乡安葬，谥号为“文正”，赐碑额“忠清粹德”。汴京人停止营业前往吊唁，有人卖掉衣服置办祭奠，街巷中哭声送过灵车。到下葬时，哭泣的人就像哭自己的亲人。岭南封州的父老也相互带领，备办祭品。京城和各地都绘制他的画像来祭祀，饮食时也一定祝祷。司马光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忠诚信实，恭敬节俭，正直端方，居家有法度，举止合礼。他在洛阳时，每年到夏县为祖先扫墓，探望兄长司马旦，侍奉他如同严父，保护他如同婴儿。从小到老，说话从不虚妄。他自言：“我没有超过别人的地方，只是平生所做的事，从来没有不可对人说的罢了。”他的诚心出于自然，天下人都敬重信服他。陕州、洛阳一带都受到他的德行感化。有人做了不善之事，别人就说：“君实该不会知道吧？”司马光对外物淡泊，没有什么嗜好；对于学问没有不通晓的，只是不喜欢佛教、道教，说：“它们精微的言论不能超出我的书，它们荒诞的说法我不相信。”他在洛阳有三顷田地，妻子去世后卖田安葬，穿粗劣衣服、吃粗淡食物，终其一生如此。绍圣初年，御史周秩首先议论诬陷司马光，全部废除司马光所制定的法令。章惇、蔡京请求挖坟劈棺，皇帝不许，只夺去他的赠官、谥号并推倒墓碑。但章惇仍不停地进言，于是司马光被追贬为清远军节度副使，又贬为崖州司户参军。徽宗恢复他的太子太保官职，蔡京专权后，又恢复其正议大夫官衔。蔡京撰写《奸党碑》，命令各郡各国都刻石立碑。长安石匠安民应当镌刻碑文，推辞说：“我是愚笨的人，本来不知道立碑的意思；但司马相公为海内称道的正直之人，如今却说他是奸邪，我不忍心刻。”府官想加罪于他，他哭着说：“被差役驱使不敢推辞，只求免刻安民二字，恐怕因此获罪。”后世听闻此事的人，都为此惭愧。靖康元年，恢复赠谥。建炎年间，配享哲宗庙庭。咸淳三年，从祀孔庙。司马宣，字周卿，是温国公司马光的再从兄。父亲司马浩，追赠卫尉卿。司马宣因恩荫补官，历任驾部员外郎。起初任华州司户参军，当时狱讼案件多有积压，司马宣查明是非后将无罪者释放。等到母亲去世，他回乡服丧，被释放的人在头顶焚香，哭着为他送行。司马宣任职时廉洁正直，处理事务精细周详，喜怒不表露出来。他去世后，听到消息的人无不叹息惋惜。司马旦，字伯康，是司马光的兄长。因父亲任职而补为秘书省校书郎，历任郑县主簿。有个妇人蔺氏打官司争夺别人的田地，她家钱财很多，买通官吏共同作奸。司马旦审理此案，使受冤者得到公正。井元庆仗势欺压乡里，司马旦将他擒拿依法治罪。当时司马旦年纪还很轻，人们都惊叹佩服。官吏捕蝗扰害百姓，他说：“蝗虫是百姓的仇敌，应当听任百姓自行捕捉，再交给官府。”后来这成为法令。服丧期满后，监饶州永平铸钱监，任祁县知县。遇到大旱，群盗抢掠，他召集富户，晓以祸福，富户争相拿出粮食，饥民得以救济。朝廷举荐他监在京百万仓，太原方面把他留住。任干州通判，尚未赴任，又举荐他监在京杂物库，任宜兴县知县。审理案件一定追查根源，严厉惩治，百姓以诬告冒领为耻。市贯大溪，贾昌朝修建的长桥损坏废弃，时间久了，司马旦劝百姓修复，不费官力就完成了。太守王安石开凿运河，从各县调发民夫，司马旦说：“劳役太大又太急，请命令各县每年轮流承担一次。”王安石不听。后来大雨连降，百姓非常困苦，劳役最终停止。历任梁山军、安州知州，治理郡务有大体。再次监凤翔太平宫，以大中大夫致仕，去世，享年八十二岁。司马旦淡泊少欲，供养生活只求完备，与弟弟司马光尤其友爱。

译司马光居住在洛阳，司马旦居住在夏县，两人都有园林池沼。司马光每年去夏县探望司马旦一次，司马旦也不时到洛阳看望司马光。凡是司马光议论天下大事，司马旦都有帮助。等到司马光奉召任门下侍郎时，他坚决推辞不接受任命，司马旦引用大义劝他说：“你平生诵读尧舜之道，想着使君主达到圣明，如今时机已经具备却要违背，这不是进退的正道。”司马光于是突然醒悟，接受了职位。英宗即位时，司马旦入朝祝贺，皇帝要把恩惠施及未做官的孙辈，却没有派遣使者，只有派遣再从兄之子司马禀喜。周济他人时很急迫，曾有人被免官，他分出自己的俸禄救济他。那人愿意把女儿送给司马旦做妾，司马旦惊讶推辞，立即拿出妻子嫁妆中的财物帮助她出嫁。司马旦生于丙午年，与文彦博、程公珣、席汝言同年登科，作诗画像，世人认为是盛事。司马旦的儿子司马良，比附唐代九老；司马良曾任将作监主簿、富州承议郎、陕州通判；司马宏任陈留县令。司马里，字昭远，是温国公司马光的再从兄。父亲司马沂，追赠尚书都官郎中，以孝顺谨慎著称，喜欢周济别人，自己却终身穿粗衣、吃粗食。司马里考中进士，庞籍任鄜延经略使时，上奏任命他为鄜州通判。州将违法，司马里神色严正地极力争辩，丝毫不宽容。他廉洁沉静、质朴正直，所到之处都有惠民政绩。罢官到京城后，从不曾有所求谒，最终官至太常少卿。他为人孝顺友爱、宽厚容人，但内心操守坚强正直，善于作诗。司马富，字希道，夏县人，是司马旦的次子，善于写文章，仕途官至承议郎、通判陕州事。司马宏，夏县人，是司马旦的幼子，性情刚正。绍圣年间党争兴起，他上书论辩，因此获罪，被贬到永州，最终任陈留县令，死于党争祸患。司马康，字公休，是文正公司马光的儿子。他幼年端庄谨慎，不随便说笑，侍奉父母极为孝顺，博通群书，凭明经科考取得上等名次。母亲去世服丧时，他三天滴水未进，扶杖才能起身，见到他的人都很悲伤。温国公居住洛阳时，士人前来从学，退下后与司马康交谈，没有不有所收获的。温国公修撰《资治通鉴》，司马康也有帮助。温国公去世后，司马康守丧礼仪如同母丧，哀痛损伤超过常情，治丧完全依照礼制。他承受遗留下来的恩典，把一切都交给族人，担任讲官；上疏陈述前代天下太平少而动乱多，以及祖宗创业的艰难、长期积累的勤劳，劝皇帝及时向学，守护天下这一重大基业。又劝太皇太后常在宫禁之中训导皇帝，言辞恳切周至。还说《孟子》是最纯正的书，尤其应当阅读其中关于王道的内容。皇帝说：“我正在读这部书。”不久诏令讲官节选其中内容进讲。司马康自从为父亲服丧，住在墓庐，吃蔬菜粗食，睡在地上，终于患了腹疾。到这时已经不能入朝拜见，皇帝赐予优假，病势也将危急，但他仍努力讲解《孟子》二卷，分条写好一切应当进言的内容等待召对，说：“如果能得到一次当面极力进言的机会再死，也就没有遗憾了。”朝廷派人到兖州召医生李积，李积已经年老，乡民听说后都前往告诉他：“百姓蒙受司马公的恩德很深，如今他的儿子病了，希望您赶快前往。” 前来劝告李积的人日夜不断，李积于是出发。到了之后，已经无法医治，司马康享年四十一岁便去世。公卿在朝廷中叹息悲痛，士大夫到他家中吊唁，市井百姓也无不悲哀。诏令追赠右谏议大夫。司马康为人廉洁，从不谈论钱财。起初树立温国公神道碑时，皇帝曾派使者赐白金二千两，司马康认为费用都由官府供给，辞谢不受，派家吏到京城交还，皇帝才停止。范祖禹为他撰写墓志。司马康的儿子是司马植，孙子是司马伋。司马伋镇守广州，随从高宗南渡，于是寄居杭州。司马植，夏县人。父亲司马康去世时，司马植年幼，宣仁后怜悯他。