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通志卷一百八十七

译艺文【六　劄子、奏疏三】明 谢予告疏　王家屏 奏报感激上天恩典、获准容许退休，恭敬陈述谢意一事。臣因抱病长期缠绵，多次请求罢免。恭敬接受圣旨说：“看了卿所奏，情意言辞恳切，既然有病，准许回原籍调养，准其乘驿站车马迅速前往，吏部知道。”钦此。臣感激不胜。私下想到臣本是孤陋单薄的卑贱士人，是处境困顿的庸俗之流，没有凭借根基而得受容纳，却错误地蒙受皇上深厚的眷顾知遇。臣常常对着天地日月发誓，愿意竭尽微力报效。然而资质见识迂腐愚钝，才能谋术短浅拙劣，平日尸位素餐，碌碌无所建言。遇到事情便周章失措，常常唯唯诺诺，担心不能顺从皇上；直言犯颜、逆耳进谏，又多次触犯不可测的威严。皇上包容我的疾病和过失，特别承受了兼容并蓄的宽厚气度。惊惶的心情稍稍安定，旧病却深重缠绵，卧病在床将近五十天，奏疏言辞几乎写满累累简牍。苦于下情难以上达，幸而天意最终允从。如今如麋鹿归山林，终于实现归田的愿望；又在道路上乘坐车马，反而承蒙乘驿的荣耀。病弱的身体积久摧残，觉得气色忽然有所好转。隆重恩典尚未报答，实在辜负了当初的心愿。眼泪鼻涕交相流下，连话也说不出来。臣孤独的行迹，无论离去还是留下，哪里还在意官位轻重？皇上的大造化和生成之恩，到如今已经自始至终保全了臣。臣对于这份感激和依恋之情，实在无以言表。谢存问疏 奏报感激上天恩典、皇上派遣官员前来慰问，恭敬陈述谢意一事。臣私下认为，自古国家逢有大庆，通常都广泛施恩赐予；当时民间也偶尔有对年老贤者加以存问的典礼。但恩典并非滥施，典礼也不是可以侥幸贪求的，必须年资和德行都很高，才足以承受这样的美好典章。像臣这样的人，品行才能浅薄，资质平庸，过去位列中书省，惭愧没有辅佐的功效；多次参与储君事务的议论，也不熟悉顺从辅助的适宜做法，实在不足以感动上天的恩义，又不能安然尸位，所以奉身退职，长久休息在田亩之间。然而臣每每忧虑地远望思考，哪里敢忘记君主和国家的忧患？大概储君一日没有确定，臣的愚心就一日不得安宁。近来依靠苍天显灵，开启皇上独断的圣心，青宫正位，并且诸王一同受封，尊崇上圣母亲的徽号，广施恩泽于臣民。臣惊喜听闻册立礼即将开始，并愿它能够顺利和谐；随后又承奉诏令条文，希望过去长期的过失能够得到明白宽赦。幽暗忧患了十年，才欣喜地希望能够安稳睡卧；身处遥远而隔绝之地，哪里敢想望皇上还会记得遗落的簪珥之臣？这是因为皇上隆厚慈爱而体念旧臣，宽宏大量而包容荒疏，使雨露般的恩泽滋润凋枯之人，使日月般的光辉回照幽暗之处，特意选派使者，乘驿车庄严来到，传布上天般的言语，像春阳一样温暖慰藉。醇酒肥羊等物，纷纷抬送而来，都是厨庖、仓廪中的珍品；文绮和兼金，灿烂地陈列在竹箱绢篚之中，使吉祥光彩装饰街巷，使喜悦神色洋溢在寒门。登堂应对而知恩荣，反省自身经历而更加警惕；抚摸自己积久沉重的病痛，只能暂且偷得朝夕的生命，举起头顶直到脚跟全身接受恩泽抚摩，又怎能报答天地的大造化？只愿赤胆忠心还没有改变本质，光明的太阳仍然照耀。谨略陈述将尽的言语，仰冒犯皇上高高在上的听闻。伏愿皇上仍像从前一样亲临朝讲，及时裁决发下章奏；股肱大臣和耳目之官都能各司其职，不要因为猜疑嫌隙而妨碍任用；出入起居都合乎法度，不要因安逸享乐而放松忧勤。爱惜人才，逐渐收回对废弃人才的疏远；怜悯长期滞留的案件，赶快释放被累及的囚犯。还祈望节制征索的需求，使军国事务能够得到经费；停止矿税使者，使官吏百姓不困于苛刻搜求。这样将使和气充满天地之间，使国家的福祚延续亿万年。臣内心实在无比欢欣祝愿。乞请整饬史官职务疏　张四维 题为恳请整饬史官职务以光大新政一事。臣等议论认为，国家初建时设置起居注，后来详细确定官制，于是设置翰林院修撰、编修、检讨等官。因为记载事务关系重大，所以设置官职更加周详，原本并不是要废止。只是自从职名重新确定以后，便失去了朝夕记注的制度，以致历朝以来史书多有缺略。就如近来纂修世宗皇帝、穆宗皇帝实录，臣等任总裁，一切编纂事务只遵循前朝旧例，不过汇集各部门章奏，略加删润，编辑成书。至于御前记下的言语，章疏中没有涉及的，即使有所见闻，也没有凭据增入；至于民间小官和野史流传于天下的书，想要访求辑录，又恐怕失实。因此，两朝的大经大法，虽然不敢有所遗漏，但二圣的嘉谋嘉策，实际上还有很多没有完备记载的地方。这些全都是由于史臣职务废弛而不讲求所造成的。何况我皇上凭睿智圣明登极，光辉遍及四方，文治深厚而充实，超越古昔；善政和宏大谋略，件件都清楚可述，并非章疏所能全部反映。如果不及时记录，凭什么彰明阐发盛美，流传为无穷的法则呢？据此，申明史官职务、恢复祖宗制度，以完备一代的法典，在今天实在不可缺少。臣等谨慎奉行皇上的明命，仰考典章法制，参酌当时的实际情况，伏乞皇上作出决断，惠赐施行。议论改定北岳疏　沈鲤 臣等谨慎查考《浑源州志》，其中记载：恒山在州城南二十里，是古代的北岳。山上有岳庙，为陶唐氏所建。舜帝当年向北巡狩，到达北岳时，正遇大雪，便遥望祭祀。忽然有一块石头飞来，坠落在舜帝面前，名叫安王石，于是就在大茂山修建庙宇。又过了五年，舜帝再次巡狩，那块石头又飞到了曲阳，于是又在曲阳修建庙宇。如今本州恒山上的道观，是唐武德年间道士高明素所建。又查《洪武十二年重修古北岳庙碑文》，其中记载：浑源恒山是古代北岳。自有虞氏以来，每年十二月向北巡狩，亲自举行望祀；后来飞石向东迁移，最终在曲阳建祠，历代沿袭此制，而恒山的祠庙废弃后就不再兴建。这就是《浑源州志》所记北岳情况。再考《尚书·禹贡》“冀州恒水、卫水已经顺流”，注文说：恒水发源于常山郡上曲阳县，恒山北谷在今定州曲阳县西北，就是恒山。《周礼·职方氏》说，正北方为并州，其镇山为恒山，注文说在上曲阳县。大概《职方氏》所说的并州，就是《禹贡》所分的冀州。《史记》记载赵简子把宝符藏在恒山，说：“从常山山上俯视代地，代地就可以取得。”