吕大防认为司马康一向把邵伯温看作可以托付的人，请求任命邵伯温为西京教授，来教导司马植。邵伯温到任后，教导司马植说：“你是温国公的孙子、大谏官的儿子，今后是贤是愚，天下人都会知道，这是可畏惧的。”司马植听后努力学习不懈怠，最终在世上有所成就。司马京，字亢宗，是温国公司马光的再从子。父亲司马谘，为人谨慎厚道、孝顺友爱，自幼没有子弟的过失，追赠尚书比部郎中。司马京因恩荫补官，历次升任驾部员外郎、潞州通判。办事刚强正直、干练敏捷，所到之处官吏百姓都称赞他。司马朴，字文季，是司马宏的儿子，年少时由外祖父范纯仁抚养。绍圣年间党争兴起，司马宏上书论辩获罪，范纯仁被责罚流放永州，且因疾病失明。客人来访时，范纯仁总让七岁的司马朴引导客人来见自己，他进退揖让、应答谈吐都像成年人。司马朴因范纯仁遗留下来的恩典而入仕。司马宏去世后，他赤脚背着灵柩回乡，调任晋宁军士曹。戍军转运使王似暗示司马朴侦察通判的过失，司马朴不肯，说：“下属陷害长官，别人将不肯吃我家的余粮。”王似认为他贤能，便推荐了他。靖康初年，司马朴入朝任虞部、右司员外郎。金兵驻扎在汴京郊外，朝廷命司马朴出使金营。金人询问他的家世，他全都如实告知，金人高兴地说：“这是贤者的后代。”于是更加礼遇他，并告诉他要赶快请求议和。司马朴复命后，主持此事的人犹豫不决。后来钦宗想起司马朴的话，任命他为兵部侍郎。金人将要北返时，司马朴写信请求保全并扶立赵氏。金人挟持他北去，并把他的家属全部带走。开封仪曹赵鼎把他的长子司马倬藏在蜀地，因此得以免难。建炎年间赦书传到，司马朴私下派人带信给徽宗，金人怜悯他的忠诚，将他释放。他听到徽宗被囚五国城的消息，便与朱弁商议服丧礼服。朱弁想先请求，司马朴说：“身为臣子，听到这个消息就应当表达悲哀，还请求什么？假如请求而不被允许，又怎么办？” 于是司马朴穿上斩衰丧服，早晚哭泣。金人认为他有义，不加追问；他又把金人的真实情况带回宋朝报告。后来王伦把司马朴赐给金人，王伦回宋时说，金人命司马朴任行台左丞，司马朴辞谢，事情才作罢，金人因此更加看重他。后来司马朴在正定去世，诏书称赞他的忠诚节义显著，追赠兵部尚书，谥号“忠洁”。司马桂，夏县人，是温国公司马光的堂孙，博学能文，官至司户参军。司马伋，字季思，夏县人，是温国公司马光的曾孙，出任广州镇守，最终官至开国伯、吏部侍郎。他结交的都是天下名士，洪迈等人乐于同他交游。凡是温国公的著作，他一定刊刻流传。关于《资治通鉴》，他从温国公的残稿中摘取凡例的主要条目，传布于世。关于史书褒贬取舍的界限，司马伋在高宗南渡时随从皇帝寄居杭州，如今成为山阴一地司马氏的始祖。吕圆登，夏县人，曾经做过僧人，后来以良家子身份应募，守卫崤山、渑池一带。李彦仙守卫三觜，吕圆登归附他，功劳最多，成为李彦仙的爱将。城池将要攻破时，他带兵前来援救，身受重伤，拉着李彦仙哭着说：“围城这么久，不知道您是否平安。如今能够见到您，即使死了也没有遗憾。”他正躺下时，听说城陷，立即起身作战而死。

译司马梦求，夏县人。侨居叙州，是司马光的后代。母亲程氏，回到娘家时已经到了家门。丈夫去世后，她发誓不再改嫁，朝廷旌表她为“节妇”。司马梦求是她族中的子弟，她把他收来作为后嗣。景定三年，考中进士。咸淳末年，调任江陵沙市监。沙市依靠水势作为防御，德祐元年，湖水忽然干涸，北方军队横截道路中部。都统程文亮、制置使高达投降。司马梦求穿朝服面向宫阙拜了两拜，自缢而死。金 刘祖谦，字光甫，安邑人。承安五年考中进士，历任州县官，留下政绩。被任命为监察御史，以耿直著称。正大初年，任右司都事，授武胜军节度副使。召入任翰林修撰。他家藏书很多，金石遗文大体齐备。父亲号东轩，擅长绘画，所以刘祖谦以鉴赏裁断自负成名。他随手写成的书信，尤其值得观赏。一时名士如雷渊、李献能、王渥都到他门下交游。得到别人的一首好诗可以流传时，他一定殷勤称赞宣扬，唯恐别人不知道。人们因此称许他。儿子是敏仲。段大亨是段干木的后裔，早年就以重义气自负。修习干练武艺，力气大，精通骑马射箭，喜好兵法。饮酒达到一石也不醉乱。贞祐末年，任领军元帅，佩带虎符。正大七年，因功劳升任河南诸路军兵都元帅，赐给两枚虎符。驻守竹林堡，归附的人每天增多。哀宗末年，带领七百名部众进入枣乡谷，战死。他的弟弟段元亨率领孤军守卫河中，元军诱降，他不答应；后来力量耗尽、城池陷落，他就在城西南城墙的女墙下防守马匹渡河。部下牵着马尾渡河的人很多，最终溺死。其子段宜僧也战死。元朝平定后，他的儿子段好谦寻找父亲尸体，和夫人史氏一起归葬祖坟。元 察罕是西域巴喇勒哈人。父亲布都纳迁居解州。察罕生来身材魁伟，聪颖敏悟，博览群书、记忆力强，通晓各国文字，任行军府鄂啰千户。前后跟随鄂啰齐出入湖广、江西两省，多次建立功勋。大德四年，中书省奏请任命他为武昌路治中。丞相哈喇哈说：“察罕廉洁，本来适合担任监察法纪之官；但武昌是大郡，非此人不可。”最终任命他治理武昌。后来治理广西，高仙道的党羽有数千人，察罕只诛杀几个首恶，其余全部宽赦，并烧毁名册。他侍奉武宗、仁宗，参与谋定大政，多有匡正补益，被任命为中书参知政事。他总揽纲纪，不屑于处理琐碎事务，有见识的人说他得到了大臣的体统。升任荣禄大夫、平章政事。晚年居住在德安白云山别墅，以“白云”为号。他曾入朝觐见皇帝，皇帝称他为“白云先生”而不直呼其名，并赐他姓白。察罕天性孝顺友爱，放免奴仆为平民，人们称他为长者。儿子外嘉努，官至大中大夫、武冈路总管；呼图克图，官至奉直郎、高邮府判官。孙子九人，做官的有两人：库库布、哈哈克散。明 李祐，安邑人。洪武十三年，以儒士身份授四辅官，兼任太子宾客，在殿廷陪侍皇帝用膳，获赐三袭衣服。后来年老退休。王翰，字时举，是前任夏县县令王仲文的儿子。王仲文做官以廉洁著称，退休后贫穷不能回乡，于是成了夏县人。王翰年幼丧父，靠卖柴自给。正好浚仪人归旸寄居夏县，许多名士跟随他交游。王翰常常前来偷偷旁听。归旸的门人郭极觉得奇怪，后来知道他是县令的儿子，便带他去见归旸，于是得以拜在门下学习。学成后，他在中条山结庐而居，有所得就写在落叶上；有时风起，落叶便飘到山涧峡谷中。樵夫拾到后，按着节拍高声歌唱，声音震动金石。洪武年间，因经学明通、品行修洁，被征召为本学训导，改任平陆，升任鄢陵教谕。他所到之处都有自己的教化方法。永乐初年，周王听说他的才华，请求让他任教授。周王一向骄纵，多有违法之事，王翰多次进谏而不被采纳，于是假装疯狂离去。过了很久，有人推荐他任翰林编修。后来又因周王府的事情，调任廉州教授。倭寇数千人攻破城池进入城中，他率领诸生在街巷作战，最终战死。王翰喜爱聚集书籍，所得俸禄全都捐出买书，不足时便节省衣食费用补足。因此所收藏的经、史、子、集达到数千卷。他居住山中时，有《山林樵唱集》；在鄢陵时，有《敝帚集》；在周王府时，有《梁园寓稿》。儿子王砺，字汝用，幼年就爱好学习，考中永乐乙未科进士，任工部主事，升任辽府长史，因进谏被贬为防阴知县。回乡后，教授乡里子弟，年老后著有《荆南咏》《听椿吟稿》等书。杜佑，安邑人。洪武十四年，户部尚书范敏推荐他，召入任四辅官。杜佑掌管春官，同时设置秋冬礼遇之职，与杜斆相同。后来罢去这些官职，这一官制也随之废止，不再设置。杜佑曾三次主持本省布政司乡试，号称选得人才。薛宾，又名薛贵，夏县人。洪武年间考中贡士，历任刑部右侍郎。建文帝即位后，改任北平布政司左参政。燕王府有谋反的异谋，薛宾与左布政使张昺秘密把情况上报，准备先发制人。小吏季友直泄露了此事，燕王府的谋划更加急迫，而薛宾却还不知道。恰好他入宫觐见，被燕王府擒获。薛宾抗辩不服，燕王府用金瓜击打他，打落了他的牙齿，于是他与张昺一同被杀。当时有一名李姓指挥使把薛宾的幼子藏起来，作为自己的嗣子。后来本县人郭成任司务时揭发此事，结果相关人员都遭祸，牵连的人很多。赵羾，字云翰，夏县人，后来迁居祥符。洪武年间考中乡试，进入太学。出使山东，受到称誉，获赐袭衣、楮币。不久授任兵部职方司主事，绘制天下要害险隘以及屯戍部署应采取的措施进献。皇帝认为他有才，升任武库员外郎。建文初年，升任浙江右参政，在缉捕盗贼、海防事务上有功。成祖时出使交阯，拒绝接受当地馈赠，升任刑部右侍郎，改任工部，后来又改任礼部，升为尚书。皇帝在华盖殿赐宴，又撤下御膳赐给他的母亲。不久命他前往北京，主持营建仁孝皇后的陵墓；因为朝鲜使臣的赏赐之事，被下狱。不久获释，负责督建隆庆、保安、永宁等州县，安抚新近聚集的百姓，使他们安居乐业。回朝后，改任兵部尚书。因母亲去世服丧，服丧期未满便起复，专门处理塞外军事。皇帝北征时，他善于转运粮饷。仁宗初年，改任南京刑部尚书。宣德五年退休。正统元年去世，享年七十三岁。赵羾性情精明敏捷，历经五朝，官位列九卿，自己的生活却如同寒门平民。

译蔺芳，夏县人。洪武年间被举荐为孝廉，任刑部员外郎，升为郎中。永乐年间出任吉安知府，宽厚廉洁，百姓非常感念他。吉水百姓到宫阙上言，说县中有银矿，朝廷派官员复查。父老拦住蔺芳申诉说：“听说宋末曾有人说这里有银矿，最终却因妄言获罪。”蔺芳诘问告发者，查得实情后，全部上奏。同僚不肯署名，蔺芳请求独自承担责任。奏章呈上后，皇帝说：“我本来就知道是妄言。”此事于是搁置。后来蔺芳因事获罪，被贬为办事官。他跟随宋礼治理会通河，又恢复任工部主事。永乐十年，黄河在阳武决口，朝廷派蔺芳前往勘察。蔺芳说：“中盐堤正处在急流冲击之处，请加高加固堵塞。”又说：“从中泺分流引导河水，使它沿旧河道向北入海，实在是万世之利。”又说：“新筑的岸埽只用草绳捆扎，不能坚固长久，应当编木制成大囷，把木桩贯穿其中，填实瓦石，再用横木贯穿木桩外侧，牵引筑在堤上，这样就能减弱水势、加固堤防，是长久的办法。”皇帝诏令全部依从。后来筑堤的人都遵照采用他的方法。因宋礼推荐，升任工部右侍郎。行太仆卿杨砥请求开通德州良店东南黄河旧道，皇帝又命蔺芳前往治理。他所经过的郡县中，凡有不便于百姓的事情，就立即上疏报告。仁孝皇后将要下葬时，他负责修治道路、供应沿途食宿，最终死在任职期间。史诚祖，解州人。洪武末年，到朝廷陈述盐法的利弊，皇上采纳了他的意见，授任汶上知县。他治理政务廉洁公平、宽缓简约。永乐七年，成祖北巡，派御史考核郡县，回来后说史诚祖的治理居第一，便赐玺书慰劳他说：“守令承接皇上的教化并加以宣扬，用来使百姓安定获利。我统治天下，早晚寻求贤能之士，共同谋求治理。往往向民间询问，大家都说苦于官吏苛刻急迫，能够符合我的心意的人实在很少。你敦厚老成，恭敬地履行自己的职务，修养自身、砥砺志向，全都以廉洁公平为准则；赋税均平，徭役和政务处理得当；断讼清明，政务简约；百姓心悦诚服，境内称为安定，即使比之古代的良吏，又有什么可逊色的呢？”特意提升你为济宁知州，仍然管理汶上县的事务。你更要恭敬地履行职务，慎终如始，以永远保持美誉。钦此！同时赐给内酝一尊、织金纱衣一袭、钞一千贯。史诚祖得到表彰后，更加勤于治理，土地不断开垦，户口日益繁盛，又增加编入户籍的十四里。成祖经过汶上，想把当地数百户百姓迁到胶州，史诚祖上奏请求免除，皇上答应了。他多次应当升迁或调职，总是替百姓上奏请求留任。任职二十九年，最终死在任上，士人和百姓悲痛号哭，把他安葬在城南，逢年过节奉祀他。张随，字子贞，芮城人。永乐丁酉年的解元，官任户部主事，廉洁耿介，自我持守，甘愿过清贫生活。宣宗微服出行，临幸他家，看见张随亲自汲水，他的妻子正在舂米簸粮，十分赞叹。后来张随因办理部务获罪，皇上说：“这是清廉的主事，不要追问。”后来改任工部官职，他称病辞职请求归乡。三十多年中，清白自守，和寒士没有不同。郭龄，夏县人，永乐丁酉年的举人，授任广安知县，威严仁惠，声名远播，九年后升为重庆知府。洞蛮叛乱，官军多次征讨都不能平定，郭龄毅然请求前往，以朝廷的恩德和信义晓谕他们，宣慰使带领众人顺服。那些人早晚侍奉在他身旁，不忍舍弃他离开；三年后临行时，馈赠黄金万镒，他却不肯接受。当时重庆三年没有下雨，郭龄回任到达边界，立即下起雨来，谷物抽穗而一茎两穗，人心感动喜悦。后来升任防政，退休。任职过的两地都有百姓为他立的“去思碑”，并建祠祭祀他。李逵，字九达，芮城人。永乐庚子年的举人，任顺德府通判。为防止大旱，他脱去冠服，赤脚徒步祈雨。还没有回来，大雨便充分降下。任期届满，升为保定府同知，能干有声望，更加显著。后来请求归乡时，父母还健康长寿，乡人以此为荣。李辂，安邑人，永乐辛丑年的进士，屡次升任至山西右布政使，廉洁耿介，恭敬谨慎，乡里人信服他。学士曾鹤龄曾称赞他治理政务清廉而温和，仁惠而正直，廉洁而不激烈，宽厚而不放纵。当时人认为这是真实的评价。裴祥，夏县人。永乐年间贡生，任工科给事中。当初，天下驿传只有马而没有驴，裴祥上奏说：“如果马匹数量不足以使用，增加马匹就会损害财力、困苦百姓；增设驴匹，价格低廉而节省财力，也足以供应使用。”文皇认为他的奏议可行，于是命裴祥巡视各地，斟酌处理。后来他因进言论事触怒皇上，皇上当时正在病中，便调任他为同安知县。皇帝病愈后想起这件事，想召他恢复谏官职务，但裴祥已经去世。李素，安邑人，宣德庚戌年的进士，性情刚正直率，多次升任通政司通政。宦官马顺依仗宠幸而骄横，李素在皇帝面前极力斥责他的奸邪，英宗对此感到惊异。史宗礼，字文博，解州人，是史诚祖的孙子。宣德壬子年的举人，任狄道知县，公正廉洁勤勉；考核政绩后升为瑞州府通判，调任本府知府。他刚正耿介，不向人屈服，退休归乡。瑞州一千多名士人到朝廷请求挽留他。他活到八十七岁去世。张琦，安邑人，正统戊午年的举人，授任宁阳教谕，调为高陵知县，死于任上。张琦性情刚正，面貌苍老古朴，当时人称他为“铁脸”。他做官廉洁守节，常常用孝悌教导百姓。去世那天，袋囊中没有多余财物。县丞想用库中余羡银赠给张琦，他不接受，取出掌管钥匙、符信和簿籍交给县丞后去世。王正，字嗣宗，夏县人，是王翰的孙子、王砺的儿子。幼年聪颖过人，教授他千字文便能全部背诵。正统壬戌年的进士。兄弟四人分居时，凡是田地、房屋和器用，全都互相推让。授任直隶安肃知县，招集流亡百姓，百姓都恢复了旧业，安肃大治，百姓设立神主祭祀他。