译注文也说：恒山在上曲阳县西北。杜佑《通典》和《文献通考》都说：定州曲阳县北岳恒山在那里。《通鉴·地理通释》也说：常山在定州曲阳县西北四十里，常水发源于此。大概汉代设置恒山郡，因避汉文帝的名讳而改称常山，这些地方都是今天的正定一带。汉宣帝神爵元年下诏令太常寺祭祀五岳四渎，北岳在常山之南，也就是常山郡所属的县。唐代武德、贞观年间的制度规定，在定州祭祀北岳恒山，大概是到了唐代又设置了恒山郡。宋初沿用旧制，也在定州祭祀北岳。汉代碑刻已经不存在，无从考察；唐宋碑刻详细记载了北岳祠的祭祀事项，这说明曲阳祭祀北岳并不是始于五代时期，事实已经很清楚了。元朝兴起于朔漠，按理正应在浑源祭祀北岳，但代为祭祀的碑记仍在曲阳。到了本朝洪武二年二月，才首次奉太祖高皇帝之命开始祭祀北岳。洪武三年六月，又下诏确定名称，定为恒常制度，历代圣主继承帝位后，都遵行不懈。这就是北岳见载于曲阳县的情况。再考曲阳县在隋代称为恒阳县，恒山在县西北一百四十里。浑源州在元初称恒阴县，恒山在州城南二十里。山的南面称“阳”，北面称“阴”；也有人说这些名称都是因恒山而来，但究竟如何，无法确定。后魏建立五岳制度，在桑干水北面修建四渎庙。考察《北史》，大概因为当时都城在平城，所以把岳渎总祭祀设在这里，并不是因为北岳所在地而专门祭祀。又查得弘治六年七月，太子少保、兵部尚书马文升上奏请求厘正祭祀典制，兵部复议说：北岳恒山之神在曲阳祭祀，从汉、唐、宋直到本朝，上下将近两千年，从未改变。浑源州虽然也有恒山，也称北岳，但没有听说列入祭祀典制，碑志也无从考查。《礼》说：“凡是祭祀，有废止的，没人敢擅自恢复；有已经举行的，也没人敢擅自废止。”如今突然废止这里而兴办那里，恐怕会有不合适之处。奉孝宗皇帝圣旨，钦此，钦遵。现在因上述缘由，通查案卷呈报到本部。本部认为，大同巡抚都御史胡来贡上奏请求把北岳改在浑源州恒山祭祀，并命大臣出关分别祭告一事，除这次祭告已经上奏奉准，不必另行议论外，考察改祀岳神一事，关系重大。根据目前查得的材料，反复参详，臣私下认为，典籍虽然丰富，最终也必须以经传为准绳。祭祀典礼极其重要，不能轻易相信传闻。如今根据本官的请求，当然不是毫无依据；只是他引用《虞书》《魏史》的文字，也只是说在恒山祭祀，并没有说明恒山究竟在哪里。至于《禹贡》所说“恒水发源于常山郡上曲阳县，恒山北谷”，就是今天定州的曲阳县，那么恒山在曲阳，已经在经文中说得很清楚了。汉神爵元年在上曲阳祭祀北岳，唐武德、贞观年间在定州祭祀北岳，这说明曲阳祭祀恒山也不是始于五代。大约两千多年间，祭祀始终如一，确实是考据精确，并非漫不经心地沿袭旧例。他所说五代以后在曲阳祭祀，大概是因为宋朝失去幽州、并州，于是在定州北岳祠中遥祭北镇医巫闾山，后来便误以为是在望祭北岳。至于浑源称为北岳，只见于州志和碑文，考察经传却茫然没有依据。想来那些记载，也出自传闻讹误。即使志书中“飞石”等说法，本官也认为不合经典，怎么能据此改定祭祀地点呢？大体上，恒山自太行山向东延伸，绵延千里，属于同一分野；在南面、北面，都可以取名为恒山。即使按照山的向阳、背阴来说，在山北祭祀，终究不如在山南祭祀正当。〔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从前金世宗时期，议论者因为都城在燕地，请求另行讨论五岳；太常卿范洪极力说明不可，事情才作罢。可见改定岳祀之事，自古就十分慎重。先臣尚书倪岳所说“有已经举行的祭祀，不能擅自废止”，确实是千古不变的正确论断。何况我太祖高皇帝神圣开国，极其重视祭祀典制；当时山川地理无不绘图上报，而曲阳的祭祀仍沿袭旧制。即使今天《大明集礼》所载汉、唐、宋祭祀北岳的地点，也都在定州曲阳，与史书相合，可见当时考核已经十分详备。二百多年来，国家有重大事情，必定派人到那里祭告；祠庙下面丰碑巨刻林立。由此可见，今天的恒山确实是京畿以内的重要镇山，承受灵气已经很久；如果突然毁掉庙宇、废弃碑刻，将祭祀改建到边远之地，臣私下恐怕不宜轻率行事。何况浑源方面没有考据依据，曲阳方面却有明确证据，情况又如此明白！臣等再三斟酌议论，认为北岳恒山之神，确实应当遵照法典，仍在曲阳县祭祀。浑源州恒山既然有洪武年间重修的庙宇，应当查照《弘治中原题行》，由镇守巡抚衙门转令当地官府，酌情加以修葺，以保存古迹，这样或许可以两全其美。但此事关系祭祀典礼，臣等不敢擅自决定，恭候圣上裁决。《复建文年号疏》　　　　杨天民 奏为历代遗缺的典制，终究难以湮没，恳请圣明及时修复举行，以成全祖宗的德业，光大正史。臣认为，帝位相承，是天下的大事；帝王名号显扬，正可以同天地共存，它的事迹怎么可以泯灭？编修国史，是一代的大典；记载昭明流传，将使古今都以此为信，事实怎么可以歪曲？以大典记载大事，以不可泯灭的事迹，写入绝不可歪曲的史书，所以自古以来，即使是旁支、闰位之君，也不能因为被窃据而废弃编年体例；何况属于正统的帝王，难道能让其湮没吗？即使触犯忌讳、招来嫌疑，也不能以私情改变《春秋》的原则；何况本来没有忌讳，又怎么可以强行曲解呢？臣曾经反复思考此事，不能不为建文年号被革除这一错误而扼腕，也不能不对历代因循苟且的无谓做法更加困惑。关于革除建文年号的争论，并不是从臣开始。臣查得嘉靖十四年，吏科给事中杨僎曾上表，请求表扬那些因革除建文年号而死难的大臣。这一举动的用意，大概已经隐约在为恢复建文年号作准备。当时礼官夏言因仓促召见应对，没有来得及深入思考，先说诸臣不宜褒奖记录；到第二天上奏议论时，又以文皇帝宗庙应当百世不迁为理由，最终使正确的意见不能实行，缺失的典制仍和原来一样。

译直到如今，执笔修史的大臣没有不对夏言应对失当而咬牙切齿的。到了我朝万历十六年，国子监司业王祖嫡又上奏说建文年号不应革除，景泰帝也不应附带收录，并详细陈述理由；礼部尚书沈鲤也尽心复议，甚至拟定为圣德圣政的第一件大事。朝廷内外众人都热切期待，认为这件事势在必行。谁知附录和改正虽然得到皇帝批复，而恢复建文年号却仍然被搁置，这是什么道理？建文帝是太祖的嫡孙，本来就是当今皇帝同宗同脉的骨肉亲属；如果任其事迹湮灭，祖孙之间的亲谊又怎么办？臣仰察圣上的心意，知道圣上一定明白情理不能漠视；祖、孙两朝的名分各不相同，其中都有细微的嫌疑需要辨明。如果让孙辈压过祖辈的尊号，几乎就没有区别了。臣仰察圣上的心意，知道圣上一定明白统系不能混淆；辨识大事小事，贵在不遗漏。如今革除建文年号已经将近二百年，相关事迹已经不免散失；如果现在还不搜集整理，散失的内容将越来越多，难道能让圣明之朝没有一部完整的史书吗？