升任大名知府，治理政绩在部院考核中名列前茅，部院把他的名字写在屏风上。母亲去世，他回乡服丧，百姓拦在道路上哭泣送行。服丧期满，改任平凉府知府，不畏惧权势。当时韩王骄横放纵，王正依法绳治他，此事双方都上奏，尚未裁决。恰逢贼寇火满之乱，巡抚、巡按下檄令王正督运军饷。不久因父亲去世回乡，遂退休。他著有《公余雅兴》《牧民手镜》，收藏在家中。韩文，芮城人。景泰庚午年的举人，任新乐知县。七年间，政务简约，刑罚清明，修治学校，消除蝗灾，皇帝赐敕书表彰奖励。升任定州知州，为百姓兴利除害，政绩有“五瑞四异”，士人和百姓绘图歌颂他，升任正定府知府。滕浩，解州人，景泰庚午年的举人，任泗州知州。他刚正耿介，轻视钱财，不依附权势。有指挥、通巡仓、御史等人擅自发出通关文书，滕浩都弹劾了他们。郭瑨，字廷圭，夏县人，是郭龄的侄子。景泰庚午年的举人，任陕西临洮府同知，升为江西南康知府。他任官时约束自身，始终以谦逊收敛、宽厚仁慈为主。当初，郡中虎害严重，郭瑨反躬自责，向城隍祈祷。第二天，老虎渡江，在城隍庙下自毙，人们认为这是奇异之事。

译毛深，夏县人。天顺己卯年的举人，授任山东聊城知县。历次升任防政，审理诉讼明察决断，官吏和百姓都不能隐瞒实情。他所任职的地方大多有善政，百姓为他建生祠，立去思碑。后来列入名宦祭祀，有腻庵所著《政录》流传于世。马忱，夏县人。天顺壬午年的举人，在乡试中列乙榜，任富平、清涧、东平三地学校的训导，转任武定州判官。在三所学校任职时，他把诸生看作子弟，贫困的供给饮食，整治懒惰者，选拔优秀者，多方培养造就人才。他一生勇于行义，亲属中有贫困而不能办理婚丧的人，总是资助他们。曾题写泰山试心石说：“天君纯粹本来没有受到侵扰，众多欲望交相进攻，才会成为禽兽。如果肯时时保存天理，又何必劳烦石头来试验人心？”后来因儿子显贵，获封工科给事中。张璡，安邑人，天顺甲申年的进士，官任御史，巡按四川及北直隶，风采凛然。将要到家时，远远望见乡里的门便下马步行，乡里人敬重他。因为触犯权贵，被调出任郡守。他的儿子张棻是举人，官任佥事；张蔓是举人，官任知府；张菃是解元，官任同知，都有政绩。张芮是进士。王文，解州人，成化乙酉年的举人。幼年丧父，侍奉母亲以孝闻名。性情沉默，诗文自成一家。历任陕西武功、汲县教谕，树立卓越的师表，培养成就了许多人才。即使盛暑也一定穿戴冠服，不是公事从不拜访求见他人。退休后闭门不出，州守敬重他，常常亲自登门拜访。张岫，安邑人，知县张琦的儿子，成化丙戌年的进士，屡次升任右副都御史。张岫侍奉在任高陵知县的父亲身边时，有个佥事想羞辱他的父亲，张岫挺身进入与之争辩，佥事惭愧屈服。取得出身资格后，被选授为御史，喜爱善人，嫉恨邪恶，以正直著称。他巡抚辽东时，辽东籍的御史将要主持山西乡试，前来拜见，请求把自己的儿子列名其中，显然想让儿子登上贤书；张岫立即让儿子称病，不参加考试。邻人有出售田产的，他的儿子买下了；张岫听说后很不高兴，立即命令退还，邻人坚决不肯，他便加倍增加价钱。曾写信给家人，想替母亲买绢，但钱不够，等领取俸禄后再买。乡人把他视若珍宝，把他比作鲁公乞米的故事。死后，按例赐祭并安葬。张翰，字文凤，平陆人。成化戊子的举人，授任朝邑教谕，敦本崇实，训导考课有方。升任翰林院孔目，调为侍书，参与纂修《宪宗实录》，赐敕命，授检讨，侍奉经筵。因触犯权奸，被贬为重庆同知，施行惠政，郡人刻石记载。升任临洮知府，谋划平息兵变，地方得以安定。刘瑾索取贿赂，他便归乡；总制彭以诗为他送别，其中有“孤忠诋逆宦，万代播芳名”之句。刘瑾一直恼怒，罚他缴纳米五百石。刘瑾被诛后，他获免，去世时七十五岁。张芮，安邑人，成化戊戌年的进士，官任翰林。武宗在东宫时，张芮任侍读，多次升任掌院学士。正值刘瑾掌权，威势炽盛，公卿都望见他的车尘便拜伏，张芮却不向他行礼。刘瑾怀恨，诬陷他犯有其他罪事，贬为镇江同知。后来起用为太常卿，两次请求退休，都没有获准，死于任上，皇帝赐予抚恤礼典。他的儿子淳甫，正德年间进士，官至主事，博览群书，著有《澹泉集》。后裔孙郑元是平民，终身坚持道学不衰，乡人敬重他的品行，认为没有辱没祖先。马骙，字世用，夏县人，是武定判官马忱的儿子。成化丙午年的举人，弘治丙辰年的进士。起初任行人，选任工科给事中，上疏论说李广、张鹤龄，大受孝宗赏识。正德初年，升任刑科都给事中，充任戊辰年廷试掌卷官。大臣焦芳想让儿子黄中成为殿试第一，马骙却取吕柟为状元。有依附刘瑾、进入给事谏官行列的人，马骙斥责他们无耻。他又从四川回来，与张璡的父亲同住馆舍，一句话也不交谈；张璡的父亲因此怨恨他，马骙被调出任淮安推官。他清理狱囚，审理冤屈，赦免张生的罪行，表彰何女、申妇的贞烈。治理政绩列第一，但刘瑾的怒气尚未消解，只升为松江同知，后来提升为饶州府知府，又补任郧阳府知府。郧阳山路崎岖险峻，他建议命犯罪者修路赎罪，于是道路变得平坦。又创建浮桥，修缮废弃的坊门，整顿兴办废弛的事务，教化大为推行。最终被忌恨他的人陷害，免官归乡。马骙刚正直率，重视信义；有人遭遇急难，总是赈济，毫不吝惜。如捐钱帮助杨俊办理丧事，代佥事沙立偿还旧欠，类似事情不止一件。他著有《梅轩手简》等集，收藏在家中。刘良臣，字尧卿，芮城人。弘治辛酉年的举人，授任扬州通判，改任陕西平凉府官员。他操守清正，学问广博。归田后，闭门读书，足迹不进入城市。终其一生，言语行动都不苟且。他的诗赋至今仍被人传诵。张璞，字中善，夏县人。弘治十五年进士，由归安知县被召授为御史。正德八年，出任云南巡按。镇守太监梁裕贪婪横暴，张璞加以裁抑，因此被梁裕诬陷，逮捕押赴诏狱，死在狱中。世宗初年，追赠太仆寺少卿，赐祭并安葬。王济民，字士元，平陆人。家贫却有德行。正德丁卯年的举人，授任栾城知县。听到母亲去世的讣告，悲哀过度以至吐血。服丧六年，两次居丧期间都不饮酒吃肉。正德年间，以贡生身份授任灵台县训导。诸生中有无力办理婚丧的人，他便分出俸禄帮助。此时边境警报十分紧急，县令逃走了。巡抚、巡按檄令他代理县印，十天内筹集粮食一万多石，长官慰劳他。改任鄜州学校官，正值大饥荒，守、巡官选择委任他赈济，救活了很多人。刘潮，字文渊，平陆人。纯厚笃实，努力学习，早年便以才名著称。正德三年贡生，授任大兴县丞，任满三年政绩最佳，进阶为文林郎，升任济南府通判。他平反冤狱，祈求降雨，拒绝常规陋例，使豪强服从，惠政颇多。百姓立碑颂扬他的德行。退休归乡后，绝迹于官府，不谈时事，讲习经史，教导后学，士人舆论都推重他。

译胡谐，安邑人，正德庚午年的举人。起初授任庆都知县，历任平凉、温州同知，最终任云南防议。他刚毅有作为，廉洁得一尘不染，任职所到之处都有声望。在庆都时，百姓都称他为“胡青天”。温州的权相无才无德，他的儿子贪慕朋友的妻子美貌，趁醉把朋友沉入水中，图谋纳其妻为妾。朋友的妻子向长官控诉，但权势气焰炽盛，没有人敢审理。胡谐说：“清平之世，怎么能有这种事？”立即把他逮捕入狱，从此声威大振，政绩更加显著。升任防议，退休居家。曾在路上遇到盗贼，随从逃散，盗贼窥见他说：“这是胡公。”便替他抵御盗贼，到了乡里的门口叩谢后离去。巡盐御史王诤是温州人，极为敬重他，下檄命令在乡贤祠祭祀他。刘翀，字文翔，平陆人，是济南通判刘瀚的堂弟。幼年聪敏，努力学习，有远大志向，以名节自我砥砺。弘治甲子年的举人，正德辛未年考中进士。起初任行人，提升为四川道监察御史，揭发宸濠的反叛阴谋，纠举李隆的奸邪罪状，当时人称他为真正的御史。巡按甘州、凉州，又巡按京畿，清理山东军政。武宗北巡时，他抗疏请求皇帝回銮。嘉靖初年，大礼议兴起，他竭力与张璁争论。不久又分条陈述当时应当施行的十二项事项，皇帝嘉奖采纳。后来以疾病为由归乡，努力耕田，督促子弟读书，心境冲淡自得。当时的名士如彭泽、边贡、吕柟、康海等，都急切地推重他。去世时七十七岁。门人私谥为“忠毅先生”。程鹏，解州人，正德辛未年的进士，任鄠县知县，清正自守，刚直无私。长安尚书刘玑绘制《十颂图》赞美他。历任邓州知州、刑部郎中，死于京城。冢宰王琼见他的行囊空空，感叹说：“从这里就知道他的操守了。”便替他准备棺木并办理殓葬。相世芳，安邑人，正德甲戌年的进士，历任刑部郎中。他沉毅质朴正直，不随便说笑，博览群书，诗文雄健奔放。嘉靖甲申年，朝廷讨论大礼，众人的议论经过一天仍未决定，相世芳抗疏直谏，毫不避讳，传说为首倡者，被判弃市。众人惊惶失措，相世芳却面不改色，以自身承担此事。不久遭廷杖，几乎毙命，贬戍延安。他慨然充任戍卒，共十三年。诏令召还后，终身没有怨言。隆庆初年，追赠太常寺少卿，他的儿子邦教是举人。祁鹤，安邑人，正德甲戌年的进士，历任官职都清廉谨慎、不向人屈服。嘉靖年间，青羊山盗贼兴起，势力十分猖獗，朝廷议论后提升祁鹤任兵备，特意授予节钺。祁鹤相机捣毁盗贼巢穴，斩首数千，皇帝特赐金银财物以特别褒奖。到他去世时，皇上悲伤怜悯不已。丘东鲁，解州人，正德丙子年的举人，授任广平府同知，廉洁明察而有才干。郡中有一桩疑狱十年不能判决，丘东鲁刚到任，一句话便作出公正可信的判决。当时太守触犯了直指御史，直指将要按罪惩办他；百姓误传军队要来，惊慌逃散。太守于是单骑入朝上奏，丘东鲁镇定不动，从容晓谕百姓，百姓才安定下来。他历任户部郎中，后来以奉养亲人请求归乡。著有《见闻录》。张玫，夏县人。正德丙子年的举人。身材相貌魁梧，从小读书，便以气节自许，授任永清知县。他爱护百姓，礼遇士人，憎恶坏人而不屈服。有杀害一家三人的凶犯，先前多次用贿赂获免，张玫依法将他治罪。又有优伶臧贤，与张玫同乡，得到武宗宠幸，势力凌驾宰辅之上，张玫始终不肯与他相见。他就是这样刚正耿介。谢诰，安邑人，性情孤高耿介，超脱世俗。正德丁丑年的进士。还是孝廉时，齐彦名谋划进犯运城，谢诰慷慨提出守城防御的建议，监临立即召集民夫增筑运城，至今仍受其益。任赣榆知县时，正值武宗南巡，他节省供应和陈设，使百姓不受扰害。等到归乡后，闭门谢绝宾客，清贫得像平民。赵克己，夏县人。天性孝顺友爱，父母生病时，一百天不解衣带。两次服丧共六年，不饮酒吃肉。正德年间，以贡生身份授任灵台县训导。诸生中有无力办理婚丧的人，他便分出俸禄帮助。当时边境警报十分紧急，县令逃走了。巡抚、巡按檄令他代理县印，十天内筹办粮食一万多石，长官慰劳他。改任鄜州学校官，正逢大饥荒，守、巡官选择委任他赈济，救活了很多人。王继本，字立之，夏县人。性情鲠直，喜好学习，别人有过错，总是当面规劝而不隐瞒。前任知县姜洪很器重他。后来姜洪巡抚山西，邻近士大夫中有被都台牵连误判的人，有人拿三百金贿赂王继本，请求替他求情，王继本拒绝不答应。等到以贡生身份赴选，铨部授任高堂州训导，他不接受束修，采用朱文公《家礼》教化风俗。任官七年后，以疾病为由请求退休。诸生林棠等请求挽留，他拂袖归田。不是公事从不踏入县衙，侍奉继母极尽孝敬。著有《虚斋集》，收藏在家中。胡志，字浒，南安邑人。性情聪慧，曾在夜里遇到古碑，用手摸索碑文，便得到碑上的笔画，立即能够背诵。天快亮时前去验证，一个字也没有差错。嘉靖甲辰年考中进士，任富平县知县。入朝任监察御史，出任福建巡按。主持乡试时，冢宰以私人关系托请，他严厉拒绝。出任副使，督理河道。当权者想把修筑费用借作大工程费用，他竭力阻止这一主张。提升为延绥巡抚，引榆溪水入边塞灌溉田地。与大将赵岢协力抵御敌人，修筑保宁、宁塞二堡。他的儿子承光、承裕都以品行义行著称。孙子舜封以解元身份任上蔡知县。崔汝孝，平陆人，嘉靖己酉年的举人，授任乐安知县，揭发奸邪，查出隐伏罪行，节省费用，开垦荒地。历任户部员外郎，归乡后纂修县志，著有《禹贡便蒙》，流行于世。刘凤朝，夏县人。嘉靖己酉年的举人。身材相貌魁梧，言辞气度温和文雅。授任新乐知县，疏浚沟渠，种植榆树柳树，用来防御暴客。县中大盗危害地方，前任县令都不能禁治，刘凤朝将其擒获治罪。升任户部主事，历任员外郎，管理大通桥粮饷，监督小滩兑运。升任山东按察司佥事，转任辽东行太仆寺少卿，降为陕西按察司佥事。所到之处都有声望。阎云望，安邑人，嘉靖庚戌年的进士，官任给事中。当时倭寇祸患十分紧急，监军赵文华借助严嵩的势力，诬陷并逮捕统兵司马。阎云望抗疏请求收回成命，否则会毁掉已经取得的成功，助长贼寇祸患，因此触怒权势，被贬归乡。隆庆初年，追赠光禄寺少卿。李瑶，解州人，嘉靖癸丑年的进士，授任蒲城知县。明察敏捷，质朴正直，清廉操守令人敬畏。当时地方盗贼很多，李瑶捕获并斩杀首领，四境安宁。

译韩士，芮城人。嘉靖年间贡生，授任博兴县丞，刚正耿介，自我持守，全部革除常规陋例，百姓非常感戴他。升任沙河知县，当地交通要冲而百姓贫困，他清白自守。等到归乡时，老人和孩子躺在车辙前哭泣挽留，哭声传到数里之外。后来又为他塑像祭祀。侯居艮，字兼山，解州人。幼年便怀有高才，学问深厚，与兄长侯居震都以孝廉著名。弟弟侯居坤也与他们一同考中嘉靖丙辰年进士，当时人称他们为“三凤”。起初授任淄川知县，清廉而有作为，治理政绩列第一。提升为监察御史，抗疏请求停止织造，又弹劾大学士殷士儋。殷士儋退休离去后，侯居艮出任云南巡按，因当地人文逐渐兴起，请求像内地一样扩大乡试解额。又论劾黔国公沐朝弼违法，云南人立祠祭祀他。侯居坤，字至轩，历任太仆寺少卿，刚满四十岁便解下官印归乡。侯居震的儿子加采是进士；侯居艮的儿子加地、侯居坤的儿子加乘，都是举人。薛一鹗，芮城人，嘉靖丙辰年的进士，授任户部主事，历任山东按察司佥事。因分条陈述时政触犯当权者，回到原籍，多次被推荐却没有出仕。他曾说：“我把清白留给子孙，也就足够了。”与乡人相处和蔼平易，去世那天，县中无论贵贱都悲痛惋惜。杜琏，字汝器，平陆人。嘉靖辛酉年为顺天乡试经魁；壬戌年任防副。他孝顺友爱，正直，温和文雅，学识广博。授任荆门知州，兴办学校，重视农业，风俗因此大为改变。当时权贵索要肥沃田地，他把文书扔在地上说：“我割取百姓的田地来讨好权贵，获罪于上天太多了！”于是挂冠归乡。百姓思念仰慕他，建生祠祭祀。杨琯，安邑人。幼年丧父，家贫，捡到遗失的金钱，直接送还失主。