臣仰察圣上的心意，知道圣上一定明白典章诰命不应缺失；朝廷有正史，民间也有史书，本来都应并存于世。即使现在不改变革除建文年号的旧制，亿万年以后，又怎能保证不从野史中搜集遗失的事实呢？臣仰察圣上的心意，知道圣上一定明白后世是欺骗不了的；只要有上述任何一项理由，恢复建文年号都不应再等一天即可办理。可是事情因循至今，仿佛有所顾忌而不肯立即批准，难道不是始终被“百世不迁”的说法所迷惑，担心保存建文年号就会妨碍成祖，因而使圣上的孝心不能满足吗？这完全不是这样。靖难之举顺应天意、符合人心，出兵并不嫌没有名义；永乐的功业是变革旧制、开创新局，其功劳与重新建立国家没有不同。无论成祖改用什么年号，都自有中兴和创业的意义，绝不会因为建文帝的帝号有无而有所增损。即使最初称为太宗，也最像汉文帝；汉文帝之前虽有孝惠帝，他的尊号也并不因此受到妨碍。臣不明白夏言所谓“百世不迁”的说法，究竟有什么依据，竟使此事至今成为无法决断的疑问。从前孔子评论周武王、周文王的大孝，把它归结为善于继承、善于述扬；所谓“善”，正是说要用心体察彼此、以此相互成全，并不是拘泥于过去的表面事迹。臣考察成祖登极以后，仍称建文帝为少帝；建文帝下葬时，又采用天子礼仪，何曾忍心明白宣布革除建文年号呢？有人说，效力于成祖的大臣想借这些事迹来夸大功劳，所以把事情赞成到这种地步；这话确实并非毫无根据。由此臣知道，恢复建文年号本来不只是为了提高建文帝的荣誉，正是为了善于体察成祖的心意。史书用来传达可信或不可信的事实；有疑惑就会产生疑问，有疑问就会产生讹误，这是必然的趋势。成祖具有商汤、周武王那样的心志，有什么不能让后人知道的，却偏偏用革除建文年号来回避，想让后世不疑不讹，能做到吗？甚至还可能有人以一概全，连整部史书都怀疑是阿谀奉承的产物，使那些喜好虚妄议论的人任意妄加评论，反而导致圣祖的心事不能在后世得到说明，这不是好的办法。由此臣知道，恢复建文年号本来不只是为了保存建文帝的实录，正是为了成全成祖所做的正确之事。臣不必远引他例：我朝英宗皇帝不是曾削去景皇帝的帝号吗？到宪宗皇帝继位后，立即又议论恢复；按照人心来判断，载入史册流传，并没有听说因此损害英宗，也没有听说稍微损害宪宗的孝道。如今为什么偏偏在建文一事上，怀疑会妨碍成祖、使圣上的孝心不能满足呢？不仅如此，过去搁置恢复建文年号时，还可以说正史尚未修成，姑且等待。近来皇上已经准许儒臣的请求，开设史局、供给饮食进行编修，已经超过一年了。如果趁这个时候，慨然下令恢复，那么修复废止的典制、振兴坠失的事业，天下万世都会说，缺失的典制是在皇上这里突然兴起的；如果姑且舍弃不办，那么承袭错误、沿传谬误，天下万世也都会说，缺失的典制最终废止，也是从皇上这里开始的。这关系到圣德圣政，确实不是小事；臣在该科任职，也同样负有责任。因此不怕言辞烦琐，像这样仰冒圣上威严。恳请下诏给有关部门，再加复议。如果臣的话没有错，希望立即赐准施行。这样对上可以襄助祖宗德业，对下可以光大真实可信的史书；继承和发扬大孝，不在周武王、周文王，而在皇上您了。臣激切祈望之情，实在难以尽述。《请求停止征办砂锅、潞绸疏》　　　　吕坤 臣听说，谨慎遵守俭朴德行，是英明君主和贤德帝王的美名；以成法为鉴，是圣明子孙的大孝。自太祖、太宗二祖创业传承以来，经制法令纤细完备，宫廷费用每年都有固定充足的额度。当时织造、烧造各有指定地方，每年征解、每年停止也各有规定的数量，都载在有关档案中，可以考查。臣已经查得，陶器烧造的地方只有仪征、瓜洲、河南、正定、江西五处，器物只有瓶、坛、瓷瓮等，并没有所谓山西砂器。查档可知，嘉靖三十九年摊派潞安府砂器五千个，四十年摊派一万五千个，万历十八年摊派一万五千个。砂器一万五千个连同其他共一万九千五百个，价值才一百一十多两银子罢了。起初用荆筐挑运，役夫二百多人，共费银五百零三两一钱。到嘉靖四十年，部文规定用红柜装封、铜锁锁闭、黄绳抬运，费银二百多两，役夫一千三百名，费银一千八百多两；打包装运又用银二百五十多两，共用银二千三百六十七两九钱。到万历十八年，部文规定用净棉填塞衬垫；潞安不产棉花，便临时到河南派人购买，花费近二百两；打包装运用银三百五十多两，共用银二千八百三十三两六钱。〔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百三两〕

译砂器本来是最便宜的东西，可运输等各项费用却达到货物价值的二十八倍。不知道京城附近能不能烧造这类器物？如果说当地土料不合用，那么京师百万官民难道也不使用砂器吗？皇上所使用的不过是砂器，砂器只要收取没有破损的就行了，为什么要用红箱、铜锁、净棉，造成无益的开支，劳民伤财？况且砂器不载入规定的岁额，山西也没有被指定烧造；如果在近处采购就能满足，似乎不必远道办理而使百姓受苦。又查得织造的地方有浙江等九省，物料有纱、罗、绢、纻，而山西每年摊派的只有绫、绢各五百匹，闰月共增加八十六匹，并没有所谓山西潞绸。查档可知，万历三年摊派山西黄绸二千八百四十匹，用银一万九千三百三十四两；十年摊派黄绸四千七百三十匹，用银二万四千六百七十多两；十五年摊派黄绸二千四百三十匹，用银一万二千多两；十八年摊派黄绸五千匹，用银二万八千零六十两。潞州被征办绸缎，已经不是一年了。祖宗时期从未摊派，自陛下即位以来却已摊派四次，合计工料费用银八万三千多两。〔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万八千六十两〕 这种绸缎，士人和百姓都可以拿来做衣服，但皇上并不用它来进献御用，臣心里也有不安。臣只是认为，供皇上和宫内使用的，未必需要这样多；赏赐和特别颁发，自有固定常规的物品。况且山西的赋税，不是供给王府俸禄，就是供给军饷。王府俸禄方面，灵丘等地王府有缺额，甚至五十季都领不到，宗室因此怨望，发出饥饿之叹。军饷方面，有的每月四钱还要被扣掉五分，士卒嗷嗷待哺，动辄怒目而视。再加上连年饥荒，库藏空虚，臣办理去年的绸价，已经竭尽全力筹措，才勉强供给这次织造。恳请下诏给有关部门，从长计议处理。砂器到处都可以烧造，是否一定要从相隔二千里、翻山越岭之外采购？即使万不得已，也只求砂器完整美好，又何必用锁钉封红箱、用净棉填垫，困扰百姓呢？