侍奉守寡的母亲，用粗茶淡饭使母亲欢心，以孝著称。任齐河教谕时，以谈论收取束修为耻。任新安知县时，像冰和檗一样清苦自守，死于任上，行囊空空。士人和百姓悲悼他。他的儿子一魁是乙丑年进士，官至尚书，加太保。孙子杨腾是万历辛卯年的举人，世代继承并发扬他的美德。杨一魁，字后山，安邑人，知县杨琯的儿子，嘉靖乙丑年的进士。起初任行人，提升为兵科给事中，多次升任山东右布政使，提升为副都御史，巡抚河南，调任南京户部右侍郎，总督粮储，晋升工部尚书，督理河道。当时黄河、淮河泛滥，水势逐渐逼近陵寝，杨一魁广泛咨询、考察地势，认为黄河水势强是因为淮河水势弱，黄河水不分流，淮河水就不能排出，陵寝也不得安宁。于是请求开凿武墩黄坝新河，使水流平稳入海，工程完成后，加授太子少保。不久回京总理部务，正值两宫工程开始，土木建设繁多，他竭力节省费用。郑妃正受宠，请求在乾清宫旁建耳殿作为奉御之所，神宗召他询问缘由，杨一魁上奏说不敢奉诏。京城淫雨连绵，城内积水堵塞不能流通，皇帝下诏拆毁临街房屋。大宦官冯保想把自己的住宅作为拆除对象，杨一魁斥责说：“司礼监难道要违背朝廷诏书吗？”考核任期届满，加授太子太保。不久河堤决口，忌恨他的人便把河堤说成黄堌，极力诋毁他。黄堌河堤地处分属两省，当时相隔九年，杨一魁没有辩解，两次上疏请求离职，都得到皇帝的慰留。不久忽然传达宫中旨意，称其防堤失职，革职为民。杨一魁当时正在朝房，立即换上便服，骑着跛马出都城。同僚大多跑来为他饯行，他也不顾及这些。杨一魁操守严峻清白，器度深沉宏大，官位做到宫保，门庭却寂静冷落。后来熹宗即位，追赐恩典安葬，降谕祭祀九坛。郑茒，字茂卿，解州人。嘉靖年间贡生。天性纯厚，品行端正坚定。历任鄢陵训导、肤施教谕、金州学正。他亲自口授教导学生，得到俸禄便救济贫困。士人多感戴他。退休归乡后，抚养各位侄子，帮助乡邻，尤其亲切深厚。他的儿子国俊、国彦相继考中进士，人们说这是盛德得到的报偿。刘守，字子立，平陆人，是刘瀚的孙子。他留着修长胡须，身材魁伟，沉浸于六经学问。入京后与当代名公结成诗社，众人都推重他。由嘉靖年间贡生身份授任辉县训导，代理获嘉县事务。兴办学校，重视农业，礼遇贤士，礼敬下士，辨明冤狱，减轻里甲负担。政绩卓著，死于任上。检查他的行李，只剩下图书。大府官员张某亲自替他办理棺殓，听闻此事的人都惋惜。侯臣，字世勋，解州人。嘉靖年间监生，任中部知县，才识卓越，施政务求顺应民心。过去各种税收一并征收，常能听到鞭打声。侯臣按次催征，不刑罚一人，税款却全部收齐。他把善恶分别登记，挑出特别突出的，张榜在门上，民风稍有改变。因服丧离任时，老少百姓流泪攀留，历久思念而不能忘。补任三水吏，百姓敬畏服从。像在中部创建石门巡检司，并预备仓廒两所。赵钦汤，字新盘，解州人。隆庆二年进士，学识广博而贯通。起初任掖县县令，因政绩卓异被举荐，提升为户部官员。出任凤翔知府，遇荒年赈济饥民。任甘州兵备时，甘州风俗擅长养羊，赵钦汤教百姓以养羊为业，于是留下了长久的利益。任山东按察司副使时，审理疑狱，平反了许多案件。多次升任浙江辖区官员，平定倭乱。权贵宦官以织造、开矿两项差事扰民，他坚持法令，不受动摇。提升为南京太仆寺卿，调任京兆尹。朝廷准备加赋时，他抗疏请求停止。转任南京户部侍郎，总督粮饷，酌情补充军饷，整顿屯田政务，确定改折办法，请求免除和抚恤，慎重办理预支。凡是分条陈述的事项，都符合时宜。过了很久，请求归乡，去世后，皇帝下令祭祀安葬，追赠户部尚书。赵钦汤性情孝顺友爱，起初家贫，吃糠、以粥充饥，却不让父亲察觉。他向二哥学习经书，像对待父亲和老师一样行礼。对待各位侄子如同亲生儿子，终身穿布衣，赡养帮助宗族乡里，从没有吝惜的神色。祖父的家训是：有人辱骂，就闭门不争论。有人把石头投到他家门上，门扉留下碎裂痕迹也不修理，用来警戒子孙。赵钦汤牢记祖先的德行不敢忘记，每天列出黑白，记录善恶，放在座位右边作为自警。七十九岁时仍不停读书，精通字韵，著有《通鉴纂要》《关公祠志》等书，流传于世，列入乡贤祭祀。李瑱，字聪甫，解州人。隆庆戊辰年的进士。孝顺友爱出于天性，做官后仍与弟弟同住，终身没有一点私心。弟弟去世后，抚养两个侄子，和亲生的一样。任彰德知府时，兴利除害，郡人为他建立生祠。后来任陕西防政，当时西部驿站征发兵员，关南人心动荡，李瑱竭力安定局势，一方百姓把他倚为长城。居乡后，温和恭敬、宽厚仁慈，州人称他家为德门。廖永量，夏县人。隆庆年间贡生，任南郑主簿，升为清涧县丞，代理褒城、沔县事务。所到之处都有很高的声望，官吏和百姓都怀念他。居家时每日亲自读书，著有《通鉴类抄》《纲目摘异》《性理摘言》《群书摘粹》《教家要略》等书。

译司马祉，夏县人，是司马温公的第十六世孙。他与叔父司马晰从南方回到夏县，一同考中癸酉年举人。司马晰考中解元，司马祉联捷考中甲戌年进士，授任刑部主事，历任陕西行太仆寺少卿。他在乡里教授学生，县内的文风因此大为改变。任养心，芮城人，万历甲戌年的进士，任濬县知县，提升为御史，巡按两淮盐政，分条提出疏通商贸、抚恤灶户等四件事，直到现在仍作为惯例。巡按湖广时，奉诏籍没江陵的家产，排除浮泛议论，维护国家体统。又巡按顺天，上奏请求治理豪贵，弹劾罢免大帅，京城肃然。历任江西巡抚，严行什伍法，盗贼因此止息。又惩治宗室中行为不轨的人，因病上疏归乡。著有《中丞奏议》。儿子治统是庚子年举人，道统是乙卯年举人；侄子光统是庚子年举人、丁未年进士。刘敏宽，安邑人，万历丁丑年的进士，官至兵部尚书，总督三边，加太子太保，赐飞鱼、蟒玉服饰。因军功荫封儿子为锦衣卫指挥，并世袭。死后晋阶少保，赐祭、安葬并入祀名宦祠。刘敏宽才干卓越、谋略宏大，长期经历边疆事务，所到之处都精简军队、搜检战马，储备粮草，修缮城堡。从巡抚到总督，共计防守边疆三十多年。与各位将领官吏推心置腹，更喜爱谈论道理、评论文章。榆林人感念他的恩德，立祠祭祀他。南邦，安邑人，万历癸未年的进士，任澄城知县，历任刑部主事。政治严明，心怀仁慈宽恕，首先创立条鞭法，大大便利了里甲，后人受其恩德而长久不衰。吴养洵，安邑人，万历戊子年的举人，任昌平知州，秉性耿介不阿，尤其不屈服于权贵，官至西安府同知。王国贞，安邑人，万历己丑年的进士，历任陕西防政。起初任寿光知县，县地濒海，芦苇很多，他全部免除芦苇租税，用来充抵县赋的一半。任上谷知府时，廉洁明察，居京畿各府之首，严厉刚毅而有风节，常常触犯时俗和权势。等到参与处理秦藩事务，便有诬陷他的人，但他的耿介始终没有改变。归乡后卧居林泉，奸猾小吏拿一百金请求他从中说情，他愤怒斥责，终身不许任何人以私事干求。王纪，字惟理，芮城人。万历十七年进士，授任池州推官，入朝任祠祭主事，历任仪制郎。万历二十九年将要举行册立大典，典礼多次拖延，不能决定，王纪抗疏极力论说：“不要抱着犹豫不决的心意，聚集无影无踪的疑虑。”冬季礼典完成，提升为光禄寺少卿，以疾病为由离任。万历四十一年，从太常寺少卿升为右佥都御史，巡抚保定诸府。年年接连发生饥荒，他全面救济灾荒，救活贫民一百九万人。税监张某又请求征收已经捐免的各项税赋，王纪两次上疏极力争辩，最终皇帝仍取中旨施行。王纪弹劾张某抗拒、违背诏书，阻挠既定命令，皇帝没有答复。他任职四年，辖区内肃然有序，升任户部右侍郎，总督漕运兼巡抚凤阳诸府。遇到饥荒时，像治理保定一样赈济救援。万历四十八年，朝廷议论从淮河运输漕粮三十万石到辽东，王纪极力坚持不可行，但后来狂风仍使七十万石粮食倾覆。光宗即位，召入授任户部尚书，督理仓场。天启二年，代替黄克缵任刑部尚书，因过于刚直触犯宦官，被削去官籍。朝臣多次上疏请求挽留他。后来归乡，戴着角巾、穿野服，说：“我不幸以大臣身份做了言官的事情，却又没有成功，实在很惭愧，不如古人。”天启四年去世。崇祯初年恢复官职，追赠太子太保，谥号庄毅。王纪生性喜爱读书，积存的书籍装满了好几间屋子。他在朝廷任职时风节凛然，只是审理辽东经略、巡抚的案件时，见识者认为吉水处理边疆事务有误，而王纪作为司法长官主持此案，也有许多人为他惋惜。谢傅，显然是安邑人，万历乙卯年的举人，授任曲阳知县，开渠灌溉田地五百顷。升任大名同知，正逢流寇侵犯边界，督率众人奋力作战，百姓得以安居。代理长垣县事务时，辨明并捕获冒充巡方御史的齐文举，声名大为显著。河南巡抚王家贞因河南省遭受盗寇侵扰，特意上疏保举他升任宛州知府；他整饬军队、筹措粮饷，取得显著成绩。退休归乡后，闭门著书。子孙相继科举及第，世代继承并发扬他的美德。裴一谏，夏县人，是唐代晋国裴文忠公的后代。迁居夏县，万历年间贡生。侍奉父母极为孝顺，操守品行敦厚笃实。与真予曹总宪友善，以理学相互勉励。授任中部训导，士风因此大为改变。母亲去世，服丧归乡，诸生哭泣着追送，不忍与他分离。后来补任唐山教谕，升为山阳知县。当地土地贫瘠、百姓贫困，逃亡者很多。他极力招徕流民回归，革除纸户税、里甲支费和收头陋规。每天用《孝弟事实》《阴隲录》两部书劝导百姓。治疗疫病，赈济灾荒，修筑城墙，整治堤坝。百姓绘制他的画像祭祀。请求归乡时，行李空空。著有《语录》等集，流行于世。阴启光，字闇然，芮城人。父亲阴象坤以选贡身份参加甲午乡试，历任济南同知。阴启光是万历戊午年乡试亚魁，授任山东登州府推官，平反了许多案件。任清文招远县官时，为当地丈量田地，百姓为他建立祠庙祭祀。升任安州知州。儿子阴润以恩贡身份考中甲戌年进士，历任左给事中。杨炳，安邑人，万历己未年的进士，授任滋阳知县，因平定妖贼有功，被行取为兵科给事中。丁应观，安邑人。万历年间贡生。任同官教谕。操守纯洁，精研理学。著有《学易堂集》，流行于世。赵跻昌，字升运，解州人。天启辛酉年的举人，起初授任介休县教谕，德行教化在当时首屈一指。升任咸阳知县，尤其以循良政绩著称。闯贼攻破城池，他辱骂贼寇，坚贞不屈而死。

译曹于汴，字自梁，安邑人。万历十九年乡试考取第一名，第二年考中进士，授任淮安推官，提升为吏科给事中。他上疏弹劾两京兵部尚书田乐、邢玠以及云南巡抚陈用宾，田乐、邢玠于是引退。上疏为吏部郎赵邦清洗雪冤屈，请假归乡，租房居住，房屋不能遮蔽风雨日光。起用后历任刑科左右给事中，朝房发生火灾，他请求立即补充缺员、修复废弛政务，升任吏科都给事中。极力论述宦官陈永寿的罪行。按照旧例，章疏送入午门，直接到达御前；到这时宦官却一定要先打开查看，曹于汴极力请求禁止这种做法。万历三十八年主持外察，第二年主持京察，极力坚持东林的意见，众人不能改变，因病请求归乡。光宗初年，以太常寺少卿身份被召，改任大理寺少卿，升任左佥都御史，协助赵南星主持京察，进为左副都御史。天启三年秋，代理吏部右侍郎，皇帝特意任用曹于汴；曹于汴首推冯从吾，但冯从吾的名次和地位已经在先，按义理不可越过，他四次辞让都未获准，于是以病请求归乡。第二年起用为南京右都御史，他辞谢不就。石三畏弹劾他是东林领袖，于是削夺官职。崇祯元年，召入授任左都御史，振兴整顿宪法规制，约束整饬同僚属吏，台中肃然。他与大学士韩爌、李标、钱龙锡以及刑部尚书乔允升共同审定逆案。第二年主持京察，魏忠贤余党几乎被淘汰殆尽。温体仁揭发钱千秋科场之事，因与曹于汴有牵连，也一并攻击他。曹于汴也揭发温体仁欺骗蒙蔽的罪状，但没有被采纳。吏部尚书王永光极力推荐原御史高攀龙、史可法，曹于汴厌恶这两个人，长期不容他们；两人最终因吏部奏疏而被起用，于是日夜谋划倾陷曹于汴。中书原抱奇弹劾韩爌和曹于汴，并牵连尚书孙居相、侍郎程启南、府丞魏光绪，称他们为西党，因为五人都是山西籍。工部主事陆澄源又弹劾曹于汴结党奸邪的六项罪状，陆澄源虽被贬谪，曹于汴最终也辞职离去。辞朝时，他以敦厚大体进言规劝。天启七年去世，七十七岁。追赠太子太保。曹于汴专心致志于正统学问，操守纯洁，在朝廷上神色严正、不向人屈服，崇尚并奖励名教，著有《仰节堂集》，学者称他为真予先生。姚汝明，夏县人。天启元年在乡试中举。性情孝顺友爱。崇祯年间，年成大歉收，他倾尽官仓粮食赈济百姓，设立义冢，掩埋暴露的尸骨。授任蠡县知县，遇饥荒时惠政十分周备。听说乡里又发生饥荒，便写信给儿子，命令他像上次一样赈济救援。升任河间府同知。崇祯十五年闰十月，与妾任氏一同殉难。追赠佥事。任裕，芮城人，养心的侄子，天启辛酉年举人。起初代理阌乡儒学教谕，有筹划防守、保卫城池的功劳，人们为他刻石颂德。升任国子监学录，历任司务、南京刑部主事、郎中。出任南康知府。任刑曹官时，极力释放被疑案牵连的张名士，南京刑部的人都佩服他的见识。到南康后，重修书院，教育人才，赈济饥民，全郡都为他立祠祭祀。王国训，字振之，解州人。天启二年进士，历任金乡、寿张、滋阳、武清知县，都有惠民政绩。崇祯四年因考核大计获罪罢免，过了很久才补任并调往扶风。王国训性情刚正严厉，以求取进用为可耻，所以长期没有升迁。崇祯八年秋，贼寇来犯，他据城坚守。过了两个月，外援仍未到，城池陷落，他痛骂贼寇而死。赠光禄少卿，赐祭葬，荫一子入国子监。李贞佐，字无欲，安邑人。在曹于汴门下受业，以学问和品行著称。天启七年乡试中举，崇祯十四年授任郏县知县。土寇杨同锦的余党聚集在焦家寨，李贞佐训练乡兵，搜括贼寇财物充作军饷，并时常出城到郊外慰劳耕作者，给他们酒食。每月一定考课士子。县中有姊妹二人抗贼而死，他到她们的坟墓前行礼，以少牢祭祀。百姓王锡行有义行，他为王锡行建造房舍并以礼相待，士人和百姓都非常高兴。第二年二月，李自成来侵犯，李贞佐集合民众拼死守城，城陷后逃走。他拜见母亲说：“儿子既不忠又不孝，使母亲陷入这样的境地。”有人劝他改换便服逃走，他不肯。贼寇抓住他押走，他一路大骂。看见贼寇杀人，他厉声说：“是我驱使百姓困守城池，为什么还要胡乱杀人？”贼寇割掉他的舌头，把他肢解后杀死。他的母亲乔氏也死了。朋友王昱跟随他而去，不肯离开，贼寇认为他有义气。王昱把李贞佐收殓安葬在城南郊外，每年寒食节，乡人全城前往祭奠，把他的坟墓扩建到二亩多。赠河南佥事。王国楠，安邑人。天启丁卯年举人，官至监察御史。他四岁时父亲去世，侍奉寡母，侍奉饮食、问候安寝，终身始终如一。他两次任职于残破的县邑，都创立砖城。