黄绸虽然不是每年织造，但山西已经困顿到了极点；如果还要继续摊派，或者改为缴纳江南其他织造项目的费用，或者由工部另行议定其他钱粮，拨给潞安，不要使贫困省份难以办理，也不要使百姓困于层层搜刮，这对地方就十分有利了。《请求回家奉养亲属疏》　　　　高邦佐 臣不过是一介草民，幸逢圣明时代，蒙恩考中万历二十三年进士，开始任职为县令，后来接连历任郎官、郡守、监司，所得远远超过自己的身份，却还没有报答国家恩德。此前臣任蓟道时，见母亲精神体力衰退，正准备以休假为名上奏请求归养；当时边境邻近地区多有变故，害怕被讥讽为擅离职守，所以心中本来打算暂缓。臣因过分防备门户，与巡抚大臣意见相左，致使被单独上疏弹劾，反而成全了臣的心愿。解除职务以来，臣每天以粗茶淡饭奉养母亲、承欢膝下，吟咏太平生活，感到十分愉快；只想守着这一丘一壑，终此一生。忽然在本年四月从邸报中听说，吏部上疏，因为辽海东宁道缺少副使，要起用臣降级补任，随即承蒙皇上明察批准。臣私下想到，自己只是迂腐愚钝的庸人，对世用没有帮助，皇上却在弃置之余仍然录用臣，又破格优待，这实在是臣子难得的遭遇。如今正值敌势猖獗、志士应当共同效力之时，臣即使愚钝鄙陋至极，难道不想奋发请缨，略微谋求报效吗？怎么敢谈自己的私事？只是臣对母亲有如乌鸟反哺般的微薄孝心，有万万不能自我抑制的地方，才敢为皇上陈述。臣从幼年起就失去父亲，母亲杨氏一生只有臣这一个儿子，用各种方法抚养、爱护、教导、督促，才使臣有了今天。臣的母亲，既是慈母，也是严母。四十多年间，母子朝夕相依为命。臣入仕以来奔走于边疆海滨，都带着母亲同行；那时母亲的年纪和体力还没有非常衰弱，臣怎敢妄自请求归养？如今母亲已经八十三岁，每天都需要服汤药，臣还要照看她的起居，实在难以离开。衰老多病的身体，如风中残烛、飘摇的游丝，朝夕都难以保全。况且臣的儿子都还年幼，没有人可以代替臣，若说还不能断然辞官归养，臣怎么忍心？古人所说尽忠职守的日子还长，报答母亲的日子却短，说的正是臣。借口推辞以逃避艰难，是欺骗；拿顾虑嫌疑来违背本心，也同样是欺骗；这些都是道义所不允许臣做的。臣一生以竭尽忠节自许，从不躲避险难；过去面对荒远边地和险峻边疆，也从未退让。如今圣明使者经过之日，臣却反而退缩，臣究竟是什么心肠，竟要辜负恩德、自我抛弃到这种地步？况且如今是俊杰贤能汇聚的朝廷，英才济济，视臣如同寒鸭、野雁，臣对国家多一个少一个都毫无补益。因此臣不怕烦扰，冒昧以关系至亲至情之事，仰求皇上明察，施以推恩及类的恩典。查《大明会典》有一条规定：凡官员的父母年满七十岁以上，如果年老患病，离任道路遥远，又没有其他可以依次替代的子弟，准许上奏请求，由皇帝裁决。臣的情况正好符合这一条例。恳请下诏给吏部议复，上奏准许臣终身奉养母亲，使臣得以实现反哺母亲的私愿；臣和母亲将永远共同效忠报恩。本朝 《荐举人才疏》　　　　魏象枢 奏为钦奉 上谕一事。臣恭敬地看到我 皇上天资聪颖，勤学不倦，每天都有新的进步，讲论经史的源流，考察古今的得失；既勤奋努力，不敢贪图闲逸，又在 处理万机之余，旁及文章书翰，想寻得奇才硕彦、学问深厚通达、文章辞藻瑰丽的人才，以备 顾问和著作之选。奉有 上谕，令在京三品以上官员以及科道官员各自举荐所知人才，这确实与古代帝王尊崇儒者、重视人才相合，千百年来完全一致。臣私下想，博学鸿儒世间并不多见；臣鄙陋而且失学，哪里能够识别人才？况且臣所熟知的一两人，已经有诸位大臣具疏奉

译圣旨举荐了，臣又不敢重复举荐。谨就自己听闻见到的情况，举荐五人：一是原任湖广布政使、告病在家的毕振姬，山西高平县进士。此人操守清白而甘于刻苦，才干谋略超过常人，博古通今，学问既有根基又有实用；告假十多年，亲自耕种百亩田地，仍然不断读古书，经史贯通，诗文古雅深奥，称得上良史之才，差不多可以无愧于此称。虽然年过六十，体质稍弱，仍可充任著作之选。一是原任江西岭北道参政、告病在家的汤斌，河南睢州进士。此人温厚儒雅，清廉谨慎，足为风范；因病辞职归田，闭门读书，学问有渊源，亲身践行所学，文章注重实际而摒弃浮华。一是现任户部江西司员外郎冯云骧，山西代州进士。居家孝顺友爱，办事勤奋敏捷，平素以古学自我勉励，也能留心诗文；常常谦退自抑，不敢自居其功。一是现任大理寺评事白梦鼐，江南江宁府进士。才干见识老练成熟，学问博雅，家中清贫，只有以诗文自我娱乐。一是原任浙江督粮道参政、告病在家的王紫绶，河南祥符县进士。才华宏大，学问积累深厚，又擅长诗赋，有倚马立成文章的才气；因奉养父母而在籍，读书二十年，后来补授江西赣南道，守卫赣城，尤其显露出经世济民的才干；升任浙江不久，便因病告退。如果病愈后可以考验他们各自的长处，那么以上五人，虽然臣不敢立即说他们能够追及前代贤哲，但或许可以仰副 皇上考察古代、崇尚学术的深切旨意；臣也不敢不竭尽愚昧之见，稍稍尽到举荐人才的责任。君主的微薄诚意，如果臣说得没有错，恳请 皇上明察，予以采纳施行。《请求确定铨部条例疏》　　　　田六善 奏为吏部铨选部门的条例过于繁杂，祈请确定统一的规章，以便遵守。臣私下认为，条例必须斟酌确定不可轻易改变的原则，请 圣旨依准奉行，这样以后才可以使人心服。近来吏部任用官员、办理政务，有的偶然提出一种意见，有的确实属于过错；一旦有幸奉到 圣旨，往往都沿用为成例，这就成了意见可以再次实行、过错也可以再次引用的局面。例如官员在地方失职，情节严重的，革职戴罪督缉，这是已经确定的条例。臣在办事衙门看到吏部册档记载，同样是盗贼入城的官员，陆腾被议定免罪，议定免罪成为一条例；王嗣佺被议定戴罪督缉，戴罪督缉成为一条例；陈大均则被议定革职离任。假如不是 皇上洞察明鉴，那么革职离任又会成为另一条例了。况且陈大均一案在吏部办理呈文中，又旁引四条例，这就使一条例扩展成数条，其他条例也可以由此类推。条例既然无所不包，弊端便无所不能为；可重可轻，可上可下。皇上无法据此诘问他们，吏部就说：“有条例在。”科道官员也无法据此纠察他们，吏部又说：“有条例在。”难道不知道，只要想这样做，就有这个条例；想那样做，就有那个条例吗？况且头绪纷乱，册档堆满屋子，司官有时会疏忽，堂官又怎么能够了解？每天看到处分结果，弊端始终不能革除，只是徒然增加章奏。臣请 皇上下诏给吏部，查考从前各项条例，哪些是请 圣旨钦定的，哪些是部院、科道条陈后准许施行的，汇集编成一册。其余吏部日常办理的事务，不得一概引用为条例。堂官看一遍就能全部了解，那么弊端自然会清楚。臣进一步请求，此后如果 皇上发现，事情重大而条例规定较轻，或事情较轻而条例规定过重，由 皇上裁决改正的，奉有命令把它作为条例的 圣旨，有关部门便登记入册，遵照执行；没有奉到命令把它作为条例的 圣旨，有关部门仍按旧条例办理。这样规章就能统一，便于遵守。如果臣说得没有错，恳请 皇上下诏命吏部议复施行。《请求免除山西买牛疏》奏为买牛是山西省的一大负担，恳请 下诏给有关部门查照旧例，以减轻百姓困苦。臣查太常寺衙门。郊祀每年所用的祭祀牛，旧例是由在京牛户估价购买。顺治十六年间，主管官吏想借机出差，突然声称山西牛价便宜，派官员前去采购。当时官员一出动，乡里便骚动不安。礼部知道这会危害百姓，奏请规定不许再派官员前往，改令山西本省每年春秋两季购买并解送牛二百头。一件偶然发生于一时的事情，祸害却归于百姓。各州县在春季耕种时，查取民间牛只一次；秋季收获时，再查取民间牛只一次。差役下乡，指无为有，百姓因催票而把牛送到县里；有的被舍弃，有的被留下。百姓又受累于官府验收、解送州府：有无费用要看牛的肥瘦而反复挑选，解送司衙时又因有无费用而按牛的大小批驳。况且长途运输有倒毙的危险，按日计算还要花草料钱。臣想到，百姓赖以耕田活命的只有牛；这样既夺走他们的牛，又加给他们费用，虽然说会发给价钱，乡村愚民哪里知道其中的苦楚，实在不堪详述。其他省难道没有牛，为什么偏偏只摊派一地？京城难道没有牛，何必远道催促解送？这项规定既不是旧例，又不公平。臣恭敬地读到 皇上谕旨说，法制如果不便，导致百姓失业，那么究竟怎样才能使他们恢复生计。臣认为，仅这一件事的弊端就危害无穷，也是导致百姓失业的一种情况。恳请 下诏给有关部门，查照太常寺衙门 郊祀所用牛只的旧例，查明当时钱粮原来从哪项支取，采购办理原属哪位官员，仍按旧例执行，这样山西贫苦百姓就不会有负担不均的叹息了。如果臣说得没有错，恳请 皇上下诏命有关部门议复施行。《请求抚恤典礼疏》　　　　李之芳 奏为武义县县丞为守节而死，值得怜悯，谨请优厚抚恤以激励忠诚一事。臣查得，金华府武义县靠近处州。臣先前根据塘报得知，叛贼突然侵犯，追夺县官印信，相关情形已经秘密上疏报告。随后据金衢道详文称，根据署理武义县事务的兰溪县县丞徐喆的生母梁氏呈文控告，她的儿子徐喆殉难自缢；当时批令布政司核实调查。现在详细复查的报告已经送来。臣查康熙十三年六月二十日，贼兵到达武义，守城的叛军弁官、把总张奇章从叛并充当内应；署理县务的兰溪县县丞徐喆，因敌众我寡，被掳去并夺走官印，贼人又想逼迫他投降；徐喆坚守忠节，于七月初三日绝食，并因忠贞愤懑自缢而死。想到他只是末等官员，却能够通晓大义，拒绝贼人而不屈服，舍生殉难，实在值得怜悯，因此应当 上奏请求优厚抚恤，以慰藉忠魂。恳请 下诏给有关部门议复施行。《请求恢复督抚巡历地方疏》　　　　吴琠 奏为请求恢复督抚巡历地方，以求真正达到考察官吏、安定百姓的效果一事。臣私下认为，臣任县吏七年，在吏部铨曹任职四年，承 蒙恩典，升任并历任卿寺官职，如今又蒙 皇上特别赐予简拔，提升授予现任职务；又蒙阁臣传达 天子的谆谆教诲，教导告诫亲切得如同在家庭之中。臣是什么人，竟能受到

译如此知遇，怎敢不竭尽微薄诚意，努力辅佐风纪，以图报答 皇上高厚恩德于万分之一？臣私下认为，国家的根本在于百姓，百姓生存的大命又系于官吏。所谓考察官吏以安定百姓，是当前第一急务。然而天下的事情，遵循名义贵在求得实际；听一百次也不如亲自看一次。我 皇上明察天下，思虑周全万事。凡中外官员出缺以及差遣任用，尚且 在御门引见时亲自决定取舍；近来因拜谒 陵寝工程告成，尚且亲自巡视边塞，询问民间疾苦，特别加以抚恤，难道是喜欢劳累吗？全都是为了求得真正了解、确切看见，从而综合考核名声与实际罢了。督抚身在地方，承担着 皇上考察官吏、安定百姓的重托，每件事都应当体会 皇上求得真知灼见、综合考核名实的意旨，然后才不辜负自己的职守。然而如今的法令规定，督抚在 任命下达当天，就不许接见客人，于是一方的民情风俗很少能够听到。到任以后，守令不得拜见上官，属员的年龄、相貌、才干和体力，也无从了解。堵塞耳目，深居在省城官署中；凡有举荐弹劾，不过依据道府的揭报，凭借胥役的访闻罢了。依据道府揭报，道府有时各自任凭爱憎；凭借胥役访闻，胥役也自行决定毁誉。因此真实的未必被揭发，被揭发的未必真实；实际情况不能全部听到，听到的也不全是事实。革除火耗，火耗反而更加严重；禁止私派，私派反而越来越多。虽然多半是因为不肖督抚放纵私欲、包庇贪官，积弊成习；但其中少数贤能者，也没有见到真正整顿吏治、澄清地方的实际行动。这也由于巡历长期停止，见闻有所不及，加上上下彼此防范所造成。如今我 皇上对于督抚职位的空缺，已经慎重选择并委任人选。既然把扬清激浊的权力托付给他们，就应当让他们充分实行广泛观察、远方听取意见的方法。况且自从战争兴起以来，吏治十分混乱，百姓的困苦有多种多样。如今正值天下平定之时，正是澄清整顿官场的日子，请立即 下诏命令直省各督抚亲自巡历所属地方，体察百姓隐情，访察舆论。凡是所举荐、弹劾的官员，务必做到见闻准确无误、名实相符，以仰副 皇上考察官吏、安定百姓的深切旨意。这样做了以后，如果仍有大奸臣漏网、重大弊害未除，那就不是有关督抚徇私枉法、玩忽职守，就是他们耳目闭塞、没有能力。弹劾官员的白简在这里，谁敢宽纵他们？也有人说，督抚巡历郡县，会使地方劳苦、不得休息。臣私下认为不是这样。地方的苦乐，取决于督抚贤能还是不肖。假如督抚贤能，就一定能杜绝迎送、拒绝供应，减少随从，快马赶路而不扰民；假如督抚不肖，即使高卧在省城，夜间的馈赠也会接踵而来，连民间的鸡犬都不得安宁，又哪里谈得上休息呢？臣是从责成督抚、考察官吏、安定百姓的实际效果出发，字数已经超过规定，恳请 皇上明察施行。《请求恢复巡抚、道员统领军队疏》奏为请求恢复巡抚、道员统领军队的制度，酌情裁减提督，增设总兵，以作为长久安定、长期治理的制度。臣私下认为，天下之大，犹如一个人的身体；必须文武合为一体、相互维持，然后才能呼应灵活，发挥如臂使指的作用，使冠帽和鞋履各在其位，不至于上下倒置。