任台中官时，出巡江南沿海，整肃清理当地事务。〔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李恪，安邑人，是佥事李圭的孙子。他天生资质非凡，博览群书，精通诗学和字韵，尤其被称为这方面的专家。崇祯甲戌年进士，历任山东佥事，负责兖西军务。接受任命后，见国事日益败坏，慷慨发誓，最终以身殉国。靳斗，安邑人，以岁贡身份出仕，官任山东阳信教谕。崇祯癸未年，城池陷落，他痛骂贼寇，宁死不屈。孙麟、衍麟、振三人投井而死。仆人薛国兴、张引自刎而死。全家及门人殉难的共九人。靳斗的儿子仪霈是诸生，哭喊着奔赴丧事，寻找尸体，背回安葬。卢学古，夏县人，乡试中举，授任衡水知县，升任承天府同知，代理荆门州事务。崇祯十五年十二月，李自成侵犯荆门，卢学古发誓拼死守城。贼寇围攻四天，因无援军，城池陷落。卢学古不停地痛骂贼寇，剖腹而死。李唐，举人，任县城陷落时死难。陈愫，芮城人，以恩贡身份出仕，任景州判官，升任东城兵马司官。逆贼李闯攻陷京师，他因此死难。孙维藩，解州人。崇祯年间贡生，任长安教谕。他耿介正直，不向权势低头。防宗生与饩生沈孔明争夺贡生名额。防宗在夜里拿黄金一百两送给孙维藩，想让他为自己设法。孙维藩拒绝了，发誓不偏袒防宗，而支持沈孔明。一时间士人都敬佩服从他。本朝。郭连城，号笑瀛，平陆人。二十岁时考中乡荐，酷爱古代学问。作为孝廉二十年，屡次参加南宫考试。房师倪鸿宝极为赏识他，授任江南太平司理，分校棘闱，所取士子后来都成为知名人士。因性情刚正耿介触犯巡按御史，于是获罪贬职，此后不再出仕。顺治二年，起用被废弃的官员时，门人及任铨谏官者议论让他补任部员，他极力推辞，以奉养父母，闲居著述。人们非常敬重他。李旹，字元仲，解州人。前朝戊午年举人，身材雄伟，有军事谋略，声音如洪钟。起初任孟县知县，调任良乡，升任山海道。

译清朝初年，起用为济宁道。李闯事变后，贼寇仍未剿尽。平定李旹所辖之地时，他激励将士，擒获贼寇后总是依法严惩。这样治理，贼寇非常愤怒。一天，贼寇窥伺李旹出行，在道路上埋伏了数十名同党，突然冲出袭击。左右随从都惊慌逃散，李旹因此被擒。贼寇用利刃威胁他，他毫不动摇，大骂不屈，最终被杀。事情上报朝廷。赠光禄寺卿，荫子枢入国子监。马迪吉，夏县人，前朝壬午年举人。清朝初年，任邓州知州，修缮城池，安抚户口，许多流民重新恢复产业。流贼刘二虎侵犯边境，人数达数万，包围城池。马迪吉发誓拼死守城，城中杀牛宰畜作为食物，拆屋作柴，人人都没有异心。贼寇计穷逃走，他因功升任治中，后来去世。丁期昌，字历初，安邑人，前朝癸未年进士。清朝初年授任扬州推官，调任黄州，精通法律条例，平反了许多案件，被举荐为廉能官员第一名。不久因吴姓巡按御史散布流言而罢官归乡，教子弟读书，三十年不出家门，外出穿粗布衣服，平时只吃脱粟饭，周济贫困者，脸上从不显露以德自居的神色，乡人都敬重他。著有《评注唐诗》，收藏在家中。侯佐，解州人。任建平、合肥知县时，有循良贤能的声誉。升任刑部主事，调任吏部。顺治己丑年，遭遇贼寇拷打，痛骂贼寇不屈，与父亲嗣晋一同被害。李忱，字恂九，安邑人。顺治戊子年拔贡，处理政务明察敏捷。授任西安县知县，详细请求协助解送温州、处州军需，并拨府库款项支销。雨水损伤庄稼，他请求免除田租的一半。百姓郑某被盗贼诬陷，他把郑某混杂在众人中，让盗贼辨认，立即识破并释放郑某，依法论处盗贼，被举荐为卓异官员。赐给袍服和领服以表彰，又升任巩昌府同知，升任金华知府。他节制宴饮，减少刑罚。闽地叛乱时，他严守孤城，昼夜坚持四十五日，军营中没有一名士卒，城中没有一名兵卒，最终竟得以保全，后来因劳累去世。薛佩玉，芮城人，顺治辛丑年进士，授任贵州都匀县知县。逆藩叛乱时，死于任所。薛佩玉年轻时读书，每当读到古人忠孝大节，精神就会…… 他到了都匀任职，起初改治县政，竭尽心力整顿治理。刚满一年，变乱发生。数千名驻防士兵喧哗骚扰，焚烧抢掠。薛佩玉登上城墙，呼喊首领，劝令他们解除武装听命。贼寇不答应，把薛佩玉押回官署，派精壮士兵看守。不久他们授给他伪造的官印，命他主持县政。薛佩玉坚守气节，不肯屈服，面向北方拜了两拜说：“我不能讨伐贼寇，又不能守住土地，哪里敢苟且偷生？”于是登楼自缢而死。张润民，字膏之，号敬斋，夏县人。康熙丙午、丁未两科联捷中进士，授任内阁撰文中书舍人，历任户部、礼部员外郎、郎中，出任河南督学道佥事，考核期满后因防务议论等待补任，死于家中。张润民性情淳厚谨慎，但操守特别坚定诚实；侍奉父母以孝著称，每逢朔日、望日一定祭祀，祭祀时一定哭泣。他侍奉兄长济民十分恭敬，曾经替他写作《学吃亏先生传》。在京城官邸时，常常步行，偶尔骑跛驴；退朝后便安静地授徒，和还是诸生时一样。同僚贾鸣玺曾作诗说：“退食曾闻仍设帐，趋朝近见但骑驴。”他任郎中时主持同考防试，权贵托请的子弟拿到他的试卷，涂改得像老树枝桠一样杂乱。魏敏果公听说后，到他的住所，在堂下向他行拜礼。等到他主持学政时，正直敢言，能够尽职。曾经拆看童生试卷，久久没有送到，后来提调官某人暗中派人来请求更改，显然是有所倚仗。张润民大怒，坐在堂上，把利刃放在案间，用令旗召来那人说：“我将用脖颈上的血溅到你的衣服上。”某人大为恐惧，再三道歉谢罪，事情才作罢。河南人认为张公公正而且明察，是主持学政的人中最优秀的。王尹方，字鹤汀，安邑人，王斌的儿子。壬子、癸丑两科联捷中进士，由翰林院庶吉士累升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他气度高雅，清正有声望，在官员行列中光彩显耀，当时被称为“四君子”之一。曾经在夜里…… 被召入宫禁，讲解经书，铺陈阐释详尽恳切，是讲臣中最优秀的。主持庚午年江南乡试。上疏请求破例搜检落第试卷，发现…… 特意延长日期，进行校阅，常常直到三更以后，事情办完后吐血数升。评论取士盛况的人说：自明代崇祯庚午年，西江姜公燕主持南闱考试，尽数选拔有才望的士人；相隔六十年，又到庚午年，选拔年高有才者，恰好与当年相符。王尹方极为孝顺，生母去世时，因为嫡母年老，上疏请求终身奉养嫡母。生母已经去世，却对嫡母仍不满足的人，便是指此事。君子认为他宽厚，后来去世。赐祭葬。介孝璿，字衡玉，解州人，是给事中松年的儿子。康熙丙子年举人，任浙江海盐县知县，刚满九个月，突然死于任所。介孝璿继承家学，喜爱读书，以学问宏博闻名；乡试中举后，更加日夜钻研不止，曾经搜集州境内的资料。及至隶属于县的典籍史实编排纂集成书，田赋、盐政的利弊尤其考核详实。评论者说他学问博大而能归纳简约，掌握了史家的遗法。等到出仕，也能用经学来修饰吏治。晋地人都很看重他。《山西通志》卷一百三十一。《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山西通志》。钦定《四库全书》。《山西通志》卷一百三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