自从文武分离以来，巡抚、道员没有一支军队护卫，而提督、总兵各自建立高大牙旗，拥兵自重。平时剥削军队、克扣军饷，纵容军队虐待百姓，没人能制止他们。等到一方发生事情，他们便环顾四周而起兵，争先恐后帮助叛逆的，大多都是提督、总兵。至于巡抚马雄镇、道员陈启泰等人，虽然怀有忠义之心，却手无寸铁，无法施展，只能从容殉难，成就自己的节烈而已。假如当初他们各自拥有统领兵马的职责和调度军队的权力，就一定能够奋发出全家赴死守义的勇气，在疆场上效命。难道只能束手无策地白白送死吗？如今天下仰赖我 皇上运筹决断，把积累了几十年、难以挽回的隐患，一举廓清并彻底平定。臣私下认为，应趁此时赶紧恢复旧制，使巡抚、道员仍各自统领兵将；对并不紧要的省份，可酌情裁撤提督，并把裁撤的将领和士兵归隶巡抚、道员麾下。各地总兵可增设员额，同时把一镇的兵力酌情分为数镇，听从总督、巡抚调遣节制。平时兵力较小、势力分散，便不会产生鹰扬跋扈之心；遇到事情时又能颐指气使地指挥，绝不会有尾大不掉的祸患。如此便可以妥善善后、消除祸患萌芽，实现长久安定太平，办法就在这里了。如果臣所说没有错误，恭请 皇上明察采纳施行。《请免除牛车差役疏》　刘嗣美 题为：晋地百姓凋敝残破到了极点，牛车和牛的差役负担实在难以忍受，仰求 圣明的皇上赶紧加以怜恤，以培植国家的根本。臣私下认为，国家以百姓为根本，百姓以农业为生业，农业又依赖耕牛。山西自从姜逆作乱以后，连年遭受冰雹、灾荒、蝗灾，牛车和耕牛十成中损失了八九成；即使有一二成养牛的人，也都典当衣物、卖掉产业，只能采取这种剜肉补疮的办法。臣奉 命以来，每天都忧虑地方的利弊，竭尽心力，急于兴办应办之事、革除应革之弊。查问得知，牛车和耕牛这件事，长久以来一直是山西中部的大害。臣刚到省城，百姓便哭泣申诉，各道、府、州、县也接连上报。臣批阅之下，痛心疾首，犹豫了好几次；但因所见情况还不确实，又不敢轻率上奏。如今巡视经过潞安、平阳两府，对所经过的地方普遍询问，百姓被剥肤般压榨、呻吟哀苦的情形，实在不忍看见；臣怎敢不替他们申诉？皇上，山西是京城向右通往陕西、以及入京时必经的道路。凡是喇嘛的差官、满洲人的家属经过，都需要牛车先行。一到地方，他们便作威作势、恐吓官吏；而驿站苦于没有车牛，地方官明知这对百姓是大害，却只好狠下心来，不论数量多少，全都从百姓那里征取。村居愚民面对这种强悍威势，只能低头任其宰割，连侧目观看也不敢。除了一头牛外，还索取三头帮牛，又有折干等弊端，以及稳车、下车等方面的需要；稍不如意，就鞭打车夫，用力抽打牛，损坏车辆，还搜取车夫的干粮和盘费。如果前一驿站稍有准备不齐，他们又越过驿站继续赶路，于是车坏牛死，车夫冻饿而死的不可胜数。而且有关官员害怕他们的凶威，一听到风声，只得预先催促捉拿车牛；无论春耕还是秋收，百姓都必须抛下农事，忙着准备车辆、耕牛和包裹粮食，奔走整日，长久等候而不敢稍稍离开，耕种、收获既然错过时节，饥寒自然逼迫自身。百姓一旦承担这种差役，家产立即破败。臣想到，驿马本来就有额定设置的正项钱粮。皇上圣明，广施恩惠，怜恤疲敝的驿站，尚且担心牵累小民，已经全部命令由官府饲养；至于一切帮贴、额外索取等弊端，也屡次奉有

译防禁和申饬。何况这种牛车和耕牛，是百姓赖以养生的根本，又没有额定的银两和核销款项，不过是向百姓借取罢了，哪里忍心让已经凋敝到极点的百姓再承受这种受荼毒而无处申诉的苦难？况且现在六、七、八、九四年的钱粮一时并征，急迫如星火，百姓缴纳正项赋税已经苦于难以支撑；如果这种弊端沿袭不除，臣私下恐怕人口逃散、土地荒芜，到那时赋税还依靠什么？臣从国家计策和百姓生计考虑，加上道、府详细呈报，查验确实，谨据实上报，恭请 皇上下令斟酌议处，解除百姓倒悬般的困苦；喇嘛家属经过时应当如何禁治，百姓的车牛应当如何加以怜恤，使百姓的负担稍稍减轻，农业有所依赖。《蠲免荒地赋税疏》　祝世昌 题为《晋地确有荒芜土地，晋地百姓苦于追征荒地赋税的艰难》，谨据实上报，仰求 圣上裁决。臣私下认为，国家理财的办法，没有比清理赋税更好的；治理国家的筹略，没有比安定百姓更好的。臣自任职山西以来，肩负这一重任，没有一天不为国家计策和百姓生计忧虑。臣于九月间进入山西境内到任，民间有因逃亡而绝户的，有请求除免荒地赋税的，还有因蝗灾而来的人，围绕在臣的马前、拥到臣的衙门，呼号哭泣、哀求申诉，没有一天不是这样。于是臣查阅案籍，发现旧欠很多，十分惊骇；当即发牌文给各司、府、州、县，严令催促，迅速完纳解送，并发文确查荒地。随后据布政司左布政使孙某册报：除去历年开垦的一万二千七百四十八顷三十二亩外，实际荒地有七万五千七百三十四顷一十八亩等情，送到臣这里。臣看晋省土地瘠薄、山地贫瘠，土层薄而石头多，其中平坦肥沃的土地，仅有十分之三四。考察其赋税，每年缴纳银二百三十八万五千六百有余两，另有本色粮三万六千七百余石，均徭丁银五十七万六千余两，而民卫屯粮还不包括在内。以山西这个土地瘠薄、偏僻一隅的地方，粮赋数额尚且如此；与其他土层厚、疆界广的省份相比，赋税确实已经很重了。到了明朝末年苛征，加上逆闯残酷扰乱之后，创伤尚未恢复，人口聚集萧条；此前巡抚马某上疏请求豁免荒地赋税，也没有得到俞允。直到现在，成熟田和荒田一并征收，成熟田还能完纳，荒田却仍然拖欠。占有这种纸面上的钱粮，对实际救济没有帮助，只会增加吏胥的索取，反而造成混乱。这样荒田无法完纳，成熟田又被荒田拖累。穷困百姓无力支撑，转而成为盗贼、寇匪；其党羽也未必不是被饥困逼迫而附和他们。虽然说已经斩杀平定、荡平祸乱，但尸体横陈荒野，鲜血流得像河一样，青磷白骨，令人看见听闻都悲伤。臣想到我 皇上仁德如天，齐、豫等省已经大施蠲免。臣听说侍奉君主的道理，关键在于不能欺骗。晋省有这么多荒地，臣却隐瞒不报，这是欺骗君上。前巡抚马某先前申报朝廷，及至臣上疏请求，都是从边疆大局出发，怜恤百姓疾苦，实在没有别的用心，恳请皇上广施恩泽。仁慈恩德，下令户部复核，将晋省七万五千七百三十四顷有零的土地，议定后请 皇上裁决；或者赐令豁免荒地粮赋，或者另行赐予决定，使成熟田粮能够容易完纳，赋税得以清理明确，民生安定，国家财政充裕；这对于治理和拨乱反正，关系实在不小。《厘正恒山祀典疏》　粘本盛 题为《祭祀典制》关系国家治理体系和道统，恭敬地请求 皇上明察厘正，以光大盛世之治，以安慰人心。第一，北岳的祭祀典制应当议定。《礼记》说：“天子祭祀天下的名山大川。”臣随 皇上到郊外祭祀地坛，看见岳镇海渎都在方泽坛配享祭祀，正与《礼记》相符合。《尚书》说舜在北方朔日巡视到北岳，注释说就是恒山。考察《广舆记》，大同府浑源州有恒山；《水经》称它为“元岳”。此山高耸直入云汉，悬崖峭壁，确实是境内深奥之区。后来民间传说恒岳的石头飞到了正定曲阳县，惊叹为神奇，于是把祭祀移到了曲阳。浑源恒山从唐尧虞舜以来就著名，确实是北方重镇，因此称为北岳，历代都在那里建立祭祀。所谓飞石之说，实在荒诞无稽。再考察石晋把山西割让给契丹后，浑源不在版图之内，到宋代也未能统一，仍在曲阳祭祀，也只是因陋就简的办法，似乎不是统一盛世所应有的。辨别方向、确定位置，浑源对于四岳正处在正北，曲阳则稍偏东；国家建都在燕，曲阳在 京城的南面，浑源在 京城的北面，是 国家的屏障藩篱；而且那里洞穴山岩高耸幽深，确实是神灵所居之处。保佑国家、庇护百姓，没有比这里更大的了。既然称为北岳，却没有举行祭祀，确实是祭典的缺失。何况我朝统一华夏，版图远远超过前代，不祭祀浑源而祭祀曲阳，似乎不相协调。恭请 皇上明察，下令有关部门酌情议处，厘正祭祀地点，以彰明大一统的意义，这对于治理实在有所助益。《请蠲免荒地逃丁钱粮疏》　白如梅 题为《晋省荒地和逃亡人口都有实据，钱粮无从追征，再次恳请》。仰求皇上慈悲，下令户部酌情议处，赶快施行调济的办法，以救援残存百姓的困厄。臣私下认为，地赋和丁粮是军国急需，凡属臣下官员，谁敢怠慢玩忽？只是赋税由土地缴纳，粮税由丁口交纳。如果土地荒芜，赋税自然缺失；人口逃亡，钱粮自然减少。然而土地荒芜，正是因为人口逃亡、无人耕种的缘故。如果土地已经荒芜，却责令成熟田按额摊赔；丁口已经逃亡，却责令现存丁口代为包纳，不但百姓的皮肉骨头不足以替代对荒地、逃丁的拷打，将来必然导致现存丁口也逃亡，成熟田也荒芜。国家赋税只会更加匮乏，这是不变的道理。因此屡次奉有 严禁，不许以熟地包赔荒地，以现存丁口代替逃亡丁口；由此可以看出 皇上已经洞悉百姓的隐患，深知包荒代亡这种严酷政策会损害国家财政和百姓生计。臣查晋省各州县，很多位于山谷之中，百姓很少有世代富户，土地多是砂砾荒地；南面逼近诸河，有被水浸塌的忧虑；北面邻近沙漠，有风沙霾尘的祸患，素来就是疲敝省份。近年来战乱频繁，又兼灾异屡见，小民屡遭荼毒杀戮，迁徙他处以及因饥困死亡的，十人中有六七人，只剩三四成残存百姓。丁口既少，土地自然荒芜；土地既荒，均徭自然缺额。因此前巡抚陈应泰仰遵清理的 恩诏，发文查清荒地和逃亡丁口，已经防止疏漏，并具题请求豁免，并不是不知道这会有所亏损。国家赋税，实在是出于形势所迫、不得已而为之。等到奉到 防令户部议覆，而户部官员却以不能使国家富裕为理由，议定仍照旧征收；

译残存百姓听说后，哀号怜苦遍于原野。臣刚到任时，根据各州县申诉，情势十分紧迫，案件堆积如山。随后各地百姓扶老携幼，哭泣诉说，挤满公堂，都说有一亩成熟田，却责令包赔三四亩的荒田赋税；有一个现存丁口，却责令代纳三四个逃亡丁口的粮税。百姓已经奄奄一息、自顾不暇，哪里还能代为赔纳？这实在大错，不能允许包荒代亡。如果不赶紧请求除免，今后壮年人必然全都逃往他乡，老弱者必然全都填尸沟壑；那种悲哀痛苦的声音，令人闻之鼻酸。臣看到他们个个形容枯槁、面黄肌瘦，穿着破烂不堪、补丁重叠的衣服，实在有难以描绘的惨状。臣全部宣布 皇上爱护百姓的至诚之意，婉转地加以慰问劝谕，令他们回归本业；一面秘密派人查访，仍严厉告诫各州县不得借端隐瞒，妄想蠲免，勒令把历年拖欠的钱粮照旧督促征收。到如今完全知道荒地、逃亡的真实情况，包赔的痛苦，催征赋税的困难，以及鞭打扑责的惨状，臣才食不下咽。正准备恳切上报，为三晋遭受极大苦难的灾民请命，恰好收到户部咨文，得知左布政使彭有义在辑瑞之时，已经侃侃上疏，实在是一字一血，情意极为恳切。户部大臣议覆仍然 下令臣遵照先前的 防令，将地丁逐一清理，等到题报之日以便据此议覆。奉到依议办理的防令，文书备行到臣这里。臣仰见我 皇上极其忧念百姓疾苦，三晋士民无不欢呼，盼望获得新生已有日期了。但当时省中没有可以专门委派的人；而且晋省地方辽阔，也不便只令一道臣往来勘察，以致耽误时日，似乎不如立即命令各本管道员亲自确查，严格稽核，或许不会遗漏。臣于是同司、道各官详细商议明白，发文让全省守、巡、兵备九道逐亩清查，仍专门责成右布政使潘朝选总管办理、综合审核。后来据开报，各道逐亩查出民屯、王田的荒芜地亩，共三万八千五百一十八顷八十八亩有零；逃亡、死亡丁口四万七千二百五十八丁半，确实都是真荒真亡，毫无虚假，全部取得印结存案。总的说来，晋中自姜逆摧残以后，被杀、被掳的户口已经萧条；又加上连年灾异，因饥饿死亡、逃窜的超过一半，遗留下来的荒地、逃丁钱粮至今虚悬，既不能向仅存的皮骨之民敲打逼迫、强令包赔，以致违反 严禁；而且 国家赋税亏缺，军饷屡次拖欠，都在这些荒地、逃丁而无法征收输纳的范围内。地方官没有弄钱的办法，只能低头承受参劾处罚；士民害怕包赔的负担，只能背负幼儿，想着逃往他乡。这不是 盛世应当有的情形。如今的办法，只有赶紧请求除免。这样成熟田才不至于再次荒芜，逃亡者听到消息也会回归本业，将来可以逐步招人开垦，以期地方面貌改变、人口重新聚集。既然司、道已经确查明白送来，臣又加以复核，没有差错。除将荒地及逃亡、死亡丁口应当豁免的粮银、均徭数额和文册咨送户部查核外，臣谨以激切心情具题，恭请 皇上怜念三晋屡遭灾困的遗民，将确实荒芜的土地、确实逃亡的丁口所涉及的地丁粮银，下令户部迅速议覆，予以蠲免施行。《请禁止滥调官员疏》　田从典 题为“调任繁缺多半属于徇私，请查照旧例，永远禁止滥调，以重视地方治理，以停止钻营求调”一事。臣是一个迂腐的儒生，在外任官四年，蒙 皇上不遗弃微贱之材，提拔置于台班之中。圣德难以报答，愚臣想竭尽诚意。臣恭敬地看见我 皇上选拔贤能、知人善任，汇集众人谋略和力量，不拘泥成例，所以督抚仰体 皇上的旨意，对于州县官中廉洁能干、政绩显著的人，也常常破格请求调任，以示鼓励。用意并非不好，事情也并非不善，但这种做法沿袭日久，弊端便随之产生。有秉公调任的，也有徇私调任的。州县官谋求调任的弊端，大约有三种：一是希图得到优缺，二是规避冲要之地，三是预先为获得卓异荐举打基础。督抚滥调的弊端，大约也有三种：一是曲意顺从请托，二是公开行贿受贿，三是任用自己的心腹。但他们都借整顿地方为名，以选拔贤能为说辞，既不拘泥于任职年俸的深浅，也不论有无被参劾处罚，巧妙地加以蒙混，终于成了钻营的门径。侥幸得计，魑魅魍魉便因此公开活动；不幸败露，远近都为之惊骇。比如原安徽巡抚李 鈵调任桐城县知县钱启鳌一案，把桐城县的繁重说成简缺，把休宁县的简单说成繁缺。近来山西大宁县知县许晋行贿求调被参劾一案，先图谋夏县，继而图谋介休县，手本中开列的银两竟多达一万数千两。其他调任繁缺的官员，如调任历城县的管承宠、调任南昌县的王廷对等，有的因贪婪失败，有的因亏空被参劾。如果不把滥调的成例永远禁止，这样下去哪里是尽头？况且靠钻营求得调任的官员，其贪婪残酷必然更加严重。有的前任钱粮尚未清理，有的向上司酬谢还不够，即使想不侵占公库、剥削民财，形势也使他们不能不这样做。上面已经蛀蚀 国家，下面又这样害民，实在应当禁止。而且其他官员即便有不肖者，还害怕上司察觉；不肖官员一经调任繁缺，督抚、司、道就都成了他的护身符，他又有什么忌惮？这种情形应当禁止。一个人靠调繁得计，全省州县必然都探求讨好上司的方法，人心不得安宁，奔走竞争成为风气。这种情形应当禁止。小州县调繁得计，大州县必然都寻找自保办法，人情不安，操守行为容易败坏。这种情形应当禁止。查考调补旧例，原本是为江南、浙江等七省中钱粮难以征收的一百一十多个县设置的；另外边远、烟瘴地方，也必须调补熟悉当地风土的官员。臣请求今后除按照旧例应当调补的，仍照旧题明调补外，其余一概不准滥调。并且严格规定督抚违反条例的处分，那么妄想就会停止，吏治自然清明。若确有重要地方需要人才，而原任官员确实不相宜，准许该督抚明白奏请。请皇上按照山陕的成例选拔好官补用，这样就能做到至公无私，官场清明，百姓生计也能永远得到依靠。因为这是陈述政务事理，文字很多，超过格式，贴黄难以写尽，不敢另行缮写。如果臣所说没有错误，恭请 皇上下令户部议覆施行。《请确定行取新例疏》题为行取考选已有新例，恭敬陈述尚未完备的末议，以辅助这一重大典制。恭敬地想我 皇上施行政务、任用人才最为明察妥当，近来考选科道官员，开列部郎、翰林，由皇上亲自裁定；而行取知县的引 作为行取知县的引 见者，奉 特别防令，以额外主事任用；这确实是

译皇上不拘一格选拔贤才的盛大用意。但是 特别恩典出于一时，而确定的条例要流传永久。臣查行取考选新例，其中有尚未声明的事项，有稍可推广的事项，也有尚未统一的事项。臣一点浅见，请为我 皇上陈述。尚未声明的事项，例如知县行取，应当有固定期限。旧例规定，科道官员有缺，吏部请示。防令行取各省知县，听候考选。如今九卿会同议覆的新例规定，行取知县一律以主事任用。那么考选科道时，自然不再行取知县，而知县行取应当在什么时候呢？这里并没有议及。臣请今后正途出身的知县按照任职年资行取，或者定为每二年一次，或者每三年一次；每省按照卓异例定额名数，由吏部逐年请示。防令遵照施行，这样重大典制就清楚明白，小臣也会更加受到鼓舞。至于条例中稍可推广的事项，则同知、知州也应当行取。旧例规定，同知、知州轮班内升为员外郎，只是不列入行取考选之中。如今知县应升为主事，可以行取为主事，那么同知、知州应升为员外郎，似乎也可以行取为员外郎。何况新任台臣陈勋、郑恂都是由知州升任员外郎，现已蒙 皇上选用；那么今后正途出身的同知、知州，与正途出身的知县，都按照资历年俸一体行取，这样人才将会不断涌现，选用人才也更加充足适用。至于条例中尚未统一的事项，知县行取既然不由督抚保举，而京官考选条例中却还有按照三十六年、三十九年旧例，令堂官保送等语，那么同一件事，外任官是一种办法，京官又是一种办法了。况且考选这一途如果一定要借堂官保送，平日结交和临时钻营就难以避免；这样看来，台垣中建言的臣下将没有一个不是部院堂官的门生，而保送实际上有利于树立恩私，各衙门的弊端谁来揭发呢？臣请求今后遇有科道官员缺额，吏部请示 防令今后将正途出身的部属和翰林，以及由正途知县升任的中行、评博等官，一律按照年资开列，听候考选；这样恩典全都出自 皇上，奔走竞争的妄念便可以止息。臣因为行取考选关系重大，所以才冒昧陈述。文字很多，超过格式，贴黄难以写尽，不敢另行缮写。如果臣所说没有错误，恭请 皇上明察施行。《乞求退休疏》奏为微臣病弱衰老日益严重，恳请 皇上施恩解除职务，准许退职，以使机务得到重视。臣是山右的平庸之材，承蒙 圣祖仁皇帝几十年的豢养恩德，从县令屡次升迁到尚书；恭逢皇上登极，又多次承受 圣上的眷顾，于是授予臣大学士的职位。臣才疏学浅而受到重用，内心惭愧恐惧。臣所发誓的，只有这一片朴实忠诚之心，早晚战战兢兢，希望稍稍报答万一。不料雍正四年五月间，臣在内阁办事时，忽然觉得左手沉重、双足无力，像是瘫痪的症状。请医调治，虽然稍有好转，但必须扶着人、倚着拐杖才能行走。臣曾将任官始末及患病原因写成奏折上奏，又蒙 皇上用天语加以慰问劝谕。恩宠赏赐频频颁下，听到 诏命后，臣感激得流下眼泪。臣自念出身贫寒，品秩超过本分，晚年又抱病，按理应当退休；但因为承受 恩典深重，丝毫没有报答，因而扶持衰病之身供职，又过了将近两年。无奈年近八十，血气日渐衰耗，今年入春以来旧疾更加严重，头晕眼花，又兼有 耳聋。臣早晚思量，实在更加惶恐。臣想到，安静恭敬、毫不懈怠，是人臣任职的大义。万物尚且眷恋主上恩德，未报而思归本来就是臣不忍说的事；但衡量自己的德行和力量，更是人臣恭敬事主的小心。蚊虫岂能背负高山？年老衰弱还占着职位，也是臣不敢做的事。况且机务重大，更不是其他职务可以相比。倘若有所贻误，关系十分重大，实在不得已仰求 皇上俯察臣的愚诚，准许臣告老退职、回籍调养，使臣能够同农夫乡老一起承受 太平盛世，那么草野中残余的生命也都算是 圣朝的恩赐了。臣诚惶诚恐，叩头再拜，恳切惶恐至极，恭请 皇上明察施行。《山西通志》卷一百八十七 《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山西通志》钦定《四库全书》《山西通志》卷一百八十八